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三面紅旗」席捲全國。小小的康家山村再一次狂熱起來。
和暢的惠風滿足不了政治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猛烈的「共產風」。
高級農業合作社滿足不了前行的速度，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公社。
這一年，注定是中國歷史上和中國共產黨黨史上特殊的一年。這一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這艘快速行進中的巨輪偏離了正確的方向，並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這一年中國社會最大的特點：狂熱。狂熱必然導致「高燒」。
常德地區範圍內一場反右派鬥爭4月發起5月勝利結束。常德地區的政治幹部對右派分子劃定的安排程序和數量規定荒唐幼稚，遠遠不如康家山的農民兄弟建立初級社時計產、折價、等價那麼嚴密科學。據史料記載，全地區共劃出右派分子4164名，其中共產黨員307人，共青團員992人。對這些人的處罰，或送勞動教養，或撤職監督勞動，或安排待遇較低的工作。安排待遇較低的工作，不是從城市調到農村，不是從待遇好的單位調到待遇差的單位，而是古文教授上山割草、婦科主任放牛、作家在養豬場挑豬糞。
康家山沒有分配到右派指標。康家山的貧下中農感到很失落，他們不知道，康家山村裡沒有一個人夠打成右派的「檔次」。
右派雖然沒反成，但令康家山亢奮的事情接連不斷。
反右派鬥爭剛結束，縣裡就加大力度宣傳「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母親當然不知道，常德地委選取她的娘家桃江縣修山麻竹垸作為全區總路線宣傳試點，並在點上召開全區宣傳總路線現場大會。接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宣傳到處可聞，到處可見。
緊接著，太子廟由鄉改稱為「公社」，康家山由村改稱為「大隊」。大隊下設的若干村民小組變成生產隊。
生產隊成了社員的大家庭。一個生產隊辦一個公共食堂。只有曾宅的房子能建大灶架大鍋，於是生產隊把曾宅原來養豬養馬後來變為公家雜屋的房間改成了公共食堂。
每家每戶的稻穀、紅薯、棉花統統歸了生產隊，鍋碗瓢盆也都歸了生產隊，更不用說耕牛、豬、雞、鴨、鵝了。
「再也不用在自家做飯做菜啦！餓了只管往食堂裡拱，雞啊魚啊肉啊撐死你們！」生產隊領導們笑呵呵地告訴社員。
聽說常德全區很多地方一個生產隊或一個大隊辦一個社員集中居住的居民點。但康家山絕大部分社員認為「金窩銀窩不如自己屋裡狗窩」。這樣，康家山大隊的社員們除了睡覺還在各家外，大家吃飯、出工都在一起了。
怎樣避免平均主義？這個問題人民公社早就想到了。
人民公社規定，生產隊應該逐步制定各種勞動定額，實行定額管理。凡是有定額的工作，都必須按定額記分。但考慮到實際，人民公社提出，對於某些無法制定定額的工作，可以採用評工分的辦法。實際上，評工分比定額管理更得人心，也更好實施。很多地方都採用評工分的方式。康家山大隊每個社員都有一本工分手冊，每個人的勞動工分都要按時記入自己的工分手冊。每個社員的工分是由生產隊的幹部們開會決定的。
與全國各地農村一樣，康家山的青壯年的工分一般都是十分。母親的工分和大部分婦女一樣都是五分。曾章甫在年齡上雖然屬於青壯年，但他自從1951年被關押釋放出來後一直沒能康復，加之他不能下田只負責砍柴，生產隊給他的工分也是五分。也就是說，曾章甫加母親兩個人的勞動工分才等於一個青壯年的。
生產隊對照顧孩子的問題做了細緻的安排。把孩子交給老人家帶，給老人家記工分，從三分到五分不等。帶週歲以下的嬰兒記五分工。毛坨交給何大媽帶。
毛坨很快接受並喜歡上善良慈祥的何大媽。他有時候留在何大媽家，跟著何大媽睡。
定了工分接著定飯量。社員用餐統一在生產隊食堂。生產隊定出每個人每餐的用飯標準。最高的每餐是半斤即八兩米[1]。依次下來有七兩、六兩、五兩……最少的二兩。生產隊給曾章甫定的是七兩，給母親定的是四兩。
食堂剛開張的時候餐餐像過年，除了飯量少一點兒。各家各戶交上來的牲口，除了耕牛外，都宰了吃掉。吃完豬肉吃雞肉，吃完雞肉吃鴨肉，吃完鴨肉吃鵝肉。
「人民公社好不好？公共食堂好不好？」隊長問哄搶著吃肉的社員。
「好！」社員們滿嘴油膩地高聲回答。
可是好景不長，牲口很快就吃光了，倉裡的谷也日益見底了。
「得趕緊找縣裡和公社救濟！」隊幹部們商量。
公社傳回話來：上面沒能力救濟，各生產隊自己想辦法！
因為油不夠，菜又少，並且基本沒有葷菜，常年是素菜，所以一餐四兩米母親根本吃不飽，吃不飽就得餓著。
康家山大隊的集體勞動中，女人的勞動類型與男人基本無異。
棉田留給老弱病殘的人負責，年富力強的人統統分配在稻田里。
母親經常和男人一起打禾。
那時候沒有收割機，要靠人工。先割禾，再送禾，再打禾，再甩禾。相比之下，割禾輕鬆一點兒，所以以女社員為主。
割禾時人要半蹲下去，屁股朝天翹，左手抓緊禾兜，鐮刀口朝內用力的同時要注意稍下以免割到手。稻禾割下來後要碼成小堆放在兩邊，中間給禾桶留出空地。禾兜要朝禾桶擺放。
送禾一般是孩子們幹的事，就是把已割下碼成小堆的稻禾送到打禾人手中。送禾的關鍵有兩點：一是雙手的手掌盡量張開，兩手掌合圍抱穩稻禾的腰部。兩手掌的合圍點不能接近稻穗，否則會把稻穀搓落形成浪費，也不能接近禾兜，否則打禾不方便接手；二是速度要快。只能讓送禾人等打禾人，不能讓打禾人等送禾人。常有打禾人大聲罵送禾人慢得像頭死豬。如果人手不夠，送禾的環節就省去，由打禾人自己彎腰抓禾兜。彎腰抓禾兜的時候一隻腳還必須不停地踩踏板，否則打禾輪轉動的速度就會降下來。如果重新加速就浪費時間了。打禾的人彎腰抓禾兜必須順手，這就是割禾的人要把禾兜朝禾桶擺放的原因。
打禾最耗體力。一隻腳站穩，另一隻腳不停地用力踩禾桶上的踏板，讓踏板帶動打禾輪快速轉動。兩手掌緊緊掐緊禾兜把稻穗往快速轉動的打禾輪上送。稻穗上飽滿的谷粒就被打禾輪打脫下來，隨著打禾輪飛進禾桶裡。
男人天生是打禾能手，一般女社員真的打不好，所以生產隊的社員們由衷地讚歎我的母親鍾祝華是個打禾高手。
打禾除了要用力踩踏板外，還有若干個關鍵點：一是把稻穗送到快速轉動的打禾輪上的尺度要控制好。如果怕打斷手指，稻穗伸進不夠，就只能讓稻穗的上頭脫谷，形成浪費。如果讓稻穗伸進去太多，手指就會被打禾輪毫不留情地打斷。收稻季節裡，被打禾輪打斷手指的事不少見。被打斷的手指會像發瘋的小青蛙一樣在稻桶裡痛苦地亂彈亂跳。二是手掌在掐緊禾兜的同時，還要通過手指的運動使禾兜裡外換位，使外圍已脫谷的稻穗換到內部，讓內部未脫谷的稻穗換到外圍。三是時間要把握好，打禾速度要快，不能一側的人打完了，另一側的人還沒打完。一般女人能把握好第一個關鍵點就不錯了。能完成前兩個關鍵點的女人就算是女強人。在女強人的基礎上還能把握好第三個關鍵點的女人，真的是鳳毛麟角了。母親做到了。也因為母親做得到，所以母親是女社員裡最辛苦的。
甩禾一般都是由打禾人完成的。打完一手，稻穗上的谷脫盡，稻草的上部就變小了。打禾人左手一把握住稻草的上部，右手抓住一縷稻草快速地纏兩下再快速地一扎，稻草就已捆綁好。打禾人再瀟灑地把綁好的稻草往半空中一拋，稻草便腳在下頭在上穩穩地叉開上百條腿立在田里了。
打禾人如果不會甩禾是會被人嘲笑甚至挨罵的，因為那樣還得安排人專門捆綁稻草，既浪費時間又浪費人力。
把一丈左右的禾打完後，為了送禾方便，禾桶就要往前移，移到割倒的禾邊。因為割禾的人一般是女人，且割禾也不能耽誤，而送禾的人一般是孩子，所以拉移禾桶的事也是由打禾人完成的。兩個打禾人同時從踏板上下來，快步走到禾桶兩側，緊握住禾桶兩側的把柄，一聲大喝「起」，兩人便同時用力將禾桶的前部抬出泥面，再一聲大喝「走」，兩人便同時用力將禾桶往前拉，一邊拉一邊快跑。快跑的目的，一是為了借助慣性，二是為了節省時間以免打禾輪完全停下來。大塊頭的禾桶本身就很重，在打禾的過程中，它的重量是隨著打脫稻穀的多少而逐漸增加的。拉移木桶是「大力士」干的活。母親冬修打夯時練出來的臂力，在打禾中顯現了威力。
請不要忘記，母親每餐定量只有四兩米，因為她的工分只有五分。
母親是在半飢餓狀態下打禾的。打完半天禾，母親的狀態就更糟糕了。
肚中的四兩米飯早已消化殆盡，離下一頓飯還有長長的一段時間，母親餓著肚子打禾，拖木桶的時候，只感到兩眼冒花、天旋地轉，吃力而機械地蠕動著兩條打戰的腿。但她一次次告訴自己，如果實在要摔倒了，就先坐地上然後再倒下，甚至寧願後腦勺倒地，也絕不能朝前摔倒在打禾輪上，否則，打禾輪就會把腦袋打成稀巴爛。
曾章甫深切地愛著母親，疼著母親。他沒有別的能力可以照顧母親，但他常常在生產隊的食堂裡，在母親面前強硬地用自己的七兩米飯跟母親的四兩米飯換。
曾章甫也經常挨餓。回憶起曾章甫強硬地搶過母親的四兩米飯缽，把自己的七兩米飯缽強塞到母親手裡時，母親的雙眼噙滿淚水。
曾章甫的任務是砍柴。他總是那個樵夫「行頭」，每天老老實實地上山砍柴，挑回生產隊，再上山，再挑回。一天往返的次數，因天氣和山林遠近不同。
有一天晚上散工後，曾章甫沒有回到食堂吃飯，也沒有回家。
生產隊的人在其他樵夫的帶領下，在一座山裡尋到受了傷的曾章甫。
事情是這樣的：
那天下午在山上，他像往常一樣，用一條腿的膝蓋頂住一大捆柴，然後再用一根枯籐捆綁柴時，籐突然斷了，一根韌性極強的彎曲的樹枝猛地彈起，重重地彈在曾章甫的胸口上。當時他是單兵作戰，旁邊沒有人救他，他倒在柴堆旁掙扎了兩下但爬不起來，不一會兒就昏死過去了。
母親心疼得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直往下掉。曾章甫回家後，躺了一會兒便緩過氣來，能說話、喝水了。母親見曾章甫緩過來了，就去食堂想把曾章甫的七兩米飯端回來。母親準備燒些開水，把飯菜泡熱了餵給曾章甫吃。但食堂裡已沒有他的飯了。他的飯被其他社員趁亂吃掉了。在食堂裡做飯菜的貧農何大嫂從食堂拿了一顆雞蛋送給母親，叫母親煮了給曾章甫吃。
雞蛋一般是用來接待大幹部的。吃一顆雞蛋，在當時是大幹部的待遇。母親和曾章甫很感激何大嫂。
何大嫂是負責帶毛坨的那位何大媽的兒媳婦，比母親大兩歲。何大嫂平時很樂意幫助母親。這位貧農家的婦女對母親充滿同情，也充滿肯定與敬重。
康家山的田埂上、牆壁上、宣傳板上到處可見這樣的標語口號：
「一天等於二十年！」
「苦幹三年，造福萬代！」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敢想！敢說！敢幹！」
「超英趕美！」
「批判下游！火燒中游！力爭上游！」
……
康家山大隊所有人的血管裡都激盪著發燒的血。
但不久，社員們血管裡血的溫度迅速回落。
導致社員們熱情迅速下降的根源是「共產風」。「共產風」的弊病就是之前其實早已想到過的平均主義。但在具體操作中，人民公社不承認，也不允許生產隊之間的貧富差異。
在發揚共產主義精神的大原則下，原來各高級農業合作社之間的貧富被拉平，社員與社員之間的收入差別被消除，窮生產隊共了富生產隊的產，窮社員共了富社員的產。不僅如此，各個公社競相大辦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教育、大辦水利、大辦共產主義新村等，各種「大辦」所需的人、財、物隨時隨地平調，也就是無償調撥，甚至從社員手裡強征。
地主富農心裡有想法嘴裡不敢說，貧下中農卻敢於表達不滿：「平調社員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地主資本家還要花點本錢，只是不等價，『共產風』搞平調一個子兒都不給！」
思想上洩了氣，行動上就沒了勁頭。干多干少一個樣，干與不干一個樣，誰願意那麼傻呢？
於是，那年的秋季稻的稻穗不再飽滿，棉桃也不再纍纍。社員出工不用心，再優良的「紅腳早」種子也換不回沉甸甸的稻穀，再熾烈的太陽也曬不出小山一樣的棉花。
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事情：大煉鋼鐵。
康家山響著振聾發聵的口號：
「以鋼為綱！」
「鋼鐵是工業的基礎！是工業的綱，是工業的元帥！」
「各行各業停車讓路，讓鋼鐵元帥升帳！」
「全力保證實現鋼產量翻一番！」
生產隊的幹部在會上說：「煉好鋼鐵就能造更多的坦克和大炮，轟趴狗日的美帝國主義，轟爛蔣介石的溜屎光光頭！」
於是，男女老幼一齊上，一座座小洋爐、土高爐拔地而起，鐵的鍋碗瓢盆全拿去煉鋼。代四翁媽、何大媽、曾老婆婆、慧堂姨媳婦兒全都成了煉鋼師傅。太子廟跟全國其他地方的公社一樣煉出一堆堆基本無用的「燒結鐵」。
不過這還是不錯的，畢竟煉出了「燒結鐵」。毛家灘那邊有個生產隊不得法，把砸得稀爛的鐵鍋鐵盆放在一口巨型大鍋中像煲湯似的用水煮，巨鍋裡的水快燒干時就趕緊倒幾桶河水下去，這樣煮了個把月還不見鋼鐵出來，爛鐵在開水裡仍是硬邦邦的原樣子，那生產隊的幹部被縣裡下來檢查的幹部臭罵了好一頓。
為煉鐵而燒製的木柴、木炭及搭建的臨時工棚，幾天之內讓太子廟的青山成了禿頂。曾家七人六墓守護的茶籽樹也全部燃燒在煉鋼爐中。
農業為鋼鐵元帥讓路，田里土裡的勞力大部分去當了「鋼鐵工人」，原來就減產的稻穀沒有細收細打，已經不再飽滿的谷粒被糟蹋在田里，成了麻雀、田鼠、黃鼠狼們過冬的口糧。
生產隊的口糧少了，社員們的八兩米變成了五兩米，二兩米變成了稀飯。
但往上報的畝產量卻只增不減，騙得公社幹部說啥也不信，騙得《人民日報》樂開了花。
有人用詩這樣描述這一年的中國農村：
貧困開始蔓延先從山區開始然後蔓延到中國的平原河流瘦若羊腸緩慢地蠕動中國的胃 在飢餓中開始大面積地潰瘍……不是天災太陽照常升起星月照常隱現大煉鋼鐵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中國的額發著比爐火更高的高燒燒壞了大腦燒壞了每一根正常思維的神經……
[1] 當時一斤為十六兩，所以半斤是八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