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又一次的事故，把公眾對國產奶製品行業的信任消耗殆盡。雖然監管部門與企業進行著各種努力，然而重建信任絕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在公眾對進口奶粉的信心幾乎可以用「迷信」來形容的時候，肉毒桿菌事件讓這一信任遭遇空前危機。甚至有人評論：這是三聚氰胺事件以來最大的奶粉危機。
而實際上，這個肉毒桿菌事件，不管是在性質、處理和後果上，跟三聚氰胺事件都有質的區別。
首先，三聚氰胺是故意添加非食品成分，是典型的「非法生產」。不管添加物是否有害，或者是否造成傷害，這本身已經是重罪。而奶粉感染肉毒桿菌事件，是一個典型的「生產事故」。這種事故，是生產者也極力避免的。只是因為疏忽或者其他原因，生產流程控制上出了問題，才導致了事故的出現。前者，非法生產會給企業帶來非法利潤；而後者，事故出現了，生產者損失慘重。
其次，從處理過程來看，三聚氰胺事件是大批孩子受害之後，從外部對企業進行的處理。甚至在開始發現有孩子受害時，企業還採用了種種「花錢封口」的手段，並沒有認真對待問題。而肉毒桿菌事件，在廠家發現問題之後，主動向政府報告，並且開始了全球召回。雖然，新西蘭政府對於發現問題之後兩天才報告很生氣，但畢竟他們是自己報告了，而且開始了補救措施。這跟中國某些奶製品企業被監管部門發現產品不合格之後，還百般推諉抵賴，不可同日而語。
第三，從結果上看，三聚氰胺事件造成了世界範圍內，幾十年來罕見的因為食品出現的大規模傷害事故。在一個正常的商業社會裡，是不應該出現的。而肉毒桿菌事件，並沒有報告一起傷害事故。聲勢浩大的全球召回，是一種預防性的措施。在國外，各種各樣原因導致的這種召回極為常見，在美國FDA的網站上幾乎每週都能看到。
每當食品事故出現，就總有一批人吵著「加強立法」「加強監管」——這固然沒有什麼不對，但是，但安全食品是生產出來的，法規只是最後的一道防線——這道防線只對守法這又約束力，而即便沒有這道防線，生產者也必須生產安全食品。比如奶粉中的三聚氰胺，根本不存在「沒有立法」的問題——作為非法添加物，加了就是犯罪，並不需要什麼「國家標準」來作為處罰依據。而肉毒桿菌，世界各國在奶粉中都沒有指定標準。這是因為它只是眾多致病細菌中的一種，在奶粉中極為罕見。如果要給為它指定標準，那麼比它更容易出現的其他細菌就更需要指定標準。每多一項標準，就要多一項檢測，就要增加一部分成本——把食品安全寄托在為「所有可能」的污染指定標準並且檢測，完全沒有現實操作性。有時候為了平息民怨，主管部門不得不制定一些沒有必要的標準——歸根結底，算是由公眾為自己的「心理需求」來買單。
安全的食品需要由良好的生產規範來保證。科學合理的做法是：找出生產流程每個環節中容易出問題的地方，指定標準並且進行監測。對那些不那麼容易出問題的指標（雖然不是「絕對不會出問題」），則通過嚴格規範的操作流程來保證。比如說，奶粉生產流程中，原材料應該滿足什麼樣的標準，每一步加工流程需要進行什麼樣的消毒、維護與操作——只要嚴格執行了這些流程控制，就可以保障安全。
對公眾來說，學習「如何處理肉毒桿菌污染的奶粉」並沒有多大意義。正確的做法是：對照自己的奶粉是否在召回名單中，如果在，就去退貨或者換貨；如果不在，可以等等看看是否會還會進一步擴大召回範圍。現代大規模食品生產流通裡，對於「可追溯」有很高的要求，一旦開始召回，在很短是時間內就可以確定哪些批次在召回範圍內——而不在召回範圍內的，就跟以前的合格產品並區別。
中國社會還不習慣食品召回，對食品召回的企業往往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後快。在這種社會心理下，主動報道主動召回是死，隱瞞欺騙被發現了也是死，企業自然傾向於選擇鋌而走險致之死地而後生——這樣的結果就是，要麼「沒有出事」，一旦「出事」那就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