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中國農村書寫著極不平凡的新篇章。
剛剛懷孕的母親和生產隊其他社員一起開會。在鬧哄哄的會場上，生產隊隊長劉雪蓮拿著從張目橋大隊部抄錄的稿紙，給大家介紹了一篇激動人心的通訊：《大寨之路》。他告訴隊員們：在很遠的地方有個叫大寨的地方，跟張目橋大隊一樣也是一個大隊，但自然條件遠不如張目橋。那裡的幹部和社員同窮山惡水作鬥爭，大力發展農業生產，積極改變山區面貌。
隊長劉雪蓮說：「縣委和公社號召我們各個大隊各個生產隊要立即行動起來，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我們要像大寨社員一樣用革命精神建設莊子灣！」
接下來的集體出工，除了一如既往的播種、插秧、栽紅薯、種苞谷及逐步擴大棉花種植外，還有大規模的農田基本建設和農村水利建設。從石橋壩到五七學校經張目橋到田家沖的主溪兩側砌上了石頭甚至青磚，溪底的泥沙也大多被挖到建設工地上去了。沿著這條主動脈一般的主流，挖了數不清的「毛細血管」，滋潤著兩岸成千上萬畝的田土。
「農業學大寨」需要更多的勞動量，也需要更大的勞動激情和鼓勵。很多社員漲了工分。大哥劉道任的工分從五分漲到七分。母親和大部分婦女一樣，仍是五分工。
荷塘公社很注重對廣大社員進行學大寨運動的思想教育，把它與196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活動結合起來抓。但對地主與貧下中農必須分對像、分批次、有區別地教育。張目橋大隊經常把地主分子集中起來進行教育。
母親不是地主分子，只是地主子弟、學生出身，且在生產隊一貫表現積極，所以沒有受到特殊的教育，只有在召開「擴大會議」時，大隊才會要求成年地主子弟們參加。在這種會議上，母親會看見我的堂叔爺劉龍舫和他的堂客這對「地主夫妻」。他們見到母親常會問：「孟良好不哦？三個崽女好不哦？」他們還特別提醒母親要特別注意保護胎兒——劉龍舫的堂客有孕時，曾被張目橋農協的人綁起來烤過，傷害了胎兒。
看著龍舫堂叔爺兩口子日益瘦小羸弱，母親心生悲傷。
春閒時，某一天的午後，春雨淅淅瀝瀝。公社召開地主思想政治學習教育會。莊子灣生產隊隊長劉雪蓮叫母親捲上鋪蓋去公社學習。母親雖然不是地主分子，但既然隊長吩咐，也不敢多問，立即背起鋪蓋，一隻手抱著一歲多的小清波，一隻手打著破油紙傘，挺著大肚子走到了公社的會場。母親在湘山中學的同學、當時的荷塘公社革委會主任鍾吉丘見到母親，不滿地說：「這是地主分子的會，鍾祝華你來幹什麼！你是學生出身，你地主子弟不要參加！快回去！」
母親得到鍾主任的命令，滿心感激地離開會場。
母親背著鋪蓋，抱著小清波正往回走，迎面撞見湘山中學的另一個同班同學劉石柏。劉石柏在荷塘公社當革委會副主任，是鍾吉丘的工作搭檔。
劉石柏正趕往會場。這天召開的地主分子的會，他是主講人。
有風聲從縣上傳出，全縣有一批幹部的崗位要變動，鍾吉丘可能交流到縣農業局當局長，劉石柏正緊緊地盯著公社革委會主任的「寶座」。
母親喊他的名字。
他裝作沒聽到，頭也不抬地往會場走。
母親更大聲地又喊了一聲。
他還是不應，加快了步伐。
母親愣住了，一陣強大的自卑和委屈裹著寒風、夾著雨絲向她襲來。這個曾經多次向母親請教功課、因為飢餓難耐向母親借錢買包子吃卻一直沒有還錢、在日寇鐵蹄踏上修山街的那個夜晚跟其他師生一起逃到外婆家借宿的同學，在他人生最得意的時候，已經「聽不見」母親的叫聲，也「認不出」母親了。但母親立即調整了心態，用力聳聳肩，讓鋪蓋在背後擺正了位置，好像她再次將自己擺正了位置。
剛回到莊子灣生產隊的路口，隊長劉雪蓮和臘妹子的男人羅國兵看見母親，大聲質問母親為何逃會。母親如實回答。
劉雪蓮和羅國兵驚訝地對視一眼，沒再說什麼。他倆心裡犯嘀咕：「原來鍾三多跟這麼大的官是同學！」
從那以後，公社每次叫地主分子參加的會，生產隊再也沒叫母親參加過。
母親從沒找過這位湘山中學的同學鍾吉丘。那個年代母親如果能得到鍾主任的關照，她在大隊和生產隊一定會得到很多便利。但母親認為，路是自己走的，並且自己成分不好，不要影響鐘吉丘當官。劉石柏不就是怕自己影響他當官嗎？
母親挺著大肚子，既要出工，又要帶小清波，還要照顧大哥、小哥的生活起居，她疏忽了對小哥學習和成長情況的管束。她一直以為小哥毛坨天資聰敏，學習不錯。她湘山中學的同學鍾家厚從二年級開始一直是毛坨的班主任老師，鍾老師每次見到母親都說毛坨學習自覺，表現良好，成績優異。
出乎母親意料的是，下學期開學不久的一天，剛升入五年級的毛坨放學回家對母親說：「媽媽，我再不讀書了！」
「為什麼呢？」母親吃驚地問。
「我識的字夠了！」
「怎麼就夠了呢？」
「總之，我不願意再回學校了！」
母親這才看見毛坨兩隻褲筒膝蓋以下，一大截濕濕的，沾著泥灰，有一隻褲管扯開了口子。
毛坨嘴角下耷，實話告訴母親：「在學校裡，同學們叫我們『地主崽子』，經常欺負我們，我怕你傷心，所以從來沒有告訴過你。今天他們把我和劉建仁兩個人的語文、數學書都撕掉扔到棉田里了，還把我們倆推到港裡。」
母親很著急，立馬去找毛坨的同班同學劉建仁、劉斯亮瞭解情況。母親瞭解到的情況跟毛坨反映的一致。母親沒能做通毛坨的思想工作。第二天，劉建仁、劉斯亮和毛坨三人都不肯去學校。
第二天的晚上，毛坨的班主任老師鍾家厚來家訪。鍾老師跟毛坨說：「人家要喊你『地主崽子』，你沒辦法堵住他們的嘴，你隨便他們怎麼喊，你自己努力學習，將來成為一名幹部，他們就不敢欺負你了嘛。」
毛坨沒有給鍾老師機會，也沒有給母親和他自己機會。他執拗地把他的「將來」與唸書徹底剪脫了關係。母親毫無辦法。
12歲的毛坨和他的同學劉建仁、劉斯亮一起，成為莊子灣生產隊「農業學大寨」熱潮中的新兵。他們三個「童民」每天記三分工，每次出工就跟著大人屁股後邊跑，忙不迭地割綠肥、刨草皮、提尿桶、送禾兜……
這些不起眼的娃娃漸漸成為農家好把式——農村裡一撥又一撥的孩子就是這樣不知不覺地告別書本走進嚴峻的田野的。
深秋的一個晴朗的早晨，朝霞正在東方鋪排金光的時刻，母親在生過小清波的那張床上又生了一個女嬰。
爹爹那個學期又回到了荷塘公社鴨婆嘴學校教書，離家不遠。毛坨向生產隊請了假，一溜煙兒跑去就把爹爹喊回來了。
產床上，虛弱的母親問爹爹：「良哥！又生了一個女，你高興不哦？」
爹爹興奮地欣賞女嬰，又憐愛地看著母親，咧開嘴笑著回答：「高興呢！我們有了兩個崽在身邊，外面那三個女離我們太遠，正需要多生一個女呢！」
爹爹早就想好了兩個名字，請母親評選：劉樂愉，劉樂怡。
母親說：「愉也好，怡也好，都是高興，都要得。不過愉字發音低，在這屋喊不應那屋。叫樂怡吧！」
這新生女嬰就叫劉樂怡了。
「請誰打點月子呢？」爹爹跟母親商量，「你弟媳婦行不行？」
母親說：「伯濤堂客去年燒不慣綠蕨，現在又是冷天，綠蕨都沒得燒。再說她兒子才兩歲，新近又生了個女兒，她不合適。」
如果只是帶一個女嬰，母親可以不需要人打點。她生清波的那個月子就是自己打點自己，並且還要照顧一家子人。但如今清波還小，母親在月子裡照顧不了一歲多的清波和剛生出的樂怡。
母親和爹爹從舅外婆，到大姑劉靜琴，到小姑劉惠珍，再到嬸娘、堂嫂都考慮了幾遍，都不合適。最後，爹爹想到了他過繼在漢壽縣三和公社白家鋪生產隊的姑姑，即我的姑翁媽。
派誰去請姑翁媽呢？沒有電話，也不可能托人傳話。第二天是星期六，爹爹還要上課。大哥一天七分工，耽誤不得。小哥還小。清波才剛會走路。
最後，母親說：「毛坨滿12歲了，讓他去吧。」
毛坨沒去過三和公社，並且從莊子灣到白家鋪既要翻山，又要坐木筏過河，還必須找人問路。萬一問錯了路走錯了道，就極容易出危險。但毛坨很自信，也很高興：「問路我不在路上問，我上人家家裡問，就不會遇到壞人。並且壞人未必打得過我，也未必跑得過我！」
就這樣，小哥毛坨就擔當起去三十多里路外的漢壽縣姑翁媽家送信請人的光榮任務。
事不宜遲，毛坨來不及在家吃午飯，帶上兩塊小臘肉就出發了。他一個人不敢走萬霄垅，沿著拖拉機道疾行到汽車道，像個小兔子一樣疾走如飛。他很擔心，如果天黑到不了姑翁媽家，就得在陌生的地方摸夜路還得問陌生人。他經過五七學校到荷塘公社，再到紅茶廠，沿著大路一陣緊跑小跑，不一會兒就到了資江邊上。坐木筏過河，到了修山公社。他到修山公社門口向守門的大爺問清楚去漢壽三和的路，走到柳溪，沿著小溪一路往北。每走一兩里路就到路邊的人家問路。他既是問路，也是為了證實他走得對不對。
他大汗淋漓地走進姑翁媽家時，姑翁媽正在階基上洗衣服。
姑翁媽沒見過毛坨，她只聽說了她過繼的侄子孟良娶了她表叔劉炳章的外孫女三多，她聽說三多是帶著一個男孩嫁給孟良的。
姑翁媽留毛坨在家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姑翁媽帶了20顆雞蛋和五斤棉花，和毛坨一起到了莊子灣。
姑翁媽打點了母親整整一個月。姑翁媽做事精緻，這個月子，母親得到了很好的照顧。
在月子裡，母親也洗墊包雲、燒火做飯，還接了一些織毛衣和繡花的活。母親的體貼、勤勞，給姑翁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滿月子後，姑翁媽要回漢壽三和，正好爹爹學校放寒假。姑翁媽對爹爹說：「孟良你命好！這麼好的堂客被你碰到了！」
滿月的小樂怡長得瘦長瘦長的，招人憐愛。
生樂怡的這次，母親和爹爹沒有辦慶「十朝」。但親友鄰里，家家戶戶都送了雞蛋、紅棗等禮物來。
母親的乳汁比生清波時更少，小樂怡每天吃不飽，經常哭。小樂怡的哭聲悠揚婉轉，賽過陽雀和百靈鳥。
母親說：「樂怡天生一副好嗓音。」
滿月後，母親向生產隊請了長假。有兩個孩子要帶，放到集體也是個累贅，生產隊二話沒說就同意了。
農村婦女帶嬰兒要用搖窩，否則只能抱在懷裡或放在床上耽誤做事。我家裡沒有搖窩，前一年生了小清波後母親帶她去了青坡寺學校就沒用過。買一個太貴，只能借。母親到處打聽，不僅莊子灣生產隊的人家沒有空餘的搖窩，整個張目橋大隊都沒有。後來聽親戚蘭姑媽說，道光沖大隊有個姓劉的人家有。母親便找上門去借。
那家人認識我爹，也認識母親。那家的兒媳婦把搖窩借給母親，說：「這是個老古董，是我男人的奶奶從娘家帶過來的。」
這個借搖窩給母親的劉家兒媳婦的男人，叫劉勁勳，後來成為我初中三年級的班主任和語文老師。
有了搖窩，帶嬰兒就方便多了。只要給嬰兒餵飽，包上墊包雲，就可以把嬰兒擱在搖窩裡大半天。母親在家裡帶孩子，種自留地。晚上幫人織毛衣、繡花，有時還幫人寫信。社員中很多人沒讀過什麼書，女社員中半數以上是文盲。張目橋大隊經常有信寄不出去，寄出去也石沉大海。後來有人去查原因，查出的原因成了社員們的笑談：那些女社員把「岳陽」寫成「兵陽」，「石灰廠」寫成「十灰廠」，灰字右上角還多添了一點。
沒辦法，女社員們有信就常請母親代筆。
帶兩個孩子，母親沒時間也不放心到山裡或田邊割豬草，加上那頭穿耳朵的豬養了一年半才「及小格」，沒帶來多大的經濟效益的緣故，母親沒有再餵豬。
家裡菜基本夠吃，但米不夠。大哥七分工，小哥三分工，加起來十分工，相當於一個成年男子的口糧，卻要供養家裡大大小小五口人。母親便隔一段時間就得出去買米。母親買米有時是在張目橋大隊的社員家裡買，但主要是到舒塘街買「黑市糧」。
那時候，稻田都是生產隊集體的，社員家裡沒有田，社員賣米只能偷偷摸摸，一旦被發現，買賣雙方都可能被批鬥。並且可賣的米也不多，所以母親情願到十里路以外的舒塘街買「黑市糧」。
「黑市糧」就是「議價米」「高價米」。黑市意味著價格高。米販子把可以打成反革命甚至引來殺身之禍的政治和生命風險折算成成本計入米價。社員家的米每斤賣一角五分，舒塘街資江邊停靠的烏篷船裡藏著的「黑市米」每斤要賣三角六分。
母親有時候會懷裡抱著小樂怡，背上背著小清波去爹爹教書的鴨婆嘴學校，在爹爹那裡住上兩三天，等到星期六下午和爹爹一起回莊子灣生產隊。
毛坨很喜愛兩個妹妹。
令母親倍感欣慰的是，大哥劉道任也很喜愛兩個妹妹，他每天散工回來，都要逗逗抱抱兩個妹妹。
看著孩子長得很快，就會感覺時光過得很快。在小清波、小樂怡的嬰幼兒時期，張目橋莊子灣不停地上演著新鮮的事。
小樂怡滿週歲的時候，張目橋大隊來了好幾個新社員。他們是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來的知識青年。他們大多住在本地社員家，也有的生產隊把牛欄或倉庫騰出來給知識青年提供單獨的住房。後來為了適應不斷有知識青年下鄉插隊的形勢，有的大隊專門給知識青年蓋平房建集體宿舍。
第一批有兩個知青分進了莊子灣生產隊。這些知青的穿著、談吐和生活習慣都讓社員們耳目一新。比如他們的口音不同，讓不少社員對「講話」有了新認識。不少社員都曾以為除了洋鬼子講洋話，中國大地講的都是一樣的話。知青們每天洗腳、刷牙，經常哼哼唱唱，有時還看書。有的知青帶來一身的本領，有的讓人羨慕，有的讓人敬畏。讓人羨慕的是他們會吹拉彈唱，能歌善舞。讓人敬畏的是有個知青對一個老齡社員說「你三天之內會得病」，結果那個老齡社員在擔驚受怕了兩天後就病倒在床了。
其實如果實打實地細究，這些知識青年其實大多並不算很有知識，至少與我母親及母親的表哥劉卓欽相比是這樣的。他們肚子裡的墨水跟藕塘生產隊我那位畢業於西南聯大、曾供職於南京國民政府的堂叔爺劉龍舫更是無法相比的。
有個叫文介喜的男知青跟我大哥劉道任一見如故，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我大哥雖然12歲就輟學了，但他念小學和初中時都是在城裡，人很聰明，見多識廣，不像其他社員那樣，看見知青就緊張害怕。
有一天，文介喜送給我家一張兩斤的洋油票。
洋油票可是金貴東西啊！農村洋油緊俏得很，晚上點燈就靠它。但因為供不應求，很多人家一到天黑就睡覺。而母親晚上需要煤油燈的照明，才能織毛衣、繡花、納鞋、縫補。
母親接過洋油票就去合作社換回了兩斤洋油。
母親拿了十顆雞蛋送到文介喜住的牛欄表示感謝。文介喜悄悄地說：「劉師母，那兩斤洋油票是我畫的，千萬別告訴別人啊！」
後來文介喜自己常炫耀，他畫的電影票可以在城裡看電影。
莊子灣生產隊的另一個知青是個大姑娘，叫孫姿雲。她後來嫁給了莊子灣社員劉潤初的大兒子劉恩佑。劉恩佑是個退伍軍人。孫姿雲和劉恩佑結婚後在大隊學校教書，後來他倆都進了荷塘公社的廠子。他倆生了一對如花似玉美如天仙的女兒，這一對天仙女兒後來成為莊子灣後一代男青年心目中的白天鵝。這是後話。
與莊子灣生產隊一溪之隔的曹家嘴也有一個女知青叫鄒淑純。後來，鄒淑純的父母也從縣城搬到了曹家嘴。鄒家與我家後來發生了密切的聯繫。這裡先不透露具體是什麼事兒，只透露一下：是件喜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