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為天。這是老百姓世世代代信奉的最樸素的真理。
康家山生產隊的幹部和社員們逐漸開始對隊裡的公共食堂表示不滿。讓他們不滿的主要有這麼幾點：
一是米飯的量在減少。他們越吃不飽就越來脾氣，越來脾氣就越消極怠工。
二是米的消耗量大，余米越來越少。每天清早管食堂的兩個幹部負責把全生產隊每天的定量米從倉庫裝入米筐，晚上再把余米鎖回倉庫。為了保險，出庫入筐的米都比定量米多幾升。但在人們的米飯量減少的同時，每天的余米卻越來越少。這裡邊的問題是「和尚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
三是用餐秩序混亂。散工早的人能吃到飯，散工晚的人飯不見了。還有原本是八兩米飯量的社員，取飯時蒸鍋裡只剩下四兩、三兩或二兩的飯缽了；
四是菜少、質差、味不合。菜沒洗乾淨，經常吃到沙子。菜量不夠，鹹淡不勻，有時沒煮熟，有時燒成焦煳。有的社員吃了沒熟的雪芋拉肚子。
五是米飯蒸不好。除了量在減少外，米常常沒淘乾淨，糠渣難看地鋪在米飯的表層。有時放少了水，有時放多了水。放多了水就是軟飯甚至稀飯，放少了水就成了硬飯鐵飯。有時同在一個蒸籠裡，有的飯熟了，有的飯夾生打牙。
六是幹部經常沒飯菜。幹部經常開會，有時要到大隊開會，經常過了吃飯時間才回到食堂。經常吃冷飯冷菜不說，還時常出現沒飯沒菜的現象。這就犯了大忌。社員不滿只能罵娘、提意見、摔農具怠工，幹部不滿就直接換人。
經大家公議，食堂兩個人，換掉一個，留下了何大嫂，把母親換到了食堂。
母親感覺任務崇高也艱巨。她欣然受命，即刻上任。
何大嫂非常高興並歡迎母親成為她的搭檔。
母親向何大嫂說：「我多向你學習，我們倆一定努力把食堂搞好！」
母親是個極愛乾淨的人。米淘乾淨，菜清選乾淨、洗乾淨，這既需要多花時間，也需要多挑水。菜裡鹽要勻，就需要多掄巨型鍋鏟。
母親和何大嫂在食堂裡工作很用心。
為了維護好用餐秩序，母親和何大嫂在飯和菜上各想了一個好主意。
在飯上想的主意是：她倆先清點各個米量的人數。八兩的放在一個蒸籠，七兩的放在一個蒸籠。蒸籠不夠，她倆就在同一個蒸籠裡劃分區域，用竹篾隔開。六兩的和三兩的合籠蒸，五兩的和二兩的合籠蒸。這樣是為了人們取飯時不容易拿錯。平時吃七兩的常故意取八兩的，就是因為七兩的和八兩的放得太近。
在菜上想的主意是：每一份菜，盡量均等。這樣就能避免人們挑來揀去，也能避免有人嫌菜少，偷偷把別人的菜倒進自己的菜缽裡。
除此之外，母親和何大嫂讓幹部、社員們先吃，一見人進來，母親和何大嫂就會幫他們取飯取菜。即使是在洗碗洗筷的時候，母親和何大嫂也會趕快過來幫忙揭蒸籠蓋。這樣，用餐秩序就好了。
在米裡放水是個細緻活。只要細緻就行，並不需要動腦筋。不分二兩八兩，一瓢水灑過去當然不行。灑水是不負責任的，一是放水不勻，二是水的衝擊力會把米從飯缽裡衝出，甚至可能把飯缽衝倒。
讓菜的味道好起來，這也不難。該切好的要切好，該煮熟的要煮熟，熟了要及時出鍋。分份時要注意菜的擺相。這樣就行了。
保證余米的事，對母親和何大嫂來說根本不是難事。踐行節約，細緻做事，條理清晰，就能做到。
對於幹部們的飯菜，母親和何大嫂只是多留心了一下：把沒取走的飯菜，放在蒸籠裡熱著。只要還有一份飯菜沒取走，食堂就得留人守著等著。
母親發現，幹部和社員們其實都不挑剔。她和何大嫂的齊心和用心，換來了大家真誠的肯定。
母親和何大嫂的幹勁兒更足了。食堂剛開張那陣，從各家各戶交上來的壇罐放在食堂庫房裡沒啟用。母親和何大嫂挑了二十幾個撲水壇[1]，洗乾淨，把黃瓜、大蒜、蕎頭、泮荷、洋姜、辣椒等分門別類地放進撲水壇裡封好。過十天半月後啟封，幹部和社員們就能吃上開胃的壇酸菜。
有一天，太子廟公社有幹部下來檢查生產隊的食堂。公社幹部聽說地主煮飯，立即提出質疑和反對。上面曾經嚴格規定過，對食堂師傅要嚴格把關，否則一鍋下毒全隊丟命。生產隊的幹部們解釋說：鍾祝華不是地主分子，是地主子弟，學生出身，她的地主爹爹、地主翁娘和地主公公婆婆都不在了。我們經過長期的考驗認為她是可靠的，事實也證明她在食堂幹得好，我們以黨性擔保她不會有問題！
公社幹部點點頭，提了幾句警告和要求就離開了。
母親在食堂工作，她的米飯標準仍是四兩，並沒有提高，她還是只能半飽。
母親說，不是自己盛飯，也是在蒸籠裡取。是四兩就是四兩，別人取剩了我和何大嫂才吃。再說，貧下中農無數雙眼睛盯著，地主子弟如果敢多吃多佔，發現了會不得了！她寧願挨餓也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起大家的信任。
臘月三十晚，即除夕夜。晚飯後，徵得生產隊領導同意，母親和何大嫂申請了一部分余油，她們用磨出的糯米粉熬成糯米糊，用糯米糊包著韭菜、白菜、蘿蔔、藕片等放在油鍋裡炸。炸出來的糯米糊包菜香噴噴的。生產隊領導通知各家各戶取回家，開開心心過大年。
開春後，正當母親與何大嫂在食堂裡愉快合作，忙得不亦樂乎之際，大隊接到太子廟公社的一個任務：趕地主家庭「出屋」。
「出屋」就是讓地主家庭從自家的地主大宅裡搬出去。土改期間，地主的宅子被分配給貧下中農，但原來的地主主人只是大大壓縮了房間數量，並沒有離開大宅。這次「出屋」，就是叫他們搬離自家大宅，叫他們與自家大宅「斷呼吸」。至於搬到哪裡，上面並無明文規定。
曾章甫和母親帶著毛坨被通知搬往曾家後面、離曾宅約半里路遠的另一處曾姓地主大宅。新的地主大宅是曾章甫的堂叔曾憲鼎、曾乘之兄弟的大宅。
曾憲鼎與曾慶雲、曾慶德同時被槍斃後，他媳婦兒帶著兩個兒子嫁到了鄰村缸兒口村，又生下一女一兒。新丈夫是缸兒口村的矮個子民兵，叫李富堂，常背著一支槍在村裡各處巡邏，也順帶著他家的獵狗咬腳魚。腳魚學名叫鱉，還有一個別號叫王八。
那時候野腳魚在溪裡塘裡很常見，它們經常爬上岸，有時還爬上樹。這東西能吃，但農民們大多不愛吃，一是因為它難宰，二是因為它凶狠，它咬住手指是不鬆口的。李富堂願意弄著它吃，幾乎每次巡邏，李富堂的獵狗都能咬到幾隻。
關於獵狗咬腳魚的事還有個插曲：康家山村入社那陣子，相鄰的缸兒口村也在入社。既然漁具要入社，耕牛要入社，有人提出獵狗也要入社，抓到的腳魚也要入社。李富堂一聽急了：他家的獵狗不是鸕茲，不是鑽到水裡抓腳魚，它是在草叢裡、石灘上咬獵物。他家咬腳魚的狗要是入社，其他人家咬野兔的狗、看門的狗也得入社。後來大多社員一致認為狗不入社，狗咬到的獵物，無論野兔還是腳魚統統都不入社。
幾年後，李富堂病死了，他的媳婦兒沒有再嫁，獨自一人把四個兒女拉扯大。這是後話。
在曾乘之自殺、媳婦兒改嫁後，村裡及時將他們的大宅分配給貧下中農們，並沒有空餘的房間。村裡便把母親一家安排在這個新生產隊的何黑巖家。
由於「出屋」的地主只有幾家，且同屬康家山大隊，所以大隊沒有另找老人家帶孩子，毛坨還是由何大媽帶。
村辦小學的青壯年教師被拉去煉鋼和耕作了，學校裡缺教師、缺教室、缺桌椅，肚子問題都沒解決，讀書就成了奢望。毛坨快七歲了，還沒打算上學。何大媽偶爾會教他唱唱地花鼓[2]，唱唱占喜歌[3]。母親和曾章甫得空會教他背背詩，學認字和算術。
何黑巖姓何，是這個新生產隊的隊長，貧農成分，二十歲出頭，比母親和曾章甫小幾歲。
何黑巖在康家山是個有名的冷面人，不愛說話，看人常陰著眼黑著臉，對地主更是時刻保持著警惕和敵意。何黑巖的媳婦兒也是貧農，他們有一個女兒，年紀跟毛坨差不多。何黑巖的父母兄弟住另外的屋。
何黑巖有個弟弟，正在讀高中。
母親很羨慕這個高中生。母親曾跟他說：「你成分好，讀到了高中，努力學下去，一定會有很好的出息。」
何黑巖的三口之家原本只有一間房。母親一家搬入，就壓縮了他家近一半的空間。他家選擇住前半間，於是把床、櫃等傢俱挪到朝陽位置。曾章甫和母親就搬到後半間。何黑巖雖然迫於大隊安排，並且作為生產隊隊長必須帶頭克服困難，但畢竟給他家帶來了麻煩。母親和曾章甫有些愧疚。
兩對夫妻兩張床在同一間房內，倒也不感到尷尬。那個時候只有吃飽肚皮是大事。
何黑巖跟母親的好朋友何大嫂是本家，他的伯母就是村裡安排帶毛坨的那位何大媽。雖然何黑巖總是黑著臉，但曾章甫和母親還是常和他家人搭話。
雖然換了生產隊，但新隊上的人母親和曾章甫都認得。曾章甫到了新生產隊的任務還是砍柴。由於原生產隊幹部的推薦，母親到新生產隊仍是在食堂工作。
那時候公共食堂已經遭到了很多的質疑。當然母親和康家山人無從知道，那時反對搞食堂的意見已經傳到了高級領導的耳裡。有關資料顯示，1952年5月，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在常德慈利縣調查瞭解農村公共食堂情況後，認為公共食堂弊多利少，應該解散。當然，周小舟書記的這個認識並未落實為全省的行動。
母親和曾章甫很快適應了新的環境。地主「出屋」不「出屋」，並沒什麼實質性的變化。但毛坨不喜歡這個半間房的新家，出入還得經過何黑巖前半間房的地盤。毛坨第一次見到何黑巖就嚇得往爹爹背後躲。
何黑巖當隊長的這個生產隊早就想換食堂師傅了，大概這裡的幹部和社員也有種種的不滿。母親和曾章甫剛加入，這生產隊就撤換掉原來的一男一女兩個師傅，給他們安排了新的任務。食堂原來兩個人的工作量交由母親一個人負責。
何黑巖安排食堂任務時對母親說：「生產隊有36個老弱病殘的人在棉田里吃飯。你負責給他們送飯菜。」
母親委婉地提出，對隊幹部和社員們的信任她從內心感激，她一定會竭盡全力做好。但她幹過食堂，知道食堂有多大的工作量，今後還要往外送飯菜，唯恐獨自承擔有什麼閃失，誤了大家吃飯，辜負大家的信任，所以希望隊裡給她找一個幫手。
聽母親這麼說，隊幹部們你看著我，我看著你。因為撤換掉食堂原來的兩個師傅，是隊幹部們集體研究決定的。隊幹部們不好擅自表態，他們也不知道食堂的工作量究竟有多大，只是對原來的兩個師傅滿肚子怨氣。何黑巖皺著眉頭說：「竭盡全力，你就服從安排！」
母親不好再說別的，只說那就努力做好。
母親的用心付出，讓這裡的幹部和社員們吃到了乾淨、量大、可口的飯菜。
在外吃飯的那些人告訴母親，以前送來的飯常夾生，總是涼的，鹹菜湯經常在來的路上潑灑掉多半。現在能吃上噴香的熱飯熱菜，多虧地主「出屋」把母親出到這裡來。
母親感到太累了，實在忙不過來。
這個生產隊不僅比原生產隊的人口多，還多了往棉田里送36份飯菜的任務。挖菜、摘菜、洗菜、切菜、淘米、放水、蒸飯、炒菜、分菜、發飯髮菜、送飯收碗、洗碗洗筷……都靠母親一個人。母親通常是前一天晚上就把第二天的菜樣準備好，製作壇酸菜也是忙了幾個夜晚才完成的。
母親照樣吃不飽，但母親寧願餓死也不偷吃，天天從早忙到深夜。
母親跟隊長何黑巖反映過情況，何黑巖固執地不同意往食堂加人，還叫母親不要再提這件事。
曾章甫很心疼母親，還是經常強硬地跟母親換飯缽。兩人經常彼此強硬，都想把飯讓給對方吃。
曾章甫長期沒吃飽，身上開始水腫，皮膚漸漸顯露出屍體般的蒼白色。母親哪裡能接受曾章甫再跟她換飯缽呢？
後來，曾章甫悄悄跟母親商量，如果生產隊還是不增加人手，就叫母親申請換個任務，哪怕是去打禾。
農閒季節的一個雨天，隊裡不出工，組織開會。開會的內容很多，比如總結生產隊的勞動情況、點評社員的勞動表現、評改工分等。
母親在會上提出她一個人負責食堂實在忙不過來，說這是實際情況，請隊裡考慮增加人手。
何黑巖說：「你一個地主怎麼還挑三揀四？說過不行就是不行！」
會上還有生產隊的其他幾個幹部。文書叫曾林保，是個富農。因為成分不好，說話從不敢大聲。事務室員叫曾國勳，貧農成分，三十多歲，在家排行老三，腳跛，未娶妻，因此顯得比一般人邋遢。他總穿著一件舊棉襖，棉襖的扣子掉光了，只好用一根紅色的膠皮電線攔腰捆著。曾國勳的父親解放前長期在曾浩之家搞內務，曾國勳的弟弟曾國治是曾浩之家的伙夫。曾國勳父子幾人對曾章甫和母親都心存感恩。隊長何黑巖已表了態，曾林保和曾國勳不便於表態，只好這麼說：「鍾祝華反映的情況確實是事實，隊上會認真考慮。但現在隊裡人手緊張，一下子要加人到食堂確實有困難。鍾祝華你幹得很好，大家對你的評價都很高。要不你先繼續一個人幹著，如果實在找不到人，往後大家可以研究調整你的工分。」
[1] 撲水壇是漢壽方言，即做泡菜的罈罈罐罐。
[2] 地花鼓是湖南地方劇種之一，既可登大雅之堂，又可在村野演唱。
[3] 占喜歌是湖南農村地區流行的一種民謠。遇別人家喜慶時上門演唱，一般以乞討喜錢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