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間，類似赫裡福德地圖中想像出來的內容被更精確的測量結果所取代。有趣的是，幾乎到了哥倫布時代，知識分子仍然會相信這些純粹的想像，而不是根據中世紀的第二階段所獲取的新知識——各種旅行者獲得的關於亞洲、北歐甚至美洲的某些部分的更全面的信息——對其加以修正。
我們已經看到古代世界是如何在緩慢的征服與擴張過程中瞭解東半球的大部分地區，以及克勞迪亞斯·托勒密是如何在其偉大著作中總結這些知識的。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些知識是如何散佚或者被誤解的，即在一定時期內，地理學失去了它的科學性質，再次如同其在歷史早期那樣，變成一種類似神話幻想的東西。它不再是一種知識，而是一種粗略的估測——中世紀的教師們根據自己所居住地區的情況，違背了事實，想當然地臆測未知的世界[2]。羅馬帝國滅亡後，不僅地理學如此，所有的學科都遭遇到類似的情況。它們停止了擴展與進步，反而摻雜進一些不切實際的概念，直到15世紀古代科學和思想復甦的時候才得以恢復。不過，比起其他學科，就地理學而言，我們可以更加容易地搞清楚是哪些本質因素阻礙了新知識的獲得。
羅馬帝國的分裂和西羅馬帝國的滅亡
概括地講，影響到地理學新知識獲得的是宗教，或者說神學；當然，我們這裡批評的並不是正常、合理的宗教信仰，也不是基於關鍵原則的神學，而是盲目根據《聖經》推導出的神學觀念，它們往往是對教義的嚴重誤解。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當引用《以西結書》第五章“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將她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國都在她的四圍”這句話的時候，中世紀的僧侶——他們是當時主要的地理學家——不會將它當成一種富有詩意的描述，而是視其為精確的定理。並且，他們的觀點直接決定了中世紀所有地圖採取的形式。當然，大致來看，這句話其實不無道理，因為耶路撒冷是古人心目中的世界中心——該地至少位於東方和西方的交界。但是，與此同時，中世紀的地理學家也採納了古希臘荷馬時代“可居住的世界周圍環繞著海洋”的看法，但他們更經常採信的是《聖經》中“大地有四個角”的說法。然而，作為一項規則，當時人們普遍認為世界是一塊位於圓環之內的丁字形大陸，東方位於丁字的最上方，耶路撒冷位於中央；地中海自然而然地將丁字的下半部分分成兩半，愛琴海和紅海則垂直地橫跨左右，分開位於丁字的上半部分的亞洲，將位於下半部分左右兩邊的歐洲和非洲平均一分為二。因此，地中海的大小決定了三個大洲的面積，進一步導致非洲南部被錯誤地切掉，讓人以為繞過非洲到印度去是一段簡短的旅程。如我們所見，這一錯誤對地理大發現造成了重要的影響，甚至鼓勵了人類的探索活動。
13世紀，韃靼人大舉入侵歐洲
以上觀點導致的另一個結果是，亞洲的面積被無限誇大；亞洲恰好是中世紀僧侶所不瞭解的地區之一，他們不得不用想像力填滿因其無知而造成的空白。所以，他們根據《聖經》和各種古代文獻虛構出一個亞洲。一個觀念也由此產生：《聖經》中曾經提及，兩個殘忍、好戰的國家——歌革和瑪各——將毀滅整個文明世界。於是，人們認為，這兩個國家可能位於西伯利亞，而且，亞歷山大大帝已經將它們擋在了所謂的“鐵山”之外。13世紀，韃靼人大舉入侵歐洲，大家自然而然地將他們視為傳說中的歌革和瑪各的國民。所以，基於類似的臆測，人們還認為天堂樂園的位置就在極東的地方，或者，換句話說，在中世紀的地圖的最上方。另外，一些所謂的經典權威，如普林尼和索裡努斯，也在他們的地理學著作中提到過傳說中的怪物部族，認為它們完全不同於正常人類，其中包括西亞波德斯族，它們的腳很大，天氣炎熱的時候，甚至可以躺在大腳撐起的陰影下乘涼。莎士比亞也曾經提到過這些怪物：
食人族的腦袋果然是從肩膀下面長出來的。
約翰·莫德維爾爵士的遊記中，就有此類一些神奇物種的插圖，我們在此引用了其中的一幅。莫德維爾還聲稱，他到過的其他國家也居住著同樣恐怖的生物。中世紀的地圖中，關於亞洲的部分就充斥著描繪此類怪物的插圖。
地理學中的怪物
有一位作者，出於對神學的熱情，在修改人們對可居住世界的既有觀念方面做出了深入的努力。基督徒商人科斯馬斯曾經遠航到過印度，他因此被稱為“印度的科斯馬斯”。大約在公元540年，科斯馬斯寫了一本叫作《基督教地形學》的書，目的是證明他所認為的異教權威在世界地理方面的錯誤。特別令他憤怒的是“大地是球形的，並且存在南北兩極”的觀念，還有人們可能是頭朝下站立的設想。他在書中畫了一個圓球，上面站著四個人，他們的腳兩兩相對，科斯馬斯以勝利的口吻指出，如果大地是球形，這四個人怎麼可能站穩？有人問他，如果太陽不是繞著地球轉的，又怎麼會出現白天和黑夜？他回答，大地的最北端可能有一座圓形的大山，太陽每隔24小時繞山轉動一次，所以，夜晚的時候，太陽恰好轉到了山的背面。他還揚揚自得地“證明”，太陽並不比地球大，而是小了很多。他認為，大地是一個大小適中的平面，其可居住的部分和《聖經》中提到的大洪水之前的世界被海洋分開，大地的四個角上有一些柱子支撐著天空；所以，按照《創世記》第一章的說法，整個宇宙就像一個大玻璃展櫃，上方是蒼穹，隔開空氣以上和以下的水。
赫裡福德地圖
科斯馬斯的觀點雖然有趣，但因為過於極端而無法取信於人，甚至不能引起中世紀僧侶的關注。我們發現，在總結了僧侶們知識（更確切地說是無知）的中世紀世界地圖中，找不到任何支持科斯馬斯觀點的跡象。這些地圖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張保存在英格蘭的赫裡福德，這張圖反映了中世紀早期地理學的大部分觀點。在最東端，即最頂端的地方，是人間樂園；中央是耶路撒冷；下方是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地圖下緣，地中海裡的島嶼附有詳細標注。繪圖者似乎非常關注各處的河流，而對山巒卻不感興趣。地圖中唯一可以看出中世紀人們的真實知識有所增長的地方是歐洲東北部，由於挪威的入侵，他們對那裡的地理情況加深了瞭解。然而，地圖繪製者認為“狗頭人身”族群居住在挪威附近，這個所謂的種族也許就是印度的猴子。“狗頭人”的旁邊還有“鷹怪”，“他們大部分是些惡人，其惡行之一是用自己的馬匹和敵人的皮製作服裝”。還有所謂的“七睡仙”，他們奇跡般地可以長生不老，甚至因此感化了很多異教徒。地圖中不列顛群島的形狀顯然是為了體現“圓形世界論”，其他關於英格蘭的細節描述還算符合實際。很顯然，諸如赫裡福德這樣的地圖，對跨國旅行者而言，基本沒有什麼實用性。事實上，他們也不打算利用此類地圖實現自己的旅行目的。地理學淪為僅用於滿足人類獵奇心理的工具，而不再是一個實用的學科，研究它的人主要是為了瞭解世上的各種奇事而已。溫切斯特主教威廉制定牛津大學新學院的規則時，會帶領學生們在漫長的冬季夜晚“唱歌、吟詩、誦讀各王國的編年史或者《世界奇事逸聞》”來消磨時間。因此，中世紀幾乎所有的地圖上都畫滿了這些奇事圖，加之當時識字的人不多，所以圖片的存在更有其必要性。在地圖繪製方面，這一習俗一直持續到19世紀初。那時的地圖上，海洋部分則以航船或噴水怪獸的圖樣為裝飾。
中世紀的人想要出門旅行的時候，不會使用此類地圖，他們寧願選擇旅行指南，或者路程指南，但這些資料並未繪製出旅行者所經過的國家的輪廓，只是指出了最常用的道路和沿途經過的主要城鎮而已。這些信息都是古代流傳下來的，自羅馬帝國時代起，就出現了路程指南，而且有一本羅馬時代、名為《波廷格表》的路程指南保留至今。波廷格是德國商人，他是第一個成功建議當時的知識分子編纂路程指南的人。
從中可以看出，除了道路和城鎮之外別無他物。遺憾的是，表格的第一部分——是從不列顛開始繪製的——已經遭到毀壞，能夠看到的只有肯特郡的海岸。這些旅行指南非常有用，因為當時的人們出門遠行主要是為了朝聖；但也包括一些商務旅行，朝聖者會在路途中同時處理生意和宗教方面的事務。西歐對東歐情況的瞭解主要來自十字軍時代以來訪問過巴勒斯坦的朝聖者的口述。我們對公元500至1000年之間5個世紀的歐洲地理的瞭解也主要來自朝聖者的描述。
這個時期可以被看作是地理學知識的黑暗時代。在此期間，類似赫裡福德地圖中想像出來的內容被更精確的測量結果所取代。有趣的是，幾乎到了哥倫布時代，知識分子仍然會相信這些純粹的想像，而不是根據中世紀的第二階段所獲取的新知識——各種旅行者獲得的關於亞洲、北歐甚至美洲的某些部分的更全面的信息——對其加以修正。
這一點也不足為怪，因為中世紀的人們在地理知識方面還十分落後，連歐洲本身的地圖，在政治分歧的驅使下，也被全面修改。在公元450至1450年之間的千年歷史中，實際上已經被一系列來自中亞的外敵侵略事件所佔據，這幾乎完全打破了舊大陸的勢力範圍劃分。
公元5世紀，3個遊牧部族分別從維斯瓦河、第聶伯河和伏爾加河河畔入侵羅馬帝國。其中，人稱“神之錘”的阿提拉領導下的匈奴人來自東端的伏爾加河流域，他們的進攻令羅馬措手不及；來自第聶伯河的西哥特人攻擊了東羅馬帝國；而來自維斯瓦河的汪達爾人則打敗了高盧和西班牙，在北非一度建立了汪達爾帝國。此次事件的後果之一是，一些日耳曼部落被驅趕到了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甚至進入不列顛；從世界歷史上的這個階段開始，我們可以追溯到英格蘭的起源之時，其直接原因是法蘭克人的入侵，也代表著法蘭西曆史的開端。到了公元8世紀，法蘭克王國的疆域覆蓋了整個法蘭西，甚至包括日耳曼中部的大部分土地；公元800年的聖誕節當天，查理大帝在羅馬被教皇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查理大帝聲稱自己的使命是恢復舊帝國的榮耀，然而實際上，他卻促使皇帝手中掌握的世俗權力與教皇的宗教權力分離。
法蘭克帝國的一個分支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因為它的命運決定了西歐大部分國家的命運。它就是位於法國與德國之間的緩衝地帶勃艮第王國，而現在這個國家已經完全消失了，世上僅存的是以其命名的勃艮第葡萄酒。法德兩國之間沒有自然的分界線，為此它們之間的糾紛曾經長期存在，也許可以這樣說，普法戰爭為迄今為止的這段歷史畫上了句號。類似的糾紛也出現在東歐，例如波蘭王國，它的版圖也是長期沒有確定，以至於同周邊國家產生了紛爭。眾所周知，這一情況直到1759年波蘭成為獨立的國家才宣告結束，它不再充當俄國和歐洲其他部分之間的緩衝區。粗略地說，日耳曼部落在羅馬帝國疆域內定居之後，歐洲的歷史及其地理劃分是由各國對勃艮第與波蘭的爭奪所決定的。
但是，在西南歐洲出現了一段重要的插曲，從中可以看出文明世界的一次歷史性轉變。公元七八世紀（約622—750年），阿拉伯半島的居民們打破了他們有史以來與世隔絕的狀態，受到新興伊斯蘭教的狂熱啟發，將他們的影響力從印度傳播到了西班牙和地中海南岸地區。再次定居之後，他們開始恢復消失在地中海北岸地區古代希臘-羅馬的科學傳統。敘利亞的基督徒們使用希臘文傳播他們的神聖知識，因此，當巴格達的蘇丹們想要瞭解希臘人的智慧時，就得找到講敘利亞語的基督徒，讓其將一些希臘語的科學著作翻譯過來。首先譯成敘利亞文，然後翻譯成阿拉伯文。他們以這種方式閱讀了托勒密的偉大著作，包括地理學和天文學——他們認為天文學更重要，所以將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奉為最偉大的書，儘管將托勒密的書從希臘語先後翻譯成敘利亞語和阿拉伯語，勢必會產生各種奇怪的名詞。阿拉伯人的征服活動以雙重方式影響到地理學知識的傳播：將十字軍的知識傳播到東方，更新了西方人對東亞地區的瞭解。阿拉伯人熟悉東南非洲（南至桑給巴爾和索法拉），然而，根據托勒密對“南方未知大陸”的看法，他們將這塊大陸想像為一直延伸到印度洋，直通印度。他們似乎對尼羅河的源頭有一些模糊的認識，也熟悉錫蘭、爪哇和蘇門答臘，他們是第一批瞭解到椰子各種用途的人。早在9世紀，阿拉伯的客商就訪問過中國，從其早期文獻中可以看到有關中國人的記載，阿拉伯人認為中國人長相英俊，比印度人美得多，頭髮又細又黑，身材適中，非常像阿拉伯人。我們將在後面看到，得益於廣闊地域上的宗教統一，伊斯蘭教徒是如何相對容易地從已知地區前往另一地區的。
我們也許應該在這裡談一下阿拉伯人的地理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雅庫特人撰寫的一本篇幅龐大的地名索引，按字母順序排列。但是，阿拉伯最偉大的地理著作的作者伊德列西，他是西西里國王羅哲爾二世的御用地理學家。1154年，伊德列西模仿托勒密的方式描述了世界的地理情況，但是根據自己的興趣進行了一些修改。他將世界分成七條緯向帶，稱之為“氣候帶”，它們覆蓋了從赤道到英倫三島之間的地域。這些“氣候帶”又被分為十一段。所以，在伊德列西眼中，世界就像一隻棋盤，上面有七十七個方格，他逐個精心描述了每個方格和每個氣候帶的情況。你將發現，法國的一部分位於第八和第九個方格，其餘部分在第十六和第十七個方格。儘管這種方法並不適於清晰區分各個獨立的國家，但這並非伊德列西的唯一目標。當阿拉伯人——或者更確切地說，任何古代或中世紀的作家——想描述一片土地的時候，他們會介紹居住在上面的部落或民族，但不會提及城鎮的位置；換言之，他們沒有將民族學和地理學明顯地區分開來。然而阿拉伯的地理學對歐洲的影響很小，甚至為零，幾乎到了哥倫布時代，歐洲人的大部分地理知識還一直停留在幻想的層次。
維京人
與此同時，在公元八九世紀時又出現了另一個運動，這幫助歐洲完成了自我發展，並在很大程度上擴展了北歐人的常識。自腓尼基人消失後，一支偉大的海軍力量首先誕生於挪威，在幾個世紀的時間裡，它影響了幾乎整個歐洲的沿岸地區。他們就是人稱“海上流浪者”的維京人。從挪威峽灣出發，維京人駕駛著長長的艦船，襲擊歐洲海岸地區，他們曾經多次組建穩定的政權。也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成為歐洲地區的屏障，防止了其他外敵的入侵。維京人或諾曼人所建立的王國，與冰島、英格蘭、愛爾蘭、諾曼底、西西里島、君士坦丁堡（他們組成了皇帝的護衛隊）和俄羅斯等國，甚至聖城耶路撒冷，都曾互通有無，進行過文化交流。
維京人到過格陵蘭島，大量證據表明，他們又從格陵蘭前往拉布拉多和紐芬蘭。1001年，冰島人比厄恩航行到格陵蘭島看望父親，結果被風刮到了西南方，來到了一個叫作“文蘭”的國家。這裡居住著矮人，一年中最短的白晝只有8個小時，這說明那裡大約位於北緯50°。挪威人後來在那裡定居，1121年，為了使他們皈依基督教，格陵蘭主教訪問了此地。毫無疑問，這個所謂的文蘭國位於北美大陸，所以挪威人是第一批發現美洲的歐洲人。1380年，兩位芝諾姓的威尼斯人訪問了冰島。他們聲稱，當地人認為，在法羅群島以西1000英里、格陵蘭以南的地方，有一個埃斯豆蒂蘭島，島上的居民有文化，是優秀的海員，但不瞭解指南針的使用。他們的南面居住著野蠻的食人族，而食人族的西南面又有一個文明的民族，他們建造了大型城市和廟宇，但卻用人來獻祭。這似乎說的是墨西哥人。
對古人和中世紀的人來說，航海發現的一大困難是如何讓船隻一直靠近海岸航行。誠然，白天他們可以通過太陽辨識方向，晚上則利用北極星。但是，如果遇到陰天，就可能完全迷失方向。因此，磁針極性的發現是擴展遠離陸地的航海活動範圍的必要條件。中國人似乎很早就發現了磁極。早在11世紀，他們就在中國式平底帆船上使用磁針指路。遠航至錫蘭和爪哇的阿拉伯人可能是從中國人那裡學會了使用指南針，巴塞羅那的水手們很有可能是從阿拉伯人那裡首先將指南針介紹到歐洲的。歐洲人亞歷山大·尼卡姆在《來自大自然》一書中第一次提到指南針，他是獅心王理查的寄養兄弟。普羅旺斯的蓋特也在一首民謠中提及指南針，說水手們可以使用浮在一盆水上的小針（將針磁化後，置於一根麥稈中），在看不到北極星的情況下，對準北極星航行。然而，當時利用指南針的人並不多。1258年，但丁的老師普拉蒂尼拜訪羅吉爾·培根的時候說，一位修士給他展示過磁鐵及其性質。但是，修士補充道，無論這個發現多麼有用，“任何熟練的水手都不敢使用它，唯恐被人當作巫術”。實際上，指南針最初投入使用的時候，由於形式的限制，實際用途並不大。直到人們把它放到一個支點上，然後固定在卡片上保持其平衡時，指南針才成為水手必需的裝備。這一改進應當歸功於生活在14世紀初的意大利阿馬爾菲人佛拉維歐·喬伊亞。
波多蘭航海地圖中的地中海沿岸
指南針一旦投入廣泛使用，熟練的水手們通過讀取上面的刻度來確定航向時，判斷不同地點相對位置的更加實用的方法也就應運而生。到那時為止，地理學家們（主要是希臘人和阿拉伯人）不得不依靠商人和士兵的行程日誌來大致確定各處地點的相對位置。現在，在指南針的協助下，確定兩點之間的相對位置變得容易了，也可以毫無困難地將那些蜿蜒的道路畫在紙上。因此，雖然有學問的僧侶們對他們繪製在地圖上的神話與寓言相結合的內容並沒有什麼不滿，但是航行在地中海的水手們卻逐漸繪出了自己的海圖，包括海洋及其周圍的陸地，而且它們的位置與實際情況的出入並不大。其中一張這樣的海圖叫作“波多蘭航海地圖”，標出了港口之間的最佳航道。諾登斯基爾德男爵曾指出了波多蘭海圖上的各種標注是如何從一張加泰羅尼亞地圖上借鑒過來的，這張加泰羅尼亞地圖雖然已經散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在1266年至1291年間編纂完成的。不過，也有一些知識分子願意從水手那裡採納這些實用性的知識。1339年，一個名叫安傑力科·杜爾賽特的馬略卡人根據波多蘭海圖精心製作了一張世界地圖，畫出了海岸線——至少包括地中海——準確度非常高。在後來的1375年，同樣來自馬略卡島的猶太人克斯開對這張圖進行了重要的改進，他根據馬可·波羅新近獲得的關於中國的知識，增補了地圖的東方部分。他的地圖（通常被稱為加泰羅尼亞地圖，因為圖上標注的大多是加泰羅尼亞語）將世界分成八個橫條，地圖的前一頁是它的縮略版，準確地再現了波多蘭海圖中地中海的海岸線。
世界地圖 毛羅修道士 意大利 1459年
有了波多蘭海圖，地理學再次回到了前進的路線上，恢復了陳述事實的原則，而且對海岸線進行了準確的描述。這使得水手們能夠更加無畏地冒險，更安全地返回。反過來，他們的航行又可以豐富已有的地理知識。如我們所見，這些知識幫助航海家亨利王子開始了一系列的地理調查活動，並最終引向結束黑暗中世紀的那些偉大發現，給這個時代的地理學史畫上句號，將其正式列為地理學發展的一個系統性分支。
現在，我們必須簡短地回顧和總結一下那些由旅行者、朝聖者、商人所增添的地理知識，以及那些以遊記的形式記錄下來的歷史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