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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支書:選舉給錢都找不來人

梁清道,梁莊的前任支書,五十七歲,長著一張寬闊的、紫膛色的大臉,眼睛裡總是閃著狡黠的光。一個自學成才、優秀的鄉村廚師,一個運籌帷幄的鄉村政治家,一個出口成章、能隨口編順口溜的鄉村能人,一個無可奈何的公公,一個狂熱的賭徒。

他給我講起了梁莊這三十年的政治和權力運作。

農村政策變化可不一樣,前進就在這十五年。原來有個順口溜能說明情況:「隊長對隊長,走路卡卡響,會計對會計,穿著藍卡嘰。隊長有權,會計有錢,撐死保管,餓死社員。」現在年輕人,你看人家腦子有點差,出門就把錢抓。出門打工不中用拿個萬兒八千,中用的掙個三萬兩萬。我埋怨自己退得不早。前幾年我退了,領導照顧,讓我們家大娃兒也當個村幹部,算擦擦我臉上灰。幹這幾十年,只差把世上酒喝完。日他媽呀,想想差般[5]之極。你說有沒有退休工資?有,可有,說出來不怕你笑,你問問他們正幹著的多少錢,兩百塊。我退休,一個月六十八塊錢,再加上保險,一共一百一十六塊。

經濟大包干,鄉村可完蛋。咱們這個行政村共兩千多人,一人一年頂百十元,每年需向鄉政府交二十八萬元。特產稅也要向老百姓要錢,種辣椒、煙葉都要交錢,村裡的開支還是跟老百姓要,民辦老師的工資、辦公費、招待費都是從土地上提取。沒有企業,一切來自於土地。一畝地來回報稅,不然不夠村集體的開支和上繳。剛開始是誰種地誰掏錢,後來即使不種地,你名下的地也得每畝交五十塊。有許多家兩口子出去打工,乾脆不回來了。村幹部去要,村民也有牴觸,極端的情況就是發生衝突。那時候干群關係最緊張,真是一步步惡化。在村裡能給群眾說通了,知道這是政府的事,與幹部無關;說不通,還有的要自己搭車收費。群眾最噁心幹部,說:「你們除了要錢,還能幹啥?」特別是1997年以後公辦老師工資也讓基層發,鄉里又攤派到村裡,老師罷工,村民鬧事,鄉幹部也是急得貸款,去借。政策再延長兩年,出現啥情況還不好說。

現在是村村都有外債,多哩,都有幾十萬,主要欠在提留款和超生罰款上。提留款從來沒收齊過,都是村裡墊支。超生罰款按人口比例交錢,咱們村每年得交三四萬,可是村民常年在外,根本不回來,這也得村裡墊支。老百姓也會笑話人,稱村幹部的工作是「催糧要款,刮宮流產」,聽著咱這老臉也是掛不住。

這些主要依靠民間借貸,銀行絕對不借。一分八、二分,高利貸,收提留了再還,導致村裡債務越堆越多。有些信用社也想貸錢,知道這情況,不貸給集體,必須以個人名義貸。支書只好以私人身份去借貸。幾乎每個村都是幹部自己抓、借、貸,來完成任務和應付開支。幹部背著債,不想幹也不行,幹著,還能生辦法還,不幹,這債全成自己的,那還活不活?有個村支書最後一年借不來了,選舉時被選了下去。他對鄉黨委書記說:「書記,你要是不讓我干,我上吊在你家門口。」

我自己是堅決不背債,收上來交,收不上來不交。咱們村裡不欠錢。我派給生產隊,隊裡抓,你生辦法完成。到季了地賣了你再交。土地霸住,一畝地一百塊,你交了讓你種地,不交,不讓種。

咱們村是窮村,別的地方爭一個村長花幾百萬,咱們這個地方是沒人干。農村的窮隊,要啥沒啥,干有啥用。選舉是三年一屆。民主是民主,早晚民主都是集中制。村民委員會也有,成員名單也寫在牆上,選舉的規章、制度都有,但只是擺設。不是這制度不好,村民自治肯定好,問題是,治誰呢?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在外打工的人根本不參加意見,選舉給錢都找不來人。咱們行政村共兩千多人,連兩百個人都叫不到,開會只算走走過場。經濟社會,農民一切撲在經濟上,爭官干的意識並不強。老百姓靠打工有點錢,集體是個空殼,所以也沒人爭。有些村開會比較積極,想參加選舉的人自己掏錢,把在外打工的喊回來,那是因為有利可圖。也有些村別說選舉了,乾脆就是沒有人當,當個村支書還不如出去打工呢!

不過,話說回來,大多數人還是想當,能佔點小便宜,也是個政治榮譽。算是承認,你是個能人。那全是虛榮心。有人說,道娃兒,你村支書幹一輩子,把咱們村弄得要啥沒啥。我說,你說球哩,群眾樓上樓下,我要啥沒啥。這些年,我胡球拾倆糞也掙倆錢,現在是喝一肚子酒精,兩手空空。反過來說,樓上樓下跟我支書也沒關係,那人家都是出門打工。不出門打工,那還不中,在屋光守二畝田,吃飯都艱難。

說到自己的窮苦,清道哥顯得很激動,父親在一旁大笑說:「你娃子別能,說得你好像受屈了一樣,你不當村支書,你能在公路邊蓋那一處房?你養活仨兒子,還辦養雞場?就別在這兒擺窮了!酒你沒少喝,賭你也沒少來,你輸的錢都是哪來的?」清道哥是我們一個門上的,還沒有出五服,平日裡父親和他對話都是連說帶罵,毫不客氣,見清道在我這裡撇清,父親早就按捺不住了。

這我也承認,是沾點光。不過,我幹的時候,一般不去鎮上食堂,減少開支,村裡窮得不得了,你再胡吃,那還行?誰對口有啥事,哪一天哪一日為啥事,月底報銷,一樣樣審核。不管在家裡招待,還是在食堂,規定多少報多少,超一部分是自己的。我每天都記賬,流水賬。今天在幹啥,跟誰在一塊兒吃飯,都寫得很清。

我當官的經驗是,群眾通情達理的多,不論理的也有,凡事有問題,首先從幹部自身找問題,別先找老百姓。老百姓百分之九十都通情達理,是你幹部沒說到。那年交公糧,有些群眾拒交,我跟去三天,三天嗓子都說啞了。有些群眾有怨言,借交糧可找著機會說說。能解決的我給你解決,解決不了給人家解釋清楚。但是,交公糧是國家的事,該交糧交糧,隨後再處理。借交糧胡鬧,總歸是不對。後來,村裡人都說,早像你這樣,俺們咋會不交糧?該解決解決,該說清說清,有啥說的?

現在的國家政策,對老百姓是夠點[6]了。種地給錢,補七八十塊錢,土地咋能荒?鄉、村兩級不向群眾要錢,並且國家補貼,群眾對上沒有經濟負擔,收成好了多收點,不好了少收點。現在的村幹部職責很簡單,一是宣傳黨的政策,處理計劃生育任務、宅基地、治安、民事糾紛;另外,村支部生辦法引導群眾致富,過去的幹部逼著要錢,現在也變成服務型。一家一戶辦不了的事,村支部幫助把事辦了。

有人說現在的農村新政策,根本不需要村幹部,乾脆取消算了。這絕對行不通,就現實來說還是不適宜,如果那樣,農村的老百姓就真成了一盤散沙。政府與農村肯定有間隔,具體的農村糾紛上面政府解決不了,一是不瞭解情況,村裡的人際關係都很複雜,誰家跟誰家有啥來龍去脈,外人一點都不瞭解,很難處理;二是真假難判,鄉政府不可能直接進入農村。把這層取消了,下面的群眾不成集體了。村裡精簡人可以,但機構不能取消,等於斷線了。一個村千百戶,政府直接工作到戶是不可能的,上面任何工作都無法開展。

咱們這任縣委書記,我是真佩服。第一次開三級幹部會,我聽罷之後說,妥了,咱們縣有指望了。干的都是實事。人家開會,會場掉個針都能聽見,台上台下,鴉雀無聲,理論聯繫實際,土洋結合,深入淺出。說個笑話,別的書記開會只想睡覺,都是套話,沒意思,人家開會連解手都不願去,怕有些話沒聽見。

我熬了五任縣委書記,都沒人家的水平。新官上任,不辦事可有差,沒考慮成熟,一辦就岔氣,勞了民又傷了財。過去各任領導都要搞項目,那年種蘋果,公路兩旁挖得像戰壕一樣,結果一個蘋果也沒有。還有「書記工程」,各鄉都在自己的地上圈個院子,搞項目,腦子一熱,不根據實際情況,強壓硬辦,逞能的浪費百十萬,窩囊的浪費幾十萬,最後長的全是荒草。

現在,搞楊樹經濟,我覺得可靠。領導開群眾動員會。我說,個人感受,兩句話:有腦子種上幾畝楊,十年之後強似小油坊。過去領導都搞特色,最後都勞民傷財,一窮二白。我種十五畝楊樹,一年一棵樹能長一寸,就長八寸粗,幾丈高,就按四百塊錢一方,一棵樹半方,兩百塊,一畝地五十四顆楊樹,那有多少,你們自己算了。比你養兒強,你就是養個好兒,他能給你回報多少?孫兒往家一留,年下回來,給你三五百元,你喜得不得了。不回來一個電話可把你老漢打發了。回來了不是想他爹想他媽,主要是娃子留在家。手裡沒有一分錢,孫兒都不往你身邊跑。手裡攥有四五萬塊錢,也夠你養老了,不找娃兒們麻煩。現在廢地種幾顆楊樹,你老了也安排好了。這個項目,我支持,綠色銀行。

國家政策變了之後,最起碼不存在荒蕪土地。有本事在外打工致富,沒能力在家種地也不受作難。總的來說,國家政策好,給農民帶來好處,給村幹部也帶來好處,干群關係也好了,除了給村裡辦好事,不用登門要錢。這個政策過去從來沒有過,開天闢地。現在糾紛也少了。

國家只要強大,這政策就會長遠。好的政策,群眾信任共產黨,共產黨也有凝聚力,說明國家越來越強大。現在老百姓確實得到了好處,國家號召了啥東西,老百姓也願意支持。

肯定也存在問題,再好的社會、再完美的政策也有問題。那遠程教育好是好,給你個電視機,往大隊部一扔,算是回了老家。就是你辦,也沒人去看。歲數大的在家種地,看孫娃兒,忙得頭都抬不起來。不出差子[7]還怪好,一出事就完了,爺奶承擔不了。你五奶奶現在一提起她那孫子,還是哭。娃子們都是爺爺奶奶看,留守兒童,管不住,沒有幾個想上學的。村裡人精神渙散,死氣沉沉的,現在村裡死人,得找兩個隊,抬棺人才能找齊。這都是問題。

但是,都不急,國家也得慢慢來,恁大個家,也不是一天兩天轉過來的。

其實,在梁莊,清道哥並沒有很強的根基,他父親是個老實人,一輩子沒上過檯面。上任支書梁興隆下台後,村裡族人不願意梁興隆的兒子再當支書,硬把清道哥弄上台,誰也不得罪,誰也沒話說。上台之後,清道哥顯示出自己的從政才能,各方面關係都處理得挺好,對父親和老貴叔這樣的「老刺頭」尊敬有加,時不時請他們吃個飯,商量點事兒,把幾個老頭兒哄得暈頭轉向。把興隆兒子安排成村長,又把老保管的兒子任命為治安主任,也算讓他們「世襲」了。清道哥在說到這個詞時,很得意。村裡普通群眾雖然有意見,但是,因為這利益他們從來沒有得到過,不知道它的好處到底是什麼,因此,雖然私下裡議論議論,但因為清道哥的「清廉」,大家也沒什麼大動作。

幾十年來,國家對鄉村的政策一直在調整,中間經歷了非常艱難的時期。現在,政府對農村進行全方位的改革,並且,加大了投入的力度和廣度。從表面上看,國家與農民、幹部與群眾的矛盾減輕了,但是,卻也遮蔽了許多本質性的問題。譬如民主程序、村民自治雖然已經喊了三十年,但是,對於一個內陸的小村莊來說,它們依然是很陌生的、概念化的名詞,政治、權利、民主等詞語距離農民還是很遙遠。國家、政府與農民之間缺乏根本性的互動,一種建立在理解、尊重、平等基礎上的互動。鄉村人口的超高流動性是民主政治無法推行的重要原因,家庭的主要成員長年不在家,對村莊、對土地的感情越來越淡漠。出門掙錢是第一要義,至於土地,它不再是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不再是「命根子」,無論政府怎麼折騰,無非就是要稅或不要稅,多要稅或是少要稅,不足以形成一種巨大的牽制力。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基本的行政單位,村莊並沒有生產能力、沒有建設項目,也沒有凝聚力吸引它的成員,使他們成為自己的有機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