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和村裡現任支書見面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回來一月有餘，卻一直沒碰上面，問起老支書，老支書只搖頭，說過去的村支書天天在村裡轉，現在的村支書是天天不知道在哪兒轉，反正是上面，不會朝下面看一眼。這天，到鄉里瞭解一些情況，中午吃飯說起這件事，鄉黨委書記說馬上安排見面。不一會兒，去的人回來說村支書正在鎮上喝酒，據說是調解村裡的宅基地糾紛，花了很大工夫才把雙方當事人叫到一塊兒，他這個中間人不能走，否則，事情就又得從頭開始。鄉黨委書記並不生氣，好像對這樣的事情習以為常。等了約有一個小時左右，我們的村支書韓治景進來了，略有點醉意，看見鄉黨委書記在，半開玩笑地打了個招呼，一看便知關係非常好。看見我，很驚訝地大步上前和我握手，連連說：「從你哥那兒早就知道你回來了，還說啥時候一塊兒吃飯呢。」
韓治景，四十歲左右，瘦長身形，穿著白色短襯衫，一派文弱書生的樣子。眼睛不大，但閃著精明，透著官場的老練和圓熟，說話非常乾脆。接任村支書已有六年，先是做收購糧食生意，現在也兼營修路、修橋，有攪拌機多台，主要用於出租。
其實說這些，估計你也大致知道。不說大的行政村，光說咱們梁莊自然村，各姓全部加一塊兒，共一千三四百人，三四百戶，人均不到一畝地。經濟方面，主要靠外出務工。啥企業？有倆私人磚廠，從挖土燒磚變成石灰磚。韓家雲龍有個養豬場，前幾年養背時了。這幾年政策好，行情好，老母豬投保險，保險六十塊，個人拿三十塊，政府拿三十塊，最後，保險公司能賠償千把塊。戶下散養的有四十多頭。都是餵飼料，喂草太慢。沒有閒人去割草。為啥養豬少？一家完全投入養豬划不來，老人還要照顧小孩，所以儘管有補助，還是養的少。
咱們現在不是楊樹經濟嗎？村裡河灘地種有六七百畝，我也種五六十畝，最粗已經二十四公分，年年上化肥，一年一棵樹投資得二百五十塊，我覺得收入與種莊稼一樣，只不過是最後弄個總疙瘩。十年以後，按現在的發展，能賣三十萬塊。把投資去掉，能掙十萬塊錢。也就是個定期存款，有個養老錢。
現在種地基本上已經機械化，就這，種地的人還是少，農村勞力已經習慣出去掙錢，很難回來。現在種地國家不收稅，還補貼錢，是好事，但不會形成你說的返鄉潮，那點錢夠啥用，想蓋房子、孩子交學費，還得靠出門打工。但也有新變化，就是原先讓給別人的地又都要回來了，種些簡單的農作物，能收多少是多少，反正不用交錢交糧，多少都是自己的。
按我分析，將來還得走集體化道路，集體化要比散化好，一人一點地，太過分散。集中種，成本降低，勞動力也減少，大型農機工具也能夠充分利用。
咱們這兒的人還是沒那個生意頭腦。掙了錢回來，存在銀行裡，等著有一天蓋房子，只怕錢沒了。銀行存款很多，蓋個閒房子，沒人住，又扔那兒不管了。南方產品豐富，市場發達，家家戶戶都可以加工，有可能去組織做生意。幾個年輕人在一塊兒打工掙點錢，商量著做個啥事，賠了算了。咱這兒根本不行。人心不齊，還沒幹出名堂呢就鬧意見，凡是幾家合夥的，開始可好，稱兄道弟，到最後沒有不結仇的。也有攢了不少錢的，不願再出門，想著干個啥，可東看西看，下不了決心，怕賠，最後，還是出去了。
現在最難幹的是村幹部，村裡沒錢，社員的錢還不能少，譬如說種楊樹，每個村有指標，讓支書親自抓，月底報賬，村裡墊了三萬多。事是好事兒，可是一成硬性指標就壞事了。說是只在田頭溝渠種，有些村為了完成指標，也為了省事，就把耕地給毀了，強迫人們種。好事變成壞事了。農村當幹部就是落了一個政治榮譽。村級幹部就是奉獻精神，咱們村修「村村通公路」時用了幾十個人，都要工資，我只好自己墊。圖個啥？
農村幹工作，按書本上干，按條例干，肯定幹不成。在法律政策範圍內，各種方法都有。生產隊幹部，工資就三四十塊，我是一百六十八塊錢，全憑人情干。當幹部的人在村裡必須有一定的辦法，像分地，你正經去分，你弄不成，就得連罵帶哄去弄。也有派副鄉級來，都站在邊兒上，離多遠，不上場，一個月都分不完。這也是你們說的基層經驗，農村經驗。就說今天中午，為啥吃？就你們梁家，前一段下大雨，宅基地石塊被沖走了，弄不清，兩家打起來了，誰都說不通。只好去做工作，由隊裡去設場請吃飯，找村裡會說話的、有威望的去說合，各自讓一步。沒三兩場飯肯定不成，農村這些事都這個樣。老百姓凡事愛挑個理兒，你想讓他信服，必須看是誰說他，得是那個人，否則，能說成的事也說不成。有時候吃飯也鬧事，本來說得好好的，一方誇口說外面有人，另一方一聽，你有本事你找人呀，我還不讓你了，不信你能把我弄到監獄裡。這下好了，前功盡棄。
農村宅基地糾紛是常事，老是有新規劃，但是落實很難。按規劃蓋，如果佔住你的老宅基地一點，只有兩家協商，協商不成，沒有任何辦法，新的規劃很難實行。說是拆舊建新，都是建新的，也不拆舊的。現在老百姓是爺，反正我就是這個樣！眼看他是錯哩，你能咋辦？領導又有任務，你又得完成。當支書是光榮，誰家有紅白喜事，你可以坐到上座。可你要是不送禮，算你完了。來家裡坐的人每天都一群一群，煙茶都供應不起。有時，我都想躲起來，也是癩蛤蟆支床腿，強撐硬勁。村支書就是那出力不討好的角色，不是有人總結了嗎？怎麼說來著：「走南闖北不理你，手裡有錢不甩你，遇到事情他找你，事辦不成他罵你，心裡生氣他告你。」
農村這事兒，會整的還輕鬆點，不會整的，累死了都沒人承情。
還有就是抓信訪，也難死人了。他告得對了，咱們管理，有些眼瞅是瞎告、胡告，也得領回來，回來還得當爺敬，下回他還去。光這一攤事兒，村裡、鄉里、縣裡得花多少錢，這，咱們書記最清楚。要我說，領他幹啥，叫他告去，有理走遍天下，怕他告幹啥？怕他告狀本身也說明咱有問題。領回來敬起來，問題就解決了？他是人，長著兩條腿，你能管住他？
現在公路「村村通」是好事，可也有麻煩。咱村裡修那條路，也是國家出一部分，村裡出一部分，個人再出一部分。有些家住得遠了，不走這條路，不願意掏錢，扣他地也不願意得很。主路現在已經弄完了，也是不配套，還是明下水道，夏天，一下雨，還是蚊子一大堆，臭得不行。叫整的事多得很，關鍵是沒錢。國家撥的錢都是少量的。啥事都需要關係。好在是通過關係能要來一些錢，這才修路，築壩。不過話說回來，國家能有這方面規劃，這已經強多了。
你說梁莊下河那條路賣的錢？我知道有人在背後說，我也不怕啥，反正沒落我自己兜裡一分錢。那條路賣了十七萬四千元，讓他們走大型拉沙車，沙廠人也高興，咱們也得錢了，大車容易傷害路，一旦壓壞，可以修。剩下的部分還可以拿來修村裡的路，這也是好事。村裡人只看到收入的那一部分，沒看到支出的那些。
現在水利上也有好些補貼，農綜開發，國家的錢專項管理，我又跑縣裡要來一些項目，打些井，蓋個電房，大電盤，把高壓線拉到井邊，澆水，磁卡計費。農田灌溉率達到百分百。項目是拉來了，專款專用，我自己還得貼煙錢。現在，農村成年勞動力，大多都在外面，這兩年糧食貴了還有人種，但是回來的還是少。政策是好了，但是那點錢給他也不起啥作用，要不要無所謂的事。
我個人想法啊，不知道對不對，農村搞新農村建設，光補助這一塊，四五十塊加一起，能辦些大事。現在既然國家往下發錢，咱們整個村，按現在的補助，兩千六百八十四畝，能發十來萬，集中在一塊兒，能辦很多事，譬如修路、弄水道。這比發給個人強。
說一千道一萬，關鍵中國大了，農民多了，沒招兒。
在和村支書交流的過程中，鄉黨委書記偶爾也插幾句話，主要目的是阻止村支書說出一些違背政策形勢的話。譬如說到信訪的問題，村支書認為目前的信訪政策很有問題，還沒等支書的話說完，鄉黨委書記就插言，那些信訪的多是老油條，為芝麻大點兒的事成年累月地告，精神都有些偏執了，你給他咋解決他都不滿意，想藉機揩油。我並不完全反對鄉黨委書記的話，他在實際經驗中應該會碰到許多案例，但是，他那種輕蔑的、輕視的態度卻讓人無法接受。而村支書雖然因鄉黨委書記的阻止而及時改變自己的話語傾向性，但卻並不絕對的唯唯諾諾，有一種隱約的平等在裡面。
從村支書一進屋兩人的寒暄中可以感覺出，鄉黨委書記和村支書之間的關係並非只是一般意義的上下級關係，幾乎類似於江湖兄弟，具有很強的民間意味。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村支書一級是非常曖昧的政治身份，他不屬於國家幹部，可以隨時變回農民，但是，他又承擔著落實國家政策的重大責任。「村支書算不上是個『官』，卻是一個大事小事都會有人找的『大人物』。」村支書雖然仰賴鄉黨委書記才能幹這一職位，但是，他真不想幹了，鄉黨委書記對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對於鄉黨委書記而言，他雖然能決定村支書的去留，但卻並沒有絕對的權威，因為村支書並不能因他而升職。要想讓村支書比較聽話，下力氣去執行命令，還得依靠另外的東西，即民間場域裡的一些文化方式和某些利益方面的許諾。這種民間約束力應該說是非常不穩定的。一旦一方不能達到另一方的要求，即有可能失效，並產生變數。
村支書一直在訴苦，這當然有美化自己的傾向，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鄉村的村支書不好幹也是個實際情況，上面要通過他來完成政治、經濟任務，農民有怨氣、有問題也要找他來解決，若非有一定的手腕與勢力，或依靠宗族勢力，是很難有效完成這個任務的。「上面縱有千條線，下面也要靠村支書一根針。」當我這樣給村支書講時，他非常激動，好像找到了知音，進一步講述了自己如何為村裡爭利益，如何為村民排憂解難的難處。
當問起國家對鄉村村支書的新政，譬如讓村支書也進入行政序列，可以有行政級別，拿公務員工資等政策時，還沒等鄉黨委書記回答，我們的村支書就叫起來：「哈，那也是個形式，一個鄉最多一兩個，基本上都是那種富裕村，或者是鎮上的村子，根本輪不到一般的村支書。」我這才知道，在吳鎮，只有鎮北的村支書當上了公務員，還是通過重重關係才實現的。當我們的村支書這樣誇張地表現自己的不滿時，鄉黨委書記只是微微笑著，並沒有表現出特別的不滿，或特別去阻止，那神情，就好像一個江湖老大在看著自己的小弟耍酒瘋，既是一種親密關係的認同，同時，也是地位身份的強調與清晰化。
晚上回到哥哥家，和父親、哥哥談起對村支書的印象，哥哥說：「這貨就是敢幹，有霸氣，敢拍板，敢花錢，會走關係。」父親非常憤怒：「呸！」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說：「說得可是，拿著老百姓的錢不心疼，可勁兒花。別聽他在那兒表揚自己，有恁難，那他咋還干恁起勁兒？你叫他自己說說，村裡賣路的錢到底用到哪兒了？他敢來對質？老百姓一分沒花著，只見他吃吃喝喝。說起這些時，父親的臉都漲紅了，青筋往外努著。這個倔老頭，保持著一貫的民間作風，對村幹部總是有挑剔。
但也可以看出，即使村幹部真的為村莊出了很大力氣，費了很大的心，村民並不領情，因為，在村莊裡，他們仍然享有特權，有特權就會被認為可以牟私利。這一點如果不解決，中國農民與村幹部、與政府之間的矛盾仍然不會得到根本性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