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小東
我奔跑，拚了命地奔跑。從美國跑到中國，跑到上海，跑到淮海中路，跑進那條魂牽夢縈的大弄堂，上氣不接下氣地撲上那扇陳舊到了發黑的小門，大聲呼叫：「媽媽，我回來了——」
母親走了。她直挺挺地平躺在臥床上，我則撲倒在她昨天還乘坐的輪椅上，感覺著她身體上的餘溫。我用盡全力抓住床上雪白的被單，被單底下是母親僵直的身體。我不能相信，一床被單就可以把我和母親分割成兩個世界。
眼睜睜地觀望著送行的紅燭高高豎起，兩粒燭火，照亮了火盆裡褐色的泥土，我看見母親，踏著她這一輩子踏熟了的土，走上了不歸的路。我哭天搶地，她就是不回頭，一步一步向著另外一個世界走。這就好像是她一貫的行為：一旦作出決定，便不會患得患失，獨立果斷地堅持走自己的道路。
母親你去到了哪裡？我怎麼可以這麼粗心，從來都是追尋父親，尋找父親的故事，卻忽略了身邊的你？我以為世界不變，你永遠都坐在那裡，為我守候著一個溫暖的家；我以為天地永恆，你永遠都坐在那裡，要為我講述那個你最隱蔽的故事。
「回來啊，來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
「我在美國，我忙啊！」
「回來啊，來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
「我在英國，我忙啊！」
我沒有回去，於是母親帶著她的故事永遠地離開了，她再也不會呼喚我，從此留我孤兒一人。我疚心疾首，追悔莫及。
拖著沉重的腳步，回到異鄉冰冷的寓所，古銅色的郵箱底下孤零零地躺著一個牛皮紙信封，拆開封口，裡面跌落出來一個黑色的拍紙簿，這種老式拍紙簿現在已經看不見了。最上面還有一封兒子的英文信，翻譯成中文是這樣的：
媽媽：
我只要一閉上眼睛就會呈現出好婆：年輕——好像照片裡的好婆；漂亮——好像生活裡的好婆。最早的記憶是：她的手臂圍著我，坐在籐椅上為我讀老書，那些古老的被人遺忘的老書裡的故事，從她的嘴巴裡吐出來就好像活過來了一樣，沒有第二個人會像她那樣讀故事。最特別的是她一邊讀一邊還會加入各式各樣的象聲詞，讓我看到了一部最精彩的電影。
我是好婆的外孫，一個心裡懷著好婆的精神的外孫。雖然好婆的身體已離我遠去，但是身上帶著好婆的基因的我，會讓好婆的生命延續下去，我會帶著好婆一起去到我去過的每一個地方，就好像這些年我一直帶著這本簿子從耶魯到牛津……
我現在要告訴你，這本簿子是好婆在十七年以前交給我的，那時候我剛剛十歲，她說這是我和她兩個人的秘密，其實只是她一個人的秘密，因為她知道我不會讀中文，她要我保存好，一直保存到有一天……
好婆沒有告訴我這個「有一天」是哪一天，她只說「有一天」來到的時候，我會知道的，到了「有一天」，我就可以把這本簿子交給你，我想這個「有一天」就是今天了：2011年的2月13日。
我驚呆了，打開拍紙簿，只看見裡面密密麻麻地佈滿了母親的筆跡——無題的文字。我不能置信母親會在我的兒子那裡隱藏了如此巨大的秘密，而且一藏就是十七年！母親在家裡一向被認為是只會和數字打交道的人，既不浪漫又沒有文學頭腦，從來和文字無緣。
我迫不及待地開始閱讀，我相信這些文字在母親的心底裡反覆醞釀，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因此一舉起筆便一氣呵成。其中有大段大段的敘述，卻很少塗改。我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其解，母親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寫下這些文字的？算起來，那時候的電腦和網絡系統都還沒有普及，許多資料不可能到「網」上去尋求，只有靠母親的頭腦，準確地記錄下了這些寶貴的歷史事實。我核對了有關資料，發現其中的人物和時間都無誤。於是我以為，這本黑色的拍紙簿不僅僅是母親個人生活的經歷，並且還具有文史資料的價值，它不僅僅屬於我，更屬於整整一代人。因此在父親創立的《收穫》發刊剛過了五十五週年的時候，我決定將此呈現給大家。
這是母親最後留給我們的深愛，也是她第一次公開了她埋在內心深處的大愛。無題的文字1959年11月7日，我從單位加班回家，那時候已經深夜二點鐘了，剛踏進臥室，門外鈴聲大響，打開門來，門口停了一輛汽車，是作協通知靳以病危，接我去華東醫院。我和南南趕到醫院時，靳以已經從病房移至大廳，廳內肅靜無聲，站著巴金、陳蘊珍、孔羅蓀、醫務人員。他們告訴我，靳以凌晨心肌梗塞復發，按鈴叫急，夜班醫生正在搶救病人，等趕來急救，已無補於事。一共只有十六分鐘。身邊沒有一個親人，也沒有一句遺言。我站在高高的靈床邊，望著靳以那張失去血色蒼白的臉，嘴裡還不斷地流著急救後吐出來的口沫。他睡得很安靜，我用手帕輕輕地為他抹擦，生怕驚醒了他。望著望著，我突然意識到，他已經離我而去，永遠也不回來了，頓時，撕心裂肺的傷痛讓我好像跌進了冰冷刺骨的冰窖中，沉沒，沉沒……
我渾身冰涼，從上到下，從內到外，凍得發抖，覺得徹心徹骨的刺痛。我咬緊顫抖的牙齒，在心裡不停地呼喚著：靳以，你不能死，你不能死，讓我代你死吧！我跌跌撞撞，恍恍惚惚地回轉家裡，面對靳以的遺像，他的目光突然變得有靈有神，不移不轉地盯視著我，我彷彿受到什麼奇異的感應，感到他的魂回家來了。他那凝視著的眼神，像有說不盡的話要對我說，我對著相片叫著：「靳以你說呀！你說呀！我知道你不想走也不願意走，你捨不得心愛的雙腿殘疾的南南，丟不下剛滿三歲不懂事的東東，也不忍心和你朝夕相處患難與共的我分手啊！」我禁不住抱著你的遺像放聲嚎啕大哭……
我和靳以相識是在三十年代，記得1935年那一年，父親從事的鐵路局甬段遣散，他身體衰弱，退休在家。他將退休的積蓄，在上海江灣市中心（即現在的五角場）建造一幢花園別墅。母親在上海也有祖傳的房產，坐落在虹口新記濱路（即現在的唐山路）一條弄堂裡的石庫門房屋，我們全家遷居上海，我也隨即在上海愛國女中念高中，當時正值日軍侵華日深。
到了1936年，轟轟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像一條激怒的洪流，在全國各地掀起了高潮，那震天撼地的怒吼也充滿了我們校園。1937年學校來了一批轉學生，其中陳蘊珍和我是同班。我們都喜歡文學作品，而且都富有正義感和愛國熱情，又是抗日救國運動的積極分子。共同的志願，使我們成為好朋友。
陳蘊珍與一些作家有交往，她是巴金的小友，平時經常談起巴金，我們也常常和她開玩笑。記得有一天，我和陳蘊珍上街，發覺有流氓釘梢，我們嚇壞了，陳蘊珍拉著我直衝四馬路（即現在的福州路）文化生活出版社。剛踏進門口，就看到樓梯口上站著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原來這個人就是我最最欽佩崇拜的大作家巴金，他寫的《滅亡》的主人翁杜大心為理想英勇犧牲的獻身精神，使我深受鼓舞。現在我親眼見到這位大作家，又親耳聽到他帶有四川口音的講話，我感到興奮極了。那時候學校經常組織文藝講座，我和陳蘊珍都在學生會擔任工作，通過陳蘊珍，常常能請到一些著名的大作家到我們學校來講演，鄭振鐸、李健吾都來過。他們講話生動，談吐風雅，內容淵博，頗得同學的好評。後來我們又請來了巴金，巴金在生人面前不善於講話，他站在講台上說了一句「我是四川人」就沒有了下文。陳蘊珍和我為他擔心，都急煞了。同學們雖然聽不懂他的話，但是等他講完之後，都熱烈地鼓掌，因為大家都喜歡讀巴金的小說，他的作品給讀者莫大的鼓舞和希望，激勵我們衝破黑暗，追求美的前景。
自從和巴金認識後，陳蘊珍常常拉著我一起去他家，巴金那時和他的朋友索非住在霞飛路（即現在的淮海中路）霞飛坊一幢三層樓房裡。索非夫婦很隨和也很好客，黃源、蘆焚（即師陀那時候的筆名）經常是他們的座上客。我們去時一般坐在二樓索非家閒談說笑，索非懂醫道，記得有一次為我們打預防針，輪到黃源時他怕痛，把袖子撩上又撩下，反反覆覆還是沒有打成。當時我們都和他開玩笑，後來聽說他南下參加新四軍，還覺得很奇怪。蘆焚看起來規規矩矩，一副老實相，直到我認識了靳以後，才知道靳以叫他country gentleman（鄉下紳士）。經過這麼一形容和他本人一對比，實在太相配了。
那時候，陳蘊珍特地為我介紹了靳以。當時上海已處在日軍包圍之中，我們住的江灣和虹口兩處地方都不安全，不得不逃難到法租界。我家搬進蒲石路（即現在的長樂路）上的一幢三層樓的裡弄房屋。陳蘊珍為了找我，跑遍了大半個上海，見到我一把拉著跑，說是要給我介紹一位作家。她把我拉到「大光明」隔壁一家咖啡店，那裡早已面對面地坐著兩個人，一個是我老早就認識的巴金（我稱他李先生），另一個是北方大個子，他有坦誠豪爽的面容，兩頰紅彤彤的，頭髮梳理得很隨便，有一縷還散落在額頭上。陳蘊珍介紹說：「這位是靳以先生。」靳以的作品，我過去沒有看過，他的姓名我也很生疏。但是他給人的印象卻十分誠懇，十分正直和熱情。這次會面以後，我也就忘了這件事，以為我們都喜愛文學，介紹一位作家，只是一般認識認識而已。
誰知過了幾天，陳蘊珍又找上門來說：「你應該去看看靳以，他在等著你呢！」這一下才使我記起，那天他約我去玩，還講了地址。我隔了一天特地到南京路外灘他的同學康嗣群祖上開的一家銀行頂樓去看他。他對我一見鍾情，見到我就……說了不少愛慕的話。我真的很難為情，但是又不忍拒絕，因為他是那麼真純，誠懇，他把我當成一個孩子似的逗我，還給我買了很多糖果點心，臨走的時候拉著我的手，非要我答應一定要去看他。
靳以的住處在極司菲爾路（即後來的萬航渡路）一條新式裡弄，是一幢三層的樓房，由靳以和他的好友華僑林登夫婦合住。原來那是「八一三」戰爭爆發前夕，上海籠罩在驚惶、緊張、恐怖的氣氛中，人們紛紛逃難。靳以和林登夫婦失散。當時林登失業，他太太又懷孕在身，身邊沒有錢無所適從，跟著逃難的人群擁向南京路，碰到一個熟人，告訴他們，有人登報找他們，這個人就是靳以。靳以知道他們人地生疏，又有困難，找不到他們就登了報。為他們安排了住處，籌備了錢款，送他們去了香港。這是1993年我赴美國探親，見到林登太太時，她告訴我的一段往事。當時她十分動情地說：「靳以的真誠友情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這裡我還要補充林登太太的另一段話：「我的一個外甥在抗戰時期逃到武漢，到了那裡身無分文，寸步難行，當時想到的只有靳以，他知道只有靳以才會幫助他，果然見到靳以後，靳以將身上僅有的五十元大洋全部送給了他。」說完，林太太又重複地說：「我們和靳以的感情，用人間任何語言難以形容。」
林登夫婦離開上海以後，趙家璧一家六七口人從松江逃難到上海，老少三代擠在一家中等旅館的斗室裡。正在各處奔走又走投無路的時候，碰到了靳以。靳以聽了他們的近況後，二話沒說，馬上要他們搬去和他同住，並且把林登夫婦留下來的一些傢俱也給他們取用。那時候租界裡面處處難民群集，房屋萬分緊張，趙家璧一下子找到了這麼理想的一套住房，又不附加任何經濟條件，真是碰到了大救星。好像是福從天降，也不知道怎麼表示謝意。而靳以非但不要他們說「謝」，還趕到那家旅館，在斗室裡向趙家璧一家表示歡迎。我去找靳以的時候，靳以已經和趙家璧合住在一起了，而這段往事一直到1988年，趙家璧寫回憶靳以的文章時，才和我談起。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對上海發起進攻，我二十九路軍奮起反擊，捷報頻傳。大家都興奮異常，一致認為只要抗日到底，中國就會有出路。我憑著一股愛國熱情，參加各種抗日救亡募捐活動，並且拉著陳蘊珍一起到我父親友人組織的紅十字會傷病員醫院做義工。靳以那時正和巴金一起編輯《吶喊》小刊物。靳以在創刊號上寫道：「……當此非常時期，思竭綿薄，為我前方忠勇之將士，後方義憤之民眾，奮其禿筆，吶喊助威……」可惜只出了二期，即為租界查禁。後來改為《烽火》。
上海淪為孤島以後，刊物移至廣州。到了廣州，靳以還給我寫過信，描寫了當時廣州的情況，他說：「在廣州，我是從寫稿、編輯、校對、跑印刷廠一直做到送貨員。敵機濫施轟炸，高射炮隆隆震響，隨時隨地都有生命危險，可是我們仍舊日夜工作，而且十分愉快。」但是過不了多久，日軍又進逼廣州，這份小刊物，又不得不再次停刊。
他們回到上海的時候，也正是我高中畢業的時候。這時候上海已經淪陷，我們江灣市中心和虹口的兩處房子都被日軍燒燬，租界已成為日軍包圍的孤島。我父親一貫明哲保身，膽小怕事，他認為在此國難日深時局混亂之際，考教會學校比較安全，要我投考滬江大學。可是目睹日本鬼子的橫行欺凌，陳蘊珍和我都不願留在上海做亡國奴。巴金和靳以鼓勵我們去內地，到內地去讀書是我夢寐以求的，但是一想到要離開我的家，怎麼也沒有勇氣提出來，和陳蘊珍商量，只有私自出走。
記得那是1938年的夏季，我單身一人，什麼行李也沒有帶，偷偷從家裡出來，慌慌張張踏上了開往香港的太古輪船。那時候，巴金、靳以和陳蘊珍已經先我而在。進艙不久，忽然聽到大喇叭開始呼叫：「陶松生尋人！陶松生尋人！（陶松生是我的父親）」當時我心裡又急又怕又難過。我害怕家裡人會上船找到我，但是一想到如此和親人一別，不知何時才能相聚，不由黯然淚下。
我們是從香港到廣州，然後找機會去內地的。那時候靳以的二弟章功敘在重慶華西公司工作，他們有一支運輸隊，專門從事運輸買賣，奔走在重慶、昆明、河內等地，來來往往發了不少國難財。當時正巧車隊的一個經辦人員有事路過香港，功敘和靳以聯繫以後說我們可以搭乘他的車子去重慶，這樣我就和陳蘊珍告別，跟隨靳以重上香港。
那時候香港聚集了不少從各地來的文藝界人士，作家蕭乾在香港的《大公報》做事，知道我們到了香港，就陪我們遊覽了很多地方（我都記不清到過哪裡了），還為我在公園裡拍了不少照片。在香港等了幾天，不料那個經辦人失信，我們只好渡輪至梧州等候。梧州正處在戰爭威脅中。記得輪船尚未靠岸，頭頂上空敵機已在盤旋，接著就聽到隆隆的轟炸聲，對岸立即冒起一片大火。後來才知道是廣西大學被炸。
梧州城是依山而成的，有兩條水流在兩面，望過去還是山，聽說山的後面還是山。因為兩面都是山，河底就更深。這個城市雖然是廣東廣西之間的一個通道，但並不繁盛，倒是那一時期想去內地的人多半要經過這裡，使這個城市顯得熱鬧起來。旅客們匆匆來匆匆去，更加使人感覺到戰時的緊張狀況。在梧州居留的十幾天內，也遇到過兩次警報。一聽到警報，人們就驚惶起來，喧嘈著，驚叫著。可是不久就安靜了下來，大家都以為日機只是轟炸河對岸的大學，對這個不設防的市區是不會轟炸的。人們仍舊習慣在茶樓裡閒談聊天。傍近旅舍那裡還有幾座水上樓閣，那是日日夜夜的賭場，晚上還夾著妓女的歌聲，真令人不敢相信抗戰時期，會在廣西看到這一些。到了白天，可以看到一排排穿著制服的男女青年，正在放開他們的喉嚨高吼，他們想用自己的歌聲喚醒居住在這裡的人們（後來我們在一個小城鎮裡，聽到從梧州來的旅客說，前幾天日本人在市區丟下許多燃燒彈，熱鬧的市區燒成灰燼，死傷人數在一百五十左右）。
我們在梧州住了十幾天，來人沒有音息，我們要趕到前一站等候。戰時的交通困難重重，我們走近公路汽車，車上已經坐滿了人，我們只好爬了上去。座位只是相對的兩條木板，行李堆在中間。油著烏黑顏色的車身外觀，好像被鐵錘打過的洋鐵桶，高低不平。怎麼能想到這是運客車呢？！不容多想，馬達已經像老牛似的吼了起來。路面很不平坦，每經過一塊凸起或者凹下的部位，不只是坐著的部位疼痛，連五臟六腑都抖動起來了，想嘔吐又吐不出，風雖很大，額際上卻已經滲出一層冷汗，還得打起精神，隨時提防堆在中間的行李要倒到身上。就這樣，我們踏上了一條極其艱險的旅程。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從柳州到宜山，又從宜山到南丹再至貴陽。一個城鎮又一個城鎮，也不知道經過多少個城鎮。一路上，白天我們擠進水洩不通難以插腳的客車裡，顛簸在坡坡坎坎的山嶺懸崖之中，夜裡我們住到陰森古老或者破舊不堪四壁通風的旅舍中。面對著黝黯的燈火日以繼夜，好像和這一切就結下了不解之緣，永無止境。一直到了遵義，才碰上了華西公司的車隊，出了婁山關。翻過了大山，遠遠地望著迷霧重重的山城，這一段從炎暑到初冬漫長又艱苦的道路總算有了終止，而這時候我和靳以還穿著單衫呢。
十月的重慶霧氣瀰漫，使人望而生畏。我坐在滑竿裡上下震盪，晃來晃去很厲害，真怕一個跟頭摔了下去。山城的馬路也是不平坦的，坡度起伏，高低不平。坐在滑竿上往後望去，屋蓋毗連，重重疊疊。難怪當地的老百姓叫我們是「腳底下人」呢。
初到重慶，我們住在靳以的二弟功敘家裡，戰時的重慶是大後方，各類形形色色的人都湧來了。官僚、商人、特務、流氓擠滿了山城。功敘工作的華西公司就是當地巨商胡家開辦的。靳以和功敘年齡相差一年，相貌十分相似，但是性格截然不同。靳以喜歡靜，在眾多的生人面前感到很不習慣，很不自由。而功敘喜歡動，喜歡熱鬧，上門的朋友都喜歡放大嗓門大喊大叫，動手動腳。有一天，我和靳以上街散步，走著走著，突然後背被人猛擊一拳，回頭一看，那人很尷尬，連聲抱歉說：「對不起，我把你當作功敘了。」當我們走回來時，靳以又遭一拳，擊拳者還大聲叫道：「功敘，功敘，剛才我把你哥哥看作你了，差一點鬧笑話。」靳以笑著說：「這次你還是認錯人了。」說得那個人啼笑皆非。兄弟兩人有時相互說笑，功敘稱靳以是「文乞」，靳以說功敘是「奸商」。寄居在這樣一個環境中，靳以在各方面都感到十分困窘，他習慣一個人靜靜地坐在書桌前，才能工作，可是在功敘的家裡，不要說書桌了，連一本書也沒有。恰巧這時候，靳以大學的同學翁達藻邀請他到重慶菜園壩復旦分校去兼課。靳以本來不願意去教書的，以為自己沒有一點經驗，但是生活緊逼，只好硬著頭皮勉強同意了。
開始的時候，頗使靳以失望，因為每去菜園壩教一小時的課，要坐兩小時的車，而且那邊也沒有一個相識的人。後來他找到一條路，可以從那裡翻到兩路口。在重慶還看到了同在復旦分校兼課的方令孺，他們是初識，但是很快就成為好朋友。之後又碰見孫寒冰，熟人相逢，感慨萬分。這時候靳以的老朋友曹禺也來到了重慶，還特地趕來看我們。他和鄭秀已結婚，但是夫妻感情不融，他的一位女友方瑞（後來與曹禺結婚）在萬縣。我記得那次他是從萬縣趕來的，見到我們十分親密，專門把靳以選在「我的家鄉」中「他們是五百個」長詩朗誦給我聽。他那慷慨激昂，雄壯洪亮的聲音激動得我熱淚滿眶，至今還深深刻印在腦中。
在重慶我還見到了周恩來，那是靳以去參加一次南開校友會碰見的，周也是南開校友，我們到的時候他還沒有來。過不久，我看到一位中年人，修長的身材，穿著長衫，左手插在褲兜裡，右手拿著一張捲起來的報紙，面帶笑容慢慢地踱了進來。當時廣州已經失陷，敵軍正在向武漢逼近，周攤開手中的報紙，懇切地分析當前的形勢，他親切的談笑，給大家極大鼓舞。
這一年冬天，我們寄居在功敘家中，靳以在復旦分校教書，下個學期就轉到復旦大學去了。復旦大學的校址設在黃桷樹，這是一個遠離重慶，靠近嘉陵江的窮鄉小鎮，教授們分住在鎮上的民房裡、祠堂裡和花園裡。靳以被安頓在王家花園的一間小小招待室裡，我由孫寒冰介紹進了復旦大學統計系。我們的女生宿舍設在堆煤堆米的空房子裡，夜上沒有電燈，點的是煤油燈，下雨的時候，屋頂四壁都滴水，還要撐傘。那裡的老鼠特別大特別多，見到什麼就咬什麼，晚上睡覺，老鼠在頭上身上躥上躥下一點都不怕人，有一次我睡到半夜，突然被壓在身上的重物驚醒，原來老鼠把我帳子頂上的繩子咬斷，帳子重重地壓得我透不過氣來。我們宿舍的後面有一個屠宰場，每天清晨三四點鐘就聽到豬被宰割時的嚎叫、喘息的聲音，真使人難受。
靳以在復旦教的是中國文學，當時他是最年輕的教授，為了不讓別人注意（剛到復旦時，同學們已經傳開了我是靳以的女友，大家都圍觀我），靳以叫我不要選他的課，特地介紹我選馬宗融的課。馬宗融是他的好友，在上海時常有來往，那時他也在復旦大學任教。馬宗融身材魁梧，蓄有八字鬍子，很慈祥，來上課的時候挾了一個大皮包，拄著一根手杖。我已經記不清他給我們講課的內容了，但是他每次上課總要遲到幾分鐘，每次都說：」我今天遲到了。」有一次，幾個惡作劇的同學把「我今天遲到了」這幾個大字寫在黑板上，馬宗融照例講了這句話，回過頭去，看到黑板上寫的字，不僅同學們笑了，他也哈哈大笑，這件事給我印象極深。
靳以為生活所迫，走上教書的道路，開始他並不情願，而且還有一點緊張，但是不久就和同學們融合在一起了，正如他自己說的：」……我就望到許多張天真純樸的青年的臉，他們用熱情的眼睛望著我，那麼可親，那麼和善，期待著我，卻並不對我感覺失望。他們的嘴邊還掛著微笑，於是在我那緊張的臉上，也掛上笑容。在我們的笑容中，消失了我的疑懼，我們像是溶合在一起了。」又說：「我首先從他們那裡得到勇氣，也得到這麼多年所從來沒有得到的慰安。在我的生命中，這是一個極大的轉折點，使我從一個人，投身到眾人之中，和眾人結合成一體了。」我雖然沒有上過他的課，但是知道他備課是十分認真的，往往對著如豆的油燈，用一張張小卡片做成索引，分門別類地自己編寫講義。凡是他上課的時候，不僅教室裡坐滿了學生，連教室門外也站滿了人，一些學生經常圍集在他的身邊，一起漫談文學。他從一些文學作品中，以自己經歷的具體例證加以分辨啟發，他和他們真的融成一體了。
在黃桷樹，我們經常去的地方是馬宗融的家，馬先生對喝咖啡非常講究，自己炒咖啡豆，自己磨咖啡粉（機器是從法國帶回來的）。我們去的時候總能嘗到一杯又香又濃的咖啡。馬太太還會炸椒鹽排骨，炸得鬆脆鮮嫩，到現在回味起來還會流口水。那時馬先生的第一位妻子羅淑已經去世，羅淑也是一位作家，我在上海時見過。當時馬先生已到廣西大學教書去了，她懷孕在身，和女兒小彌住在徐家匯樹德坊的一所房子裡，和我的同學是鄰居。巴金和靳以去看她時，我和陳蘊珍也隨著同去，順便探望我們的同學。「八一三」戰爭爆發，馬宗融從廣西打了電話，催她離滬，巴金和靳以那次去是和她商量行期的。後來聽靳以說她到了成都，產後被庸醫誤用藥物，不幸病故，遺留的兩個孩子，大的叫小彌，我在上海見過。現在小的男孩只有三四歲，新的馬太太是繼母。孩子小，正是鬧事的年紀，馬太太不便教育，馬先生又不善於教育，每逢孩子闖禍，只會亂吼亂叫。有一次靳以路過他家門口，見到女兒小彌正跪在地上，頭上頂了一個大竹匾說是她爸爸懲罰她的。靳以立刻把她拉了起來。又有一次，小彌不知闖了什麼禍，馬先生拿了一條繩子、一把刀子丟在小彌面前，自己關在小房間裡又哭又叫，還是馬太太把靳以找去才平息下來的。馬先生為人十分豪爽，對人熱心，對朋友好，對靳以很好。記得靳以寫了一篇散文《紅燭》貼在同學辦的一個壁報上，剛貼了一天，第二天就被人剪走，因為當時只要有「紅」字就被宣傳是共產主義思想，馬先生知道後十分氣憤，還要去責問學校的訓導處呢。
這一年夏天，我和靳以在黃桷樹對江的北碚結婚了，介紹人和證婚人都是馬宗融，兩人拍了一張合照，婚禮十分簡單。靳以請了在北碚的一些友人參加，吃了一頓飯，二弟功敘特地從重慶趕來。北碚到黃桷樹隔著一條江，來回得乘木船擺渡，從江邊到我們的住所還有一段路，功敘拿著新買的鍋蓋敲敲打打走在前面，我們倆跟在後面，這三人組成別出心裁的迎親隊伍，就這樣回到了新房。我們的家在復旦大學秉莊宿舍，靠近王家花園的一條大街上，一排三層樓的樓房住著單身和有家室的教授。我們住在二樓，靳以買了一張大床，一張桌子，一架竹製的書架，一套竹製的桌几、椅子。小鎮沒有玻璃，我們用毛邊紙塗上桐油糊在窗上也很透亮。晚上用的是玻璃罩的煤油燈，靳以那時不但是復旦大學文學系教授，還主編重慶《國民公報》文藝副刊《文群》。他習慣於夜上工作，依仗那盞微弱如豆的煤油燈光，他坐在桌前備課，改卷子，讀書，寫文章，編刊物。無論是炎熱的夏天還是寒冷的冬天，經常工作到深夜。他對那盞帶有玻璃罩的煤油燈加倍小心，白天用濕布將被油煙燻黑的玻璃罩擦了又擦，擦得乾乾淨淨，透亮透亮放在窗架上，用蓋子蓋好，以防老鼠出來活動時打翻。日復一日從不間斷。
在我們樓下，住的是端木蕻良和蕭紅夫婦，因為他們用暗色的紙糊住窗戶，端木又整天關在屋子裡，從不見他出門，開始我還不知道有他們這個鄰居。後來有一次，端木把一個四川潑辣的女傭打了一拳，這下惹出是非來了，那個女傭站在大街上，不依不饒放大嗓門又哭又罵，大鬧，引起街坊上的左鄰右舍很多人圍觀。端木把門關得緊緊的，躲在房間裡不出來，蕭紅沒有辦法，只好跑到樓上求助靳以。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蕭紅，她那張失去血色蒼白的臉，高顴骨和大眼睛，給我的印象極深。她很生氣地對靳以說：「他惹的禍，要我收拾，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這可怎麼辦？怎麼辦？」靳以是北方人，耿直，好打抱不平的性格，聽了她的話也很氣憤，後來還是幫她平息了這樁麻煩的事。從此我注意到蕭紅一個人為了應付一些生活上的瑣事，跑進跑出，跑東跑西。
結婚不久我懷孕了，為我檢查的北碚醫院裡的一位醫生也是北方人，性格和靳以有些相似，很爽直又喜歡說笑，他說孕婦需要增加的什麼維生素B、C等，其實這裡的橙子又大又便宜，比維生素B、C的營養還好，可以多吃一點。那時候黃桷樹的生活水平還很低。老鄉們用的是紙幣，折合法幣顯得很便宜，化上一、二毛錢就可以買到橙子三十個，橘子還要便宜，到江邊去挑，一、二毛錢可以買上百個。分娩時靳以送我到醫院，醫生和靳以坐在我的床上，一邊還在談笑說：「為什麼北方人愛孩子叫疼孩子，這個疼就是媽媽在生孩子的時候要疼的，越疼就是越疼孩子。」在他們的談笑聲中，我很順利地生下了第一個孩子。因為是在四川生的，靳以為他取小名叫大蜀。
那時候我還很年輕，對新生嬰兒衣褥鞋襪等都不知道從何準備，幸虧靳以的好友陳瑛（筆名沉纓）幫了大忙，她那時候也在復旦大學，和復旦教書的梁宗岱已結婚多年。陳瑛是山東人，心地善良，很喜歡幫助人，她的雙手十分靈巧，一塊布在她手中就能縫成一件非常精美的衣衫。她幫我縫了嬰兒的長袍，又用碎花布做成一雙雙嬰鞋，看起來就像一件件藝術品。她還燒得一手好菜，我坐月子時，她幾乎每天為我送來鯽魚麵湯、腰子麵湯等。
初到黃桷樹，比較平靜，雖然有時有警報，但是不見敵機，結婚之後警報次數就多了，有時候敵機在頭上盤旋，從屋頂上飛過去飛得很低，我們總以為敵人大約不會來轟炸這個小鎮的，也就不感到驚慌。1940年孩子滿月的那一天，警報發出後，緊接著是緊急警報，敵機的發動機的聲音突然在我們耳邊響起，靳以覺得這次不比平時，拉著我，抱了孩子跑到附近的王家花園去躲避，看到孫寒冰先生站在後山上，用望遠鏡瞭望，靳以催他立刻離開。緊跟著，第三批飛機軋軋聲大響，這聲音由上而下，由遠而近，突然天空上好像飛下來一大簇樹葉，然後發出巨大的爆炸，我被一股狂風刮進了王家花園後山自挖的地溝中。溝內已經坐了不少人，大家都屏住了聲息，等飛機的聲音過去了，才一個個爬出溝外。靳以已在焦急地找我。他聽到轟炸聲，立刻將孩子放在花台下，用自己的身體遮掩著他，有一塊小碎片飛射到了孩子額頭上，塵土和鮮血佈滿了他的小臉，但是他還熟睡無恙。小鎮一片混亂，死傷的人數很多，孫寒冰先生被彈片射中，倒了下來。我們回到家裡，家門自動打開，窗紙破碎不堪。到處都是黑灰。
此後，空中襲擊愈來愈頻繁，大家紛紛向鄉間疏散，我們也遷到離小鎮十餘里外的麼店子。同去的還有陳瑛、梁宗岱夫婦和其他幾位帶家眷的教授。我們分住在一位鄉村紳士的大樓房裡，院裡還有一座自挖的防空洞。這年冬天，敵機肆虐更加嚴重。生活艱苦，剛巧有一位靳以的同事要去香港，我就帶了孩子結伴同行，由香港回上海。
淪陷後上海人的生活更加艱苦。那時我娘家的經濟狀況已經一日不如一日，只是空架子仍舊撐著。吃得很苦，穿得卻很體面。我的姐夫住在我家裡，他和姐姐都是滬江大學物理系畢業生，同在中學教書。姐夫認為教書生活太清苦，千方百計想發財，又苦於沒有資本，於是設法利用我父親的資金，開了一家貿易行。大弟肅琦失業在家，自己沒有錢也想用父親的錢做生意。父親本來就很謹慎怕冒險，經不起這幾下，因此牢騷滿腹，經常在我面前發洩。我覺得做子女的不能使父母幸福，還要加重父母的負擔，苦於自己沒有錢，心裡很難受。當時我的處境也很可憐，上海和內地的匯款一斷，就失去了經濟來源，為了免受別人的白眼就決定做「期貨」，囤積日光燈、蠟燭、煤球、油漆等等，倒也能賺一點錢，維持生活。之後，靳以在皖南事變以後被教育部解聘（我當時不知道），正巧福建師專找他去教書，他就轉到福建去了。再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侵入租界，上海的形勢越加惡化，我覺得常住上海不是辦法，就設法去內地找靳以。母親要我把孩子留下，帶著二弟肅珩到內地念大學（後來他去了武漢大學），這樣我又第二次離開了家。
靳以那時在福建南平任福建師專文史系主任，學校設在郊區叫後谷的小村，距離南平還有七八華里。雖然有公路水路直達南平市，可是交通極不方便。走路還得用自己的雙腿。靳以住在學校大門附近的一座大木樓的底層，房間較寬，貼牆搭有一披屋，我去之後，就給女傭睡覺。另一山坡上，住著美術系教授謝投八先生一家，他們有三四個孩子，年齡都很小，有一個還抱在懷裡餵乳。由於營養不足，孩子的身體瘦小，兩眼顯得特別大。謝太太也是早衰，三十幾歲的人，臉上也有了皺紋，她整天忙於家務，十分辛苦。我們周圍有很多山谷和雜木林、杉木林，到了深夜，只要山谷裡的野獸一聲長嘯就會驚起整群山獸的呼應。一天晚上，我的女傭拿著刀和鐵棒，拚命地敲打水缸，說是聽到窗外有野獸在喘息，從此，一到天黑，我就躲在房內。
生活在這座人跡稀少叢林密佈的山谷裡，和生活在我剛離開的繁榮喧嘩、五彩繽紛的大上海相比，不知道是倒退了幾百年了。初到這裡時，我很不習慣，滿腹牢騷，經常在靳以面前叫苦、發脾氣。靳以一點都不生氣，還像逗小孩一樣地逗我。有一天靳以開玩笑地對我說：「謝投八要我把你帶到山頂上去打一頓，因為那裡見不到人。」我聽了很生氣，從此不理謝投八。為此謝投八大叫冤枉。
靳以在這座冷僻寂寞的山村裡非但不感到貧苦，而且還辛勤地堅持編輯重慶《國民公報》副刊《文群》，這些刊物編好以後，經過車輪運輸，長途跋涉，輾轉千萬里的旅途，一期一期如數送到讀者的手裡。當時因為王西彥離開永安，他主編的《現代文藝》也由靳以接替。靳以對福州師專的學生很親切，這裡的學生比重慶的學生要窮，他們多數是窮苦人家的孩子，靳以熱情地鼓勵他們寫作，很多學生都是通過靳以的手，把作品發表到刊物上去的。
在後谷，靳以每天晚上仍舊一如既往地坐在油燈（這裡用的是菜油了）底下編講義、改卷子、編輯刊物寫文章，一直工作到深夜。他的《人世百圖》就是在這菜油燈下完成的。在那裡，靳以用雜文和寓言的筆調譏諷抨擊了人間關係的奸詐黑暗。其中一篇《熊的故事》裡有這麼一句話：「在黑龍江北部一座森林裡盤踞了一族熊群」，1949年以後因為「在黑龍江北部」這幾個字，被批評是諷刺蘇聯，並對此加以批判，不知道靳以是否做了解釋，但我知道，靳以為了這件事心裡很鬱悶。
1944年春，由馬宗融向復旦大學校長章益提議，靳以重返復旦大學任教。離開南平時，我已身懷南南，我們坐木船到南平，然後乘長途客車經過江西贛縣。從福建到江西山高路險，客車盤山而行，右邊是長滿石牙的峭壁，左邊是五六十丈的深谷或激流，路面是高低不平的山石，客車行走時東晃西擺，就好像現在海洋中遇到惡劣天氣時的一條船。爬山的時候由於天寒地凍，司機的助手得趕快跳下來用三角木頭塞在身後的輪子下面，走一步推一步。下面的萬丈深淵就在等著你。這時候，雪花開始密密匝匝地飄落下來，不一會兒，群山叢林就覆蓋了一層白衣裳，樹枝上懸墜下來晶瑩的冰柱，這些冰柱相互碰撞，散發出悅耳的音響。要不是想到這是天險的道路，我真以為到了神仙世界。經過了這條奇美又惡險的道路，車子行駛到了平坦的大路上面。不一會又要經過一座山谷之間的木頭橋了，有人指著那座小橋說：「這裡常常有一股土匪，就是站在橋的中間攔路搶劫的。」幸好是大白天，沒有匪徒的行蹤。客車迅速地奔馳，靳以指著前面，悄悄對我說：「贛縣快到了，城裡書店附近一家飯店有一道出了名的菜餚，到了那裡我們去嘗一嘗。」可惜客車到達贛縣的時候停在城外，天也黑了，第二天還得起早趕路，我挺了個大肚子，進城不方便，只好作罷。
從贛縣出發，經過湖南，我們到達桂林。那時巴金和陳蘊珍都在桂林，住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和靳以是多年的摯友，又為編輯刊物經受了數不盡的磨難和波折，現在各居一方，遽然相見都不知道從何談起。我和陳蘊珍自1938年分別以後至今五年有餘，兩人重逢分外高興，有著說不盡的別情。她知道我結婚了，還批評我為什麼這麼快結婚，應該多等幾年的。後來談到我懷孕，又說生下來無論是男是女都得認她做乾媽。所以南南在我肚子裡就有了乾媽。我們在文化出版社住了幾天，又上路了。
到貴陽的時候已近傍晚，靳以還是興致勃勃地帶我拜訪了蹇先艾，他們是老朋友，見到我們，蹇先艾親切地拉著靳以的手，把他拉到書房裡。他的住處很像北京的四合院，窗紙也是用毛邊紙塗上桐油糊上去的。雖然點的是煤油燈，看起來還是很明亮。夜上我們一起去看了當地的京劇。我叫它京劇是因為演員的面譜畫得很像京劇，但是雙腳都是光腳板，唱的時候後面還有高調幫腔，我一點都聽不懂。靳以倒聽得津津有味。離開貴陽到了重慶，我因為一路勞累，一到重慶就病倒了，忽冷忽熱打起擺子來了，後來還是吃了奎寧才慢慢好起來的。
回到復旦大學，靳以很激動，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像是從放逐中被召回來的，我又見到許多舊友，我又回到眾多的青年中。」那時復旦大學已從黃桷樹小鎮遷到夏壩，建有教學大樓、圖書館和學生宿舍，還有為教職員建造的復旦新村。宿舍面向嘉陵江，分左右二排，都是平房，蘆席頂、土牆和水泥地。每排五戶，每戶前二間後一間，另加一間披屋。靳以開玩笑說：「第一間放個屁，最後一間也聽得到。」我們被分配在第一排的第一戶，結婚時靳以買的一套竹製的傢俱在我們離開時已被馬宗融賣掉後吃了一頓飯，錢也花光了。我們沒有傢俱就向學校借了一大二小三張木板床，一隻書桌，一張方檯子和幾把方凳。沒有電燈沒有玻璃，我們仍舊用毛邊紙塗了桐油糊在窗上，晚上點的仍舊是有著玻璃罩的煤油燈。靳以仍舊每天用濕布擦淨被煤油燻黑的玻璃罩，所不同的是這裡的門前門後都有一片荒地，這是靳以十分喜愛的。他用一把鐵鏟掘鬆泥土，把收集來的玉米、番茄、花生種子一粒粒埋下去，每天清晨又親自把一桶一桶的水澆灌到地裡，潤濕泥土。嫩芽長出來以後，特別用細竹子插在周圍以防傾倒。由於他的精心勞作，種出來的番茄又紅又大，花生又肥又白，玉米顆粒飽滿。
那時候常來我家成為我們好友的是方令孺大姐，因為她在方家排行第九，我們都稱她為九姑，靳以和她認識的時候他們都在復旦分校兼課，後來她任職的另一單位遷至北碚（我已經忘記了那個單位的名稱），所以她就住到北碚到復旦兼課。靳以除了在復旦教課以外，還在北碚戲劇專科學校兼課。九姑來復旦，必上我家，靳以去北碚，也到她處閒談，彼此來往密切。我見到她的時候，她梳了兩條辮子，盤在頭上，兩隻大大的眼睛有些鼓出，一副善良慈祥的容貌。後來我們熟了，才知道她本來有雙美麗的大眼睛，後來因為甲狀腺腫大引起了眼睛向外鼓出。據她自己說，當年她在美國留學時，站在教室裡，會引起眾多的愛慕。我還看到過她年青時的相片，梳著兩條粗辮子盤在頭上，一雙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她和我們很親，我們在她面前也好像見到親人一般，說笑自由，毫不拘束。九姑很直爽，年齡雖然比我們都大，但是比我們更多的小孩子脾氣，有時候為了一個不同的觀點和靳以爭辯，會像小孩子一樣爭到面紅耳赤。記得當我臨近預產期的時候，為了避免擺渡時手忙腳亂，早幾天就住進了北碚醫院待產，九姑每天拎著飯具為我送菜餚，說是催產。有一天傍晚，我感到有一點肚子痛，靳以正準備坐擺渡船回去，立即被九姑阻止，她說：「我在美國生慶文（她的大女兒）的時候真可憐，產車把我推進產房就留下我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產床上，旁邊沒有一個人。更不要說親人了。」靳以聽了她的話留了下來，那天晚上南南出世了。
南南長得很小，出生時體重只有四磅，小臉上佈滿了皺紋，怪可憐的。為了給她增加營養，靳以特地買了一隻母羊，每天擠羊奶餵她。南南很嬌，我抱著她從前門哄到後門，又從後門哄到前門，就是不肯吃。慢慢地孩子在我們的辛苦餵養下長大了，越長越可愛越長越美。靳以十分愛她，半夜三更聽到她一哭就馬上點燃油燈，催我給她換尿布。鄰居和同事們還有靳以的學生也都喜歡她，住在我們對門的全曾嘏兄妹，幾乎天天一大早就要把她從我手裡抱走，他們把她當作洋娃娃似的逗著玩。每當黃昏，靳以抱著孩子到夏壩的嘉陵江邊散步，有人看到他魁梧的身材，手上抱著嬌小的女兒，都說像是托著一隻鳥籠。
那時巴金和陳蘊珍已經結婚，湘桂戰爭爆發以後，他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由桂林遷至重慶，我們又有了經常見面的機會。他們常常從重慶到我們家來小住，小鎮沒有商店，只有逢三、六、九趕集，賣的無非是當地的土布，自染的彩色粗絲線和一些雞、鴨蛋，麥芽糖之類的農副產品。我和陳蘊珍趕集回來，買了一些土布、粗絲線，陳蘊珍的手很巧，把土布縫成小裙子，用紅色的粗絲線在領口上攀來攀去攀出幾道紅色的花邊，南南穿在身上跑來跑去，顯得格外玲瓏。有一次九姑來我家，南南偷偷把九姑常坐的那張籐椅後面的木棒抽掉了，九姑一屁股坐到地上，她還要哈哈大笑。
九姑和章益在美國的時候就已經認識，那時章益就住在我們對面一幢樓裡。章益的夫人為人十分爽直，說起話來大大咧咧的很容易和人相處。九姑來時，常常把我們拖到他們家去。章益表面上對靳以很親切，常常說：「我們都姓章，五百年前是一家。」可是有一次為了學生的事，章益突然拍著桌子攻擊靳以。那時候和我們家常有來往的還有趙家璧一家，他們也是從桂林遷至重慶北碚的，他們夫婦帶著孩子坐著擺渡輪到我們家，也請我們到他們家去吃飯。這段日子我們的日子過得很簡單也很樸實，心裡是快樂的，很自由。靳以喜歡做麵食，常常是他揉面我做餅，他擀皮子我包餃子。我們配合得很和諧。靳以還對著我說笑：「沒有飯吃的時候，我們倆開一家夫妻老婆店，賣餃子去！」
靳以還和一些有著共同想法的同事常常在一起，他們也和北碚的朋友常常相聚，組成一個北碚聚餐會，往往上午去晚上才回來。有時候還到重慶去聚餐。有一次靳以在北碚為戲專的學生上完課回來，正碰上一個進步的學生在學校廣場前面罰跪，靳以很氣憤，一把從地上把這個學生拎了起來，他最看不慣年輕人下跪了。
1944年冬天到1945年春，抗戰已經到達後期，湘南戰爭失利之後，日軍又長驅直下，攻佔了貴州獨山，這時候重慶一度淪為敵人進攻的目標，靳以的一些學生經常跑到我家，商量：如果重慶失守，他們就準備去參加游擊隊。可是那時候，我當年在中學裡那股抗日救國的熱情早已消失，只想過安定幸福的小家庭生活，和時事拉開了距離，心裡害怕靳以也會跟著去打游擊，從此家庭分散。幸虧日軍後撤，重慶穩定下來，我才得以安心。
這一年夏秋交接之際，嘉陵江發大水，我們住的地方和黃桷樹相隔一條小溪，中間架著一條石橋，大雨過後，這條涓涓溪流變成了一條波濤洶湧的大河，從上而下地奔騰著注入嘉陵江。夏壩前後左右被大水吞噬，一片汪洋。眼看著石橋兩邊的民房已經被水淹沒，有些只露出幾片覆蓋在上面的頂棚，十分淒慘。我們家也進水三四尺深，只好把一些日常用品搬到木盆裡，用木板當槳划到黃桷樹馬宗融家小住。三四天以後回家，到處沙粒，滿地污泥，我們儲存的玉米、花生早被水泡得發了芽。靳以受了潮氣感染，患濕疹，渾身痛癢，低燒不息。後來還是吳劍嵐（靳以的老師，當時還在復旦任教）開的藥方，用河面上的浮萍煮湯泡澡，這才漸漸好轉起來。
1945年8月，抗戰勝利，我帶著孩子先行回上海，由復旦大學校長章益介紹，進了江灣復旦大學的註冊組工作，同去的還有復旦同學嚴婉宜。次年靳以隨著學校一起遷回上海，我們搬到了江灣復旦大學教職員宿舍廬山村居住。廬山村是日本式的小樓房，分上下二層，還有一個小閣樓。我們搬進去的時候，樓下還鋪著榻榻米。樓上有一大一小兩間房，全是日本式的拉門，浴室中間有一個長方形的木桶，大概是日本人洗澡用的。門外的院子裡還有一個防空洞，看起來這裡的一切都是日本人建造的。在夏壩和我們相鄰的全曾嘏、洪珅、張明養，也搬到這裡來了。後來又搬進了張志讓、漆琪生、周谷城、盧於道等在教學界、學術界、文化界頗有名望的民主教授。這時候那個北碚聚餐會就更大了，和其他教師組織聯合在一起，那就是「上海各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會員大約八十人之多。他們常常兩三個星期開一次會，交換消息，討論問題。
我在復旦工作不到一年，由靳以的中學同學王辛笛、孫浩然二位介紹，轉入上海清華大學同學會工作。同學會的會址設在南京路外灘原花旗銀行的樓上，由清華前輩，在滬享有高級職位的銀行家、董事長、福利事業的頭領，設計事務所、貿易行的老闆及有錢有名望的人主持。那裡設有西餐部，供應會員午餐，晚上可以通過會員預訂會場吃飯、宴會和座談。我也曾經為靳以他們的「大學教授聯誼會」提供了活動場所。我因為住在江灣交通不便，就搬回娘家。每逢星期六，靳以帶著南南到清華同學會來接我，吃了同學會的西餐以後，一起回到我娘家，星期一他們父女又回復旦大學。
這時候隨時都會碰到重慶和各地來的以及留在淪陷區的老朋友。巴金和陳蘊珍住在霞飛路霞飛坊，和我的住處只隔一條馬路，我和陳蘊珍又像中學時代一樣，常常在一起蕩馬路逛商店了。在我們後馬路上的「黑塔公寓」住的是曹未風，他和靳以都是北方人，常有來往。後來，靳以的華僑朋友林登夫婦，得知日本人無條件投降，以為一切都會安定下來了，就從美國來到上海，在漢口路漢密登大廈（現在的福州大樓）開了一家專營日常用品的貿易行，不料內戰開始了，形勢劇變，林登夫婦不得不再次離開中國，回到美國去了。從此音信中斷，一直到「文革」以後，中美建交，他們夫婦帶著第一批華商代表團回到中國訪問，在上海找到了我。這時候，靳以已經去世多年了。
而當時由於內戰，物價像斷了線的風箏，急劇飛漲，一天騰飛數次，給人們帶來了無法擺脫的災難，在市場上出現了搶購風。靳以的工資只能維持幾天的生活，學生們就更加悲慘了，他們組織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示威遊行，「大教聯」也捲入其中。
1949年5月，國民黨失守上海郊區——南翔、真如等地，靳以搬回市區。這一天，靳以匆匆回復旦查看情況，不料正遇上國民黨要把一些知名的教授帶到台灣去，靳以也在名單上。當時我在市區，聽到這一消息心急火燎。我不願意家庭分散，立刻從市區趕到江灣，廬山村的大門上佈滿了槍彈洞，所有的人都想往外逃，只有我一個人朝裡走。撲進家門，大叫「靳以」，無人回答。後來在徐匯村宿舍，找到九姑，九姑告訴我：「當時靳以被圍困在廬山村，正巧對門的伍蠡甫教授搬家，有一輛搬家公司的汽車停在門口，門房老宋把靳以推進傢俱當中，汽車已經開往市區。」聽了九姑的話我仍舊心有餘悸，回到市區也找不到靳以。一直到5月27日，靳以才從中學同學康嗣群家中出來，從此全家團聚，不再分離……
補充：
1947年，馬宗融因為參加進步活動，被學校解聘。靳以去和章益交涉，要為馬宗融解決生活問題。最後以送馬宗融薪水一年，讓他休假一年，一年以後再請馬宗融回到學校教書（了結）。當時經張志讓推薦，馬宗融到了台灣大學文學院教書，那一年靳以的四弟疇敘在重慶電力公司受壓，靳以通過在資源委員會工作的錢尚（？）介紹，讓疇敘去台灣屏東發電所工作(後來因為工作和氣候不適又回到了大陸)。1948年靳以送弟弟疇敘一家去了台灣，同時探望馬宗融。馬宗融當時已患腎炎，渾身浮腫，見了靳以抱頭大哭，半天不肯放手。靳以回到大陸以後為馬宗融返回復旦又作了種種努力。1949年馬宗融帶了兩個孩子從台灣乘坐最後一班貨船回滬，當時正值兵荒馬亂，馬宗融得不到及時的治療，貧病交迫，不治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