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初期，因為貧困，他們坐著骯髒的輪船，橫渡大西洋；因為無知，他們挖排水溝；他們走過紐約大街的每一天，都會有馬路對面的愛爾蘭人衝他們大喊：「嗨，你們這些齷齪的意大利佬，滾回你們的老家去。」
他們不是來自達·芬奇或美第奇家族代表的那個意大利，他們大部分來自西西里島和南方——那裡到處是山羊和山區居民，到處可見肥胖的婦女，她們嘴邊長著像鬍鬚一樣重的汗毛，戴著玫瑰經念珠，黑色長袍一直拖到腳踝。
從前羅馬時代開始，他們似乎就在哀悼著什麼：為撒拉遜人、希臘人和法國人入侵時所進行的殺戮和掠奪而悲傷，為火山爆發、瘧疾橫行、賦稅如虎以及無休止的貧困而哀慟。最終，有很多人不堪重負，漂洋過海，來到美洲。他們中有一對來自意大利南部邊陲小鎮科森扎，姓卡斯蒂利亞的夫婦。他們帶著一個4歲的兒子弗朗西斯科，恐怕這小傢伙做夢也沒有想過，有朝一日會有個盎格魯-撒克遜人給他守門。
昔日的小弗朗西斯科已長大成人，成為今天大名鼎鼎的弗蘭克·科斯特洛。他從未夢想過，有一天會花掉50美元買頂帽子，350美元買套衣服，竟能把27200美元忘在紐約出租車的後座上。他也從未夢想過，只要一提他的大名，警察就會驚慌失措，如臨大敵，就會讓成千上萬的美籍意大利人對自己的姓名多多少少感到有些不安，對別人的誹謗和提問過於敏感……
你是意大利人？
「只有一半血統。」
你是意大利人？
「法國人。」
你是意大利人？
「關你他媽的屁事兒。」
「嗨，意大利佬！」
「你和誰說話呢，你這個雜種！」
「你喜歡羅馬嗎，溫弗雷夫人？」
「還好，就是意大利人太多了。」
「瞧，安哥羅，兒子，不要因為你是意大利人，就讓他們對你發號施令。別忘記美洲就是以一個意大利人的名字命名的，是意大利人首先發現了美洲大陸；當意大利將其輝煌的藝術貢獻給世界時，那些該死的英國人還像野蠻人一樣住在山洞裡，把臉塗成藍色……」
和其他那些父母既不懂英語也不懂法律的農民的孩子一樣，弗蘭克·科斯特洛也是在紐約的貧民窟裡長大的。他們的母親完全相信上帝，他們的父親則依靠那些受過較好教育但並不怎麼可靠的意大利同鄉，即那些招募意大利人到建築工地幹活的包工頭。同樣盲目的信念讓他們篤信，用不了幾年，普裡莫·卡爾內拉就會擊敗馬克斯·貝爾[1]。這些父親們矮小卑微——個頭小當不了警察，只能幹些撿垃圾、修地鐵的活兒。他們中有些人寧可去鄉下種地，還有些人搬到俄亥俄和賓夕法尼亞去推裝滿石頭的獨輪車上山造房。當他們氣喘吁吁又大汗淋漓地爬上賓夕法尼亞安布勒的一座小山頭時，路旁不知誰家的鸚鵡會刺耳地朝他們叫道：「意大利佬——意大利佬——意大利佬——意大利佬——意大利佬！」他們真想夜間偷偷溜進去宰了那只鸚鵡，但卻從沒這樣幹。相反地，他們夜間回去喝酒，喝得昏昏欲睡。
為什麼你不走正道呢，弗蘭克·科斯特洛？
為什麼你不拿起鐵鍬和對上帝的信仰，到建築工地去幹活？
科斯特洛從來都沒有這樣做過。像很多農民的兒子們一樣，他瞧不起父親的卑微和無能，不願去父親的雜貨攤幹活兒，想不費勁兒就賺大錢。1908年，16歲的科斯特洛離家逃學，後因人身傷害和搶劫罪而被捕。1912年，他又以同樣的罪名入獄。兩次入獄他都謊稱自己叫卡斯特洛。1914年，他領結婚證時，稱自己出生時姓科斯特洛，職業為管道工。1915年，他因秘密攜帶武器被判監禁十個月，當時他謊稱自己叫弗蘭克·薩韋裡奧，職業為暖氣管道裝配工。然而，當他在普通刑事法庭接受審判時，又謊稱叫斯泰勒。他幾乎從不講真話。
1923年他開始非法販運私酒。他曾是臭名昭著的前碼頭工人大比爾·德懷爾的手下，參與指揮了從加拿大非法販運杜松子酒的大規模販私行動。那時他們買通了一些見錢眼開的海岸警衛隊隊員，用裝備了防彈鋼板和機關鎗的十幾艘快艇販運私酒。有一次，科斯特洛的快艇偶然偏離了航線，闖進了一次快艇競賽——他率先駛過終點，然而又繼續航行。據說在禁酒期間，德懷爾-科斯特洛的地下販運私酒網不僅向東海岸供應了不少的威士忌，而且還大量地販運到芝加哥及整個中西部。
警探們開始跟蹤科斯特洛。他們走訪意大利人聚居區，打聽他的情況。但街坊們都閉口不談。在這個街區，即使有人光天化日之下當著50個人的面殺人，他們也會對警察異口同聲地說：「我們什麼都沒看見。」
正如他們不會向9世紀的撒拉遜征服者、10世紀的拜占庭王朝的希臘人和13世紀殘暴的法國人出賣同胞一樣，這些人也不會向20年代的紐約警察告發他們的同胞。對所有外來權勢的不信任讓他們學會了沉默的藝術——這是幾百年來忍辱負重練就而成的。同時，他們也學會了接受最糟糕的現實，因為這是他們在西西里島和科斯特洛的故鄉科森扎繼承的遺產。僅在1903年一年內，科森扎有記錄的山體崩塌就有150餘次；幾乎在同時，一場惡毒的葡萄芽寄生蟲病侵襲了整個地區的葡萄籐，很快波爾多產的葡萄酒就壟斷了整個世界的酒業市場。1807年，科森扎瘟疫猖獗，800名法國士兵因此喪命——這種災難在歷史上屢見不鮮。1173年，瘧疾致使一個托馬斯·貝克特匪幫的在逃殺人犯威廉·德·特拉西喪命；而在公元410年，西哥特國王阿拉裡克在洗劫羅馬後不久也因此而斃命。
「如果有統計數據，」出生在人煙稀少但美麗如畫的意大利南方的歷史學家諾曼·道格拉斯寫道，「就可能證明霍亂是致使意大利南方精神生命衰微凋零的主要因素。我對這一點毫不懷疑。」
要在這種瘟疫、貧困，讓人無法忍受的賦稅和無盡的折磨中生存下來，農民們就得依靠他們的智慧，時時保持沉默，伺機報復，就像那群復仇的西西里人一樣。1282年，一個法國士兵在一名巴勒莫少女的婚禮上姦污並殺害了她，為此西西里人屠殺了駐紮在那裡的全部法國駐軍。在威爾第的歌劇院裡，此次事件被大肆渲染。據說黑手黨的出現就是受這一事件的啟發。黑手黨成員結成同盟，發誓為任何一個受害的兄弟復仇。他們永不尋求警方的保護，永不向司法當局洩露任何有關該組織或成員的事情，一旦有誰向警察告密，那麼等待他的將是死亡的懲罰。
這就是弗蘭克·科斯特洛的背景。即使今天，一本旅遊指南在講到這個意大利南部的貧窮邊陲小鎮時還這樣寫道：「當你在卡拉布裡亞的旅館住宿時，一旦發生爭執，應採取『友好方式』解決問題。這是個原則問題。要遵循這種方式，但又不能做得過火。這樣，你在旅店裡的地位就會漸漸地改變，從客人變成朋友、兄弟。至關重要的一點是，你必須表明你既不無知也不懦弱——而無知和懦弱在南部是不可饒恕的罪過。你可以是偽造證件犯或危險的殺人犯——這有什麼了不起的，幹這種事也是一種生計，與別的行當並沒什麼兩樣……」
因此，在20年代的紐約，在布魯克林的哈萊姆意大利人居住區和曼哈頓的桑樹街，警察問不出半句話來。警察走後，男人們開始竊竊私語：「我們不想找麻煩。」他們都一致認為，科斯特洛沒做什麼犯法的事兒。法律找他的麻煩，只因為他是意大利人。他們在一旁看著爐子、永遠順從的妻子們也會點頭同意。女人們把意大利麵條和酒推到丈夫的面前，開始懇求說：「行了，吃飯吧，吃飯吧。」他們屋子裡的牆都粉刷成了白色，收音機上放著聖母的雕像，到處都有十字架。
弗蘭克·科斯特洛本人也覺得自己沒幹過什麼壞事。1925年，他成為美國公民。每當別人問起他的職業時，他都一本正經、響亮地答道：「做房地產的。」
禁酒之後，科斯特洛開始涉足其他領域，包括經營老虎機、賭博以及非法販運蘇格蘭威士忌。當市長費奧雷洛·拉瓜迪亞下令紐約警方收繳老虎機並把它們扔入大海時，科斯特洛把他的那些運到了新奧爾良。這多虧了參議員休伊·朗的協助，他在1936年表示希望為路易斯安那的孤兒、寡婦和盲人們籌集到一筆額外的資金。科斯特洛僱用了蓋格曼家的兩個男孩做老虎機賭博業務的老闆和收款員，他們是他的妻弟，以前都是開出租車的。
「杜德利·蓋格曼恐怕是我聽說過的最節儉的人。」報道犯罪事件的一位記者寫道。「他向政府申報的年納稅收入高達10萬美元，可他還住每月40美元房租的房子，分期付款買傢俱，為每週付給女傭的六塊錢而斤斤計較。稅務局的工作人員懷疑這大部分錢都屬於科斯特洛，杜德利只是幫助科斯特洛逃避高額稅賦。然而，他們並沒有辦法證實這一點。」
毫無疑問，到了30年代，科斯特洛已有了退隱江湖的念頭。1915年他因秘密攜帶武器而被捕入獄十個月，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鐵窗生涯。據說1929年芝加哥情人節大屠殺事件後，弗蘭克曾以個人名義邀集各路黑幫老大聚會亞特蘭大。在這次聚會上，他慷慨陳詞，曉以利弊，終於讓各路黑幫老大認識到了攜帶武器和相互仇殺的愚蠢。他極力主張幫派間應尊重彼此的地盤。至於他本人，則開始涉足紐約政界，並為他支持的政客參加競選出錢出力。據稱1942年去過科斯特洛頂層公寓的政客中還有後來當上紐約市市長的威廉·奧德懷爾。但那時科斯特洛的名聲還不怎麼壞。1942年7月17日的《紐約時報》上稱科斯特洛是名「運動員」。在他位於長島的豪宅裡，他總是謙遜有禮，不失幽默。他還是一位模範丈夫。他為他舊名洛蕾塔·蓋格曼的猶太妻子在第五大道的高級時裝店開立了賒購賬戶；當妻子在約翰先生商店花241.91美元買了三頂帽子和一塊手帕時，他什麼也沒說。
科斯特洛把成千上萬的錢捐給了慈善機構、教堂和成群的乞丐。他從來不用為錢擔心，他有許多來錢渠道。有人說他與丹迪·菲爾·卡斯特爾[2]在路易斯安那州合夥開了一家名叫「貝佛利俱樂部」的飯店賭場，每年能領取高達1.8萬美元的薪金，儘管沒有人確切地知道他在俱樂部到底做什麼工作。
「你做什麼工作得到那份薪水的，科斯特洛先生？」在後來的一次調查中，一個犯罪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問他。
「唔，」科斯特洛說道，「我幫忙聯繫各類演出，還為他們拉些生意。換句話說，如果誰去路易斯安那，我會給他推薦一個地方。他們都信賴我。我還可以給俱樂部推薦一些風格各異的演出。」
「你是怎樣搜羅那些演出的？」
「你瞧，」他說，「如果我聽說有好的演出，我就過去，邊吃飯邊觀看。如果我覺得好，就會打電話給他們說，『這裡有場很棒的演出』。」
「你推薦什麼樣的演出呢？」
「喬·路易斯，索菲·塔克[3]。還有很多大腕兒明星的節目。」
「向夜總會推薦這些知名人物不需要行家嗎？」
「噢，當然需要。我不認為我是個行家。但好的演員也會變糟。沒有表演內容，他們就走下坡路。如果他們有新的表演內容，你就可以舉薦它。」
「那你做不做準備或審閱表演內容這類事情？」
「不。我只是負責聯絡。然後，如果我喜歡，就告訴他們我喜歡這樣的表演。」
「為此你就能每年拿到1.8萬嗎？」
「沒錯。」
弗蘭克·科斯特洛使警察們對他無可奈何。「科斯特洛，」赫伯特·阿斯伯裡[4]寫道，「已經成功地成為美國黑社會所能造就的最神秘的人物。紐約市和聯邦警察不是沒有對他進行過調查。實際上，自從1920年中期起，他們一直在對他進行調查，但總的來說，科斯特洛太狡猾了，使調查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死胡同，連警察和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們都拿他沒辦法。」
科斯特洛的電話被聯邦調查局監聽，照片也上了聯邦毒品署的黑名單；市長拉瓜迪亞稱他為「無業遊民」。然而，科斯特洛在中央公園西邊的寓所裡存放的現金從沒少於5萬美元，他付錢給其他匪徒幫他做事。紐約的偵探們也無時無刻不在對他進行跟蹤，但他總是設法使自己保持清白。他們跟蹤他到華爾道夫酒店，在那裡他經常與政客名流們共進午餐；他們跟蹤他到巴爾迪摩的蒸汽浴室，在那裡他和詹姆斯·A.法利、漢克·格林伯格、吉恩·滕尼、伯納德·金貝爾[5]以及幾十位大名鼎鼎的高級主管同在一個房間裡洗桑拿；他們跟蹤他到理髮店，在那裡理髮店服務員都巴結他，給他修剪指甲，搽粉打理，像奴隸一樣地圍著他轉，渴望得到一筆可觀的小費；他們跟蹤他到中央公園，在那發現矮小敦實、西裝筆挺的科斯特洛在觀賞大自然的奇觀，研究變化多端的氣象，觀看動物園圍欄裡的各種動物；他們再跟蹤他到沃爾曼紀念滑冰場，一位《紐約時報》的記者就此還寫過這樣的報道：「中央公園裡的沃爾曼紀念滑冰場吸引來了很多名流顯貴，包括賭徒弗蘭克·科斯特洛。據說他從不滑冰，只是在滑冰場邊看一會兒，然後就嘟嚷著走開了。」
從三十到四十年代，對於其他移民來說，生活好過了一點兒。賓夕法尼亞安布勒那只尖叫著「意大利佬」的鸚鵡已死掉。還有很多值得人興奮的事情：迪馬喬兄弟表現完美；平扎[6]一夜之間紅遍全國；阿莉達·瓦利成為美國銀幕上第一位意大利裔電影女演員，而且並不僅僅因為她的「雙峰」；曼哈頓的羔羊俱樂部一時也大發慈悲，為這裡的擦鞋匠比亞喬·韋盧茲舉行了盛大晚餐，並贈送戲票給他。被人們常稱作「墨菲」的比亞喬說：「這些羔羊喜關（歡）我，我也喜關（歡）這些羔羊。」
在全國各地，那些在建築工地幹活的推車工和磚瓦匠的兒子們都已有了自己生意興隆的建築公司。以前為球員撿球的球童已成了俱樂部的專家裡手，並能在星期天午後穿上白色的帆船夾克神氣活現地出現在鄉村俱樂部，喝酒簽名記賬，無須立刻付款。意大利裔男學生仍然對他們長長的名字感到尷尬，甚至會羨慕黑人的簡短名字，但實際上沒有多少人會真正改名，因為這是一件關乎家庭榮譽的事情。或許是他們意識到改掉名字欺騙不了任何人，或許是他們從一位老意大利職業拳擊手那裡得到的教訓。他原先叫約瑟夫·卡羅拉，後來改名為約翰尼·鄧迪。但從那時起，人們都把他叫成「蘇格蘭意大利佬」。
「二戰」造就了一批非常先鋒但卻短命的英雄，如功勳卓著的飛行員唐·真蒂萊。軍旅生活給意大利裔美國男孩帶來一種國家歸屬感；他們建功立業、流芳百世的舞台已不再限於天主教教區、工會和由橄欖油出口商資助的布魯克林保齡球隊了。
「這是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家住布魯克林拉爾夫大街的下士軍官丹傑洛說，「當我們開到那不勒斯和羅馬時，那裡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叫我『美國人』。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個美國人……」
最終，這些西西里和南方移民的兒子們（有些人的父母還曾在1910年雅各布·裡斯反映桑樹街貧苦生活的照片裡出現過），都開始在政界嶄露頭角。有些是受科斯特洛的提攜，有些則是得益於意大利裔美國人的龐大選民人數。就這樣，在美國歷史上的一個特定的時期，湧現出了一代政治家，他們從來不敢確定他們競選獲勝僅因為他們是意大利人，或「雖然」他們是意大利人。
然而，坐上法官的寶座，像牧師一樣身穿黑色長袍的感覺是很不錯的。同樣，作為一名吻別妻兒、登上火車、前往首都的國會議員的感覺也是很不錯的。儘管他們身穿閃亮的深色西服、雪白的襯衫，佩戴溫莎領結，腳蹬黑色尖皮鞋，人們卻不會把他們誤認為東部精英。
弗蘭克·科斯特洛這些年來的個人抱負就是得到人們的尊敬。當1949年他被邀請出任救世軍籌集資金委員會的副主席時，這一抱負似乎馬上就要實現了。當時擔任該委員會主席的是蒂芙尼公司總裁沃爾特·霍溫，他曾致函科斯特洛說委員會正在尋找「紐約的重要人物」擔任領導職位，並說委員會「非常渴望」能獲得科斯特洛先生的加盟。
科斯特洛收到這份邀請函後萬分激動。受寵若驚之餘，他將信函拿給他的律師喬治·沃爾夫看。沃爾夫覺得他們一定是弄錯了。他打電話給那個委員會問道：「你們知道這個科斯特洛是誰嗎？他以前可是一名私酒販子。」
沃爾夫回憶道，救世軍當時完全清楚科斯特洛以前是幹什麼的，但是如果能得到科斯特洛的任何幫助，他們還是很樂於接受的。於是科斯特洛在科帕卡瓦納俱樂部舉辦了一次入場券為100美元的慈善募捐冷餐會，邀請了紐約的許多名流，其中包括曼哈頓區長雨果·E.羅傑斯和多位最高法庭法官及紐約政界要人。他用這種方式募集到3500美元，加上自己的6500美元，他總共為救世軍募集到1萬美元的捐款。
當報界獲悉這次冷餐會的消息，並將出席者的名字公諸於眾後，引來了一場轟動一時的爭論。那些出席者的結局都不怎麼好，人們推斷他們是科斯特洛的保護傘和代言人。科斯特洛的處境每況愈下，憤怒的公眾反應如此強烈，迫使官方不得不採取行動。
眼見自己的這次公關行動失敗後，弗蘭克·科斯特洛再也不想拋頭露面了。根據沃倫·莫斯科在週日《紐約時報》上撰文講，科斯特洛「策劃罷免雨果·E.羅傑斯在坦慕尼協會[7]的領導職務，挑選卡爾米內·G.德薩皮奧作為其接班人。他希望德薩皮奧能成為一名優秀的、受人尊敬的領導人，這樣公眾就能忘掉科斯特洛，他就能脫離政治干係和那些從事非法活動的黑道人物，可以不受干擾地享受高爾夫了」。但莫斯科先生接著寫道：「1951年受審之初，科斯特洛曾請求說，『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們得尊重我的基本權利和原則，我懇求你們把我當人對待』。但參議院犯罪調查委員會對他的乞求置之不理，決意要查清他過去幹過的一切非法勾當。」
就這樣，科斯特洛出現在該委員會的委員面前。他堅決不同意讓臉在電視上曝光，攝像機只好對準他那因緊張而不時敲打桌面的手指，給那些坐在家中的觀眾上演了一組手指芭蕾。他被審問了幾個小時，攝像機一直在拍他的手指。有天晚上，一個煙草經銷商表示，如果科斯特洛能在攝像機前給他們的品牌做廣告，他會得到一大筆錢。但一直抽英式卵形香煙的科斯特洛一口回絕了。然而他告訴委員會，即使讓他的手指在電視上露面，他也覺得難受；另外，他的喉嚨也不舒服。
「科斯特洛先生作證時思維敏捷，根本看不出他是個病人。」律師反駁道。
「讓我作證時，」科斯特洛沙啞地說，「我想講實話，可是我的腦子現在不轉了。」
除了不情願出庭作證，科斯特洛還脾氣暴躁，無精打采。
「科斯特洛先生，」最後律師高聲喊道，「你聽到證詞了嗎？」
科斯特洛的灰色眼睛閃出憤怒的火焰，太陽穴旁的深灰色頭髮都立了起來。「我不準備再回答任何問題了，」他堅決地說道，「我要走了。」
弗蘭克·科斯特洛跟著他的律師朝大門走去，轉眼間消失了。第二天，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都登出了這樣的標題。
《科斯特洛公然蔑視參議院，聽證會上甩手離去》
《科斯特洛因蔑視法庭而面臨被捕》
《科斯特洛的律師稱身體欠佳、閃光燈與攝像機影響證人作證》
退庭是不理智的，他做得過火了。他在全國觀眾面前這樣做，參議院是永遠不能寬恕類似的公然挑釁。科斯特洛很快以蔑視法庭罪被判入獄18個月。
但即使在獄中，科斯特洛也照樣令法律對他束手無策。他仍然抽著英式卵形香煙，沒有人知道他是怎樣把它們帶進來的。他吃著牛排——外面烏黑，裡面深紅，就像他在21俱樂部點的一樣。當然掩蓋牛排的來歷是不可能的了。幾年之後，儘管身陷囹圄，他仍能支配著他那不可思議的影響力，並為他的律師愛德華·本內特·威廉姆斯創造了奇跡。
一次，威廉姆斯去監獄探望科斯特洛時，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科斯特洛察覺到後問道：「有什麼事兒讓你煩惱，威廉姆斯先生？」
威廉姆斯解釋說這天晚上他和妻子想請岳父母出去慶祝他們的55週年結婚紀念日，他曾向他們保證能拿到《窈窕淑女》（My Fair Lady）的戲票，但曾答應過給威廉姆斯搞票的那個工作人員——這個人過去一直很有辦法——此次卻突然變卦，說沒辦法了。
「威廉姆斯先生，」科斯特洛說，「你應該告訴我，或許我可以幫忙。」
威廉姆斯承認，他從未指望一個囚犯可以在最後關頭幫他搞到四張搶手的百老匯歌舞劇票。
科斯特洛聳了聳肩膀。
那是下午5點鐘。
當威廉姆斯回到旅館房間時，他聽到輕輕的敲門聲。開門時，一個寬肩、帽簷低垂著的男人咕噥了幾句什麼，遞過來一個信封，裡面裝著當晚《窈窕淑女》的四張戲票，然後迅速地消失在大廳裡。
在科斯特洛被囚禁的日子裡，移民的孫輩們漸漸長大，並開始意識到他們的名字給自己帶來的不利影響，並對周圍環境中的一些矛盾衝突感到困惑。這些孩子在家裡聽到的是一套，而在外面聽到的卻是另一套：非意大利人編的課本，教堂裡的愛爾蘭牧師的傳道，學校信奉新教的教務長的訓話，猶太自由主義者的社論以及街頭巷尾的各種議論……
「那些意大利人，都一個德行……」「他們怎麼不把科斯特洛遣送回……」
而意大利人卻紛紛議論：
「他們在找科斯特洛的麻煩，只因為他是……」
「老天爺，如果他們要是這樣對待猶太人，那麼猶太人的反誹謗組織早就……」
弗蘭克·科斯特洛幾乎從不為自己辯解。新聞記者問他怎樣賺了這麼多錢時，他一貫的回答通常是「無可奉告」或者「我不靠《聖經》發財」。不過，他曾經向一名記者解釋過：「瞧，我是個投機商，但我不會在別人不需要我的時候出手。」
他因藐視法庭罪的服刑期剛滿，馬上又因逃稅而受審。他花高價僱用了最好的律師為他打這場官司。
「看在上帝的份上，弗蘭克，明天出庭時，千萬別穿你那套350美元的衣服，那樣太招搖了。」
「你想讓我穿什麼？」科斯特洛問道。
「穿你現在穿的這身衣服。」律師朝著他身上穿著的藍囚服點了點頭，說道。
科斯特洛考慮了一下，然後皺著眉頭說：「對不起，我寧願輸掉他媽的這場官司。」
他確實輸掉了這場官司。1954年5月14日，報紙以大幅標題登出了《科斯特洛逃稅罪名成立！》報紙和雜誌都刊登了他的照片——和他以前在這樣場合的很多照片都差不多：他正走下法庭的台階，幾名律師把他夾在中間，卷邊軟帽穩穩地扣在他的頭上，灰色的眼睛低垂著，長長的圓鼻子，臉色陰沉，嘴裡叼著煙，從他的表情裡看不出任何感受或是想法。
那是5月的一個上午。就在鑽進汽車前，他轉過頭來對記者和人行道上的人們說道：「我認為這是一次政治事件。很多人都想踩著我的後背向上爬。這個社會就是這樣的。」
「你犯的第一個錯誤是什麼？」沃爾特·溫切爾[8]問道。
「如果那也算錯誤的話，」科斯特洛說，「我想，那就是出身貧寒，生長在一個艱苦的環境裡。如果情況不是這樣，我就可能會上大學，就可能會和基福弗法官先生一起高高在上，而不是站在被告席上。老實說，自從我長大成人，能夠分辨是非起，我就一直努力要過體面的日子。我和一個女孩結婚，始終如一，35年了。在攻擊我的那些人當中，有多少人能像我一樣呢？」
1956年，弗蘭克·科斯特洛厭倦了枯燥乏味的牢獄生活。他向政府提出，如果能夠取消他剩餘的刑期，他自願流亡國外。他曾想過回意大利老家科森扎。但是，司法部沒有批准他的請求。
可是，如果科斯特洛真的能夠重返故鄉，他就會邂逅一片仍然處在黑暗時代中的可愛而神秘的土地——如他4歲離去時一樣，也如他出生前的千百年來一樣，一直沒有任何變化。在科森扎，他會看到農婦們頭上頂著陶罐走在馬路上；男人們騎著驢，臉被太陽曬得皺巴巴的，像《聖經》裡的那些人物的臉一樣緊繃著。他也會看到那些年代久遠的低矮的白石房子，從東到西星羅棋布地點綴在那片廣漠無邊的青青山坡上；在藍綠色的第勒尼安海裡，一群黝黑的男孩一絲不掛地游著泳，並向過往的火車做著淫穢的手勢。
弗蘭克·科斯特洛或許不會喜歡這片土地。看到自己出生的故鄉仍然如此荒蕪，再想起寒酸的童年，只能讓人心裡難過。他在那裡也不會見到幾個美國遊客——只有少數幾個成年的第二代意大利裔美國人來意大利南部，他們來此只是為了拜訪一下親戚或看一看祖父的誕生地。
也許偶然在科森扎的火車站，弗蘭克會看到一群喜氣洋洋的親戚迎接一個年少的孫兒的場面。他們眾星捧月似的圍在孩子周圍，使孩子覺得自己彷彿救世主，或是因首次飛躍大西洋而受到人們空前熱烈歡迎的查爾斯·林白——只不過在這裡，人們用親吻而不是用扔彩條紙屑來表達他們的喜悅之情。一個又一個根本不懂英語的叔舅、姑姨和表親上前親吻這個男孩，他彷彿被眾人的親吻所淹沒。
然而，這個男孩會用一架8毫米的攝像機拍下他在科斯特洛故鄉與親戚們相聚的畫面。之後，這些膠片或許會在布魯克林的某個廚房裡放映。人們用大頭針把床單釘在鮮花圖案的牆紙上當幕布。等燈光在布魯克林的這間廚房裡亮起時，那些坐在屋子裡的一些老人眼裡會閃動著激動的淚花……
1956年後半年，愛德華·本內特·威廉姆斯證明對科斯特洛的判決是基於非法的電話錄音，因此科斯特洛被釋放出獄。出獄後，科斯特洛一直保持低調，盡量不拋頭露面。但是，他的大名很快又上了頭條新聞。1957年5月2日晚10點55分，正當科斯特洛走過他的盎格魯-撒克遜看門人朝他的頂層寓所走去時，一枚子彈呼嘯著朝他的頭部飛來，擦著頭皮，嗖地一聲穿透了他那頂50美元的灰色軟呢帽。
弗蘭克對警察堅持說他不知道是誰幹的。
「難道這不是事實嗎？科斯特洛先生，你明明看到了那個人。」偵探問，「難道這不是事實嗎？」
「不，我沒看見什麼人。」
「科斯特洛先生，在這麼大的世界裡有人只想殺你，你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嗎？」
「不知道，我不認識任何一個想這麼做的人。」
調查人員一致認為，這是典型的科斯特洛與警察合作的方式。但作為作家和黑手黨研究專家的小弗裡雷德裡克·桑德海恩卻指出，科斯特洛的沉默只是出於遵守黑手黨禁止告發同胞的戒律。審判後，桑德海恩先生引用一個聯邦官員的話說，科斯特洛忠於傳統，他認為從黑手黨角度來講，他是個「好兵」。這位官員說：「如果投靠到敵人一方（科斯特洛把我們看作敵人）他就犯了叛變通敵罪，最嚴重的叛變通敵罪，那樣他或許就會死在黑手黨的亂槍之下。但是，對他來說，更可怕的懲罰是被同胞兄弟孤立和蔑視，因為這些人是他唯一的朋友。你該明白黑手黨的緘默戒律是怎樣回事了，我的朋友；它不僅僅是一種行為準則或表現忠誠的方式，它幾乎已變成了一種近乎宗教的信仰，而且一旦違背，就會受到嚴酷的懲罰。」
因為科斯特洛拒不合作，而且拒絕回答調查人員就槍擊夜晚在他衣袋裡找到的紙片上的數字所提出的問題，因此被判犯有藐視法庭罪。他不但很快又回到了監獄，而且還被剝奪了公民權，理由是1925年他入美國籍時曾被問到職業，他說是「房地產商」，而他當時該回答「私酒販子」。
整個意大利都在抗議對科斯特洛的驅逐。
「為什麼他要被驅逐回意大利？」他們問道，「他現在已經不是意大利人了——他是腐敗的美國文明的產物！」《意大利社會報》稱之為不可思議的懲罰——把一個不會講故鄉語言的人趕回故鄉。意大利政府並不在乎收容那些卓有成就的意裔美國人，譬如，1863年到1894年擔任過聯邦同盟俱樂部副主席的維琴佐·博塔、美國內戰中的北方軍將領路易吉·帕爾馬·迪·切斯諾拉伯爵、科學家恩裡科·費米，或者成千上萬在美國賺了大錢的意大利移民中的任何一個。似乎正是這些人證明了意大利是一個高度文明並富於吸引力的民族，無論他們是羅馬時代的征服者，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還是「二戰」後的現代都市人——他們或是開著法拉利跑車，或是身穿西蒙內塔禮服，或是在費裡尼執導的電影裡展露風采，或是拎著古馳牌的手包，或是用著奧利韋蒂牌的打字機，或是……
然而，當需要接受那些子孫淪為暴徒、身無一技之長的西西里人和南方農民時，意大利政府變得非常——非常敏感。可是誰又能責怪它呢？在美國，意大利暴徒似乎太多了……
「這完全是謊言！我有數據證明這點。」紐約的前議員阿爾弗雷德·E.聖安傑洛大聲疾呼。聖安傑洛說，美國六大監獄最近提供的數據表明，在23605名犯人中，只有588人的名字聽起來像意大利人，而有意大利血統的犯人占監獄犯人總人數的平均比率僅為2.5%。他收集這些數據是為了支持他的一項嚴正要求，即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電視劇《不可觸犯》中應停止給劇中虛構的罪犯都安上意大利名字。他說：「《不可觸犯》這部電視劇真是讓人感到羞恥，孩子們把這個節目叫作『意大利人的家庭聚會時間』，還常說，『咱們去看警察抓意大利佬的電視劇吧』。」
在眾多意大利裔美國人組織的支持下，聖安傑洛先生就侮辱性意大利人名一事向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提出了強烈抗議。意大利裔美國人社團給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贊助商利格特&邁爾斯公司施加壓力，迫使電視劇修改了腳本。
今天的意大利裔美國人已今非昔比。一旦受到歧視，他們便會迅速起來捍衛自己的權利，而這是他們不識字的祖父們做不到的，也是他們終日提心吊膽地活著的父輩們所不願做的。當代意大利裔美國人行為的變化可以從以下的新聞報道中找到根據：
《紐約時報》——意大利裔美國人反歧視同盟昨日宣佈，它將發起一場宣傳攻勢，以抵制一些媒體最近把意大利人醜化為犯罪分子的傾向。
合眾國際社——《領航人》新聞週報的社論說，也有些匪徒是英國人、愛爾蘭人、荷蘭人、猶太人、德國人或黑人……
《紐約郵報》——在一次關於某些電視節目對意大利人進行的歪曲宣傳中，弗蘭克·辛納屈差點和德西·阿納斯[9]拳腳相向……結果是辛納屈把他的電視製作公司搬出了德西魯的影棚，搬到了山姆·高德溫影棚……
今天，那些20世紀初來美國的移民們的後代正在獲得弗蘭克·科斯特洛所不曾擁有的尊敬。和先於他們到達美國的愛爾蘭農民一樣，意大利農民的兒孫們正在脫離勞工階層，進入白領這個有保障的階層：他們有的當上了公務員，有的成了註冊會計師，有的則成了全國知名的音樂家——他們的音樂已不再「遙不可及」。在美國，這些農民的後代正在努力消除他們與其他人的差別。他們會用一隻腳踩在行李上，為保安全。
很多人脫掉了雪白色的襯衫，穿上了領上有領扣的襯衫，並逐漸意識到吃大蒜帶來的尷尬。星期天，他們很多人開著加長的汽車，儀表盤上放著塑料基督像，去高爾夫球場打球。有些人的女兒訂婚時，會請巴克拉克[10]的攝影師來為他們攝影留念。他們不再因飢餓而去打拳賺錢了；馬爾恰諾是最後一位偉大的意大利重量級拳擊選手。他們是成功的廣告人和新聞人，但他們沒有在英語中形成自己的文學傳統，也從未產生過優秀的小說家。在廣播和電視中，他們的歌聲旋律輕柔，讓無數聽眾心曠神怡，為之傾倒；但是，意大利裔美國人中卻沒有出名的歌劇演唱家，偉大的歌劇演唱家仍需從他們的祖國輸入。像愛爾蘭人一樣，意大利裔美國人在美國各個領域出人頭地的時代還沒有到來，但整個意大利群體正在崛起——他們正在為獲得經濟基礎穩固的中產階級的地位而奮鬥。他們當中大多數已搬出了父母居住的街區，「完全融入了美國主流社會」。還有相當一部分離開城市去富裕的郊區居住。當問他們為什麼離開城市時，有些人竟憤憤不平地大叫：「什麼！和那些波多黎各人做鄰居！」
從某種意義上講，當弗蘭克·科斯特洛74歲生日即將到來之際，當代的意大利人卻在慶祝他的衰落。這是因為，他那臭名昭著的歷史總讓他們回想起那個令人感到恥辱、不堪回首的年代。科斯特洛永遠不明白新大陸的遊戲規則，因為他總是被那個過去中的國度的各種傳統支配著。當他離開意大利來到美國時，僅用兩個星期就跨越了大西洋，但事實上他跨越了上百年的文明。他來到的新世界是一個羅賓漢式的人物早已過時的國度，是一個到處對新近到來的農民充滿敵意的國度。然而，在大多數移民默默地接受他們的卑微地位、忍辱負重地用辛勤的工作來擺脫它的時候，科斯特洛卻沒有這樣做。
他很早就叛離了那個把他叫作「意大利佬」的社會。他的父親，在意大利或許會和那裡其他的父親一樣成為家庭生活的主宰，在這裡卻因不識字而變得無能為力。在意大利南方農民和西西里人的眼裡，父親的懦弱無能是最不可饒恕的罪過。科斯特洛對父親沒有一點尊重。他16歲時逃離了貧民窟的家人，把那些不是他朋友的人當作撒拉遜人。他對妻子和善，捐錢給乞丐，贊助教堂安裝彩色玻璃窗畫，並讓他的偷盜行為變成了正義事業。
而且，科斯特洛至死也不認為自己做錯了什麼。
[1] 普裡莫·卡爾內拉（Primo Carnera, 1906—1967），意大利裔拳擊手。馬克斯·貝爾（Max Baer, 1909—1959），美國拳擊手。二人都活躍於1930年代。
[2] 丹迪·菲爾·卡斯特爾（Dandy Phil Kastel, 1893—1962），美國犯罪分子、投機商人，知名犯罪集團傑諾韋塞家族的同夥。
[3] 索菲·塔克（Sophie Tucker, 1887—1966），烏克蘭裔美國歌唱家、演員。
[4] 赫伯特·阿斯伯裡（Herbert Asbury，1889—1963），美國記者、作家，以寫作19至20世紀初的犯罪題材知名。他在1928年出版的暢銷書《紐約黑幫》（The Gangs of New York）不斷再版，並在2002年由好萊塢著名導演馬丁·斯科塞斯改編為了同名電影。
[5] 詹姆斯·法利，見第358頁注1。漢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 1911—1986），美國知名棒球運動員。吉恩·滕尼（Gene Tunney, 1897—1978），美國職業拳擊手，曾獲世界重量級拳擊錦標賽冠軍。伯納德·金貝爾（Bernard Gimbel, 1885—1966），美國知名企業家，是連鎖百貨商店金貝爾斯（金貝爾兄弟）的創辦者之一。
[6] 埃齊奧·平扎（Ezio Pina, 1892—1957），意大利歌劇演唱家，駐場紐約大都會歌劇院二十餘年，憑1949年的音樂劇《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獲當年托尼獎最佳音樂劇男主角。
[7] 坦慕尼協會（Tammany Hall），1789年建立，最初是美國一個全國性的愛國慈善團體，後來則成為紐約一地的政治機構，主要為民主黨服務。
[8] 沃爾特·溫切爾（Walter Winchell，1897—1972），美國記者、八卦專欄作者。他在《紐約每日鏡報》（New York Daily Mirror）上的專欄「百老匯大街上」常報道與娛樂界、社交界及政治方面的八卦消息。
[9] 德西·阿納斯（Desi Arnaz，1917—1986），出生於古巴的美國歌手、演員、電視製片人、作家導演。
[10] 巴克拉克照相館（Bachrach Studios），1868年由戴維·巴克拉克創立的照相館，曾為其創立後的每位美國總統拍過肖像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