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滿週歲後的第三天，我的同父異母的三個姐姐都帶著姐夫齊齊回了莊子灣。三姐夫婦還帶回了他們四歲的兒子小明。
當時，我正發著燒。我從滿週歲的前兩天就開始發燒了。母親和爹爹沒有特別的辦法來對付我的病，只能在搖窩裡多塞一兩件爛棉包，讓我在搖窩裡更加保暖而已。何況家裡回了遠道而來的女兒女婿，母親手忙腳亂的。
這是母親第一次見到爹爹與前妻所生的三個女兒，這也是我三個姐姐第一次帶著丈夫集體回到家鄉。
小清波負責一邊搖我，一邊在灶下燒火。母親使出渾身解數做了很多菜，當然是以蔬菜和罈子菜為主，也有雞蛋、臘肉、臘魚和雞。姐姐們提前個把月就寫信給爹爹，告知了歸期，母親提前準備了葷菜。堂哥家送來了臘肉和罈子菜，但臘肉是一個月來用茶籽殼趕著熏出來的。雞是母親用茶籽油跟人家換的，一斤油換兩斤毛雞肉。雞蛋也是母親出去買的。但當時大哥家就養了雞，也有雞蛋。
姐姐們也帶了菜回來，那些菜都是城裡人的好東西，鄉下人都沒聽說過——玫瑰肉、武昌魚、豆皮等。
三對姐姐和姐夫及小明白天吃飯在我家這邊，晚上睡覺就到大哥那邊。母親包攬了做飯、炒菜、洗碗筷的活兒，每晚等著他們洗完手臉，把他們換下來的衣服拿過來，連夜洗乾淨晾好。每天忙完這些，母親還給姐姐和姐夫們編織毛線衣、繡枕巾。母親想盡最大努力告訴我的三個姐姐，她是一個好後媽。
姐姐們一行在家住了近二十天，然後就返城了。
我的發燒在那段時間裡不治自愈。
姐姐們返城後一個多星期的一天中午，清波放學回家途中路過郵局代轉站。
郵局代轉站其實就是生產隊上的一戶人家，因其坐落在路邊的地理優勢，郵局就讓這戶人家代轉。信件既可自取，也可讓人捎帶。這種代轉的方式，常常導致信件遺失或被人偷拆。
代轉站的女主人喊清波進去取信。
信是三姐從長春寄給大哥的，但已被拆開了。
那家女主人最愛拆別人的信，似乎代轉站就擁有檢查別人通信內容的莊嚴權力，可長期以來郵遞員偏偏一直把全生產隊的信固定放在那戶人家。
清波看了三姐寫給大哥的信，她看到這樣一句話：「三多是照顧不好爹爹的。」
未滿11歲的清波不懂人事家事的複雜性，她先把信交給了大嫂，等母親散工回家後又把三姐的話告訴了母親。
母親很傷心。那天晚上爹爹從學校回家，發覺母親情緒很低落。
母親把長春來信的事如實告訴了爹爹。
爹爹也不知道三姐為何會這麼想這麼說。他寬慰母親說，三女兒也是牽掛他這個當爹的，並無惡意。事後，爹爹避開母親，把清波叫到跟前，嚴肅地跟清波說了三點要求。
幾十年過去了，清波依然銘記著爹爹那三點要求。
爹爹說：「第一，不能偷看別人的信；第二，不應該把信的內容告訴母親，挑起家庭矛盾；第三，毛坨是哥，道任也是哥。爹爹這邊的親人跟你更親。」
清波自小老實敦厚，在爹爹面前不敢反駁，雖然她很想告訴爹爹：信不是她拆開的，那個女人把信給她時，信就在信封外。莊子灣人的信全都被那個女人拆開過，更何況「四類分子」的信呢？
那年秋季的一個星期天，爹爹的同事劉菊圃老師到了我家。
劉菊圃老師的年紀跟爹爹相仿，和爹爹一樣是個古詩詞發燒友。他家離我家大概五里路，他不嫌遠，不時會來我家。
他來我家後，和我爹爹一起坐在階基上曬太陽，一人抽著一根煙桿聊天。
那時候我一歲半多了，正發著燒。
我已幾天沒吃紅薯飯了，因為發燒我不願吃東西。母親每餐餵我一些紅薯粥。
我病了幾天，燒不見退，但母親和爹爹沒辦法。
爹爹老年得子，母親高齡產子，都把我看成心尖上的肉。但家裡沒錢，也不好總向親戚借錢。
母親已經開始焦急不安了。那是我自出生以來發燒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也是額頭最燙的一次。母親擔心我出事，她知道高燒能把人燒壞燒殘，甚至致死。莊子灣和周邊生產隊常出現聾啞人，但他們不是先天聾啞的，是發燒留下的後遺症。
劉菊圃老師得知我發燒幾天了，就主動掏出一塊錢借給母親，叫母親趕快抱我去衛生院。
母親拿著這一塊錢，抱起我就往公社衛生院趕。
衛生院的醫生姓劉，之前在部隊就是個軍醫。
母親記得，劉醫生給我查過體溫後，先給我屁股上打了一針。我疼得哇哇大哭。
打過針後，劉醫生又讓母親餵我吃藥。那是一顆白色的藥丸，劉醫生先把藥丸溶在開水裡，然後叫母親餵我。
弄完這些後，母親抱我回家。
從衛生院出來，經過公社中學，又走二十分鐘左右到打米廠附近時，田里有人甩著鞭子趕一頭水牛在耕田。黃褐色的田泥翻捲起來，新鮮的濕土氣息從犁鏵底下泛漫起來，滋潤著公路兩旁的空氣。甩鞭人像司令一樣威風。
我望著耕牛和甩鞭人興奮起來，在母親的懷裡揮舞著小手，模仿甩鞭人的聲音大聲地喊：「逮——起！逮——起！」
母親心中的一塊石頭終於落了地——我的病差不多好了！
母親抱著我回到家時，劉菊圃老師和我爹爹還在階基上抽著煙聊天。
母親很感激劉菊圃老師主動借錢給我治病，如果沒有那一塊錢，我一定還得繼續燒下去。那會發生什麼後果呢？
母親後來總念叨，是那一塊錢救了重五的命。
那年下半年，大嫂生了一個女嬰。這個女嬰與她哥劉耀隔了不到三年，這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中「稀」的要求。不過，那時候莊子灣幾乎沒有一家能達到間隔四年再生育的要求，連生產隊裡的共產黨員劉信輝的一對崽女也只隔了一年多。
上面的政策在農村基層落實時，有的會打折扣，比如計劃生育；有的會加倍甚至瘋狂，比如大煉鋼鐵。
大嫂生女嬰時，母親又不請自來地進大嫂的產房幫忙。
大哥給女兒取名：劉蓉。
與我相比，我的侄子劉耀和侄女劉蓉是掉在福窩裡了。分家後，大哥大嫂每次出集體工共得十五分工分，這比隔壁的母親和爹爹帶著幾個孩子強多了。其實關鍵點並非工分。我同父異母的三個姐姐很疼愛大哥，她們是大哥同父同母的親姐姐，會不定期地給大哥家寄錢，還寄手錶、衣服和食品包裹。莊子灣人都很羨慕我大哥，給他編了一句歇後語：劉道任發財——成本只要八分錢。
這句歇後語講的是，我大哥只需給姐姐們寫封信，貼一張八分錢的郵票，姐姐們就會給他寄錢寄物。
大哥是荷塘公社的「四類分子」中物質條件最好的人之一，也是莊子灣最早擁有手錶的農民之一。
這當然歸功於我同父異母的三個姐姐。她們成分高，在外肯定也吃了很多苦，但通過讀書走了出去，進了大城市並安家落戶當幹部，這在荷塘公社的人家是極少有的。
後來，在我的小學階段，爹爹曾多次提醒我：「你不是只有兩個姐姐，你有五個姐姐。」
我很自豪和驕傲，在我小學期間，有三個在大城市工作的姐姐曾經成為我虛榮的資本。但三個姐姐不搭理我的現實，毫不留情地擊破了我的虛榮。
我小學的任課老師乃至校長都知道我的家庭情況，通過他們的宣傳，學校的同學們都知道我有三個在大城市工作的姐姐，而當時絕大多數的同學連個在縣城工作的親戚也找不到。姐姐們得知寫給莊子灣劉道任的信總會被郵局代轉站拆開甚至遺失，便改為寄給張目橋學校劉耀同學。
我的同學們便好奇地問我：「為什麼你的三個姐姐只寫信給你侄子，從不寫信給你呢？」我因三個姐姐而產生的虛榮，無情地轉變為自卑，以至於後來每當別人問我有幾個兄弟姐妹時，我都會感到十分難堪和難答。
我滿兩週歲後，母親又開始出集體工。
勞動使人們不斷掌握技能，增長智慧。母親從那年春開始又多了一門絕技：採茶。
生產隊要求全隊幾乎所有青壯年婦女都去茶場採茶。
茶樹不是油茶籽樹，是喝茶的茶樹。茶樹是前些年響應上面的號召集體栽種的。經過幾年的培育，生產隊的那片茶場可以採茶了。荷塘公社各個生產隊同期都栽了茶樹。據說，所有新摘的茶葉每天都要用拖拉機送到桃江縣城，再用大卡車送到益陽去加工。
採茶就要趕在茶枝剛發出嫩芽的時候。採茶期最遲不能遲過清明。
母親把我寄放在馬圈子蓋上的悅會計家。悅會計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跟我樂怡姐差不多大，小兒子劉放軍只比我大一兩歲，女兒劉紅只比我大半個月。我在悅會計家可以和劉放軍、劉紅一起玩。悅會計的母親大翁媽是個慈祥善良的老人，她很用心地照看我。
母親採茶的時候，每天都早出晚歸，我一日三餐都跟著大翁媽吃，大翁媽會煎很香的麥糠粑粑給我們吃。
大翁媽家的階基下有一口肥水坑，這個坑讓母親提心吊膽的。肥水坑家家戶戶都有，它有利有弊。利是一家人把涮馬桶水、洗碗水、洗衣水都倒在這個坑裡，地坪裡如果有雞屎、狗屎也都往坑裡掃，有嬰兒的家庭給嬰兒把屎把尿都把在坑裡，坑裡的水很肥，坑壁及坑底的土也很肥。這些水和土就成了各家各戶自留地極佳的肥料。弊是肥水坑有臭氣味，生蚊蟲，甚至能淹死幼小的孩子。
肥水坑裡淹死孩子的事在農村並不少見。老人們常警告年輕的父母們：「欺山不欺水，欺水不必深，肥水坑裡淹死人！」
大翁媽年事已高，母親擔心她老人家一個人管不住三個孩子，生怕萬一有個閃失。
母親一去茶場就跟姓龔的場長請示，請求帶著我採茶。母親說，其他婦女家裡有婆婆幫忙帶孩子，但她沒有婆婆，她的兒子剛兩歲，寄在別人家怕淹死，她想帶著兒子來茶場，保證兒子不惹事，保證不影響她和別人採茶，也不要茶場多蒸一缽飯，她和兒子合吃一缽就行了。
龔場長不同意。
母親心想：「剛來就提請示，可能是不妥，也許龔場長看到我的表現和成績後會同意的。」
就算不為打動龔場長同意帶孩子來，母親也會盡最大努力採茶。
龔場長把每個人的姓名用白石灰筆寫在一塊灰黑色的門板上。每個採茶婦女每采滿一邊筐就去過秤。然後，龔場長會把每個人採茶的總重量寫在姓名後：范翠英13斤，黎胡玲16斤半，李愛秀17斤，龔時秀12斤半……
鍾三多28斤。
第一天採完茶過完秤在回家的路上，母親的好朋友臘妹子、三妹婆等婦女向母親請教。母親也不知道她為何會比別人採得快那麼多，她想了想，說：「我比你們採得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勤奮，你們邊采邊聊天，我一個勁兒地與時間賽跑。還有一個原因是，你們基本上是用一隻手採茶，我由於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採茶上，所以我能用兩隻手採。」
生產隊給婦女們每天採茶的工分都是五分，是按天計工分，不是按採茶量計工分。所以，臘妹子她們並沒有放棄聊天和休息。雖然如此，這些原先都沒采過茶的婦女們採茶的技藝基本上都有進步。過了幾天，臘妹子、肖幼蘭等也能兩隻手採茶了。門板上的數字比第一天漲了不少，她們有的人一天也能采二十多斤了。
母親把這場採茶看成一次勞動競賽。她叫清波和樂怡上學時順便把我送到悅會計家，而她自己天不亮就趕到茶場採茶。等其他人到茶場時，母親已採了五六斤茶。
當其他人創下最高紀錄30斤時，母親也創下她的最高紀錄50斤。
龔場長幾乎每天都當眾表揚「採茶狀元」鍾三多，但他依然拒絕了母親把我帶到茶場的請求。
母親說，她採了二十多天茶，每天都提心吊膽的，她生怕我會掉進悅會計家的肥水池。
直到母親完成生產隊的採茶任務，她才長舒一口氣。兩歲多的我和四歲的劉放軍、兩歲多的劉紅一起玩，三個孩子都很乖。大翁媽總是盡心盡職地看護著我們，喊我們一起喝茶，喊我們一起吃粑粑，喊我們一起午睡。
由於在莊子灣生產隊茶場的優異表現，母親被生產隊隊長和場長推薦到張目橋大隊茶場採茶。
大隊茶場在龔家灣生產隊裡。
各生產隊都派了一兩個婦女去大隊茶場，但有的生產隊並不是派採茶能手而只是隨便安排人參加。
大隊茶場按採茶量計價。大隊把茶統一交給公社，並會根據各生產隊的採茶量折算出錢分給生產隊。但對個人而言，各生產隊一般只是計採茶婦女平時的工分。莊子灣生產隊就是這樣。母親每天采多采少都計五分工，但莊子灣從大隊分的錢的多少則由母親的採茶量決定。
母親照樣天不亮就趕到大隊茶場，獨自一人在龔家灣的山坡上採茶。一個早上下來就比別人多出了五六斤。
龔家灣生產隊的隊長叫劉周樹，人們一般喊他們兩口子為「三爹」和「三媽」。母親去大隊茶場要經過他家地坪。一天，習慣了早起牽牛的三爹三媽見母親一黑早就去茶山，忙喊：「天還沒亮，你不怕鬼啊？快進來喝口茶！」
三媽用籐裝的開水瓶給母親泡了一碗煙熏茶，提醒母親說：「你以後再不要摸黑進茶山了！茶山裡很多野墳，天黑容易撞著鬼！」
三爹不信鬼，他只是讚歎道：「莊子灣派來嗒一個採茶標兵！」
在大隊茶場採茶不僅有飯吃，而且有水喝。在莊子灣生產隊採茶是沒有水喝的，婦女們從上工到散工中間是不喝一口水的。她們習慣了，甚至認為不喝水就不用上廁所，還能減少出汗。這種生活習慣後來也影響到我們這一代。在我的印象裡，我們讀小學、初中甚至高中時，也是一整天不喝一口水的。
大隊茶場的水是三媽用木桶提到茶場的。桶裡是從井裡打的泉水，水上擱著一個瓜瓢。
張目橋大隊的採茶勞動持續了一個星期。
不用說，在張目橋大隊茶場的眾多採茶婦女中母親天天是狀元。母親每天都是四五十斤，龔家灣和田家沖派出的人創下的最低紀錄都才是11斤。
順便說一下，善良的三爹三媽家發生過一件轟動整個荷塘公社的事。
三爹三媽沒生兒子，只有一個養子，養子叫劉吉山。劉吉山成家生子後與三爹三媽住在一個大瓦屋裡。
張目橋大隊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後，三十出頭的劉吉山承包了大隊的加工廠。為了防盜，他每天晚上都睡在加工廠裡。有一天劉吉山賣了一台割木機，把錢送回家交給堂客藏了起來。劉吉山賣掉割木機的次日早上，第一個去加工廠打米的人發現劉吉山頭朝下腳朝上地死在加工廠的木梯子上。
穿制服的公安人員來查過現場後，沒有發佈任何消息。這事就此不了了之。但人們都會把劉吉山的離奇死亡與他前一天賣掉割木機聯繫起來。會不會是謀財害命呢？人們不得而知。
後來，劉吉山的兒子劉禮登1989年以優秀的成績從荷塘鄉中學考入桃江一中高中部，張目橋人開始留意這個平時說話不多，但學習勤奮的男孩子，並開始興奮地等待奇跡。
三年以後，劉禮登從桃江一中畢業，高考以名列湖南省前茅的成績被清華大學數學專業錄取，這消息轟動了整個荷塘。荷塘人議論，劉吉山死不瞑目，他保佑兒子劉禮登考上了清華大學。人們在等待劉禮登學成畢業當上大官為父報仇雪恨的故事。但時至今日，這個荷塘鄉的每一個農民在頭腦中自編自導的感人故事一直沒有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