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聽說在某地發生了事件，最初我連地名都沒聽清楚，不過我知道那裡離我們所在的莫吉廖夫很遠。然後我弟弟從學校急忙跑回家，他說孩子們都領取了藥物，所以很明顯，真的有事件發生了。
然而我們五月一日時仍在享樂。我們玩到很晚才回家，風吹開了家裡的窗戶。我是後來才想起這件事的。
我在環保部門的檢驗中心工作。我們還在等待上頭的指示，但是沒有任何消息。我們的成員裡有環保專長的並不多，尤其是上頭的主管。他們多是退伍的軍官、前黨工、退休人士等麻煩人物。如果你在某處搞砸了事情，就會被送來這裡，然後你就會在這裡整理文件度日。
直到我們的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阿達莫維奇到莫斯科抗議之後，這種情況才引起重視，這些人才開始知道要站出來說話。
他們恨透了那個作家！這真是不可思議。他們的孩子，他們的孫子就住在這裡，但他們卻不作聲，而是由一位作家向世界呼喊：「救救我們！」
你可能認為他們的自我保護機制會產生作用，其實不然，每次黨內集會或休息抽煙時，他們總是不斷地數落「這些作家」：
「他們為什麼要多管閒事？他們真是為所欲為！我們有接到指示！我們需要遵從命令！他懂些什麼？他又不是物理學家！中央委員會和黨書記都站在我們這邊！」
到這個時候我才開始稍微懂了，生活在一九三七年大整肅時期會是怎樣的感覺。
當時，我對核電廠全是美好的觀感。中學和大學教育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可以「無中生有」製造能源的魔法工廠，只要那些穿著白袍的工作人員按下按鈕即可。
切爾諾貝利的爆炸是我們始料未及的，而且也沒有任何相關信息。我們拿到一大沓標記著「最高機密」「意外調查報告：機密」「治療觀察結果：機密」「清理人輻射污染調查報告：機密」等諸如此類的文件。
當時謠言四起：有人在書上讀到，有人聽說，有人宣佈……有一部分人相信西方的說法，只有這些人會討論吃藥的種類和服藥的方法。但大多數人的反應是：雖然我們的敵人在幸災樂禍，但我們仍佔上風。五月九日，老兵們仍然會上街舉行勝利遊行。直到後來才發現，就連那些在反應爐滅火的人員，也活在謠言中。「我認為空手拿石墨是很危險的舉動。我認為……」
突然出現了一位瘋女人。她在市場裡喃喃自語地走著：「我看得到輻射，是藍色的，輻射把一切都毀了。」
人們不敢再買市場裡的牛奶和奶酪。一位老太太手裡拿著賣不出去的牛奶。「別擔心，」她說，「我沒讓我的牛去草地吃草，我是自己拿草給牛吃的。」
如果開車到鎮外，你會看到一些很特別的稻草人：包著玻璃紙的老農婦站在包著玻璃紙的奶牛旁。你會哭笑不得。
這個時候我們開始接到檢驗的任務。我被派到了木料處理工廠。這裡收到的木材量依然不減——營運計劃沒有改變，他們和往常一樣。我在倉庫裡啟動了測量器材，輻射劑量高得嚇人。木板其實沒有問題，但當我測量掃帚時，劑量馬上爆表。
「這些掃帚是從哪裡來的？」
「克拉斯諾波爾。」
後來我們才知道，克拉斯諾波爾是全莫吉廖夫輻射污染最嚴重的地方。
「我們還有一批貨沒出，其他的已經運出去了。」
你要怎麼去各城鎮找回這些東西呢？
還有件事必須跟你說，我怕我忘了……
噢，對了！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之後，你會突然有了新的感受，每個人都必須面臨一種個體的生活，我們很不習慣。之前我們不需要這樣的生活方式，但現在必須思考：什麼東西可以吃？什麼東西可以給小孩吃？什麼是危險的？什麼不是危險的？你應該搬家還是留在這裡？
每個人都必須做出自己的決定。但我們已經習慣以前的生活方式了，整個村莊是一個共同體，包括工廠、集體農場。我們是蘇聯人民，我們是一個共同體。我是一個蘇聯人，徹頭徹尾的蘇聯人。我讀大學時，每個暑假都會隨著共產黨學生青年團行動。我們在暑假工作，把收入捐給南美的共產國家。我當時在單位的部分收入，是要分配給烏拉圭的。
然後，我們改變了。一切都變了。要接受這樣的改變並不容易，更何況我們沒有表達意見的能力。
我是生物學家。我的論文是研究蜜蜂的行為。我曾在無人島住了兩個月，在那裡培育蜂巢。我和蜜蜂相處了一個禮拜，它們才接受我進入它們的家庭。它們不會讓任何人接近至三米的範圍，卻願意讓我接近。我把蘸著果醬的火柴伸進蜂巢餵食。
我的老師曾說：「千萬不要破壞蜂窩，這是一個很好的異種生態類型。」
蜂巢和整座森林息息相關，而我也漸漸融入這片大地。一隻小老鼠跑到我的球鞋上——它是一隻野生的老鼠，但它已經認為我是這環境的一部分了。我昨天就在這裡，明天也不例外。
切爾諾貝利事件過後，人們舉行了一場兒童畫展。其中一張畫著一隻鸛經過田野，然後消失在田野，上面寫著「沒有人跟鸛說發生了什麼事」。我的感受也是如此，但我有工作在身。我們在各地採集水和泥土的樣本，然後帶到明斯克。我們的助理抱怨說：「這真是燙手山芋。」我們沒有防護措施，沒有特殊衣物。人坐在車子前座，後座放的都是會發亮的樣本。
我們有掩埋輻射土的指定程序。用土埋土——這真是古怪的行為。根據指示，在掩埋任何東西之前，首先得進行地理勘查，確認掩埋地四到六公里處沒有地下水，而且掩埋的坑不能太深，坑的周圍和底部都必須鋪上塑料袋。
雖然程序這樣寫，但實際操作時當然會有所不同。不出所料，地理勘查這個步驟被省略了。那些人只是隨手指向一塊地，說：「挖這裡。」挖土機便開挖了。
「你要挖多深？」
「誰知道？等我挖到水再停。」
他們就這樣朝著水源挖。
他們總是說：「人民是神聖的，錯都錯在政府。那就讓我來告訴你，我對人民還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出過最長的任務，是在克拉斯諾波斯克區域，這裡的情況最糟。為了避免把放射性物質從地裡衝入河流，我們需要按照指示行動。
我必須挖雙倍深度的犁溝，間隔一段距離，然後再挖犁溝，保持同樣的間隔。因此我需要開車巡視每一條小河。我搭著巴士來到地方行政中心，我需要一台車來執行這項任務。
我見到了地方行政議長，他坐在辦公室裡，正在抱頭苦惱：沒人下令改變政策，沒人對收割作業流程做出更改。豌豆和多數豆類一樣，會吸收大量輻射，但他們既然已經種了豌豆，就得采收。這裡部分地區的輻射量已經超過了四十居裡。
所以他沒時間理會我。幼兒園的廚師和保姆都逃跑了，孩子們正在挨餓。所有外科醫師也離開了——現在要動個切除盲腸的手術，都必須搭救護車去鄰近的行政區，路程長達六十公里，一路上顛簸不堪。還談什麼挖犁溝的車子？他完全沒時間理會我。
所以我找到軍方。這裡的部隊都是年輕人，他們在此停留了半年，都已病得不輕。他們給了我一台裝甲運兵車，還附帶人員——不，等等，是更精良的裝甲偵察車才對，上面還裝了一門機槍。真可惜我沒跟這台車一起合影。我認為這真是男人的浪漫。負責指揮這台車的少尉會不時向基地匯報：「呼叫老鷹！呼叫老鷹！我們正在執行任務。」
我們行駛在同樣的森林，同樣的道路上，開的卻是一台裝甲車。路上的婦女們躲在籬笆後哭泣——自從戰爭結束後，她們就沒見過這樣的車。她們害怕另一場戰爭要開始了。
根據指示，負責挖犁溝的牽引機駕駛座必須密封且有輻射保護措施，但駕駛員竟然把牽引機停在一旁，躺在草地上休息。
「你瘋了嗎？沒人警告過你嗎？」
「但是我已經把上衣墊在頭下了啊。」他說。
人們還搞不清狀況。他們長久以來生活在核戰的恐懼中，卻不懼怕切爾諾貝利發生的事件。
這裡的風景很美，那些古老的森林還在。彎曲的河流有茶水一般的顏色，溪流清澈，草地綠意盎然。人們在森林中喊著彼此的名字。對他們而言，這一切這麼自然，就像早上起床來到家中庭園一樣。只有你心裡知道，這裡的一切都被污染了。
我們遇見了一位老婦人。
「孩子，告訴我，我可以喝我的奶牛產的奶嗎？」
我們低下了頭，我們都收到了命令——只收集資料，不許與當地人互動。
最後駕駛員終於開口了。
「婆婆，您今年多大歲數了？」
「噢，我年過八十了。說不定還更老，我的資料在戰爭中被燒掉了。」
「那您盡量喝吧。」
那些村莊裡的居民最讓我感到不捨——他們天真無知，像孩童一樣，卻要受苦受難。那些農夫與切爾諾貝利無關，他們與大自然是一種信任的關係，並非掠奪與被掠奪的關係，千百年來一向如此。他們不能理解發生的事情，只好選擇相信那些科學家或受過教育的人，把這些人當神父一樣。但他們得到的信息卻是：「一切都很正常，沒什麼好害怕的，只要記得吃飯前洗手就好。」我當時還不明白，但過了數年後我才終於知道，我們都是這項罪行的共犯，一同參與了這個陰謀。（她沉默不語）
你無法想像，有多少送入隔離區的補助品被走私出來：咖啡、牛肉罐頭、火腿、柳橙。這些東西裝箱後用貨車運出，因為其他地方都買不到。當地的商人、督察，低階和中階官僚都賴此為生。人們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惡劣，我也是其中之一。現在我知道自己是怎樣的人了。（她停頓了一下）當然，重要的是我願意承認我是這樣的人。
我再舉一個例子。一個集體農場中大約有五座村莊，其中三座是「乾淨的」，兩座是「被污染的」。兩者之間，只隔兩三公里的距離。被污染的村莊可以領到「墳墓」金，乾淨的村莊沒有。現在「乾淨的」村莊正要建造牲畜圈捨，需要使用乾淨的飼料。但是乾淨的飼料要去哪兒找呢？風吹過一片又一片的田地，這些田地全在同一塊土地上。為了要建造圈捨，有些文件需要簽名，需要經過委員會簽署同意，而我正是委員會的一員。大家都知道我們不應該簽署這些文件，這根本就是犯罪。但最後我還是把自己的行為合理化，就跟其他人一樣。我心想：乾淨飼料的問題與環保稽查人員無關。
每個人都把自己的行為合理化，為自己找到借口。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我發現可怕的事情總是悄悄發生在生活中。
——卓婭·達尼洛芙娜·布魯克，環保稽查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