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塘公社這個山旮旯裡不斷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沿著從石橋壩到田家沖的公路的兩邊，開始不斷出現新屋。張目橋大隊範圍內的茅草屋頂已經很少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瓦屋頂。土牆被不斷地推倒，人們開始建紅磚房——一家人一般建三四間房，左邊、右邊、後邊的牆基本上用泥磚砌成，前邊即正面的牆用紅磚砌成。從正面看去，紅磚牆，瓦屋頂，竹篙上曬著的確良衣服，漂亮極了。退伍軍人劉恩佑和知識青年孫姿雲夫婦新蓋了前後左右四面牆都完完全全是紅磚的新屋，簡直像城裡的房子一樣，氣派極了！
道光沖生產隊有個叫吳適東的能人成立了一支基建隊，他家推翻前幾年蓋的泥磚瓦屋，新蓋起了兩層半樓房。這是荷塘公社境內除公社社址和公社中學外的第一座民居樓房。吳適東的兒女們後來成為我的初中同學，他們穿戴得像公主和太子一樣漂亮。
莊子灣已經有了三輛手扶拖拉機，不少人家買回自行車代步。
那年，張目橋大隊的成人基本上形成了四撥。
一撥勇敢能幹的人在本鄉本土掙錢，他們有的拉運輸，有的開打米廠，有的養魚，有的加工紅薯粉葛粉。後來，在本鄉本土致富奔小康的事跡被縣作協的詩人描述為「鄉土是金，創意是銀。只要灑下汗水，我們就能贏」。
一撥敢於遠走他鄉的青年男女在親友的介紹和鼓動下不斷地湧入廣東，集中到一個叫廣州三元裡的地方和一個叫東莞厚街的地方打工。據說在電子廠打工的人一天可賺二三十塊錢——這相當於張目橋學校一個教師大半個月的工資。據說在髮廊打工的人賺錢更多，有時一天收小費就能收上百塊——一天的收入就抵得上一個教師三個月的工資——但沒人知道啥叫髮廊啥叫小費。這些人有的確實發了大財，有的卻聽說被扔進了大牢，原因不詳。
一撥人守著千想萬想承包來的田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穿不愁，但就怕家裡有誰生病。小病拖，大病也拖。他們處於兩難境地：要麼拖病人，有病不治，越拖越重；要麼拖家庭，借錢治病，越拖越窮。
一撥人是空巢老人帶著留守兒童。他們是由於家庭的青壯年長年在廣東打工形成的。這撥人最苦，他們為在外的青壯年擔心，長期不瞭解在廣東的親人的訊息，有時突然得到壞的訊息如同遭遇當頭一棒。
但不管是哪一撥人，都深切地感受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巨大變化，感受到了實惠。當然也有個別人感歎，社會又出現了貧富不均且似乎無人治理，感歎資本主義尾巴越來越長。
小哥毛坨屬於第一撥人，他選擇在本鄉本土掙錢。
不知是他拼勁太足，還是想迅速結束做「荒貨佬」沿家沿戶挑擔收廢品的尷尬，總之，他提前實現了母親的計劃。母親曾給他提出，挑擔做一年左右後開一家廢品收購站，他只當了五個多月的「荒貨佬」就開了一家廢品收購站。
母親叫毛坨開一家廢品收購站的構想是富有智慧和遠見的。且不說母親對收廢品這條路的選擇是另闢蹊徑和獨出心裁，單說她叫毛坨成為個體戶的這個想法就很了不起。
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對個體經濟實行的是限制型發展政策，與後來的大力支持和扶植不同，政府在那一時期對個體戶主要是管理和限制。當時的人們特別是農民，思想還不夠解放，再加上傳統觀念的影響和解放以來個體經濟發展政策的不斷變化，人們對個體經濟心有餘悸，生怕政策突然改變，所以對個體經濟敬而遠之。
1981年，中央明確提出：「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是我國的基本經濟形式，一定範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隨後，國務院頒布《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對個體經濟重新定位，個體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再接著，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寫道：「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權益。」
從此，個體經濟的地位正式得到了認可。
母親幫毛坨設計的雖然是不太有面子的廢品收購，但讓毛坨成為第一批敢於吃螃蟹的「個體戶」。
毛坨的廢品收購站選址在修山街尾。選址的問題，他思考了很久。荷塘公社已有一家廢品收購站，開在舒塘，剛由公社管理改由私人承包。荷塘的各個挑擔收廢品的人都習慣了送貨到舒塘。並且舒塘那家收購站買賣比較公平，較少短斤少兩，現買現付，信譽較高。
選址在修山街尾，他認為最合適。這個選址得到了母親的認可。
修山街在資江北岸，是三區即修山區的中心，也是三堂街、九峰從陸路乘輪渡過資江到縣城的必經之地，地理位置顯赫，車來車往，很熱鬧。
但「荒貨佬」是不在乎熱鬧與否的，也不會捨近求遠，除非利潤確實划算。修山區管轄修山、荷塘、三官橋、沾溪四個公社，除修山公社外，修山街與荷塘之間隔著一條寬闊的資江，行人及自行車來去需要坐木船，機動車來去需要坐輪渡。荷塘的「荒貨佬」一般不會挑擔到修山街賣。修山街離三官橋和沾溪也遠得很。三官橋在資江下流，沾溪在資江上游。三官橋和沾溪的「荒貨佬」也不願挑擔到修山街賣。所以，毛坨就只打算做修山公社的買賣。街中心房租太貴，街尾就便宜多了。
在修山街開設廢品收購站還是有優勢的。修山公社原有的廢品收購站在農村，口碑也不太好。修山公社比荷塘公社富裕一些，農民家裡的廢品比荷塘多，「荒貨佬」也多。此外，修山街上有桃江三中、修山公社中心小學及區供銷社、肉食站、糧站、稅務所、工商所、郵政所、派出所等眾多單位。用現在的話來說，這叫「貨源充足」。
縣城的廢品收購站來者不拒，毛坨不用愁他收來的廢品賣不出去，這叫「銷路無憂」。
小哥毛坨的廢品收購站開張前，母親和舅父及表哥們去幫忙。修山郵政所的劉所長來拜訪母親並提前祝賀毛坨。劉所長是荷塘人，跟我家有點親戚關係，比爹爹小一輩，叫母親嬸娘。
閒聊中，毛坨對劉所長說，郵政所的廢品可以直接賣給他的收購站，收購價可以按收購站的優惠價格支付。母親立即制止了毛坨的做法。
劉所長離開後，母親教導毛坨：「做生意先做人，做人應懷施濟之心。為官不可得罪紳士，開廢品收購站不可得罪『荒貨佬』。那些單位的廢品原來一定是『荒貨佬』的固定的經濟來源，你直接收購就會損害『荒貨佬』的利益。」
她再三叮囑毛坨：「一定要寬厚對待『荒貨佬』，不少秤，不壓價，該給的錢，一分一毫不少人家。原本只給幾角幾分錢，你不妨補上幾角幾分，給他一個整數。人家來了，你泡碗熱茶，遞支煙，拉拉家常，真心真意交朋友。你只要這麼堅持做下去，你掙的錢不會比買大汽車跑運輸的人少！」
自他的廢品收購站開張之日起，每天都有二三十個「荒貨佬」挑擔來賣貨。小哥很聽母親的話，他按母親教導的那樣做，生意很紅火。
很快，小哥一個人已忙不過來：各類廢品要分門別類地整理打包。收來的有些廢品，如酒瓶，可能很髒，要提到河邊清洗。還要請車拉廢品去縣城收購站賣。
小哥回莊子灣喊來兩個幫手：一個是他的篾匠師傅吉高叔爹。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各家各戶不再像生產隊出集體工一樣不愛惜勞動工具了。再加上吉高叔爹製作的篾筐、竹籃之類的東西質量太好，七八年甚至十年都用不壞，所以吉高叔爹的篾工活越來越少。毛坨從篾工「改行」搞廢品，便讓師傅也跟著他「改行」了。另一個是莊子灣嫁到公社中學附近的獅子山大隊當入贅女婿的劉拉燈。劉拉燈個子矮小，力氣小，又幹不了重活，沒手藝，且少言寡語，不受岳父母和堂客喜歡，常回莊子灣的娘家哭訴委屈。
小哥的廢品收購站真是一個賺錢的好寶貝！
一斤紙皮一分錢買進，兩分半賣出；一斤爛銅一角五買進，四角錢賣出……
每收一擔貨，他賺的利潤就跟一個「荒貨佬」差不多。也就是說，平均每賣一擔廢品，一個「荒貨佬」能掙十幾塊錢，那麼毛坨也能賺十幾塊錢的利潤。一天只要有十個「荒貨佬」挑貨來賣，毛坨就能賺十個十幾塊錢。
毛坨的廢品收購站也帶動了「荒貨佬」們致富。毛坨會按他在縣城賣貨的行情，告訴「荒貨佬」們重點收什麼種類的廢品。遇上爛銅爛錫賣價上漲的時候，毛坨就叫他們重點收爛銅爛錫。遇上玻璃瓶賣價下降的時候，毛坨就告訴他們暫時別收玻璃瓶。有的「荒貨佬」興趣很高，中午挑一擔賣掉，立即又四處轉悠，晚上時又能挑一擔來。
毛坨的收購站名氣越來越大，資江南岸荷塘公社的「荒貨佬」寧願花兩角錢坐船過渡費，挑擔賣給他。毛坨對此很感激。凡是過資江來賣貨的，毛坨都會在按價付款後再加一兩塊錢給他們，以補償他們的過渡費，並補貼他們一點兒辛苦費。
漸漸地，三官橋和沾溪一些臨近修山的「荒貨佬」也寧願多走路，把貨送到毛坨的廢品收購站。
毛坨不曉得開著大汽車跑運輸的人一天能掙多少錢，他只曉得他自己經常會不相信錢掙得這麼多這麼快。那房東也不會想到，他家臨街兩間破舊房子租給毛坨後就變成了搖錢樹。
後來有人發現，趁改革開放的春風，桃江縣最早發家致富的農民中，「四類分子」家庭子女佔絕大多數。有人感歎：「地主崽子到底還是聰明些！原先的地主又成了地主。社會主義又被這些地主崽子搞得不成體統了！」
有人反駁說，並非地主崽子真的聰明一些。地主崽子們因為階級鬥爭、政治鬥爭失去了學習的機會，但他們有家學淵源，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好時光，更善於把握和利用上面的好政策，所以比常人更能迅速尋到好路子。社會主義絕對不是人人貧窮才成體統，社會主義的農民吃不飽穿不暖才叫不成體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