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說……我要說話，統統說出來！總算有人願意聽聽我們說話了，我們沉默了這麼多年，即使在家中也不敢出聲，都幾十年了。從戰場回來的第一年，我說啊說啊，可是沒有人要聽。於是我靜默了……現在你來了真好。我一直在等著什麼人，我知道有人會來，一定會來的。那時我還年輕，純潔無瑕，真可惜。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甚至記不得了……
在戰爭爆發前幾天，我和閨密談到戰爭，我們都堅信不會打仗的。我和她去電影院，正片前放的新聞紀錄片就是裡賓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互相握手，畫外音解說深入我腦海中：德國是蘇聯的忠實朋友。
可是不到一個月，德國軍隊已經打到莫斯科城下了……
我們家有八個孩子，前面四個都是女孩，我是老大。有一天爸爸下班回來，他流著淚說：「我以前還為我頭幾個孩子是姑娘挺高興呢，都是漂漂亮亮的未婚妻。可是如今，家家都有人上前線，唯獨咱家沒有……我老了，人家不要我，你們呢，都是丫頭片子，兒子們呢，又太小……」我們全家人都很為此而難過。
後來上面舉辦了護士訓練班，父親趕緊把我和一個妹妹送去。那年我十五歲，妹妹十四歲。爸爸逢人就說：「我是為勝利盡最大貢獻了……獻出我親愛的女兒……」當時根本沒有其他的想法。
一年後，我就上了前線……
——納塔利亞·伊萬諾夫娜·謝爾蓋耶娃
（列兵，衛兵員）
最初那幾天……城市一片混亂，充滿動盪不安和冷漠的恐懼。人人都在抓間諜，彼此之間都要敦促對方：「不要中了敵人的反間計。」甚至沒有人敢想過我們的軍隊已經崩潰了，幾個星期之前已經被打散了。我們還被教導說，我們將到別國土地上去作戰。宣傳部門說：「我們的土地一寸也不會放棄……」事實是我軍正在敗退……
在戰爭之前早就風傳希特勒準備侵略蘇聯了，可是這些言論被全面杜絕，有關部門嚴禁傳播……您知道那是什麼部門嗎？它叫內務人民委員部，就是肅反特工……如果有人私下議論，不管在家裡、在食堂，或者筒子樓裡，就必須躲進自己房間鎖上門，或躲在浴室裡打開水龍頭。但是，當斯大林說話時，當他向我們發出號召，說「兄弟們姐妹們」時，人們頓時都忘記了自己的不滿……在我們家裡，大舅正在蹲勞改營，他是鐵路工人，一名老共產黨員。他是在工作中被逮捕的……您知道是誰抓的他嗎？是內務部……他是我們最喜愛的舅舅，我們也知道他完全是清清白白的，對此堅信不疑。他在國內戰爭中還立過功……但聽了斯大林的講話後，媽媽對我們說：「我們先保衛祖國，然後再申訴自己的冤情。」我們全家人都是愛祖國的。
我立即跑到徵兵委員會，是帶病去的，扁桃體發炎還沒完全退燒呢。但我迫不及待了……
——葉蓮娜·安東諾夫娜·庫金娜
（列兵，司機）
我母親沒有兒子，她一共養了五個女兒。我對音樂有出色的感覺，曾經夢想進音樂學院學習。但是聽到廣播裡宣佈戰爭爆發後，我立即決定要把自己的天賦聽力用到前線上去，我可以當通信兵。
我們和媽媽一起被疏散到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被圍困時，我們都自願上了前線。全家都上前線了：一個媽媽和五個女兒。父親那時早已經在作戰了……
——安東尼娜·瑪克西莫夫娜·克尼亞傑瓦
（下士，通信兵）
我們大家都有個相同的願望：上前線。害怕嗎？當然有些怕……不過反正就那麼回事……我們到了兵役委員會，可是那兒的人卻對我們說：「再長長吧，姑娘……你們還嫩呢……」是啊，我們當時都只有十六七歲。不過我還是達到了目的，他們把我收下了。我本想和女友進狙擊學校的，可是人家告訴我們：「你們只能當調配員，而且沒工夫教你們打槍。」
我們要乘火車走了，媽媽一連好幾天守候在車站上。看到我們要集合，她趕緊跑過來，把餡餅和十幾個雞蛋塞給我，然後就暈倒了……
——達吉揚娜·葉菲莫夫娜·謝苗諾娃
（中士，調度員）
形勢在急速變化……我還記得最初那些日子……媽媽每天黃昏就靠在窗邊祈禱，我以前還不知道媽媽是信上帝的。她一遍又一遍對著天空禱告。
我原來是個醫生，就入伍了。我是出於責任感而參軍的。女兒上前線去保衛祖國，老爸很高興。那天，爸爸一大清早就跑到兵役委員會，領取了我的入伍通知書，又專門趕大早返回來，就是想讓全村人都知道，他女兒要上前線了……
——葉夫羅西尼亞·格裡戈利葉夫娜·勃柳思
（大尉，醫生）
那是夏季，是最後一個和平的日子……晚上我們都去參加舞會，那年我們都是十六歲，出來進去都結伴而行，回家也是大家一起，送完一個再送另一個。我們還不確定誰和誰是一對兒，如果出門，總是六個男孩六個女孩一起走。
僅僅過了兩個星期，這些曾經作為我們舞伴的小伙子，成了坦克學校的學員，後來又遍體鱗傷地纏著繃帶被送了回來。這太可怕了，令人恐怖！當時，我就是聽到別人的笑聲，都感覺是不能原諒的。在如此殘酷的戰爭正在進行時，怎麼還能笑出來，怎麼還可以高興？
不久，我爸爸也加入了後備役部隊。家中只留下幼小的弟弟們和我，兩個弟弟，一個七歲，一個三歲。在我告訴媽媽我要上前線時，她頓時就哭了，我自己也哭了一整夜。但我還是從家裡逃走了……我到部隊才給媽媽寫了信，她那時已經不可能把我拉回家了……
——莉利亞·米哈伊洛夫娜·布特科
（外科護士）
聽到命令全體列隊……我們馬上按照個頭高低排列站好，我是最矮的一個。連長走過來，掃視了一遍，朝著我走過來：
「這是哪兒來的拇指姑娘啊？你在這兒會做什麼呢？要不，先回到媽媽身邊去，再長長個頭吧？」
可是我已經沒有媽媽了……媽媽在轟炸中死掉了……
我畢生難忘的最強烈印象……是在戰爭的第一年。當時我們正在後撤……雖然我們是躲藏在灌木叢後面，但是我清清楚楚地都看到了，我們的戰士是用步槍和德國的坦克對陣，是用木槍托和鐵甲車拼！只要還沒倒下，他們就流著淚水怒吼著廝打，直到中了德軍機槍手的掃射。用步槍對付德軍的坦克和轟炸機，這就是戰爭的第一年……
——波林娜·謝苗諾夫娜·諾茲德拉喬娃
（衛生指導員）
我事先就請求媽媽，甚至是央求媽媽，到時候千萬不要哭出來。當時雖然是白天，可是天色黑沉沉的，四下裡一片哭聲。我們的母親們都在為自己的女兒送行，她們簡直不是在哭，而是在號啕大叫了。我媽媽倒確實沒有哭，她那麼呆呆地站著，就像塊石頭。難道她真捨得我走嗎？不，她是在控制自己，她是怕我也突然大哭出來。我是她最小的女兒，家裡人都寵著我。而此時我的頭髮給剪得像個男孩，只剩下一小綹劉海兒。媽媽和爸爸起初都不肯放我上前線，但我那時心中只有一個念頭：上前線，上前線，上前線！就是今天掛在博物館裡的那些宣傳畫，像《祖國母親在召喚！》啦，《你為前線做了些什麼？》啦，當時舉目皆是，對我影響可大了。當時有什麼歌曲？唱的都是《起來，強大的國家……挺起身，殊死搏鬥》這些歌。
我們出發時，驚訝地看到車窗外的站台上已經擺放了屍體。戰爭已經在進行……不過青年就是青年，我們還一路高歌，甚至還很高興，紛紛說笑打趣。
戰爭接近結束時，我們全家都參戰了。爸爸、媽媽和姐姐當了鐵路員工，隨著戰線向前推進，修復鐵路，我們家人都獲得了勝利獎章：父母、姐姐、我……
——葉夫蓋尼亞·謝爾格葉芙娜·薩普洛諾娃
（近衛軍中士，航空機械員）
戰前我就在軍中做電話接線員。戰爭爆發後那幾個星期，我們的部隊就駐紮在鮑裡索夫，通信站站長召集我們大家排好隊。我們不是現役軍人，不是士兵，是平民職工。
他對我們說：「殘酷的戰爭已經開始，姑娘們，你們將會遭遇很多艱難、很多危險。趁現在還不算遲，如果誰想離開，可以回到自己家裡去。願意留在前線的，請向前跨出一步……」
這時，全體姑娘就像一個人似的，「唰」地同時向前邁出了一步。我們一共二十個人，一致決心保衛祖國。戰前我連打仗的連環畫都不喜歡看，只喜歡讀愛情小說。可是瞧瞧我現在呢？！
我們沒日沒夜地幹著。士兵們把飯盒送到電話總機旁，我們匆匆吃點東西，在總機旁打個盹兒，再戴上耳機繼續工作。根本沒有時間洗洗頭髮，我只好提出這樣的請求：「姑娘們，把我的辮子剪去吧……」
——加琳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扎波爾斯卡婭
（電話接線員）
我們一趟又一趟地去兵役委員會……
我已經不記得多少次了，當我們又一次上門時，兵役委員總算沒有把我們趕出去：「好吧，你們至少得有一些特殊本事才行，比如做過護士啦、司機啦什麼的……你們行嗎？你們在戰場上到底能做些什麼？」我們聽不懂他的話。能做什麼？我們面前不存在這類問題啊。我們就是想打仗，這就夠了，根本沒有想過，上戰場還需要哪些本事，需要具體的能力。他一下子可把我們問住了。
於是我和其他幾個女孩就去學了護理課程。訓練班要求我們至少學習六個月，而我們堅決表示：不！時間太長了，對我們不合適。還有一個學制只有三個月的短訓班。說實話，三個月我們也認為太長。好在這個訓練班就要結業了，我們便申請參加考核。只學習了一個月，晚上在醫院實習，白天上課。就這樣，我們總共只學了一個月多一點……
但是，並沒把我們派到前線，而是派到了醫院。那是在1941年8月底，學校、醫院和俱樂部統統都住滿了傷員。但是到了次年二月，我離開了醫院，乾脆說吧，我是逃出來的，開了小差。我不可能公開提出來。我身上沒有證件，也沒帶任何物品，就這麼鑽上了衛生專列。我寫了一張紙條留給醫院：「我不來值班了，我上前線了。」就是這樣……
——葉蓮娜·巴夫洛夫娜·雅科夫列娃
（准尉，護士）
我那天本來是有個約會……我簡直就像插上翅膀飛著過去的……我還以為他那天會向我表白，說「我愛你」呢，不料他滿面愁容地來了：「薇拉，戰爭來了！我們要直接從課堂被派上前線去。」他是讀軍校的。這樣子，我當然也必須讓自己扮演聖女貞德的角色。只要能上前線，只要能拿起武器，只要我們能在一起，在一起是必須的！我跑到兵役委員會，但遭到嚴厲駁回：「我們現在需要的只是護士，而且至少要學習六個月。」六個月？我呆住了。對我來說，這可是感情問題啊……
人家告訴我，不管怎樣都必須學習。好吧，我去學習，不過不是學護士……我想學開槍！像他那樣去射擊。反正我已經準備好就這樣了。在我們學校常常有參加過內戰和西班牙戰爭的英雄來演講。女生都覺得自己可以同男生平起平坐，但他們瞧不起我們。反倒是在童年讀書的時候，我們常聽到的是：「姑娘們，去駕駛拖拉機吧！」「姑娘們，去當飛機駕駛員！」當然了，我這裡面含有愛情成分，我甚至想像到我和他兩人如何死在一起，當然是在同一場戰鬥中……
我是在戲劇學校學習的，一直夢想當一名演員。我的理想，是當拉裡薩·賴斯納1那樣的女人。穿著皮夾克的女政委，我喜歡她那種美麗……
——薇拉·丹尼洛夫采娃
（中士，狙擊手）
所有比我年紀大的朋友，都被送上前線了……剩下我獨自一人沒有被錄取，我痛哭了一場。別人對我說：「丫頭，你應該去學習啊。」
但是剛剛學習了沒有多久，我們院長突然來了，宣佈說：
「姑娘們，戰爭終究會結束，然後你們可以繼續完成學業，但現在是需要保家衛國。」
我們上前線那天，工廠的領導們都來送行。那是夏天。我記得所有的車廂都裝飾得五彩繽紛。人們紛紛給我們贈送禮品。我得到的是一盒很美味的家制曲奇餅和一件漂亮毛衣，我激動得在站台上跳起了烏克蘭戈帕克舞！
列車晝夜兼程了許多天……有一次，我和姑娘們在一個車站用桶打水，放眼望去，差點喊出來：一列接一列的車廂裡，全都是清一色的姑娘，有的唱著歌向我們招手，有的揮舞頭巾，有的揚起船型軍帽。我們突然明白：是男人不夠了，他們都犧牲或者被俘了，所以現在由我們姑娘去接替他們。
媽媽給我寫了一個禱告，我把它放在一個小盒裡，也許真的會保佑吧？最後我真的平安返回家鄉了。每次打仗之前，我都會親吻這個小盒子……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赫洛羅維奇
（護士）
我在戰爭時期是個飛行員……
早在我讀七年級時，我們家鄉就第一次有飛機來過。您想吧，那還是1936年，在那些年頭飛機是很稀奇的。那時有個口號說：「好姑娘和好小伙兒，我們都去開飛機！」作為一個共青團員，我當然是要走在前列的，就立刻報名參加了飛行俱樂部。不過父親卻堅決反對。在此之前我們是冶金世家，幾代人都是做高爐冶煉工作，爸爸認為冶金事業是適合女人的工作，而飛行員不是。飛行俱樂部的頭兒知道了，就特批父親和我一起坐上飛機，我帶著父親升到空中。打那天之後他不再吭聲了，也喜歡上了飛機。我以優異成績從航空俱樂部畢業，而且跳傘也很棒。我還在戰爭爆發之前嫁了人，生下一個女兒。
從戰爭開始的頭幾天起，我們飛行俱樂部就開始了重組：男人都當兵走了，我們女人接替了他們的工作。學員都由我們來教，從早忙到晚，工作很多。我丈夫是第一批上前線的，只給我留下了一張照片：我倆雙雙站在飛機前，戴著飛行員頭盔……這樣一來，只有我和女兒相依為命，所有時間都住在營地裡。怎樣過日子？我每天凌晨四點鐘要去飛行，早上出去就把女兒關在家裡，給她留下熬好的粥。等到傍晚回家時，也不知道她是吃了還是沒吃，反正她渾身上下都是粥。女兒甚至從來都不哭，只是瞪著眼睛看我。她長了一雙大大的眼睛，像我的丈夫……
1941年年底，我收到陣亡通知書：丈夫在莫斯科保衛戰中陣亡了，他是飛行中隊長。我很愛我的女兒，但還是把她送給丈夫的家人撫養，自己就申請上了前線……
上前線的前一晚……我在女兒的小床邊上跪了一整夜……
——安東尼娜·格利戈裡耶夫娜·邦達列娃
（近衛軍中尉，一級飛行員）
我那年剛滿十八歲……自己高興得就像過節一樣。可是周圍所有人都在大叫：「戰爭來了！戰爭來了！」我記得人們都在痛哭，走到街上見到的人，他們都在哭。甚至有些人在向神禱告，這是早就幾乎見不到的情景了……人們公開地祈禱，公開地在胸前畫十字。我們在學校裡受到的教育，是說上帝根本不存在。可是，我們的坦克和我們好看的飛機都跑到哪兒去了？我們以前總是在遊行中看到它們，總是為它們而驕傲啊！還有，我軍的統帥們都去哪兒了？布瓊尼2呢？當然……驚慌失措只是一段時間。之後就開始想另一件事了：如何去戰勝敵人？
我當時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助產學校就讀二年級課程。我馬上想到的是：既然戰爭來了，那麼就應該上前線。我爸爸是個經驗豐富的共產黨員，曾經當過政治犯。從小他就對我們灌輸「祖國就是一切」的思想，祖國是必須保衛的。所以我毫不猶豫：咱不上前線，誰上前線？義不容辭……
——塞拉菲瑪·伊萬諾夫娜·帕納賢
（少尉，摩托化步兵營助理）
媽媽向著火車奔跑過來……她一向是個嚴肅的媽媽，從來沒有親吻和讚揚過我。如果我有事情做得好，她也只是溫和地看我一眼而已。這一次，她跑過來抱住我的頭親了又親，眼睛又直勾勾地盯著我看，看了很長時間。我意識到，恐怕以後再也看不到我的媽媽了。一陣難過湧上來……我頓時想放棄一切，丟下行李就回家去。我覺得對不住所有的人……家裡的奶奶，還有小弟弟們……就在這時候，軍樂奏起了，口令下達了：「各就各位！……按照車廂順序，上車！」
我從車上，向媽媽久久地揮手，揮手……
——塔瑪拉·烏裡楊諾夫娜·拉德尼娜
（列兵，步兵）
我入伍後被分到通信團……要是從來不去幹通信工作，也許我永遠也說服不了自己，因為我不明白這工作也是戰鬥。有一回，師長來看望我們，我們整裝列隊。在我們中間有個姑娘叫瑪申卡·松古洛娃。這位可愛的瑪申卡一步跨出隊列說：「將軍同志，請允許報告！」
將軍回答：「好，說吧，戰士松古洛娃，請說吧！」
「列兵松古洛娃請求解除她的通信勤務工作，派到開槍射擊的崗位上去。」
您知道嗎？我們當時全是那樣的情緒。我們全都認為我們所幹的這項工作——通信聯絡，實在是太渺小了，簡直是在貶低我們。我們只想到最前沿去。
將軍臉上的笑容倏地收斂了：
「我的小丫丫們吶！（您要是能瞧見我們當時那副模樣就好了，個個都吃不好、睡不安。而師長顯然已不是作為師長，簡直就是作為父親來跟我們說話呢。）你們也許還不明白自己在前方的作用吧。你們，就是我們的眼睛和我們的耳朵！軍隊要是沒有通信聯絡，就好比一個人身上的血液不流動……」
瑪申卡·松古洛娃又是頭一個按捺不住自己：「將軍同志！列兵松古洛娃就像一把刺刀，時刻準備執行您下達的每一項戰鬥任務！」
後來我們就給她起了個綽號叫「刺刀」，一直稱呼到戰爭結束。
1943年6月，在庫爾斯克戰線，上級授予了我們一麵團旗。當時，我們這個團，第六十五集團軍一二九獨立通信團，已經有百分之八十是女性。我很想好好同您講講，讓您明白，當時在我們心靈深處產生了怎樣的想法。我們當時是那樣一種人，今後不會再有了，完全絕種了！我們是如此天真、如此真誠，有絕對的信念！我們團長接過旗幟，下達指令：「全團官兵，單膝下跪向團旗致敬！」此時此刻，我們所有的女兵，是多麼幸福啊！這是對我們的信任，我們現在和其他兄弟團，不管是坦克團還是步兵團，都平起平坐了！我們站在那兒哭啊，個個淚如泉湧。現在您是不會相信的，當時由於一種震撼，我全身繃得緊緊的。我身體是有病的，患有夜盲症，是因為營養不良和神經過度疲勞引起的。可是授過團旗後，我的夜盲症居然好了。知道嗎？第二天我就沒病了，身體完全恢復了健康。這是通過心靈震撼而治癒的……
——瑪麗亞·謝苗諾夫娜·卡利貝爾巴
（上士，通信兵）
那是1941年的6月9日，我剛剛成年……滿十八週歲就是成年人了。兩個星期後，確切地說是十二天之後，開始了這場可惡的戰爭。我們被送去建設加格拉至蘇呼米的鐵路，徵召的都是清一色的年輕人。我還記得我們吃的是什麼樣的麵包。幾乎沒有麵粉，全都是湯湯水水而已。就是這種麵包在桌子上，旁邊放著小水盆，我們只能用舌頭舔舔罷了。
到了1942年……我自願報名到第三二一疏散醫院工作，這是一所非常龐大的前線醫院，隸屬於外高加索和北高加索前線和濱海獨立軍區。戰鬥十分慘烈，傷員越來越多。我被派去做食品分發，這是要晝夜值班的，上午要分發早餐，晚上要供應晚餐。幾個月後我的左腿受了傷，就用右腿跳著走路，繼續工作。後來又提拔我當了管理護士，也是全天候工作。我的全部生活就是在工作中。
1943年5月13日……正好是克拉斯諾達爾大轟炸那天。我跑下樓去，不知道是否還來得及把傷員從火車站送出去。兩顆炸彈正好炸中一個彈藥庫，彈藥箱就在我眼前飛到六層大樓那麼高並發生爆炸，爆炸的巨浪把我甩出去撞到牆上，我失去了知覺……我醒來時，已經是傍晚。我抬起頭，試著掐掐手指，還能動彈，左眼感覺濕乎乎的，走到辦公室，那裡到處是血。我在走廊裡看到我們的護士長，她一時都沒認出我來，問道：「您是誰？從哪兒來的？」等走近一看是我，驚叫了起來：「柯賽尼亞，這麼久，你去哪裡了？傷員們都餓壞了，可你人影都不見了。」別人草草地給我包紮了頭部和左臂的傷口，我馬上就去打晚飯。我當時是雙眼發黑，汗如雨下。剛開始分發晚餐，我就暈倒了。恍惚意識到別人把我抬了起來，還聽到：「快點快點！」過了一會兒又聽到有人在說：「快點快點！」
沒過幾天，我又要為重傷員輸血了。很多人正在死亡線上掙扎……
在戰爭期間我變化太大了，以至於當我回到家時，媽媽都沒認出我。別人指給我看她住的地方，我走到門前敲門。裡面回應：「來啦來啦……」
我走進門先問了好，又說：「請允許我在這兒過一夜吧。」
媽媽把爐子通了通，我看到兩個弟弟在地板上蜷縮在一堆稻草中，赤身裸體，什麼都沒有穿。媽媽還沒認出是我，又說：「您看看吧，女公民，瞧我們是怎麼活的？趁著天還沒全黑，您還是繼續上路吧。」
我又走上前一步，她還在說：「女公民，趁天還沒黑下來，您繼續趕您的路吧。」
我撲到她身上，緊緊抱住她大喊了一聲：「媽媽，我的好媽媽！」
這時，他們才恍然大悟，一起撲向我，尖叫著抱住我……
現在我住在克里米亞……這座城市的人們都生活在花叢中，但我每天看著窗外的大海，依然在痛苦中煎熬，我到現在仍然不像一個女人。我經常哭，每一天都在呻吟。整天生活在回憶中……
——柯賽尼亞·謝爾蓋耶夫娜·奧薩德切娃
（列兵，管理護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