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鄉之行得到了縣委書記的大力支持。在與他的交流中，我對國家的許多政策及宏觀的現代鄉村政治有一個基本的瞭解，也使我的調查及思考有了多個層面、多個角度的視野。
縣委書記最早是鄉村民辦教師，是一個具有人文氣質和知識分子情懷的學者型官員，對中國縣域經濟有獨特的認識與思考。因從基層一步步幹上來，他對鄉村問題、政策與民生之間的矛盾都有非常獨特的體會和見解，也敢於發表自己的看法，具有中原人特有的文學情結和勵精圖治的抱負。從他的言談和治縣方針中，可以感受到他想改革鄉村現狀的願望與決心。我聽過他的政府報告和在學術會議上的報告，他是難得的一個不講空話、具有思辨意識和現代觀念的領導。他的城區改造、生態經濟、村莊整治、四加二工作法，不但改善了整個穰縣的外在生態環境，提高了農民的參政意識，從最根本上講，也使得農民的生活觀念慢慢走向現代化。但是，現實的積弊太深，每一種想法落實到實踐上，都有種種的變形，這些使得他的許多想法被架空。許多項目、設想、規劃在各種力量的牽制下，會變得面目全非。但縣委書記是一個非常堅韌的人，按他的話說，一項一項、一步一步地做，總會有效果。
為了使問題及內容清晰化，我以問題的方式把他談的主要內容呈現出來。
作為一個長期在基層工作的幹部，您怎麼看待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國家的農村政策及農村問題？
毫不誇張地說，中國農村在發生一個大的轉折。從整體上看，中國的改革都是從農村開始，這以分田到戶為標誌。生產隊的集體性質，大隊、人民公社的體制被基本摧垮。文學作品中浩然的《金光大道》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體制的最典型代表。
1980、1983、1984年，是農村生產力極大釋放的幾年，人們普遍能夠吃上白饃。中央先後發了三個「一號文件」，解放了農民，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說也奇怪，那幾年老天也幫忙，風調雨順，年年豐收，農民基本沒有什麼負擔。後來，一些問題出現了，慢慢地，原來在集體時期的公共設施全部被毀掉，過去集體的水利設施、拖拉機，都賣光了。但是，不能否認的是，黨的農村政策極大地解放了農民在土地上的生產力。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們黨在農村政策的要點是沿著兩條主線推進的：一是物質上保障農民利益；二是政治上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
接著國家開始提出發展鄉鎮企業，允許小商品生產、提高糧食收購價格、發展個體私營經營，進一步強調完善統分結合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等。統分結合，統，土地是集體的，所有制的性質不能變；分，就是土地承包到戶，家庭經營。從實踐效果上看，不少地方統的功能減弱了，分的功能強化了，小生產者和大市場的矛盾日趨增多。在這期間，發生了許多有影響的事件，比如山東蒜苔事件等，還有化肥廠倒閉，最典型的是洛陽拖拉機一段時間賣不出去了，人們一下子懵了，找不到方向。
八十年代可以說是農村政策的過渡期。八十年代中後期到九十年代末期，一方面小平「南方談話」，國家市場經濟逐漸形成，產業結構、就業形式發生變化。前面整個時期是以土為主，現在是以「出走」為主，整個社會出現了大動盪、大變化。
出門打工掙錢帶來家庭結構的小型化與分散化。三個兒子在不同地方打工，從不同的地方寄錢回來。並且，有的在外地買房、租房，小孩也接到當地上學，傳統的宗族式家庭慢慢在解體、消散。另外，這一現象也促使農村產業結構的變化。農村專業化、商品化特徵慢慢形成，校油泵、賣小磨油，不少農民成了商品生產者，成了市場主體，形成了就業方式的多元化，造成了村落結構的大變化。
九十年代，農民負擔日趨加重。三統五籌，三統：工資，公積金，公益金；五籌：修路，計劃生育，農村教育，民兵訓練，統一防疫。國家規定，農民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上交，為了解決統分結合的「統」字。規定農民的七個義務工，十個積累工。後來，為了變通，提出「以資抵勞」，結果是，農民又出工又出錢。還有農業特產稅、生豬屠宰稅等，這都給鄉村幹部提供了向農民要錢的借口，說是據實征交，但無法操作。鄉里常常是先定一個數目，然後收錢，越來越厲害，鄉村幹部的權力越來越沒有約束，很隨意，農民負擔被層層遞加。那幾年干群關係矛盾極其尖銳，全國各地每年都發生因鄉村幹部收繳糧款，農民或喝藥、或上吊死亡的惡性事件。農村的情況越演越烈，不少地方發生群體性甚至是對抗性事件，或者乾脆外出跑得你找不著。
整個九十年代農民負擔逐漸加重。2004年我剛來，調研之後發現，縣裡有十幾個鄉鎮承包田沒有落實，地分不出去。老百姓說，一到種地的時候，村支部書記臨時賣地，一畝地一百二十塊，誰種誰掏錢。大多數人不種，不種地可以不交錢，也不用從外地回來，不影響打工。我到鄉里去，一個五十多歲的婦女對我說，我們再種地，就種到監獄裡了。我說為啥種地會種到監獄裡，她說：「你想，我們這兒地多，一個人三畝地，一畝地一百二，有時上交一百五，三畝地得四百五，五個人得二千多塊，還不說村裡像割韭菜一樣隨時要錢。沒錢交的話，村支書就把我們的印章收了，瞞著我們拿到信用社去貸款上交，簽我們的名。貸款到期後還不起，信用社到法院起訴。這時候，法院、派出所的人就拿個手銬一晃一晃來了，你要不還錢就帶走，不就是種地種到監獄裡了嗎？」所以，過去有很多撂荒地。因為不種地，可以以此為理由不交提留款。
1992年到2002年，農民與基層幹部的矛盾到了極其尖銳的時候。一邊出各種條令收錢，一邊又三令五申減輕農民負擔，相互矛盾。每年都發生一些惡性事件，追究一批基層幹部責任。有一年，我與當時的一位省級領導一起吃飯，說到這個問題，我提出自己的看法，應該反思一個問題：為什麼全國的基層幹部都犯同一個錯誤，從東北到海南、河南、湖南？為什麼基層幹部會和群眾形成對立？鄉村幹部也是和老少爺兒們一塊長大的，也有感情，不是天生的「南霸天」。如果這個不轉折，那是天也沒門。說老實話，這個時期真正對農民利益有所保護的，是那種落後的幹部。那種老得獎的，肯定是對農民逼得狠的。有一個村支書收了六萬多的提留款，村內各種事務花了，沒有給鄉上交。上面來查，後來還把支書送到檢察院，但他自己也沒使上，是村裡花了，欠債、蓋校、吃喝招待等，花光了。後來關了一陣又把他放了，現在他也天天告狀，認為自己的案子是冤案，不依不饒。
2002年開始提出稅費改革。當時我說這個事弄不成。因為按中央有關部門原來的設計方案，基本上是「這一窩水和這窩泥」，你的所有收入管所有支出，像咱們這樣的財政窮縣根本不行。當時民間有一個順口溜：四大家帶著公檢法，為收四毛八（煙葉稅）。下去逼農民種煙葉，因為煙葉特產稅比較高。這是沒辦法的辦法。
當時我就對來採訪的新華社記者說，請他們給中央建議：要麼轉移支付，要麼改變稅制。否則稅費改革難以推進，教師誰養活？有位新華社記者跟我講，他去延安採訪，一個支書說：「你能把這個事呼籲到中央，讓中央把老師的工資發了，我在這兒給你立個碑。」我建議他採訪時找研究農業稅制的專家探討，一個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研究中心，二是大學或專門機構研究全世界稅制的專家。結果，他說，一採訪大吃一驚，當時財政部沒有一個完整的機構管理農業稅制問題。
一篇報道說，某個縣的教師一個人分半畝地，算是工資。後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一個同志自己坐火車到那裡暗訪三天，對記者說：「我暗訪的情況比你採訪的情況更嚴重。」中央根據實際狀況做了政策重大調整。過去人們把農民負擔這些問題一股腦歸結到基層幹部身上是不客觀的，他不知道是基層幹部在艱難維繫著地方政權的運行。這也是大背景的問題，都是必須考慮的。
以十六大為標誌，特別是胡錦濤總書記提出「兩個趨向」，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解決「三農」問題上「理論上的成熟，實踐上的突破」。「調整國民經濟利益分配格局，存量適度調整，增量重點傾斜」，這句話能落到實處很不得了。
新農村政策惠及農民的補貼非常多，今年財政農業投入三千八百多億，這是從來沒有過的。第一，減免農業稅，取消農村的一切收費，咱們縣農民少負擔四億，缺額怎麼辦，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第二，糧食直補，今年人均一畝地補到七十三塊五，還有種糧補貼，種子補貼，大型農機補貼。第三，義務教育的兩免一補。第四，農村合作醫療，這是農民最受歡迎的。農民看病最高可以報銷到七萬。第五，農民最低生活保障，一個人一個月五十塊錢，咱們縣大約四萬多人。還有庫區移民每人每年補貼六百塊，共二十年；獨生子女和雙女戶的父母，在年滿六十歲之後，每人每月補五十塊至六十塊。這些加起來，每年投給農民的有幾個億。第六，農村基礎設施，水、電、路村村通，每公里國家補十萬，農民自籌五萬，過去全是農民拿的。這幾項加起來得有八個億，這都是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原來每年收四個多億，不收了，又投了八個多億。這是根本的轉折。照這樣走下去，五年以後，黨和農民的關係一定會修復到最好的時期。在過去，我這樣的縣委書記下鄉考察，鄉黨委書記、鄉鎮長都是把住路口，一直緊張著，怕群眾告狀，怕有問題被發現。現在好多了。
如何看待2003年前後中國農村政策對農村生活的影響以及所具有的意義？
按2000年前後的趨勢走到現在，農村都不得了了，真的很難想像，可能會發生危機。農村問題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農民負擔重，農民狀況差，農民情緒激動。中央政策真是調整得及時，現在都好多了，不交錢了，不交稅了，種地還有補貼。
2004年以後，整個國家的宏觀政策發生了質的變化。特別是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得益最大的是農村，是中國農民。中國的農民文化最大特徵是跟著感覺走，你看趙本山的《三鞭子》變相地罵基層幹部，雖然有一種演義的成分在裡面，但也是農民心態的闡釋。文藝作品它就是對生活的闡釋，是當時情況下整個幹部作風的一種折射。同樣是下雨，久旱逢雨，說老天爺好；陰雨連綿，說老天爺不好。農民的感覺很直接，今天誰對我好，我說誰好；誰對我壞，我說誰壞。
當前的宏觀政策，再加上基層的把握，解決了農民的許多具體問題。我們一直下勁地抓村莊整治，抓村村通，從農民腳底下抓起，從房前屋後抓起，從身邊事抓起，實實在在地為農民幹一些事。
我講過一個觀點，新農村建設不能理想化。不能一講新農村，就給農民在腦子勾畫一個歐式別墅，藍天白雲，出行有車，乾乾淨淨，這樣一種模式叫新農村，這容易理想化。理想化帶來的問題是急於求成，我們在農村工作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理想化。譬如說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大躍進，甚至文化大革命，都是理想化的東西。用理想化的東西代替現實，容易帶來絕對化，帶來一刀切，容易帶來形式主義。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存在的許多問題都是從理想化派生出來的。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
中國有六十多萬個行政村，將近三百萬個自然村。就咱們縣而言，也有近六百個行政村，包括居委會，將近四千個自然村。村與村之間的條件，村與村的要素大不一樣。譬如說，我們縣南邊七八個鄉，土地特別多，人均合二三畝地。北邊，一個人合一畝地，甚至不到一畝地。資源不一樣，歷史習慣也不一樣。理想化會造成一刀切，面子工程，急於求成，這些問題通通都來了。
但我還有一個觀點，新農村不能理想化，但也絕對不能隨意化。新農村建設的國家政策是二十字方針：「生產發展，生活寬裕，村容整潔，鄉風文明，管理民主。」這五句話的前提是生產發展，接著是生活寬裕，看起來很宏觀，但又很具體。中央為什麼這麼規定呢？就是不想給新農村定一個具體的標準。中央始終講，它是和現代化伴隨始終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有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幹啥後幹啥。理想化容易形式主義，隨意化就容易感覺遙遙無期，放任自流，不知道抓啥。結果是年復一年村貌如舊，就像歌詞裡說的：「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農民享受不到現代文明的成果。新農村建設必須從改變農民生產、生活現狀入手，具體地一項一項地抓起，讓農民感覺到具體的改變。種地不交稅，上學不交費，這都實現了。另外，不僅不交，有些特殊的還有補貼。譬如國家對中等專業技術教育的補貼，人均一千五百元左右，基本也算不交費了。去年一年南陽第四師範學校就招生兩千人，往年全部在校生才一千七八百人，像這種帶有職業培訓性質的學校都有補貼。所以不能隨意化，必須一項一項、一村一村、一年一年地推進，先抓住農民最直接、最現實、最關心的利益問題，用電、吃水、行路，村容村貌，一項一項地幹。不可能設想農民富裕到一定程度再去做工作，因為永遠是差異性發展，過去即使不提新農村建設，村裡也總有一部分人過得比較好。但是，不抓村莊基礎設施，不抓生存生活條件改善，我就說，小樓蓋到泥潭中，村裡沒路，出不去門，老百姓意見很大。所以這幾年我們幹了一些事情，你所看到的是這幾年抓得比較好的，這樣抓農民高興，這是發自內心的高興。雖然剛開始工作時有難度，有些農民不理解，譬如佔住誰家的宅基地了，誰家的樹被砍了等等，但村裡主次幹道打通了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堅持抓下去，農村面貌會有大的改觀。
目前正是農村變革的關鍵期，也是農民的修復期。
新農村建設所需要關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在這種大轉折下，農村的文化理念也在發生變化，帶來新的情況：第一，農民的孩子上大學無望。不像八十年代，只要上學，就可以進入到城市。現在上學沒有出路，沒有多大用處，感覺上到大學與上到高中差別不大。儘管升學率高，但孩子上學的意願還是不高。第二，家長長期外出打工，家庭教育缺失。第三，越來越多的新的信仰危機，宗教信仰很迷茫。第四，打工者越來越不適應外邊的世界，勞動力培訓較差，農民得不到系統的技能培訓，所幹的仍然是最低級的活兒。第五，農村基礎設施越來越差。第六，在新的形勢下，基層幹部的素質也是值得注意的問題。現在，幹部與老百姓的感情有所修復，但是，這種修復是靠好的宏觀政策得來的。再過幾年，幹部素質如果不提高，沒有新的理念、新的思維，駕馭農村新的現實，仍然會有危機。
同時，在新的政策下，基層村幹部的任務很多是落實中央惠民政策，是給農民發錢，這極容易出現道德風險，可能會造成新的貪污方式，引發農民新的不滿和社會矛盾，譬如把低保用在自己家親戚那裡，或虛報名額。這種帶有公共福利性質的事情，幹部容易把好事辦走樣，處事不公，引發農村新的矛盾。
如何持久增加農民收入？這也是一個新課題。要大力培育當地市場，一鄉一業，一村一品，使勞動力就地就業，大力發展加工業，使勞動力回來就業，這對於維護家庭的完整性和保持文化的傳承非常重要。
農民的迷茫可以歸結為三點：第一，信什麼的問題；第二，學什麼的問題；第三，收什麼的問題。這幾個問題不考慮，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問題。
在學界有一個普遍的觀點，認為鄉村城鎮化是解決城鄉矛盾的必然趨勢，你怎麼看待這一觀點？
這個觀點本身沒有錯，但不能簡單化理解。簡單化的鄉村城鎮化不適應中國國情。我覺得，解決未來中國農村問題的辦法有五個「中」：中小城市，中小企業，中小銀行，中產階級，中小收入。特別要突出的是兩點：
第一，要發展中小城市。中國現在有典型的大城市病，城市擁擠。農民集中到城市，沒有穩定的生活來源，就成為城市無產流浪者，這會成為大問題，容易造成貧民窟，這是大城市化必然的弊病。中國十幾億人，地域複雜，簡單地以城市來涵蓋生存群體，很難真正解決問題。因此，城市化必須堅持大中小城鎮並舉，以中小城市為主的方針。
第二，發展中小企業，能形成當地就業。我們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這是事實，也是我們國家特殊的國情。有人說，我們是低檔工業製造者，呼籲改變這種狀況，其實，這並沒有什麼不好，人口是我們現在的優勢，也是發展中的一個過程，這種密集型企業在中國的高度發展是必然的。現在有各種保障農民工的措施，譬如勞動合同，這看起來是好事，但是公司會抬高門檻，該用的不用，造成擠壓效應，也會使很多人失去機會。
什麼叫城市化？住在大城市就叫城市化生活？我認為，城市化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就業、收入方式的城市化才叫城市化。能用抽水馬桶，能洗澡，出門能用車，這是城市化。我去韓國考察，韓國的大部分教授都住在城市郊區，但是各種生活設備特別齊全，這也是城市化。如果城裡人所能享受的現代文明成果，農村人也能享受到，並且按照新的組織理念，靠專業合作所形成的生活方式，這也是城市化。還有收入方式的城市化，不是簡單的家庭經營，而是現代管理體制下的企業，工資收入佔了你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十，這也是城市化的標誌。
在穰縣，我們提出四級城鎮體制，充分發展鄉、鎮的作用，在鄉村打造貿易集中地，它的繁華程度不亞於城市，到一定程度就有點像國外的小城市。另外，以原有的民間集市為中心，形成幾個村的物資流通地，發揮鎮的功能。實際上在歐洲，周圍幾個村，中心是一個大的物資交流和事務中心，就形成一個小市。
有些學者很悲觀，認為農民人口太多制約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我有一個觀點，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即使是現代化，總還得有人種地。即使農民佔百分之三十，還有五億，那還是個相當驚人的數字。並且，如果農民都聚集在城市，城市病會越來越明顯。
如果鄉村發展好了，農民不用離開家鄉，也可以擁有城市化的生活，也會解決大城市化的問題。現在農民父母在家裡幫著種地，像穰縣這樣的平原縣份，就按人均毛收入七千，小孩上學也不要錢了，日子也還可以過。假定說年輕小兩口打工，一年掙兩萬塊錢，再加上家庭收入，平均每月兩千，這對於農村來說，是相當可觀。現在新農村整治，路也通了，下雨也可以出門，門口就有超市，有自來水管，有太陽能，生活的方便程度、舒適程度不亞於城市，所缺乏的就是信息。若干年後，信息不暢通的問題解決了，你住在鄉村有什麼不可以？
九十年代以後，最大的變化就是種地變成一件簡單的事情。割麥、犁地、種地等等都機械化了。這樣，農民就不會討厭種地了。
當然，也有許多問題，現在農村灰色的東西多。譬如留守兒童問題。一個村莊裡，一個老頭對小女孩長期性侵犯，晚上走一段偏僻小路，總是被強姦，有幾年時間，奶奶都沒有發現。後來，奶奶發現了，老頭把女孩和奶奶都殺死了。這是一個悲劇。還有就是家庭情感問題，父母情感的缺失。不出去收入低，出去造成了家庭倫理問題。穰縣一些鄉村民族宗教問題比較複雜。一些地方，宗教信仰混亂，造成價值理念的缺失，傳統的東西沒有了，新的又沒有形成，在信念上、文化上和道德上形成了一個空當。
從總的趨勢來說，中國農村在明顯變化，是不斷進步了，但問題也不少，如何在趨勢下找出個性差異，引導農民往哪裡走，這是需要我們各級深思和關注的問題。
你認為中國傳統的鄉土文化對農村農民還有多大的影響力？
農村的個別女孩出去幹不好的事情，掙錢回家蓋房，回來非常純，不管在外面如何妖，回來像個乖孩子，特別純，表現得非常淳樸。但是，你還是能大體看出來她在外面的職業。鄉村文化、村莊生活場具有很強的淨化功能。穰縣文化特點相對傳統，這也在無形中制約著女孩在外的行為。
穰縣文化是書香文化與農耕文化的交織，節約，克勤克儉。2000年我在另外一個縣任職，一條街上就有四五家茶館，甚至有酒吧，穰縣至今還很少。在那裡我經常陪朋友去茶館坐，在穰縣我就基本不去。今天咱們在這兒說半天話，可能很快就會傳出去。那也是個新聞，而且是個負面新聞，這就是地域文化的差異表現。地域文化的排他性很強，對外來文化形成擠壓，地域文化特別保守。
簡單地說，文化就是習慣，文化具有一種固化效應，有一種鎖定功能。把習慣、習俗哲學化，就是宗教，把習慣倫理化、抽像化、虛化，就帶來宗教、藝術、文學。人與人之間的習慣固化之後就是文化。越凝固的地方排他性越強。地域文化形成以後，游離於現代生活之外，排他性很強，這是一種固化效果。有客人來穰縣，招待飯後請他到卡拉OK廳去唱歌跳舞，據說人家感覺在穰縣沒意思，因為都是一家人來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微妙，增加一個成分，權重也不一樣。
很難把文化這種東西衝開。有一次，我到河邊去，碰到一個老太太。她非常有意思，跟我說，前任領導允許在穰縣建紅燈區，簡直是傷風敗俗。其實，也不是什麼紅燈區，據說只是某條小巷有幾家髮廊集中了。老百姓有誤解，某個縣領導作了解釋，結果又引起更大範圍的誤解。幹部的言語行為會在這裡留下某種印象，只不過農民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來的。
我一直講，領導幹部到一個地方工作，融合不融合，首先是文化上融合不融合。
你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整個農村的發展趨勢對鄉土文化的衝擊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現在對傳統文化的衝擊，實際上是兩大衝擊，一是沿路蓋房，對原來村落結構形成衝擊，這就必然會帶來對村落文化的衝擊。過去是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我們那裡有句俗語：「碾磨齊全，房後有個竹園」，那種農耕式的生活，筐子、篩子都可以自編，一切齊全，可以自足。村落結構形成互助文化，互相周轉，鄰里之間雖然也為宅基地鬧矛盾，但長期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種互助文化，在摩擦中互助，共生文化。後來，沿路蓋房子，帶來的結果就是村裡的公共設施不能共享。還有就是傳統東西的喪失，過去你借我一個東西，隔個牆頭就可以遞過去，這些慢慢都沒有了，形成很多空心村。所以這幾年下大力氣改造村莊，村裡道路暢通，下水道打通，搬到外面的農民又回來了。第二，因為就業方式的變化帶來家庭結構的散失。老少問題，中國文化潛在的東西隔代親，爺爺對孫子是溺愛式，不是一種管教式，父母情感的長期缺失對孩子的成長都不利，這又是對傳統東西的衝擊。且不說外來要素的衝擊，就這兩個問題對目前農村文化帶來一種可把握上的難度。過去鳳凰衛視來拍片子，我說過一句話，唯有文化無敵。文化有一個很強的東西，就是鎖定效應，美德如此，劣習也如此。比如說沿鐵路的一些村落，個別農民盜竊、扒火車，為這，不知道抓多少人，但是還扒。道德墮落也形成一種習慣，也會越來越固化，最後形成文化。文化像一個橡皮牆，用刀子戳才能戳破。用石頭打，打輕了，它是一個窩；打狠了，慢慢可能還反彈過來，打住你自己。最後，都又慢慢平復了。
鄧小平說過一句話，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個教育不光是指學校教育，實際含有道德教化、傳統文化缺失的意思，沒有抵制住西方的思想，各種封建的東西又都冒出來。鄧小平講的教育是一個大概念，是國民教育、道德教育、素質教育、優秀文化復興和普及等等。
作為政策的實踐者，如何落實政策，從哪些層面做起？
這幾年我們幹點事，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要有真感情。農民最苦，我甘心幹點事，做到哪一步是哪一步。第二，一項一項地抓。抓中央的惠農政策落實，把中央政策研究透、爭取到、落實好。譬如太陽能的引進，發生在農民的身上，這是一個生活質量的重要變化。學會洗澡，這是一個很大的農民心理變化。抓茶館建設、村村通，把農民帶進現代文明生活。從農民的腳下，從房前屋後抓起，村莊整治有十大好處。起碼對村落的傳統文化結構、生存方式的改變是一個保護和發展。這是一個基層幹部的責任，我們吃了多少年空喊的虧。要實實在在為農民辦實事，努力提高農民的方便程度。第三，基層要有責任感，要把現代文明成果一項項引給農民，應該定格在能力建設上。就農民生活而言，不能說農民落後，電話、手機、電視都有普遍性，現代文明元素越來越多地進入農民的生活，隨著農民接受信息量的增多，農民的視野在不斷地擴張。但是，作為一個自然人，他的能力在往哪個方面發展，這是應該重視的問題。我覺得，應該往三個方面發展，第一，就業創業能力。現在農村教育應該側重於職業技術教育，不應該只隨著大學教育走，農村教育邊緣化，應該去學具體的職業技術。第二，能夠融入現代生活的能力。一方面農民收入低，另一方面有收入的農民不會消費，不知道怎麼去適應現代文明生活。《新結婚時代》反映出城市對農村的普遍看法。農村大學生最不喜歡聽的話是：你真農民。這是文化上的斷裂所形成的城鄉差異。村落可以保留，學會規範、乾淨、整潔。我們力求向農民引進一些元素，譬如電腦，雖然大人不玩，但小孩去玩就是一種進步。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第三，提高農民政治意識，保護政治權利的能力。農民不知道自己的權利應該捍衛，知情權、參與權、選舉權、表達權、訴求權，常被基層幹部看做是搗亂、鑽牛角尖。
我們做的另外一個工作就是，力求使基層幹部用新的方法、新的模式、新的思維去應對新的問題。基於此，穰縣推出「四加二」工作法，現在中央也認可了，寫進了中央「一號文件」，在全國農村推廣。「四加二」，就是四議兩公開，為農村基層幹部的工作規定一個程序，農村的重大事項，決策必須經過四個程序：一是黨支部提議，二是村黨支部、村委會商議，三是黨員大會審議，四是村民代表大會決議；所謂「二」，決議結果公示，執行結果公開。
這一工作方法在實踐和理論上都有意義。從理論上講，按照中央的概述和學者的概括，它把黨的領導機制、村兩委會的協商機制、黨員的民主權利保障機制和村民自治機制有機結合到一起，可以說實現了堅持黨的領導，充公發揚民主，嚴格依法按程序辦事的有機統一。從實踐意義上講，「四加二」給我們的啟示是：第一，它讓基層幹部學會協商和妥協。在協商基礎上的妥協是民主的基本表現形式，是民主的基礎。第二，使基層幹部學會程序決策，沒有程序，就沒有民主。第三，普通老百姓，學會少數服從多數，少數人的利益服從多數人的利益。所以說，「四加二」工作法本身具有很強的培訓功能，它推動基層幹部和普通農民政治素質的有效提升。它使基層幹部增強民主意識和法制理念，使普通老百姓增強了大局理念，學會把大局意識、公共理念納入到自己的日常行為當中。同時，也保障了村民的參政權、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在公共事務的決策參與當中，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意識。
農民說了不算，時間長了肯定政治冷漠。當一個集體的一分子在集體當中沒有地位，不能夠參與公共事務，他就會冷漠，個體行為就會加劇。當他認為他是集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自然就會積極的。
這一工作方法，主要是力求基層幹部做到按程序辦事。有程序的決策，一定比沒有程序的更科學、更民主。實踐中基層幹部學會尊重人，學會思考問題。反過來，讓農民也有集體的概念。完全理想化是不可能的，學會遇事跟人商量就是很了不起的進步。農民不是愚昧無知，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農民的可接受程度很高，但是，這需要引導，也需要科學的方法。這既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也是一個迫切的事情。
[1] 二球：農村那種愛出風頭、被別人利用的人。
[2] 原叔：父親的好朋友，是另外一個村莊的人。和明太爺一樣，他也是長時間在我家坐著的人。他們有時不說話，彼此沉默，但也不走，就那麼坐著。原叔死之後，他老婆脖子長的瘤病變，就上吊死了。大女兒出嫁，二女兒一心想上學，每星期背著一袋玉米糝去上學，在鎮上一家廢棄的房子裡做飯，一天三頓都是玉米糝，沒有菜，沒有油和鹽。後來，也沒上成。兒子發高燒後傻了，四處流浪。有時會突然冒出來，到親戚家或熟人那裡要點錢，要碗飯吃。
[3] 一盤響：在傳統的鄉村喪禮上，去世人的至親會請樂器班來吹唱，必備的是銅嗩吶、鑼、鼓和鈸，也稱為響器。
[4] 吐故納新：「吐故」，當時是指把所謂「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階級異己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堅決清除出黨；「納新」，就是吸收一批所謂優秀的造反派入黨，並把他們提拔到各級黨組織的領導崗位上來。
[5] 差般：傻，腦子缺根筋。
[6] 夠點：很好。
[7] 差子：差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