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
1984年2月，蘇聯大型文學刊物《十月》刊出了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女作家反映蘇聯衛國戰爭的作品——《戰爭中沒有女性》。作品面世後，蘇聯評論界和廣大讀者一致為之叫好，認為這本書從新的角度審視了這場偉大而艱苦的戰爭。在戰爭中成長起來的、頗負盛名的作家康德拉季耶夫讀了這部作品以後，立刻在《文學報》上發表文章。他感慨萬千地說：「我不知道應當用什麼語言來感激這位作者，因為她替男性完成了這項工作，所有的前線老兵都感謝她。」
他又說：「我早就感到自己對於我們的女戰友，對於戰爭中的姑娘們，負有一種作家的，同時也是一個普通人的責任。我早已著手寫她們，然而此時此刻我才發現，我是根本寫不出這種作品的，因為我並不瞭解我在閱讀《戰爭中沒有女性》時才知道的一切……我痛苦地想到：四十年過去了，我們竟然沒能寫出關於我們的姐妹們的真實行為和真實情感。是她們為我們包紮傷口，在醫院裡細心地照料我們，並且和我們一道在戰場上進行非人的戰鬥，而我們卻沒能寫出她們，我感到既慚愧又痛心！」
他稱讚這位女作家在戰爭文學領域開發了「深深的岩層」。的確，戰爭文學的作者一向以男性作家為主。如今，一位三十幾歲的白俄羅斯女作家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一位沒有參加過衛國戰爭的女性，竟然寫出了男性作家感受不到，並為之讚歎不已的作品。作品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她用女性獨特的心靈揭示了戰爭的另一個層面：用談心式的陳述，說出了戰爭的本質；用女性身心的變化，說明了戰爭的殘酷。同年11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向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頒發了榮譽勳章。
1985年，《戰爭中沒有女性》中文版面世。39
1989年初冬，阿列克謝耶維奇隨蘇聯作家代表團來中國訪問。11月6日，外國文學研究所的蘇俄文學研究人員與代表團見了面，那天大家談得很隨便，很坦誠。阿列克謝耶維奇衣著樸實，髮型簡單，面頰略帶憂思，有一雙灰色的眼睛。她講話謙虛、穩重，沒有華麗的辭藻，也沒有豪言壯語，每句話出口時，似乎都在她心中掂量過。
她講述了自己在大學新聞系畢業之後怎樣當了記者，怎樣認識了白俄羅斯著名作家阿達莫維奇40，怎樣以他為師，後來又怎樣從媒體進入文學界。
她還講了寫作《戰爭中沒有女性》的過程。她說她用四年的時間，跑了兩百多個城鎮與農村，採訪了數百名參加過衛國戰爭的婦女，筆錄了與她們的談話。她說戰爭中的蘇聯婦女和男人一樣，冒著槍林彈雨衝鋒陷陣、爬冰臥雪，有時還要背負比自己重一倍的傷員。戰爭以蘇聯人民的勝利結束，同時也使很多婦女改變了自己的天性，從此變得嚴峻與冷酷。
她的話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講述自己怎麼孜孜不倦地追求「書寫真實」，還有她關於「紀實文學」的想法。她用的是「文獻文學」一詞，我對這種提法既感到新鮮，又覺得對其含義理解不透。
我一邊聽她講述自己採訪的經歷，一邊想像著作為女性需要多大的精神力量去感受戰爭的慘劇和承擔感情的壓力。
那天，她說她在撰寫一部新作，是關於通過孩子的眼睛觀察成年人的戰爭和戰爭給家庭與人們造成的不幸。幾年後，這部書問世，名為《最後的見證者》，也是一部有關蘇聯人民衛國戰爭的紀實作品。
告別時，她贈給我一本白俄羅斯出版社出版的《戰爭中沒有女性》原作，書上題了一句話：「紀念我們在偉大的中國土地上的會晤。」字跡規規矩矩，和她的講話、衣著很相配。我把書接過來，感到沉甸甸的。
1999年末，我在蘇聯《民族友誼》雜誌的第七期上，讀到她的又一部新作《鋅皮娃娃兵》。這篇紀實文學作品讓我心潮翻滾，她寫出了阿富汗戰爭時蘇聯部隊的內幕，不同階層官兵的心態和他們在阿富汗令人髮指的行徑。
阿列克謝耶維奇在該書中說，她的研究對象是「感情的歷程，而不是戰爭本身的歷程」。全書由幾十篇與戰爭有關的人的陳述組成，沒有一個中心人物，我認為其中心人物是戰爭中的人。
為了幫助中國讀者閱讀，我介紹一下蘇聯與阿富汗的關係。
阿富汗是蘇聯的鄰國，也與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和印度接壤。它的面積比英國和法國都大。它有豐富的、尚待開採的礦藏。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非同一般的軍事戰略意義。
在20世紀，英國就想吞併阿富汗，以實現其佔領南亞次大陸的美夢。美國也想霸佔阿富汗，以便把它變成南下暖洋的基地。蘇俄也沒有袖手旁觀。早在沙皇時代，俄國就覬覦這塊土地。近幾十年來，蘇聯當局總以阿富汗「真誠的朋友」自居，扶持親蘇勢力，派去專家，供應武器，目的就是全面控制這個國家。
《鋅皮娃娃兵》記述的時間，從1979年12月蘇軍入侵阿富汗起，到1989年2月撤軍前夕止。十年當中，阿富汗的政治發生了諸多變化。
1979年，奉行「民族主義政策」的阿明當選為阿富汗政府總統，同時擔任阿富汗革命委員會主席。蘇聯不信任阿明並決定剷除他，但需要找個合法的理由，於是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蘇共政治局決定出兵阿富汗。他們策劃讓卡爾邁勒上台，然後由卡爾邁勒出面要求蘇聯出兵「援助」新的政府。1979年12月，蘇軍坦克兵和傘兵越過阿富汗邊界，佔領了重要建築物和電台。12月27日，蘇軍將阿明逮捕並於當夜處決。
自1980年起，阿富汗各派游擊隊逐漸結成聯盟，同入侵的蘇軍和阿富汗政府軍開展了游擊戰爭，戰火燒遍了整個阿富汗。游擊隊得到了美國、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國的支持與武器供應。
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後，蘇聯政府表示：接受聯合國大會關於外國軍隊撤出阿富汗的呼籲，通過政治協商解決阿富汗問題。
1986年，卡爾邁勒政權被推翻，納吉布拉取代卡爾邁勒當上總統。
1988年4月，巴基斯坦、阿富汗、蘇聯和美國，在日內瓦簽署關於蘇聯從阿富汗撤軍的協議。
1989年2月，蘇聯軍隊全部撤出阿富汗。在這之前，他們宣稱投入所謂的「有限人數」即可解決的問題，最後發現每年的參戰人數竟然多達十一萬人，先後共有一百五十多萬官兵在阿富汗作戰，累計傷亡五萬餘人，耗資四百五十億盧布。
蘇聯終於結束了這場沒有宣戰的、歷時十年之久的侵略戰爭，此場戰爭所費時間比衛國戰爭多出一倍，死亡人數不下萬人。這些人當中，主要是一些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即娃娃兵。這就是《鋅皮娃娃兵》一書的時代大背景。
《鋅皮娃娃兵》和《戰爭中沒有女性》的寫作手法有相同之處，都是筆錄戰爭的參與者或其家屬的陳述，但又有所不同。
《戰爭中沒有女性》中紀錄的全部是婦女的話，加上作者淡淡的描述。《鋅皮娃娃兵》中除了參戰的士兵、軍官、政治指導員、醫生、護士等人的回憶外，還有等待兒子或丈夫歸家的母親和妻子等人的血淚回憶。
《鋅皮娃娃兵》中幾乎沒有作者的任何描述，但有更深一層的感受，即戰爭中人潛在的思想活動與朦朧狀態的意識。作者是從婦女的角度在進行心靈的挖掘，這是心靈活動的文獻。《鋅皮娃娃兵》的作者努力將人心掏出來展示給讀者，讓他們看看人心在戰爭中是怎樣跳動的。
如果說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前兩部作品描繪的既有血淋淋的悲慘遭遇，又有壯麗的理想和紅旗招展的勝利場面，即蘇聯時代軍事文學的模式，那麼，從《鋅皮娃娃兵》開始，阿列克謝耶維奇走上了另一條道路，即著力揭露造成人間悲劇的道德原因。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記錄不遮掩、不諉飾，她在探索一種真實，同時也可以看出她的立場：反對殺人，反對戰爭，不管是什麼人、什麼戰爭。她在說明：戰爭就是殺人，軍人就是殺人工具。
然而，當這種真實出現在讀者面前時，有人感激涕零、由衷讚賞，同時也有人反對，有時甚至連講述者本人事後都認為自己講的事不應當見諸文字，更不應印出來讓大家知曉。有人認為，阿列克謝耶維奇是在給蘇聯軍隊抹黑，是對蘇軍的誹謗。有人上告法院，要與作者對簿公堂。上告者何止一兩人，又何止一兩年！
相悖的看法都一一見諸報端。蘇聯《民族友誼》雜誌1992年第八期刊出了讀者關於《鋅皮娃娃兵》的一組來信。編者按語中說：「如今，有關阿富汗戰爭滲出表面的真實震撼了整個社會，其程度絲毫不亞於我們所知道的有關斯大林主義的罪惡。《鋅皮娃娃兵》的讀者們，包括書中的主人公們，對它的反響截然不同。」有的人問道：「為什麼早沒有這本書？這本書能拯救我的兒子，拯救我，它會擦亮別人的眼睛。我現在對任何人都不講任何事了，我把發表《鋅皮娃娃兵》的那一期刊物遞給對方說：讀吧，那裡有我的心。」
另一位女性寫道：「我願跪在你們面前——謝謝你們講了真相。過幾年再發生新的恐怖時，我們會站在一起，站在鐵絲網的一方。不過，這是將來的事，現在讓大家都知道那辛酸的、可怕的真實吧！真實，除了真實之外，我想像不出還有什麼東西能打消我們當奴隸的願望。」
相反的意見同樣十分尖銳。
有的母親帶著在阿富汗犧牲的兒子的相片，還有他們獲得的獎章與勳章來到法院，一邊哭一邊喊：「人們哪，請你們看一看，他們是多麼年輕，多麼英俊，他們是我們的孩子，可是她寫文章說他們在那邊殺人！」
有的母親甚至直截了當地衝著阿列克謝耶維奇叫道：「我們不需要你的真實，我們有自己的真實！」
真實——多麼樸實的話，多麼難辦的事！人的立場與觀點不同，對真實的認識也不同。
阿列克謝耶維奇認為：「的確，她們有自己的真實。」真實要反映在文獻中。「那麼什麼是文獻呢？」阿列克謝耶維奇曾反問自己，「人們可以控制它到何種程度呢？它在什麼程度屬於人們，又在什麼程度屬於歷史和藝術呢？」阿列克謝耶維奇百思不得其解。於是，她繼續在自己的作品中探討真實。
阿列克謝耶維奇說：「今天我們大家不是在談話，而是在叫喊，每個人叫喊著自己的事。如果把過去看成是我們的檔案，那麼我們就是在檔案中由於疼痛而喊叫、發瘋的人。」
有一天，阿列克謝耶維奇去見一個過去有過接觸的小伙子，她想恢復過去的真實。她說在阿富汗時，那個小伙子對她說過：「你是個女人，你能在戰爭中瞭解什麼？你是個耍筆桿子的……難道人們能像書裡或電影裡那麼死嗎？他們在書裡和電影裡死得漂亮！昨天，我的一個朋友被打死了，子彈擊中了頭顱，他大概奔跑了十來米，要抓住自己的腦袋……你能寫這些嗎？」阿列克謝耶維奇把他的話寫在書中了。從那時起已過了七年，阿列克謝耶維奇這次見到那個小伙子時，發現他已經是另外一個人了，已經成了走運的大款。他喜歡講阿富汗的事，但已不是原來的說法了。他對阿列克謝耶維奇說：「你那些書有什麼用？那些書太可怕了！」
她還遇見了一位在《戰爭中沒有女性》中寫過的女人。這個女人講的事，也使阿列克謝耶維奇很有感觸。這個女人說，她幾十年來不敢進肉鋪，不敢看肉，特別是雞肉，雞肉使她聯想到人肉。她說，一場戰役結束後，看見雙方被打死的人，是件可怕的事。年紀輕輕的，像土豆似的撒滿大地……後來，阿列克謝耶維奇把自己筆錄的這個女人的話交給她過目，她把所有的話都勾掉了，並把自己對所從事的軍事愛國主義事業的總結，寄給了阿列克謝耶維奇，她寫道：「你發表這一篇吧，至於我過去講給你聽的，是讓你明白我們在戰場上是多麼可怕！」阿列克謝耶維奇說：「我要求的是自己所理解的準確、真實，而她希望的是單純的生存。怎麼才能對她講清楚，『單純的生存』是藝術圈外的事，作者只允許做一種事，即將它變成藝術。」
看起來，真實——彷彿隨著人思想的變化而變化，隨時間、地點的變化而變化。它難以捕捉，也難以讓大家達成共識。阿列克謝耶維奇所追求的是超越時間、超越人的立場和階級屬性的真實。在階級社會裡，為這種「真實」而奮鬥是要付出昂貴代價的，更何況是一個女人。
領導蘇軍入侵的蘇聯將軍們是怎麼看待他們在阿富汗的行徑的？他們不只是一般的執行命令的人，他們還是指揮者。
梅裡姆斯基中將在阿富汗指揮過蘇軍六年之久（1978——1984），現已退休。1995年，第三期《近代史與當代史》雜誌發表了他的一篇長文——《阿富汗戰爭：參戰者手記》。文章最後的部分，顯然是對阿列克謝耶維奇這樣的人所持觀點的批駁。他寫道：
「關於阿富汗戰爭的許許多多的報道把重點放在了負面現象上，完全忽視了獻身的崇高和決心，這種片面的做法本身令人感到屈辱。在激戰的過程中，對俘虜施以毫無道理的酷刑和嘲弄，以及趁火打劫、掠奪等其他殘酷行為，是任何一場戰爭在某種程度上都存在的，這場戰爭也不例外。我們的軍隊不是由一群聖賢組成的，部隊中什麼樣的人都有，但蘇聯官兵的行為主要不是殘酷。相反，士兵們首先表現出來的是忠於職守、剛毅與勇敢，所以在這方面給自己抹黑是不當的。」「在阿富汗形成了一種傳統，對這種傳統不能不給予高度的評價，即某些士兵距離復員只剩下幾天時，自願代替年輕士兵去參戰。因為他們認為，那些年輕士兵對這種嚴峻的考驗還沒有做好充分的精神準備。還有，在阿富汗最嚴厲的懲罰或最大的恥辱，莫過於軍人逃避戰役。對這種傳統怎能視而不見呢？」
他又說：「我國的大眾傳播媒介廣泛流傳著一種說法：『部隊不應執行沒有弄清楚是否合法的命令。』只有非常不理解軍事生活的人才會提出這樣的要求。軍人是按軍事組織的規律，是按一長制的原則在生活、在行動，命令必須無條件地執行，沒有討論的餘地。這種法則是嚴峻的，卻是合理的，否則就無法作戰，更談不上取得勝利。打仗時不舉行群眾集會，打仗時要廝殺。因此不應當向軍隊問罪，而應當向作出使用武力決議的人問罪。」
蘇聯人民是否向發動那場侵略戰爭的罪魁禍首問罪了呢？當時入侵阿富汗的蘇軍，是用最現代化的武器裝備起來的，戰爭持續了十年之久，蘇軍並沒能征服條件極差的游擊隊，最後不得不灰溜溜地撤軍。梅裡姆斯基中將對這些現象沒有作進一步的解釋。
談到士兵的心態時，他寫道：
「還流傳著一種關於當年參加阿富汗戰爭的士兵們心理扭曲的說法，我從根本上不同意把一切都扣在阿富汗頭上。我們應當理解打過仗的、經歷過死亡的人的心理，當他回到和平的生活中，看到人人都在忙於解決自己的問題，而沒人對他感興趣時，他便想用自己的種種行為引起別人的注意，並高聲疾呼：『人們啊，我是經歷過死亡的人，請你們看看我，哪怕是講一句好話呢！我是值得你們重視的！』他撞到了漠不關心的牆壁上，他們當中一部分創傷最深的人便會和社會對立起來，因此出現了衝突。」
「經歷了這場戰爭的士兵一下子長大了好幾歲，他們的青年時代在二十歲便結束了，應當把他們當作成年人對待。從阿富汗回國的絕大多數戰士，保持並帶回了和榮譽相稱的忠誠。」
這位中將承認：「阿富汗戰爭給蘇聯和蘇聯武裝力量的威信造成了嚴重的損害。這場戰爭給父母們也帶來了沉重的痛苦，他們的孩子在戰爭中殘廢了，或是失去了生命。」
直到現在，讀者圍繞著《鋅皮娃娃兵》的爭論仍然未休。
到目前為止，阿列克謝耶維奇已出版了五部紀實文學作品，即《戰爭中沒有女性》《最後的見證者》《鋅皮娃娃兵》《被死神迷住的人》和《來自切爾諾貝利的聲音》。現有三部話劇和近二十部紀實影片，都是根據其紀實文學作品改編、拍攝而成。她準備再寫兩部書，即《永恆狩獵的美麗》和《啊，傍晚的光亮！》。這兩部作品雖還沒有著手，但她已聯想到它們誕生時的情形，這也許正是女性作家的一種特殊感悟。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創作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作品具有「文獻」價值和書寫「真實」的特色。她的書中沒有中心人物，也不做主觀的心理分析，但她筆錄的片斷講話、互不連接的事件、局部的現象，卻給人一種相對完整的概念與畫面。她記錄的講話，從微觀視野去聯想客觀場面，她盡力深入講話者的心靈，挖掘埋在潛意識中的實質。她不是自己解釋，而是讓講話者傾訴出各種行為與活動的動機。她是通過聲音去認識世界，通過心靈去揭示真實。
世界是斑斕的，而真實是刺眼的，更是刺心的！
我想起九年前與她會晤時，她一再強調的創作「文獻文學」的原因與其重要意義，我想起她在贈書上寫的題詞。如今，我們在中國的土地上又會晤了，這次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作品。這是值得紀念、值得慶賀的會晤。
1998年9月30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