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中世紀的遊記所增添的地理知識主要包括中國大部以及日本列島的情況，隨附的地圖展示了各種重要探索和遊歷的路線，以幫助讀者理解地理學科是如何將托勒密對東西方世界的估測和馬可·波羅帶來的地理新知識結合起來，從而拉近歐洲與東方的距離，進而為哥倫布的探索做好準備的。
在中世紀——也就是說，在公元5世紀蠻族攻入羅馬帝國至15世紀發現新大陸的1000年裡——影響到人類地理知識擴展的幾個主要歷史階段包括：我們在前文曾經提到過的公元8世紀和9世紀維京人的航行；12世紀和13世紀的十字軍東征；13世紀和14世紀蒙古帝國的崛起。維京人獲得的新知識並未滲透到歐洲其他國家；十字軍及其前輩（到耶路撒冷朝聖的人）帶回的知識僅僅以經典著作的形式儲存在西歐；然而蒙古帝國的擴張具有更為廣泛、深遠的重要性，並且帶來了羅馬人未曾掌握的關於東亞的知識，這些知識直到19世紀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13世紀初，小韃靼部落的領導者成吉思汗征服了中歐和東亞的大部分地區，包括古代中國。在他的兒子窩闊台的領導下，蒙古韃靼人從中國轉向西方，征服了亞美尼亞。1241年，蒙古將領巴圖劫掠了俄羅斯南部和波蘭，並佔領了布達佩斯。蒙古大軍的所向披靡甚至讓人覺得似乎預言中的世界末日已經到來，強大的歌革和瑪各終於出現了。但是，窩闊台的突然去世迫使蒙古軍隊被召回，全面的恐慌籠罩了歐洲。作為基督教世界的首領，教皇決定向大可汗派遣使者，以確定他的真實意圖。教皇派出修士普蘭迦爾賓，從里昂出發前往拔都的大營（位於伏爾加河河畔），拔都讓普蘭迦爾賓來到位於喀喇崑崙山麓的帝國首都，進入大可汗的宮廷，而在現在的鄂爾渾河左岸（貝加爾湖以南數百英里處）已經找不到多少當年皇宮的遺跡了。
正是在這裡，歐洲人第一次聽說亞洲東海岸還有華夏大地尚未被蒙古人征服。另一位叫作威廉·瑞思博克的修士獲得了更全面的信息，他是佛拉芒人，曾以聖路易斯大使的身份到過喀喇崑崙，並於1255年返回歐洲。瑞思博克與羅吉爾·培根交流了一些他所掌握的信息，他說：“這些中國人個子小，愛用鼻音說話，而且長相和東方人都差不多，眼睛很窄……華夏的錢裡面包括一些棉紙，約有手掌大小，上面印著一些線條，象徵蒙古可汗的大印。他們用類似畫家作畫的那種筆寫字，一個中國字裡面包含好幾個字母，以此來組成完整的詞。”
他還認為，這些中國人就是古代人口中的賽裡斯人。托勒密知道，賽裡斯人的故鄉就是絲綢的產地，但他也聽說那裡也有一族人叫作秦尼，所以分不清這兩個民族的區別。據推測，中國人的這些別稱是通過航海活動傳到西方的，而“賽裡斯”和“華夏”等名詞都經過了馬來人的修改，從而引起了混淆。
馬可·波羅
還有一些方濟各會的修士到過東方。其中，維諾的約翰就以大主教的身份在汗八里（皇城）——即北京——定居（約1358年）；1316年到1330年間，波代諾內（靠近弗留利）的奧多里克修士到過印度和中國，還帶回一本寫滿奇聞逸事的遠航日記，但大部分內容是從約翰·莫德維爾爵士的著作中照搬來的。
在威尼斯人馬可·波羅將東亞的情況全面地介紹給歐洲之前，遠行的修士們帶回的消息已經逐漸變得乏味，馬可·波羅在東方整整居住了18年，他的遊記開創了地理大發現歷史的新紀元，僅次於哥倫布的遠航。
1260年，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叔——尼可洛·波羅和馬菲奧·波羅——從君士坦丁堡出發，準備到克里米亞從事貿易。其後，他們在嚮導的帶領下訪問了布哈拉，並從那裡來到了大可汗忽必烈的宮廷，忽必烈非常禮貌地接待了他們，而且他非常希望將西方文明介紹到蒙古帝國，於是便委託兄弟倆給教皇帶去消息，請他派遣一百名西方的智慧之士到東方來，給蒙古人傳授基督教信仰和西方藝術。1269年，兄弟倆回到故鄉威尼斯，卻發現無法找教皇滿足大可汗的要求；因為教皇克雷芒四世已經在前一年去世了，他的繼任者尚未任命。他們只好等了兩年多，直到新教皇格列高利十世當選，然而新教皇對大可汗的要求並不熱心，僅派了兩位多明我會修士陪同波羅兄弟返回東方，時年17歲的馬可·波羅也偶然跟隨父親一起去了東方。他們在1271年11月出發，但兩位同行的修士很快便對旅行失去了信心，原路返回了。
他們先是去了波斯灣口的霍爾木茲，然後北上，穿過呼羅珊巴爾赫到阿姆河，再到帕米爾高原。接著穿越戈壁大沙漠，1275年5月，他們終於來到了忽必烈在開平府的夏宮，覲見大可汗。儘管他們沒有滿足忽必烈的要求，可汗還是友好地接見了他們，並且對馬可·波羅產生了特別的好感，甚至請他為自己效力；後來，人們在中國的史冊中發現，1277年，一個叫作波羅的人被任命為樞密院的二級專員，他的職責是出使西藏東部、交趾支那甚至印度等地區。波羅一家雖然從可汗那裡得到了大量的賞賜，但他們發現可汗不願意放他們返回歐洲。馬可·波羅曾經擔任多個重要職務；他做過三年揚州總督，這是一個偉大的城市，而且他很有可能終生都為忽必烈服務。
不過，一個時機出現了，他們終於能夠返回歐洲。與大可汗有親屬關係的波斯汗希望與大可汗家族的一位公主成親，但如果從中國到波斯走陸路，這位年輕的女子可能無法忍受沿途的辛苦，於是人們為她選擇了環繞亞洲海岸的海路。韃靼人不擅長航海，所以波羅一家人便奉命護送年輕的公主，完成這段相當危險的旅行。1292年，他們從福建的港口泉州出發，經過兩年多的航行，終於成功地沿著亞洲大陸南岸將公主送到了婆家。但是提親的波斯汗已經去世，公主只得嫁給他的兒子。辭別了公主，波羅一家人穿過波斯國，在1295年回到故土。當他們身穿粗糙的韃靼服裝抵達波羅家族的祖屋時，親戚們甚至一度沒有認出他們。在後來的宴會上，他們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每上一道菜，就要換一套新衣服，還把換下來的服裝送給僕人們。宴會結束的時候，他們把到家時穿的破衣爛衫拿出來，用快刀將衣服的接縫割開，從裡面取出大堆的紅寶石、藍寶石、石榴石、鑽石和祖母綠，他們正是用這種方式帶回了自己的大部分財產。此次家族聚會也自然而然地從原本的歡迎宴會變成了親戚們打聽致富消息的“新聞發佈會”。作為主要發言人的馬可·波羅不得不使用數字“百萬”來描述大可汗的財富和他所統治的人口數量，但這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他們只是把他的講述當成普通旅行者的故事姑妄聽之，馬可·波羅也從他的朋友那裡得到了“馬可百萬先生”的綽號。
人們的熱情不高，這自然令馬可·波羅講述他非凡旅行的積極性大打折扣，不過在他回到威尼斯的那年，熱那亞和威尼斯爆發了戰爭。馬可·波羅被俘，關在熱那亞的監獄裡。在那裡，他的獄友比薩人魯思梯謙有些學問。在托馬斯·馬洛禮爵士之前，魯思梯謙就開始以散文的形式改寫一些與圓桌騎士有關的故事。他沒有用意大利語（當時，這種語言似乎欠缺文學價值）寫作，而是選擇了法語，法語是當時西歐騎士們的通用語。與馬可·波羅一同坐監的時候，魯思梯謙用法語記下了這位偉大旅行家的口述，並且將材料保存了下來。1299年，馬可·波羅獲釋並返回威尼斯。他死於1324年1月9日，這一天是他立下遺囑的日子。
馬可·波羅遊歷圖
因此，馬可·波羅的書中詳細描繪的行程在地理大發現的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在這方面沒有人能與他的成就相比，而上校亨利·裕爾爵士在他翻譯的《馬可·波羅行紀譯注》中的總結文字也堪稱英語文學的里程碑：
他是第一個沿經度線橫穿亞洲的旅行者，親自命名和描述了他親眼所見的諸多王國：沙漠之國波斯、鮮花盛開的高原和巴達赫尚的荒涼峽谷、碧玉般的和田河、蒙古草原——劫掠基督教世界的蒙古鐵騎的家園、汗八里嶄新的輝煌宮殿；他是第一個向世界展示中國的財富和廣袤的旅行者：它浩瀚的河流、宏偉的城市、豐富的物產、密集的人口、在海洋和內河快速航行的不可思議的龐大船隊；他介紹了中國疆域之內的各個民族、他們的行為舉止和宗教崇拜；告訴我們西藏的情況，以及那裡形容邋遢的教徒；介紹了緬甸和那裡金色的佛塔、叮噹作響的屋簷；還有老撾、暹羅、交趾支那、日本、東圖勒，紅潤的珍珠和金頂的宮殿；他是第一個向我們展示那個美麗而神奇的博物館的人，它的寶藏不可勝數，如印度群島，珍貴香料的產地；爪哇，島嶼中的珍珠；蘇門答臘，那裡有許多國王，出產古怪而昂貴的商品，還有食人族；尼科巴和安達曼的裸體野人；寶石之島錫蘭，它的聖山和亞當的墓地；印度帝國，並非亞歷山大時代的傳說所描述的夢幻之地，而是居住著有德行的婆羅門、面目可憎的苦行者的國度，它擁有鑽石、奇特的土產、誕育珍珠的海床和強烈的日照；他是中世紀第一個確切地介紹與世隔絕的基督教帝國阿比西尼亞和半基督教島嶼索科特拉的人；他曾經隱晦地提到了桑給巴爾，此地的黑人和象牙，以及南大西洋中廣闊而遙遠的馬達加斯加，那裡的各種奇怪生物，另外還有相反方向上的偏遠地區——西伯利亞和北冰洋，那裡有狗拉雪橇、白熊和騎乘馴鹿的通古斯人。
蒙元時期的世界東西方
因此，馬可·波羅成為地理史上最偉大的名字之一；當然，其他旅行者也有可能對人們認識世界的過程功不可沒，但在斯坦利先生之前，除馬可·波羅之外，沒有任何人訪問過歐洲人眼中如此之多的未知之地。他所發現的土地，雖然居住了許多人口，但很快便陷入混亂，繼而閉關鎖國，抗拒任何外部文明的影響。因此在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對於東方，人們再也沒有什麼新的發現。直至今天，大家也是帶著懷疑去閱讀他的故事，正如寧願稱其為“馬可百萬先生”，而不是“馬可·波羅”那樣。
馬可·波羅的遊記不僅內容博大，而且涉及的地域範圍相當廣，但其多樣化比不得那些最偉大的阿拉伯旅行者寫的遊記。如穆罕默德·伊本·拔圖塔，他是丹吉爾人，從1325年開始旅行，因為到聖地麥加朝拜是一名合格的伊斯蘭教徒的應盡職責。在亞歷山大城的時候，他遇到了一位名叫博罕·艾丁的淵博智者，拔圖塔向博罕訴說了他想要旅行的願望。博罕告訴他：“那麼，你應該去拜訪我的兄弟法裡德·艾丁和洛恩·艾丁，他們在辛迪亞，還有我在中國的兄弟，他也叫博罕·艾丁。當你見到他們，請代我致意。”由於教皇格列高利十世沒有派遣傳教士到中國去，韃靼親王們已經放棄基督教，改信伊斯蘭教，伊本·拔圖塔得以見到博罕·艾丁的全部三位兄弟。實際上，拔圖塔的探索是非常了不起的。拔圖塔在中國見到了謝赫·加萬·艾丁，甚至設法把他的問候帶給了艾丁住在蘇丹的親戚。在出門旅行的將近三十年裡，拔圖塔訪問了聖地麥加、亞美尼亞、克里米亞、君士坦丁堡（在一位嫁給韃靼可汗之一的希臘公主的陪同下，他遊覽了此地）、布哈拉、阿富汗和印度德裡。在印度，他獲得了皇帝穆罕默德·英格拉克的好感，皇帝任命他為外交使節，出使中國。拔圖塔先選擇經陸路到中國，後來發現這樣太危險，最終他從卡利卡特港口走海路，經錫蘭、馬爾代夫和蘇門答臘島，抵達中國的大港口刺桐城[3]。當時中國正在打內戰，他只好原路返回卡利卡特，但他不敢面對皇帝，便去了霍爾木茲和麥加，並於1349年回到丹吉爾。不過，即使如此，他對旅遊的興趣仍未耗盡。不久，他又去了西班牙，並一路來到摩洛哥，穿過撒哈拉沙漠，進入蘇丹。他沿著尼日爾河（他認為是尼羅河）航行，訪問了廷巴克圖。1353年，在外遊歷了28年後，他終於返回了非斯。拔圖塔的遊記最主要展示了當時伊斯蘭教的興盛程度，以及一個共同而普遍的信仰能夠給旅行帶來何種便利。但他的書都是用阿拉伯語寫的，對歐洲知識界並無影響力，而且自馬可·波羅之後，歐洲能夠從他那裡瞭解的東西並不多，除了蘇丹的那一部分。可以說，拔圖塔給中世紀的地理學史畫上了句號。因為，在他去世8年後，航海家亨利王子展開了他的探索活動，標誌著現代地理學的開始。
與此同時，人們對印度的瞭解也加深了，這主要歸功於那些流浪的修士，他們到印度去一般是為了瞻仰聖托馬斯的陵墓，據說聖托馬斯是在印度殉教的；還應提到的是景教教會早期對中亞的滲透。早在公元7世紀，追隨景教的敘利亞基督徒開始向東傳教，在波斯和土耳其斯坦建立了教區，其影響力甚至蔓延到北京地區。在蒙古大汗統治下的中國，他們的傳教活動興盛一時，然而因為語言方面的限制，他們撰寫的報告並未促進地理知識的傳播，但一個有趣的地方除外，是關於“十個消失的以色列部族”的。據傳，他們已經皈依了基督教，在東方的某地生活，統治他們的國王也是個牧師，人稱“祭司王約翰”。一些在西部傳教的景教牧師在報告中提到，有位叫作“翁汗”的蒙古親王信奉了基督教，這個名字用敘利亞語讀起來像是“約翰可汗”或者“祭司”，所以人們覺得翁汗就是傳說中的祭司王約翰，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大家到東方去就是為了發現這個基督教王國。後來有人查清，在阿比西尼亞確實存在這樣一個基督教國家。但由於受到托勒密錯誤觀點的影響，阿拉伯人認為阿比西尼亞就是祭司王約翰的國家，而且位於印度支那附近。我們以後將看到這個錯誤是如何促進了地理大發現的發展的。
祭司王約翰
這些中世紀的遊記所增添的地理知識主要包括中國大部以及日本列島的情況，隨附的地圖展示了各種重要探索和遊歷的路線，以幫助讀者理解地理學科是如何將托勒密對東西方世界的估測和馬可·波羅帶來的地理新知識結合起來，從而拉近歐洲與東方的距離，進而為哥倫布的探索做好準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