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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氣氛和一提箱糖果

我上前線的那天,天氣好極了。空氣清新,細雨霏霏,多美麗的一天!我是早晨啟程上路的,站在家門口我就想:也許我再也回不來了吧?再也看不到我們家的花園和家門口的街道了……媽媽一邊哭著一邊緊抓著我不放手。等我走遠了,她又追上來,死死地抱住我不肯鬆開……

——奧爾佳·米特羅芳諾夫娜·魯申茨卡婭

(護士)

說到死亡……我那時才不怕死呢。大概是年輕,或者其他什麼原因吧……死神就在周圍打轉,可以說形影相隨,但是我從來沒去想過它,大家也從來不談論死。死神總是在我們旁邊繞來繞去,緊緊貼身,但又總是擦肩而過。有一天夜裡,我們全連出動,到我們團的作戰區域進行火力偵察。黎明時分,全連人員撤出時,在中立區傳來一陣呻吟聲,原來我們有個傷員落在那裡了。戰士們都不放我回去:「不要去,你會被打死的。你瞧,天已經亮了。」

我不聽他們勸阻,堅持爬了回去。找到了那個傷員,我用皮帶把他拴在我的胳膊上,花了八個小時硬是把他往回拖,活著拖了回來。連長知道後大怒,宣佈以擅自離隊的罪名將我拘捕了五天。可是副團長的反應就完全不同了:「她應該得到獎勵。」

在十九歲那年,我得到了一枚勇敢獎章;在十九歲那年,我的頭髮就開始變白;也是在十九歲那年,我在最後一次戰鬥中被子彈打穿了兩肺,第二顆子彈從兩個脊椎骨之間射過去。我的雙腿一動都不能動……大家當時以為我被打死了……

那年我只有十九歲……可現在我已經有了這麼漂亮的一個孫女。瞧,這是她的照片,我簡直都不敢相信,我還會有孩子!

當我從前線回到家時,妹妹給我看陣亡通知書……我已經被宣佈陣亡……

——納傑日達·瓦西裡耶夫娜·阿尼西莫娃

(機槍連衛生員)

我不記得媽媽的樣子……記憶中只有模糊的影子和輪廓……忽而是她的臉,忽而是她的身形,探過身來俯視著我,很近很近。其實那也是我後來的感覺。母親去世時我才三歲。父親是個職業軍人,在遠東工作。他教過我騎馬,這是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象。爸爸不希望我長成一個俗不可耐的嬌小姐。我記得從五歲起我就在列寧格勒和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在俄日戰爭中當過護士,心地善良。我愛她,就像愛自己的親生母親……

我小孩子時是什麼樣子?那時我就敢和人打賭從學校二樓往下跳。我喜歡足球,總是在男生比賽中當守門員。蘇芬戰爭開始後,我不顧一切地奔向芬蘭前線。1941年,我剛剛讀完七年級,準備進入中等技校學習,就聽到姑姑哭著說:「戰爭爆發了。」我聽了還挺高興,因為那就可以上前線,可以去打仗了。我哪裡知道流血是怎麼回事?

人民預備役第一近衛師成立了,我們幾個女孩被錄取到野戰醫院。

我給姑姑打電話說:「我要上前線了。」

姑姑在電話那頭回答我:「馬上回家!午飯都要涼了。」

我掛上了電話聽筒。後來我覺得很對不起姑姑,為我的沒有理性而愧疚。後來德寇開始圍城,就是恐怖的列寧格勒大圍困,全城的人死了一半,而她竟然孤獨地活了下來。我的老姑媽。

我還記得那次我得到一次短期休假。在回家看望姑姑之前,我走進一家商店。戰爭之前我就非常喜歡吃糖果。我說:「給我來一盒糖果。」

售貨員看著我,好像我是個瘋子。我還不明白什麼是配給卡,什麼是大圍困。所有正在排隊的人都轉過身看我,我那時還背著一桿比我的個頭還要高的步槍,上級給我們發槍時,我就一邊看著槍一邊心想:「什麼時候我能長到步槍這麼高呢?」這時候,所有排隊的人突然都向售貨員請求說:「給她一些糖果吧,就從我們的配給券中扣除好了。」

於是售貨員就給了我。

大街上發起了支援前線的募集活動。直接就在廣場的一排桌子上擺上大托盤,人們走過來主動捐獻,有人扔進去金戒指,有人放下黃金耳環,也有人拿來了手錶、金錢……沒有人登記,沒有人簽名。女人們從手上摘下婚禮的戒指……

這些景像永遠記在我的腦海裡……

就在當時下達了那個著名的《斯大林227號命令》:「決不後退一步!」只要後退就槍決!就地槍決,或者由法庭審判,送往專門設立的刑事罪犯營。進了那裡的人被稱為敢死隊,從包圍圈衝出來的和從囚禁中逃出來的,都被送到這些甄別集中營。打仗時,在他們身後是督戰隊……自己人對自己人開槍……

這些景像永遠記在我的腦海裡……

那是一塊普通的林中曠地……剛剛下過雨,濕地泥濘。一個年輕士兵跪在那裡,他戴著的眼鏡少了一條腿,他就用手扶著眼鏡。這是個知識分子模樣的列寧格勒男孩,渾身被雨水淋透。他的步槍已經被繳下。我們全體人員都集合排起隊。地上到處都是水窪……我們只聽到他在求饒……在詛咒發誓,在懇求不要槍斃他,他家裡只剩下媽媽了。他哭泣不止。可還是執行了,一槍就打在額頭上,用手槍打的。這是殺一儆百,任何動搖分子都會是同樣下場。哪怕一分鐘的驚惶都不許!不許有「私字一閃念」……

「這個命令立即讓我成年了。但我們甚至久久不敢回想那件事……是的,我們是打贏了,但勝利的代價又是什麼!多麼可怕的代價啊?!

傷員太多了,我們總是一連幾天幾夜不能睡覺。有一次連續三晝夜沒一個人合過眼。我被派去跟車送傷員到醫院,送完傷員空車返回的路上我就睡著了。回來的路上我們一個個都像蔫黃瓜一樣,腿一軟全都倒下了。

後來我見到政委,就說:「政委同志,我很慚愧。」

「怎麼回事?」

「我睡著了。」

「在哪裡?」

我就告訴他,我們是如何運送傷員,在回來的空車上睡著了。

「這有什麼呢?你們是好樣的!只要有一個人是清醒的,其他人都可以在路上睡會兒嘛。」

可我還是很慚愧。我們就是帶著這樣的良心經歷整個戰爭的。

野戰醫院對我很好,但我就是想當偵察兵。我放風說,如果他們不放我走,我就會自己跑到前線去。為此他們還想把我開除出共青團,因為我不服從戰時條令。但無論如何,反正我是逃走了……

我是這樣得到第一枚勇敢獎章的……

有一次戰鬥打響後,敵人的火力相當猛烈,把我們士兵壓得只能趴在地上。指揮員高聲下命令:「衝啊!為祖國前進!」戰士們剛起身又被火力壓倒。再次下令,再次臥倒。這時候我站了起來,甩下了軍帽,讓大家看到:女孩子挺身而出了……這下子,男兵們也都跳了起來,和我一起衝向戰火……

為此,上級給我頒發了一枚獎章,而就在我得獎的同一天,我們又出去執行任務了。就在這天,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出現了……就是我們女人的那事兒……我發現自己身上有血,驚叫著大哭出來:「我受傷了……」

和我們一起去偵察的是一個醫務人員,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他走到我身邊問道:「哪裡受傷了?」

「我也不知道是哪裡……但是流血了……」

他就像父親一樣,原原本本地給我講了這是怎麼回事……

戰爭後都過了十五六年,每個夜晚我還都在夢中去偵察敵情。要麼夢見我的衝鋒鎗打不響了,要麼夢見我們被包圍了。醒過來後牙齒還咯咯作響,一時總是忘記了自己是在哪裡,在戰場上還是家裡?

戰爭結束了,我有三個願望:第一個願望是我終於不用再匍匐爬行了,可以坐在無軌電車上,愛去哪兒去哪兒;第二個願望是買來全麥麵包吃;第三個願望是在一張白色的乾淨床單上打著滾兒睡覺,要白色的床單……

——阿爾賓娜·亞力山德洛夫娜·漢吉穆洛娃

(上士,偵察員)

我那時候正懷著第二個孩子……已經有一個兩歲的兒子,我又懷孕了。但就在這時爆發了戰爭,我老公上了前線。我就去了我自己的父母家,做掉了……嗯,您明白我的意思嗎?就是做了流產……雖然那時流產是禁止的……但周圍都是哭聲和眼淚,叫我怎麼生孩子……可惡的戰爭!在死亡中間怎樣生育?

我結束密碼專業培訓後就被派往前線。我要為我失去的小寶貝去報仇,那是我的女兒……本來應該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女兒……

我請求上前線,但是上級把我留在了司令部……

——柳鮑芙·阿爾卡迪耶夫娜·恰爾娜雅

(少尉,密碼破譯員)

我們離開了城市……大家全都出來了……那是1941年6月28日中午,我們斯摩稜斯克教育學院的學生聚集在印刷廠的院子中。會開了不長時間,我們就出城沿著老斯摩稜斯克大道趕往紅光鎮。我們一邊觀察警戒,一邊分成小組前行。傍晚時分,暑熱消退,雙腿變得輕鬆起來,我們走得更快了,不能回頭也不敢回頭看……只有在停下來休息時,我們才轉頭向東方望去。整個地平線都被淹沒在紫色光芒中,大約是四十公里開外,卻好像映紅了整個天空。很明顯,那不是十幾幢也不是一百幢房子在燃燒,是整個斯摩稜斯克都在燃燒……

我有一件很拉風的褶邊新裙子。我的閨密薇拉一直很喜歡它,她還試穿過好幾次。我已經答應了,要在她結婚那天送給她。她正在準備結婚,未婚夫是一個好小伙兒。

可是突然間打仗了,我們都出城去挖反坦克壕,宿舍裡的東西都要給管理員。可是那裙子怎麼辦?「裙子你拿去吧,薇拉。」出城前我對她說。

可她沒有接受,說是都講好了要在婚禮上才送她的。好看的裙子就在大火中燒燬了。

現在我們是一步三回頭,就好像我們的後背在受著燒烤。但我們一整夜都腳步不停,天一亮就開始工作了,挖反坦克壕溝,寬度三米半,深度七米,裡面要像陡峭的牆壁一樣。我挖得鐵鏟都像烤紅了似的,沙土好像都紅了。可是我的眼前還是浮現著鮮花和丁香叢中的家屋……白色的丁香……

我們住的帳篷搭在兩條河流之間的水草甸中。悶熱又潮濕,蚊子黑壓壓的,臨睡前必須從帳篷裡把蚊子熏出去,一到黎明就漏水,真是一夜都睡不了一刻安寧覺。

我病了,被送到醫院。我們並排睡在地上,很多人生病發高燒打擺子。我躺著那兒正哭呢,病房門開了,醫生出現在門口(她不可能邁進門來,因為床墊鋪滿了)說:「在伊萬諾娃的血液中發現了瘧原蟲。」她說的就是我。但她不知道,對我來說,自從在讀六年級時從書本上知道了瘧疾之後,最害怕的東西莫過於瘧原蟲。但此刻,廣播裡不停地播放著:「起來,強大的國家……」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我想:「我得趕緊治好病,立即去前線。」

我被轉移到距離羅斯拉夫爾不遠的克茲洛夫卡,他們從車上把我抬下來放在板凳上。我坐在那兒,身不由己地要倒下去,恍恍惚惚聽到有人說:

「就是這個姑娘嗎?」

「是的。」醫生助理說。

「先把她送到食堂去,餵她吃些東西。」

這下我是真的睡在床上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說,我不是睡在篝火邊的草上,不是睡在大樹下的帳篷中,而是睡在暖融融的醫院裡,睡在有床單的病床上了。我一覺睡了七天都沒有醒來。後來別人告訴我:護士們曾經喚醒我,餵我吃飯,可我全都不記得了。七天後我才真的醒過來了,醫生來查看了一番,說:「身體強壯了,已經恢復過來。」

而我再一次沉入了睡夢中。

回到前線後,我和部隊一起很快就陷入了敵人的圍困中。正常定量是每天兩塊麵包干。埋葬死者沒有足夠的時間,就用沙土草草掩埋,用船型軍帽蓋上他們的臉……連長對我說:「如果我們這次能夠活著突圍出去,我一定要把你送回後方。我從前以為,女人在這樣的環境中是堅持不了兩天的,我就是這樣想我妻子的……」聽了這話,我委屈得都哭出來了,在這樣的時刻待在後方,對我來說比死還要糟糕。不過,雖然我的精神和心靈都頂得住,可是身子卻不爭氣,體力上負擔太重……我記得當時如何用身子背炮彈,在泥淖中運武器。尤其是在烏克蘭,春雨過後的土地非常泥濘和沉重,就像鬆軟的麵團一樣。甚至為了在這裡挖個墓穴合葬戰友,我們也要三天三夜不能睡覺……簡直太艱難了。我們都不再哭了,因為連哭也要費力氣。就是想睡覺,想睡它幾天幾夜。

每次上哨,我都要來回不停地走路或者是大聲地讀詩。還有別的女孩就唱歌,為的是不要倒下去,不要睡過去……

——瓦蓮京娜·巴甫洛夫娜·馬克西姆丘克

(高射炮手)

我們從明斯克往外運送傷員……我以前走路總是要穿高跟鞋,因為我很介意自己的個子矮。有一次一個鞋跟斷了,馬上就有人大聲喊道:「空降兵落地啦!」嚇得我趕緊把鞋子拿在手裡,赤著腳跑掉了。那是雙很漂亮的鞋子,讓我心疼不已。

當我們被敵人團團圍住,又看不到突圍的希望時,我和護士達莎就站起身來走出了戰壕,挺胸抬頭不躲不藏了:就算腦袋被子彈打爆,也比被敵人抓住當俘虜受羞辱好。我的所有傷員,凡是能站起來的,也都站了起來……

當我看到第一個法西斯士兵時,我一個字也說不出,我失語了。他們都很年輕開朗,滿面笑容。不管他們在哪裡駐紮下來,只要看到水管或者水井,就洗開了。他們的袖子總是捲起來,不停地洗啊洗的……到處都在流血,到處都是哀號,而他們還走哪兒洗到哪兒……我心頭的仇恨直往上躥……我回到家時,一連換了兩件襯衫,即便如此內心裡還是充滿著反感,因為德國兵來過這裡。我一連幾夜都無法入睡,難以自制。而我們的鄰居,克拉娃大嬸,看到德國人走在我們的土地上,一下子氣暈了,就在她自己的家裡……因為她實在忍受不了德國人,很快就死去了……

——瑪麗亞·瓦西裡耶夫娜·什洛巴

(譯電員)

德國兵進了我們村……他們駕著大黑摩托車……我睜大眼睛仔細望去:他們都是些快樂的年輕人,總是笑容滿面,還哈哈大笑!看到他們在我們的土地上嘻嘻哈哈,我的心跳都停止了。

我做夢都在想如何報仇,也想像著如何壯烈犧牲,以後會有人寫一本關於我的書。我的名字將永遠被人牢記,這就是我的夢想……

1943年,我生下女兒……這時我已經和丈夫進森林參加了游擊隊。我是在沼澤地的草叢裡生產的。我要用自己的體溫烘乾尿布,焐在懷裡,溫暖了再給孩子墊上。周圍的一切都燒燬了,連人帶村子都燒成灰燼。德寇把我們的人趕進學校或者教堂……澆上煤油……聽到我們的對話後,我那五歲的侄女就問:「瑪麗亞阿姨,如果我被燒死了,會留下什麼呢?只是靴子嗎?」這就是我們的孩子問我們的話……

我自己去搜集殘骸……為我的女友尋找她的家人……我們在灰燼中搜索遺骨,就算看到有一點衣服碎片,雖然斑駁不清,我們也能認出這是誰的。每個人都在找自己的家人。我撿起一片碎布,女友馬上叫起來:「這是我媽媽的毛衣……」說著就暈倒了。還有人用床單、枕套收集骨頭,有什麼用什麼。我和女友帶了一個拎包去,撿到的還沒有半個包。我們把所有的遺骨葬在一個小公墓裡,什麼都是黑色的,只有骨頭是白色的,還有骨灰……我已經熟悉了骨灰是什麼樣……骨灰是那種磷白色……

從那兒以後,不管上級派我去什麼地方,我都不害怕了。我的孩子還很小,只有三個月,我就抱著他去執行任務。政委派我出去時,他自己都忍不住流淚……我從城市帶回來藥品、繃帶,還有血清……就藏在孩子的小手小腿之間,用嬰兒襁褓緊緊包住,就這麼帶出來。森林裡的傷員危在旦夕,我必須這樣做,必須!到處都是德國人和警察,沒有其他人可以混過去,沒有人可以攜帶物品,只有我能過關,因為我帶著寶寶,他在我的襁褓中……

我現在要承認,那真是太可怕了……真的很難過!為了讓寶寶熱得哭出來,就用鹽揉搓他。他全身都被搓紅了,就像生皮疹一樣,這樣他就會哇哇大哭。哨卡叫住我時,我就說:「孩子正在出斑疹,也可能是傷寒……」他們一聽就趕緊放行,催我快走快走。我用鹽搓過孩子,還用大蒜頭辣過他。我可憐的孩子還那麼小,我當時還在給他餵奶呢。

每次通過關卡後,一回到森林我就哭起來,號啕大哭啊!真對不起我心愛的孩子。可是過了一兩天我又要去執行任務了……

——瑪麗亞·季莫菲耶夫娜·薩維茨卡雅-拉丘凱維奇(游擊隊聯絡員)

我學會了仇恨……第一次知道了這種感覺……他們憑什麼要隨意走在我們的土地上!他們算是什麼東西?我一看到這些場面就怒火中燒。他們為什麼要在這裡?

戰俘列車開走了,丟下幾百具屍體在路上……幾百具啊……那些沒有力量站起來的人就被他們立即槍斃。活著的人像牲口一樣被驅趕,死者沒人理睬,來不及埋葬,實在太多了。他們躺在地上很久很久……生者與死者相伴著過活……

我遇到我的繼妹,他們的村莊全被燒燬了。

她有三個兒子,一個都沒活下來。房子被燒燬,孩子被燒死。她坐在地上逢人就哭訴,哭訴自己的不幸。等她終於站起身來,又不知道該去哪兒,該去找誰?

我們全家都進了森林:爸爸、哥哥們和我。沒有任何人鼓動我們,更沒有人強迫,我們是自己要參加游擊隊的。只有媽媽和一頭牛留在村裡……

——埃琳娜·費多洛夫娜·克瓦列夫斯卡雅

(游擊隊員)

我根本就沒有多想……我有自己的專業,那是前線需要的。我絲毫也沒有猶豫和動搖。其實我沒怎麼見到誰在這個時候還想安坐家中等待什麼。我只記得一位年輕女子,她是我們家鄰居……她對我坦誠地說:「我很熱愛生活,我喜歡打扮,我不想死掉。」我見過的其他人都不是這樣子,也許他們是不想說出來,是掩飾自己。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您……

我記得我臨行前把自己房間的花搬出來,請鄰居照看:「請幫我澆澆花吧,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可是等到我回來時,已經是四年以後了……

留在家裡的小女孩們都羨慕我們上前線,可成年女人們都哭了。和我一起走的姑娘當中只有一個站著沒有哭,其他全都哭了。可是後來她也禁不住淚水如潮,一次一次用手帕擦眼睛。她說大家都在哭,不哭不合適。難道我們真的明白了什麼是戰爭?我們那時太年輕了……現在我還經常半夜嚇醒,夢見我還在戰鬥……夢見飛機在空中,是我的飛機,飛得很高……突然又下來……我知道是我被打下來了,只有人生的最後幾分鐘了……可怕極了,直到醒過來,直到這個噩夢散去。老年人都怕死,年輕人就知道笑。年輕人不相信死!我當時也不相信我有一天會死去……

——安娜·謝苗諾夫娜·杜波羅維納-庫諾娃

(近衛軍上尉,飛行員)

從醫學院畢業後我回到家鄉,家裡有個生病的父親。戰爭就在這時候爆發了。我記得戰爭是在早上……而我得知這個可怕消息是在上午……樹上的露水還沒干呢,人們就在說戰爭來了!直到上了前線之後,我都還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天我好像突然發現草叢和樹木上的露珠那麼晶瑩剔透,那麼清澈明亮。大自然和人類社會發生的事情有著那麼鮮明的反差。那一天陽光明媚,鮮花盛開,遍地都是我最喜愛的矢車菊,在草地上星星點點,時隱時現……

我記得我們都藏身在小麥田中,那是個陽光燦爛的日子。德國鬼子的自動衝鋒鎗嗒嗒嗒地掃射,然後就是一片沉寂。只聽到麥浪搖動的嘩嘩聲。又是一陣德國衝鋒鎗的嗒嗒嗒……我就想:以後還能聽到麥浪的聲音嗎?那是多麼愜意的聲音……

——瑪麗亞·阿法納西耶夫娜·加拉楚克

(助理軍醫)

我和媽媽一起被疏散到後方,到了薩拉托夫……我在那裡三個月就學會了機床車工,我們每天十二個小時站在機器旁,忍饑挨餓。我每天只有一個念頭:要去上前線。前線總會有些食物吧,總會有麵包干和加了糖的茶吧?應該還有黃油吧?我不記得這是聽誰說的了,也許是在火車站上聽那些傷員說的吧。能從飢餓中活下來的,很顯然,都是共青團員。我和女友一起去兵役委員會,沒有承認我們已經在工廠工作,否則是不會要我們的。就這樣我們當上了兵。

我們被派到梁贊步兵學校,那裡是專門培訓機槍班長的。重機槍很沉,都得自己拖著走,我們就像馬匹一樣。夜間要站崗,留意捕捉每一種聲音,就像猞猁一樣,每個沙沙的響動都要密切小心……在戰爭時期,就像俗話所說,我們一半是人一半是獸。真是如此……沒有獨到的本事就活不下來。如果你只是個人類,那就無法安然無恙,腦袋隨時搬家!在戰爭中為了自保,必須要學會某些本事……必須要找回人類還沒有完成進化時的那些本事……我不是很有學問,只是個簡單的會計,但我知道這一點。

我打到了華沙……大家都像是散兵游勇了。用我們的話說,步兵是戰爭中的無產階級。我們簡直就是爬行前進……不要再多問我了……我真不喜歡戰爭書籍,不喜歡看英雄書籍……實際上我們都疾病纏身,咳嗽不斷,睡眠不夠,骯髒不堪,衣衫襤褸。餓肚子更是家常便飯……但是,我們勝利了!

——柳鮑芙·伊萬諾夫娜·柳布契克

(排長,衝鋒鎗手)

我知道爸爸陣亡了……哥哥也犧牲了。死或不死,對我來說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最可憐的是我的媽媽,她本來是個大美人,一瞬間卻變成一個老太婆,被命運折磨得不成人形,因為沒有父親她就活不下去。

「你為什麼還要去打仗?」她問我。

「我要為爸爸報仇。」

「如果爸爸看到你背上了槍,他也不會好受的。」

從小就是爸爸給我編辮子,扎蝴蝶結。他自己就比媽媽還喜歡穿漂亮衣服。

我曾經在部隊裡做電話接線員。記得最清楚的,就是指揮官在電話中大嚷大叫:「援兵,我要援兵!我要求補充兵力!」每一天都是這樣子……

——烏裡揚娜·奧西波夫娜·赫姆澤

(中士,話務員)

我可不是女英雄……我過去是一個美人坯子,從小就受到溺愛……

戰爭爆發了……我不願意去死,又那麼害怕打槍,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去射擊。唉,有啥法子呢!我還很怕黑,害怕進入茂密的森林。當然我也害怕野獸啦……嗯……反正我無法想像自己怎麼可能和老狼或者野豬相遇。小時候連狗我都害怕呢,因為我很小的時候被一隻大牧羊犬咬過,從此我就怕狗了。唉,有啥法子呢!我就是這樣子啦……可是在游擊隊裡我學會了一切:我學會了用步槍、手槍和機槍射擊。如果需要的話,我現在就可以表演給你看,記得可牢了。我甚至還學會了除了刀鏟之外沒有任何武器時怎樣和人搏鬥。我也不再害怕黑暗與野獸了……不過見到蛇還是要繞著走,我一直不能習慣蛇。一到深夜,在樹林中常常有野狼嗥叫。我們坐在自己的掩蔽洞裡,一無所有。只有外面的惡狼和身體的飢餓。我們棲身的掩蔽洞非常小,也就是個貓耳洞。森林就是我們的家,游擊隊的家。唉,有啥法子呢!戰爭結束後我就一直害怕森林了……我現在從不進入森林……

整個戰爭中我都在想,要是能夠坐在家裡依偎在媽媽身邊該多好。我有個漂亮的媽媽,非常美麗的媽媽。唉,有啥法子呢!我自己又不可能決定……身不由己……我們被告知……德國佔領了城市,我知道自己是猶太人。戰前我們所有民族都和睦相處:俄羅斯人、韃靼人、德國人、猶太人……不分你我。唉,有啥法子呢!我以前甚至都沒有聽說過「猶太佬」這個詞,因為我只是和父親母親還有書籍住在一起。戰爭開始後,我們變得跟麻風病人似的,到處都被人驅趕,人人都對我們避之不及。甚至我們過去的一些朋友也不再打招呼,他們的孩子也不敢同我們打招呼。有些鄰居還對我們說:「交出你們所有的東西吧,反正你們也不需要這些東西了。」在戰爭之前我們與他們還都是好朋友啊,每天叫著沃洛佳叔叔啦、安娜阿姨啦……忽然間全都變了!

媽媽被他們射殺了……就是在我們不得不搬到猶太人隔離區去的前幾天。城市無處不在地張貼著禁令:猶太人不允許在人行道上走,不允許去理髮店,不允許在商店裡買東西……還不許笑、不許唱歌……唉,有啥法子呢!媽媽還沒有習慣這些禁令,她還總是四處逛街。大概她不相信這些是真的……也許她是去了商店?人們非常粗魯地對待她,她還報以微笑。媽媽是個絕色美女……在戰爭之前她是愛樂樂團的歌唱家,人人都喜愛她。唉,有啥法子呢!我覺得,如果她不是那麼漂亮的話,或者她一直跟我或爸爸在一起的話……我想這一切就不會發生。有個陌生人在深夜把我們帶去看她,她已經死了,身上的大衣和靴子已經不見了。這真是一場噩夢,那個可怕的夜晚!太恐怖了!媽媽的外套和靴子都被人搶走了,還搶走了她的金戒指,那是爸爸給她的結婚禮物……

在隔離區裡我們是沒有自己的住房的,只能擠在別人房子的閣樓上。爸爸有一把小提琴,那是我們家戰前最貴重的物品,爸爸想賣掉它。我當時扁桃體發炎很厲害,躺在床上發高燒無法說話。爸爸想要買一些東西給我吃,他怕我會死掉。沒有媽媽我真的要死了……聽不到媽媽說話,沒有媽媽的懷抱。我是個從小受到寵愛嬌生慣養的女孩……就這樣,我在床上躺了三天等爸爸回來,後來有認識的人傳話來說,爸爸也被打死了……他們說,就是因為那把小提琴……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麼貴重,只記得爸爸離開的時候說:「太好了,也許能換來一罐蜂蜜和一塊黃油呢。」唉,有啥法子呢!我沒有了母親……又失去了父親……

我出去尋找爸爸……就算他死了,我還是想找到他,我要和他在一起。我那時是金色頭髮,不是黑色,頭髮和眉毛都是金黃色,在城裡誰都不敢接觸我。我去到市場……見到了爸爸的一個朋友,他已經搬到農村住了,和他父母一起。他和我爸爸一樣也是個音樂家,我叫他沃洛佳叔叔。我把一切都告訴了他……他把我藏在一輛蓋著帆布的貨車上。車上又是豬在拱又是雞在叫,開了很長很長的時間。唉,有啥法子呢!一直開到晚上。我睡過去,又醒過來……

就這樣,我投奔了游擊隊……

——安娜·約瑟佛夫娜·斯特魯米林娜

(游擊隊員)

那次閱兵……我們游擊隊員和紅軍部隊一起列隊受閱,但是閱兵之後我們被通知要上繳武器,回去重建城市。我們很納悶兒:怎麼回事啊?戰爭還在進行,僅有一個白俄羅斯剛剛得到解放,我們怎麼能交出槍支?!我們每個人都想把仗打下去。於是我們來到兵役委員會,我們那兒所有的姑娘都來了……我向他們表示:我是護士,請把我派上前線。兵役委員會的同志許諾說:「好吧,我們一定考慮您的要求,等需要您的時候,我們馬上通知您。您先去工作吧。」

我等啊等……可他們根本沒來找我。於是我又來到兵役委員會……我一連跑了好多次。最後,他們對我說了實話,護士已經太多了,不再要護士了,不過明斯克市正需要人清理廢墟……

您要問,我們那兒的姑娘們都是些怎樣的人?我們游擊隊有個叫切爾諾娃的,已經懷孕了,還把地雷夾在腰裡,緊靠著胎兒噗噗跳的心臟。通過這件事您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們都是些什麼樣的人了。唉,我們是什麼樣的人,又何必說?我們從小就受這種教育:祖國就是我們,我們就是祖國。我還有一位女友,她帶著女兒走遍全城,在小姑娘的裙子裡,好幾層傳單裹在身上。女兒舉起小手,央求媽媽說:「媽媽,我太熱了……媽媽,我難受……」這時大街上佈滿了德寇和偽警。德國人還可能瞞過去,要想蒙騙偽警就太難了。他們也是俄國人,他們瞭解你的生活,能看透你的內心,猜到你的心思。

就連孩子們也參加了游擊隊……是我們把他們帶到隊伍上的,但他們畢竟是孩子。如何保護他們的安全呢?我們就決定把孩子們撤出前線,可是他們還是從兒童收容所跑回前線來。他們在路上、在火車上被截住,但還是一次次逃出來,再次跑上前線。

恐怕要過上幾百年才會弄清楚這段歷史:這是怎樣的戰爭?這是些什麼樣的人?他們是怎樣造出來的?您可以設想,一個孕婦懷揣著地雷……而她還在等著自己的孩子降生……她熱愛生活,她想活下去……她當然心裡也害怕。可她還是那樣做……她那樣做不是為了斯大林,而是為了自己的後代,為了孩子們的未來。她不願意跪著生存,不想向敵人屈服……也許我們當時都太盲目了,我甚至也不否認當時有很多的事情我們根本不知道也不明白,但我們的盲目和純潔是共存的。我們就是由兩部分組成,由兩個生命組成的。您應當明白這些……

——薇拉·謝爾蓋耶夫娜·羅曼諾夫斯卡雅

(游擊隊護士)

夏天開始了……我正好從醫學院畢業,獲得了文憑。就在這個時候戰爭爆發了!我立刻被召到兵役委員會,得到的命令是:「給您兩個鐘頭時間,收拾一下,我們就送您上前線。」我急忙回去整理行裝,把所有東西都裝進一隻小手提箱裡。

您打仗隨身帶的是什麼?

糖果。

什麼?

滿滿一皮箱糖果。我從醫學院畢業分配到農村工作時,給發了安家費,一有了錢,我便用它們統統買了巧克力糖,整整裝了一皮箱。我知道在戰爭中我是不需要現金的。在皮箱的最上面,我擺放了一張醫學院同班同學的合影,上頭全是女孩子。就這樣,我又趕到兵役委員會報到。兵役委員問我說:「您想我們派您到哪兒去呢?」我反問他:「我的女伴要去哪兒?」——我和她是一起畢業分配到列寧格勒州來的,她在鄰村工作,離我十五公里遠。兵役委員聽了我的話笑了:「她恰恰也是這樣說的。」於是,他拎起我的皮箱,要送我上一輛卡車再去火車站:「箱子裡是什麼,這麼重?」「是糖果,一箱子都是。」他不說話了,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我看出他心情很不自在,甚至有些難為情。這是一個中年男子……他知道要把我送到哪兒去……

——瑪麗亞·瓦西裡耶夫娜·季霍米洛娃

(助理軍醫)

我的命運是在一瞬間決定的……

兵役委員會貼出了一份公告:「需要司機。」我就是從司機訓練班出來的,學了六個月開車……我本來是個教師(戰前我讀過中等師範),但根本無人問津,戰場上誰需要教書的?需要的是軍人。我們訓練班裡有很多姑娘,組建了整整一個汽車營。

有一天外出訓練……我一想起這事就不由自主地要流淚。那是在春天,我們打完靶返回營房。我在野外採了一束紫羅蘭花,很少的幾朵。我採來後,把紫羅蘭綁在槍刺上,就這樣一路走了回來。

回到營地,營長召集大家列隊,點到我的名字。我跨前一步站了出來,可我忘記槍刺上還紮著一束紫羅蘭花。營長開始厲聲訓斥我:「軍人就應該是軍人,而不是採花女……」他弄不懂,為何在這種嚴酷環境中我居然還有心思去想花花草草。這種事情男人永遠不明白……可我沒有把紫羅蘭扔掉,而是把它悄悄取下來,揣進了衣袋。為了這幾朵紫羅蘭,我被罰了三次額外勤務……

還有一次,輪到我站崗。夜裡兩點鐘,別人來換我的崗,但我不想換。我對下一班的人說:「你就站白天的崗吧,現在再讓我站一班!」我自願站了一整夜的崗,一直到天亮,僅僅是想聽聽鳥叫。只有深夜能夠讓我想起以前的那種安寧的生活。

我們開赴前線路過大街小巷時,道路兩旁自動排起了送行的人牆:有婦女,有老人,有孩子。大家都在抹眼淚:「小姑娘都要上前線了。」我們整整一個營全是姑娘。

我開車做什麼?……就是每次戰鬥結束後去收屍,戰場上到處都是散落的屍體,都是年輕輕的小伙子。有一次,突然發現一位姑娘的屍體躺在地上,一個戰死的女孩子……所有人頓時都沉默無語……

——塔瑪拉·伊拉利奧諾夫娜·達薇多維奇

(中士,司機)

我準備上前線的時候……您不會相信……我那時以為戰爭不會打多久。我們馬上就會戰勝敵人!我還買了一條十分喜愛的裙子、兩雙襪子和幾雙鞋。那是我們從沃羅涅日撤退時,我記得當時我們衝進商店,又為自己買了一雙高跟鞋。我記得很清楚,撤退的時候城市上空已經是黑煙籠罩——但是商店居然還開業,真是奇怪!不知怎麼地,我就是喜歡買鞋子。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那雙鞋子多麼精緻優雅……我買到的是一種精神愉悅……

確實,要想馬上就告別戰前的生活是很困難的。不僅是心理,就是全身各部分都很抗拒。所以我還清楚記得當時拿著這些鞋子跑出商店時我是多麼高興,開心極了。其實當時已經是硝煙四起炮聲隆隆了……雖然人已經處於戰爭中,但還是不願意去想它,硬是拒絕相信戰爭已經開始。

我們已經被戰火包圍了……

——維拉·約瑟沃夫娜·霍列娃

(戰地外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