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辛欣
我在找爸。幾小時前，他還呼吸著，他就這麼走了。
他的身體從另一個電梯運到太平間去了，我回到家，打開小書房他的電腦，似乎撫摸遺留的物品，我翻看他寫的文字。他留下最後的揭秘嗎？
爸是作家，寫傳記小說散文，置換美國說法，他還是一個ghost writer，鬼魂作家。人家為總統為明星代寫，爸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元帥老兵當筆。爸是《星火燎原》的骨幹編輯，在那套毛澤東唯一題名書的多卷軍史中，不少文章有著爸的筆影。爸生命最後時候，我跟爸討論中國當代歷史，跟他說，一個寫作者，一生可能寫很多，其實也許寫的是一部書，從前寫的都在為這一部做準備。爸爸凝聚精神地看著前面什麼地方。
從小我就監督爸的筆。寄宿幼兒園時週末回家睡沙發，朦朧看爸燈下寫作的影子，很替爸操作的鋼筆擔心。筆尖「刷刷」走紙面，鋼筆中間有叉的，像小耙子在耕地，爸太用力了，小耙子可別斷了啊。早上爬起來第一件事，是檢查爸半夜作業。一疊稿紙密集方框，一個方框裡蹲一個字，紙下面有些空框子，爸的活沒幹完！紙旁邊放著爸的鋼筆，怕墨水凝固了，套著套。我把筆旋開來，把筆把兒也轉開，擠鐵框壓裡面的小膠囊，於是藍墨水在我中指邊緣流淌一小片，我再在食指和大拇指頭上也塗上一點墨水，活像爸的手了。然後，我幫爸寫——照著上頭的字模樣，一個字一個字描在空著的方格裡。
「你幹什麼？！」爸驚問。
我得意洋洋地答，「幫！……你！……幹活……」
筆，自然給抽走了，稿紙也被拿走，放到高高櫃子頂上去了。
「筆！筆！筆！我也要寫作！」
「以後不要寫作，」爸輕聲地說，「這是苦活兒。」
不過，爸跟我說，可以自己做筆的。說他最早的「鋼筆」是他自個兒用子彈殼做的，他還跟房東大娘要塊小布條，縫個小筆套，用根小繩把筆掛在脖子上，行軍時候不會丟。哦！於是，我剪毛線手套的一手指，掛在胸前，走起來，手指飄蕩，越來越短，因為毛線一圈圈地脫開。
寫作，豈止是苦活兒，要人命，毀人仕途，毀人家，爸不少老戰友寫著被迫著離開「革命隊伍」。而我居然也寫作的時候，和爸沒有什麼可討論的。
「假如」，爸爸會忍不住地對我的構思插嘴。
「不許說！不許說！不聽不聽！」
在家中過道上，我繞著他快快地逃。
不能忍受爸的建議，不能忍受構思空間被搶佔，不能忍受寫作者支配另一個寫作者的筆，那些字，那些字形成的結構，都要自己想出來的。一個字也不能被指揮！
和爸更多的是戰爭。爆發時間和地點，是大學唸書回家時候的飯桌。能吃上好飯好菜的時刻，剛拿起筷子，爭戰爆發，於是，放下筷子，提上書包回學院。
不同筆法，不同思路，爸，軍隊御筆，紅色。我的筆，黑灰藍。
「你的文體，」一次狹路相逢，爸突然說，「屬於翻譯體。」我看看他，難道世上只有一種中文體？不過，我有新戰略，我以沉默對抗。但爸爸繼續進攻，「其實，你的文筆也很有力。」（居然誇我？）「寫小說是不是『說小』了？你還不如寫歷史。」
歷史？我心說，煩的就是「歷史」！
我反骨看爸（們）寫的所有歷史及文體。
但是，只要有機會，爸爸會繼續跟我說。而我和他的機會，是一個主題，一個地方，是爸的老家。坐在空飯桌旁，聽爸講舊日細節，我注意他的敘述，白描的口述，有著運筆的長期訓練。我的作品，唯一讓爸「感動的」是《回老家》。他說了句「寫得好」，眼中泛淚。我趕緊走開了，不想直面流淚的爸，怕自己不好意思，覺得稍微偷了爸，爸把句子和積存讓給我了。
爸換了筆。七十歲時候換電腦。他過去學的是老拼音，樹杈似的那種，山東人他發音不準，拼音輸入一定夠嗆吧。不知道他新筆怎麼個用法，但是，我深知，爸是一支作家筆，他有長期「獨家採訪」，有他的近距離接觸，有他的戰爭前線。當埋藏的記憶喚醒，自有他的揭秘。我相信。十分相信。我給爸找外國作家寫的戰爭，美國的，英國的，一戰的，二戰的，從國外提回來。以及戰爭碟片。「爸，這麼多老戰友落馬了，去世了，癡呆了，就剩你了，寫出你的當代中國大歷史吧。」
爸眼中明亮，甚至燃燒，我倆說一些片段，討論實質，從哪裡開始，在哪些環節重點下功夫，網上揭秘看似驚人之語，可能有眼球效果，可能並不在要點，當代「中國革命史」，從什麼時候開始寫？什麼角度？哪些人？哪些事件？
護士剛來給爸打過針，爸謝了護士，順腳坐在客廳和飯廳之間角落一張小凳子上。他的身體沒有靠牆壁，微微地向前傾斜，凝視著前方，在常人看來，他的前方是空茫的牆壁。
只有我和爸。換個時代，這類討論屬於「反動」，而在這個經濟飛昇歷史空茫的時代角落的策劃，可能會成一部巨著？我和爸會突然地直切他的書。
只有一次，爸爸無力地歎息，「寫，可我在生病啊……」
「等好一點……不寫的歷史和人都是不存在的！」
我真的督促病中的爸寫嗎？
但是，我深知，創作激情能支撐生命燃燒。
「真的，」爸小聲說，「一天輸液這麼多個小時，躺不住也坐不住的時候，我專心想小時候的故事……」爸微笑著，進入幻想，一定是帶文字修飾的玄想小時候，是文字工匠精神自我療慰的獨特的專利方式。
而爸一定對這個落魄的文字女兒還有著某種期待。爸偷看過我寫了多年的長篇稿。雖然一個字沒有說。爸進醫院，爸回家，我飛回來，守著爸，關著門，繼續改長篇。
爸敲門。我打開門，爸送水果給我，但是他沒走，反而坐了下來，似乎有話要說。我看他。爸提起幾年前我在《收穫》發表的一段文字，描述我在美國刷洗廁所，打工養活文字。
「還能寫下去吧？」爸問。
是微笑地，遲遲地，寧靜地問。
「爸！我再也沒有編輯了！沒編輯能理解我要寫的了！我！走到頭了……」這麼多年唯一跟爸流露沮喪的一次。
爸在生病。我頓住了。
「就是不能做編輯，老朋友還是老朋友，不要把自己全關起來。」爸溫和地說。
我不說話。
爸不走，果然他有話要說。
他說，遺囑寫好了，把這房子裡一小片空間留給我，「以後你回來還有地方住並寫下去……」
我不說話。爸一直體貼落魄文字老友，反胡風，反右派，「文革」，一次次打下去的老友，悄悄去看望，送點東西，錢，還有送葬。我不說話。這個時刻，我看爸，不是爸，是一個老文字匠體貼一個文字匠。
爸病了兩年，我不敢到世界別的地方旅行，在美國半夜一聽電話鈴立刻驚跳。當又一次接到爸病危，又一次飛機往回趕的時候，在天空中被鋼鐵大鳥運輸著，全不知爸在不在，不知爸最後時刻想什麼，身邊坐著位年輕的神父，我無須形象提示思緒。
在被運送向同一目的地的生靈之中獨自默想，爸的靈魂在歸於安詳嗎？我的爸，傾聽過那麼多秘密，參與過那麼多搏鬥，血，紅，黑與灰燼，眼見過那麼多生死，在自我生命的最後時刻，能向誰訴說一下內心世界？躺在那個軍隊最高等病房的嚴密的籠中，共產黨員爸你，生命的最後時刻你想什麼？
我在爸爸留下的電腦中尋找，代替找解密的歷史，我凝視著這篇文字：
留住童年的記憶
耄耋之年，當天的事當天忘，記憶裡的人和事，往往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然而，童年的事，總是歷歷在目。一棵樹，一間房，一位老師，一位同學，甚至連一隻小狗的模樣和叫聲，都記得真真切切……
兩棵石榴樹
記不得誰說的，他家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是棗樹。有人說，是在說「廢話」，你說有兩棵棗樹不就完了；有人講那叫文學用語，是藝術哩。我喜歡那「廢話」。因為我記憶中老家院裡有兩棵樹，一棵是石榴樹，另一棵也是石榴樹。只不過兩棵石榴樹不一樣，一棵結甜石榴，另一棵是結酸酸的石榴。
常聽母親講，這樹、這院家的主人，原來姓楊，石榴樹是楊家人把院子賣給我們家時留下的。原來不只是兩棵樹。母親說，賣宅院的契約上，原來明明白白寫的是：宅中三棵樹，兩棵石榴樹，一棵元棗樹，等我們家進住後不幾天，那元棗樹死了。兩棵石榴樹，蔫蔫巴巴一陣子後，也半死不活了，最後卻沒有死，活起來了。那棵枯死的元棗樹，和死而復生的兩棵石榴樹，都是受害者。有人說是賣宅的楊家女人離開家頭一天晚上，燒了一鍋開水，給潑到了三棵樹根上，最後咬牙切齒又流淚離開了她捨不得的宅子。其實，楊家和張家無仇恨，那女人恨的是窮命。娘說，石榴樹是神女變的，不怕雷轟雨打。石榴樹根八尺三，能活千兒八百年。
我生來命不濟，從娘肚裡落地十八天就逃難。西托村原來不是我們的老家，老家離這裡有二十來里路，叫西倉村。那裡才是我的出生地方。
「……那年頭，兵荒馬亂，天災人禍……」母親話一開口講往事，淚水就要流下來。她說：我爺爺輩是佃戶，佃戶就是一畝地沒有的莊稼人，一年四季給地主老財種地。我爹娶娘過來的第二年，是個大旱年，顆粒不收，交不上地租，娘生下我第十八天，父母帶著我離開老家逃荒。娘說十八天的我，骨頭嫩嫩頭不會直，大人抱也不敢抱，怕把小嫩骨頭閃壞了。上路時，爹用肩膀擔著我和家當，一頭是包著臥在竹籃子裡的我，另一頭是個小鋪蓋卷。一頭沉一頭輕，沉的是行李，輕的是我。
一路上爹小步子慢走，挑著擔子，手上還提個鐵鍋，小心地慢悠悠蹭著，生怕摔倒會傷了孩子，打破了唯一的吃飯傢伙。娘跟隨在俺爹的身後，一個「坐月子」人，包著頭摀住臉，艱難地邁著兩隻小腳，懷裡還抱上兩個黑碗。那年份，窮人連只白瓷碗都沒有，只有原始人就有的一種黑碗。爹和娘走走停停，不時放下擔子，掀開竹籃子上蒙著的一條舊花布，看看我這個小生命，是活還是死。正是深秋，微風陣陣捲起黃沙。一條破布蓋著我的頭，蒙嚴怕給悶死了，把臉露著了又怕十八天的小眼受不了。可憐的父母，就這樣走了多半天，終於到了一個叫東托村的我的一個姥姥家。
我有兩個姥姥家。一個姓汪，在這個西托村；一個姓李，在東托村。汪家的姑娘嫁給我父親不久病死了，不知媒人是怎麼說合的，東托村的李家姑娘（也就是我娘），嫁給了我父親。父親人頗精明能幹，雖說只上過幾年的私塾，卻會寫信，會打算盤。那個歲月，鄉里人能寫會算，是人才呢。
父親得力有兩個老丈人家，我也慶幸有兩個姥姥家，李家的姥姥給了二畝地，作為母親的陪嫁；汪家姥姥也給了些錢糧。兩個姥姥家幫助我的爹娘，幾年後買下了楊家這個有兩棵石榴樹、兩間破茅草屋的院子。從此，我們有了自己的家，有了有兩棵石榴樹的家。在我剛明白事理的年紀，就愛著我們家的那兩棵石榴樹。我長它也長，好像親兄弟。
鄉間有句話「打了春的蘿蔔，立了秋的瓜，死了媳婦到丈人家」，那都是沒有味道的了。父親的第一個丈人家對他卻不薄，他也沒有因為前妻死了就不當親戚。我記事的時候，常走兩個姥姥家，也分不清哪家近，哪家遠。小小年紀，有好吃的就親近。汪家姥姥家有個小園子，一個三舅，一個四舅，他們家有棵核桃樹，我去了姥姥或舅舅、妗子，會給幾個核桃，砸不開捧著回家；李家姥姥老爺還有妗子、舅舅，也有個菜園子，靠著一條河，園子裡有棵葡萄樹，秋天葡萄熟了，我一去能吃大串的葡萄，回家還給帶上幾串。小心眼裡覺得，有兩個姥姥家真好！
別家的小孩子眼饞，我有核桃和葡萄吃。更讓小夥伴們嘴饞的，還是我們家的那兩棵石榴樹。每年春暖花開，我家的兩棵石榴樹，先是抽出紅嫩嫩油溜溜的新芽，婀娜多姿，入夏兩棵石榴樹爭相花開，紅艷似火，一個個倒掛著的小嘴裡，吐出來的花誰看誰喜歡。特別是女孩子，來到我們院子裡，常從地下揀個落下的石榴花，卡在耳朵上。有的女孩子揀不著花朵，膽大的，硬是生法子從樹上弄一朵石榴花下來。我母親從不打罵孩子，對別人家的孩子也是心肝寶貝地叫。見有的女孩子從樹上弄石榴花下來，心疼地咂咂嘴巴，說：「我的乖乖，到了秋天，那一個大石榴就沒有了！」
母親不識字，花繡得好，針線活也好，一輩子也沒有個名字，紅白事若由她出面，登記冊裡只寫「張李氏」。她卻和鄉間許多婦女一樣，會背些唐詩，像「春眠不覺曉」之類的五言絕句，我就是從母親那裡第一次學得的。母親常給我們講，石榴樹是女神變的，說石榴好吃，石榴花好看，石榴葉能當茶，石榴樹根能入藥，石榴皮能染布……每年八月石榴到了下樹季節，最先把甜石榴摘下來，送親戚兩個，送左鄰右舍兩個。扒開一個石榴，我兄弟們，每天一粒粒數著吃，一個石榴能吃好幾天。母親說，吃石榴不要吐掉籽，那籽能化食！
甜石榴吃光後，那酸石榴還留在樹上。日子長了，一個個裂開了縫，露出閃亮發紅的玉粒粒，母親說像紅寶石一樣喜人。其實寶石什麼樣，她絕沒有見過，也是聽人說罷了。因為那酸石榴太酸，吃一粒會讓小孩子擠眉弄眼叫娘，所以那棵酸石榴樹總是留滿枝頭上。我常見到有的女人來向我母親低聲細語，隨後摘走個酸石榴，還偷偷捂在衣服裡。為什麼女人們來求個酸石榴，母親沒有給說過。我長大後才知道：鄉下女人懷上了孩子，想吃酸的，沒有地方買酸果子，才悄悄跟我母親討要個酸石榴。吃了我家酸石榴的媳婦，喜得貴子後，會給我們家送兩個紅雞蛋來，母親說那是喜雞蛋。說不清我吃過人家送來的多少喜蛋呢。
從小我就愛家裡的石榴樹。常向小夥伴說我家有兩棵石榴樹，一棵結的是甜石榴，一棵結的是酸石榴。母親卻總不忘楊家那女人用燒開的水燙石榴樹和元棗樹的老故事。她常說：「幸虧石榴樹是女神變的，命大不會死！」酸甜石榴樹，在我幼小的心靈裡，都是女神變成的。
十七歲上，我離開了那原來不屬於我們的家，參加了八路軍。南征北戰的歲月，沒有機會回老家，新中國成立後也少回去。但只要回到老家，就是黑夜，也走到那兩棵酸甜石榴樹下，摸摸她的枝葉。七十多歲後一次回老家，只見院子荒蕪，一片綠蔭也沒有了。當年長石榴樹的地方，是枯萎的雜草。老家真的和我一樣也老了，老得找不出它的模樣，老得沒有個認識的童年夥伴。村裡人都紛紛遷移到外沿，蓋起了二層小樓房，村子西邊正修高速公路和京滬快速鐵路，棗莊市委市政府也要遷移到村東邊來了，當年的農村姓「市」了，當年的老屋都將被拆除。對新發生的一切，讓我欣慰，又有幾分留戀，我難忘這老家的兩棵石榴樹。在它原先生長的地方，用腳扒拉幾下雜草，想要從地下把心中的石榴樹扒出來。聽老人說過，石榴樹即便枝葉沒有了，根是不死的。還說根的年歲越老，發出枝葉來，結的石榴樹越好。也許這個說法不靈驗呢。我問侄兒：那兩棵樹是什麼年代死的？他這個快三十歲的人，說不清道不明瞭，向我說：「棗莊那邊，有個萬畝石榴樹園，花開時那才叫好看呢……」
我愛品嚐石榴，也愛宋代詩人楊萬里的詩句：
半含笑裡清冰齒，忽綻吟邊古錦囊，
露殼作房珠作骨，水晶為粒玉為漿。
老家老了，石榴樹沒有了。真希望母親說的那話是真：「石榴樹是女神變的。」有一天突然從地下鑽出個新苗，長成新的石榴樹。它這「女神」，會是歷史的見證呢！
我的「大學」
《大學》是四書五經中的一本。我這個沒有機遇讀大學的人，想說說念私塾的歲月。
我讀過近六年的私塾後，才得進入「洋學堂」。說來難忘，讀書不多，卻有過五位老師（私塾稱先生）調養。一位是缺了兩個指頭的鐵匠；一位是喝花酒的和尚；一位是個裝著一條假腿的瘸子；一位是愛唱聖母馬利亞的天主教徒；還有一位當了日偽軍的警察。
私塾沒有校長，「洋學堂」有過二位校長，卻都是大字不識的文盲。文盲能當校長，是因為他們是偽鄉長、偽村長。有錢，有權在手，自然就不會放過鄉村任何一個有名望的位置。在這群說來可笑的老師和校長訓導下，我讀了「人之初」和「四書·五經」，也是他們使一群鄉村小童，步入了知識的階梯。
我剛六歲那年，父親給母親說，送「小二」去唸書吧。母親說，穿著開襠褲的孩子，能上學？過兩年吧。父親說，把開襠褲縫上就不開襠哩。母親說，「小二」還不會扎褲帶呀。父親說，沒事，尿兩次褲子就學會了。父親沒進學堂念過書，自學成才，會記個賬，打打加減乘除的算盤。也許他懂得沒有文化的苦，說什麼也要我早上學堂唸書。
兄弟排行，我本屬老大。父母卻叫我是「小二」。原來我有過一個姐姐，什麼樣，什麼名，都沒有留下。只聽母親說，姐姐從小特乖巧，生得模樣很俊，細皮嫩肉，就是膽小，一到晚上不敢出屋，上茅房也得娘拉著手去。她死時八歲，我五歲。一天，我叫餓，母親讓姐姐帶我去門外看看，爹趕集回來沒有。我們都盼著爹回來給帶個燒餅、麻花什麼的。小小年紀嘴饞，一年能吃到兩次燒餅、麻花，那是最大的心願了。
那是個秋天，還不算冷，我們姐弟倆出了家門，走著走著，一直到了村子邊。左等右等也不見爹的影子。姐姐看起風了，拉著我回家，我硬是不肯走，哭喊著要等爹來。父親突然出現了，聽我在哭，也不問怎麼回事，便用拿著的一張報紙卷打了姐姐頭，還責怪說天這麼冷，她不應該帶我出來。姐姐沒有說我的不是，回到家向娘哭泣著直打哆嗦。當天晚上，她發了燒，好幾天燒不退。過不幾天夜裡，我睡夢中聽母親哭喊，姐姐死了……
母親最不原諒的，是父親用報紙卷給了姐姐那一下，說把孩子的魂給打掉了。母親卻原諒了我這個淘氣鬼！母親還怪罪自己，不該讓姐姐領我出去，又怪罪自己當時知道姐姐被打過，應該想到是嚇掉魂了，應該領她到村口去「叫魂」回來。
鄉里女人都迷信「叫魂」。我小的時候，常看到老人給孩子們「叫魂」，我也不止一次被母親叫過魂。若是被什麼驚嚇哭了，母親就領著我到那個地方，手摸下地，沿著我的身子向上輕柔走，還念叨著：「小二，小二，魂來了……」叫上幾遍，還拉拉我的耳朵，讓蹲在原地尿個尿。說來都好笑！可是鄉下人相信人有魂。還記得，有女人上吊了，救下來，馬上叫個壯男人來，爬上房頂「叫魂」，用條帚敲著簸箕大聲呼叫：「某某——快回來！某某——快回來！」聲嘶力竭，全村人都心驚肉跳，那悲慘聲，我小時不知聽過多少回。
姐姐死後，母親又生過三個孩子，一個叫小三，一個叫小四，最後一個小五，生下幾天死了。我這個「小二」的頭上空個號，那就是我的姐姐！母親常說，她是沒有閨女的命，要是我姐姐活著，去唸書，準會比個男孩兒強。姐姐三歲就會背好多首唐詩。其實，那歲月女孩子唸書的很少。全村我的同齡人，只有趙家一個女子進了臨城天主教堂「洋學堂」，從小學念到中學。
村子裡只有私塾，沒有「洋學堂」。我開始念私塾，第一眼看到的朱老師，留著鬍子，在孩子眼裡留鬍子的都是老頭。其實他還沒有成家呢，是東托村一個鐵匠家出來的後生。他的左手無名指和小拇指都沒了，聽說是從小跟他爹打鐵，爹老眼昏花，一不小心鐵錘砸掉了兒子兩個指頭。鄉里人說，別看少了兩個指頭，他卻寫著一手好字。每到過年，村裡村外鄉親們都請他給寫個對聯和福字貼到門上。就是這位私塾老師，開始給我們入學孩子起了大號，還用毛筆給寫到每個學生的書本皮上。從那時起，我這個「小二」才有了大號——張裕文。
第一個私塾學堂設在地主李孝文家柴院裡。七八個男孩子，圍坐在三張四方桌子前，板凳是從自家扛去的，有高也有低，父親給我做的小板凳，比別人的都低，說高了怕我坐不上去，使得我坐上去，下巴殼都夠不著桌面。
「熱桌子，冷板凳，晚睡早起熬功名」，這是老人教上了學孩子的話。小小年紀，不懂得什麼是「功名」，只知道在我們鄰近的興仁莊有一個大戶的人家，那門上橫著一塊「功名」匾，上面有四個大金字：「恩進士第」。聽老人們說，那是皇上「恩」的。怎麼「恩」的呢？傳說是這樣的：那家公子多次進京趕考不中，鬍子眉毛都熬白了，最後一次趕考，碰巧皇上巡考，發現這個熬白了鬍子眉毛的舉子，說也難為他了，給他個「舉人」吧。誰知道呢，說不定那匾是花銀子捐來的呢。鄉里人教育孩子，就是「熱桌子，冷板凳」，就是白了頭，也能熬塊匾掛到大門上，那可是光宗耀祖啊！
我們這幫民國年代的鄉下窮孩子，再怎麼苦熬，也不會有「功名」可取了。可是，那位鐵匠出身的私塾朱老先生，卻還把熬「功名」當經念，先教我們《百家姓》，再教《三字經》。私塾沒有上課下課的規矩，進了學堂不是高聲唸書，就是描紅模子。悶了，有尿沒有尿，去茅房轉一轉，那是偷懶的機會。年齡大點的學生們還得輪流給老師生爐子、燒火做飯。老師也沒有菜好做，每頓飯不是煎餅卷大蔥，就是煎餅卷鹹菜，最好的菜算是辣椒炒雞蛋了。每當看到朱先生吃辣椒炒雞蛋，卷的又是麥子煎餅，小同學們都饞得嚥口水。要知道，我們在家頓頓吃的是高粱煎餅啊！只有過年了，才能吃上幾頓餃子、麥子煎餅。也從這時起，我心中有著一個願望：長大當個教書先生，天天吃麥子煎餅卷辣椒炒雞蛋！
私塾先生，看著哪個學生讀書不上心，或是背書背不下來，拿著戒尺劈頭就打，再不就叫「轉過來」，一轉身先生就叫伸出手，手心朝上，手背貼著書本。先生的戒尺啪啪就打下來，少則十幾板子，多時幾十板。打手板還算輕的，有時還罰跪在地上，捧著書本念，念會了，才能起來。挨打手板和罰跪的多是比我大的「學長」。學生挨過打板子，回家也不敢向大人說。你要是在外邊挨了同學打，母親會去找那家父母說理；若是挨了先生的打，父母會認為：棍棒底下出孝子，戒尺底下出秀才！父母眼裡的好先生，就是有規矩，常打學生。百姓中還有這樣的話「人是苦蟲，不打不成」。還說什麼「打出來的媳婦，揉出來的面」。
我在學堂算是年紀最小的，上學開始一年多沒挨過打板子，也沒有單獨罰跪過。只有一回，被集體罰跪了。原來，我們學堂前邊棋盤街頭上也有個私塾，先生姓楊，學生十幾個。兩個學堂的學生，每次放學碰上，孩子們相互叫罵，他們罵我們是「豬羔子」，我們就罵他們是「羊羔子」。小孩子越罵話越難聽。過了幾天，他們碰到我們就喊：「殺豬羔子！」我們也對他們喊：「宰羊羔！」這些舉動，被雙雙學堂的老師知道了，兩個學堂學生同時罰跪了半天！我也在劫難逃了。
同學們跪著，還都擠眉弄眼，好像這不是什麼處罰，是一場遊藝。不過，從這次集體罰跪後，兩個學堂學生碰面後再也不敢對罵了，只是動動眉眼，吐吐口水。
我跟朱德先生寒窗兩年，一部《論語》沒有讀完，不知什麼原因，他走了。一說他嫌這個「孩子王」難當，一說他又回去當了鐵匠。李家柴院的私塾，算是我的母校。那位少了兩個指頭鐵匠家出身的朱先生，是我的啟蒙老師。是他第一個教會了我要認字，第一個手把手教我拿毛筆描紅模子，又是他親手把我的姓名第一個寫到我的《百家姓》書皮上。
我就讀的第二個私塾學堂，是前村一個大廟裡。
沒有考察過西托這個村名的來歷，只知道它是我的故鄉。這個西托又分為前中後三個莊子。鄉下人雖然窮，信教的卻還不少。西托前中後三個莊，廟和教堂就有三四個。記得，我們後托村有一座天主教堂，坐北朝南是一個很起眼的建築，一年四季晚上鐘聲不斷，常年進去唸經的男女不下幾十人。我們村東邊路旁和村後還各有個小土地廟，供奉土地爺的人不多，只在過年時有人送去一點供品，無非是胡蘿蔔之類的東西；離村東邊土地廟不遠有座大廟，和尚害著大麻風病，鄉親們都不大敢去。前村又有兩座廟，一座在村西頭，一座在前托村。這兩個廟裡都辦過私塾學堂。我進的第二個私塾學堂，就是前村那個無名的大廟。
這座廟裡有位外號「四和尚」的先生，鄉里人背地都稱他「花和尚」。這位和尚，禿頂大高個，手上不離水煙袋，每頓飯離不開酒和肉，這不說，這廟裡還有個常來常往的女人，說是他的一個什麼親戚，其實是個相好的。據說，這個廟曾經有良田幾十畝，很富有，都讓一代代「花和尚」給敗落了。「四和尚」為著生存，便攬下一群子弟，做起了教書先生。
「四和尚」一手好書法，每到過年，鄉親們都三五成群來到廟裡，送瓶小酒或幾個雞蛋，請他寫對聯。他寫對聯也不都是老話，常常自己編詞，讓許多鄉親喜歡。我們向他交的學費，沒有給過錢，送些米面、糧食，也有雞蛋和花生米。「四和尚」也不讓學生為他生火做飯，他的相好女人代替了學生的勞動。他也沒打學生的戒尺，也從不罰跪學生。常在酒足飯飽後，手捧著水煙袋，戴著個老花鏡，搖頭晃膀的領我們念著「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或朗誦「阿房宮賦」、「弔古戰場文」，或唱「五言·七言」千家詩。
在「四和尚」門下死背硬記讀書不到兩年，這位先生一命嗚呼，上了西天。不是巧合，是命運，就在「四和尚」死去那一年，我的父親也病歸黃泉。日軍的鐵蹄此時已踏遍了山東全省，我失學、跟著逃難，一度成了放牛娃。
每天和一頭老牛為伴，約上三五個小夥伴，爬上村莊背後的「大山」。孩童眼裡，一切都是大的，其實，我們背後山不高，沒有名，沒有樹木，沒有景觀，更沒有奇石和流水，是最普通的一座小山。但我卻覺得那山好高大。我喜歡這山，登到山頂，把牛一放，讓其自由自在找草吃，我和小夥伴一邊割草，一邊唱幾句「二黃」。也不知道跟什麼人學的，幾乎所有的孩子和男人都會哼哼幾句京戲，無師自通的南腔北調。我們還常常對著北邊遠處的孤山大聲喊叫：「孤山，孤山，三道箍，不出娘娘出都都，都都娘娘都沒出，出了一窩箍漏鍋。」這歌謠有個傳說：從前來了個南蠻子看風水，認準了孤山下那莊子會出大貴人，不出娘娘也出都都。他想把這風水給破了，走到一個倭瓜地裡，指著一個瓜跟看瓜的老漢說：讓它長夠一百天，要多少錢給多少錢。到了日子，那南蠻子來了，摘了瓜，朝山上一摔，一時山崩地裂，風水破了，卻又沒有全破，原來算錯了日子，那倭瓜只長了九十九天。於是便有了歌謠的後邊一句，有了那山下村莊出了一窩會箍漏鍋的匠人。他們挑著擔走村串巷，高聲叫著：「箍漏鍋，箍漏鍋……」
南蠻子中國人破孤山風水的事沒有誰見證過，東洋的小日本打來了，燒殺姦淫，令老百姓日夜惶惶不安。鬼子的據點臨城距離我們村不過八華里，日偽軍抬腿就來到了。女人們躲上北山，不敢回家，村裡一窩孩子和老頭兒應付著，口稱鬼子「太君」，為他們抓雞又捧幾個雞蛋。鐵道游擊隊在棗莊起家，也常在我們村落腳。他們教會了我們一首歌謠：「說東洋，道東洋，從東洋來了一群狼，殺人又放火，還找大姑娘。」打從村上有了維持會長，鄉里有了維持鄉長，我們再不敢公開唱那歌謠了。
也不知道維持會長是奉了日本人的命，還是奉了天主教神父的令，村上的小教堂開起了「中心學校」。村維持會長又搖身一變，成了中心學校的校長。這個平日說話都磕磕巴巴、總歪著脖子的人，大字不認一個，常爬火車跑個小買賣，居然擺出個校長的架勢，指指點點，在開學大會上，直著脖子講了一頓粗話。
學校的先生也來了三位。領頭的一位是走路一瘸一歪的漸懷鈞，是臨城天主教堂派出的，另兩位一姓張，一姓王，聽說都是天主教徒。這幾位先生的到來，打破了西托村的寧靜，結束了這裡只有私塾、沒有學堂的歷史。原來只在農閒時鐘聲不絕的小教堂，一下子變得天天鐘聲不斷了。那是上下課的鐘聲。晚上，「聖母馬利亞」讚美詩也從小教堂傳出。是這些先生們帶給鄉下人的一種文明。
這學堂，就設在我家前邊二三百米的天主教堂裡。我這個放牛娃，從此有了進「洋學」的機會。為著省學費，我和許多孩子們都接受了神父親手洗禮，居然成了夢想天堂美景的天主教徒！
這學堂，不再讀四書五經，課程有了語文、算術之類，書本全是上海土山灣天主教機構印刷的。我這個六年私塾寒窗的學子，讀半文言文課本和古詩詞，比有的先生還強，算術卻得從1十1=2學起。
那位瘸腿的漸懷鈞先生，讓我深深記憶在心。他大約三十來歲的樣子，上嘴唇留著一小撇鬍鬚，頭戴一頂黑禮帽，學生們向他行禮，他便用拇指和中指手捏著禮帽前的兩個小窩窩，讓帽子離開一點頭皮，點點頭。他和諧，又有點嚴肅的樣子。只是，他走起路，腿一歪一歪，還有咯嘰嘰的聲音。後來才知道，他家住在離火車路不遠的洪家窪，家境不好，從小爬火車偷煤，一次讓火車把左腿給軋斷了。被送到臨城天主教堂醫院裡，小命保住，左腿從膝蓋下給鋸掉了。那仁慈的醫院為他安裝了半條木頭假肢。教堂又供他讀書，從小學上到中學。天主教是漸先生的恩家，他是我的恩師。
他熱心輔導我的算術，很快讓我從三年級跳到五年級。他還把自己學過的中學課本給我，抽空指點我學習中學的語文、地理和自然課。也是他，引進我加入了天主教。放寒暑假，我還用家裡的小毛驢送他回家。他騎在毛驢上還不忘給輔導課題，告別時，他用拇指和中指手捏著禮帽前的兩個小窩窩，讓帽子離開一點頭皮，點點頭說聲：「再會！」
村裡的「洋學堂」成了領先的文化場所。又是土洋並舉。課文有天主教的讚美詩，又有日本人讓學的日文拼音。記得有那麼一篇課文「一老者扶杖徐行，大風突至，去其冠，童子急趨直前，拾冠以奉老人。老人曰謝。童子曰，敬奉長者，乃晚輩之道矣。」像這一類半文半白的語句，我這有些四書底子的學生還可以領略其中的意思，那些從來沒有進過私塾的娃娃，簡直是一頭霧水。
「洋學堂」是天主教支持的，村裡的百姓大多不信這個人當外國神父的洋教，就在堂旁不遠，有個佛堂，一些年青人晚上去那裡燒香，喝黃裱水，打坐練壯身本領，說是壯身了，會刀槍不入。不過，入了天主教的信徒，是不准去佛堂的，說那裡都是魔鬼。「洋學堂」裡還有體育課、音樂課，所謂的體育課，就是讓學生們跑步，音樂課，就是學唱天主教的讚美詩。鄉長兼校長又是維持會長，白天維持日軍來找「花姑娘」，晚上接待八路軍的鐵道游擊隊。
小小的鄉村，像個萬花筒，是個什麼課程都有的「大學」。這樣的大學，我讀了五年。最後一年是學生兼先生，為一年級代課。
入洋學堂開課第三年，我們的漸老師結婚了。這樁婚姻，是由村裡一個媒婆促成的。新娘是隨她母親從外鄉逃難流落到我們村的，小小的個子，長得不俊也不算醜，姓什麼，多大歲，誰也說不出。也不知道媒婆是怎麼說合的。結婚那天，也沒有吹吹打打熱鬧的儀式，漸老師換了新的長大褂，嘴唇上那小撇鬍鬚也剃了，一眼看上去年輕了好多歲。村上派出兩頭小毛驢，一頭是我們家的，一頭是鄉長家的。我拉一頭，鄉長的兒子拉一頭，送兩位新人去臨城天主教堂，讓神父給證婚和祝福。路上，他們一前一後騎在小驢上，沒有說一句話。從教堂回來，就在學校旁邊張家炮樓下入了洞房。聽說，新婚第一個晚上，新娘上床才看出男人少條腿，哭了半夜。也不知我們的漸老師用的什麼招，後來那女人有了笑臉……一年後，還生了個孩子。後來，我隨鐵道游擊隊走了，再也沒有見過那位先生和新娘。漸先生是我學年中的最後一位老師。這位天主教的寵兒有一句話我記得：「聖母馬利亞最仁慈，她愛所有的人。」
鄰居有個「三奶奶」
鄰居有許多家，大爺、大娘、嬸子、大姐、二姐、大哥、二哥、三妹、四妹……數不清。每個人都有故事。我記得最真切的故事是一位「三奶奶」。
俺家的小院坐落在四面鄰居的包圍中。南邊一牆之隔是張震前家，這個吃得白胖的小地主，信奉天主教，常常喝醉酒光著膀子罵大街；北面屋後是宋曰堂、宋曰祥兄弟們家，一個會針灸拔火罐，給鄰居們治點兒頭痛腦熱病，一個會廚師手藝做大菜，辦紅白喜事的人家常請他，他老婆經常裝神弄鬼「下大神」；西面牆外有一條南北小胡同，胡同外是宋思慶家，兩個孤苦零丁的小兄弟，哥弟倆七、八歲就沒有了爹娘；東面也是條南北小胡同，我們家出入大門，得走那條胡同。
那胡同盡北頭住著個「三奶奶」。她自稱「老於婆」，她婆家姓宋，娘家姓王，那「於婆」是「愚」的意思。常說自己糊糊，丟三拉四。我記事時，就看她孤寡一人，一間小屋住人又做飯。有張大床，床上堆著被子和衣物，床前放著鍋碗瓢盆和幾口大缸小缸，上床睡覺，下床做飯，大缸有水，小缸有糧。她從來也不炒個菜，不是吃自己醃的鹹菜，就是拿蒜窩搗頭蒜，捲上個煎餅，喝碗涼水就算一頓。冬天燒一鍋糊糊，能喝兩三天。不論大人和孩子，都叫她「三奶奶」。
我懂事時就看見三奶奶是一個人過日子。常看她扭著兩隻小腳，肩上扛把鋤頭，還背個拾糞的筐下地去。她自家有二畝多地，那塊地也不遠，就在村後邊小沙河溝旁。春種秋收時節，才見到一個男子來幫忙，說那是她的閨女婿。
聽母親說，三奶奶二十幾歲生下一個閨女，男人就死了。她把閨女拉扯成人，打發出了門子，一個人仍守著那間小屋過日子。從年輕守寡，守了二十多年。這二十多年，她省吃儉用，嘴上省，肚裡攢，還搭上一畝地，為自己置下一口薄皮棺材。那白棺材，停放在她的小屋外，靠著胡同的西牆根，棺材的頭上還掛著一條紅布，外人一看就明白，這是「喜木」，棺材的主人還活著。三奶奶不說棺材，只說是她的「木頭」。那木頭上有高粱稈和麥秸編的一個小屋，為的是給棺材遮風擋雨。棺材真像是三奶奶的寶貝孩子，出門時看幾眼，回家來也掃幾眼。颳大風了，她會給棺材頂上多壓幾塊磚頭，下雪了，她會頂著紛飛的雪花，把棺材頂上的積雪掃掉。日子過的是清苦，可從來沒有看她流過淚，卻也沒有見她笑過。只聽她歎著氣給我母親說過：「她嬸子，有一天你看俺斷氣了，喊幾個人把俺抬進那木頭裡，也是多年咱鄰居一場……」母親總說：「三奶奶，你腰板硬朗著呢，會長命百歲呢。」這時候她滿是皺紋的臉才會有點笑意。
我十一歲那年，日本人打來了。中央軍住滿了村村戶戶，在離我們家鄉不遠的台兒莊拉開了戰線。百姓也不知道槍炮聲從哪來，紛紛跑上北山，各家各戶挖起洞，把一些糧食藏進洞裡，說萬一打仗了，好有口飯吃。三奶奶也不去挖山洞，她每天向我母親念叨的是她的那口「木頭」怎麼藏！也不知她是聽誰講的，說是一打仗會死好多兵，兵死了，挖個坑就埋了，當官的死後得找口棺材。說不定會找到村裡來。三奶奶怕極了，找我母親說：「他嬸子，要是真把俺的木頭給佔去了，那可怎麼好？」我母親也不是個明白人，她跟三奶奶一樣怕。只是怕的不像三奶奶怕丟了那口棺材，怕的是整個一家人。我這個不懂事的孩子跟三奶奶說，上山挖個洞洞，把那木頭藏到山裡去。三奶奶雖說有些「愚」，還是懂得個事理，她說一個老婆子哪能上山挖洞喲，再說把「木頭」抬出家，那不像是出殯呀，又上哪找人抬呀，抬到山上沒有人看著也不放心啊！
門對門的老鄰居三奶奶，有想不開的事好到我們家說叨叨。她常聽火車叫，從來也不知道火車什麼樣。有一次端個飯碗，走到我們家大門口，喝著稀飯跟我母親講，她昨晚上聽那火車叫得慘啊，一聲又一聲嚎啊，會不會讓日本追的啊，火車會不會跑到咱們這兒來？我們村離火車道六七里路，是常常會聽火車「拉鼻」聲，連我們十幾歲的孩子去臨城趕集，都看過火車頭冒黑煙。三奶奶只聽到火車叫，卻沒看見過火車會冒黑煙。我小孩子偏能，給三奶奶說，那火車來不了俺們這裡，沒鐵路它走不了。三奶奶好像明白過來，說：嘿，火車路是鐵的呀。說著說著，又說起她的那口棺材木。說叫女婿來，給它請進屋裡，那樣不怕風吹雨淋，兵來了關上門他們也見不著，萬一當兵的要抬走，她就先躺進去……
過不幾天，我看到三奶奶的那個女婿來了，又看到他找了幾個人，硬是把那口棺材抬進了三奶奶小屋裡，放在了她的床上。為把那棺材請進屋去，還把門框扒了又重壘好。小孩子好奇，總愛看個熱鬧，我溜進了三奶奶小屋，一看那棺材佔滿了床，就問三奶奶睡哪裡？三奶奶說，晚上床前鋪上把麥穰，怎麼也能過一夜。還說人老了，覺也少了，怎麼也對付個晚上。
可憐的老三奶奶，從那以後，晚上就像我們家的老黑狗，窩在床前鍋門口睡覺。我聽她給我母親說，這下安心了，要是當兵的來搶她的棺材，不等他們進門來，她就扛開棺材蓋，一頭撞進去先死給當兵的看。我母親也只好勸解幾句，兵荒馬亂的年頭很快就過去呢。三奶奶又是那話：「要是有兵來搶我的木頭，我就一頭撞進死給他們看！」明明是口棺材，三奶奶卻說「木頭」。
記得，等我長大起來，離家跟鐵道游擊隊走時，三奶奶那棺材——她說的「木頭」，還停在她的小屋裡床上，她每晚上還蜷縮在床前……
張麟2002年一個春夜脫稿
在爸的電腦旁，手能夠得到的地方，有一部老式字典，古板的暗黃色，封面翻破了，用膠條貼在一起，貼了又貼。有一個暗紅色硬紙殼大本子，喚回某種五十年代甚至戰爭年代的記憶。爸是高度節約的一代，能用的老東西都用著。我翻開來，一頁一頁，鉛筆寫滿各種字怎麼拼音，上網號碼，軍隊網修理號碼。鉛筆也在夠得著的地方，舊筆筒裡好多鉛筆頭。什麼都不丟。紅色風油精小鐵盒，寫著——敲打著鍵盤，不時在太陽穴兩邊塗一點。敲打著他想，在兒女看來，寫的是垃圾吧，他這樣想，因為在電腦裡他這樣明確地寫出來，但是，他同樣寫道：一個寫作者是幸福的……
爸留在我眼前的文字，的確揭開一些秘密。我這才明白，為什麼和爸最後一次一起回老家的時候，他非要去看荒草中倒塌的老院子。為什麼，在舊日小城的天主教堂，他會站在那兒，跟躺在蚊帳深處的生病老神父，隔著一道門，長時間地聊閒天。為什麼，到美國旅遊在紐約的時候，他每天會到恰好在飯店隔壁的美國最大的天主教堂，聖帕特裡克大教堂的台階上安靜地坐著……
下飛機我直奔爸住的301「高幹區」，門口警衛重重，絕對不讓無特別證件的人進。我懇求說，求求你們讓我進去看一眼吧……上崗戰士居高臨下，口氣悠然，「說什麼呢你？你說什麼呢？」
夜色冷燈下，年輕戰士臉清晰，迷彩服上面一張稚嫩土氣的臉。也許跟爸一樣是從農村出來的，對在守衛人們厭恨甚至有報復的瞬間快感也說不定。
終於，被兩個戰士押著，過了半夜，我看到爸。爸還在，在呼吸機下，不說話，不睜眼，心裡可能是清楚的。
爸在等我？這日傍晚時分，爸走了。
老家叔的孩子們來奔喪，飯席上說起，老家房子摧毀了。老家的村落全部被平掉了，修建高速公路，而摧毀的時候，恰是爸走的同一天。
我沒吱聲，在席間默想，當推土機隆隆壓過老家破房子的時候，爸一定感知到了，爸徹底傷心了，再無依靠了，於是，他走了。
然後，我又想，人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魂魄開始獲得自由，爸，也許一下子想開了，徹底地想開了，家園和靈魂在一起了。
靈魂，離開軀體束縛的爸的靈魂，不再在三維空間世界了，家，實體消失的家，也不必在三維世界，爸凝視思念的根，可以自由自在地凝視了，可以舒展地想怎麼寫就怎麼寫了。
有時，我凝視我的美國書房裡爸的照片。微笑的爸，是媽媽拍的。我有時和爸出聲說話，有時只是凝視。更多時候，我不看爸，完全不看。因為，凝視太多，會影響思維空間的遼闊，爸，你知道，現在更知道，我躲你，繞開你，求更大的內視，也獨自這多年了。
201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