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鏟子和原子

我盡可能牢牢記住那些日子。我當時有許多新感受——像來到了未知領域所感受的恐懼,像我登上火星了一樣。我來自庫斯克。一九六九年時,庫爾恰托夫鎮附近建起了一座核電廠。我們常去那裡購買食物——供應給核電廠工作人員的食物質量是最好的。我們以前常去附近的池塘釣魚,就在反應爐旁邊。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後,我常常想起這些事。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我接到一則通知,我是一個守法的人,因此第二天我就去軍方的募集辦公室報到。他們看了我的資料,對我說:「你從來沒跟我們一起出過任務。現在我們正需要化學家。你想去明斯克附近的營地待二十五天嗎?」我心想:為什麼不暫時放下家庭和工作,去走一趟呢?我可以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點,我帶著一大包行李,還有一支牙刷,來到了集合點。和平時期的任務,來了那麼多人,我感到很訝異。我開始想起那些戰爭電影的畫面——六月二十二日,多麼特別的一天啊,這一天正是德國人入侵的日子。一整天我們都在重複著集合、解散的動作,終於在天黑時搭上了巴士。

有個人在車上宣佈:「如果你帶了酒,現在就打開來喝。今晚我們就會搭上火車,明天一早就要編入部隊。我希望大家明天都能如同早晨的黃瓜一般新鮮有力,不要帶著多餘的行李。」好的,沒問題,我們狂歡了一整夜。

早上,我們才知道我們的單位在森林裡。我們又排好隊形,然後按字母順序點名出列。每個人都拿到了防護裝備。他們給了我們每人一套,又發了一套,然後再發一套。我心想,這事應該非同小可。他們還給了我們大衣、帽子、床墊和枕頭——全都是冬天用的配備。可當時是夏天,而且他們說過我們二十五天後就能回家了。

「你在開玩笑嗎?」與我們一起前來的上尉笑著說,「二十五天?你們要被派去切爾諾貝利六個月。」

我真不敢相信,然後開始感到憤怒。他們開始說服我們:在反應爐二十公里外工作,可以拿到兩倍的薪水,十公里外可以拿到三倍,而在反應爐周圍工作的人可以拿到六倍的錢。

有一個人開始估算,半年後他就可以開著新車回家了,另一個人想要離開,但他已經身在軍中不由己了。輻射是什麼?沒人知道。儘管我剛上過民防教育課程,但他們教的是三十年前的舊東西,例如五十倫琴是致死的劑量。他們教導如何在核爆時撲倒在地,以避開衝擊波。他們還教有關放射線和輻射熱能的知識,但最危險的輻射污染,他們卻隻字未提。

帶領我們前往切爾諾貝利的長官也不太機靈。他們只知道一件事:多喝伏特加可以抵抗輻射。我們在明斯克附近住了六天,這六天裡每天都喝酒。我觀察著酒瓶上的標籤,起初我們喝的是伏特加,後來開始喝一些古怪的東西,像是各類玻璃清潔劑。身為一個化學家,我對此很感興趣。喝了清潔劑之後,你會覺得腳軟,但頭腦很清醒,你告訴自己要「站起來」,卻會跌倒在地。

我是個有碩士學位的化學工程師,我在一家大工廠擔任實驗室的主管。而他們竟然叫我做什麼呢?他們拿了一把鏟子給我——這是我唯一的工具。我們很快就想出了一個口號:「用鏟子對抗原子!」

我們的防護裝備包括口罩和防毒面具,但外面的溫度是三十攝氏度,沒人會戴上這些東西,不然會熱死。我們都簽收了這些物品,就像領取備用彈藥一樣,隨後就置之不理。

他們帶著我們從巴士轉搭火車。車廂裡只有四十五個座位,而我們有七十人,所以我們輪流休息。

到底有什麼在切爾諾貝利等著我們?一大堆軍事裝備和士兵,還有清潔站。這是真正的軍事行動。我們被安置在帳篷內,十個人一間。我們當中有些人家裡有孩子要照顧,有待產的妻子,還有已繳了房租沒住的。但是沒有一個人抱怨。如果這是我們應做的事,我們義無反顧。祖國需要我們,我們就挺身而出。我們都是這樣的人。

帳篷周圍有堆積如山的空罐子。戰爭時,軍方後勤單位會提供特別的補給。有肉罐頭、蕎麥薏仁,還有鯡魚罐頭吃剩後的空罐。到處都有成群結隊的貓,像蒼蠅一樣。村莊裡空無一人——當你聽到開門聲,轉頭一看,出來的不會是人,而是一隻貓。

我們負責挖起受污染的表層泥土,將挖起的泥土放上車,然後載到廢物掩埋場。我以為廢物掩埋場會是一個複雜且經過精心設計的建築物,實際上卻僅是一個大坑。我們將挖起的土地表層捲起來,像一張大地毯。整片綠色的大地都被我們挖了起來,上面有花草和根須,還有小蟲、蜘蛛和蚯蚓。

這份工作真不是正常人做得來的。你沒有辦法只挖起表層泥土且將活物分離開來。若不是我們每晚瘋狂喝酒,我們可能會無法承受這一切,大概會崩潰吧。我們將方圓好幾百公里的地都翻了過來。房屋、穀倉、樹木、道路,還有水井,仍赤裸裸地留在原地。

早上起床時,你知道該刮鬍子了,但你卻不敢去看鏡中自己的面貌,因為這會使你胡思亂想。很難想像這裡的居民會回來居住,但我們仍然更換了房屋的瓦片和屋頂。我們有上千人,大家都知道這麼做徒勞無功,但我們仍然每天起床做著同樣的事。

有一天,一位不識字的老人對我們說:「啊呀,年輕人,不要再做這些蠢事了。來這裡坐,跟我們一起吃飯。」

風不停地吹,雲也跟著流動,反應爐沒有關閉。我們挖起一層泥土,下周回來又得重新來過。但已經沒什麼可挖了——只剩被風吹來的沙土。這些任務裡,只有一件我覺得有意義:有一次,直升機灑下了一些特殊混合物,在鬆動的底層土地上製造出一層聚合物薄膜,讓土地不再鬆動。這我可以理解。其餘的時間,我們還是不停地一挖再挖……

雖然村民都要求被撤離,但還是有一些老人留了下來。走進老農民的小屋坐下來吃飯——這只是一種儀式而已,讓我在這半小時內,能重新感受到正常的生活。你不能吃那裡的任何東西,那是不被允許的。但我還是很渴望能走到老農民的小屋中,在餐桌旁坐下。

我們的工作結束後,唯一剩下要處理的,便是那些大坑。他們大概打算用混凝土將坑封住,然後再用鐵絲網圍起來。他們將那些使用過的傾卸車、貨車,還有挖土機留在原地,因為金屬也會吸收輻射。我聽說這些工程用具全都消失了,換句話說,是被偷了。我相信這個說法。這裡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有一次我們都驚慌起來:輻射檢測人員發現,我們餐廳的輻射量比我們工作的地點還高。我們當時已經在那裡用餐兩個月了,但別無他法。所謂的餐廳,不過是由一些柱子和胸口高的板子組成的。我們站著用餐,在水桶裡洗澡,廁所是空地裡挖出的大坑。我們手裡都拿著鏟子,反應爐就在不遠處。

過了兩個月,我們開始有點清楚情況了。大家開始說:「這不是自殺任務。我們已經來了兩個月了——已經夠了。他們現在應該換其他人來。」

安托什金少將來和我們談,他很誠實:「對我們來說,帶新的人員換班並沒有好處。我們已經發了三套衣服給你們,而且你們對這裡也很習慣了。帶新人來,不但花錢,還很麻煩。」他一直強調我們是英雄。他們會在眾人矚目下,頒發獎狀給每一周挖地挖得特別努力的人。被封為蘇聯最佳的掘墓人,這真是瘋狂。

這裡的村莊空無一人——只剩下貓和雞。走進一間穀倉,你會發現裡面堆滿了雞蛋。我們會把蛋煎來吃。身在軍中,什麼都要能吃得下肚。我們還會抓雞烤來吃,一邊喝著自製的伏特加。

每晚我們在帳篷內都要喝掉三升酒。有人下西洋棋,有人彈吉他。待久了就習慣了。有人醉倒在床上,還有人大吵大鬧。有兩個喝醉酒的人開車出去兜風,結果翻車了。用了液壓救生工具,才把兩人從壓扁的車下救出來。

我會寫日記,以及寫很長的信給家人,我一直平安無事。政治部部長注意到這一點,他不斷問我都寫些什麼,還問我日記放在哪裡。他指使我的鄰床監視我,但那個人卻跑來警告我:「你在寫什麼?」

「我的博士論文。」

他大笑:「好,我就跟上校這麼說,但你應該把寫的東西藏好。」

我的同伴都是好人。我已經說過了,我們當中沒人有怨言,沒一個是懦夫。相信我,沒人能夠打倒我們,絕對沒有!那些長官成天待在帳篷裡。他們穿著拖鞋走來走去,飲酒度日。誰會在乎呢?我們做好該做的工作,就讓那些長官的肩膀上再多一顆星吧。誰會在乎呢?這就是我國人民的風格。

輻射檢測人員就像神一樣。村民會圍繞在他們身邊:「小子,告訴我,我的輻射指數是多少?」

一位大膽的士兵想到了一個方法。他拿了根普通的棍子,捆上一些電線,敲了敲某位老太太的家門,然後拿起棍子,對著牆壁揮動。

「嗯,孩子,跟我說說結果如何。」

「這位婆婆,這是軍方機密。」

「孩子,你可以跟我說,我會給你一杯伏特加酒。」

「好吧,」他喝下了酒,「啊,婆婆,這裡一切都很正常,不用擔心。」然後就離開了。

時間已經過了一半,他們才終於給我們發了個人用的輻射劑量計。這東西是個小盒子,裡面裝著水晶。有些人想到一個主意,他們每天早上把這東西帶到廢物掩埋場,讓劑量計整天吸收輻射,這樣他們就能提早離開,也許還能拿到更多薪水。

有人把劑量計綁在靴子上,以便靠近地面的輻射。這真是一場鬧劇。劑量計上面的指針根本不會動,這東西必須先接觸到一定的起始輻射劑量,才會開始運作。換句話說,這是倉庫裡五十年前的小玩具。這樣做只是為了讓我們安心而已。在我們完成工作後,我們的醫療紀錄卡上寫的數據都一樣:他們將我們工作的天數乘以每天平均的輻射量,而每天平均的輻射量是在帳篷處測量的,不是在我們的工作地點。

我們的休息時間有兩小時。我會躺在草地上,看著盛開的櫻桃樹,上面長滿了又大又多汁的櫻桃,擦一下就可以吃。還有桑葚——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實物。

我們不用工作時,他們會帶我們列隊四處走動。我們會看印度愛情電影,看到凌晨三四點。有時廚師會因此睡過頭,導致蕎麥都沒煮熟。他們會帶報紙給我們看——在報紙裡,我們都被寫成英雄,寫成志願者!報上還有一些照片。我們都很想見見那位攝影師……

聯邦支援部隊也在附近。有來自喀山的韃靼人。我目睹了他們國家的軍法審判。一個人跑在部隊前方,如果他停下腳步或走偏了,就會遭到一陣拳打腳踢。這個人負責清潔房屋,而他身上被搜出一大袋偷來的物品。立陶宛人也在附近。才過了兩個月,他們就開始反抗,要求回國。

有一次,我們接到特殊的命令:立刻去空無一人的城鎮,清潔某棟房子。真是不可思議!

「為什麼?」

「明天要在那裡拍攝婚禮。」

我們拿著水管噴灑屋頂、樹木,沖洗地面。我們還把馬鈴薯園、花園和庭院的草都收拾乾淨,一處不漏。第二天,來了新郎和新娘,還有一整車的宴客。他們放起了音樂。這一對是真的新郎新娘,並不是演員——他們已經被撤離了,住在其他地方,但是有人說服他們回來舉行婚禮,過程將被拍攝下來作為歷史紀錄。這是我國政治宣傳活生生的實例,這裡成為專門製造白日夢的工廠。我出現在這裡,也算是證明了關於我們的神話:看吧,我們能在各種環境下生存,就算是去過死亡之地也一樣。

就在我快要回家時,指揮官把我叫去:「你在寫些什麼?」

「寫信給我年輕的妻子。」

「好吧。自己小心點。」

過去那段日子,留給我怎樣的回憶?這一切真是瘋狂。我們挖了又挖,鏟了又鏟。我曾在日記裡寫下我的感悟,我剛來的前幾天就領悟到了這一點——回歸塵土竟是如此簡單。

——伊凡·尼古拉耶維奇·薩柯夫,化學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