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克·辛納屈感冒了
在酒吧的黑暗角落裡，弗蘭克·辛納屈，一手拿波旁酒，一手夾著煙，站在兩個金髮女郎中間。這兩個女郎都很迷人，但已不年輕了，她們等著他上前搭訕。但他什麼也沒做，整個傍晚的大部分時間，他都安靜地自己待著。在貝弗利山莊這家私人俱樂部裡，他看起來顯得更加疏離。他的目光穿過煙霧和昏暗的燈光，緊盯著酒吧另一邊的大屋子，那裡有許多年輕的伴侶，他們有的坐在小桌子旁互相偎依著，有的隨著唱機中發出的瘋狂搖滾樂狂舞。和辛納屈旁邊的四位男士一樣，這兩個金髮女郎都知道，在辛納屈心情鬱鬱的時候，主動和他說話可不是個好主意。在11月份的第一個星期，離辛納屈50歲生日還有一個月，他情緒不佳或許不足為怪。
辛納屈最近一直在拍一部電影，而現在他已經開始討厭它了，恨不得馬上拍完。與21歲的米亞·法羅[1]的約會引來了許多流言蜚語，讓他心力交瘁。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兩周後會播出一部有關他生活的紀錄片，他也憤憤不平，因為這部片子試圖窺探他的隱私，甚至毫無根據地揣測他和黑手黨頭目有交往。他還對自己能否按計劃拍完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一個節目而擔心。名為《辛納屈——一個男人和他的音樂》的節目歷時一個小時，他要演唱18首歌曲；而就在開始錄製的前幾夜，他卻喉嚨疼痛，嗓子啞了。辛納屈病了。他很容易患病，以至於人們對他這次得病也沒放在心上。但對於辛納屈來說，生病卻足以使他苦惱，沮喪，恐慌，甚至憤怒。辛納屈確實感冒了。
辛納屈患上感冒，就如同大畫家畢加索沒有了顏料，法拉利賽車沒有了燃料——甚至更糟，因為普普通通的感冒就可能使辛納屈失去他那無法得以補償的寶藏——他的嗓子，並使他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擊。另外，辛納屈的感冒不僅影響了他個人的心情，還使許多其他人感染了類似的症狀：那些為他工作的人，和他一起喝酒的人，愛他的人，以及為了個人生活有保障而依賴他的人。就像美國總統突然患病會給經濟帶來震動一樣，辛納屈的感冒也會給娛樂業帶來不小的震動。
辛納屈影響著許多人和事——他自己的電影公司，他的唱片公司，他的專用航線，他的導彈零件公司，他投資的遍佈全國的房產，以及他那由75人組成的龐大的隨行隊伍——這只是他現在擁有和即將代表的權力的一部分。他現在似乎是那些不受約束、完全解放了的男性的化身，也許在美國除他之外沒有別人能這樣，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為所欲為，因為他的財富，他的勢力，以及表面上的毫不內疚。年輕一代在到處遊行示威，抗議請願，要求變革；在這個似乎由年輕人接管的時代，辛納屈仍能寶刀不老，光彩奪目，真是難能可貴。他是為數不多的幾種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戰前產品」。辛納屈也是一個東山再起的佼佼者。他曾經擁有一切，又失去所有，再把它們重新奪回，絕不讓任何事情阻礙他的前進道路。他做出了幾乎沒人能夠做到的事情：他把自己的生活連根拔起，離開了家庭，和從前所熟悉的一切決裂。在此過程中，他明白了獲得女人的方式就是不佔有她們。他現在和南希、艾娃及米亞保持著親密關係，她們雖分別屬於三代人，可都是那種讓男人為之傾倒的女人。同時，他受到孩子們的愛戴，也享有單身漢的自由。他從未感到身心已老；他也能讓其他老人感到自己仍舊年輕，使他們認為，凡是辛納屈能做的事情，自己也一定能行。雖然他們自己並非一定能做到，但有一個50歲的男人能做到，那也不錯。
但現在，辛納屈得了感冒。他站在貝弗利山莊的這家酒吧裡，繼續默默地喝著酒，彷彿沉浸在遙遠的個人世界中，當那個大屋中的唱機突然傳出他的那首《天色微明》（In the Wee Small Hours of the Morning）時，他仍舊無動於衷。
這是一首動人的歌謠，是他在十年前錄製的。它曾感動了許多年輕人。他們跳激烈的舞跳累了，坐在那裡休息。聽到這首曲子他們又都重返舞場，相互偎倚，翩翩起舞。辛納屈語調清脆乾淨，但仍舊豐滿圓潤，給簡單的歌詞賦予了更深的意境：「天色微明，整個世界都在沉睡，你靜靜地躺著，想著那個美麗的姑娘。」正如他的許多其他經典歌曲一樣，這也是一首能喚起人們的孤獨感和慾望的歌，當歌聲和昏暗的燈光、酒精、尼古丁還有深夜中萌動的慾望混雜在一起時，它就變成了一種催情劑。毫無疑問，和許多其他的歌詞一樣，這首歌的歌詞曾撩撥過無數人的慾望，是他們做愛時常放的音樂。在美國，無數人無數次在這首歌曲的相伴下尋歡作樂：在黑暗的汽車裡，在湖邊的小屋裡，在夏日傍晚宜人的海灘上，在公園的隱蔽處，在無人問津的閣樓上，在佈滿傢俱的房間裡，在遊艇上，在出租車裡，在簡易的帳篷裡——在任何一個能聽到辛納屈歌聲的地方，這些歌詞使那些女人熱血沸騰，春心撩動，丟掉最後一絲羞澀，去迎合那些忘恩負義的男人的肉慾。這些歌謠曾讓兩代男人從中受益；為這些歌，他們對他永遠感激不盡；為這些歌，他們也會永遠記恨他。然而，在這凌晨時刻，在貝弗利山莊的這個私人俱樂部裡，這首歌無法讓他有絲毫的反應。
這兩位金髮美女看起來35歲左右，打扮得光彩照人，成熟的胴體裹在黑色的緊身衣下；她們坐在吧檯前的高腳凳上，翹著二郎腿，聽著音樂。這時，其中的一個拿出一支健牌香煙，辛納屈迅速掏出他的金製打火機，為她點煙。女郎抓住他的手，端詳他的手指：手指關節腫大，上面突出著一些粉紅色的肉瘤，關節炎使它們變得很僵硬，幾乎不能彎曲。同往常一樣，他穿戴十分整潔：一件帶馬甲的淡灰色禮服，外表很普通，裡面卻用華麗的絲綢裝飾；那雙英國牌子的鞋似乎連鞋底也擦得珵亮。他戴著黑色假髮，這一點幾乎所有人都知道。他一共有60套這樣的假髮，這些假髮由一個不太引人注意的矮小灰髮女人保管。這個女人通常用一個小皮包裝著這些假髮，無論辛納屈在哪裡演出，她都不離左右，周薪400美元。辛納屈臉上最能吸引人的是那雙與眾不同的眼睛，藍藍的，十分機警。這雙眼睛可以在瞬間因憤怒而寒光逼人，或者因愛而變得熱情洋溢，或者就像現在這樣，高傲冷漠，使朋友們都敬而遠之，不敢前去打擾。
李奧·迪羅謝[2]是辛納屈的密友，他正在酒吧的另一個小房間裡打檯球。門附近站著辛納屈的新聞發言人——吉姆·馬奧尼，他身材矮小，大下巴，小眼睛，如果不是穿著名貴的西服和精美的帶扣皮鞋，簡直像一個粗獷強悍的愛爾蘭便衣警察；還有演員布拉德·德克斯特，他身材高大，寬肩膀，約有200磅重，總是盡量挺胸，使他的大肚子顯得不那麼明顯。
布拉德·德克斯特曾在幾部電影和電視劇中擔任角色，展示過他獨具特色的表演天賦，但在貝弗利山莊，他也因為另一件壯舉而家喻戶曉。兩年前，在夏威夷拍攝一部電影時，他曾奮力游出幾百碼，冒著生命危險在大潮中救出辛納屈。從那以後，德克斯特就與辛納屈形影不離，並成了辛納屈電影公司的製片人。他在辛納屈辦公的賓館套房邊佔據了一間豪華的辦公室。他總是無休止地尋找一些能夠加改編為電影的文學作品，使辛納屈能在其中擔任主角。不論何時，只要辛納屈與一些陌生人在一起，他就感到不安，因為他知道辛納屈總會激起人們最好或最壞的一面——有些男人會變得躁動好鬥，有些女人會變得風騷放蕩，還有些人則站在一旁，帶著懷疑的態度對他品頭論足，整個場面會只因有辛納屈的存在而讓人陶醉。不過，辛納屈如果像今晚這樣情緒低落的話，場面就很可能變得易怒緊張，結果第二天上了頭條。因此，布拉德·德克斯特努力去想到可能發生的一切，提前給辛納屈敲警鐘。他承認自己總想保護辛納屈，正如他最近公開所說的那樣：「我情願為他而死。」
儘管他說得有些過於戲劇性，特別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但這些話卻說明，在辛納屈所在的這個特殊圈子裡，人們普遍對他有一種極大的忠誠。雖然辛納屈沒有承認，但這似乎就是他所喜歡的，就像他唱過的歌：《毫無保留》（All the Way），《全部或全無》（All or Nothing At All）那樣。這就是辛納屈身上所表現出的西西里人的性格。一旦他接納別人為朋友，就不會像盎格魯-撒克遜人那樣輕易解除這種關係。如果他們對他忠誠，辛納屈就會不惜任何代價回報他們——豐厚禮物，私人友情，失落時的鼓勵，有所成就時的讚揚。但是，他們要牢記一點：他是辛納屈，是老闆，也是家長。
我曾在紐約的吉利酒吧領教過一次辛納屈性格中的西西里人的一面，那是今晚在加利福尼亞的酒吧中遇到他之前，我離他最近的一次。吉利酒吧位於曼哈頓西城第五十二街，辛納屈無論什麼時候到紐約，都要光顧那裡。酒吧裡屋靠牆的地方，有一個專門為辛納屈保留的位子，除他外任何人都不能用。他一坐在那裡，後面的長桌子旁就坐滿了他在紐約的朋友，包括酒吧的主人吉利和他那被人們稱為「藍色猶太人」的藍發妻子哈尼。那天晚上，幾十人圍在酒吧的外邊。在這些人中，一些是辛納屈剛交的朋友，一些是老熟人，也有一些是他所不認識的。他們像朝聖一樣來到這裡，向辛納屈表達他們的敬意。他們來自紐約、布魯克林、亞特蘭大和霍博肯。他們當中有老演員，年輕演員，前職業拳擊手，過氣的小號手，也有政治家，還有個拄著枴杖的男孩。有一個胖女人說，1933年她就認識了辛納屈，那時他還在送報紙，每天把《澤西觀察者報》投到她家前面的門廊。也有許多中年夫婦說，他們曾在「鄉村小屋」[3]聽過他的歌，還說「我們那時就知道辛納屈肯定會走紅」。也有人說，1939年辛納屈還在哈里·詹姆斯樂隊時，或1941年在湯米·多爾西樂隊時，他們就聽過他的歌（「是的，就是那首《我再也不會微笑了》（I』ll Never Smile Again）——那晚上，他在紐瓦克附近的一個地方唱了這首歌，我們還伴著樂曲跳舞呢……」）；還有人記得，辛納屈在派拉蒙大劇場演出時，無數歌迷激動得昏厥過去，那時他總是戴著各種各樣的領結，並贏得了「聲音」（the Voice）的美名；也有位婦女說，當時有一個叫亞歷山大·多羅戈克普茲的可惡的18歲男孩向辛納屈投了一個番茄，看台上的歌迷差點把他打死。亞歷山大·多羅戈克普茲後來怎麼樣了，這位婦女也不知道。
他們也記得辛納屈的失敗，如他唱的那首無聊的歌——《梅奇的黃昏》（Mairzy Doats），他們還記得辛納屈那時是怎樣東山再起的。那天晚上，他們都站在吉利酒吧外，無法進到裡面。一些人走了，但大多數仍留在那兒，希望能從那些吧檯前酒過三巡的男人們中擠過去，透過人縫看上辛納屈一眼。他們追求的全部就是一睹辛納屈的風采。他們透過煙霧，靜靜地注視著辛納屈；這樣盯上一段時間後，轉身擠出酒吧就回家了。
辛納屈的一些好友確實費了很大勁兒才護送他從後門進入酒吧，吉利酒吧的門衛都認識他們。可是，一旦進了酒吧，他們就自顧不暇了。在這個夜晚，弗蘭克·吉福，一位前橄欖球運動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往前挪動了不到七碼。那些和辛納屈離得很近的人也沒去和他握手，他們只是拍拍辛納屈的肩膀或胳膊，或者只是站在跟前，等待辛納屈揮手示意或叫出自己的名字（辛納屈很善於記住別人的名字），然後就會轉身離開。他們已經報過到了，並向他表達了尊敬。這種宗教儀式般的情景使我有一種印象——辛納屈同時生活在兩個非現代的世界中。
但另一方面，辛納屈又是一個很時髦的人。在他和小薩米·戴維斯、理查德·康特、莉莎·米內利、伯尼斯·馬西或其他一些娛樂界朋友圍在桌邊時，他談笑風生，無拘無束。但當他和他的親密夥伴打招呼或點頭示意時（如阿爾·西爾瓦尼，一位正和他的電影公司合作的原拳擊經紀人；多米尼克·迪·伯納，他的服裝師；愛德·普奇，一位重300磅的前橄欖球後衛，現在是他的隨從），他儼然是一位主人。說得更準確些，辛納屈是被傳統的西西里人稱作「uommini rispettati」的那種人——受人尊敬的男人：那種既高貴又謙恭的男人；那種受所有人愛戴，慷慨大度的男人；那種走到哪裡手都被人們親吻的男人；那種會不顧個人安危，行俠仗義的男人。
辛納屈總要親自去做一些事情。聖誕節時，他會親自為親朋好友買很多禮物。他能記得每個人喜歡什麼樣的珠寶，喜歡什麼樣的顏色，襯衫或裙子的尺寸。當得知一位音樂界的朋友在洛杉磯的泥石流中失去了家園和妻子時，他親自前去，為他找到一所房子，並把醫院裡保險公司未付的賬單全部付清，還親自監督新房子的裝修、佈置，就連換銀器、桌布、床單，買新衣服這類瑣碎的事也要親自過問。
但是，就是這樣一位甘願為朋友兩肋插刀的辛納屈，卻也會因隨從做了一點點不對的事就暴跳如雷。比如誰給他拿來帶番茄醬的臘腸——這是他十分討厭的吃法——他就會朝那人扔瓶子，把番茄醬潑得他滿身都是。大多數在辛納屈身邊工作的人都長得高大魁梧，但這並沒有阻礙或抑制他在瘋狂時的衝動。這些人永遠不會對辛納屈有絲毫的反抗，因為他是家長。
有時，為了討好辛納屈，他的隨從總是對他的願望做出超出常規的反應：當辛納屈無意中說他那輛橙色的巨型越野吉普車需要噴漆時，這個消息就會通過各種渠道傳開，而且越傳越緊迫，時限最後被傳成現在、立刻，甚至昨天。完成這項任務需要雇一些油漆工整夜加班工作，這意味著要花一大筆錢，得經他的批准才行。當隨從把申請放到辛納屈辦公桌上時，他根本不知道這回事兒。等仔細看完後，他會帶著不耐煩的神色說，他並不在乎什麼時候給這輛車噴漆。
然而，猜測辛納屈對某件事的反應是很不明智的，因為他的情緒和想法非常多變，對任何事情全憑自己的直覺——反應得突然、強烈、迅猛，沒有人能預料到將要發生什麼。《生活》雜誌社洛杉磯分社有一位叫簡·霍格的年輕女記者，曾經和辛納屈的女兒南希同校就讀。有一次，霍格應邀參加辛納屈前妻在加利福尼亞的家中舉辦的一個聚會。在那次聚會上，和前妻一直保持著親密關係的辛納屈先生充當男主人。聚會開始後，霍格小姐靠在一個桌子旁，桌上放著一對雪花石膏製成的小鳥，她不小心用肘部將一隻碰掉了地，摔得粉碎。霍格記得當時辛納屈的女兒驚叫道：「啊，那是我媽媽最喜歡的……」——沒等她說完，辛納屈瞪了她一眼，制止了她。在40多位來賓的默默注視下，辛納屈走到那個桌子旁，用手指把另外一隻石膏小鳥也碰掉在地上，然後溫柔地摟著霍格的肩膀，用一種使霍格不再緊張的語氣說：「這沒什麼，我的孩子。」
這時，辛納屈對那兩位金髮美女說了幾句話，然後離開酒吧，向檯球室走去。辛納屈的一個朋友走過去，陪伴那兩位女郎。布拉德·德克斯特剛才一直在角落裡和別人說話，這時也跟著辛納屈走進了檯球室。
檯球室中充滿了球體碰撞時發出的清脆響聲。這裡大約有一群旁觀者，大多是年輕人，他們正在觀看李奧·迪羅謝和兩個年輕人打球。兩個年輕人躊躇滿志，但球技一般。來這家私人俱樂部的大都是一些演員、導演、作家和模特，幾乎都比辛納屈和迪羅謝年輕很多，穿戴也隨便。許多年輕女士都留著蓬鬆的披肩發，穿著勾勒出渾圓臀部的緊身褲和高檔的毛衣；一些男士穿著藍色或綠色的高領絲製襯衫、窄腿緊身褲和意大利懶漢鞋。
從辛納屈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並不喜歡檯球室中這些人的風格。他靠在牆邊的高腳凳上，右手拿著杯酒，一言不發，看著迪羅謝把撞球打得滾來滾去。這裡的年輕人都已習慣於看見辛納屈在這個俱樂部中出現，並沒有對他顯出特別的恭敬，當然他們也沒說什麼冒犯的話。他們是一群很酷的年輕人，那種加利福尼亞式的隨意的酷——對任何事情都不屑一顧。他們當中最酷的似乎是一個動作麻利的小伙子，長得很有稜角，淡藍色眼睛，淺褐色頭髮，戴著很適合他的眼鏡。他穿著寬鬆的褐色條紋褲、蘇格蘭雪蘭羊毛衣、黃褐色皮夾克和一雙皮靴。這雙靴子花掉了60美元。
辛納屈由於感冒而有些鼻塞，他斜靠在凳子上，目不轉睛地看著那雙靴子。他剛才就注視這雙靴子好一會兒了。靴子的主人名叫哈德蘭·埃裡森，是一位作家，剛剛完成一部名叫《奧斯卡》的電影劇本，此時他正站在人群中看球。
終於，辛納屈忍不住了。
「嗨，那靴子是意大利產的嗎？」聲音雖略帶沙啞，但仍很有威力。
「不是。」埃裡森答道。
「西班牙產的？」
「不是。」
「是英國產的？」
埃裡森回頭，瞪著辛納屈，不耐煩地說：「我不知道，先生。」說完，他轉過頭去。
檯球室一下子靜了下來。剛剛做出一個準備打球的姿勢的李奧·迪羅謝就那樣呆了好幾秒鐘，所有的人都一動不動。這時，辛納屈離開凳子，帶著他那種慣有的傲慢，走向埃裡森，檯球室中只聽見辛納屈皮鞋響亮的踢踏聲。然後，辛納屈輕揚眉毛，帶著一絲狡詐的微笑，問道：「你在找茬兒？」
哈德蘭·埃裡森向旁邊挪了挪，說道：「你為什麼要跟我說話呢？」
「我不喜歡你穿的衣服。」辛納屈說道。
「我不想激怒你，但我穿適合我自己的衣服。」埃裡森說道。
這時檯球室內響起了嘀咕聲，一個人說道：「走吧，埃裡森，我們離開這兒。」李奧·迪羅謝打了一桿球說道：「對，快走吧。」
但埃裡森仍站在那裡。
辛納屈問道：「你是幹什麼的？」
「水管工。」埃裡森答道。
「不，不，他不是。」桌子另一邊的一個年輕人馬上大聲喊道：「他是《奧斯卡》的作者。」
「是嗎？」辛納屈說道，「我看過，簡直是一坨屎。」
「真奇怪，」埃裡森說道，「它還沒出版呢。」
「我看過了，那是一坨屎。」辛納屈重複了一遍。
「走吧，小子，我不想讓你待在這兒。」這時布拉德·德克斯特對埃裡森大聲地說道，他也有點兒生氣了，他的大塊頭和埃裡森的小個子身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嘿，」辛納屈打斷了他，「沒看見我正和他說話嗎？」
德克斯特被弄糊塗了。他改變了態度，語氣緩和下來，幾乎懇求似的對埃裡森說：「為什麼一定要在這裡折磨我呢？」
整個情景變得越來越滑稽可笑，辛納屈似乎並不太認真，或許只是由於失望和煩躁才做出這樣的反應。不管怎樣，在與他們又爭吵了幾句後，埃裡森最後走了。此時，辛納屈和埃裡森發生了口角的消息已經傳到舞廳中人們的耳朵裡，有人要去找俱樂部經理，但另一個人說經理已經知道這件事兒了，早就鑽進汽車逃回家了。因此，經理助理來到了檯球室。
「我不希望任何不穿禮服不戴領結的人在這裡出現。」辛納屈厲聲說道。
這位經理助理連忙點頭，然後回到辦公室。
第二天上午，對於辛納屈的公關吉姆·馬奧尼來說，這又是令人緊張的一天的開始。馬奧尼的頭很痛，焦慮不安，但並不是因為昨晚辛納屈和埃裡森的那場口角。那時他正和妻子在另一間屋子裡坐著，他當時很可能並不知道這個小插曲。整個事件僅持續了三分鐘。過不了一會兒，辛納屈就把這件事拋到腦後了，恐怕一輩子也不會再記起。但對於埃裡森來說，他也許在今後的一生中都會永遠銘記：在黎明前一個出人意料的時刻，當著好幾百人的面，他和辛納屈發生了一場爭吵。
幸好當時馬奧尼沒在檯球室，讓他費心的事情已經夠多的了。他擔心辛納屈的感冒，擔心那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即將播出的有爭議的紀錄片。儘管辛納屈對這部片子非常不滿，並收回了授權，電視台仍堅持按計劃在兩周內播出。今天早上，各家報紙都在暗示辛納屈會起訴這家電台。整個上午，馬奧尼的電話一直響個不停。現在他正和紐約市《每日新聞》的記者凱·加德拉通話，他說：「……對，凱……他們曾有過君子協定，不涉及任何有關辛納屈私生活的問題，但克朗凱特卻問：『弗蘭克，說說你那些很親近的朋友吧。』他竟然問這個，凱，絕對不能問這個問題的……」
馬奧尼一邊說話，一邊仰坐在皮椅中，腦袋慢慢地搖動著。他37歲，體格健壯，紅潤的圓臉，寬大的下巴，一雙蒼白的小眼睛瞇成了一條縫。如果不是他輕柔的話語顯露出的真誠，還有那考究的穿戴，他可能會顯得非常好鬥。他的衣服和鞋都很華麗，這也是當初辛納屈注意到他的原因之一。在他那間酒吧對面的寬敞辦公室裡，擺放著一台罩著紅布的電子擦鞋機，旁邊還有一個可以掛衣服的褐色木製衣架。靠近酒吧的牆上掛著一張總統肯尼迪親筆簽名的照片和幾張辛納屈的照片，但在這個代理處的其他辦公室裡，卻沒有一處掛著辛納屈的照片。曾經有一幅辛納屈的巨照掛在接待室裡，但這很顯然會傷害馬奧尼的其他電影明星委託人的自尊；而且，由於辛納屈也不可能在這裡出現，所以這幅照片就被摘掉了。
但對馬奧尼來說，辛納屈彷彿無時不在。就算今天這樣的事情沒有發生，馬奧尼也會自尋煩惱、焦慮不安。他會沉浸在回憶中，回想以往他對辛納屈的種種擔憂。在馬奧尼修面的工具盒中，有一瓶兩年前藥劑師為他配製的安眠藥，藥瓶上的日期是小弗蘭克·辛納屈被綁架的時間。在馬奧尼辦公室的一張桌子上，擺放著一張支票的木製複製品，這張支票就是在綁架案中為小辛納屈所付的贖金。馬奧尼有一個癖好，當他坐在桌子旁邊想一些關於辛納屈的事情時，他就會把一輛玩具小火車擺在面前。這個小火車是他從辛納屈的電影《戰俘列車》（Von Ryan』s Express）中得到的一個紀念品。辛納屈的密友都得到過這樣的紀念品。這些小火車對於辛納屈身邊的人來說，就像肯尼迪送給身邊人的PT-109型領帶夾一樣珍貴。馬奧尼接著很笨拙地把小火車拆開又裝上，然後讓它在那根只有六寸長的軌道上開來開去，並發出卡啦、卡啦的響聲。
馬奧尼把小火車推到了一邊，他的秘書告訴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電話。馬奧尼拿起電話，他的聲音變得更加溫柔，更加誠懇：「好的，弗蘭克；好的……好的……是，弗蘭克……」
馬奧尼放下電話後，十分平靜地說，弗蘭克·辛納屈已經乘私人飛機飛往棕櫚泉的住所度週末。從洛杉磯到那兒只需16分鐘。馬奧尼又開始擔心了。辛納屈乘坐的裡爾式飛機和剛剛在加利福尼亞的另一個地方墜毀的飛機是同一個型號。
轉眼到了下週一。這天多雲，特別冷，是加利福尼亞少有的反常天氣。一間白色的電視錄影棚內聚集了100多人。這是一個寬敞的錄影棚，舞台和牆都是白色的，裡面懸掛著許多燈，更像一個巨大的手術室。在這裡，大約一個小時後，全國廣播公司將開始錄製一部時長一小時的紀錄片。該片將在11月24日正式播出，它將在有限的時間裡著重描寫辛納屈近25年的演藝生涯。這部片子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即將播出的那部片子不同，不涉及辛納屈的私生活，只是錄製一些使辛納屈從霍博肯一躍走紅好萊塢的歌曲，並在中間插播一些電影片段和百威啤酒的廣告。在感冒之前，辛納屈對能錄製這部片子感到激動和興奮，他認為這是一個機會，不僅可以引起那些喜歡懷舊的觀眾的興趣，而且可以向那些搖滾歌手展示自己的天賦——在某種意義上，他在向披頭士樂隊宣戰。馬奧尼的公司為媒體準備的推介材料也強調了這一點，上面寫道：「如果你已厭倦了那些留著一頭可以藏下一筐甜瓜的長髮年輕歌手……請快來欣賞電視片——《辛納屈和他的音樂》，這部片子的音樂價值會讓您耳目一新……」
但此時，在洛杉磯全國廣播公司的這間錄製室裡，人們卻被不安和緊張的氣氛籠罩著，因為他們不知道辛納屈的嗓子還行不行。納爾遜·裡德爾管絃樂隊的43名樂手已經來到這裡。一些人正在白色舞台上做準備。德懷特·海米恩，一位頭髮淺茶色的年輕導演，坐在一間四壁都是玻璃的控制室內，他可以從那裡俯瞰管絃樂隊和舞台。他曾為芭芭拉·史翠珊錄製了一個電視專題片，並因此獲獎。攝影組、技術組、安全保衛還有百威啤酒的廣告負責人，都站在照明燈和攝像機鏡頭前等待著。這裡還有十幾位女士，她們是這座大廈其他部門的辦公室秘書，是偷偷跑到這裡看節目錄製的。
還差十幾分到11點，消息通過長長的走廊傳到錄製室：有人看到辛納屈正通過樓外的停車場向錄影棚走來。他的氣色看上去很不錯。人們彷彿都鬆了一口氣。但這個瘦瘦的人漸漸走近，人們才看清他的模樣，吃驚地發現他不是辛納屈，而是約翰尼·德爾加多，一個和辛納屈長相極似的人。
德爾加多走路的姿態很像辛納屈，從體形和面部特徵來看，兩人也極其相像。但德爾加多似乎是一個很怕羞的人。15年前，在他職業生涯的早期，他曾向辛納屈的電影公司申請，在電影《亂世忠魂》（From Here to Eternity）中擔任一個角色。他被僱用了，所演角色是辛納屈的替身。在辛納屈最近的一部影片《突襲皇后虎》（Assault on a Queen）中，德爾加多在幾段水下戲中做了辛納屈的替身，這部影片描寫的是辛納屈所扮演的角色與其同夥試圖劫持瑪麗王后號的故事。現在，在這個錄製室中，德爾加多所要做的，就是在炙熱的燈光下模仿辛納屈，為攝像師試鏡定位。
五分鐘後，真的辛納屈走了進來。他的臉色蒼白，藍色的眼睛上似乎蒙著一層霧。他的感冒還沒好，但他決定無論如何也要唱，因為日程安排得很緊，而且他已花了上萬美元僱用管絃樂隊、各類技術人員，並租用了錄影棚。他路過控制室，去排練室試嗓時，發現錄製大廳中的管絃樂隊和舞台的距離不夠近，沒有達到他特意提出的要求。對此他緊閉雙唇，顯然很煩躁。過了一會，從排練室中傳出辛納屈摔小提琴的聲音，還有他的琴師比爾·米勒的聲音。比爾·米勒柔聲安慰他道：「盡量別生氣，弗蘭克。」
過了一會兒，吉姆·馬奧尼和另一個人走了進來，人們談論起今天一大早在紐約去世的多蘿西·基爾加侖。她幾年來一直仇視辛納屈；同樣，在夜總會遇見她時，辛納屈對她也很不尊敬。現在，儘管她已經死了，可辛納屈依然對她耿耿於懷。「多蘿西·基爾加侖已經死了。嗯，我想我該改改我的行事方式了。」他一遍遍地重複著，從排練室走到錄製大廳。
辛納屈緩步走進錄影棚時，所有的樂手都拿起樂器，一動不動地坐在椅子上。辛納屈清了清嗓子，在樂隊的伴奏下試唱了幾首後，他把《不要為我擔心》（Don』t Worry About Me）唱到讓自己滿意了。但因不知道自己的嗓音能持續多久，他忽然又變得很不耐煩。
「為什麼我們不從母帶轉錄這首歌？」辛納屈朝著控制室喊道。導演和他的助手坐在那兒，好像並沒有聽見，只是低頭看著控制板。
「為什麼不能從母帶轉錄這首歌？」辛納屈又喊道。
通過到控制室的專線，頭戴耳機站在攝像機前的舞台監督把辛納屈的話一字不差地傳到控制室，「為什麼不能從母帶轉錄這首歌？」
海米恩沒有回答。可能是專線的電源關了。由於燈光照在控制室玻璃牆上產生的光線很模糊，人們難以看清裡面的情況。
「為什麼不穿禮服戴領結，把這首歌從母帶轉錄上去？」辛納屈問到，此時他穿的是一件黃色的套頭毛衣。
突然，從擴音器裡傳來海米恩平靜的聲音：「好吧，弗蘭克，你是否介意再來一遍……」
「是的，我介意。」辛納屈厲聲說道。
海米恩沉默了一兩秒鐘後，剛要說話，又被辛納屈打斷：「如果我們能不再像1950年那樣的話，可能我們……」接著，辛納屈繼續攻擊海米恩，責備這裡沒有先進的設備，不能把這些片段連接起來；然後，可能覺得沒有必要再浪費他的嗓子，他便停了下來。德懷特·海米恩非常耐心和平靜，以至於人們猜測他根本沒聽到辛納屈剛才說的話，還在跟辛納屈說明影片開頭部分的拍攝順序。幾分鐘後，唱完了《如果沒有歌》（Without a Song），辛納屈就照著攝像機旁的一塊紙板，開始念他的開場白。當這一切完畢後，他就要對著攝像機正式拍攝。
一個人跳到攝像機前喊道：「弗蘭克·辛納屈紀錄片，第一幕，第十頁，第一次拍攝。」說著，「啪」地合上鏡頭板，做了一個開拍的動作。
「你是否想過，」辛納屈念道，「如果沒有歌聲，這個世界將是什麼樣？……那將是一個枯燥沉悶的世界……這確實值得思考，不是嗎？」
辛納屈停了下來。
「對不起，」他說，「夥計們，我要喝一杯。」
幾分鐘後他們又重新開始了。
「弗蘭克·辛納屈紀錄片，第一幕，第十頁，第二次拍攝。」那個拿鏡頭板的人跳到攝像機前喊道。
「你是否想過，如果沒有歌聲，這個世界將是什麼樣？」這一次辛納屈一直念了下去，沒有間斷。之後，他又試唱了幾首歌。這期間，某個樂器的音調不合他意，又間斷了一兩次。過一會兒他的嗓子會怎樣還很難說，這只是片子的開始。然而，到目前為止，這裡的每個人似乎都很高興，尤其是當辛納屈唱那首流行的傷感老歌時。《南希》（Nancy）這首歌是在20多年前由吉姆·范·霍伊森和費爾·西爾弗斯創作的，其靈感來自於南希，辛納屈三個孩子中的長女。那時南希還是個幾歲大的小姑娘。
如果一天沒見到她，
就會無比思念。
啊，每次我吻她
是多麼激動。
儘管辛納屈從前曾無數次唱過這首歌，但這次，大廳裡的人都感到特殊的東西在他的內心湧動，因為這時他流露出了某種不尋常的感情。不論他是不是感冒，他都在唱著，帶著熱情和活力，沒了平時的傲慢與自大。在這首歌中，他對女兒的感情表露得淋漓盡致。據說南希比任何人都瞭解辛納屈，她是唯一能使辛納屈毫不羞澀地表現自我的人。
南希今年25歲。在與歌手湯姆·桑茲的婚姻失敗後，她獨自生活，住在洛杉磯郊區。目前她正在拍她的第三部電影，同時還在她父親的唱片公司錄製唱片。辛納屈每天都要見她，如果一天不見南希，不論在亞洲還是歐洲，他都會打電話給她。辛納屈的歌剛在無線廣播中播出並開始有追隨者時，南希會在家中聽歌，然後哭泣。1951年，辛納屈第一次婚姻失敗離開家時，南希是唯一能記得他的孩子。南希見過辛納屈和艾娃·加德納、朱麗葉特·普勞斯、米亞·法羅[4]，或其他人往來，也把辛納屈作為男伴帶去赴與其他朋友的約會。
她帶走了冬天，
帶來了夏天，
夏天可以從她身上
汲取活力……
南希也能見到辛納屈帶著第一任妻子南希·巴爾巴托回家。南希·巴爾巴托是澤西市的一位泥瓦匠的女兒，1939年嫁給辛納屈時，他正在霍博肯市附近的一家名叫「鄉村小屋」的俱樂部唱歌，每週只掙25美元。
首任辛納屈夫人是個漂亮出眾的女人。她離開辛納屈後一直沒有再婚（「一旦你嫁給過弗蘭克·辛納屈……」，她曾如此向朋友說明過），和17歲的二女兒蒂娜住在洛杉磯市的一所豪宅裡。她和辛納屈之間沒有痛苦，只有相互的尊重和深厚的感情。在她家中，辛納屈一直很受歡迎，人們甚至時常見他在奇怪的時間在她的家中踱步，給爐子加點火，然後就躺在沙發上睡著了。辛納屈可以在任何地方睡覺，這是他過去常坐樂隊巴士長途跋涉巡迴演出時練就的本領。他那時也學會了穿禮服時捏住褲子背後的褲縫，反折好上衣，安穩地睡覺而不讓衣服起皺。但他現在不再坐巴士了。儘管幼年時南希曾對父親總睡沙發而不照顧她感到不滿，但後來她漸漸明白了，沙發是世界上僅剩的幾個能給她父親點隱私的地方。在那裡，他可以靜靜地一個人待一會兒，他那張誰都認識的臉不會被注意或引起騷動。她也明白，她的父親再也無法過普通人的生活了：他的童年在孤獨中度過，並一路希望引人矚目，但成名以後，卻再也不能一個人隨意生活了。昔日住在新澤西州哈斯布魯克高地時，透過窗戶向外看，辛納屈眼前常會出現少年們向內張望的面孔。1944年，辛納屈搬到了他在洛杉磯的寓所中。那房子位於托盧卡湖畔，有十英尺高的籬笆牆圍著。他發現，唯一能夠逃避電話和其他騷擾的辦法就是乘著他的小船，帶上幾個朋友、牌桌和啤酒，整個下午都在湖裡漂著。但南希說，只要有可能，他就努力使自己像一個普通人一樣。他在南希的婚禮慶典上哭了起來，他是那麼多愁善感……
「你究竟在那兒幹什麼，德懷特？」
控制室裡沒反應。
「你們在那兒開派對，還是什麼，德懷特？」
辛納屈站在舞台上，抱著雙臂，目光越過攝像機，瞪著海米恩。辛納屈用盡嗓子的全部力量，唱完了《南希》這首歌。接下來的幾首歌有幾個高音，辛納屈的嗓子再一次沙啞了。但控制室內的海米恩因通信設備問題無法和大廳通話，所以他離開控制室向辛納屈走去。幾分鐘後，他們倆一同走進控制室。辛納屈在那看了一遍錄像帶，他看了不到五分鐘就直搖頭。然後，他對海米恩說：「抹掉，抹掉，簡直是在浪費時間，看看你都做了些什麼？」辛納屈對著屏幕上自己唱歌時的錄像說：「一看就是感冒的樣子。」然後他離開控制室，要求把今天錄製的節目全部洗掉，等到他康復後再重新錄製。
不久這個消息就像流感一樣在辛納屈的員工中傳開了，接著傳遍了整個好萊塢，接著從吉利酒吧又傳到全國各地，也越過了哈德孫河傳到了辛納屈的父母和新澤西市他的親戚和朋友耳中。
辛納屈打電話告訴他的父親他現在感覺很不好時，老辛納屈也向他的兒子訴苦：他的左胳臂和拳頭都幾乎不能動了，還說這可能是50年前作為一名輕量級拳手時左鉤拳用得太多的緣故。
馬丁·辛納屈是西西里人，出生在卡塔尼亞。他面色紅潤，長著一對藍色小眼睛，從前拳擊圈的人們都叫他「馬蒂·奧布賴恩」。那個年代，那種地方，愛爾蘭人統治著城市生活的底層。對意大利人來說，起這種名字就不足為奇了。大多數在19世紀移民到美國的意大利和西西里人都很貧窮，沒受過什麼教育；他們不能加入由愛爾蘭人控制的建築工會，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愛爾蘭的警察、牧師和政治家的壓迫。
辛納屈的母親多莉卻是一個例外。她是一個身材高大又有遠大抱負的女人。她在出生兩個月後被母親和父親從熱那亞帶到這個城市。她的父親是一名印刷工人。在以後的幾年裡，長著紅彤彤的圓臉盤和藍眼睛的多莉常常被誤認是愛爾蘭人。她總是飛快地掄起她那很重的書包砸向那些說「意大利豬」的人，這使許多人感到驚訝。
在鼎盛時期，多莉憑借嫻熟的社交手段與新澤西州北部的民主黨核心人物巧妙地周旋，很快地成為霍博肯第三選區的「凱瑟琳·德·美第奇」；每當選舉時，她總能為競選者從周圍的意大利人那裡拉到600多張選票，那裡是她的權力的堅強後盾。有一次她告訴一位政客，她想使她的丈夫成為霍博肯消防隊的一員。這位官員告訴她說：「多莉，現在沒有空缺。」多莉怒斥道：「那就弄一個出來！」
那個政客真的這樣做了。幾年以後，她又要求讓她的丈夫當一名隊長，不久後她就接到一個電話：「多莉，祝賀你！」
「為什麼？」
「為了辛納屈隊長。」
「噢，你們終於讓他當隊長了，太感謝了。」
然後，多莉就給消防隊打電話。
「請辛納屈隊長接電話。」她說。
一位防火員喊辛納屈接電話，並說道：「馬丁，我想你的妻子一定是瘋了。」當辛納屈拿起話筒時，多莉向他祝賀道：
「祝賀你，辛納屈隊長。」
多莉唯一的孩子取名弗朗西斯·阿爾伯特·辛納屈。1915年12月12日，小辛納屈出生的時候，由於多莉難產，他差點沒能來到這個世界上。辛納屈剛一落地，就帶上了一個永久的標記——脖子左側的幾塊傷疤，這是那個笨拙的醫生用產鉗留下的。辛納屈一直沒有動手術去掩蓋它們。
六個月後，辛納屈主要由祖母撫養帶大。他的母親在一家生產巧克力的公司任職，因她嫻熟的技術曾被公司派去巴黎培訓其他人員。在霍博肯市一些人的印象中，辛納屈小時候是一個孤僻的孩子，總是樂於在走廊裡凝望天空。但辛納屈卻不是一個窮孩子，也從未進過監獄，而且總是穿很好的衣服。由於辛納屈有許多條褲子，人們都管他叫「新褲子奧布賴恩」。
多莉·辛納屈不像其他意大利母親一樣，只要自己的孩子聽話、能吃，就好。她對孩子的要求很多，而且很苛刻。她曾夢想自己的孩子將來成為一名航空工程師。一天晚上，她看見兒子的臥室牆上掛著賓·克羅斯比[5]的相片，並得知他想成為一名歌手時，氣得把一隻鞋砸向了兒子身上。最後，當她發現自己不能阻止他時只好說：「他很像我」，並鼓勵他唱歌了。
許多和辛納屈同時代的意大利血統的美國孩子都有相同的追求：他們都擅長歌唱，不善言語，所以他們當中沒出現一位偉大的作家，沒有誰成為像弗蘭克·奧哈拉，索爾·貝婁，約翰·齊弗和蕭伯納這樣的文學大家。然而，他們卻都能用他們的歌喉自如地交流。這是他們的傳統，他們不需要文憑，而憑借歌聲成名……比如說，佩裡·科莫……弗蘭克·拉伊內……托尼·班內特……比克·達莫內，但沒有誰比辛納屈更出色。
儘管那次他在「鄉村小屋」俱樂部幾乎唱了整整一夜，但第二天仍在紐約廣播電台無償地演唱了很多歌，並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後來，他在哈里·詹姆斯的樂隊做歌手，並於1939年在那裡錄製了他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全部或全無》。他慢慢開始喜歡詹姆斯和樂隊的其他成員，但當他收到湯米·多爾西的邀請，希望他加入他那支幾乎是全國最好的樂隊時，他欣然接受了。在那裡，他每週可收入135美元；更重要的是，湯米知道怎樣去包裝一個歌手。辛納屈在離開詹姆斯樂隊時非常傷心，在樂隊度過的最後一夜令他至今難忘，以至於20年後辛納屈仍然記得那天的情景。他向一位朋友講道：「大約在零點左右，樂隊的其他夥伴都上了車，我向他們一一告別。車開了，記得當時下著雪，我獨自一個人背著行李，站在雪中，看著汽車尾燈在視線中慢慢消失。我的淚水禁不住地流了下來，並向汽車追了過去。我非常留戀樂隊裡那種充滿活力的氛圍，真捨不得離開它……」
但他離開了那裡，正如他會離開其他任何曾令他感到溫馨的地方一樣。他不會浪費一點兒時間，要在自己短暫的一生中追求更多的東西，他要獨自奮鬥。他護衛那些受壓迫者，抨擊那些當權派。有位音樂人說了些猶太人的壞話，他曾給過那人一拳；早在黑人運動興起的20年前，他已在為黑人的權利大聲疾呼了。不過他也曾因巴迪·瑞奇[6]的鼓聲太響而把一盤玻璃杯砸在他頭上。
辛納屈在30歲之前送人的金製打火機就值5萬美元，他過著那種移民所瘋狂追求的生活。當迪馬喬[7]歸於沉寂，他的意大利同胞們意氣消沉，默許希特勒的法西斯專制在意大利肆虐時，辛納屈突然出現在舞台上，成為捍衛美國意大利人名譽同盟中的唯一干將。這種同盟實際上是很難真正形成的，正如人們所見到的那樣，他們很少達成一致意見，而且每個人都頑固堅持自己的觀點。單獨一個人都會唱得很出色，但由他們組成的合唱團卻一團糟；當他們單獨時，每個人都是英雄，而組織在一起後就成了烏合之眾。
電視劇《不可觸犯》[8]中許多匪徒起的都是意大利名字，辛納屈對此表示了強烈不滿。更令辛納屈和他的意大利同胞氣憤的是，一個無名流氓約瑟夫·瓦拉基[9]一下子被鮑比·肯尼迪[10]指控為黑手黨要員，而事實上，根據電視上公佈的證詞來看，這個匪徒對於黑手黨所知甚少，他所知道的還不及馬爾伯裡大街上大多數服務生。辛納屈圈子裡的意大利人把鮑比·肯尼迪看作愛爾蘭警察，雖然比多莉時代的警察更受人尊敬一些，但對別人威逼恐嚇的程度卻一點也不比他們遜色。據說，鮑比·肯尼迪和彼得·勞福德[11]是在約翰·肯尼迪大選成功後突然對辛納屈無禮起來的，並且忘記了辛納屈曾在募集競選資金和爭取反對愛爾蘭人的意大利人的選票上所立下的汗馬功勞。人們懷疑，是勞福德和鮑比·肯尼迪讓已故的總統改變了主意，邀請賓·克羅斯比而不是計劃中的辛納屈來白宮做客。這是一個辛納屈永不忘懷的社交挫折。彼得·勞福德從此被辛納屈逐出了拉斯韋加斯「演藝界峰會」。
「是的，我的兒子像我，」多莉不無驕傲地說道，「如果你跟他作對，他會永遠記住你。」在承認他的權力的同時，她也指出：「他不能讓他媽媽做任何她不想做的事。」她還補充道，「即使現在，他穿的衣服仍是我過去給他買的那個牌子。」
多莉·辛納屈已經71歲了，比馬丁小一歲。現在整天有人敲她住的那所大房子的後門來徵求她的意見，尋求她的幫助。每當她沒有客人要接見，或不在廚房做飯時，她就要照顧她的丈夫，一個沉默而固執的老頭，讓他把左臂放在軟椅扶手的海綿上。多莉對客人講：「噢，他衝進了那可怕的大火，這傢伙真的這麼做了。」同時，眼中充滿敬佩地看著坐在椅子上的丈夫。
儘管多莉·辛納屈在霍博肯有87個教子，而且每當有政治活動時就會去那裡看看，她和丈夫目前仍住在新澤西州利堡市。他們在那兒有一所漂亮的大房子，總共有16個房間。這所房子是兒子在三年前送他們的，是慶祝他們結婚50週年的禮物。房子裝修得很有品味，並置著世俗和神聖的東西——有教皇若望二十三世、艾娃·加德納、教皇保祿六世和迪安·馬丁[12]的相片，有幾個聖徒雕像和一些聖水，一把帶有薩米·戴維斯[13]親筆簽名的椅子和幾瓶波旁酒。在辛納屈夫人的珠寶箱裡，有一串華麗的珍珠項鏈，這是艾娃·加德納剛剛送給她的生日禮物。多莉非常喜歡曾經是她兒媳的艾娃·加德納，至今還常常談起她，並經常和她保持聯繫。屋內牆上還掛著一封辛納屈寫給多莉和馬丁的信，信上寫道：「雖然你們的生命已步入黃昏，但我對你們的愛仍像天國盛開的玫瑰一樣永不凋謝……願上帝永遠愛你們。感謝上帝，祝你們白頭攜老，你們的愛子，弗朗西斯……」
辛納屈夫人和她的兒子每週通一次電話。最近，辛納屈建議她來曼哈頓時住在他在曼哈頓東河旁東七十二街的公寓裡。雖然這裡是紐約市的一個很富有的地區，但在他住的街區卻有一個小工廠。多莉抓住這個把柄，對他的兒子進行報復，因為辛納屈曾把他在霍博肯的童年描述得令她很不高興。
「什麼，你想讓我住你的房子，在那個垃圾堆裡？」她喊道，「你覺得我會在那個令人作嘔的鬼地方過夜嗎？」
弗蘭克·辛納屈明白了她的意圖，趕緊說：「對不起，利堡夫人。」
在棕櫚泉了休養一周，感冒好了很多，辛納屈又回到了洛杉磯——一個充滿陽光和性愛的美麗城市，一塊美國人從墨西哥人手裡強佔的土地，一座隨處可見一些穿著緊身短褲的小個子男男女女進出敞篷車的城市。
辛納屈及時趕回去和家人一起看了那部等待了許久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錄製的紀錄片。大約晚上9點鐘，他開車到了前妻南希的家，並在那兒和南希及他們的兩個女兒共進晚餐。他們的兒子不在本地，最近很少與他見面。
今年22歲的小弗蘭克此時正與一個樂隊一起在全國各地巡迴演出。演出一結束，他就要前往紐約，加盟紐約貝森東大街黑管樂隊。早在四十年代，辛納屈就和這支樂隊合作過，那時他還在湯米·多爾西的樂隊唱歌。如今，小弗蘭克·辛納屈——據他父親說，這個名字源於弗蘭克林·羅斯福的名字——大部分時間住在旅館裡，每天都在夜總會的更衣室中吃飯，然後一直唱到凌晨2點多。人們往往把他和他的父親進行比較，對此，他也能心態平和地接受。他的嗓音圓潤悅耳，而且隨著訓練而日益長進。儘管他對父親非常尊敬，但這並不影響他和父親之間客觀、平等的交流，以及偶爾不太明顯的驕傲自滿。
小弗蘭克說，在父親早年出名的同時，新聞界也創造出了一個「媒體眼中的辛納屈」，把他包裝得「區別於普通人，讓他脫離現實生活：辛納屈一夜之間成為萬眾矚目的樂壇巨星，他不是超人，而是超級不尋常。但是，」小弗蘭克繼續說道，「這完全是謬論，是一派胡言：因為辛納屈是普通人，是在大街上常見的普通人。但是，辛納屈的另一面，即他那有別於一般人的包裝，不僅影響了看電視觀眾或雜誌讀者，同樣影響了辛納屈本人。」
「早年的弗蘭克·辛納屈是很普通的一個人。」他說，「在1934年，沒有人能夠料到這個長著一頭鬈發的意大利小孩兒會成為一名巨星，一位帶有傳奇色彩的巨人……一年夏天，我的父親弗蘭克，一個消防隊員的兒子，在新澤西州朗布蘭奇的海灘上，遇到了我的母親，南希·巴爾巴托，一位新澤西市泥瓦匠邁克·巴爾巴托的女兒。他們都是意大利人，都是羅馬天主教徒，都屬於中下級階層，都是在夏天墜入情網的年輕人。就像是弗蘭基·阿瓦隆主演的不計其數的糟糕電影裡的情節一樣。
「他們有三個孩子。老大南希是弗蘭克·辛納屈最普通的一個孩子。她是一名啦啦隊隊長，經常光顧夏令營，總駕駛著一輛雪佛蘭汽車，是一種最宜室宜家的女孩。老二就是我。我的生活一直都與其他人沒什麼區別，直到1958年9月被送入大學預科班。在這一點上，我與其他兩個姐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現在，我已經脫離了家庭，在家庭中的地位直到今天也沒有任何改變……老三叫蒂娜，說實話，我確實無法描述出她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節目由沃爾特·克朗凱特[14]解說，晚上10點鐘開播。辛納屈一家吃完了晚飯，在節目開播的前一刻，轉動椅子面對電視坐下。儘管不知道接下來要發生什麼災難，但他們已經聯合起來，準備共同觀看。辛納屈的所有工作人員，無論是在這座城市，還是在這個國家的某個角落，也都做著同一件事。辛納屈的律師米爾頓·A.魯丁叼著煙，帶著律師特有的警覺，正用他那銳利的目光盯著電視。其他人還有布拉德·德克斯特、吉姆·馬奧尼、埃德·普奇、辛納屈的化妝師「短槍」布裡頓、紐約代理人亨利·吉內、服裝設計師理查德·卡羅爾、保險經紀人約翰·利利、貼身僕人喬治·雅各布斯——一個瀟灑的黑人。那時他正在他的公寓裡款待女孩子們，唱機裡播放著雷·查爾斯的唱片。
像籠罩好萊塢的許多恐懼一樣，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節目的恐慌最後被證明是毫無根據的。這個一小時長的節目純粹是對辛納屈的讚頌之辭，而不像傳言所說的那樣是對他的愛情生活、黑手黨和其他私生活領域事務的肆意揭露。在第二天出版的《紐約時報》上，傑克·古爾德寫道：「儘管這個紀錄片事先並未得到辛納屈的授權，但如果真要徵求他的意見的話，我想他也會同意的。」
節目剛一結束，電話鈴就響徹了整個辛納屈的圈子，他們互相表達喜悅之情，都如釋重負。酒吧老闆吉利從紐約發來了電報，上面寫道：「我們統治了世界！」
第二天，辛納屈重新開始到全國廣播公司大廈錄製他的節目。站在大廈走廊裡，他和幾位朋友談論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節目。他說：「哦，很成功！」
「是的，弗蘭克，極其成功。」
「但我認為傑克·古爾德在今天《時報》上的觀點是對的。」辛納屈說，「在節目中應該有更多的關於人的內容，而不應把那麼多注意力放在音樂上……」
他們都點頭同意，沒有人提到當初聽說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要向辛納屈開火時他圈裡人驚恐萬狀的樣子；他們只是點頭稱是，其中兩個還笑辛納屈在這次節目中又明顯地用了「小鳥」這個詞——這是他酷愛的字眼。他總是問他的密友：「你的小鳥怎樣了？」；一次他幾乎在夏威夷溺死，後來他解釋道：「只是我的小鳥沾了點兒水」；他的一個演員朋友迪克·巴卡恩家中掛著他手握一瓶威士忌的巨幅照片，下面寫著這樣的一句話：「喝，迪克！酒對你的小鳥有好處。」他有時會篡改一首名叫《與我一起飛翔》（Come Fly with Me）的歌的歌詞：「說出那些話語吧，我們可以帶著自己的小鳥去阿卡普爾科海灣了……」
十分鐘後，辛納屈跟著伴奏樂隊步入全國廣播公司錄影棚，那裡與八天前的樣子已完全不同。這次辛納屈的嗓子感覺良好；他與人們談笑風生，不再有任何東西能使他沮喪。一次，當他站在舞台上的一棵樹旁唱《我怎能不想鄰家的女孩》（How Can I Ignore the Girl Next Door）時，一台裝在滑動軌道上的攝影機滑動得太近，撞著了那棵樹。
「天啊！」一個技術助理叫道。
但是辛納屈似乎並沒注意到這些。
「我們這兒出了點兒小故障。」他平靜地說，然後又從頭開始唱起那首歌。
節目拍完後，辛納屈從控制室的監視器上觀看了重放的節目。他和德懷特·海米恩及其助手一一握手，非常滿意。然後，人們在辛納屈的化妝室裡開了瓶威士忌慶祝。帕特裡夏·勞福德在那兒，安迪·威廉斯[15]也在，還有其他十幾個人。全國各地繼續有電報、電話不斷打來，稱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錄製的那個節目。據馬奧尼說，連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節目製作人唐·休伊特也來了個電話。要知道僅僅在幾天前，辛納屈還對休伊特恨之入骨。他現在仍然很生氣，儘管節目本身並不令人反感，但他覺得自己被欺騙了。
「我用不用給休伊特回封短信？」馬奧尼問。
「你能不能寄給他一拳頭？」辛納屈答道。
他擁有一切，但無法入睡；他給予別人精美的禮物，但不幸福。他不會為了別的拋棄現在的生活，即使是為了幸福。他究竟是什麼樣的人……
他是我們過去生活的一部分，只是我們已經變老了，而他沒有……我們被家務所累，可他沒有……我們會悔恨，而他不會……這都是我們的錯誤，而他沒有犯……
他掌控了洛杉磯的所有意大利餐館的菜單，如果你想吃意大利北部的菜式，那麼就去米蘭吧……
人們跟隨著他，模仿著他，爭相接近他……他身上的某種東西總是使他成為圈子裡的焦點和中心。……小鳥……小鳥……
他認為一定要玩得很大——嘴張得越大，你能吸入的東西就越多，你的規模就越大，你就會成長得越快，你就更加像你自己——變得更龐大，更富有……
「他比任何人都強，或者至少別人都這樣認為，所以他必須做到。」
——小南希·辛納屈
「他表面上平靜如水，但內心卻隱藏著豐富的感情。」
——迪克·巴卡恩
「他有一種極強的願望，想把每一分鐘都過得最充實。我猜他可能覺得毀滅會隨時來臨。」
——布拉德·德克斯特
「我從幾次婚姻中的全部收穫，就是兩年可以躺在心理醫生的沙發上的時光，那是阿蒂·肖[16]付的錢。」
——艾娃·加德納
「我們不是母子，是好朋友。」
——多莉·辛納屈
「我喜歡任何可以幫我度過黑夜的東西，禱告、鎮定劑或是一瓶傑克·丹尼斯威士忌。」
——弗蘭克·辛納屈
弗蘭克·辛納屈厭倦了一切議論、流言以及猜測，厭倦了報紙上有關他的內容，厭倦了滿城人對他的議論。他說這是令人疲憊不堪的三個星期，現在他只想離開這裡，去拉斯韋加斯放鬆一下。於是他跳上飛機，飛過綿延起伏的加利福尼亞群山，飛過內華達窪地，飛過綿延不斷的沙漠，來到金沙賭場酒店，去觀看卡修斯·克萊對弗洛伊德·帕特森[17]的拳擊賽。
比賽前一天，辛納屈整個晚上都沒睡。第二天，他幾乎整個下午都在睡覺。金沙賭場酒店的大廳，賭博俱樂部，甚至廁所裡都充斥著他的歌聲，歌曲每隔幾個音符就被揚聲器裡廣播找人的聲音打斷：「有若恩·費施先生的電話，若恩·費施先生……一條金色的絲帶在她的頭上……有赫伯特·羅斯坦先生的電話，赫伯特·羅斯坦先生……對那段時光的記憶如此深刻，使我在漫漫長夜中夜不能寐……」
比賽那天下午，在金沙賭場酒店和其他旅館的大廳裡，你會看到賽前常見的各種預言家：賭徒、昔日的冠軍、從紐約第八大道趕來的抽著雪茄煙蒂的小個子下注者、那些一年四季抨擊大型拳賽卻從不錯過任何一場比賽的體育記者、似乎總是支持其中某個拳擊手的小說家、受洛杉磯某天才操縱的當地妓女，還有一位身著滿是皺褶的禮服的淺黑膚色女郎站在大堂經理桌旁喊著：「我想和辛納屈先生說句話。」
「他不在這兒。」大堂經理說。
「您能不能幫我給他房間打個電話？」
「抱歉，小姐。」大堂經理說。這個女孩轉過身，情緒很激動，眼淚都快流出來了。她穿過大廳，進入喧鬧的賭場大廳，那裡擠滿了只對金錢感興趣的男人。
快到晚上7點，金沙賭場酒店的經理傑克·恩特拉特步入賭場大廳。他頭髮花白，是個大塊頭。他告訴站在21點賭桌旁的幾個人，辛納屈正在更衣。他還說，他無法為更多的人弄到前排的座位，他們——包括帶女伴前來的李奧·迪羅謝和偕妻子前來的喬伊·畢曉普[18]，都不能與弗蘭克·辛納屈一同坐在前排，必須退到第三排。當恩特拉特走到喬伊·畢曉普那裡，把這一消息告知他時，他的臉沉了下來。他似乎並沒有生氣，只是默默無聲地望著恩特拉特，好像被什麼東西嚇到了一樣。
恩特拉特打破了這種沉默，說：「喬伊，對不起，在前排就坐的不能超過六人。」
畢曉普仍然沒說什麼。等大家到拳擊場時，發現喬伊·畢曉普坐在了第一排，而他的妻子則坐在第三排。
這場被稱作穆斯林與基督徒間聖戰的拳擊賽開始之前，先是對三位禿頂的前任冠軍洛基·馬西安諾、喬·路易斯和桑尼·利斯頓進行介紹，然後是昔日歌星艾迪·費捨演唱《星條旗永不落》。已經過了十四五年，辛納屈仍然對每個細節記憶猶新：艾迪·費捨那時是剛剛崛起的男中音之王，與其競爭的有比利·埃克施泰因和蓋·米歇爾，而辛納屈早已被淘汰出局了。他記得，有一天，他要去錄音棚時，碰見幾十個等在大廳門口的艾迪·費捨的歌迷，那些人看到辛納屈時就開始做鬼臉起哄：「弗蘭克，弗蘭克，我暈倒了，我暈倒了。」也是在那段時間裡，他的唱片每年只能賣出約3萬張，在電視上露面時他總被人們嘲笑成滑稽可笑的人，與達格瑪[19]一起錄製的《媽媽要咆哮》（Mama will Bark），也同樣慘遭失敗。
「那時我在唱片上發出的是怒吼和號叫。」辛納屈說，一想起這些他仍然渾身戰慄，「這些給我帶來的唯一好處就是與狗拉近了關係。」
他的嗓音和藝術判斷力在1952年變得讓人無法想像地糟糕。據他的朋友說，導致他走下坡路的更直接原因是他對艾娃·加德納的追求。當時艾娃·加德納是超級影后，一個世上少有的尤物。辛納屈的女兒南希回憶道，有一次看到艾娃在她爸爸的游泳池裡游泳，然後她如出水芙蓉，露出那迷人的身體，悠然地走到火爐旁，斜靠在那兒幾分鐘。突然，她的漆黑長髮似乎全干了，自然恢復到以前的樣子，簡直讓人不可思議。
據辛納屈的朋友講，對於與之約會的大多數女子，辛納屈從來不知道她們看上的是他現在能為她們做的事情，還是將來他能為她們做的事情。但是，對於艾娃·加德納，情況則完全不同。他無法為她做任何事情。她本人的事業已登峰造極。如果說辛納屈從與她的那段感情經歷中學到什麼的話，那就是當一個驕傲的男人走下坡路時，女人，尤其是一個身居事業頂峰的女人，對他也於事無補。
然而，即使在嗓音疲憊無力的情況下，他的歌喉中仍然滲透著某種深深的情感。一首至今仍被人們記憶猶新的歌是《想擁有你的我多麼愚蠢》（I』m a Fool to Want you）。一位當時曾陪他一起在錄音棚裡錄音的朋友回憶道：「那晚辛納屈確實激動了，他一氣呵成，錄完了那首歌，然後轉身走出錄音棚。一切就那麼輕鬆簡單……」
辛納屈當時的經紀人漢克·薩尼古拉曾是歌曲推廣者，他講道：「艾娃愛弗蘭克，但並不是以弗蘭克愛她的方式。辛納屈需要的是一天24小時的關懷。他要求人們都圍著他轉。弗蘭克就是那種人。」薩尼古拉接著說，「艾娃不是很自信，她害怕不能真正地把握住這個男人……有兩次弗蘭克竟置自己的事業於不顧，追著她到了非洲……」
「艾娃也不願讓弗蘭克的那幫人整天圍在他們周圍，」一位朋友講道，「這讓弗蘭克受不了。在和南希一起生活時，他常常把全樂隊的人領回家。南希是那種典型的意大利好妻子，她從不抱怨——她會給每人端上一盤意大利面。」
1953年，結婚近兩年後，辛納屈與艾娃·加德納離婚了。據說辛納屈的媽媽曾力圖使他們和解，但即使艾娃有意，弗蘭克也不願破鏡重圓了。曾有人看見辛納屈與別的女人在一起。這樣一來，他們之間的某種平衡被打破了。在此期間，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辛納屈似乎從一個童星、身著水手服的青澀演員搖身變成了一個男人。甚至在1953年，也就是他因在《亂世忠魂》的角色而獲奧斯卡獎之前，他早年表現出來的天資又復甦了——在他錄製的那首歌曲《布魯斯之誕生》（The Birth of the Blues）中，在被爵士樂評論家們大加讚譽的海濱勝地夜總會的那場演出。那時他逐漸地不再演唱三分多鐘、篇幅短小的歌曲，而轉向適合錄製於密紋唱片的作品。無論他當時有沒有獲奧斯卡獎，他那音樂會的風格都因此受益不少。
1954年，弗蘭克再次把他的天資發揮得淋漓盡致，那一年他被《節拍器》雜誌選為「年度最佳歌手」，後來又取代艾迪·費捨，成了合眾社舉辦的DJ選歌冠軍。可艾迪·費捨現在正在拉斯韋加斯唱那首《星條旗永不落》。演唱完畢，他鑽出拳台。之後，比賽正式開始。
弗洛伊德·帕特森在第一回合中繞著拳台追擊克萊，卻沒能打著。之後他就成了克萊的玩偶。最後，在第12回合，克萊以其高超的技藝擊倒對方，宣告比賽結束。半小時後，幾乎所有的人都忘記了剛才那場拳賽，有的又回到賭桌旁，有的則排隊購買在金沙賭場酒店舞台上進行的迪安·馬丁-辛納屈-畢曉普的表演的門票。小薩米·戴維斯若在這兒時，也會加入這種表演。這種例行表演通常由幾首歌和一些插科打諢構成，並不十分正式，形式特別，並帶有很強的種族氣氛濃厚——馬丁手裡端著一杯酒，問畢曉普道：「你有沒有看到一個猶太佬？」扮成猶太侍者的畢曉普警告兩個意大利人要小心，「因為我已經有了自己的隊伍——黑手黨」。
金沙賭場酒店的最後一場表演結束後，辛納屈的隊伍現在大概有20人了，其中包括剛從紐約飛來的吉利，還有辛納屈最喜歡的體育專欄作家吉米·坎農，還有哈羅德·吉本斯，一名卡車司機工會的官員，等著霍法[20]投入監獄後便會頂替他的位置。他們魚貫而出，鑽入一排等候在門外的汽車裡，浩浩蕩蕩地向另一個俱樂部進發。現在是凌晨3點鐘，夜才剛剛開始。
他們在撒哈拉俱樂部停了下來，挑了一張稍靠後的長桌子坐下來，觀看一個名叫唐·裡克萊斯脫口秀演員的表演。他身材矮小，頭髮稀疏。與這個國家的其他任何演員相比，他的表演可能都更具有諷刺性。但他的幽默表現得如此粗野，沒有品位，使人無動於衷——由於太具有攻擊性反而失去了攻擊性。當他發現艾迪·費捨在人群中時，他繼續表演，戲說費捨作為一個情人，怎麼可能搞得定伊麗莎白·泰勒；[21]當觀眾中有兩個生意人自稱是埃及人時，他打斷了他們，評論起埃及對以色列的政策；然後，他又語氣強烈地指出那個自稱與丈夫坐在一張桌子旁的女士實際上是個妓女。
當辛納屈一行人走進去的時候，唐·裡克萊斯簡直欣喜若狂，指著吉利大叫：「當弗蘭克的開路機感覺怎麼樣？……的確，吉利總是走在弗蘭克前面，為他開道。」接著，他向迪羅謝點了點頭，說，「站起來，李奧，給弗蘭克表演一下你是怎樣滑行的。」然後，他話鋒一轉，指向辛納屈，居然沒忘了提到米亞·法羅，還戲說辛納屈戴了一小撮假髮。之後，又說辛納屈作為一個歌手氣數已盡，大勢已去。辛納屈聽了笑了起來，其他人也跟著笑了。裡克萊斯指著畢曉普，說道：「喬伊·畢曉普，你總是跟著弗蘭克出來找樂子。」
後來，裡克萊斯又講了一些有關猶太人的笑話。迪安·馬丁站起來，喊道：「嘿，你總是談論猶太人，從不說意大利人，」裡克萊斯馬上打斷他：「我們需要意大利人做什麼呢——他們能做的恐怕就是不讓蒼蠅飛到我們的魚上。」
辛納屈笑起來，所有人都笑了。裡克萊斯就這樣東拉西扯地講了近一個小時，直到辛納屈站起來說：「好了，快點，到此為止吧，我得走了。」
「閉嘴，坐下！」裡克萊斯厲聲說，「我得聽你唱歌……」
「你在跟誰說話？」辛納屈回敬道。
「迪克·海姆斯[22]。」裡克萊斯答道。辛納屈又笑了。這時，迪安·馬丁把一瓶威士忌澆到裡克萊斯的腦袋上，把他的晚禮服全弄濕了。裡克萊斯開始敲打桌子。
「誰能相信那個步履蹣跚的老人會成為歌星？」裡克萊斯說著。但馬丁叫起來，「嘿，我想說幾句話！」
「閉嘴。」
「不，裡克萊斯，我要告訴你，」迪安·馬丁搶過話說，「我覺得你是一個不錯的演員。」
「嗯，謝謝你，迪安。」裡克萊斯看起來很高興。
「但別相信我，我喝醉了。」馬丁說著，跌坐回他的座位。
「這我相信。」裡克萊斯說。
凌晨4點鐘之前，辛納屈帶領一行人走出了撒哈拉俱樂部，一些人還拿著裝滿了威士忌的酒杯，一路上甚至在車裡都慢慢啜飲著。回到了金沙賭場酒店，他們又走進賭博廳。那裡仍舊熙熙攘攘，人擠人，輪盤賭的輪盤不停地轉動著，遠處角落裡不時地有擲骰子的人們的尖叫聲。
弗蘭克·辛納屈左手端著一小杯波旁，步入人群。與他的朋友們不同的是，他總是衣冠楚楚，禮服上的領結總是精心折打，皮鞋向來一塵不染。無論喝了多少酒或是有多長時間不曾休息，他似乎從不會讓自己的外表有失尊嚴，顯得萎靡不振。他從不像迪安·馬丁那樣走路時左右搖擺，更不會像薩米·戴維斯那樣在戲院的過道上跳舞，甚至跳到桌子上。
無論辛納屈在哪裡，他總是不能全身心地投入。他的部分自我，儘管有時只是一小部分，總是保持著他家長的身份，即使現在也是一樣。他把酒杯放在21點賭桌上，面對發牌者站著，離桌子稍遠，而不是靠在桌上。他把手伸進禮服下面的褲兜裡，拿出厚厚一沓乾乾淨淨的鈔票。他平緩地抽出一張百元鈔票，把它放在綠色絨布桌上。發牌者發給他兩張牌，他又要了第三張牌。點數超了，他輸了100美元。
此刻辛納屈的表情沒有發生任何變化，抽出了第二張百元鈔票，他又輸掉了。然後他拿出了第三張，還是輸了。後來，他把兩張百元鈔票放到桌子上，可依然沒有贏。最後，在拿出第六張百元鈔票繼而輸掉之後，他向那個發牌的人點點頭，朗聲地說了句「好一個發牌員」，離開了那張桌子。
此時，為了讓他通過，剛剛聚攏過來的人群讓出一條道。一個女人走到他的面前，遞給他一張紙，讓他簽名。他簽名後居然還說了一句「謝謝」。
在寬敞的餐廳後面，有一張長桌子是特意為辛納屈保留的。在這個時候，餐廳還是空蕩蕩的，大約只有二三十人，離辛納屈很近的一張桌子邊坐著四個沒有男士陪伴的年輕女郎。餐廳的另一個邊還有一張長桌子，七個男子肩並肩靠牆坐在那裡，其中兩個戴著墨鏡。他們安靜地吃著，幾乎不說一句話，只是坐在那兒吃，不放過桌上的任何食物。
辛納屈一行入座後，喝了點飲料，然後開始點菜。這張桌子與紐約的吉利酒吧的那張差不多大小，只要他去就會特意留給他用；現在坐在這張桌子周圍的這班人馬，差不多全是那些伴隨辛納屈出入吉利酒吧的人，當然也是跟著辛納屈去加利福尼亞、意大利或新澤西的任何一個飯店，或辛納屈去的任何一個地方的那幫人。每當辛納屈坐下來就餐時，他的好友都坐得離他很近；無論他在哪兒，無論場合有多麼高級，他們之間都表現出一種親近的互助關係，因為無論辛納屈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他仍是在這種關係呵護下的一個小男孩——只不過現在他能把這種呵護隨身攜帶了。
從某種意義上講，對辛納屈來說，在為他預留座位的公共場所裡進行的這種准家庭式的聚會，是一種最接近家庭生活的時光。他曾經有過家，卻又離開它，這種准家庭式的相處可能是他最想要的方式；儘管看起來並非如此，因為他總是那麼熱情洋溢地談及他的家庭，還與他的第一任妻子保持著密切聯繫，要求她在沒有和他商量的前提下，不要做出任何決定。他總是把他的傢俱或其他紀念品放在她或女兒南希那兒，而且他和艾娃·加德納仍然友好。在意大利拍攝《戰俘列車》時，他們還曾一起度過一段時光，到哪兒都有狗仔追著。據說那時狗仔一起開價1.6萬美元，希望他能與艾娃·加德納合影。但有傳言說辛納屈則願意開雙倍的價錢打斷一名狗仔的胳膊和大腿。
辛納屈雖然很高興單獨待在家裡，完全沒有外人的打擾，這樣他可以清靜地讀些書或整理一下思緒。可是，偶爾在某個夜晚，他也會突然發現自己意外落單。也許他已給七八個女人打過電話，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她們都不能前來陪他。這樣，他就會給他的男僕喬治·雅各布斯打電話。
「今晚我想回家吃晚飯，喬治。」
「幾個人？」
「就我自己，」辛納屈會這樣說，「我想要些清淡的東西，我不太餓。」
喬治·雅各布斯36歲，離過兩次婚，長得很像比利·埃克施泰因。他曾隨辛納屈周遊世界，對他忠心耿耿。雅各布斯的住所離日落大道不遠，在威士忌舞廳的拐角處。他經常和各種活潑可愛的加利福尼亞女孩為伴，這使他小有名氣。不過他承認，一些女孩最初之所以接近他，是由於他與辛納屈的親密關係。
辛納屈到家之後，雅各布斯會服侍他在餐廳就餐。之後辛納屈就打發他回家。在這種夜晚，如果辛納屈要求他多留一會，或陪自己打幾把撲克，雅各布斯是很願意效勞的。但辛納屈從沒這樣要求過。
這已是他們在拉斯韋加斯度過的第二個夜晚了。辛納屈與朋友們在金沙賭場酒店的餐廳裡一直坐到近早上8點。白天的大部分時間他都在睡夢中度過，然後飛回了洛杉磯。第二天早上，他已經駕著他的小高爾夫球車穿梭於派拉蒙電影公司的製片場了。根據日程，他今天要與熱情奔放的金髮女郎維爾納·利西[23]完成電影《突襲皇后虎》的最後兩組鏡頭的拍攝。當他開著那輛高爾夫球車駛在電影公司大廈間的道路上時，他看到了史蒂夫·羅西，他正和喜劇搭檔馬蒂·艾倫在錄影棚拍一部電影。他們這個錄影棚與南希·辛納屈的錄影棚緊挨著。
「嘿，混蛋，」他大聲對著羅西喊，「別吻南希。」
「只是拍電影啦，弗蘭克。」羅西邊走邊轉回頭說。
「在車庫裡拍嗎？」
「我們意大利人的熱血讓我情不自禁，弗蘭克。」
「那麼，降降溫吧。」他向羅西眨了眨眼睛，說道。然後他開著他的高爾夫球車拐了個彎，停在一幢土褐色的大樓外面。《突襲皇后虎》的最後兩組鏡頭就在這幢大樓裡拍攝。
攝影棚裡熙熙攘攘，幾十個技術助理和導演都聚攏在攝影機周圍。辛納屈大步流星地走進去，高聲說：「胖導演在哪兒？」導演傑克·多諾霍是個大塊頭，他與辛納屈合作有22年了，共同製作了一個又一個的節目。傑克對這個電影非常頭疼：劇本總是變來變去，演員們似乎永遠沒法休息，辛納屈已經開始厭倦了。但現在只剩下兩組鏡頭了——一組是時間較短的游泳池裡的鏡頭；另一組則是時間較長的辛納屈與維爾納·利西在海灘佈景下的激情戲。
游泳池一組戲拍得又快又好，主要演的是辛納屈他們這些劫持者的陰謀破產，沒能劫持瑪麗王后號。在齊肩的水裡待了幾分鐘後，辛納屈說：「快點，夥計們，水裡很涼，我感冒剛好。」
攝影組推近鏡頭，維爾納·利西跳入水中，在辛納屈身邊濺起水花。傑克·多諾霍向開動鼓風機的助手們喊道：「讓浪花濺起來！」另一個人發令道：「攪動池水！」這時，辛納屈唱了起來：「攪動池水要有節奏！」在攝影機開拍前，一切平靜下來。
下一個鏡頭在海灘上拍，弗蘭克仰面躺在沙灘上，假裝凝望著星星；維爾納·利西要走近他，把一隻鞋扔在他附近，以示她的到來；然後，她要坐在他旁邊，等待下面他對她的激情表露。正式開拍前，利西小姐先練習了一下如何把鞋扔到躺在沙灘上的辛納屈附近。當她要扔鞋時，辛納屈喊道：「瞄準我的小鳥吧，我想回家了。」
維爾納·利西幾乎不懂英語，對辛納屈的特殊詞彙更是聞所未聞了，所以如墜霧中，一副茫然的樣子，但攝影機後的每一個人都在笑。她把鞋拋向他。那只鞋在空中轉了幾圈，最後落到了辛納屈的肚子上。
「高了三寸。」他叫道。維爾納·利西聽到攝影機後的笑聲，依然一頭霧水。
傑克·多諾霍讓他們對一下台詞。辛納屈剛從拉斯韋加斯回來，還無法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所以他希望快點兒開機。他說：「咱們試一個鏡頭。」儘管傑克·多諾霍不敢確定辛納屈和維爾納·利西是否已經把台詞記好，但他仍然說：「好吧。」隨後，一個拿著拍攝板的助手喊道：「419號鏡頭，第一次拍攝。」維爾納·利西拿著她的鞋，向仰臥在沙灘上的辛納屈走過去。她扔出了鞋，那只鞋落在了辛納屈的大腿根附近，辛納屈的右眼幾乎是不易察覺地眨了眨，但所有工作人員都知道他是什麼意思，又不禁笑了起來。
「今晚的星星告訴你些什麼？」利西小姐靠近辛納屈坐下，說出她的第一句台詞。
「星星告訴我，今晚我是個白癡，」辛納屈說，「一個貌似聰明的白癡竟然被攪到這件事裡了……」
「停！」多諾霍喊道。沙灘上有三個麥克風的影子，維爾納·利西坐的位置也不對。
「419，第二次拍攝。」拿拍攝板的人喊道。
利西小姐靠近辛納屈，把鞋向他扔去，這次沒有打著——辛納屈只輕輕吁出一口氣——利西小姐說：「今晚的星星告訴你什麼？」
「星星告訴我，今晚我是個白癡，貌似聰明的白癡竟然被攪到這件事裡了……」接著，根據劇本，辛納屈應該繼續說：「你知道我們捲到什麼事裡了嗎？我們剛踏上瑪麗王后號的甲板，就已經在自己身上做了標記。」但是他總是臨時篡改台詞，他說道，「你知道我們捲到什麼裡來了嗎？我們剛踏上他媽的這條船上……」
「不行，不行，」多諾霍打斷了他，搖著頭說，「我想這不行。」
攝影機停了下來，一些人在笑，辛納屈仍舊躺在沙灘上，抬頭望著天空，好像在說這次中斷毫無道理。
「我看不出這有什麼不好……」辛納屈開口了。理查德·孔特[24]站在攝像機後面，叫道，「這片兒又不在倫敦放映。」
多諾霍把手插進他那稀薄的灰白的頭髮裡，用力地摩挲著頭，但似乎並沒有真的生氣：「你知道，如果不亂改台詞的話，這場戲拍得挺不錯。」
「是的，」攝像師比利·丹尼爾斯從攝像機後面探出頭來，應和道，「確實是一場不錯的戲……」
「注意一下你的語言。」辛納屈打斷他。辛納屈總是能找出不重拍的各種方法，在這方面他是個天才；他提出了一個辦法，既能讓這段影片可以使用，又能讓「他媽的」那句台詞以後再錄製。這一辦法馬上被接受。攝像機又繼續工作起來。維爾納·利西向躺在沙灘上的辛納屈身上靠去，他把她拉到懷裡，緊貼住他。這時攝像機推近，給了他們一個特寫。拍了幾秒鐘後，辛納屈和利西仍繼續吻著。他們的身體在沙灘上緊貼在一起，手臂相互交纏著，維爾納·利西的左腿稍稍向上抬了一點點，攝影棚裡的所有人都靜靜地看著這一幕，直到多諾霍最後喊道：
「你們快好了告訴我一聲，膠卷快沒了。」
利西小姐站了起來，拽了拽身上的白裙子，攏了攏她那金色的頭髮，然後摸了一下唇上的口紅，口紅已亂。辛納屈嘴角掛著微笑，起身向他的化妝間走去。
路過站在攝像機旁邊的一個老頭時，辛納屈問道：「你家貝爾和豪厄爾怎麼樣？」
「不錯，弗蘭克。」老頭兒笑道。
「很好。」
在化妝間裡，他見到在那兒等著他的汽車設計師，他正按辛納屈的要求為他設計一款新車，取代他過去幾年一直開的一輛價值2.5萬美元的福特吉亞（Ghia）。他的秘書湯姆·康羅伊也在等他，他帶來了一大包影迷們的信，包括紐約市長約翰·林賽的一封。此外，辛納屈的琴師比爾·米勒也在等他。辛納屈要出一張新唱片《月光下的辛納屈》（Moonlight Sinatra），他們要為今晚的錄製排練幾首曲子。
儘管辛納屈不介意在某個電影場景中做一點誇張的表演，但對待錄音他卻是非常嚴肅的。正如他對一個英國作家羅賓·道格拉斯-霍姆解釋的那樣：「你在錄製唱片時，只有你一個人負責任；如果唱得不好而遭非議，那麼是你而不是別人會受到指責；如果唱得好，那麼也是你而不是別人受到讚揚。但對於拍電影來說，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有製片人，有編劇，還有成百的其他工作人員，你只做你的那一部分工作，從來不對整個影片負責。可錄製唱片時，一切成敗卻全在你一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