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在水晶宮在倫敦拔地而起的同時，在東北方向110英里的地方，在一座古老的鄉村教堂旁邊，在諾福克遼闊的天空底下，懷蒙翰集鎮附近的一個村子裡蓋起了一棟小得多的建築物：一棟沒有特色、佈局凌亂的牧師寓所。上面，屋頂沒有規則，有著封簷板山牆和很漂亮的煙囪，是仔細按照哥特式風格建造的。底下，正如維多利亞時代深受歡迎的多產小說家瑪格麗特·奧利芬特在她的小說《主持牧師》裡描述這類房子時說的，是「一棟蠻大的房子，非常舒適，足以過上穩定、體面的生活」。
在接下來的篇幅裡，我們將離不開這棟房子。它是由艾爾沙姆的一位名叫愛德華·塔爾的建築師為很有教養的年輕牧師托馬斯·J.G.馬香設計的。我們將會看到，那位可愛的建築師缺少普通的才華。馬香29歲，是一種制度的受益者。那種制度為他和他那樣的其他人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條件而又幾乎不要求多少回報。
1851年，當我們這個故事開始的時候，英國聖公會共有17621名神職人員。一位鄉村教區長只要照管大約250名信徒，便可享受平均500英鎊的收入——差不多相當於像博覽會的幕後人物亨利·科爾那樣的高級公務員的收入。投身神職工作成了貴族和紳士們的年輕兒子所走的捷徑之一（另一條是從軍），因此他們往往還帶著家裡的財富赴任。許多教士的俸金裡還要加上從教區土地或農田徵收來的大量地租。那些土地或農田是和任命附在一起的。連那些最沒有特權的教區牧師一般也過著小康生活。簡·奧斯丁[1]是在漢普郡斯蒂文頓一個她認為是寒酸不堪的教區長家裡長大的，但就連那個家也有客廳、廚房、接待室、書房和圖書室，以及7間臥室——算不上是一個艱苦的職位。最高的教士俸金是在劍橋郡的道丁頓，有38000英畝土地，每年為那位幸運的牧師帶來7300英鎊的收入——相當於今天的500萬英鎊——直到1865年那個地產被分解為止。[2]英國聖公會的神職人員可以分為兩類：教區牧師和教區長。在教會裡，二者差別不大，但在經濟上，二者差別很大。在歷史上，教區牧師是教區長的代表，但在馬香先生的時代，那種差別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消失。一名神職人員究竟是叫做教區牧師還是教區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地的傳統。然而，在收入上依然存在差別。
神職人員的薪金不是由教會支付的，而是來自租金和捐稅。捐稅有兩種：大捐稅來自主要作物，如小麥和大麥；小捐稅來自菜園、喂家畜的飼料堅果以及其他次要的干飼料。教區長收取大捐稅，教區牧師收取小捐稅。這意味著，二者當中，教區長往往要富裕一些，有時候要富裕得多。捐稅是造成教會和農民之間關係長期緊張的根源。1836年，即維多利亞女王登基的前一年，決定把事情簡化一下。之後，農民不是把作物的規定部分交給當地神職人員，而是按照土地總的價值每年給他一筆固定的錢。這意味著，即使農民歉收，神職人員也可以拿到他的份額。而這又意味著，對於神職人員來說，年年都是好年成。
鄉村神職人員的作用是不大明確的。虔誠不一定是個要求，甚至不一定是大家所期望的東西。在英國聖公會裡，一個人被授予神職，需要大學學位，但大多數牧師攻讀古典文學，不研究神學，因此在如何做禱告，如何提供精神鼓勵和慰解，或在其他方面提供有意義的基督教義支持，他們沒有受過訓練。許多牧師甚至懶得組織布道材料，而只是買一大本現成的布道材料，每個星期照本宣讀一篇。
雖然誰也沒有想到，但結果卻產生了一批受過良好教育、非常有錢的人。他們有的是空餘時間。因此，他們中間的許多人自然而然地開始幹一些了不起的事情。歷史上從來沒有哪批人從事過比他們更廣泛且能給自己帶來榮譽的活動。而實際上，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說，這都不是他們的本職工作。
請看下面幾位神職人員：
約克郡的偏遠地區有一位教區牧師，名叫喬治·貝爾頓。來他那裡做禮拜的人太少，他就把教堂的一半地方改成了雞捨，而他成了一位自學成才的語言學權威，編寫了世界上第一部冰島文詞典。在不遠的地方，約克附近有一位教區牧師，叫做勞倫斯·斯特恩，他寫出了幾部很受歡迎的小說，尤其有名的是《商第傳》。萊斯特郡的鄉村教區長埃德蒙·卡特賴特發明了動力驅動的織機，使得工業革命真正工業化，到舉辦博覽會的時候，僅在英格蘭就有25萬多台這類織機在使用。
在德文郡，傑克·拉塞爾牧師培育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獵犬，而在牛津郡，威廉·巴克蘭牧師是對恐龍進行科學描述的第一人，絕非偶然地成為世界上糞化石的主要權威。在薩裡郡，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寫出了《人口論》（你應當從小學時代就記得，該書提出，從數學的道理來解釋，糧食供應的增長永遠也跟不上人口增長），從而創立了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達勒姆郡的威廉·格林韋爾牧師是近代考古學的創始人，雖然在垂釣者當中可能更記得他發明了「格林韋爾的光榮」，即一種人們最喜歡用作釣餌的假蠅。
在多塞特郡，有著一個生氣勃勃的名字的奧克塔維厄斯·皮卡德-坎布裡奇成為世界上研究蜘蛛的主要權威，而和他同時代的威廉·謝潑德寫出了一部淫穢笑話史。約克郡的約翰·克萊頓牧師首次展示了實用煤氣照明裝置。曼徹斯特的喬治·加勒特發明了潛艇。[3]開花的醉魚草屬植物是以埃塞克斯郡的植物學家兼教區牧師亞當·巴德爾的名字命名的。伯克郡的約翰·麥肯齊·培根是熱氣球運動的先驅，空中攝影的創始人。薩拜因·巴林-古爾德撰寫了讚歌《前進，基督戰士們》，更出人意料的是，他寫出了第一部描述狼人的小說。康沃爾的羅伯特·斯蒂芬·霍克牧師寫出了漂亮的詩歌，連朗費羅和丁尼生都非常喜歡，雖然他總是戴著一頂粉紅色的氈帽，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吸著鴉片，令他教區裡的居民有點兒吃驚。
漢普郡西威爾德地區的吉伯特·懷特成為那個時代最受敬重的博物學家，寫出了通俗易懂、至今還很受喜愛的《塞爾本地區自然史》。在北安普頓郡，M.J.伯克利牧師成為真菌和樹木疾病研究方面最傑出的權威；不大走運的是，他似乎要對許多有害疾病的擴散負責，包括在所有家庭園藝植物枯萎病中最致命的白粉病。德比郡的一位教區長約翰·米歇爾教會威廉·赫謝爾怎麼製作望遠鏡，後來赫謝爾用那種望遠鏡發現了天王星。米歇爾還想出了一個稱地球重量的方法，這可以被認為是整個18世紀最聰明的科學實踐。但是，那個方法還沒有付諸實施他就去世了。那個實驗最後由亨利·卡文迪許在倫敦完成。卡文迪許是帕克斯頓的僱主德文郡公爵的一位很有才華的親屬。
最不同尋常的神職人員也許要算是來自肯特郡滕布裡奇威爾斯的托馬斯·貝斯牧師。他生活在大約1701年到1761年。根據各種流傳的說法，他是個十分靦腆、毫無前途的牧師，但卻是個出色的數學家。在某個時候——到底什麼時候不大確定——他發明了一個數學等式，那個等式後來被稱為貝斯定理。它是這樣的：
p （θ｜y）=p（θ） p（y｜θ）/∫p（η） p （y｜η）dη
懂得這個公式的人可以用它來解決牽涉到概率分佈（有時候也稱作反概率）的各種極其複雜的問題。這是一種根據部分信息得出數據可靠的概率的方法。貝斯原理值得注意的特點是，在貝斯自己在世的時候，這個原理沒有被實際使用過。你需要計算機才能完成必要的計算。因此，在貝斯的年代，那只是一種有趣而又毫無意義的活動。貝斯對自己的原理顯然不大重視，因此也懶得把它公之於眾。1763年，即貝斯去世後兩年，一位朋友把它交給了倫敦的皇家學會。皇家學會把它刊登在該學會的《哲學學報》上，並起了個不大顯眼的標題：《論用可能性學說來解決問題》。實際上，這個原理在數學史上是個偉大的里程碑。今天，貝斯原理用於模擬天氣變化、預測股票市場動向、使用放射性碳測定年代、解釋宇宙裡發生的事件以及其他許多方面，只要在解釋概率是個問題的地方——這都要歸功於18世紀一名英國牧師留下的富有創見的筆記。
許多別的神職人員沒有創作出偉大的作品，卻生出相當偉大的子女。約翰·德萊頓、克裡斯托弗·雷恩、羅伯特·胡克、托馬斯·霍布斯、奧利弗·戈德史密斯、簡·奧斯丁、喬舒亞·雷諾茲、塞繆爾·泰勒·柯爾律治、霍雷希亞·納爾遜、勃朗特姐妹、艾爾弗雷德·洛德·丁尼生、塞西爾·羅茲以及劉易斯·卡羅爾（他本人也被授過神職，雖然始終沒有幹過那一行），他們都是牧師的後代。你可以在電子版的《牛津國家傳記詞典》上做一下詞彙搜索，便可以瞭解一點神職人員那非比尋常的影響。輸入「教區長」一詞，你就能獲得將近4600條提示，輸入「教區牧師」可以再獲得3300條。而輸入「物理學家」只能獲得338條，輸入「經濟學家」只能獲得492條，輸入「發明家」只能獲得639條，輸入「科學家」只能獲得741條，這和神職人員相比肯定是比較少的了。（有意思的是，這類人的條目，比之輸入「玩弄女性者」、「殺人犯」或「瘋子」等詞所出現的條目多不了多少，卻遠遠地落在「怪人」這個有1010條搜索結果的詞後面。）
神職人員中有那麼多的傑出人物，於是我們就很容易忘記，這些人實際上是鳳毛麟角，大多數人更像我們的馬香先生。他們即使有什麼成就的話，或者說，他們即使有什麼雄心壯志的話，也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馬香先生跟名望最沾邊的地方，是他的曾祖父羅伯特·馬香創立了物候學，即跟蹤季節變化的科學（如果這麼叫不太過分的話）——樹木最早什麼時候發芽，春天布谷鳥最早什麼時候叫，等等。你也許會覺得這類事人們反正自然而然地會去做的，其實不然，至少不會很系統地去做。在馬香的影響之下，觀察季節變化在全世界成為一種非常流行、非常被看重的娛樂活動。在美國，托馬斯·傑斐遜就是一位虔誠的愛好者。即使在當了總統以後，他還擠出時間來注意華盛頓市場上37種水果和蔬菜什麼時候第一次出現，什麼時候最後一次出現；他還讓在蒙蒂塞洛的代理人在那裡做類似的觀察，看看兩地在相同的日期在氣候上有什麼大的不同。如果現代氣候學家說春天蘋果花比以前早開了3個星期等等，他們往往使用羅伯特·馬香的記錄作為原始資料。這位馬香還是東英吉利最富有的地主之一，他在諾裡奇附近那個有著奇特名字的 「沒有稻草的斯特拉頓村」有個很大的莊園。1822年，托馬斯·約翰·戈登·馬香就出生在那裡並在那裡度過大半輩子，然後才走出大約12英里路來到我們的村裡擔任教區長。
對於托馬斯·馬香在那裡的生活，我們幾乎一無所知。但是，恰好有一位牧師做了記錄，因此我們對那個偉大的鄉村牧師時代裡的鄉村牧師的日常生活瞭解得還不少。那位牧師生活在附近的威斯頓龍維爾教區，就在田野以北5英里的地方（從我們教區長寓所的屋頂上恰好看得見）。他叫詹姆斯·伍德福德，比馬香要早50年，但生活情況不會有多大變化。伍德福德並不是特別專注，也不是很有學問，更談不上天資聰明、才華橫溢，但他能享受生活，連續45年寫下了很生動的日記。日記作者對一位鄉村牧師的生活有著特別詳細的觀察。這部日記被遺忘了200年，於1924年被重新發現，並以縮寫本的形式出版成書，書名是《一位鄉村牧師的日記》。它成為一本國際暢銷書，儘管有一位批評家說它「不過是一個貪吃的人的流水賬」。
18世紀餐桌上的食物豐富得驚人，伍德福德差不多把每頓飯都做了認真和詳細的記錄。下面是他在1784年坐下來吃的一頓典型正餐的內容：蠔油多佛爾鰨魚、童子雞、牛舌、烤牛肉、湯、小牛肉絲炒蘑菇、鴿肉餡餅、雜碎、仔鵝炒青豆、杏子醬、乾酪餅、燉蘑菇等等。他描述的另一頓飯的內容是：一盤丁魚、火腿、三碟禽肉、兩碟烤鴨、豬頸肉、梅子布丁和梅子餡餅、蘋果餡餅以及各種水果和堅果，都用紅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啤酒及蘋果酒送進肚子。豐盛的飯菜是風雨無阻的，任何外界的干擾也擋不住。
他妹妹死的時候，伍德福德在日記裡記下了他由衷的悲痛，但還是騰出地方來寫道：「今天的正餐是一頓美味的烤火雞。」美國獨立戰爭幾乎沒有提到，但1789年巴士底獄陷落的時候，他注意到了那個消息，但他用了更多的篇幅來記錄早餐。真是恰當不過，他最後一篇日記記錄的也是一頓飯的情況。
伍德福德是個正派不過的人——他時常把食品送給窮人，過著無可挑剔的生活——但是，他那些年的日記裡沒有任何內容表明他用片刻時間考慮過編寫布道材料，或者對他的教區居民有什麼特別的感情，除了寫到要是有人邀請他吃飯，他會很高興地和他們一起用餐。即使他不代表典型的情況，他也肯定代表了有可能發生的情況。
至於馬香先生在哪些方面符合這種情況，那完全說不清楚。如果他的生活目標是盡量不在歷史上留下痕跡，那麼他做得很出色。1851年，他29歲，依然未婚。這種狀況他一直保持終生。他的女管家，很有意思，她有個不同尋常的名字，叫伊麗莎白·沃姆[4]，她跟著他40年，直到1899年去世，因此至少她覺得他是個合得來的夥伴，但別人跟他是合得來還是合不來，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有個令人鼓舞的小線索。1851年3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英國聖公會做了個全國調查，看看那天實際上有多少人去教堂做禮拜，結果令人大吃一驚。英格蘭和威爾士有一半以上的人根本不去教堂，只有20%的人去做聖公會的禮拜。無論他們怎麼聰明，有本事創立原理，或者能編出冰島文詞典，神職人員對於社區來說已經不像過去那麼重要。幸好，在馬香的教區似乎還沒有出現上述跡象。人口普查記錄顯示，那個禮拜天，有79名信徒參加了上午的儀式，86名出席了下午的儀式。那差不多相當於該教區70%的居民——這個結果比全國的平均數好得多。如果那個情況代表了通常前來聽他布道的聽眾數量，那麼我們的馬香先生似乎還是個挺受尊敬的人。
[1] 奧斯丁（1775—1817），英國女小說家，著有長篇小說《傲慢與偏見》、《愛瑪》等。——譯注
[2] 1851年的價值無法和今天的價值進行直接比較，因為可以使用多種不同的衡量標準來計算。現在也許是價格昂貴的東西（如農田、住在僱主家的僕人等）在當時可能比較便宜，反之也是一樣。我要感謝達勒姆大學的拉納爾德·米基教授，他提出，最精確的計算方法是比較1851年和現在的零售價格指數。以這種方法來看，馬香先生的500英鎊大約相當於今天的40萬英鎊（或63萬美元），1851年英國的人均收入是剛過20英鎊。——原注
[3] 那條船叫做「裡薩根」號，意思是「我會再起來」。這證明是個不大吉利的名字。1878年下水3個月之後，它在一次風暴中沉沒於愛爾蘭海，再也沒有起來。實際上，加勒特也沒有東山再起，有過那番經歷以後，他灰心喪氣，放棄了布道和發明工作，移居佛羅里達。他在那裡幹起了農活，但那證明也是一場災難。他在美西戰爭中成為美國軍隊中的一名步兵，結束了令他失望的每況愈下的生活。最後，他貧困不堪，被人遺忘，1902年患肺結核死於紐約。——原注
[4] 沃姆的英語是Worm，是「蟲子」的意思，因此作者說「很有意思」。——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