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春夏之交，是我家甩脫貧困轉向小康的有歷史意義的時間節點。
創造這個重大轉折的最大功臣是樂怡。
其實，造成當時我家經濟狀況最低谷的也是樂怡。為了給她學縫紉及買縫紉機，我家入不敷出，債台高築。窮到什麼地步呢？
那年的元月底是春節。臘月二十八的晚飯後，母親帶樂怡去找大隊信用社的蔣會計，想貸點錢款過年。
蔣會計家在九房坪，離我家兩三里山路。母親並不怕走山路，但怕貸了款後遭人搶，所以叫樂怡陪著。爹爹、清波和我在家等消息。
家裡窮到買不起過年的菜了。母親心想，只要能貸到五塊錢，就能買幾斤過年的肉。如果能貸到十塊錢，就多買幾斤肉，吃不完的熏成臘肉，甚至可以買兩條鰱魚——魚肉煎得幹幹枯枯的，魚頭魚尾煮湯做成我最愛吃的魚凍。
但那天晚上，母親和樂怡卻空手而回。蔣會計說沒錢。母親和樂怡都知道，這幾天有好些人家在他那裡貸到款了，便跟他說好話：「麻煩你幫忙湊湊，看明天有沒有，我們明晚再來。」
第二天，大年二十九了。晚飯後，天上下著冷雨。母親帶樂怡提著燈盞，打著油紙傘，穿著冰冷的塑料膠鞋再次到了蔣會計家。又空手而回。
第三天，大年三十了。晚飯後，母親和樂怡踩著泥濘到他家，既是空手拜個年，又是貸款。母親心想，這次應該可以貸到款了。聽說這兩天還是有人從他那裡貸了款，而他們不會在年三十晚上再貸款了。雖然款貸得有些遲了，但總比沒有強。初一上午去買肉，家裡中午就有肉吃。
到了蔣會計家，只有他堂客在。母親和樂怡一邊跟他堂客聊著天，一邊等他回家。我家與他家不屬於同一個生產隊，且成分差異大，母親跟他堂客不是很熟。雖然已經摘了「四類分子」的帽子，但隔閡和歧視的徹底消除或許還需要一些時間。母親和樂怡在他家等了一個多鐘頭，他回來了。
遺憾的是這次依然沒有貸到款。
回家的路上，樂怡很氣憤，怨恨那人只貸給別家不貸給我家。但母親在路上教導樂怡：「做人應學會體諒別人，信用社的錢肯定不充裕，否則他不會不貸給我們；應有包容之心，即使他待人不公正，但他並沒有惡意要與我們作對；要與人交善，不要與人交惡，不要自己堵自己的路。以後還可能找他貸款，他家也可能請你做衣服。」
樂怡的悟性很高，在母親的輔導下，經過約兩個月的實踐，就能熟練操作了。或許是益陽大城市師傅的公式和要領確實不同凡響，樂怡縫製的衣服比荷塘公社原有的縫紉師傅的更好看，更受好評。
樂怡能憑縫紉手藝掙錢了。
人家自己買布，交給樂怡做。做成一件褂子收八角錢，如果用料是的確良就收一塊二。做一條長褲也收八角，的確良長褲收一塊二。的確良要用熨斗熨，所需成本高一些，功夫也大一些，所以收費貴一些。
我見過樂怡用過的第一代熨斗：鐵質的，很沉，它其實就是一隻盛木炭的容器，只不過它的底是溜滑的。樂怡在熨斗裡放入數根未燃的木炭，再將一塊燃得正旺的木炭放進去，用蒲扇猛扇一會兒。然後將熨斗蓋子擰緊。衣服在熨前要灑些水，將布打濕，以免布被熨斗燒壞。樂怡熨衣服時，熨斗後壁透氣的「小屁眼」常冒出黑煙。所以，樂怡熨衣服時總是微閉著雙眼，經常被熏得滿眼淚流。
那台標準牌縫紉機的質量不好，只能車得動薄薄的布，車不動稍厚一點兒的布，如果是布夾棉就更應付不了了。母親很有魄力，她賣掉了那台用了不過三個月的標準牌縫紉機。
母親的同學，即毛坨原來的班主任老師鍾家厚主動幫我家買回來一台上海產的蝴蝶牌縫紉機。
鍾家厚是個小學教師，他自己是沒能力買到蝴蝶牌縫紉機的。但他兒子在縣供銷社，能想辦法弄到——鍾家厚老師想讓清波嫁給他兒子，於是先讓我家吃了買到蝴蝶牌縫紉機的甜頭。蝴蝶牌縫紉機買回來後，鍾家厚老師跟母親和爹爹挑明了想法。母親和爹爹沒同意：「還是那句話，不想讓戀愛影響清波工作，20歲以後再考慮。」
有了上海產的名牌縫紉機，樂怡如虎添翼，她製作的衣服征服了張目橋的農民。
有些人請樂怡收徒，給他們家女兒或堂客傳授縫紉技術。
經母親、爹爹與樂怡的短暫商議後，我家作出一個決定。那年春季稻抽穗前，即樂怡從益陽回來僅三個月後，我家對外宣告：劉樂怡師傅將舉辦縫紉培訓班，學制三個月，學費每人40塊錢，學會隨時可出師，學不會免費再學。
消息放出去後一個星期內，報名者就有15人。這些人中有的是莊子灣人，比如羅國兵的大孫女鳳妹子和劉玉科的女兒菊香滿；有的是藕塘人，比如我堂哥劉欣煥的堂客胡喜蓮，還有的甚至是二區那邊的。
應報名者的要求，縫紉培訓班第一期立即開班。
17歲的樂怡，成了縫紉培訓班的師傅。
她的徒弟——當然都是女弟子，共15人，學費就是600塊！這在農村是天文數字了，而這還未含樂怡繼續幫人做衣服的工錢。600塊除以3個月，平均每個月工資就是200塊。這相當於五六個劉清波老師的月薪了，甚至比省長的月薪還高呢！
每個月200塊的收入，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徒弟們不是入學前就全部交清學費的。她們有的提出要開班後才交，有的說要學完後才交，有的說先欠著等有錢了再交。母親一概答應。
具體的開班日期已記不清了，但我們都記得開班一段時間後才迎來春季稻的收割期。
樂怡的徒弟中，有的家庭勞動力充足，她們在家搞完農忙就來我家幫忙。在這些娘子軍的幫助下，我家的春季稻在一片哈哈聲中愉快而又快速地收割回來了。
收棉花就更快了，我家只種了兩分地棉花，樂怡和她的女徒弟們像風一樣撲進棉田里，一茬棉花就進筐了。再過個把星期，她們又一陣風似的把第二茬棉花搬回了家。
那年我家的兩分地就收了差不多一百斤皮棉花。
這麼多棉花根本用不完，再加上棉花買賣放開了，布匹的買賣也放開了，整個桃江縣也難找幾台打棉機和紡車了，農村人早已習慣上街買新衣裳新棉被了，母親決定不再種棉花了——莊子灣裡其他人的想法跟母親都一樣——莊子灣的山裡田里幾乎再也看不見棉花了。
那年年底，經與爹爹商量，母親把我家的田和山土承包給小哥，我家不再種田墾土了，小哥每年給我家1500斤曬好的谷，並負責替我家交公糧和農業稅。
我記得，樂怡的縫紉班從來都不是統一進度的。總有人插班進來，也有人因出嫁等原因須提前畢業——這些特殊情況也會帶來學費的特殊情況。還有些人學得慢，跟了一期又一期。
辦了培訓班後，就有人聞風來收稅。
交稅是應該的，本無在此敘說的必要，但當時桃江農村的稅款標準基本處於無序的狀態，收稅人的權力也近無條條框框限制，用現在話來說就是「有權就任性」，所以還是值得一記。
自解放以來，我家還不曾跟稅務打過交道。
有一天，有兩個男青年來收稅，也不說是哪個單位的，更不會主動亮證——後來我們猜是公社或區裡搞稅務的——他們問我家帶了多少徒弟，樂怡如實回答。
為首的那個不信，慢悠悠地說：「隱瞞一個罰款200。」
母親趕緊給那兩人搬來竹椅，送上熱茶，說：「真的是15個徒弟，不信可隨便打聽。但只有3個人交了錢，只收到120塊學費。」
為首的那個把集中擺放的縫紉機數了兩遍，眼睛一瞪：「16個！想罰200是吧？」
「這台機子是我的！」樂怡急著分辯，「我的機子是蝴蝶牌的，徒弟們沒有上海牌子。」
他自嘲地「哦」了一聲，算是同意了15個徒弟的說法。
看為首的那個坐下喝了一口茶，母親便上前問他要交多少稅。
他說：「不管你家收到了多少學費，按徒弟的人頭學費計算，每個人頭收20%。」
他算了算，板著臉說：「120！」
樂怡嚇了一大跳，她說：「我家總共才收到120，要交120？怎麼要收這麼多？」
「150！」為首的那個板著的臉更往下一沉。
樂怡正要爭辯，母親立即賠笑插話：「同志，你莫誤會，我女兒不懂你們的政策，只是向你請教。既然按政策要交120，我們如數交！」
「如數交？150！」另一個男青年惡狠狠地說。
樂怡急了：「我剛才沒說半個不交錢，我也沒還你半分錢。為什麼突然加30？」
培訓班上十幾個大姑娘小媳婦都很氣憤，年輕的把氣憤擺在臉上，摻在話語裡，年長的趕緊圓場，上前說好話。
母親趕忙到臥室把120塊錢交給那個為首的。那為首的說：「算了！算了！」領著另一個人揚長而去。
看他們走了，徒弟中年長的趕緊告訴母親和樂怡：「剛才嚇死人咧！『稅老虎』有特別厲害的兩招，你們不曉得吧？」
母親和樂怡由此得知，收稅人的兩招：一是「坐地起價」，隨便他出價，他愛出多少就出多少；二是「坐地加價」，稍不如意就隨便加價，對方如果反對或爭辯，他就越加越多。
後來，據母親和樂怡回憶，不僅那次交稅沒有收據，之後很多次都沒有收據。我家是從第一次收到收據後才知道交稅是有收據的，但後來再次遇到沒有收據的情況時也絕不開口要，因為擔心他們「坐地加價」。
那年秋天，我跟著清波到曹家嘴學校讀書。那一年，我深刻感受到有工作的好處，我很羨慕清波和她的同事們。
清波跟爹爹一樣，經常被分配到不同的學校。這對於力爭全公社乃至全區教學成績第一的清波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正是由於頻繁調動，經常中途接手基礎優劣不一的班級，很多教師徹底放棄對課堂成績的追求，但清波卻持之以恆地追求期期第一。每個學期她都帶回來一兩張獎狀和洗臉毛巾、水杯，甚至開水瓶之類的獎品。
曹家嘴學校離我家大概三里路，我跟清波住校，但我倆也常回家。
清波回家都會盡量幫助家裡做事，也會去幫助大哥和小哥。但她無須日曬雨淋，也不需要下田上土，她一般就是到灶下燒燒火，頂多到豬圈喂餵豬、到曬穀坪翻翻谷。
那年深秋，樂怡幫清波做了一件呢子外套。
呢子是當時風靡全國的布料。我後來才知道，呢子其實也可以有紅、藍、綠等色彩。但當時在桃江範圍內，只有黑色的。
我第一次見到清波的呢子衣，便驚詫於它卓爾不凡的高貴氣質。它明顯不同於我平時見過的布料。我用手指輕輕摸著清波的呢子衣，立即感受到它挺括中不失柔軟，像威嚴的女皇對我莞爾一笑。
它是那麼的厚，那麼的暖和。穿上它，再冷的寒風也奈何不了清波。入冬後，農村人在織絨衣外面加兩三件化纖毛線衣，再套上笨重的棉襖依然瑟縮，清波只需在呢子衣內穿一件薄毛衣就行，冬風裡依然保持著苗條玲瓏。
那件漂亮的呢子衣很難侍候，但我那時候還不懂，這其實跟漂亮的女人難侍候是同一個道理。它極容易沾灰，卻不能水洗。清波每次都得麻煩樂怡。我見樂怡先把它平鋪在桌上，扯齊扯平，再將一條厚毛巾在溫水中浸濕後，稍稍擰乾，小心地平鋪覆蓋在呢子衣上，然後用細棍進行拍打。拍打也不是普通的拍打，樂怡似乎點到為止，像打在彈簧上一樣迅速彈起，給我的感覺是深怕傷了呢料的筋骨似的。這樣的效果是呢子衣內的髒物全轉移到熱毛巾上了。反覆幾次把毛巾洗滌乾淨，竟然等於把呢子衣洗滌乾淨了。
有了呢子衣不久，美麗動人的清波收到公社聯校的通知，她被作為荷塘公社的優秀青年教師，推薦去桃江縣教師進修學校參加培訓，脫產帶薪學習半年，學習期從11月至次年5月底。
我家離縣城有18里山路，如果走大路得二十多里。當時從張目橋到縣城基本靠步行，除非願意倒走五六里路到紅茶廠再花四角錢坐汽車，但有時可能要站在紅茶廠傻等半天卻等不到車。爹爹和母親下決心給清波買了一輛小巧的松鶴牌自行車。
有了自行車，清波就能星期六放學後騎車回家，星期天早上騎車回進修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