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你沒注意到我們之間並不會去談論這件事嗎？再過幾十年、幾百年，這些年發生的事將會成為傳說。
我害怕雨水。這就是切爾諾貝利。我害怕雪，也害怕森林。這不是憑空想像，也不是心理作用，而是真實的感受。切爾諾貝利就在我的家裡，在我最寶貴的東西身上，在我的兒子身上。
他出生於一九八六年的春天。現在他病了。動物們知道何時該生育，要生多少，就連蟑螂也一樣。但是人類卻不知道怎麼做，上帝並沒有賜予我們預知的能力。不久前，一份報道顯示，單是一九九三年的白俄羅斯，就有二十萬件墮胎案例。因為切爾諾貝利，我們現在全都生活在恐懼之中。人的天性似乎被封閉了起來，在靜靜地等待著。
查拉圖斯特拉大概會說：「噢，我真不幸！時間到哪裡去了？」
我想了很多。我試圖尋找其中的意義。你想過嗎？切爾諾貝利給俄國人的思維模式帶來了一場大災難。有人說爆炸的不僅是反應爐，而是整個價值體系，我很同意這一點，但這樣的解釋還不夠。
我是歷史學家。我曾學習語言學，也就是語言的哲學。我們不僅用語言思考，語言也會思考我們。當我十八歲，也許更小的時候，我開始閱讀地下刊物，因而認識了沙拉莫夫和索爾仁尼琴，我才忽然明白我的童年充斥著集中營的語言。即便我是生長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中（我祖父是部長，父親是聖彼得堡大學教授），對我們這些年輕人而言，稱呼自己的父母為老大哥和老大姐8也是極為平常的事情。
「小心卑鄙的渾蛋身旁一定有個拿扁鑽的傢伙。」——我九歲時就知道這個俚語了。我完全不知道怎麼講文雅的話。我們玩的遊戲、講的諺語和謎語都是從集中營裡學來的。因為集中營可不是位於遙遠禁地裡的另一個世界，集中營就在我們身邊。阿赫瑪托娃曾寫過：「一半國人被處理，一半國人在獄中。」我想這種被監禁的自覺將不可避免地對文化造成衝擊，也會衝擊社會。
我們是在一種蘇聯式的特殊信仰裡成長起來的，我們相信人是所有創造物之王，有權隨心所欲地對這個世界做出任何事情。米丘林曾說過：「我們不能等待大地之母的恩賜，我們必須向她索取。」這是在試圖教導人民去追求他們本來並不具備的物質。
我們長期受到壓迫，而現在每個人卻都開始談論上帝。在古拉格集中營，一九三七年的牢獄之災，一九四八年黨部在會議上譴責世界主義，還有赫魯曉夫執政時期拆毀古老教堂等時期，為什麼人們當時並不信奉上帝？俄國當代信仰的內涵是陰險又虛假的。他們轟炸車臣的平民住宅，消滅那些稀少又自豪的民族。這就是我們做事的唯一方法，用劍而不用言語——用卡拉什尼科夫衝鋒鎗來解決問題。當我們用鏟子將灼傷的坦克駕駛員救出來時，鄰近的人們正手持蠟燭站在教堂裡，慶祝著聖誕節。
現在呢？我們要試試看，我們是否有能力重新審視過去的所有歷史，就像戰後的德國和日本一樣。我們有足夠的智識和勇氣嗎？人們很少談論這一點，只懂得談論開放市場、談論票券和支票。我們再次存活了下來，耗盡了我們所有的精力。但我們的靈魂卻被遺棄了。
這一切是為了什麼？為了你寫的書？為了我失眠的夜晚？如果人生只是如同火柴般短暫，這些問題也許都有答案，可用單純的宿命論來解釋，也可能有著偉大的答案。俄國人總是需要有可以相信的東西：從鐵路、青蛙（巴扎羅夫）9、拜占庭到原子。現在人們則相信開放市場。
布爾加科夫在《偽善者的奴隸》中寫道：「我的一生充滿罪惡。我是一個演員。」他意識到戲劇藝術有其罪惡的一面，因為探索他人的人生是不道德的。但或許這就像生了一場小病，使人對他人的過錯有了免疫力。切爾諾貝利是個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作的主題，可以試圖為人類的行為辯護。
這一事件的寓意也可能比想像中的簡單：你悄悄來到世上，你該在門口止步嗎，還是進入這個神奇的世界……
——亞歷山大·雷瓦爾斯奇，歷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