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通過人說話的聲音來聆聽世界的
我是通過人說話的聲音來聆聽世界的。人說話的聲音對我永遠起著振聾發聵的作用，讓我心曠神怡、沉迷陶醉。我對生活本身極度信任，這大概是我觀察世界的一種方法。最初我覺得用「講話體」（我暗中如此自稱）完成前兩部著作之後，這種體裁會成為我以後寫作的障礙，因為每時每刻都會重複自己，擔心成為多餘之物。完全是另外一種戰爭，另外一種武器——威力更大和更殘忍的武器。以機關鎗和火箭裝置「冰雹」為例：「冰雹」可以化山巖為粉末。另外一種人生心理：把娃娃們從日常生活，學校、音樂、舞蹈等場地拽出來，投入地獄，投入污穢之中。什麼東西都可以往十八歲的男孩子，十年級的學生頭腦裡灌！將來他們才會明白：「我要參加的是偉大的衛國戰爭，可是卻被投進另一種戰爭。」「我本想當英雄，如今我不知道自己變成了什麼人。」
人會覺醒的，但不會那麼快，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
「要使舉國上下都愛看鬥牛，需要有兩個條件：一、牛必須是本國土生土長的；二、本國人必須對死亡感興趣……」（見海明威《死在午後》）
本書有幾個片斷，初次在幾家報紙和白俄羅斯幾家雜誌上刊出後，各種意見、評論、勸告、警告、指責、質問，甚至威嚇，像狂風暴雨般壓頂而來（我們社會的精神生活至今還少不了這些威嚇）。有人來信，有人來電話，有人找上門來。不過，我始終有一種感覺，此書還在撰寫的過程中……
摘自來信——
讀不下去了……我想哭，想叫……也許到現在我才明白，這是一場怎樣的戰爭……可憐的娃娃們，我們在他們面前是何等有罪啊！過去我們對這場戰爭知道些什麼呢？我現在很想擁抱每一個人，向每一個人請罪……我沒有參加這場戰爭，但我已經親臨了這個戰場。
現在回憶一下我當時的情況，我們大家當時的情況……
我讀過拉裡莎·賴斯納35的作品，她說阿富汗境內住著一些半野蠻的部族，他們一邊跳一邊唱：「光榮屬於俄羅斯布爾什維克，他們幫助我們打敗了英國人。」
四月革命。滿意吧，社會主義又在一個國家裡取得了勝利。可是，同一列火車裡，坐在身旁的人悄悄地說：「咱們脖子上又套上了一個『白吃飽』。」
塔拉基死了。在市委舉辦的學習班上，有人提問：「為什麼允許阿明殺死塔拉基？」從莫斯科來講課的人打斷了他的話：「弱者應當給強者讓位。」我對他當時的印象很壞。
我們的空降兵抵達喀布爾，他們解釋說：「美國人打算空投自己的空降兵，我們比他們僅僅搶先了一個小時。」同時，人們傳言我們的人在那邊處境不佳，沒有食物，沒有棉衣。我立刻想起了珍寶島和我們士兵們的淒涼哀號：「沒有子彈！」
後來我們的大街上出現了阿富汗紫羔羊皮短大衣，這種短大衣顯得相當華貴。有的婦女羨慕另外一些婦女，因為她們的丈夫到過阿富汗。報上說：我國士兵在那邊植樹造林，補路修橋。
有一次，我乘火車從莫斯科回家，車廂裡有位少婦和她丈夫。大家談起了阿富汗，我說了一句報上的話，他倆笑了笑。他倆已經在喀布爾當了兩年的醫生，他們立刻袒護從那邊往回運貨的軍人……那邊樣樣東西都貴，可是收入微薄。車抵達斯摩梭斯克站時，我幫他們往下搬東西，有很多大紙箱子，上面貼著進口標籤……
我在家裡聽妻子說，隔壁住著一位獨身女人，她的獨生子準備被派往阿富汗。她四處奔波，求爺爺告奶奶，給人家下跪磕頭，恨不得上前舔皮靴。她滿意地回來了：「求回來了！」同時又心安理得地說：「當官的都花錢把自己的孩子買回來。」
兒子放學回到家中說：「藍色貝雷帽戰士給我們作了報告。」他眼饞的是：「他們每個人都戴著一塊多麼棒的日本手錶啊！」
有人向一個「阿富汗人」打聽，這麼一塊手錶值多少錢，買的時候付了多少錢。那個人支支吾吾半晌，才講了真話：「我們偷了一車蔬菜，賣了……」他還說大家都羨慕在燃料加油站工作的士兵們：「他們是百萬富翁！」
我記得的最後一件事是對薩哈羅夫院士的迫害。有一點我同意：死的英雄，即使他有過閃失，對我們來說，也比活人好。還有，不久前聽說有幾個「阿富汗人」，在扎戈爾斯宗教學校裡求學，其中有普通士兵，也有兩名軍官。是什麼事情促使他們進了宗教學校呢？是悔過，是想躲避殘酷的生活，或者是想獲得某種精神力量？並非每一個領到軍人多年服役證（小小的褐色證書）的人，都能用優惠價格的肉食品填飽空虛的靈魂，然後把靈魂變成進口的破爛，在憑特權獲得的一塊土地上，在蘋果樹下，把它埋起來，什麼也不看，什麼也不說……
——尼·貢恰羅夫，奧爾沙市
我是到過那邊的其中一個。不過，我一年比一年更難回答這樣的問題：「你不是士兵，你到那邊去幹什麼？」一個婦女在那邊能幹什麼？咒罵這場戰爭的話越多，大家對我們這些到過那邊的人的態度就越壞。大家對我們越來越不理解了。
這是一場現在稱作躲躲藏藏的戰爭，周圍的人都不勝驚訝：「你去阿富汗？去幹什麼？那邊不是在殺人嗎？」我們是盲目信仰的犧牲品。人家向我們講解四月革命的理想，我們就信以為真，因為我們從小學時代起就習慣於盲從。我要您相信，事情就是如此，人人如此！
回來以後，我們變了。有一種願望，想把真實情況講給某個人聽。我期盼有人帶個頭，我相信早晚會有這麼一天……
如果這個選擇現在再次擺在面前，我是不會去阿富汗了。我的女朋友來信說：「把它忘了吧！從記憶裡把它抹掉，不要讓任何人知道你到過那邊。」不，我不會把它抹掉，我要把它弄個明白，弄清楚我在那邊的時間……那些歲月，那些歲月本來可以在另一個地方，過另外一種生活……不，說句良心話，我並不後悔。心中留下一種感情，說明自己分擔了那場災難，說明我們經受了感情的裂變。我們在那邊，認清自己是受了騙。我在那邊才開始思考：為什麼我們如此輕易上當？為什麼隨隨便便就能夠把我們騙了？我還記得，當我看到那麼多婦女去參加那場戰爭時，我的眼睛都瞪圓了，我從來沒有想到會有類似的情況。在路上，我一直在想，我是唯一的白癡，是個不正常的女人。原來，這類婦女成千上萬。當然，人人都有實際問題，想多賺點錢，說不定還能解決個人問題，改變家庭命運，心靈深處還有一種信念。我們去的目的，是為了成為有用的人，是為了幫助他人。我認為，任何戰爭中都應當有婦女參加。也許我想像不出會有另外一種，不像偉大的衛國戰爭那樣的戰爭。難道軍醫院裡能夠沒有女性嗎？燒傷的病號躺在那裡……遍體鱗傷的人躺在那裡……只要把手放在傷員的身上，就能給他一點兒溫暖，這是一種仁慈！這是符合女性心靈的工作。我在那邊遇見過一些娃娃兵，他們主動要求投入危險的戰役，他們表現出英雄氣概時無所顧慮，他們一個個陣亡了。
請原諒我講得如此零亂。我太激動了，我有好多話要講……
如今在後方誕生了關於前線戰士兄弟般情誼的傳說，這在那邊是沒有的。在那邊一切都可以買賣，其中包括買賣婦女。一個夜晚……為了一件女上衣或者一套化妝品……是的！是的！但是反正這些，也許不是主要的。不管怎麼說，我們是浪漫主義者，我們相信過！最可怕的事發生在以後，我們是從需要這場戰爭的國家離開的，可是卻到了不需要這場戰爭的國家。我們感到委屈的，不是沒有得到回報或回報得不夠，而是把我們一筆勾銷了。不久以前，還說是「國際主義義務」，現在說這是愚蠢的行為。是什麼時候跨過這條界限的？這是最大的問題。我在進行對比……登山運動員攀到了山上很高很高的地方……可是他摔倒了，摔斷了腿……他總想攀上山去，他一輩子都想攀上山頂……我們有一種懷舊思想，特別是男性。他們拿生命冒過險，他們殺過人。他們認為自己既然殺過人，就屬於特殊之輩。他們被什麼東西觸動了，而這些東西沒有觸動過別人。這或許是我們心中的一塊病……或者是我們還沒有從那邊回來？
——加·哈利烏利娜，女職員
阿富汗戰爭爆發時，我兒子剛從中學畢業，考上了軍事學院。當別人的兒子們手持武器在異國他鄉時，這十年裡我的心一直放不下，我兒子也可能出現在那邊呀！說人們什麼也不知道，這是謊話。鋅皮棺材運進家門，殘廢的娃娃回到驚慌失措的爸媽面前，這些場面大家都見過呀！當然嘍，廣播和電視裡從不提這些，您在自己的報紙上，也沒有寫過這些呀，您是不久前才有了這個膽量的！但這一切都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發生的，在眾目睽睽之下呀！當時，我們這個「人道」的社會，其中也包括我和您，又幹了些什麼呢？我們的社會正為「偉大」的老頭子們頒發又一枚金星勳章，我們的國家正在完成和超額完成又一個五年計劃（老實說，我們的商店裡過去是，現在仍然是，空蕩蕩的），正在修建別墅，正在花天酒地。而當時，十八到二十歲的娃娃們正冒著槍林彈雨行軍，臉朝向地撲在異國的沙地上，白白送了命。我們是些什麼人呢？我們有什麼權力質問自己的孩子們：「你們在那邊都幹了些什麼？」難道我們這些留在這裡的人，比他們乾淨嗎？他們飽嘗的痛苦，他們經歷的磨難，已經淨化了他們的罪孽，可是我們永遠不能淨化自己了。村民被殺盡，村莊遭毀滅，責任不在於他們，而在於我們，在於我和您。是我們，而不是我們的孩子殺了人。我們是殺人犯，既殺了自己的孩子，又殺了其他國家的孩子。
至於這些孩子——他們是英雄！他們不是因「錯誤」在那邊作戰。他們之所以作戰，是因為相信了我們。我們應當在他們面前跪下，只要把我們在這裡幹的事和他們在那邊不能不幹的事對比一下，就能讓人發瘋……
——阿·戈盧勃尼奇納婭，建築工程師，基輔市
當然啦，今天寫阿富汗是有利可圖的，甚至是時髦的題材。而您，阿列克謝耶維奇同志，現在就可以慶幸，您的書大家會搶著閱讀。如今，咱們國內繁殖了不少人物，他們只關心如何把祖國的牆壁塗抹得烏七八糟。他們中間也有某些「阿富汗人」，因為他們——不是所有人，不是所有人——獲得了最重要的自衛武器：請諸位瞧一瞧，把我們弄成了什麼樣子？無恥之徒總需要他人的庇護。正派人不需要這些，因為他們在任何形勢下都是正派的。這種人在「阿富汗人」當中為數不少，但您尋找的，大概不是他們。
我沒有到過阿富汗，但我經歷了偉大的衛國戰爭的全部過程。我很清楚，在那場戰爭中也有污穢。可是我不願意重提污穢，也不允許任何其他人這麼做。問題不僅在於那是另一種性質的戰爭。一派胡言！眾所周知，人若想生存就必須吃飯，既然要吃飯，恕我不恭，也需要有排泄的地方。可是我們並不把這些事公之於眾呀！為什麼撰寫阿富汗戰爭的人，甚至撰寫衛國戰爭的人，把這些都忘在腦後了呢？如果連「阿富汗人」都反對這類「發現」，就應當傾聽他們的聲音，研究這種不尋常的現象。拿我來說吧，我就理解他們為什麼如此激烈地反對。人有正常的情感——羞恥，他們感到羞恥，您發現了他們的羞恥，但不知為什麼您認為僅僅發現還不夠。您決定把它和盤托出，讓大家聲討。他們在那邊開槍亂殺駱駝，那邊的和平居民死於他們的子彈……您想證明這場戰爭是不必要的，是有害的，您並沒有理解，如此做法，您恰恰傷害了戰爭的參加者——那些清白無辜的少年……
——尼·德魯日寧，圖拉市
摘自電話——
「好吧，我們不是英雄，可是現在我們反而成了殺人兇手。殺婦女，殺兒童，殺家畜。再過三十年，說不定我會親口告訴自己的兒子：『兒子呀，一切並不像書中寫的那麼英雄豪邁，也有過污泥濁水。』我會親口告訴他，但要三十年以後……現在這兒還是血淋淋的傷口，剛剛開始癒合，結了一層薄疤。請不要撕破它！疼……疼得很……」
「您怎麼能這麼做呢？您怎麼敢往我們孩子的墳頭上潑髒水？他們自始至終完成了自己對祖國應盡的責任。您希望把他們忘掉……全國各地學校創辦了幾百處紀念館、紀念室。我也把兒子的軍大衣送去了，還有他學生時代的作業本，他們可以做榜樣。您講的那些可怕的真實，對於我們有什麼用？我不願意知道那些！您想靠我們兒子的鮮血撈取榮譽。他們是英雄！英雄！關於他們，應當寫出優美的書來，而不是把他們變成炮灰……」
「我在兒子的墳墓上刻下了這麼幾個字：『人們啊，請記住：他是為生者的生存而陣亡的。』如今我知道這是騙人的話了，他並不是為了生者的生存而陣亡的。首先是我受了欺騙，然後我又幫助他們欺騙了他。我們當時都那麼善於輕信，我一再對他說：『兒子啊，你要愛祖國，祖國永遠不會出賣你，不會不愛你。』現在我想在墓碑上刻上另外幾個字：『為什麼？』」
「鄰居給我送來了報紙：『對不起，這就是您向我們講過的那場戰爭。』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這事可以寫出來，可以公開發表。我們早已習慣於生活在二維之中：報紙與書籍中講的是一套，生活中完全是另外一套。如果報紙講的和生活本身一樣，那麼我們內心經受的與其說是滿足，不如說是彆扭。一切正像您所寫的那樣，甚至有時令人感到更可怕，更絕望。我想跟您見一面，談談心裡話……」
「每天早晨我都能看見兒子的後腦勺，可是時至今日，我還不敢相信他已回到了家中。當他在那邊的時候，我對自己說，如果給我運回來一口棺材，我就只有兩條路可走：或是到街上去遊行，或是進教堂去修行。他的母校請我去演講：『請您講講您兒子的事跡吧，他榮獲了兩枚紅星勳章。』不，我沒有去。我已經四十五歲了，我把我們這一代人稱作『唯命是從的一代』，阿富汗戰爭是我們悲劇的頂峰。您的書擊中了要害，因為您向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們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是些什麼人？為什麼可以對我們為所欲為？」
「我在班上聽人說：『哎呀，這些人可真嚇人！』他們指的是『阿富汗人』。其實，現在我們都是這種人。他們離開家，去那邊的時候就是這種人了，並不是變成這樣的人以後才回國的。我有時甚至在想：戰爭對於他們來說，比我們的現實更純潔，所以他們才悶悶不樂。」
「能把我們多少人變成精神病患者、暴虐者、吸毒者？在那邊時，對我們大聲叫喊的是另外一些話：改革的工長們，你們應當把家裡那潭死水攪渾！我們回來了，準備整頓秩序……可是不讓我們插手……反反覆覆跟我們說：『孩子們，學習吧……成家吧……』這真讓我震驚，周圍處處投機倒把、黑幫猖獗、一片冷漠無情——可是不許我們去幹嚴肅的事業……我茫然不知所措，直到有位聰明人開導了我：『您會幹什麼？您只會開槍。您懂什麼？您只懂用手槍保衛祖國。只能靠自動步槍恢復正義嗎？』這時我才動起腦子來……我對自己說：該死的自動步槍啊……真的，那個該死的東西現在還掛在我的背上。」
「我一邊讀一邊哭……但是我不會重讀您這本書了……出於對自我基本情感的保護……我們是否應當認識自己是這樣的人呢？對此我沒有把握。太可怕了……心中是一片空白……你不相信人了，你怕見人了……」
「喂，您讓人煩死了！為什麼您筆下到過阿富汗的姑娘，非讓她們扮演妓女的角色不可呢？我不否認，這種人確實有，但並非人人如此。我恨不得從心裡叫出聲來。為什麼讓我們都成了一個樣子的人？請您鑽進我們的心房，看看那裡的情況。」
「我回國後，頭半年夜夜不能入睡。如果睡著了，一定會夢見屍體、槍戰。我嚇得跳了起來，閉上眼睛，一切又會重演。我實在無法忍受了，就去請教神經學醫生。我不求他開假條，只希望給點藥片、出點主意就夠了，可是他竟說了這麼一句話：『您怎麼見過那麼多屍體？』啊，我真想朝那年輕人臉上扇一耳光。從此以後，我再不找任何醫生了。我不想活下去，一天甚於一天。我不願意見任何人，聽任何事，可是又無處藏身，該死的住房問題！我不向任何人要求任何東西，我什麼東西也不需要了。可是，請您幫幫那些有求於您的人。我和一些人通信，他們的情況也雷同，這麼說，其他人也一樣嘍！不過，我不相信您。您想讓所有人相信我們都是些殘酷無情的傢伙。您可想過，您本人是何等的殘酷無情嗎？」
「我不想把我的姓名告訴您，您就當我已經不存在了吧。」
「您想讓我們相信回國的是病態的一代，可是我堅信回來的是再生的一代。我們總算見到了我們的小伙子在真正的生活中的表現！是死了不少娃娃，這個不假。可是又有多少人死在酒後的鬥毆中，死在動刀子的打架中呢？我在某報上讀過一條消息：每年死於車禍的人數（遺憾的是我沒有記住數字），要比我們這十年戰爭中死的人數還多。我們的軍隊已經多年不打仗了。我們這次檢驗了自己，檢驗了現代武器……這些娃娃都是英雄！正是因為有了您這樣的人，我們今天才在世界各地節節放棄陣地……我們失掉了波蘭，失掉了德國、捷克斯洛伐克……請您告訴我，我們的偉大強國今日何在？為了它，1945年我徒步走到了柏林……」
「我們要求對我們要講公道……到了現在我才反問自己：我們參與的那場戰爭，它本身就是不公道的？……為什麼會有如此火辣辣的公道感呢？我們有權利享有它……請不要提我的姓名，我不願意遭到他人的白眼……」
「為什麼要談錯誤？您以為，在報紙上發表這些揭露性文章就能夠……您以為這些文章就能夠有所幫助？我們使青年人喪失了我們的英雄歷史。人們在那邊陣亡，而您還在寫什麼錯誤……難道母親用輪椅推著的殘廢軍人不是英雄？牛仔褲裡裝著假肢的人不是英雄？有的人故意騎摩托車蹩傷了自己的腳，以便不去參軍，他們反而成了英雄？投降當俘虜的人，反而成了英雄？」
「我在南方海濱看見幾個小伙子在沙灘上，用手扒著沙地，向大海爬去……他們的腿的數量比他們的人數還少……我再也不能去海濱浴場了，我無法在那兒曬太陽，我只能在那兒傷心流淚。他們還在歡笑，還想追求姑娘，可是大家都像我似的，離開他們跑了。我希望這幾個小伙子萬事如意，讓他們知道：我們需要他們這樣的人，他們需要活下去！我愛他們，因為他們還活著。」
「我的獨生子在那邊陣亡了，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培養了一個英雄。如果信了您的話，那麼我培養的不是英雄，而是殺人犯，是侵略者。這是怎麼一回事呀？我們的兒子，受了致命重傷時，讓手榴彈在自己的胸口爆炸，為了不玷污蘇聯士兵的榮譽，或者撲在手榴彈上，為了拯救自己的戰友，他們這種大無畏的精神難道是騙人？」
「為什麼？為什麼您不展示人光明、崇高的一面，而去揭露陰暗的一面，居心何在？難道您忘記了高爾基的話：『人——是個高傲的字眼』？」
「我明白了，您的理想人物是『坦波夫的蘭博36』？可我們是用保爾·柯察金的榜樣培養起來的……」
「的確，那邊也有罪犯，有吸毒的，有趁火打劫的。難道說，我們和平的日子裡就沒有這類人嗎？我堅持認為：在阿富汗打過仗的人是犧牲品，他們個個都需要從心理上恢復名譽。」
「我在某處讀過一個美國兵的懺悔錄。他是越南戰爭的老兵，他講了一件可怕的事：『戰爭結束八年之後，在我們美國，當年的士兵與軍官自殺的人數，已和戰時傷亡的人數扯平。』我們應當考慮到我們『阿富汗人』的心理狀態……」
「在那邊斷送了性命的人多達百萬（說是幾十萬亦可），他們都是為自己的利益，為自己的自由而戰鬥的人。損害他們的人權不是英雄行為，不管您今天說得如何天花亂墜。在那邊，一個人既可能喪命，也可能幹出膽大包天的事來。主要的標準，這麼做是為了什麼？『阿富汗人』，你們也別再充當英雄好漢了！我們同情你們，真是荒唐！……是的，受壓迫的人，品德不端的人，都可能被迫捲入戰爭。但他們自己喪命的時候，也給別國人民帶去了破壞與死亡。老實說，這已經不是立功而是犯罪了。悔悟應當使你們這些參加過不光彩的歷史的人得到寬恕。」
「請您把我的看法公佈出來。我想知道『當代英雄』們會用怎樣的胡言亂語來詆毀我。」
「我不知道我兒子在阿富汗都幹過什麼事，也不知道他為什麼到了那邊。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我就這麼講過，我差一點被開除黨籍。如果當時不是用鋅皮棺材把我兒子運回家來，我就被開除了……我甚至不能用俄羅斯民族風俗安葬他……像老話說的那樣：在聖像下，在殮巾上……」
「直到現在，每每想起那件事，我就感到難過……我們坐在火車上，車廂裡有位婦女說，她是在阿富汗陣亡的一位軍官的母親……我理解……她是母親，她在哭……但我說了一句：『您的兒子死在不義的戰爭中……「杜什曼」保衛的是自己的祖國……』」
「孩子們被抓走了，被殺害了，為了什麼？他們怎麼了？不是保衛祖國嗎？保衛南部國境……可是現在，你一個人待在兩間屋子裡，哭吧……已經三年了，天天去上墳，我們在那兒舉辦婚禮，在那兒照顧自己的小孫子們……」
「軍事委員會打來電話：『大娘，來吧，替您的兒子接受勳章。』授給他一枚紅星勳章……『大娘，講幾句話吧！』我展示勳章，說：『請你們看吧，這是我寶貝兒子的血呀！』這就是我的發言……」
「我們還會被徵募過去，武器還會被分發到我們手中，讓我們在國內整頓秩序。我們估計，過不了多久，有人就得為所作所為承擔責任！希望多登一些人的姓名，不要拿假名當擋箭牌。」
「現在市儈在處處責怪這些十八歲的男孩子……瞧你們幹的……應當把這場戰爭跟他們分開……那是一場罪惡的戰爭，已經受到了譴責，至於娃娃們嘛，應當得到保護。」
「我是俄羅斯文學教員。我把卡爾·馬克思的話向學生們重複了多少年：『英雄之死如同日落，而不像青蛙毀於膨脹。』您的書能教人什麼呢？」
「有人想把我們這群迷惘的人變成制度的可靠保衛者（我們已經經受了對它忠誠的考驗），今天又把我們派往切爾諾貝利、第比利斯、巴庫，派往油管爆炸的地方……」
「我不想生兒育女了，我害怕……他們長大成人以後會怎麼講呢？講我……我到過那邊……講那場戰爭，那是一場骯髒的戰爭，就應當稱它是骯髒的……我們可以閉口不談……可是孩子們會講的。」
「我羞於承認……從那邊回來時，曾惋惜自己沒有獲得勳章……連個小小的獎牌也沒有……如今我慶幸自己沒有殺過任何人……」
「我們這裡的人，把很多事情都嚴嚴實實地掩蓋起來……我們對自己一無所知，比方說，關於孩子們的殘忍，我們知道什麼？關於這方面的情況，我們有什麼文學著作，有什麼學術論文？直到不久以前，我們還說什麼『蘇聯少年是世界上最好的少年』，說這種話對我們有什麼用？說我國沒有吸毒現象，沒有橫行霸道，沒有搶劫掠奪。原來，這些惡行我國樣樣具備，應有盡有。到了那邊，還把武器發給了這些少年……向他們灌輸：瞧，他就是敵人——『杜什曼』匪徒，『杜什曼』團伙，『杜什曼』敗類，土匪化的『杜什曼』，土匪集團……小青年回國以後，講他們是怎樣開槍殺人的，怎樣把手榴彈投進土屋裡……講死人躺著的樣子……對他們來說是正常的……上帝啊，寬恕他們吧，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所幹的事……」
繼阿瑟·凱斯特勒37之後，讓我們向誰提出這個問題：「為什麼當我們講真話時，總像是謊言？為什麼宣佈新生活時，我們總要使大地佈滿屍體？為什麼談論光明未來時，我們總要夾雜著種種威脅？」
當我們向沉寂下來的村莊掃射時，當我們對山裡的公路進行轟炸時，我們同時也在掃射和轟炸自己的理想。我們必須承認這一殘酷的事實，必須有親身感受。現在連我們的孩子們都玩起抓「杜什曼」和「有限人員」的遊戲了。現在我們還是鼓起勇氣，來瞭解自己的真情吧！支持不住，忍受不了，我知道，我親身感受過。一個二十歲娃娃的嘶吼聲，一直在我的耳邊迴響：「我不願意聽別人講什麼政治錯誤！我不願意聽！如果是錯誤，那麼請把我的腿，我的兩條腿，都還給我！」鄰床的人心平氣和地輕聲說：「提出了四個人的名字……四個死人，再沒有別的罪人了……你們要審判我們！是的，我們是殺過人！是的，我們是開過槍！……難道你們發給我們武器，是讓我們和同年級的弟兄們做軍事遊戲？……你們以為我們會像天使一樣回來嗎？！」
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認識真理；二是迴避真理。莫非我們要再次遮遮掩掩？
雷馬克38的小說《黑色方尖碑》中有一段話：
在停戰以後不久開始的罕見的變化，總是繼續取得進展。1918年，幾乎所有士兵一致憎恨戰爭，對於那些安然無恙度過戰爭的人來說，已經慢慢成為他們生活中重大的冒險經歷了。他們又回到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去了，當他們還躺在戰壕裡咒罵戰爭時，這種生活對他們來說是天堂。現在平平常常的生活得以恢復，還帶著擔憂和煩惱，因而戰爭逐漸從地平線上升起，離去，成為過去，並且不按他們的意志和幾乎沒有他們的支持而變異、美化和改頭換面。大規模屠殺已成了人們所逃脫的冒險經歷。絕望已被遺忘，貧困已經不復存在，尚未降臨到某人頭上的死亡，就成了一生中幾乎總要發生的事情：某種抽像的事物，但已經不再是現實了。只有當它在近處突然襲擊或伸手去扼殺某人時，它才是現實。軍人俱樂部成員曾受命於沃爾肯施泰因，在紀念碑前列隊行進而過，他們在1918年還是和平主義者，可是現在已成了極端的國家主義者了。沃爾肯施泰因已經把戰爭和幾乎每人都有的對友誼情感的回憶巧妙地轉變成對戰爭的自豪感。誰不是國家主義者，他就玷污了對陣亡英雄的紀念，這些可憐的、被當成炮灰的陣亡英雄，他們所有的人都是多麼想活呀。
當我看見有的人穿上「阿富汗軍裝」，佩上「阿富汗人民懷著感激之情敬贈的獎章」，到學校去與小孩子們會見時，我想不通！當有的人硬要母親十次二十次地講述陣亡的兒子的事跡，講完之後，她拖著沉重的腳步走回家時，我想不通。
過去，我國供奉很多神，現在有的神在垃圾堆裡，有的神在博物館裡。讓我們把真理變成神吧！讓每一個人在這個神的面前，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像以往所教育的那樣，讓全班負責，讓全年級負責，讓全體職工負責……讓全體人民負責……有的人為了覺醒，比我們付出了更多的代價，我們對他們應當寬宏大量。請記住這句話：「我是從戰爭中把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真理，用塑料紙口袋運回來的……一處是頭顱，一處是胳膊，一處是大腿，還有剝下來的皮……」
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寫到祖國邊境就結束了。俄國士兵繼續往前行軍，而偉大的作家沒有跟他們同行……
如今，這些紅色墓碑，帶著對已故的人的懷念，帶著對我們的天真輕信的懷念，將永遠留在我們的國土上：
塔塔爾琴科·伊戈爾·列昂尼多維奇
（1961——1981）
為了執行戰鬥任務，忠於軍人誓言，表現英勇與剛毅，陣亡於阿富汗。
親愛的小伊戈爾，你還沒有嘗到生活的滋味便離開了。
媽媽，爸爸
拉杜奇科·亞歷山大·維克托羅維奇
（1964——1984）
執行國際主義義務中陣亡。
你真誠地完成了自己作為軍人的天職。
你沒能保護自己，我的乖兒子。
你在阿富汗土地上像個英雄，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為的是讓和平的天空籠罩國土。
獻給親愛的兒子
母親
巴爾塔捨維奇·尤利·弗朗采維奇
（1967——1986）
在執行國際主義義務時英勇獻身。
我們懷念你，愛你，為你哀悼。
親人共念
包勃科夫·列昂尼德·伊萬諾維奇
（1964——1984）
在執行國際主義義務中陣亡。
月亮落了，太陽熄了，
親愛的兒子，你不在了。
媽媽，爸爸
季爾菲加羅夫·奧列格·尼古拉耶維奇
（1964——1984）
忠於軍人誓言而獻身。
願望沒有實現，理想沒有實現，
你過早地合上了自己的雙眼，
小奧列格，我的好兒子呀。
親愛的哥哥，
與你永別的痛苦，我們無法訴說。
媽媽，爸爸，弟弟，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