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過得飛快。
母親請五保戶愛姨幫忙帶小清波和小樂怡，又出集體工了。家裡六口人，爹爹在學校教書，母親和大哥、小哥三個人掙工分。風調雨順的日子讓生產隊的老老少少都不再挨餓。
爹爹開始教清波和樂怡吟誦古詩。星期天休息時，他兩隻手各抱一個女兒到田家村水庫，讓她們觀察鵝在水庫裡游泳的樣子，用清波的名字開始教古詩：「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他帶著女兒們一起叫：「鵝！鵝！鵝！」引導女兒們和他一起欣賞顏色之美、山水之美、生態之美。
「爹爹！姐姐的名字那麼有趣，那我的名字呢？」小樂怡明白清波名字的美好含義後，不甘心地問。
爹爹呵呵笑了，他接著教女兒們念：「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他指著那山清水秀的圖畫般的風光，告訴女兒們：「我們每天生活在山、水和農田周圍，過著像神仙一樣的生活，真是快樂無比啊！幹嗎還要勞神勞力去打打鬧鬧呢？」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的好光景啊！還有什麼比從舊社會到新社會，從餓死的邊緣到吃飽肚子，從挨批挨鬥到天下太平更讓農民舒心的呢？
出集體工勞累了一天的母親仍像以前一樣，抽空兒去挖紅薯根和細馬鈴薯。守候著老公每個星期六下午快快樂樂地回家，看護著兩個兒子、兩個女兒一天天長大，對比在漢壽太子廟康家山的生活，母親覺得很幸福，有時覺得像在做夢。
不會再搞什麼大運動了吧？
大運動還是來了！
社員們突然間感受到政治的極端重要性像坐了直升機，不停地往上躥，躥到了空前的高度。
荷塘公社的田埂上和牆壁上，一夜之間刷出許多新標語：
「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
「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澤東思想！」
「突出政治！」
「政治統帥一切！」
「政治可以衝擊一切！」
……
母親從標語前走過，臉上浮現出愁雲，心跳也劇烈加速。
愁雲也悄然飄浮在其他社員的臉上。
但還有的社員卻亢奮起來。土地改革、大煉鋼鐵結束及公共食堂解散後，社會主義教育和「農業學大寨」都沒能達到讓他們亢奮的高度。他們期待著，敏感地嗅到了空氣中令他們亢奮的味道。這種奇妙的味道讓他們把飢餓與寒磣放在一邊，精神上享受著無限的快活。
爹爹知道，「勞智慧」的日子又開始了，「怡然有餘樂」又變得不可企及，他提醒母親和大哥小哥：「謹言慎行，靜觀其變，積極勞動。」
張目橋大隊開始密集地召開全體社員大會。每次全體社員大會，母親都把兩個女兒帶上。沒人幫忙帶，因為全體社員都不能請假都要開會。聽說公社還召開過萬人大會，把公社社部附近幾個大隊的社員全部叫去，社員們把公社社部的幾個籃球場都擠滿了。
張目橋大隊的社員雖然沒有全部擠到公社社部，但「四類分子」比以往都多了到公社社部受教育的機會。
「四類分子」就是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的統稱。這是在當時飽受歧視的一群人。生產隊隊長劉雪蓮自從知道母親與公社革委會主任是同學後，凡地主分子開會都不叫母親參加，但「四類分子」開會都會叫母親參加。在他看來，地主子弟總該跟富農分子差不多吧。
有個與母親同姓的地主婦女，長得高挑秀麗，每次公社「四類分子」教育會上她都跟母親坐在一起。她經常憂心忡忡地跟母親說：「我出來受教育，家裡的瓦片會被貧下中農的男孩子砸得稀巴爛呢！」她還悄悄告訴母親：「我那個憨兒子邢強兵天天散工，只曉得捧著書看，書獃子一個！」
大隊支書鄒士洲每次都傳達公社會議精神和要求。他講，要轟轟烈烈地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堅決批判《燕山夜話》的黑話，要堅決批判鄧拓、吳晗，要堅決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和黑幫分子。
社員們聽不懂什麼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甚至有些失望。「文化大革命」那是文化人幹的，而他們大字不識幾個。他們想來一場「無產階級政治大革命」該多好！社員們也聽不懂什麼叫《燕山夜話》，以為是黑社會說黑話。倒是有個綽號叫「吳憨」的社員，因其綽號與「吳晗」同音，常被人嘲笑，還被喜歡搗蛋的一群社員起哄拋起來。至於反動學術權威，大隊原本沒有，後來的幾次全體社員會議就拉張目橋學校的教師來接受批鬥。
但接下來事態的進展讓那些有些失望的人徹底亢奮和滿足了：社員們被組織起來，舉起旗幟遊行，公社和大隊還給一些人發了統一式樣的威武的帽子，很多人還當上了夢寐以求的「兵」：紅衛兵。
既然當了兵，就得撒勁兒干兵的事！縣裡和公社賦予紅衛兵們造反的權力。農民開始脫離田間勞動造反，教師也開始脫離講台教學造反，中小學生更是不再唸書開始了瘋狂的造反運動。
他們像蝗蟲一樣集中，像蝗蟲一樣飛翔。所到之處，「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宣告破除，「新文化、新思想、新風尚、新習慣」宣告建立。
這些「四舊」「四新」的東西是看不見的，也不過癮。紅衛兵和造反派們要讓社員們看得見他們的成果：有些年代的古墓被掘起來，宗祠的瓦片被掀掉牆柱推垮，寺廟被燒得直冒濃煙，中學的幾沓舊圖書被扔進了火堆裡，桃江民間的地花鼓戲服也被化為了灰燼……
紅衛兵和造反派最過癮的，是抓人來批鬥。
普通地主已經鬥得沒意思了，他們拿出「新思想」，使出「新動作」，變著「新花樣」斗人。
荷塘公社的人不知道，他們這其實都是文雅的，城鎮已經開始了武鬥，這一派與那一派持械格鬥與混戰，那才叫驚濤駭浪呢，那是偏遠的荷塘農村社員們想都想不出來的「新動作」。
造起反來農村社員有農村的一套，雖然不能和城裡的格鬥相比，但也有不少看頭。
爹爹謹小慎微地藏身於學校，躲過了前面幾次由各生產隊派出去的「四類分子」教育會，但還是被已經光榮成為紅衛兵的學生們揪出來。
爹爹自幼學私塾，古文功底紮實，唐詩宋詞自不必說，二十四史很多也能倒背如流。他從不炫耀，平時也極少言語。但他的兩個特點，很快成為他的兩條罪狀：一是寫詩填詞。爹爹的詩詞信手拈來，隨口吟出，工整嚴謹又極雅；二是練毛筆字。爹爹在學校每天都練字，即使買不起墨汁，也要練。他曾發現山裡的一種紅砂泥融水後可以練字。他的顏體、柳體楷書和隸書、篆書都很美。
寫詩填詞和練毛筆字，這是徹頭徹尾的「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紅衛兵們怎麼能接受這些舊東西呢？
「偉大領袖毛主席也常寫詩填詞，也常揮毫潑墨，龍飛鳳舞。」爹爹心裡想，但不敢說出聲。
他們把爹爹的毛筆折斷，踩進泥土裡，把硯池摔得粉碎，把墨汁從我爹爹的頭上淋下去。墨汁淋黑了我爹爹的白髮、臉和脖子，並從脖子裡灌進衣領裡，把我母親紡出來的棉紗、織出來的棉布、裁縫出來的白褂子也染黑了。
他們把我爹爹綁起來，套上紙板卷製成的高尖帽子，在帽子上寫上「地主分子」，還在我爹爹脖子上掛一塊寫著「反動學術權威」的紙牌子。他們共有六七個人，前面的人敲著一面鑼，另一個人用一根粗陋的草繩拉著我爹爹，後面四五個人拿著紅衛兵的兵器——木棍和竹竿，讓我爹爹游村示眾。從鴨婆嘴學校游到我家，再游到公社的批鬥大會會場。
有時候在游村示眾時，押我爹爹的這支紅衛兵隊伍會遇到押我堂叔爺劉龍舫的另一支紅衛兵隊伍。有的紅衛兵為了換換味，會互換隊伍。
批鬥大會上，跪是最起碼的。母親給爹爹制了一對加棉的護膝，讓爹爹悄悄地套在膝蓋上。護膝外面穿了長褲，紅衛兵們發現不了。
被揪出來的都是「四類分子」中的「罪大惡極」者。會議主席台上有人講話，也有人領著大家喊一陣震耳欲聾的口號。最短最有氣勢的口號是「打！」一聲一聲的「打！」把台上跪著的「罪人」嚇得魂不附體。
爹爹叮囑母親不要帶清波和樂怡去批鬥大會的會場，他既擔心嚇著女兒們，也擔心他跪在會場的窩囊形象影響女兒跟他吟詩的效果。
每次批鬥完，爹爹都得由母親攙扶著回家。爹爹羸弱的身子受了傷，孤傲高潔的心靈更受傷。但後來，爹爹每次被批鬥後都跟母親有說有笑。他告訴母親一個秘密，他創造了一套「精神轉移法」。他說，以往他聽批判者的胡言妄語，越聽越生氣，越聽越傷心，後來，他不再聽批判者的胡話，跪在地上只管默默吟詩，想像著與李白杜甫等人聊詩散步，雖然跪著，偶爾挨幾腳，但也不覺得痛，相反，他感到很快活。回到家，如果天色還早，他都要教女兒們吟詩。「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稚嫩的聲音抑揚頓挫，從昏暗的煤油燈下，透過窗戶，隨風飄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後來，紅衛兵們發現以往的批鬥會難以形成新的高潮，有人便想出新辦法：叫「罪人」們跪到春凳上。
春凳是桃江農村家庭常用的凳，它就是一條窄而長的木板，下面安著四條高高的木腳。春凳通常有半米多高，也有稍矮一些的。跪在春凳上是一件技術活，因為它窄得只有人的巴掌那麼寬。「罪人」的小腿與凳面垂直，只有兩條腿的膝蓋那幾寸跪在凳面，兩條小腿大部分是懸空的。
「罪人」們都是一種荒涼的表情，好像寸草不生的鹽鹼地。「罪人」們的身後，是一張張因興奮而扭曲的馬臉。
馬臉們要求跪在春凳上的人不能動，這是極苛刻的要求。「罪人」們不是雜技演員，也不是平衡木運動員，跪在窄窄的木板上，一般堅持不了兩分鐘。他們不敢往前面倒，因為往前倒就會摔到兩米多高的台下。所以他們都會小心翼翼地堅持著，實在堅持不往就盡量往後倒，或往兩邊摔到春凳上再摔到台上。
摔了又得跪上去。還是要求不能動。
只有一個能長時間堅持不摔的人，那就是開「四類分子」教育會時常跟我母親坐在一起的那個高挑秀麗的鍾姓婦女的書獃子兒子邢強兵。邢強兵那時十七八歲，由於營養不良個子矮小，還沒有他母親高。雖然是個書獃子，但他擅長跪春凳。同時跪上去，其他人都歪歪斜斜地摔倒了，他卻一動不動。別人摔了又跪上，十個回合了，他還沒摔過一次。
台下的人開始起哄，大家的注意力不是聽領導講話，也不是喊口號了。大家都饒有興趣地看邢強兵跪著不動還能堅持多久。
主席台上端坐著的一個馬臉生氣了，對站護在後面的民兵吩咐了一句，那民兵便走到邢強兵後邊，對著他的太陽穴用木棍子使勁一擊，邢強兵的雜技表演再也堅持不住了，太陽穴的血還沒來得及流出來，人已重重地摔在兩米多高的台下。
台下有人興奮地「呵——呵——」也有人不忍卒視，悄聲歎氣。
「文化大革命」中的張目橋大隊像一匹失控的野馬，沒有方向，狂衝亂撞。
從南京國民政府回來的、我的堂叔爺劉龍舫一家自然無法倖免於野馬的狂衝亂撞。
劉龍舫的父親是我曾祖父的弟弟，即我的叔曾祖父劉楷東。劉楷東早年參加革命軍，跟隨黃興鬧革命，當過黃興的秘書。他曾隨黃興東渡日本，在日本購得一批日本文士的字畫佳品，也曾得黃興所書的對聯數副。他還隨黃興策劃和領導了黃花崗起義，後來英年早逝於廣州。劉楷東逝世時，結婚才半年的妻子已有身孕，懷的就是他們的兒子劉龍舫。劉龍舫的母親生下他後不久，母子二人被他父親的革命軍戰友接到長沙。劉龍舫與他母親得到了革命軍戰友的悉心照顧。劉龍舫在長沙讀小學中學，抗日戰爭時期畢業於雲南昆明的西南聯大，畢業後被南京國民政府文化部門選上，從事文史檔案工作，也參與過南京中央博物院部分文物資料的甄別工作。劉龍舫在南京成親，妻子是他父親劉楷東的革命軍戰友的女兒。南京解放後，他帶著妻子從南京返回張目橋，落戶在藕塘生產隊。他父親珍藏的那些字畫與對聯，後來一部分在土地改革時被撕爛或燒掉，另外一些不知所蹤。
劉龍舫不像他父親一樣充滿戰鬥的激情，他懦弱老實，沒有得罪過誰，也沒有做過壞事，但在「四類分子」的調查和「評選」中，他兼為「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的宿命無法逃脫，在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中殘留一命，在和風細雨的社會主義教育中苟且偷生，剛以為暴風驟雨已經過去，不料一夜之間又被揪出來陷入挨批受斗的政治漩渦。「四類分子」的帽子牢牢地戴在他和他妻子及兩個兒子的頭上，像孫悟空頭上的金箍一樣，緊扣皮肉，一戴就是十多年。除了經常的會場挨鬥，他平時要接受廣大社員的「千里眼」和「順風耳」的監督，不能亂說亂動，生產隊的髒活累活也都成了他的「專利」。
批鬥和恐嚇是劉龍舫家的「家常便飯」。
劉龍舫夫婦都堅強地挺過來了，但他們的兩個兒子卻成了犧牲品。大崽劉吉源是早產兒，長到五六歲時都還正常，後來變得神志不清，人們叫他「吉源癲子」；劉龍舫堂客肚裡懷著滿崽劉伶俐的時候，人們把她綁在熊熊燃燒的柴火旁的木梯上，叫她供出「蔣介石給的金條在哪裡」。劉伶俐從小到大少言寡語，不管見到生人熟人，都要躲躲閃閃。一家人這樣的境況，實在捉孽[1]得很。
沒有社員知道，也沒有社員願意在乎，劉龍舫作為那個時代的高級知識分子，當時的內心做過怎樣的掙扎，對人生、對命運、對前方的路做過怎樣的拷問。一個和美幸福的四口之家如洪澇洩過的稻田，只見殘根敗葉不見一根直立的稻穗。有一次被批鬥後，劉龍舫幾天之內似乎老了幾歲，眼鏡一邊的玻璃鏡片已缺了一個洞，腰身也變得彎曲起來，見了任何人，哪怕是調皮的孩童都是一臉的卑微。有人從身邊走過，他會馬上停下來，謙卑地打招呼，同時彎曲的身子側轉，讓路於人，待人走過後才敢邁開遲緩的步子小心地走過，一臉淒惶。
這個曾經穿著學生裝意氣風發地漫步在西南聯大的校園，曾經穿著中山裝躊躇滿志地步行在南京博物院的劉龍舫，經常穿著補丁疊補丁的爛衣舊褲，佝僂著腰，費力地挑著糞箕，緩緩在田埂上走著。
劉龍舫的任何一點兒不慎都可能給自己招來屈辱，任他再怎麼小心也無法保證自身的安全。不速之禍、不測之辱隨時可能降臨到他的身上。有一次生產隊收棉花，用牛車從山地里拉棉花樹回生產隊。他牽著生產隊的牛從另一條小路橫穿牛車走過的路時，看見路上有兩個未裂開的棉桃，隨手撿起放進邊筐裡，不巧被人看到，立即遭到民兵的一頓暴打。幾個人將兩個棉桃串起來掛在他的脖子上，用草繩牽著他游村。叫他自己敲鑼，每走幾步就喊一句「我是賊股子」。那種對人格的侮辱，到了癲狂的程度。
劉龍舫的滿腹經綸發揮的唯一作用，就是教那個能在春凳上跪很長時間的書獃子邢強兵。邢強兵酷愛唸書，語文、數學、外語、政治、歷史、地理無所不鑽。邢強兵經常抽空從另一個大隊跑到劉龍舫放牛的山坡，向劉龍舫請教。社員們有時候路過時會駐足，像賞猴一樣看劉龍舫教邢強兵寫英語文章，還教一些蝌蚪文和彎彎曲曲的線條。
十幾年後給「四類分子」落實政策，劉龍舫的滿崽劉伶俐進了縣城，被安排在縣煤炭公司上班，每天拖著板車給人家樓上樓下地送煤球。已經變成瘋子的大兒子劉吉源終身未娶，在一次跟著他母親去灰山港鎮走親戚時走丟，再也沒有回來過。
劉龍舫的堂客從來沒有後悔嫁給劉龍舫，無論受多少苦難她都默默忍受。後來，人們常想，革命軍義士的女兒，從長沙嫁到荷塘，跟著劉龍舫風裡雨裡這麼多年，夫不勇，兒不智，她這輩子多麼不值。但是，只要她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無論她的爹爹有過多大的豐功偉績，也不論她嫁給誰，她的人生之路注定都是一樣的。
[1] 捉孽是桃江土話，可憐、淒慘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