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無人員
終於等到了簽合同的這一天。
那天，我剛剛在大街上採訪了一輛寶馬車撒潑，造成交通堵塞的事件，突然就接到了總編辦公室打來的傳呼。平時，記者和總編辦公室一般沒有聯繫，如果有聯繫，就是有重大事情。我邊走向街邊的話吧，邊仔細回憶自己寫過的稿件中是否有什麼漏洞，是否被人投訴了。總編辦公室的電話總是讓人忐忑不安，這些年一直是這樣。
電話回過去後，那邊讓我回到報社簽訂合同。
我欣喜若狂，走出話吧，把門前一個空可樂罐踢出了很遠，可樂罐一路滾動著，發出巨大而空洞的聲音，引來很多觀望的腦袋。
我走向公交車站，看到迎面走來的每個人都和藹可親，我真想抱著他們每個人，在他們每個人臉上都親一口。一個女孩子看到我喜氣洋洋地走過來，神氣活現地搖晃著腦袋，急忙躲在了路邊，驚訝地望著我。我心想：我不會親你的，你別害怕。
女孩走過去了，又走來了一名巡警。巡警也在好奇地望著我。
我不好意思，竭力忍住即將噴薄而出的笑容，咬著下嘴唇，將笑容吞了回去。我一路歡歡喜喜地走著，一會兒看看天上飄蕩的白雲，一會兒看看路邊樓頂上的窗戶，沒想到突然被道牙絆了一跤。
爬起身，看到公交車來了，我一步跨了上去。
我坐上公交車，看著窗外的風景，感覺到異常愜意。此後，我就要在這座城市工作了，也許我會在這座城市工作一輩子，這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情啊！兩年前，曾經有一個很好的工作機會擺在我的面前，我沒有珍惜，等到失去以後才追悔莫及。現在，我終於又等來了一個機會，我對自己說：好好珍惜！如果非要在這次工作上加一個期限，我希望是一萬年！
來到報社，走進總編室，領到了合同書，卻發現，我還有幾個證件沒有辦理，而沒有這些證件則是不能簽訂合同的。
這些證件包括：身份證、畢業證、戶口本、暫住證、流動人口計劃生育證、未婚證（結婚證、離婚證）。
前三個證我都有，而後三個證我都沒有見過。總編說，沒有這些證，是無法簽訂合同的。
我備感無奈。
其實，我們的一生，都生活在各種證件中。想懷孕，先要有准生證；上戶口，需要出生證；到了16歲，需要辦理身份證；結婚需要結婚證，離婚需要離婚證，殘疾人需要殘疾證；開飯店需要健康辦邊防證；想找到好工作，需要計算機等級證、普通話等級證，還有行業任職資格證；特殊行業還需要捕獵證、持槍證、開證，開車子需要駕駛證；上班要有上崗證，失業要有下崗證；出門要辦暫住證，出國要辦護照，去沿海特區要采證、砍伐證、捕魚證、執法證、珠算證；賣房需要房產證、土地證，賣肉需要工商許可證、完稅證……等到死亡了，還需要死亡證。
我要先辦理暫住證。
暫住證要在自己所住的街道辦辦理。然而，這些天，我一直住在報社，沒有一個固定的居住地址，又如何辦理？
我求教於一名來到報社工作了三年的同事，他說，暫住證隨便一個地方就能辦理，只要你出示了租房合同。而辦理後，又沒有任何用處。他的暫住證這三年來，除了簽合同，再沒有讓人看過一次。既然沒有任何用處，為什麼又要辦理？
而且，暫住證的收費標準也不一樣，一個區有一個標準。繁華區比邊遠區的收費要高。
在這位同事的指點下，我來到了當初居住的城中村辦理。那裡的收費標準是全市最低的。我找到了當初的房東，而房東卻不給我開證明，他的理由是，如果開了租房證明，他每個月就要繳納稅金。他從來沒有給任何一個人開過租房證明。
沒有辦法，我又找到了一個在城中村開店的朋友，我拿著他的營業執照，假借他的親戚的名義，終於在街道辦繳納了錢，辦好了暫住證。
然而，辦理流動人口計劃生育證，卻非常麻煩，這要求在戶籍所在地辦理，而我的戶籍，在遙遠的西北。
回 鄉
見習期滿後，我決定回家一趟，自從父親去世後，我還沒有回家過。我不知道母親和弟弟妹妹生活得怎麼樣。
我領到了見習期最後一個月的工資，也就是我那一連串暗訪的工資，工資的數額讓我驚訝，那是我這兩年來拿到的最多的一筆錢，也遠遠超出了我對自己工資的預測。
拿著這些錢，我買了一部最低廉的手機，諾基亞3310，是已經被淘汰了的款式，當時的價格是780元。這款手機我現在還用著，每當我在公眾場合掏出手機的時候，總能惹來一些好奇的目光。然而，手機的功能只要有兩種就足夠了：打電話、發短信。而這款手機的這兩種功能都還能使用，我又何必更換呢？手機就像情人一樣，最初的，最有感情。
至今還能記得我買到手機的當天，就給家中打了一個電話，村口商店的老闆喊來了母親，我拿著手機對母親說：“我有手機了！”母親在電話中說：“什麼雞？”我說：“是手機。”母親責怪我說：“你不好好工作，養雞幹啥？”
剛剛買來手機的那幾天，我總喜歡在人多的地方炫耀，裝模作樣地發短信或者打電話，眼睛的餘光望著別人，看別人是否在留意我的手機。可是，當別人的電話鈴聲響起來，別人手中多了一個款式更為新穎、色彩更為艷麗的手機的時候，我就自慚形穢，趕緊悄無聲息地把自己的手機裝進口袋裡。
然而，這畢竟是一部手機，一部真正的手機，走在大街上，口袋裡硬硬的手機磕著我的胸腔，給我一種堅實的感覺。我昂首挺胸，意氣風發，感覺自己也是“有機一族”了。
那種幸福感和滿足感，很久都沒有經歷過了。
然後，我在超市裡瘋狂購物，我給母親買了衣服、鞋子。這些年來，母親的衣服有些是自己做的粗布衣裳，有些是親戚送給的舊衣服，母親的鞋子都是自己親手納的布鞋。我一定要讓母親穿上嶄新的“料子衣服”，在母親的眼中，的確良、凡立丁、滌卡就是最好的“料子”，她從來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比這些“料子”昂貴得多的衣料。我還給母親買了很多好吃的，開心果、杏仁、魚皮花生等等。這些東西母親從來沒有吃過，母親從來捨不得在自己身上花費一分錢。
我還給妹妹和弟弟買了衣服，弟弟從小到大都穿著我穿剩的衣服。小時候，他經常哭著向母親要新衣服，母親總是說：“以後有錢了，你要幾身就買幾身。”然而，我們家總是沒錢。弟弟上初中的時候，他一位家裡條件好的同學送給了他一件穿剩的夾克，弟弟喜歡得不得了，春秋兩季，光身子穿夾克，冬天的時候，棉襖外套夾克。一直到弟弟在縣城蹬三輪車的時候，他還穿著這件已經失去了本色的夾克。
妹妹的衣服總是很肥大，母親經常說：“娃娃正在長身體，衣服做大點，明年後年還能穿。”然而，因為長期營養不良，妹妹的個子長得很慢，所以，她一件衣服要穿好幾年。妹妹穿著袍子一樣的衣服去上學，經常遭到那些壞男孩的欺負。那時候，妹妹經常會哭著來找我，我一見到妹妹被人欺負，就飛奔過去，將那些壞男孩打得雞飛狗跳、四處逃竄。多年後，妹妹還會回憶起這些經歷，還會流淚。
然而，我卻無法給父親買衣服了。
站在超市男裝的櫃檯前，看著那些筆挺的西裝，我多想給父親買一套，可是，父親已經不在了。
記憶中的父親只有一件夏裝、一件冬裝。夏裝是一件白色粗布汗衫，冬裝是一件藍色中山裝。父親再沒有穿過別的衣服，更別說西裝了。
我又來到了超市的書櫃前，看到那些精裝本的四大名著，又想起了父親。父親一生喜歡閱讀《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沒有上過學的父親跟著村中的民辦教師學會了識字，進而能夠通讀這兩本書。在農村，這兩本書籍也是最流行的讀物。
父親一輩子不知道閱讀了多少遍《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他說話的時候也經常引用這兩本書中的句子，他在村中被認為是“文化人”。
記得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出版了第一部書籍，我高高興興地拿著這本書讓父親閱讀，想從父親口中得到讚賞。沒想到，父親讀完後說：“比起三國和水滸差遠了。”
父親提供給我的文學標準居然是《三國演義》和《水滸傳》。
我不服氣地說：“在中國所有的作家裡，都沒有幾個人寫的書能比得上三國和水滸。”
父親說：“那你就好好努力，也寫上一部三國或者水滸。”
此後，我不敢驕傲，不敢懈怠，因為我知道自己的所謂作品，比起三國和水滸差遠了。
我站在書櫃前，猶豫半天，最後還是決定買了精裝本的《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我知道，這是送給父親的最好的禮物。
這個季節，南方還是鳥語花香，而北方已經天寒地凍。
我坐的是慢車，而慢車往往人最多，因為車票便宜，慢車的車廂裡幾乎都是農民工的身影。我在兩節車廂的連接處站了兩天兩夜，站得渾身的骨頭都板結在了一起，站得一動就會倒下去，站得頭昏眼花，眼前甚至出現了幻覺，才終於到了家鄉所在的省城車站。
然後，火車轉汽車，汽車轉三輪蹦蹦車，才終於來到了進山的簡易公路上。
那天，家鄉在下雪。妹妹和弟弟穿著臃腫的老式棉衣，袖著雙手，瑟縮著身體，站在漫天飄舞的雪花中已經等了我半天。弟弟看到我，一把搶過我背上的包裹；妹妹看著我，高興地笑著，眼淚卻流了下來。
我們沿著山路回家，寂靜的山道上只有我們的身影，雪花落在山峰上，落在枯草上，悄然無聲。我們沿著彎曲的山道，走到了山頂上，坐在一棵柏樹下休息。那時候背著玉米面饅頭和紅薯上中學的時候，每次都會在這棵柏樹下休息一會兒，再起身接著走路。家鄉樹木極少，每座山上僅有的幾棵樹，長成了什麼樣子，這些樹的名字，很多年後，大家都能記得。
那棵柏樹下有一塊青石板，大小能夠坐下兩個人。十多年前，我上學的時候，青石板是這樣；十多年後，我從南方的繁華大都市回家路過這裡，青石板還是這樣。這塊青石板，被每一個山裡上學的孩子都坐過。每一個從山裡走出去的孩子，都會記得這塊青石板。
從山頂向山下走，天已經快要黑了，我接過了行李，自己背在肩上，弟弟走在前面，他弓背含腰，袖著雙手，像個小老頭兒。我問：“你怎麼腰彎成了這樣？”弟弟笑笑，沒說話。妹妹在後面說，弟弟現在腰彎得越來越厲害了，他初中輟學後，就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耕地拉糞，播種收割，都是彎腰的活計。後來，他在縣城蹬三輪車，現在在建築隊做小工，干的都是彎腰的體力活。生活的重擔壓彎了弟弟的腰身。
我的眼淚流了下來。
回到家的時候，沒有見到母親，妹妹打開院門，我走了進去。
我看到了屋簷下的圈椅，那是父親經常坐的圈椅，父親一回到家就會坐在這張圈椅裡。此刻，我彷彿看到了父親坐在圈椅裡，手中捧著書籍，仔細閱讀著，神情很陶醉。每次從田間地頭回到家中，父親放下農具，喝口水，就會坐在這張圈椅裡，認真地閱讀所能找到的書籍和報紙。
妹妹說，自從父親去世後，母親就一直把這張圈椅放在屋簷下。這張圈椅沒有再挪動過，也沒有人再坐過。
我從背包裡拿出精裝本的《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放在圈椅上。我在心中默默地說：爸爸，我回來了，我給您帶來了您最喜歡看的兩本書。
夜已經很深了，門外刮起了寒風，風呼呼作響，帶著尖利的嘯聲，像在抖動著細長的鐵絲。雪已經下了一尺多厚，遠處的山峰，近處的房屋，都是一片白色。在雪光的映照下，四周的景物朦朦朧朧。不知道誰家的狗突然叫了兩聲，聲音低沉，像被凍住了一樣。
我問：“村子裡怎麼這麼安靜？”我小時候在村莊生活，記憶中的村莊非常熱鬧，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夜，也常常會有吆喝著去打撲克的聲音、巷道裡呼兒喚女的聲音、明亮的燈光下傳來的猜拳行令聲……而現在，村莊異常寂靜，寂靜得讓人心悸，寂靜得就像一座墳墓。
妹妹說：“村子裡的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種地賺不到錢，很多土地都荒蕪了。現在村子裡只剩下老弱病殘，前幾天，根生伯‘老’（死）了，都找不到抬棺材的人。”
我驚訝地問：“根生伯怎麼就會‘老’了？”
妹妹說：“是啊，他只比爸爸大一歲，萬靈伯也‘老’了，半年前‘老’的。”
我突然感到異常悲傷。根生伯和萬靈伯是父親最好的朋友。
母親還沒有回家。妹妹說，母親去了教堂。自從父親去世後，母親就信奉基督教了，“村子裡，信奉基督教的人很多。”
妹妹給我熱了飯菜，母親還沒有回來；我吃完了飯，母親還沒有回來。妹妹說，今天是週末，母親每週的這一天都會去教堂，雷打不動。
一直到了夜晚十點，母親才回到家，與母親一同回家的，還有村中很多老太太。
母親的頭髮中夾雜著很多白髮，皺紋也比過去多了。母親拉著我的手，摸著我的臉說：“我娃回來了。”母親的手上滿是老繭，像樹皮一樣粗糙，是被各種農具磨成這樣的。
同村的老太太擠進了房間，房間一下子顯得很逼仄。一些老太太拉著我的手說：“感謝上帝，讓我娃平安到家。”另一些老太太拉著我的另一隻手說：“我娃能平安回來，這都是上帝的恩賜。”
我突然覺得這些看著我長大的嬸子們、姨娘們，變得很陌生，變得讓我無法相認。但是她們說得很真誠，她們的眼神和神情都很真誠。
我無法理解，我的這些可親可敬的長輩們，為什麼突然變成了這樣。
長輩們走了後，妹妹給炕洞裡塞了兩捆花桿，炕面一下子暖和了起來。我們脫掉鞋子，坐在炕上聊家常。
我們說起了很多小時候的事情，突然就會爆發出笑聲，而笑聲過後又會流下眼淚。小時候的日子太苦了，我們一直掙扎在飢餓線上，那時候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夠吃上一頓飽飯。
母親坐在炕角，一言不發。然而，我每次轉身看母親的時候，都看到母親在悄悄抹淚。
我問母親：“您怎麼就信耶穌了？”
母親說：“耶穌好啊，耶穌能救苦救難。”
我問：“耶穌怎麼救苦救難？”
母親說：“耶穌說，受苦人死後都能進天堂，現在受點苦就沒有啥了。”
鄰村的教堂是一年前蓋起來的，神父不知道來自哪裡；但是這個神父卻有著極強的號召力，讓信基督的人越來越多。母親說，村中的老人們，都有一半信基督。
母親還向我講起了很多新奇的事情。村中某某的爺爺得了癌症，醫生說讓回家等死，信了基督，癌症居然不治自愈。村中某某家兩口子經常鬧離婚，信了基督，兩口子好好過日子了……
我想，這可能是真的。人有了精神寄托後，心情就會好，心情好了，一些疾病就會不治自愈，而且，癌症正是戾氣鬱結形成的。基督教勸人行善，兩口子都想行善，自然就不會吵架了。
我感到欣慰的是，沒有了父親，母親找到了精神寄托，她有了很多教友，她不會再忍受孤獨了。
妹妹說，村中有很多鰥寡老人，兒女出外打工，信奉基督就成為了他們的精神追求。
那天晚上，我們一家人說到了凌晨三點才休息。我一閉上眼睛就睡著了，睜開眼睛時，已經到了早晨九點多。
這是我這兩年來睡得最踏實的一次，沒有做夢，沒有任何生活壓力，也不用考慮工作的事情。我睜開眼睛，跳下炕頭，感覺自己就像一輛加滿柴油的拖拉機，一踩油門就能突突奔跑起來。
雪已經停止了，太陽出來了。太陽照在皚皚白雪上，就像殘陽映照在水面上，一地霞光。屋簷下開始融冰了，長長的冰溜子吊下來。幾隻麻雀出來覓食，在雪地上走出一長串的“人”字。村道裡有一群孩子，戴著棉手套和棉帽子，比賽著誰能夠在雪面上滑得更遠。
我準備好糕點和香煙，準備去看望根生伯和萬靈伯，突然想起妹妹昨晚的話，他們都已經‘老’了，我心中一陣傷感。
根生伯和萬靈伯如果在世，今年都不到60歲。
父親和根生伯、萬靈伯是最好的朋友。他們三個人無話不談。
那些年裡，他們三個人都“扎耱條”。這種職業現在已經消失了。
扎耱條，就是把棗刺砍下來，倒提在手中，用斫刀把枝枝蔓蔓砍掉，只剩下主幹，這就是耱條。棗刺在很多地方叫荊條，雜生，一般長在溝邊埝畔，影響莊稼生長。這些耱條捆紮在一起，拉到集市上去賣。需要的人買回家後，把耱條一根根圈在一個“曰”字形的木框中，這就成了那些年農村人經常使用的耱。
西北苦寒，莊稼都是一年一熟。每年秋季，莊稼收割後，需要犁地，地犁完後，還不能種莊稼，需要平整土地，這時候就需要耱了。耱地的時候，前面有牲口拉著，後面有農夫手持韁繩控制著方向，中間放在地上的，就是耱。耱的上面往往坐著一個孩子，或者放著一塊石頭。牲口拉著耱來回走一遍，土地平整了，才能播種。
“犁耬耙耱入麥秸，揚場使得左右掀，吆車能打回頭鞭。”這是對農村技術能人的概括，如果能達到這些，就是農村裡的“能行人”，就是莊稼把式。這句格言在西北農村流行了幾千年，而現在，已經被人們遺忘了。
從我記事起，就看到父親在扎耱條。一直到我上了小學高年級，農村實行了生產責任制，父親才停止了扎耱條。從這以後，土地分到了每家每戶，農民終於能夠吃飽飯了。
母親說過，父親整整紮了八年耱條。
幾十年過去了，我還能記得當初父親扎耱條的一些事情。母親說，每次父親回來，都會蜷縮著手臂，手指僵硬，湊到煤油燈前說：“我手上有刺，你給我挑挑。”母親問：“哪裡有刺？”父親說：“滿手都是，你看看，看到哪裡有，就挑哪裡。”母親拿出納鞋底的大號針，把那些深入肉中的刺，一個一個挑出來。挑完了刺，父親才能端起飯碗吃飯。
還有一次，父親回到家的時候，鼻青臉腫，手臂上都是血。母親問：“這是咋了？”父親說，他在砍棗刺的時候，沒有看清楚上面有一個馬蜂窩，一群馬蜂追著他叮咬，他從懸崖上摔了下去。
夏天的時候，父親每次出去扎耱條，身上都會帶著一個鹽水瓶子，就是掛吊針後剩下的空瓶。空瓶子裡裝滿水，放在布袋裡，布袋裡再放兩個饅頭和蒸熟的紅薯，這就是父親一天的食物。北方的夏天異常炎熱，氣候乾燥，父親喝完了鹽水瓶子裡的水，就只能到處找水喝。有時候，在背陰處找到臉盆大的一窪水，就喜不自禁。西北太乾旱了，這一窪水常常能引來很多動物。狼、狐狸、兔子……還有各種各樣的昆蟲：蠍虎、螞蚱、蜘蛛……水的顏色已經變成了綠色，變成了黃色，父親將水面上的髒東西漂到一邊，用手捧起來，喝幾口。
關於父親扎耱條的所有故事，都來自於母親的講述，父親從來不提自己受過多少苦，他總是說：“過去的都是好年景。”
父親將耱條背回家後，趁著月光，將耱條放在木墩上，用斧子將耱條歪歪扭扭的根部剁掉，這樣，耱條就顯得筆直整齊。然後，他用麥秸稈擰成的繩索，將耱條捆紮在一起，每捆四四方方，數量一樣。然後，統一藏在窯洞深處。
附近有一個小鎮，每逢陰曆初五、十五、二十五就有集市。每到這天凌晨，根生伯和萬靈伯就會來到我家集合，估摸時間到了，就和父親一起去趕集。他們一人拉一輛架子車，架子車上裝滿了耱條。父親的耱條上鋪著麻袋，麻袋上睡著我。我的身下壓著書包，書包裡放著鉛筆和本子。
他們賣耱條，都不會算賬，而我會算賬。
那時候，家中沒有鐘錶，只能依靠公雞報曉。家中養了一隻來航雞，很漂亮，它被當做鐘錶來用。根生伯和萬靈伯家都沒有養公雞，所以，他們每次賣耱條的時候，都要在我家集合。我記得有一次，他們來得很早，就在屋子裡的窯底抽煙，萬靈伯抽旱煙，煙味很濃，根生伯和父親抽用紙捲成的煙末，我們那裡把這種煙叫“大炮煙”。我朦朦朧朧醒來了，聽見母親說：“雞還沒叫頭遍呢。”根生伯和萬靈伯說：“讓娃再睡會兒，走的時候再叫娃。”
每次賣耱條的時候，我都會睡一路。那時候我很小，很貪睡，矇矓中聽見父親說：“躺好，要下坡了。”有時候，要上坡，父親一個人拉不上去架子車，就說把我叫醒，讓我下來。根生伯和萬靈伯說：“叫娃睡，甭叫娃。”他們幫著父親把架子車推上坡頂。
賣耱條的那個鎮子距離我們家有十幾里路，一路都是溝坡。
鎮子上賣耱條的人很少，很多的時候只有他們三個人在賣耱條。這是一個重體力活，沒有人願意做。十里八鄉的人都來買他們的耱條。那時候還是生產隊，不敢過多要價，價格差不多了就賣。這一車耱條，也賣不了多少錢。我記得有一次，父親賣完耱條回家的時候對母親說：“今天萬靈賣好了，賺了30元錢。”這30元錢讓父親激動不已。
賣了耱條，父親他們捨不得買飯吃。記得每次到了中午吃飯時間，父親就走進公社食堂裡，向廚師討要一碗熱麵湯，把帶來的冷饅頭泡在裡面，讓我吃，而他們，則吃著帶來的冷饃。那些饃，都是紅薯面和玉米面做的，很少有麥麵饃。
記憶中父親只給我花過一次錢。有一次，我站在賣西瓜的攤子面前挪不開腳步，口水直流，父親就給了老闆五分錢。老闆用刀子切了薄薄的一片遞給我，我吃得特別香甜。
父親是在以後家裡生活好了才學會識字算賬。那時候，他每天鑽進山溝中找耱條，根本沒有時間學文化。那時候在集市上，遇到有人買耱條，想買幾捆，一捆多少錢，我就馬上從書包裡拿出鉛筆本子，列出算式，進行計算。很多人都羨慕地說：“這娃這麼小就會算賬。”父親就驕傲地說：“我娃不但會算賬，還識字呢！”
那時候和以後的很多年裡，我都是父親的驕傲。
我記得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第一年，家家糧食都堆滿了房屋。父親和根生伯、萬靈伯在家中抽煙聊天。父親說：“以後再也不扎耱條了。”根生伯說：“真沒想到日子還有這一天。”
萬靈伯只是抽煙，臉上的每道皺紋裡都是笑。
此後，他們再也不扎耱條了。
父親他們三個人關係一直很好，三個人在一起從來沒有吵過架拌過嘴。誰家有事，另外兩家都會鼎力相助。多年的患難歲月，讓他們結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誼。
根生伯家沒有孩子，後來抱養了親戚家一個女孩。女孩對根生伯夫婦非常孝順。女孩長大成人後，招了一個來自南山的青年，書面語言叫入贅。這個青年對根生伯一家也很好。
萬靈伯家是兩個女孩，最後才有了一個男孩。萬靈伯家的大女兒叫妮子，和我是同班同學，可是學習一直很差，簡單的加減乘除都不會。她上到二年級就輟學了。
小時候，我聽到父母私下裡商量，想把妮子介紹給我，讓我們定娃娃親。我堅決不同意，我覺得這麼小就“有媳婦”，是一件很羞恥的事情。那時候，我一心一意要做又紅又專的共產主義接班人，要去解放台灣，還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人民。我記得那時候村口的土牆上寫著這樣一副標語：“胸懷祖國，放眼全球。”而我從小就有遠大理想，要解放全人類。這樣的人，又怎麼能“要媳婦”？
而現在，父親走了，他的兩個最好的朋友也走了。
他們三個人都是癌症，都沒有活過60歲。我一直在想，這是什麼原因？奪走他們生命的罪魁禍首是誰？
根生伯和萬靈伯其實很早就發病了，但是他們和父親一樣，一直沒有錢看病，也一直捨不得花錢看病。那時候，一場感冒就會帶走全家一年農作物的收入，更何況這些沒來由的病。根生伯是胃癌，萬靈伯是食道癌，父親是骨肉瘤。他們有了病後，就只能等死。
我經常想，是不是當初貧困交加的時候，他們三個人體力透支，而又嚴重缺乏營養，造成了身體虧空，以後疾病就慢慢發作起來。
這些年，我常常夢見父親，每次都是在夢中哭醒。我恨我自己沒有能力，我恨我自己眼睜睜地看著父親走了，卻無法留住。母親總是安慰我說：“老天爺要收人，誰也沒有辦法。我娃甭難受。”
弟弟的傳銷瓜葛
西北農村每天兩頓飯，早晨十點左右一次，下午四點左右一次。
吃完早飯後，我一個人來到村外的墳地裡。墳地距離村口有幾百米，村中老了人，都埋在這裡。父親、根生伯、萬靈伯的墳塋都挨在一起，父親的墳頭上有兩棵小柏樹，那是弟弟從懸崖上移植到這裡的。柏樹的枝葉間掛著星星點點的白雪，荒草在寒風中抖動著，看了讓人心酸。根生伯和萬靈伯的墳頭上都插著花圈，根生伯墳頭上的花圈更新些，而萬靈伯墳頭上的花圈則只剩下了骨架。
現在，他們三個老哥們兒還在一起，互相陪伴著，應該不會孤單了吧。
又開始下雪了，狂風夾著雪粒，打在臉上，異常疼痛。放眼望去，四周只有我一個人，這裡非常寂靜。天氣很冷很冷，我的心也很冷很冷。
我拿出了紅塔山，一根一根點燃了，一共點燃了三根，分別插在父親、根生伯、萬靈伯的墳頭上。紅塔山，那是他們眼中最好的香煙。有一次，村子裡來了一位當官的，好像是搞調研，給見到的每個農民發了一根紅塔山。根生伯捨不得抽，別在耳朵上，等到發煙的人走遠了，他從耳朵上取下香煙，翻來覆去地看著：“哎呀，這就是人家說的紅塔山？”萬靈伯叼著旱煙鍋子說：“什麼時候咱也能天天抽上紅塔山，那就到共產主義社會了。”
我跪在他們的墳前，任風雪吹打著我。我知道我難得從南方回來一趟，再見到父親他們的時候，就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我相信，父親、根生伯、萬靈伯能夠知道我回來了，能夠看到我回來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妹妹和弟弟也來了，也跪在我的身邊。他們可能找不到我，知道我肯定來了墳地，就趕過來了。先是妹妹哭了，然後我和弟弟也哭了，我們在父親的墳前哭得天昏地暗，哭得幾乎昏厥。
又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母親來了，母親拉起我們說：“回家吧，你爸爸知道你們現在生活得好，就放心了。你們都甭傷心。”
我們站起身來，父親墳前留下三個跪拜的雪坑。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努力，我時刻告訴自己：我和他們不一樣，一點也不一樣。我的這些同事們絕大多數都來自城市家庭，很多人的家庭都很富裕。他們小時候沒有受過像我這樣的苦難。他們不用自己努力就有房有車，有屬於自己的物質幸福。而我什麼都沒有，我是拿著200元錢來到城市的，我是為了省錢跟在公交車的後面一路奔跑著去招聘的，我是喝著別人喝剩的礦泉水去找工作的……所以，我必須努力，我必須改變自己的命運，我也只有依靠自己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和家庭的命運。
城市富裕家庭和農村貧窮家庭，中間的差距讓人難以想像，簡直要以光年計。30年前，當“他”的父親穿著嶄新的中山裝走進機關食堂吃飯的時候，“我”的父親背著耱條走在風雪瀰漫的山路上；當“他”吃著零食坐在電視機前觀看動畫片的時候，“我”餓著肚子裁剪水泥包裝袋給自己製作作業本。20年前，當“他”的父親開著私家車奔馳在城市寬敞的馬路上的時候，“我”的父親手持鋤頭在責任田里揮汗如雨；當“他”帶著女朋友在公園裡卿卿我我的時候，“我”在煤油燈前刻苦攻讀。10年前，當“他”的父親站在自己家的別墅陽台上眺望遠方的時候，“我”的父親因為沒有錢交醫療費而不得不回家養病；當“他”登上飛機去異國留學的時候，“我”因為債台高築而不得不來到他生活的城市打工……這30年來，“他們”家步步為營，“我們”家一無所有。這30年來，“他”享受到了人世間的一切幸福，而“我”遭受到了人世間的一切苦難。現在，“我”要趕上“他”，要讓“我”的孩子像“他”的孩子一樣，這又談何容易。
然而，我沒有退路，我必須全力以赴，為了我的家庭，為了我的孩子。
也是在這次回家的時候，我聽到了弟弟深陷傳銷窩點的事情。
弟弟在縣城蹬三輪車，縣城距離家鄉幾十里山路。有一段時間，經常會有一些穿著西裝的男子和穿著套裝的女子坐弟弟的三輪車。他們看起來精神煥發，很像有錢人。男子的頭髮油光可鑒，統一梳向後面，很像官吏；女子的臉抹著脂粉，又香又白。但是，他們的做派卻一點也不像有錢人。當時，縣城已經有了出租車，在縣城裡跑，不論多遠，都是三元錢，三輪車是一元錢。這些穿西裝的和穿套裝的不坐出租車，而坐三輪車，坐三輪車的時候還要討價：“五毛行不行？我身上剛好有幾毛錢零錢。”
剛開始，弟弟想，五毛就五毛吧，但是，他們一次次地五毛，弟弟就感到不對勁。而且，他們去的都是郊外的村子。這些人在幹什麼，弟弟一直不知道。曾經有一次，弟弟問過一個女人，那個女人說他們在搞科研。弟弟心中充滿了疑竇：在破村子裡能搞成什麼科研？
弟弟在縣城蹬三輪車的時候，住在一戶人家的院子裡。那戶人家有幾間舊窯洞，窯頂已經燻黑了，用報紙裱糊著，報紙又脆又黃，上面印著“批林批孔”和“農業學大寨”的內容。為了省錢，弟弟和一個同樣蹬三輪車的人住在一面窯洞裡。這個留著小鬍子的人叫安康，比弟弟大幾歲。他說他出生的時候，他父親正在陝西安康討飯，回來後就給他起了這樣一個名字。他出生後，家裡分了責任田，父親再也沒有出去討飯，日子真的過得很安穩，身體也健康。
有一天，安康對弟弟說：“我們蹬三輪車能賺幾個錢，我一個同學在賣化妝品，一月就能賺一萬元，前幾天剛剛從香港講學回來。”弟弟問安康的同學在哪裡，安康說就在縣城裡。他也想去賣化妝品，要帶上弟弟一起去。
毫無社會經驗的弟弟動心了，就跟著安康去賣化妝品。剛開始的時候，人家還要培訓他們，給他們上課，就在那個縣城郊外的村子裡，說什麼只要你賣得好，就能一級一級向上升，從普通經理到白銀經理，再到什麼黃金經理、白金經理、鑽石經理，而鑽石經理的財富連美國總統克林頓都羨慕。弟弟和安康聽得如癡如醉，幻想著以後當了鑽石經理，也讓克林頓羨慕羨慕，給咱中國人爭口氣。
要在這個化妝品公司賣貨，還有門檻，那就是，每個人進來要先交2000元。那時候的2000元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能夠買一台19寸的彩電，而彩電當時在農村還很少。
安康和弟弟商量了一番，兩個人就把吃飯的家當——三輪車賣了。然後又東借西湊，總算有了2000元錢，就屁顛屁顛地給人家送過去了。安康的同學接到錢後，眉開眼笑，嘴巴都笑歪了。弟弟說他從來不知道一個人會高興成這個樣子。
交了錢後，他們被帶到了縣城裡的一幢樓房裡，他們的行動反而受到了限制。幾個小伙子白天黑夜都跟著他們，不讓他們出門。這些小伙子逼迫他們寫出所有人的電話號碼，然後用房間裡的一個固定電話撥打出去。
這個單元房的門窗都被關死了，窗簾一天到晚都拉著，透不進一絲陽光。他們吃喝拉撒都在這個單元房裡，他們與外界徹底隔絕了。
到了現在，弟弟才知道進入了圈套。他們又驚又怕，食不果腹，人家克林頓才不會羨慕這種生活。
弟弟和安康想著怎麼脫身。但是，他們不能交談，他們一說話就會遭到那幾個小伙的呵斥。
有一天，安康的同學進來了。他像個貪官一樣腆著肚子說來看望他們，臉上還掛著慈祥的微笑。弟弟和安康心領神會，兩人奔進廚房，一個拿起切菜刀，一個拿起鍋鏟，抵住“貪官”的脖子，讓他把吞下的錢吐出來。
貪官嚇壞了，沒有血色的臉上冷汗直冒。他告饒說，可以放弟弟他們走。
弟弟說：“把錢拿出來。”
貪官說：“錢已經交給了上級，我做不了主。”
弟弟說：“你做不了主，今天就把你的頭割下來。”弟弟拿著菜刀的手一使勁，貪官的脖子上就有了紅印子。
貪官嚇壞了，跪在地上說：“求求你們，別殺我。”然後，他對那幾個打手說：“快讓老闆把錢退了。”
最後的結果是，一個打手出去了，拿來了4000元。弟弟把錢裝在身上，菜刀依然抵在貪官的脖子上，押著貪官來到了樓下。打手們一直跟在後面，想報復。弟弟在樓下的過道上，看到有一輛拉著竹竿的四輪拖拉機停在路邊。弟弟一刀將捆綁竹竿的繩子砍斷了，竹竿嘩啦啦地落下來，擋住了打手們的路。打手們氣急敗壞，跳著腳叫罵。弟弟把貪官一把推倒在竹竿上，和安康逃跑了。
後來，弟弟對我說，他小時候經常聽父親講“關雲長單刀赴會”的故事，所以那一刻就想到了關雲長，沒想到《三國演義》救了他和安康的命。
沒有了三輪車，兩人生活無著，就在建築工地上當小工。
弟弟在敘說自己的驚險經歷時，神情平靜，就像在敘說別人的故事。我們一家人聽得膽戰心驚。
弟弟說：“如果當時真的要不到錢，我就一刀砍了他。”
母親擔憂地說：“你把人家殺了，你怎麼能活？”
弟弟說：“我也不想活了，他拿了我2000塊錢，大部分錢都是借人家的，我怎麼還給人家？”
弟弟還說，安康當時也是那樣想的。
2000元錢，就讓兩個青年農民無力償還，就讓兩個青年農民動了殺機。我當時心中充滿了苦澀，也非常痛恨這些搞傳銷的。這都是一些只認錢而六親不認的人類渣滓。
那天下午，我去看望姨娘，也就是根生伯和萬靈伯的遺孀。
在萬靈伯家，我剛好看到了妮子和他的丈夫時明。時明也是小學沒有畢業就輟學了，過早地扛起撅頭進田地，背有些駝。時明沉默寡言，總是在抽煙，總是在友好地笑著。
早在十年前，時明就和妮子一起做豆腐。他們家的後院是豆腐作坊，每天天不亮，兩人就起床了，生火燒水，架起豆腐包，開始做豆腐。
做豆腐的工藝非常複雜，先要泡黃豆，然後熬豆漿，接著把豆漿倒在架成十字的豆腐包上過濾，將豆渣與豆漿完全分離。這時候，就到了最關鍵的點滷水。這個程序決定了豆腐的質量，也是豆腐老闆秘而不宣的絕技，一般人絕對不讓看；接著，出來的就是白亮亮的豆腐。
妮子家餵養了一頭高大的騾子，每天早晨，做好豆腐後，時明就將騾子套進架子車裡出門了。車廂裡放著剛剛做好的豆腐。時明一路吆喝著，一路賣豆腐，翻山越嶺，風雪無阻，而到了天快黑的時候，他才能回來。
時明奔走在山間土路上的時候，妮子就在家收拾器具，把豆渣倒進豬槽裡。她家還餵養著幾頭豬，而豆渣正是豬的美味佳餚。她給孩子穿好衣服，送孩子上學。接著，她會扛著鋤頭去田地裡，家中還有十幾畝山地靠她伺弄。
十年間，這對夫妻任勞任怨、克勤克儉，終於過上了好日子。時明當時結婚的時候，家中什麼都沒有，聽母親說，娶妮子的衣服都是借人家的。而十年後，他們蓋起了三間新瓦房，松木椽松木檁，惹得全村人都艷羨。
在萬靈伯家，我見到了時明，他的手又白又腫，像手中拿著兩隻大肥鵝，手背上還有凍瘡，看起來很嚇人。北方的冬天異常寒冷。時明拉著一車豆腐走村串鄉，雙手浸泡在冰冷的水中，捧著冰塊一樣的豆腐，才使得雙手變成了這樣。
就在我和時明聊天的時候，姨娘偷偷進廚房做好了一碗辣子豆腐，白白的豆腐湯上飄著一層紅紅的辣椒油，還有綠綠的蒜苗，看起來非常誘人。可惜，我剛剛在家吃過飯了。
時明憨厚地笑著說：“吃了也再吃點。這十里八鄉，還沒有人有我做的豆腐好，你嘗嘗。”
時明的臉上帶著一個莊稼人特有的樸實和真誠，眼睛裡又閃爍著自得和驕傲。這就是他發家致富的竅門。我從他的臉上，讀出了一個莊稼人的踏實和清明、滿足和自豪。
他對生活的要求很低，他只是想把自己的這份“工作”做到最好。而我也只要把自己的記者工作做到最好，也就會擁有這份驕傲。
農民沒文化，但是農民很偉大。
回家的路上，看到有架子車迎面走來，架子車上套著牛，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牽著牛。牛木訥地走著，走得很緩慢，似乎很不願意。牛的後面走著一個老人，老人頭髮鬍子都白了，駕著車轅。他們在拉糞。
我想起了自己小時候的生活。那時候每年放暑假寒假，我就在不停地拉糞，一車又一車地把牛圈裡攪拌著黃土的糞便拉到田地裡。我們家的田地離家都很遠，而且全是溝坡地，路很不好走。妹妹牽著牛，我駕著車轅，我們一個上午拉三架子車，下午拉三架子車。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我的胳膊因為長時間提著車轅，已經不能動了。那時候父親和母親在離家十多里的糧站裡縫補麻袋，一天能賺10元錢，回家的時候，都已經很晚了。縫補麻袋，也只有靠關係才能進去做。
有一次夜晚拉糞，我還遇到了狼。那時候弟弟很小，夜晚一個人不敢在家裡待，我就把他放在架子車的車廂裡，拉著他走。那天晚上，弟弟突然說：“哥，埝畔上有個狗。”我一看，頭皮發麻，頭髮根根豎起，那分明是隻狼。夜晚的山溝裡怎麼會有狗？月光照在狼身上，狼的耳朵豎起很高，距離我們只有幾十米遠。那時候的農村很少有狼狗，都是笨狗。笨狗的耳朵耷拉下來，而狼的耳朵豎起來。我心中驚惶極了，怕極了，可是身邊還有未成年的妹妹和弟弟，我不能表現出害怕的樣子。我悄悄跟弟弟說：“你下來，走在牛的套繩中間，也就是牛與架子車連接的兩條繩子中間，這樣，前面有牛，後面有我，狼就沒有可乘之機。”弟弟很聽話，走進了套繩中間。我從車上拿下鐵掀，鐵掀是用來將車上的糞扒下來的，現在成為了我對付狼的工具。牛也發現了狼，它呼呼地喘著粗氣，兩個犄角高高豎起。我讓妹妹抓住牛鼻繩，就是穿過牛鼻子的細繩，這樣牛就不會逃竄。妹妹的手中拿著鞭子，鞭竿有兩尺多長，這是她對付狼的工具。我悄悄對妹妹說：“把牛抓緊，往回走。”
我們慢慢地走離了地頭，狼在後面悄悄跟著。我一手架著車轅，一手抓著鐵掀。我不敢回頭看，聽媽媽說，狼很聰明，你如果不斷回頭看著它，它就知道你膽小，就會撲過來。我們走出了幾十米，狼在後面跟了幾十米。弟弟抓著牛尾巴，妹妹抓著牛鼻繩，牛也很聽話，一路都在配合著我們。我緊張極了，渾身汗水，能聽到自己劇烈的心跳聲。就這樣，我們一路膽戰心驚地走著。後來，快走到村口的時候，遇到來找我們的父母。我一下子癱倒在了地上，妹妹和弟弟放聲大哭。狼一溜煙地跑進了莊稼地裡。
那一年，我上初二，妹妹上小學四年級，弟弟還沒有上學。
最美的母親和最帥的父親
我回到家的時候，已經是午後。母親在院子裡織布，村中另外兩個姨娘在紡線。現在，在南方，早就進入了機器化大生產，衣服成批量生產，每個製衣工廠的工人成千上萬，誰還會要這些土布衣服？
母親她們三個人邊幹著手中的活，邊嘮著家常，還動不動就會唱起歌來，都是在教堂裡學會的歌曲。歌聲緩慢悠長，連綿不絕，讓人聽了很憂傷。
我問母親：“織這麼多布幹什麼？”
母親說：“有的人家中困難，買不起床單被罩，教友們就織布做好後，送給他們。”
母親又說：“神父讓幫助窮苦人，有錢的出錢。咱幾家沒有錢，就織些布送過去。”姨娘們看著我，都善良地笑著。
奉獻是快樂的。我從母親和姨娘身上看到了。
母親在房簷下織布，織布機辟啪地響著；姨娘們在織布機邊紡線，紡車嗡嗡地叫著。這聲音曾經非常熟悉，讓我彷彿回到了童年。那時候，我夜晚臨睡前，總能看到母親在搖動紡車。母親的身影被昏暗的煤油燈光照在牆壁上，顯得非常高大。母親右手搖動著紡車，左手抽動著捻子，彷彿在舞蹈一樣。經常地，我夜半醒來，還能看到母親在紡線。而天亮後，我背著書包去上學，母親扛著鋤頭去下地。
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到母親和姨娘們織布紡線，後來，我再也沒有見過這種溫馨而古老的勞動場景。來自南方服裝廠的成衣異常便宜，春夏秋冬，款式新穎，合體漂亮。儘管有些衣服可能就是帶著各種病菌，從沿海運來的洋垃圾，但是，西北農民並不知道這些，他們只知道這些衣服很便宜，而便宜是他們選擇衣服最重要的標準。
土布衣服，被人們遺忘在歷史的深處。
紡線織布，現在也行將消逝。
然而，紡線織布的母親，是天下最美的女人。
走進房屋，我看到了父親的照片懸掛在桌子上方。那是父親此生唯一的一張照片。這張照片，還是我帶著父親去省城治病的時候，父親、妹妹和我一起拍攝的。
父親唯一的一張照片，當時加洗了幾張，我們兄妹三人一人一張。我一直珍藏著父親這張照片。我無論走到哪裡工作，都會帶在身上。
後來，我有了女朋友，女朋友第一次看到父親的時候，驚歎道：“老爸真帥啊。”
父親身高一米八，身材魁梧，五官端正，充滿力感。多年的體力勞動，給予了父親一副健壯的體魄。
父親確實是很帥。我記得小時候跟著父母去看戲，結束後，我們走在回家的路上。母親愛戀地對父親說：“戲檯子下，只有你最好看。”還有一次，父親看戲的時候，和幾個插隊知青站在一起。那幾個從城市裡來的女知青悄悄地說：“這個大個子真英俊啊。”我問父親：“什麼是英俊？”父親笑笑沒有說話。父親的那張照片是58歲的時候拍照的。他58歲的模樣，還讓我的女朋友如此驚歎。
父親離開得太早了。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父親得了重病，無錢醫治，離開了我。在我生活好轉起來，想對父親盡孝的時候，卻與父親陰陽兩隔。
聽母親說，父親有過多次跳出“農門”的機會，可是，要麼他自己放棄了，要麼被人整治了。所以，他就一直當農民。而母親的這些話，又是從爺爺那裡聽到的。我很小的時候，爺爺就去世了。印象中的爺爺很高大，卻又很精瘦。他餓得肋骨根根凸起、兩頰塌陷，在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前去世了。他一生始終沒有能夠吃上一頓飽飯。爺爺去世的時候，父親哭得很傷心。那是我今生見到的父親唯一的一次哭泣。
那時候父親和母親還沒有結婚。有一年，父親趕集的時候，看到公社門口圍了很多人，一打聽，原來是煉油廠在招工。父親回去後，就在大隊報名了。那時候還沒有現在這麼多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父親家庭成分貧農，又老實勤懇，公社也批准了，煉油廠也錄取了。就在父親準備去當工人的時候，堂弟找到了父親，纏著要父親把這個名額讓給他。父親的堂弟上過兩天學，腦子比父親靈光得多，他早就看出了當工人後的優越地位。那時候有口號說：“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是毛主席說的。
那時候，父親家中的弟弟妹妹都還小，掙不了工分，而掙不了工分，全家就分不到糧食。父親最後就放棄了，讓堂弟去了煉油廠上班。現在，煉油廠不叫煉油廠，叫“中石化”。中石化是中國最有錢的國有企業。父親的堂弟在中石化退休的時候，工資拿到了好幾千。
還有一次，是徵兵，那時候父親的弟弟妹妹們都能夠下地幹活，能夠當一個壯勞力使用了。父親又去應徵，順利過關。第二天就要去公社報道了，父親前一天下午去生產隊告別。隊長就說：“站好社會主義農村最後一班崗。”安排父親在打麥場站崗，查看是否有人偷麥子。每年小麥收割回來，放在打麥場，統一碾場。夜晚，把麥粒堆放成上小下大的矩形，蓋上木印，防止偷盜。偷盜蓋上了大印的小麥，是要被判刑槍斃的，誰也沒有這個膽量；但是社員們有別的辦法，一些人走進打麥場的時候，就會穿著比較大的鞋子；在麥粒還沒有蓋印的時候，他們邊幹活邊把雙腳踩在麥粒堆上，這樣，鞋子裡就會灌上一些麥粒，順著腳面滑到腳底。然後，他們踩著裝著麥粒的布鞋，忍受著硌腳的痛苦，面容上還要裝著很平靜地走回家去。回到家後，將鞋子裡的麥粒倒出來，會有半斤重，而這半斤麥粒，可以蒸兩個饅頭。
父親在站崗的時候，看到有人走路的姿勢不自然，神色也不自然。父親知道他們的鞋子裡肯定有麥粒，但是父親沒有聲張。那時候的社員都窮得叮噹響，父親不忍心當場抓住他們。這幾個社員走過去後，突然，一個幹部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閃出來了，像猛獸一樣撲過去，從他們的腳下摘下鞋子，每個鞋子裡都有麥粒。
幹部舉著鞋子，像舉著一面面勝利的旗幟，義正詞嚴又歇斯底里地質問父親：“這是什麼？你是怎麼站崗的？你這樣的人能當軍人嗎？讓你給社會主義站崗，你能把美國帝國主義，把蘇聯修正主義全部放進來。多虧我抓住了你，不然，你就會顛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
這件事情的結果是，父親不但沒有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而成為了農村的專政對象。每逢開會的時候，父親就會和那幾個偷了麥子的人站在檯子上，作為反面教材遭受批判。
此後，父親只能老老實實在家做農民。
那一年，我們這裡的軍人都去當汽車兵。全大隊去了兩個人，一個留在了部隊裡，做汽車教員；一個轉業回來了，在一個政府部門開小車。
犁耬耙耱，紡線織布，碾盤磨盤，皮影風箱……它們貫穿在我的童年生活中，讓我的童年變得古樸而精彩。它們與青山綠水緊密相連，與童話夢幻息息相關，而現在，它們遠去了，它們消逝了，從我們的生活中消逝了，不留任何痕跡。我們伸出手去，想挽留它們，然而手中握住的，只有冰涼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