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怡繼續從事她的縫紉事業。
她成為我家經濟生活的頂樑柱。我家從益陽買來14英吋的黑白電視機。每到晚上，鄰居們就到我家來看電視。我家凳椅不夠，他們自帶小板凳來。我記得，電視連續劇有《八仙過海》，後來有《上海灘》。母親一般不允許我看電視連續劇，我常聽到隔壁傳來鄉親們「呵——呵——」的喝彩聲。
我家還買回洗衣機及台式、立式電風扇，清波和樂怡早就有了手錶，樂怡還有一輛上海產鳳凰牌女式自行車呢。
購買這些高檔貨，用的大部分是樂怡賺的錢。樂怡還出資讓爹爹帶著母親去了一趟長沙和武漢。那次在長沙，母親第一次見到了湘繡展品。爹爹對母親說：「你當年如果學下去，比這還要繡得好咧！」
離開長沙，爹爹和母親到了武漢。那是母親第一次走出湖南省。母親在爹爹的陪同下坐公共汽車去了她的堂兄鍾具興家。鍾具興家住漢口，解放前夕他曾在我外婆手中借走了我外公清華大學的畢業證書。
樂怡自從當縫紉師傅起，就不斷有媒婆上門。母親以「滿20歲以後才考慮」為由，一次次謝絕熱情似火的媒婆們。等到樂怡滿20歲後，媒婆們不懼在幫清波做媒上受到打擊的事實，執意要幫歌聲美過劉三姐、漂亮勝過李谷一、身高一米七、收入超過省委書記的樂怡找個好小伙。那時候已經出現彩色照片，媒婆們拿著小伙子們的彩色照片給母親欣賞。母親對各路媒婆統一採取「拖」的戰術。
爹爹和母親從武漢回莊子灣不久，家裡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母親在湘山中學的同學、曾任荷塘公社革委會副主任的劉石柏。
劉石柏原來一心想當革委會主任，但那年革委會主任鍾吉丘交流到縣農業局當局長後，縣水利局的局長交流來荷塘公社當革委會主任。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久，劉石柏從荷塘鄉黨委副書記的位置上退了休。他的五個兒女都已長大成人，較大的三個女兒在縣城，老四到廣西當兵後不久就犧牲在對越自衛反擊戰的戰場上。
劉石柏從失去老四的悲痛中走出來時，他家老五劉上進已經到了該找老婆的年齡。劉上進在鄉中學的食堂工作。
有一次，劉石柏的堂客拿著幾塊布料來我家鎖三線，見到樂怡後，就動了心思，她想讓樂怡當她家的兒媳。
她回去後找老伴劉石柏商量，劉石柏一聽，心裡有些打鼓[1]。他記得自己原先嫌母親成分不好，在公社會場外故意不理母親，他感覺給母親的內心肯定帶來了不小的傷害。但那事發生在特定的年代：以階級鬥爭為綱，並不是他瞧不起人。他滿兒子劉上進雖然只是個炊事員，但畢竟是個正式職工，而他大小也是個國家幹部，鄉黨委副書記呢。那個樂怡雖然長相不錯，會裁縫，但說到底還是個農民呢。他左思右想，覺得這事靠譜。
在老伴的慫恿下，他鼓起勇氣來我家，親自為劉上進和樂怡牽線，並向母親誠懇地道了歉。
母親熱情地接待了他，母親一邊做擂茶款待他，一邊笑著說：「老同學有出息，我為你高興咧！你如果不說那個事，我早不記得了！那不能怨你，要怨也只能怨那害死人的『文化大革命』。」
母親真的沒有記他的仇，但他為兒子提親的事，母親既不反對，也不支持。她說：「清波找男人是我和她爸當了家，樂怡的事由她自己當家咧！」
樂怡認識劉上進，她對劉上進沒有感覺。
劉石柏夫婦的心思，剛冒了個頭便再也沒有下文了。
樂怡在自家辦了幾期培訓班後，張目橋周邊地區的大姑娘小媳婦願意學縫紉的都學完了，招生開始出現困難。母親跟舅父商量，把樂怡的縫紉培訓班辦在修山鎮麻竹垸村的舅父家。
那裡的大姑娘小媳婦蜂擁而至，她們帶著縫紉機來，不幾天就把舅父家的堂屋擠滿了。
那年秋天，樂怡在大姑劉靜琴的介紹下，與修山糧站的職工鍾世輝認識、相戀了。母親和爹爹對鍾世輝非常滿意，認為他雖然不如朱世祥靈活，不如朱世祥能說會道，但讀書比朱世祥多，性格比朱世祥沉穩，有固定工作，有會計、審計專業技術，更重要的是，糧站是當時最好的單位之一，家裡買麵粉、麵條、菜油、茶油，再也不用找朱世祥從益陽帶過來了。
但樂怡的縫紉事業不久就遇到霜凍，縫紉行業開始大面積滑坡。讓母親始料不及的是滑坡首先在縣城出現。彷彿一夜之間，縣城就出現了很多裝修華麗的時裝店舖，賣的衣服款式新穎，色彩鮮艷，充滿都市活力。再加上店舖門口的大喇叭不停地播放《月光下的迪斯科》《冬天裡的一把火》等流行歌曲，吸引男女老少駐足。時裝店顧客盈門，生意興隆的同時，城裡的縫紉師傅就冷了場。
時裝店舖從縣城迅速蔓延到鎮上，甚至荷塘鄉交通要道上的舒塘、紅茶廠也出現了時裝店舖。
不久，一個令人激動的消息像細胞分裂一樣迅速傳遞：縣城十字街市場從外國進口了數不清的「洋垃圾」，有西服、牛仔服，料子很好，款式新穎，全是嶄新的，價格卻便宜得嚇人——不論款式和大小，每套都只要十塊錢。人們從四面八方趕到縣城搶購。人們穿著搶購的「洋垃圾」喜滋滋地結伴回家，一邊走一邊讚歎外國的垃圾衣服居然比桃江的高檔衣服還好。
那陣子，農村愛美的姑娘小伙有事沒事常到縣城，也常到鎮上逛。他們談情說愛的陣地從山村田野、茶山竹林轉移到了城鎮，也開始捨得花錢：啃雪糕，看電影，買時裝……
燙髮的潮流從城裡姑娘開始，迅速蔓延到農村姑娘。緊接著，這股潮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城鄉男青年也捲進去。年輕人不分男女，到城裡的燙髮店一坐。店裡的師傅便把燒得通紅的鴨嘴形火鉗從煤爐裡取出，迅速插入一旁的水桶裡，然後飛快地把白氣騰騰的火鉗往端坐著的年輕人的頭上夾。一股股焦味嗤嗤地冒出，頭髮就變成了卷毛。
年輕人在自己浪漫享受的同時，也記得討好準岳父母或准公公婆婆，於是農村老頭老太也穿上了時尚的衣服。如果不看那曬得皸裂的臉和粗糙的手，光看衣裳的話，已漸漸分辨不出誰是城裡人誰是鄉下人了。
這樣，樂怡和她的徒弟們就日益沒有了用武之地。作為「家庭三大件」之一的縫紉機也成了擺設，頂多在需要縫縫補補的時候才偶爾派上用場。漸漸地，縫縫補補也成為歷史——人們再也不會穿磨破了膝蓋的褲子了，再也不會穿磨破了肘關節的襯衣了。
「生活富裕了，大家都願意花錢買新衣，你也落個輕鬆吧！」母親豁達地安慰樂怡。
小哥毛坨的廢品收購生意卻一直紅火。
在吉高叔爹和劉拉燈兩個忠實、勤勞的幫手的操勞下，小哥的生意做得既愉快，又輕鬆。
「荒貨佬」來了，吉高叔爹和劉拉燈過秤、算賬，小哥付錢。後來付錢的工作也交給了吉高叔爹和劉拉燈——小哥叮囑他們按母親的教導，以各種名目給「荒貨佬」們添點錢。小哥自己則只需請「荒貨佬」坐下歇息，再遞上一支煙，端上一碗茶，問他們家裡的收成和老人孩子的情況。遇上某個「荒貨佬」家裡有成績優異的兒女，小哥會捎幾塊錢給他們作為獎學金。
他愛交朋友，人緣好，依法納稅，遇到找上門來借錢求助的，他盡量滿足人家——當然有很多錢借出去收不回來。修山街上的無業青年向他討幾塊錢，要他請個火鍋什麼的，他都能滿足。他後來常叫那些無業青年幫他送廢品押車到縣城，再給他們一點兒勞務費。
不久，篾匠、「荒貨佬」出身的毛坨劉式農當選為桃江縣工商聯修山鎮分會副會長。
沾溪鄉廢品收購站那個姓符的老闆見修山街上的毛坨搶了他的生意，曾經帶領沾溪河邊的幾個地痞來鬧事。那幾個地痞提著鐵棒大搖大擺地走到小哥的收購站，正準備開砸打人，不料見到他們混世的「師父」、修山街上無業青年的頭兒們在武松一般高大威猛的毛坨的指揮下正忙得不亦樂乎地往貨車上裝廢品，嚇得腳底抹油——溜了。
正當沾溪鄉廢品收購站的符老闆也想溜時，被毛坨熱情地喊住。毛坨向他表達了歉意，真誠地與他交流了生意經驗。後來，毛坨幫符老闆中考落榜的兒子聯繫進了桃江三中讀高中，還舉薦符老闆當了桃江縣工商聯沾溪鄉分會理事。
母親曾替毛坨的生意擔心過，她擔心農村家裡的爛銅爛錫爛鐵被收購光了，廢品收購就難做下去了。但後來的事實證明，母親的顧慮是多餘的。爛銅爛錫爛鐵固然是越來越少，但農民家裡的生活越來越好，舊電器之類的東西越來越多，舊書舊報紙舊衣服也越收越多，啤酒瓶一兩天就能收滿滿一貨車。
不久，小哥毛坨的廢品收購站從街尾搬到了最繁華的中心地段——輪渡渡口上下坡處的第一間大店，面積由原來的兩間房一百多平方米擴大到五六百平方米。三堂街、九峰、沾溪那一帶鄉鎮的廢品收購站嫌跑縣城太遠，他們不再送貨到縣城，而是就近送到毛坨這裡。毛坨買下他們的貨後，再集中運到縣城。
無論是手扶拖拉機家庭，還是大汽車家庭，都眾口一詞地公認毛坨劉式農成為張目橋村「首富」。母親欣慰地對毛坨說：「荒貨裡流出油來嗒！」
那年春，康家山缺紅薯種，不僅康家山缺，整個漢壽縣都缺。康家山派農民張國安到桃江找紅薯種，張國安童年時跟毛坨關係很好。毛坨隨母親離開康家山時，才八歲，張國安七歲。張國安一路問紅薯種，一路找毛坨。當時，張國安不知道毛坨已改名為劉式農，也不知道母親已不再常用鍾祝華的名字。他從三堂街進入桃江縣境內，僅憑「從漢壽改嫁」「娘屋裡是修山的」「小名叫毛坨」等信息，居然找到了我家。母親喜出望外，像桃花源裡「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人一樣向張國安詢問康家山的人和事，還匆匆派人把毛坨從修山喊回來敘舊。
母親從張國安的嘴裡得知了康家山的很多情況：夏主任快七十歲了，還健在；「慧堂姨」家剛建了新屋，兩口子過得很幸福；曾耀武在廣東的部隊裡曾被打成了「右派」，平反後在汕頭一家部隊醫院當軍醫……
毛坨與張國安二十多年未曾見面，他倆有太多的話題聊，在莊子灣聊了兩天兩晚還嫌不夠，毛坨邀請張國安到修山參觀他的收購站，說去修山接著聊。
毛坨帶張國安回到他的收購站時，房東家出了大事。
那天中午，房東家辦扎根酒——房東的小兒子與漢壽女朋友扎根。扎根酒不請百客，也不請親戚，只是男女雙方及兩邊的父母和媒人一起吃個飯。扎根酒結束後，房東的小兒子帶他的女朋友到修山輪渡口欣賞烏篷船上的鸕茲。一輛貨車從輪船上衝下，把那漢壽姑娘撞飛幾丈遠後逃之夭夭。
來不及送縣城，被撞飛的漢壽姑娘被立即抬進修山中心醫院止血搶救。進醫院不到一個時辰，姑娘便斷了氣。
毛坨趕緊去醫院，聽說那姑娘是漢壽太子廟人，張國安也跟著毛坨進了醫院。
張國安一眼看到，趴在姑娘屍體上失聲痛哭的老漢，竟然是康家山的何黑巖！
毛坨沒有料到，自己與那個曾經重重打了母親一耳光的何黑巖的重逢，竟然會在這樣的地方、這樣的場合。
多少年來，毛坨一日未曾忘記何黑巖！毛坨當生產隊隊長之前，一直深深地記著何黑巖的仇。他恨何黑巖，害得他的親生父親曾章甫含恨上吊身亡，害得母親遠走他鄉！
母親那些年一直努力消除毛坨對何黑巖的仇恨。母親常對他說：「那個年代裡的何黑巖並不是真實的何黑巖。當年的何黑巖其實也是當年政策的受害者。事情過去幾十年了，我們都應該原諒過去所有的事情。」
此刻，毛坨眼前的何黑巖正在承受喪女之痛，他是那麼悲痛，那麼可憐。他為了給女兒扎根體面穿了一件新棉襖，但棉襖裡藏著的爛毛衣透露出他的貧窮，毛衣領口露出來的襯衫領子洗得發了黃，軟塌塌地蜷縮著。何黑巖的老伴穿著一件路邊地攤上常見的大花夾棉衣，頭髮稀稀疏疏的，快要掉光了。
毛坨心裡一軟。那一瞬間，他在內心徹底原諒了何黑巖。
毛坨不僅原諒了何黑巖，還主動為他家提供了幫助。當他得知何黑巖家經濟狀況不好時，塞給何黑巖500塊錢，還請一個朋友開車送姑娘的屍體回康家山。
500塊錢是他全家一年的收入了，何黑巖兩口子對毛坨充滿感激。讓他們更感激的是毛坨請朋友幫忙把他們女兒的屍體運回康家山——誰都認為運屍體不吉利，不花幾千上萬塊錢，誰肯幹這不吉利的事呢？
那天，纏著幾層白布的屍體裝上車後，房東一家充滿負罪感地送太子廟的人上車。毛坨也在場，他吩咐開車的朋友把車子開穩些。
何黑巖的老伴和其他家人都上了車，何黑巖卻遲遲不上車。
房東一家很納悶，不知何黑巖有什麼想法。房東老漢不安地揣摩，何黑巖是不是想索討一大筆賠償金？
誰也沒有料到，何黑巖當著這麼多人的面，雙膝往毛坨跟前一跪，磕起了響頭。
毛坨忙亂地抱他起來。
何黑巖不肯起來，眼淚和鼻涕一塊兒流了下來。
何黑巖的老伴在車上也大哭起來，一邊哭一邊喊：「毛坨！你黑巖叔這些年後悔打你翁娘，後悔害死你爹！他這人嘴笨，有話說不出來！他是在向你家裡人悔過咧！你回去要跟你翁娘講咧！」
清波給爹爹與母親帶來巨大的欣慰，她完全按照爹爹與母親為她指定的路線規規矩矩地前行——她與朱世祥的戀愛進展順利，教學工作兢兢業業，贏得鄉聯校領導同事們及廣大家長、學生的好評。
從與清波認識以來，朱世祥表現出色，逐漸贏得美人心，與清波確立了戀愛關係。經過長達四年的交往和戀愛，清波與朱世祥領了結婚證，並在益陽市舉行了婚禮。
舉行婚禮那天是一個星期日，我們畢業班在學校補課，我沒能參加他們的婚禮。
那天我放學回家，聽鄰里說新郎官派的喜煙是「萬寶路」，他們捨不得立即點燃，拿回家要美美地聞幾天再抽。
在益陽市，爹爹和滿姑、滿姑父，及大姑、大姑父參加了清波與朱世祥的婚禮。大姑父鍾作舟從桃江三中退休後，托滿姑和滿姑父的關係，在益陽市科委傳達室工作——益陽市扯得上關係的單位的傳達室，幾乎被我家的親人「承包」了。
清波與朱世祥的婚禮上，爹爹和母親對滿姑說了幾籮筐的感謝話——他們的女兒終於嫁到益陽市來了！
其實在清波出嫁前，爹爹和母親不得不接受了一個殘酷的現實：清波雖然跟益陽市的職工結婚，但她的工作並不能調進益陽市。也就是說，清波的工作單位並不隨著婚姻走——讓清波成為「益陽大城市人」的希望像肥皂泡一樣無情地破滅了。
清波婚後還是在荷塘鄉境內教書，在張目橋、擔水壩等不同村級小學調來調去。
清波嫁給「益陽大城市人」的待遇，就是在益陽市人民醫院生了娃，在益陽市公公婆婆家一間熱得像蒸籠的狹窄的偏房裡坐了月子。滿月後，她帶兒子朱沁回了莊子灣繼續休產假。產假結束後，她還是在荷塘農村當教師。
清波自己沒享受到「益陽大城市人」的實惠，但她戀愛結婚的「路線」被張目橋有條件的兩個姑娘照仿。
幾年前，滿姑托人捎信叫母親帶清波去益陽市相親的消息，經捎信人四處宣傳，弄得張目橋村人人皆知。張目橋人暗暗佩服我爹爹和母親這些年來總是能「下出一盤好棋」。這一消息在張目橋有未婚未戀女兒的家庭中如石子投池，引起陣陣漣漪，他們也開始想方設法把女兒嫁到益陽大城市去。張目橋村裡與清波一樣嫁給益陽人的女青年還有我的堂叔劉光頂的女兒劉伴喜、村支書劉桂生的女兒劉艾春——劉艾春的娘曾經熱情地叫劉慶余買下母親的半邊豆，並熱情地送給母親一支白糖冰棒。
這是城市對農村的一種「愛情掠奪」，城市男青年輕而易舉便可搶走農村最出色的女青年，令農村男青年恨得咬牙切齒卻又無可奈何。城市男青年到農村掠奪愛情的資本，既不是才華，也不是長相，甚至不用拼爹，是戶籍制度給他們添了份量。
後來，也許是農村男青年在咬牙切齒時下了狠咒、施了巫法，總之，清波也好、劉伴喜也好、劉艾春也好，都在出嫁幾年後離婚。對這些曾經年輕、漂亮、優秀、引人注目的女人來說，嫁給城裡人而後離婚，是她們的父母，包括我的爹爹和母親，造成的悲劇，更是時代造成的悲劇。
[1] 打鼓是桃江話，形容內心忐忑，拿不定主意，或想辦事卻沒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