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五月底，差不多是意外發生的一個月後，我們收到周圍三十公里處生產的產品，開始按照要求檢驗。我們這個研究所全天運作，就像軍事單位一樣。當時我們是白俄羅斯唯一有專家和設備來做檢驗工作的地方。
我們收到了家畜和野生動物的內臟器官。我們檢查了乳汁。經過首次檢驗，這些送來的東西顯然不能稱為肉類，而應該說是輻射的副產品。隔離區的牲畜都在輪班管理之中——畜牧人來來去去，擠奶工人只有需要擠奶時才會來。乳製品工廠依照政府的計劃運作。
我們檢驗了牛奶。那些東西不是牛奶，是輻射的副產品。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都使用羅加契夫乳製品工廠的煉乳和濃縮牛奶，來作為課堂上使用的標準輻射源。與此同時，這些產品還在市面上售賣。當人們開始拒絕購買羅加契夫的乳製品時，市面上忽然出現了一堆沒有標識的牛奶。我不認為是他們忽然缺包裝紙了。
第一次去隔離區時，我測出森林的環境輻射值，是道路和田地的五六倍。各地的輻射量都偏高，但牽引機沒有停止運作，農夫們也繼續種田。
在少數幾個村莊，我們測量了當地成人與孩童的甲狀腺機能。得出的結果是：超出正常範圍的一百倍，甚至超出兩三百倍。我們一行人中，有位女性放射學者，看到兒童在沙地裡玩耍，頓時變得歇斯底里。
我們檢驗了母乳，同樣具有放射性。我們到店裡，正如大部分小鎮商店一般，衣服和食物擺放在一起，西裝和洋裝擺在薩拉米香腸和牛油旁邊。這些商品就這樣暴露在外，都沒用玻璃紙蓋起來。我們測量了薩拉米香腸和蛋——我們拍了X光照片——這些東西不是食物，是輻射的副產品。
我們看到一個女人在她家門口的長椅上哺乳，她就像切爾諾貝利的聖母，但她的母乳裡卻含有銫元素。
我們向主管詢問：「我們該怎麼辦？我們該如何是好？」
他們說：「做好檢驗工作，然後回家看電視。」
戈爾巴喬夫在電視裡安撫民眾：「我們已經採取了緊急措施。」
我相信了。我當了二十年工程師，我熟知物理定律。我知道所有生物都必須離開那個地方，就算只是短期離開也好。
我們盡職盡責地檢驗，然後守著電視。我們已經習慣篤信不疑了。我是戰後出生的一代，帶著信心和信仰成長。這些信心是從哪裡來的呢？我們在那場可怕的戰爭中獲勝了。當時全世界都對我們心懷感激。
所以這就是你問題的答案：為什麼我們知道實情，卻保持沉默？為什麼我們不去廣場上大聲說出來？我們彙編了檢測報告，寫好附註，但我們卻保守秘密，默不作聲地執行命令，因為我們遵守黨的紀律。
我是一名共產黨員，我不記得有任何同志拒絕前往隔離區工作，並不是因為我們害怕失去黨員身份，而是因為我們對黨有信心。我們有信心健康幸福地活下去，這對我們來說是最重要的，是一切的準則。在失去這種信心後，很多人得了心臟病，甚至自殺，就像列加索夫教授一樣，朝自己的心臟開槍。一旦你失去對黨的信心，你就不再是黨的一部分了，只是一個失敗者，失去了活著的目的。這是我對他自殺行為的理解，他的行為是一種徵兆。
——馬拉特·菲利波維奇·科哈諾夫，白俄羅斯國家科學院核能研究所前首席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