在住宅的設計過程中，越來越注意把僕人擋在看不見的地方，與主人家隔開一段距離，除了絕對需要以外。廚房剛夠放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連在一起的洗碟間和食品庫的空間更小，因為很大程度上那裡是僕人們的天地。這無疑是個很怪的世界，僕人構成了人類的一個階級，從根本上說，他們的存在是為了確保人類的另一個階級在想要什麼時，幾乎馬上就能伸手拿到什麼。
原教區長寓所裡有許多小小的謎團。其中之一是，僕人們不幹活的時候，他們待在哪裡？按照原先的設計，給他們留出的地方不多。廚房剛夠放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連在一起的洗碟間和食品庫的空間更小[1]，我現在已經把你帶到這兩個地方。
幾乎可以肯定，和廚房一樣，走進這兩間屋子馬香太太是提心吊膽的，如果她會進去的話，因為很大程度上那裡是僕人們的天地——雖然不是個很大的天地。按照當時的標準，一棟教區長寓所裡為僕人們留出這麼一點地方是非常不夠的。在肯特郡，在差不多同一時候蓋的巴勒姆教區長寓所，建築師為僕人們提供的活動空間不僅有廚房、食品庫和洗碟間，還有餐具室、貯藏室、儲煤室、各種各樣的貯藏室，尤其重要的是管家的房間，這裡顯然是供退避和休息的場所。
這一切之所以很難弄清楚，是因為造的房子並不總是與愛德華·塔爾的設計方案相吻合，馬香先生顯然建議（也許甚至堅持）作某些重大的改動。這並不完全出人意料，因為塔爾為他設計的房子有好多明顯的怪異之處。塔爾把正門開在房子的側面，毫無合乎邏輯的或可以推測的理由。他把衛生間設在主樓梯的平台上——這個位置確實很怪，並不常見——結果樓梯沒了窗戶，即使在白天也黑得像個地窖。他為主臥室設計了一間配套的梳妝室，但又沒有門與之相連。他建了一個沒有樓梯的閣樓，卻裝了一扇無處可通的高級門。
這些比較怪異的地方，在這棟房子建造之前或建造過程中得到了修正，沒有付諸實施。最後，大門按照比較常規的做法設在正面，不是側面。衛生間始終就沒有建起來，樓梯上開了個大窗戶。即使到了現在，只要出太陽，樓梯沐浴在陽光之中，從窗戶裡可以看到對面教堂的美麗景色。有兩個房間——樓下的書房和上方的臥室或幼兒房，是加出來的。總之，建成的房子和塔爾所設計的有很大的差別。
在所有這一切修改當中，有一處特別令人感興趣。在塔爾原來的方案裡，現在餐廳所擁有的空間要小得多，包括為「男僕的食品貯藏室」——顯然是個供僕人們吃飯和休息的地方——留出的空間，那個地方始終沒有建成。而餐廳大約擴大了一倍，佔滿了整個空間。為什麼那位單身漢教區長決定要剝奪僱員們一個休息的場所，讓自己享有一個確實很寬敞的餐廳呢？由於時間相隔那麼久遠，這當然是說不清楚的。結果，僕人們在不幹活時連個舒適的休息地方都沒有，也許他們是幾乎不休息的，僕人們往往不休息。
馬香先生家裡有3名僕人：管家沃姆小姐、擔任僕人助理的村姑瑪莎·西利和馬伕兼園丁詹姆斯·貝克。和他們的主人一樣，這3個人都沒有結婚。由3名僕人侍候一位單身漢牧師，在我們看來似乎有點過分，但在馬香的時代似乎誰也不會那樣認為。大多數教區長至少有4名僕人，有的有10名，有的甚至更多。家裡有僕人，猶如現代人家裡有電器。連普通工人也有僕人。有時候，僕人也有僕人。
僕人不但為人提供幫助和方便，還是地位的重要標誌。出席午餐會的人很可能發現，他們的座位是按照他們家僕的多少安排的，他們幾乎像留住自己的小命一樣留住僕人。即使在美國的邊疆地區，即使在一次失敗的冒險生意中幾乎失去了一切，小說家安東尼·特羅洛普的母親弗朗西絲·特羅洛普還留下了一名穿號衣的男僕。
因此，僱用僕人是許許多多人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到1851年，當僕人的倫敦年輕女子，即15—25歲左右的年輕女子，佔到該地年輕女子總數的1/3，還有1/3當妓女。對於許多婦女來說，那是她們唯一的選擇。倫敦的僕人總數，包括男僕和女僕，超過除英格蘭6個最大城市以外的總人口。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女性的世界。1851年，女性當僕人的人數，以10︰1的比例超過男性。然而，對於婦女來說，這很少是個終生的職業。大部分人在35歲以前就離開了這個行業，通常是為了結婚，極少有人在一個崗位上待到一年以上。我們將會看到，這幾乎是不足為怪的。一般說來，當僕人是個艱苦而沒有人會說聲謝謝的工作。
你可以預料到，人員多少的差別是很大的，但上限通常是個相當大的數目。一個鄉村大家庭裡一般有40名室內服務人員。光棍倫斯戴爾伯爵一個人過日子，卻用了49個人來照顧他。德比爵士僅侍候他吃飯的人就有兩打。第一代錢多斯公爵養了一支私人樂隊，在吃飯時為他演奏。有的樂師他還充分利用，讓他們干僕人的活，比如要求一名小提琴手每天為他的兒子刮鬍子。
室外人員的數目更多，尤其如果主人經常出去騎馬或射擊。在薩福克郡的吉尼斯家族的埃爾夫頓莊園，家裡僱用了16名獵場看守人、9名助理看守人、28名養兔場飼養員（負責剔除劣種兔子）和20多名各種幫手，總共77人，僅僅為了確保主人和他們的客人始終有大量驚慌失措的鳥兒作為射擊的靶子，到埃爾夫頓的訪客每年能幹掉10萬多隻鳥。有一次，第六代沃爾辛厄姆伯爵一個人在一天中就射殺了1070只松雞。這個殺戮紀錄後來沒有人打破過，我們也許有理由希望這個紀錄永遠不會被打破。（估計，沃爾辛厄姆有一幫子裝填手，連續不斷地為他提供裝好彈藥的獵槍，那樣射出所需的大量子彈就容易了。真正的挑戰在於源源不斷地提供靶子。幾乎可以肯定，松雞是幾隻幾隻地從籠子裡放出來的。沃爾辛厄姆倒不如直接朝籠子裡開槍算了，同樣可以起到娛樂作用，還能有多一點的喝茶時間。）
客人們還帶來自己的僕人，因此到了週末，某個鄉村宅第裡一下子增加了150人，這也不是不常見的。19世紀90年代，有名的浪蕩子查爾斯·貝雷斯福德爵士有一次闖入他以為是他情婦的臥室，淫蕩地大叫一聲「噢噢噢」，縱身鑽進被窩裡，結果發現裡面睡的是切斯特主教和他的妻子。為了避免這樣的混亂，溫特伍思伍德豪斯府——約克郡一棟富麗堂皇的建築物——給賓客們發銀盒子，裡面放著個性化的五彩紙屑，供他們撒在走廊裡，以幫助他們找到回房間的路，或者找到兩個房間之間的路。
往往一切都是大規模的。德文郡的索爾特蘭府有600只銅罐和銅鍋，這是相當平常的。普通的鄉村府第可能有多達600條毛巾及差不多數量的被單和枕套。光把這一切做上記號，登記造冊，放在正確的架子上，就已經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即使是比較中等的規模，比如在牧師寓所，10個人用餐也很可能要使用並洗刷400多件不同的碟子、玻璃杯、刀具等等。
各個階層的僕人都要長時間努力幹活。1925年，有一位退休的僕人拿起了筆，回憶當年如何不得不早早起來生火，擦亮20雙靴子，擦拭並整理35盞燈，他必須在家裡的其他人快要醒來之前幹完這一切。小說家喬治·穆爾根據自己的經歷寫出了他的回憶錄《一個年輕人的懺悔錄》。他說，僕人的命運是一天工作17個小時，「從廚房裡出出進進做苦活，拿著煤、端著早餐和提著熱水壺奔上樓，要不就是在樓下跪在爐子旁……房客們有時候說一句好話，但沒有哪個人會把你當做自己人，只有給予狗的那種憐憫」。
在鋪設室內管道之前，水得提到每個臥室裡，而用完以後還得把水提走。一般說來，每個有人睡的房間從早餐到就寢要進去整理5次。每次都需要帶著各種複雜的容器和擦布。比如，盛著髒水拿下去的容器，不能再盛著乾淨水提上來。女僕要帶3塊擦布——一塊擦飲酒用的玻璃杯，一塊擦五斗櫥，一塊擦洗臉池——還要記住使用時不能搞錯（要不然會挨女主人一頓臭罵）。當然，這還是一般的清洗，是個輕活兒。要是哪個客人或主人要洗澡，工作量馬上急劇攀升。1加侖水的重量相當於8磅，洗一次澡一般要用45加侖水，都要在廚房裡燒熱，然後裝在專門的罐子裡送上去。一個晚上有可能要在20多個浴缸裡放滿水。做飯往往同樣需要耗費大量力氣和能量儲備。一個盛滿食物的燒鍋可能重達60磅。
傢俱、爐柵、窗簾、鏡子、窗戶、大理石、銅器、玻璃和銀器，這一切都要經常洗淨、擦亮，通常使用專門的自製上光劑。為了保持鋼製刀叉閃閃發亮，光洗淨擦亮是不夠的，還要在一塊革砥上用力磨。革砥上塗有一種用剛玉粉、白堊、磚屑、擦粉或鹿角精與豬油調製而成的糊狀物。在存放之前，刀具都要抹上一層羊油（為了防銹），用包裝紙包好，因此下次就必須先剝掉包裝紙，洗淨、晾乾才能再用。洗刀具是一件單調而又繁重的活兒，因此洗刀機成了最先出現的節省勞力的工具之一。那種器械主要是一個箱子，帶一個柄，用來轉動一把硬邦邦的刷子。有一種洗刀機在市場上被稱作「僕人之友」。毫無疑問是的。
這還不僅是幹活的問題，而且要按照苛刻的標準來幹活，而這類標準一般都只有那些自己不用幹活的人才想得出來。在諾森伯蘭郡的豪華住宅曼德斯頓府裡，一幫工人要一年兩次，每次花整整3天時間來拆卸、擦亮，然後重新安裝一座大樓梯。有些額外的活兒是既有辱人格，又沒有意義的。歷史學家伊麗莎白·加勒特注意到，有一戶人家要求管家和他的手下在餐廳的餐桌上擺餐具以前，先把樓梯上多餘的地毯鋪在餐桌四周，以免踩著好地毯。倫敦有一名女僕抱怨說，僱主讓她先脫掉工作服，換上體面一點的衣服，然後再被派到街上去為他們叫出租馬車。
解決一家子的糧食是一樁需要操心的大事。糧食一年裡只買進兩三次，然後大批量地貯存起來。茶葉和麵粉分別是成箱成桶購買的，食糖進貨時是大的圓錐體，稱之為「塊」（loaf）。僕人們都成了長期貯存物品的能手，自給自足既是合意的，又是必需的。這不僅是幹活的問題，而且要為幹成活準備好材料。如果你需要給領子上漿，或把鞋子擦亮，你就得自己配製原料。直到19世紀90年代，商店裡才賣鞋油。在此之前，你必須在家裡用一種混合物燒製擦亮劑。在此過程中，不僅弄髒了靴子，還弄髒了鍋子，弄髒了用來攪動的匙子，弄髒了與其接觸的任何東西。漿衣服用的澱粉漿也得費大力氣用大米或馬鈴薯製作。連被單在進貨時也不是成品。你買來一卷卷的布料，然後將其做成桌布、床單、襯衣、毛巾等等。
大多數大戶人家都有一間釀酒用的蒸餾室，在這裡「釀造」出各種各樣的物品——墨水、除草劑、肥皂、牙膏、蠟燭、地板蠟、醋和醃菜、潤膚霜和化妝品、滅鼠藥、滅蚤粉、洗髮膏、藥品，以及用來去除大理石上的污漬、消除褲子上的亮斑、漿硬衣領，甚至去除雀斑的藥水（據說，一種用硼砂、檸檬汁和糖配製的溶液有那種效果）。這些寶貴的調製品可能含有不知多少成分——蜂蠟、小公牛的膽汁、明礬、醋、松脂以及甚至更令人吃驚的其他東西。19世紀中葉有一份手冊的作者推薦，畫卷每年可以用一種「鹽和陳尿」的混合物來清洗，雖然究竟是誰的尿，陳到什麼程度，要由讀者來判定。
許多房子被食品室、貯藏室和其他服務區域佔得滿滿當當，實際上房子的大部分成了僕人的天地。在1864年出版的《紳士府第》一書中，羅伯特·克爾說，豪華住宅一般有400個房間（包括所有用來貯藏物品的空間），其中差不多正好一半是家務料理室，也就是說，留給僕人在裡面幹活或睡覺的屋子。如果再加上馬廄和別的附屬建築物，那麼可以說那份財產絕對掌握在僕人手裡。
內部分工有可能是極其複雜的。克爾把家務料理室分為9類：廚房、麵包烘房兼蒸餾室、上等僕人室、下等僕人室、地窖和附屬房屋、洗衣房、單人獨用房、「補充房」和通道。別的住宅使用不同的計算方法，愛爾蘭的弗洛倫斯宅第有70多個部門，而伊頓府，即威斯敏斯特公爵在柴郡的邸宅，只有16個部門——一個不太大的數字，考慮到他有300多名僕人。這完全取決於男主人、女主人、男管家和女管家的組織意向。
大的鄉村邸宅很可能有獵具室、燈具室、蒸餾房、點心房、司膳總管配餐室、魚類貯藏室、麵包烘房、儲煤室、野味貯藏室、釀酒房、刀具房、刷子室、鞋子室以及至少十來個派其他用途的房間。康沃爾郡的蘭海特羅克府有個房間專門用於處理床上便盆。據歷史學家朱麗葉·加德納說，威爾士還有一家，有個房間留出來用於燙平報紙。最宏偉的或最古老的邸宅或許還有調料室、香料室、禽肉貯藏室、酒類及食品貯藏室（buttery）以及有著更富有異國情調的名字的其他屋子，如ewery（存放水壺的房間，該詞源自 aquaria）、chandry（存放蠟燭的房間）、avenery（飼養作為打獵目標的野獸的地方）、napery（存放家用亞麻布的房間）等等。
有些工作間的名字並不完全是字面上的意思。buttery跟黃油butter毫無關係。它是指butts（大桶），如butts of ale（大桶啤酒）。（它從boutellerie變形而來，butler和bottle也源自這個詞。原先，butler的活兒就是照管酒瓶。）奇怪的是，有個服務間不是以裡面所存放的產品來命名的。這就是dairy（奶牛場）。這個名字源自一個古法語詞dey，意思是少女。換句話說，那是可以找到擠奶姑娘的屋子。由此，我們有理由推測，與找到牛奶相比，古代的法國男人更有興趣找到擠奶姑娘。
除了在最一般的家庭以外，主人很少踏進廚房或僕人的活動領域。正如朱麗葉·加德納所說：「有關僕人的生活情況，他們只有通過報告才知道。」戶主除了知道僕人的名字之外對別的情況一無所知，這也不是不常有的，大多數戶主幾乎不知道怎麼走過光線昏暗的僕人活動區。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等級森嚴的，不僅對僕人是這樣，那些令人不安的差別也同樣適用於客人和家人。嚴格的禮儀規定了一個人可以進房子裡的哪些部分——他可以使用哪些走廊和樓梯，他可以開哪幾扇門——取決於他是客人還是近親，是家庭女教師還是男教師，是小孩還是大人，是貴族還是平民，是男性還是女性，是上等家僕還是下等家僕。在《紳士府第》（1864）一書中，馬克·吉羅爾德注意到，禮儀嚴格到了這樣的程度，在有一戶豪宅，11個不同階層的人在11個不同的地方喝下午茶。帕梅拉·薩姆布魯克在她關於鄉村家僕的史書裡注意到，有姐妹二人在同一戶人家當僕人，一個是負責客廳和臥室的女僕，一個是照管兒童的保姆，但兩個人相遇時不准說話或表示認識，因為她們生活在不同的社會領域。
很少給僕人一點時間搞個人衛生，卻要經常責怪他們身上骯髒。這肯定是不公平的，因為僕人一般要從早上6點半忙到晚上10點鐘，假如晚上還有社交活動，那要忙到更晚。有一本家務手冊的作者怏怏不樂地提到，她很樂意讓她的僕人住更好的房間，但遺憾的是，他們身上總是越來越髒。「因此，僕人的房間裡傢俱越簡單越好」，她認為。到愛德華時代，僕人每個星期可以休息半天，每個月可以休息一整天——這也許是不夠的，你想一想，他們要在這麼點時間裡採購個人物品、理發、回家探親、談情說愛、休息，或者享受幾個小時寶貴的自由。
最難辦的也許是要完全依附和依賴那些不大瞧得起你的人。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日記，幾乎全部寫的是關於僕人以及跟他們打交道要保持耐心的事。她寫到有一名僕人時說：「她處於自然狀態：沒有經過培訓，沒有受過教育……因此你看到一個人腦在赤裸裸地蠕動。」 作為一個階級，他們像「廚房裡的蒼蠅」那樣煩人。伍爾夫的同時代人埃德娜·聖文森特·米萊更是直言不諱。「我唯一恨的人就是僕人，」她寫道，「他們其實根本不算人。」
這無疑是個很怪的世界，僕人構成了人類的一個階級，從根本上說，他們的存在是為了確保人類的另一個階級在想要什麼時，幾乎馬上就能伸手拿到什麼。受到這樣照料的人的嬌生慣養之程度，幾乎是無法想像的。20世紀20年代，第十代莫爾伯勒公爵去看望他的女兒時，因女兒的房子太小而沒法讓僕人們和他同住。他從浴室裡走出來，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因為他的牙刷上不像往常那樣有泡沫。原來，他牙刷上的牙膏總是由他的貼身男僕為他擠上的，那位公爵還不知道牙刷是不會自動再次擠上牙膏的。
僕人們做了所有這一切，受到的待遇卻往往是很可怕的。女主人為了測試僕人的老實程度，在肯定能看得見的地方放一些誘人的東西，比如在地板上放一枚硬幣，然後，假如他們把它塞進自己的口袋，她就懲罰他們。這麼做，是為了讓僕人們多一點顧慮：他們的面前是一位無所不知的高人。僕人還被懷疑提供內部消息，故意不把門鎖上，幫竊賊的忙，這種事情肯定會使雙方都感到不高興。僕人，尤其是小戶人家的僕人，往往認為他們的主人是無理的、苛刻的。而主人則認為僕人是懶惰的、不可信的。
隨便蒙受羞辱對僕人來說是生活中一個經常性的特色。例如，僕人有時候被要求改用新的名字，那樣的話，家裡再來一個男僕總是被叫做比如「約翰遜」，從而每當有一名男僕退休或倒在馬車輪子底下時，那家的人就無須再沒趣地去記一個新的名字。司膳總管尤其是個微妙的問題，主人指望他具有紳士的風度和舉止，穿著相應的衣服，但又往往有意識地要求他在服裝方面顯得不大得體，比如穿一條與上衣不配套的褲子，以確保別人一眼就能看出他是個下人。[2]
有一本手冊還真的教你一套方法——實際上提供了一個可以上演的劇本——教你如何當著孩子的面羞辱一名僕人，這樣做對孩子和僕人都有好處。在這個範本中，孩子被叫到書房，只見母親站在那裡，受到羞辱的僕人一聲不吭地流著眼淚。
「保姆瑪麗要告訴你，」那位母親開言道，「沒有哪個黑人敢在黑暗裡偷偷地溜進小孩的房間，趁著他們淘氣把他們拐走。我要聽著保姆瑪麗對你說這番話，因為她今天就要走了，你很可能再也見不到她了。」
接著，她拿出一樁樁可笑的事情與那名保姆對質，再讓保姆當面一一認錯。
孩子仔細地聽著，然後向那名將要離去的僱員伸出了手。「謝謝你，保姆，」他簡單地說，「我本不該害怕，可是我信了你，你是知道的。」接著，他朝她母親轉過身去，「我現在不會害怕了，媽媽。」他以恰如其分的男子漢方式向媽媽保證。然後，大家又都恢復了正常生活，當然，除了那名保姆，她很可能再也找不到體面的工作了。
解雇，尤其對女性來說，是最可怕的災難，因為這意味著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住處，失去了前程，失去了一切。比頓夫人特別煞費苦心地警告，不要出於情感、基督徒慈悲為懷的精神或任何別的感情考慮，為被解雇的人寫假的或騙人的推薦信。「在寫證明信的時候，幾乎沒有必要要求女主人嚴格按照正義感來辦事。把自己不要的僕人推薦給別的女主人，這是不公平的。」比頓夫人寫道。任何人在考慮那個問題時都需要這樣。
隨著維多利亞時代不斷往前推移，對僕人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不僅要誠實、乾淨、幹活賣力、為人持重、盡心盡責、謹慎小心，而且要盡量成為隱身人。珍妮·烏格洛在她的園藝史中提到一處莊園，要是那戶人家恰好在家，園丁們在清倒手推車上裝的東西時，必須繞道1英里，免得讓主人見了不開心。而在薩福克郡有一戶人家，僕人們要是看到主子的家人恰好從身邊走過，就必須把臉貼著牆壁。
在住宅的設計過程中，越來越注意把僕人擋在看不見的地方，與主人家隔開一段距離，除了絕對需要以外。為達到此目的，在建築方面的最大改進是添加了後樓梯。「紳士們上樓梯時，不會再在樓梯上碰上僕人正把他們昨夜排出的糞便提下來。」馬克·吉羅爾德是這樣利落地描述的。「這樣的隱私雙方都覺得很重要。」羅伯特·克爾在他1864年出版的《紳士府第》一書中寫道，但是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測，相比之下，克爾先生更熟悉的是使用便桶的人的感情，而不是清倒便桶的人的感情。
在最高階層，盡可能少露面的要求，不光是對僕人，也是對客人和主人家的永久性成員提出來的。當維多利亞女王下午繞著懷特島上奧斯本宮的庭園散步時，任何人，無論來自哪個社會階層，都不准和她照面。據說，你可以通過觀察人們在她前面慌忙逃離的情景，來確定她在宮裡的位置，無論她在什麼地方。有一次，財政大臣威廉·哈考特爵士發現自己恰好身處一塊空地，除了一簇矮小的灌木叢以外沒有任何藏身之地。哈考特身高6英尺4英吋，而且很肥胖，躲藏也不過是個象徵性的舉動。女王陛下假裝沒有看見他。不過話得說回來，她在視而不見這方面是很有造詣的。在室內，如果不可避免在走廊裡照面，她習慣於帶著一種傲慢的目光，目不轉睛地看著前方，只當沒有看見沿途碰上的任何人。除了極其信任的僕人以外，任何僕人都不准正眼看著她。
「分成階級是最危險、最應受到譴責的事，根本不符合自然法則。本王一直在致力於改變這種狀況。」女王曾經寫道。但是，有個沒有實施這條高尚的原則的地方她卻視而不見，那就是她自己的御前。
男管家是一戶人家最高級的僕人。與之相對應的女性僕人是女管家。在他們之下，依次是廚房總管、廚師，以及各類女僕、客廳侍女、貼身男僕、一般男僕和跑腿男僕。跑腿男僕原先就是在主人坐的轎子或馬車跟前跑動的人，沿途擺擺威風，提供必要的服務。到了17世紀，他們像賽馬用的馬那樣受到珍愛；有時候，主人還出大筆獎金讓他們賽跑。家裡面大多數出頭露面的事都由跑腿男僕來做，如客人來時開門、侍候進餐、送信，因此在選擇時往往考慮身高、舉止和長相。這令比頓夫人很反感。「如果時髦太太在選擇跑腿男僕時只考慮身高、體形和腿肚子的大小，她會找個對家裡人沒有感情的傭人，這是不足為奇的。」她嗤之以鼻地說。
人們通常認為，在英國有些比較寬鬆的家庭裡，跑腿男僕和女主人的關係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方面。有個著名的例子，克朗梅爾的萊戈尼爾子爵發現自己的妻子在與意大利貴族維托利奧·阿梅地奧·阿爾費裡伯爵勾搭。萊戈尼爾要求決鬥，這是維護名譽所必須要做的。兩個男人就從附近商店裡借來了寶劍，在格林公園進行了某種形式的決鬥，但他們的心思其實不在決鬥上面，很可能是因為他們知道，他們不值得為那位水性楊花的萊戈尼爾夫人流血。這種懷疑幾乎馬上得到了證實，因為她和她的跑腿男僕私奔了。這件事在全國傳為笑柄，並激起某些人的詩意。我僅引用下列對句：
瞧瞧那位萊戈尼爾蕩婦寧要馬伕不要貴族丈夫
僕人的生活絕不是很糟糕的。一般說來，鄉村裡的大戶人家，一年當中只有兩三個月有人居住。因此，對有的僕人來說，在很長時間裡生活是比較悠閒的，只是隨著季節的變化有時候要長時間做點苦活。而對於城裡的僕人來說，情況通常恰好相反。
他們穿得暖，吃得飽，衣著體面，每天晚上有個地方睡覺。這些東西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計算，把這些待遇都計算進去，一名高級僕人的薪水相當於今天的5萬英鎊。那些頭腦靈活或敢作敢為的僕人，還可以撈到外快。比如，在查特斯沃思府，啤酒是通過一根管子從啤酒廠輸送到家裡的。它經過約瑟夫·帕克斯頓管理的大暖房。在有一次進行日常維護的過程中發現，家裡有個膽子很大的傢伙也經常在利用這管子。
僕人們還常常拿到很多小費。晚宴結束以後，客人離開時要經過一溜兒五六名僕人，每一名僕人都指望拿到1先令，這種情況是很常見的。因此，出門吃飯對誰來說都是一件很花錢的事，除了對僕人以外。週末的客人也被指望給小費時出手很大方，僕人陪客人參觀也可以掙到錢。18世紀形成了一個陪同衣著體面的客人參觀的習俗。中產階級人士參觀豪宅變得非常普遍，很大程度上就像今天那樣。1776年，一位參觀威爾頓府的人注意到，她是那年第3025位訪客，而當時還只是8月份。有的邸宅接待的觀光客人如此之多，以至於不得不把安排程式化，以免事態失控。查特斯沃思府每星期指定開放兩天。沃伯恩府、布倫海姆府、卡斯爾霍華德府、哈德威克府和漢普頓宮也同樣設定了開放時間，試圖限制參觀人流。遊客們把特威肯翰的草莓山府的主人霍勒斯·沃波爾弄得苦不堪言，最後不得不採取發票的方式，還氣呼呼地印發了一長串規定，規定准許這個，禁止那個。比如，如果有人申請4張票，結果來了5個人，那麼這5個人都不讓進。別的府第比較肯通融。約克郡的羅克比邸宅還開設了一個茶室。
較小宅第裡的僕人往往最累，一個僕人很可能要做別處兩三個僕人做的事。不出所料，比頓夫人在這個問題上談了好多。她說，一個人究竟需要多少名僕人，這取決於他的經濟地位和出身。她認為，一個貴族出身的人起碼需要25名僕人。一個年薪1000英鎊的人需要5名僕人—— 一名廚師、兩名女僕、一名保姆和一名男僕。中產階級的專業人士家庭至少要有3名僕人——客廳侍女、女僕和廚師。即使是年薪只有150英鎊的人也被認為很富，可以雇一名全能女僕（這個頭銜實際上已經說明了一切）。比頓夫人自己有4名僕人。然而，實際上，大多數人所僱用的僕人似乎根本不像比頓夫人認為他們應當僱用的那麼多。
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3]
和他的妻子簡的家，是個典型得多的人家。他們在切爾西的大切尼街5號的家裡只有一名女僕。這個沒有受到充分賞識的傢伙不但要做飯、打掃衛生、收拾碟子、照管爐子、運走爐灰、應付訪客、經管物資等等，而且每次卡萊爾夫婦想要洗澡——他們要洗好多次澡——她就得去提取、燒熱8—10加侖水，並把熱水送上三段樓梯，然後還要重複那個相反的過程。
在卡萊爾夫婦家裡，那名女僕沒有自己的房間，而是生活在廚房裡，睡在廚房裡——在小戶人家，一般都是這種做法，即使是在卡萊爾夫婦這樣有教養的人家。大切尼街的廚房在地下室，又暖和又舒適，雖然光線有點兒暗，但連這麼起碼的空間也不在她的掌控之下。托馬斯·卡萊爾也喜歡這裡的溫馨氣氛，晚上常常願意來這裡看書，把女僕打發到「廚房後面」去。這個名字聽上去似乎不算可怕，但實際上只是個不生火的貯藏室。她待在一袋袋的馬鈴薯和其他食品堆裡歇息，直到聽見卡萊爾移動椅子的聲音，在爐柵上叩煙斗的響聲，以及他離去的響聲——他往往很晚才離開，她才終於能佔有她那張簡樸的床鋪。
在大切尼街生活的32年裡，卡萊爾夫婦總共僱用過34名女僕——卡萊爾夫婦還是比較容易侍候的人，因為他們沒有孩子，比較有耐心，天生富有同情心。但是，幾乎找不著能符合他們苛刻標準的僕人。有時候，僕人們之失職令人吃驚。比如，1843年有一天下午，卡萊爾夫人回到家裡，發現女管家爛醉如泥，躺在廚房的地板上，「一張椅子翻倒在她的身邊，四周是亂七八糟的髒碟子和瓶瓶罐罐的碎片」。還有一次，卡萊爾夫人十分震驚地獲悉，她不在家的時候，有一名女僕在樓下的客廳裡生了個私生兒。她尤其憤慨的是，那名女子把「我的全部高檔餐巾」都用光了。然而，大多數女僕之所以離開，或被要求離開，是因為她們幹活不願意像卡萊爾夫婦所期望的那樣賣力。
不可規避的事實是，僕人只是普通人。若要滿足僱主無休止的怪要求，必須具有一定的才智、本領、忍耐力和耐心。這樣的僕人只有極少數。而真正具有成為一名出類拔萃的僕人所必須具有的多種才能的任何人，都不大可能願意成為一名僕人。
僕人最大的弱點是沒有權利，幾乎什麼事都可以怪到他們的頭上。從來沒有這種現成的替罪羊，卡萊爾夫婦就發現了這一點。1835年3月6日晚上，發生了一件很有名的事。當時，卡萊爾夫婦剛從故鄉蘇格蘭搬到倫敦，希望托馬斯在那裡能成為一名職業作家。他38歲，已經有點小名氣——不得不說，只是很小的名氣——出版過一本充滿難懂的個人哲學的著作，名叫《裁縫裡薩特斯》，但還不得不寫出自己的大部頭作品。他打算寫一部多卷本的法國大革命史來彌補這個不足。1835年冬，他花費很多心血終於完成了第一卷，把手稿交給他的朋友兼導師約翰·斯圖爾特·米爾，徵求他的寶貴意見。
就是在這種背景下，3月初那個陰冷的夜晚，臉色蒼白的米爾出現在卡萊爾家門口，他的情婦哈麗亞特·泰勒坐在後面的一輛馬車裡等著。泰勒是一位商人的妻子，而那位商人秉性豪放，實際上與米爾共享哈麗亞特，甚至在倫敦以西的泰晤士河上的沃爾頓為他們提供了一套別墅，他們可以在那裡幽會。說到這裡，我就讓卡萊爾本人接著講那件事情：
聽到米爾在叩門。他進門時臉色蒼白，說不出話，氣喘吁吁地把我的妻子叫到樓下去跟泰勒太太說說話。他（拉著我的手，臉上掛著吃驚的神色）走上前來，一副絕望的樣子。他含含糊糊說了幾句意思差不多的話以後，告訴我說，我的第一卷（被他丟了，是在他看了以後或是在看的過程中，他太粗心大意了）除了四五張碎片以外，已經不可挽回地毀了！我記得，現在依然記得，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寫出來的東西，現在它沒了，全世界和把它作為精神支柱的我自己都無法把它弄回來了。過去的精神也已不復存在了……它沒了，一去不復返了。
米爾解釋說，有個僕人看到書稿放在火爐的圍欄上，便用它來生爐子了。不過，這件事你用不著仔細一想，便能發現那種解釋有幾個問題。首先，一份手寫的書稿無論以什麼方式放置，都不會看上去無足輕重；任何在米爾家工作的女僕都會經常看見那份書稿，腦子裡不會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和價值。無論如何，生爐子也幾乎用不了整部稿子。燒掉整部書稿，必須要有耐心，一次幾頁地投入火中——要是你要處理掉整部稿子，你會這麼做的，而如果只是為了生一次爐子，那是不會這樣做的。總而言之，簡直無法想像，會出現女僕意外而又讓人可信地把這樣一部作品整個兒燒燬的事情，無論她怎麼愚蠢，怎麼無能。
另一種可能性是，米爾本人因為一時嫉妒和生氣把書稿燒了。米爾是法國大革命的權威，曾經對卡萊爾說他打算有朝一日寫一本這方面的書。因此，嫉妒肯定有可能是一種緣由。而且，這時候米爾正經歷一場個人危機：泰勒太太剛剛對他說，她不願意離開她的丈夫，但堅持要維持他們的這種古怪的三角關係。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認為，他的腦子受到干擾，失去了平衡。不過，這樣一種恣意的破壞行為，無論是跟米爾先前的善良性格，還是跟他為此損失而表露出的似乎真實的驚恐和痛心，都不完全能合拍。剩下的唯一可能性是，穩重的卡萊爾夫婦不大喜歡的泰勒太太，要對此負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責任。米爾曾經對卡萊爾夫婦說過，他曾在沃爾頓把很大一部分書稿念給她聽。因此，人們就產生了懷疑，在發生這場災難的時候，書稿是由她來保管的，不管怎麼說她是這件事難以說清和令人不快的核心人物。
有件事卡萊爾夫婦是不會做的，那就是對這番話提出任何疑問，即使是以絕望的設問形式。禮節上規定，卡萊爾夫婦不得不把米爾的話當做事實，不允許追問這場匪夷所思的可怕災難究竟是怎麼發生的。一個莫名其妙的僕人粗心大意地毀了卡萊爾的全部手稿，事情就到此為止。
卡萊爾沒有別的出路，只好坐下身來，竭盡全力把書稿再寫一遍。這項任務變得更加富有挑戰性，因為他已經沒有筆記可以查閱。他有個古怪而顯然又是錯誤的習慣：他每寫完一章就要把筆記付之一炬，以慶祝大功告成。米爾堅持要賠償卡萊爾100英鎊，夠他在重寫書稿的過程中一年的生活費。但是，他們的友誼再也沒有修復，這是不足為怪的。3個星期以後，卡萊爾在給他的弟弟的信中抱怨說，米爾連讓他們在私下裡難過一陣子的意思都沒有，而是「繼續不知趣地待到差不多半夜，我可憐的太太和我不得不坐著，聊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直到那個時候，我們才能無拘無束地發牢騷」。
重寫的書稿跟原先的究竟有什麼區別，我們已經無法知道。可以說的是，現有的那一卷是有史以來最難讀懂的書之一，不大可能在那個時代受到很高的評價。全書完全用現在時，語言古怪、造作，似乎總是到達語無倫次的邊緣。卡萊爾是這樣描述那個快上斷頭台的人的——
尊敬的吉洛廷醫師，我們希望再見他一次嗎？如果不是在這裡，這位醫師就不該在這裡。我們以預言家的目光看著他：巴黎眾議院議員們確實都遲到了一會兒。孤單單的吉洛廷，尊敬的醫師；一種具有諷刺意味的命運注定他要享有那份最古怪的不朽榮耀。那種榮耀使得默默無聞的凡人不去安息之地，那個被人遺忘的天國！……倒霉的醫師！22年沒有聽說過斷頭台，耳朵裡聽到的會全都是關於斷頭台的事；然後死去，將成為一個鬱鬱寡歡的野鬼，可以這麼說，在漫長的歲月中，遊蕩在冥河和忘川的對面；他可能要比愷撒大帝更持久地名垂青史。
讀者從來沒有遇到過哪本書寫得如此生動、如此親切，覺得非常震撼人心。這本作品狄更斯聲稱看過500遍，並把寫《雙城記》的靈感歸功於它。奧斯卡·王爾德很崇敬卡萊爾。「他首次用我們的語言把歷史變成了一首歌，」他寫道，「他是我們的英語基本拍。」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卡萊爾對文學界人士來說是一位神。
他於1881年去世。他寫的歷史在他去世以後很少有人去讀，但他的個人歷史卻一代代地傳誦下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和他的妻子留下了大量的書信，足以印成密密麻麻的30卷。假如托馬斯·卡萊爾今天獲悉，他寫的歷史書在很大程度上沒有人讀過，而大家對他日常生活中的細枝末節卻都很清楚，包括他在幾十年時間裡對僕人的小小抱怨，他準會感到吃驚和沮喪。當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因為他僱用了一個又一個不知感恩的僕人，他和他的妻子才有那個空閒時間來寫那麼多書信。
這種事情在很大程度上總是這樣的。跟卡萊爾夫婦一樣，不過要比他們早差不多兩個世紀，塞繆爾·佩皮斯[4]
和他的妻子伊麗莎白在佩皮斯寫日記的8年半時間裡，也是似乎不斷地僱用僕人。也許這是不足為怪的，因為塞繆爾花了大量時間來撫弄女僕，狠打男僕——不過，實際上，他也經常打女孩子。有一次，他拿起掃帚對著一個名叫簡的女僕，「把她打得哇哇大哭」。她的罪名是衣著不整潔。佩皮斯雇了一個男孩子，他的主要作用似乎一直是為佩皮斯提供一個隨手可打的對象——「用手杖打，或用樺條打，或用鞭子打，或用繩頭打，甚至用鹹鰻打」，歷史學家莉莎·皮卡德如此說。
佩皮斯還是個解雇僕人的能手。有個僕人被解雇，是因為說了「幾句粗魯話」；另一個僕人被解雇，是因為愛傳佈流言飛語。有個僕人剛到就發給了新衣服，但在當天夜裡就跑了。那個僕人被抓回來以後，佩皮斯收回了衣服，堅持要狠狠地揍她一頓。別的僕人被解雇是由於喝酒或偷吃東西。有的肯定是被辭退的，因為她們不願意隨他色迷迷地亂摸。然而，有多得讓人驚訝的女僕屈從了。在寫日記的8年半時間裡，佩皮斯至少跟除他的妻子以外的10個女人發生了性關係，還跟另外40個異性邂逅，其中許多是僕人。有個女僕名叫瑪麗·默瑟，《國家傳記詞典》裡談到這個女人時不當一回事地說：「她早晨來替他穿衣服時，塞繆爾似乎總是要撫摸她的胸部。」（有意思的是，浪蕩子「塞繆爾」是我們的英雄，「默瑟」倒是賤貨。）她們不在替他穿衣服、挨拳頭或被當做雞窩亂摸的時候，佩皮斯就要僕人替他梳頭髮、洗耳朵。除此以外，僕人們還要完成每天日常生活中的做飯、打掃、做雜務等工作。佩皮斯夫婦找僕人很難，留僕人也很難，這是一點兒也不奇怪的。
佩皮斯的經歷也表明，僕人會背叛。1679年，佩皮斯解雇了他的男管家，因為他和女管家睡覺（有意思的是，女管家沒有被解雇）。為了報復，男管家對佩皮斯的政敵說，佩皮斯是個天主教徒。這件事發生在宗教狂熱時期。佩皮斯被關進了倫敦塔。只是由於男管家良心發現，承認整個事情都是他胡編出來的，佩皮斯才被獲准釋放。但是，這件事極其生動地提醒大家：主人可以擺佈僕人，僕人也同樣可以擺佈主人。
至於僕人本身，我們總的說來對他們瞭解甚少，他們的經歷基本上沒有記載。漢納·卡爾威克是個很有意思的例外，她記了將近40年日記，而且記得異常詳細。卡爾威克1833年生於什羅普郡，8歲就當廚房裡的女僕，開始做全日制家務勞動。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她先後當過低級女僕、廚房女僕、廚師、廚師下手和總管。無論當什麼，幹的是苦活兒，干的時間很長。她於1859年在25歲那年開始寫日記，一直寫到了快到65歲生日。由於時間跨度很大，她的日記成了那個偉大的奴役時代裡一名低級僕人日常生活的最完整的記錄。像大多數家僕一樣，她從早上7點以前一直幹到晚上9點、10點，有時候更晚。她的日記在很大程度上是所幹的活兒的流水賬，缺乏感情色彩。下面是一則典型的日記，記的是1860年7月14日發生的事：
打開百葉窗，生著廚房裡的爐子。在灰洞裡抖掉身上的煤灰，清乾淨裡面的煤灰。打掃了房間和門廳。在爐膛裡添放燃料，把早餐端到樓上。擦了兩雙靴子。疊好床鋪，倒掉了吃剩的東西。洗刷了早餐餐具。刷淨了盤子，刷淨了刀具，把午餐端上了樓。打掃衛生。打掃了廚房，打開一籃子食品。把兩隻雞送到布魯爾太太家，捎回來口信。做了果餡餅，把兩隻鴨子拔了毛、開了膛，然後烤了。跪在地上打掃了台階和石板。給屋子前面的刮泥板抹上石墨。打掃了街頭的石板，也是跪著干的。在洗碟間裡洗刷餐具。跪著打掃食品貯藏室，擦淨了餐桌。擦拭了屋子四周的石板，還把窗台擦了一遍。為主人和沃裡克太太準備茶水……跪在地上打掃了廁所、走廊以及洗碟間的地板。給狗洗了個澡，擦拭了水槽。準備好晚餐，讓安端上樓去，因為我身上太髒，又太累，不想上樓了。在浴缸裡洗了個澡，上床睡了。
這是最平常的一天，其中最不尋常的是她還洗了個澡。在大多數日子裡，她的日記總是以充滿倦意而又無可奈何地說：「不管身子多麼骯髒就睡了。」
除了不加渲染地敘述自己所幹的活兒，漢納·卡爾威克的日記裡還提到一件她自己生活中更加非同尋常的事情：從1873年到1909年去世的36年間，她秘密嫁給了一位名叫阿瑟·芒比的公務員兼小詩人。後者沒有把這個關係告訴家人或朋友。要是沒有旁人，他們過夫妻生活；要是來了客人，卡爾威克又成了女僕。要是客人在家裡過夜，卡爾威克就不上婚床，睡在廚房裡。芒比是個有點地位的人，他躋身於拉斯金、羅塞蒂和勃朗寧的行列，他們是他家裡的常客，但誰也沒有想到，那個叫他「先生」的女人其實是他的妻子。即使在私下裡，他們的關係也至少可以說有點不正常。按照他的要求，她叫他「主人」，還弄黑了皮膚，讓自己看上去像個奴隸。現在得知，她之所以寫日記，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給他看，讓他知道自己身上是怎麼弄髒的。
只是到了1910年，在他去世和他的遺囑公佈以後，消息才傳出來，引起了小小的震動。漢納·卡爾威克之所以有名，倒不是因為她的日記，而是由於她古怪的婚姻。
漢納·卡爾威克在做僕人的各種活兒，穿著煙囪清掃工的服裝（右下）（照片由她丈夫拍攝）
在僕人隊伍裡處於最底層的是洗衣女僕，她們的地位是如此低下，在屋裡往往幾乎完全不見她們的身影。要洗的衣物是有人拿給她們的，而不是她們自己去取的。洗衣的活兒被人瞧不起，在大一點的家庭裡，有時候把僕人送去洗衣房作為一種懲罰。這是個耗費力氣的活兒。在大的鄉村邸宅裡，洗衣工每星期很可能要處理六七百件衣物、毛巾以及床單和枕套。由於19世紀50年代以前沒有洗滌劑，一堆堆要洗的衣物不得不在肥皂水或鹼液裡泡上幾個小時，然後再用力捶打、擦洗，煮一個小時或更長時間，反覆漂洗，用手擰乾，或者（大約在1850年以後）放進一隻滾筒，再拿出去掛在樹籬上或鋪在草坪上晾乾。（鄉村裡最常見的一種犯罪行為是偷晾曬的衣物，因此常常得有人看著，直到衣物晾乾。）朱迪思·弗蘭德斯在《維多利亞時代的住宅》一書中說，一項簡單的洗衣活兒，比如洗床單和別的床上用品，總共可能要包括至少8道獨立的工序。但是，好多要洗的東西遠不是那麼簡單的。難洗的或容易洗壞的物品得小心翼翼地處理。不同纖維做的衣物，比如絲絨的和有網眼的衣物，往往不得不仔細拆開，單獨洗淨，然後再重新縫合在一起。
大多數顏色不是永不退色的，是很難侍候的，因此為了保持或恢復顏色，每次洗衣服時都必須在水裡加入精確劑量的化學混合物：綠色的衣物加入明礬和醋，紫色的衣物加入小蘇打，紅色的衣服加入礬油。每個熟練的洗衣女工均有一系列配方，能去除各種不同的污跡。床單常常要浸泡在陳尿裡，或者家禽糞便的稀溶液裡，因為這種東西起漂白作用。但是，由於這些東西有一股臭味（這是不足為怪的），需要用力多漂洗幾次，通常還要使用某種草汁，使味道好聞一些。
上漿是一件很費勁的事情，常常要留到第二天來完成。熨燙是另一件繁重的活兒，要分開來做，令人望而卻步。熨斗涼得很快，因此非得快速使用，然後再換上剛剛加熱過的。通常有一個在使用，兩個在加熱。熨斗本身很重，要花很大力氣才能壓下去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熨斗用起來還必須小心翼翼，因為上面沒有控制溫度的裝置，很容易把織物燙焦。熨斗是在爐子上加熱的，還往往會沾滿爐灰，因此得不斷擦乾淨。要是衣物上還有漿，漿會粘在熨斗底部，那樣還得用砂紙或剛玉板來擦拭。
到了洗衣日，往往必須有人凌晨3點鐘起床把熱水準備好。許多只有一名僕人的家庭，這一天就需要從外面雇一名洗衣女工，有的人家把衣物送到外面去洗。但是，在發明石炭酸和其他有效的消毒劑以前，這種做法總是讓人擔心，衣物送回來時會感染某種可怕的疾病，比如猩紅熱。而且，人們提心吊膽地不知道自己的衣物和誰的衣物混在一起洗了。倫敦有一家大型百貨店——懷特利百貨店，從1892年起提供洗衣服務，但生意一直不好。最後，店裡有一位經理想到貼出一張大型告示，說僕人的衣服和顧客的衣服總是分開洗的。直到進入20世紀好多年以後，許多倫敦最富有的市民還是願意每星期一次乘火車把衣服送到自己在鄉下的莊園去，由他們覺得可以信賴的人來辦這件事。
在美國，僕人的情況幾乎在哪個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書裡常常寫到，美國人根本不像歐洲人那樣僱用很多僕人。在某種程度上說，這是真的，因為美國人有奴隸。托馬斯·傑斐遜養了200多個奴隸，光為他干家務活的就有25人。有一位他的傳記作家說：「當傑斐遜寫到，他種了橄欖樹和石榴樹，你應當記住，他根本不會使鐵掀，完全是指揮他的奴隸干的。」
奴隸制度和種族歧視不是在早年自動形成的。有的黑人被作為契約奴對待，到期以後可以像任何其他人那樣獲得自由。17世紀有一名黑人名叫安東尼·約翰遜，他擁有一個250英畝大的煙草種植園，後來富得自己可以成為奴隸主。奴隸制度起初也不是美國南部特有的制度。1827年以前，奴隸制度在紐約州是合法的。在賓夕法尼亞州，威廉·佩恩蓄有奴隸。1757年本傑明·富蘭克林搬到倫敦來住的時候，還帶著兩名奴隸，分別叫做金和彼得。
美國沒有的是大量自由的僕人。即使在巔峰時刻，也只有不足一半的美國家庭僱有一名僕人，而且許多僕人也根本不把自己看成是僕人。許多僕人不願意穿制服，許多僕人還要坐下來跟主人家一起進餐。總之，他們差不多要求平起平坐。
正如有一位歷史學家說的，比之試圖改造僕人，改造家政更加容易一些。因此，從很早的時候起，美國人就開始對方便和省力的器具著迷，儘管使用19世紀的器具所省的力氣與所多費的力氣也差不了多少。1899年，據波士頓家政學校計算，一個煤爐一天需要54分鐘的悉心照料——清除爐灰、添煤、擦拭等等——勞累半天的主婦才能燒上一壺水。煤氣的使用實際上使情況變得更糟。有一本名叫《清潔的代價》的書中計算，一棟裝有煤氣設備的普通八居室房子，每年要專門花1400小時的時間來做繁重的擦拭工作，包括每月花10個小時來洗刷窗子。
無論如何，許多由新發明來干的活兒，以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男人幹的，比如劈柴，因此對婦女沒有多少好處。實際上，由於住房面積越來越大，飯菜越來越複雜，洗衣服的量越來越大，次數越來越多，對衛生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所以生活方式的變化和技術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給婦女增加了工作量。
但是，一種有效而又無形的存在，即將改變大家生活中的這一切。關於那方面的故事，我們不需要走到另一個房間，只需要看一眼掛在牆上的一個小盒子。
[1] 洗碟間（scullery）源自古法語詞escullier，意思是碟子，因此，這是個洗刷和存放碟子的地方，你在這裡可以看到一個又大又深的洗滌槽。食品庫（larder）不像有人也許會推測的那樣，與「豬油」（lard）有什麼直接關係。它源自法語的lardon，意思是臘肉，是存放肉類食物的地方。這兩個詞都是按照原意來使用的，但僕人們很可能把食品庫叫做食品貯藏室（pantry）。pantry源自拉丁文panna，即「麵包房」，到19世紀中葉，這個詞用來指存放普通食物的地方。——原注
[2] 順便說一句，在我們的腦海裡，僕人的標準形象是身穿黑色制服，頭戴褶邊帽，繫著上過漿的圍裙，如此等等。實際上，這種形象在現實生活中只存在過比較短的時間。要到19世紀50年代，開始進口棉花以後，僕人們才經常穿制服。在此以前，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上層階級所穿的衣服要比勞動階級所穿的衣服質量好，你無須通過制服來識別僕人。——原注
[3] 托馬斯·卡萊爾（1795—1881），蘇格蘭散文作家和歷史學家，主要作品有《法國革命》、《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事跡》等。——譯注
[4] 塞繆爾·佩皮斯（1633—1703），英國文學家，以所寫日記（1660—1669）聞名，日記記述了王政復辟、鼠疫和倫敦大火等重大歷史事件。——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