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器工們常得的一種病——一種叫作「流動症」的搔癢感覺——1964年春天似乎正通過大橋的長鋼纜在橋上傳播蔓延，使修橋工們變得躁動不安。許多人又開始思考：「下一個工地在哪兒？」
突然間，大橋似乎已經完成。當然，橋還沒建完——剩下的活兒還需要八個月的時間才能做完——但所有重型鋼構件現在已在空中連接完畢，最危險的工作已完成，挑戰性正在消失；伴隨著春天的到來，工人們的悲觀態度和嚴冬已被一種任何東西不再會出錯的準確感所代替：一個叫羅伯特的新工人從橋上掉了下去，結果被安全網接住了；一個沉重的電鑽掉了下去，落向了一個叫喬·圖瑞瓦斯的印第安人的頭頂，但只蹭了一下他的腳指，他也只嘟嚷了一聲，又繼續往前走。
60個每件重達400噸的鋼構件全部水平懸掛在纜索下，形成從史泰登島上到布魯克林海上的紅色鋼鐵彩虹。這一壯觀景象令那些沿岸觀看的人興奮不已，但對橋上的鐵器工人來講，這標誌著枯燥工作的開始。因為，施工的下一個階段，一個業內稱之為「二次鋪架」的階段開始了，這主要包括再次穿越大橋整個弧跨，把對角撐梁、護柵、邊飾等小型鋼件吊裝插入到大橋主體結構中，然後擰緊螺栓。整座大橋橋跨都裝入最後的鋼體，全部固定擰緊後，混凝土攪拌機開進鋪設路面；接著電工進場，安裝電燈；然後，油漆工進場，為深紅色的大橋樑上塗一層銀白色防銹漆。
最後，在鐵器工離開大橋到別處去尋找挑戰的幾個月後，橋上一切施工完畢，大橋開通，樂隊走過，剪綵活動舉行，妙齡少女乘花車微笑駛過，政客們發表演講，所有人鼓掌喝彩——工程師接受人們對他們的致意。
而修建大橋的鐵器工對這些卻沒有什麼太大的熱情。他還會去酒吧聊天吹牛；不管怎樣，他都知道自己幹了些什麼。如果讓他穿著大衣，戴上領帶，一動不動地站在橋上大談他的感想，那倒會使他感到很不自在。
事實上，在這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他甚至都不會再多地想起這座大橋。但是，也許是四五年後，他會一下子染上一種相反的「流動症」，這很可能發生在他開車駛往另一個工地或去度假時。突然間，他會一下子想起，100英里外有一個他在那裡幹過活兒的城鎮和大橋。他會駛離原定路線，去那裡短暫地看一眼：也許那裡就是聖伊格納斯，在那裡他可以凝視麥基諾大橋；也許那裡是舊金山，在那裡他可以觀賞金門大橋；也許（在幾年後的將來）會重返布魯克林，隔海觀看韋拉扎諾海峽大橋。
今天他也許不想這樣做，許多流動修橋工也可能不想這樣做，但等不到1968年或1969年他就很可能已這樣做了。他可能已開著他的寬敞汽車，從長島方向駛來，或從曼哈頓方向駛來。他會和所有其他車輛一起迅速駛上彎帶大道；但是，在車輛走近灣脊地區時，他會放慢車速，屏住呼吸。他看到了擋風玻璃中出現的韋拉扎諾大橋，橋上車流密集，交通繁忙，但鋼纜上除了幾隻小鳥外已沒有任何人影了。
接著，他會開車切入左車道，慢慢離開環島公園路，開上路邊的隔離帶，車後捲起一陣塵土。跟在後面的汽車裡的司機會對他大喊：「嘿，你這個蠢材，開車時看著點兒道兒！」一位女人用肘碰了碰她丈夫說：「你往外瞧，親愛的，那輛車裡的那個男人看上去喝醉了。」
從某種意義上講，她是對的。當他一下子想起昔日橋上的一切時，他會在一小段時間裡有一種眩暈頭痛的感覺，他會記起一直銘刻在心的大橋上的各種場景和聲音，他的耳邊會再次響起機器的隆隆聲和「硬鼻子」墨菲的叫罵聲；他會記起鋼纜繞制，吊裝大橋構件以及凱利：「輕起……起……起……」的指揮聲；他會再次看到傑拉德·麥基從橋上掉下去的地方，那個纜索管套落下的地方，以及那個1000磅的鋼件掉下去的地方；他會想到，在海底躺著大量生銹的鉚釘和工具。
這位流動修橋工會坐在車裡，靜靜地注視一會兒，然後腳踩油門，開車回到路上，消失在車流中。沒人知道坐在這輛車裡的人曾經一天把1000道鉚釘釘入到這座大橋上，或參加過400噸重的鋼件吊裝，沒人知道他的名字是斯塔姆、奧爾森、揚涅利、傑克勒斯或是「硬鼻子」墨菲本人。
不管怎樣，這就是1964年春天鮑伯·安德森的感受。當然他也染上了「流動症」。他急於離開布魯克林工地去葡萄牙，到那裡的塔古斯河上去建一座新的大型懸索橋。
「噢，我們會在葡萄牙過得很快活的，」在韋拉扎諾大橋上幹活的最後一天，他對別的鐵器工講，「那個國家漂亮極了，我們週末還可以到巴黎玩……你們也應該去那裡，和我一起幹！」
「我們會的。鮑伯，一個月後就去。」其中一人說道。
「是的，鮑伯，肯定我會去那兒的，」另一人說道，「對我而言，這裡的工作已經結束了，我一刻也不想待了……」
6月19日，星期五，鮑伯·安德森與韋拉扎諾橋上幹活的幾十名修橋工道別，並把自己在葡萄牙的地址給了他們。那天夜裡，許多人在布魯克林塔莫奎酒吧為他送行。晚上10點，已聚集了約50名鐵器工人。他們圍坐在屋子裡的四張大桌子周圍，先喝威士忌，再喝啤酒，與鮑伯·安德森道別。埃斯·考恩來了，約翰·德林也來了（在惠特尼·米勒手下苦幹了三個月後，德林又重新回到了監工的位子），還有其他幾個在1955到1957年間曾和安德森一起在密歇根州的麥基諾大橋上幹過活兒的流動修橋工。
那天晚上，每個人都很開心。他們不停地與安德森乾杯，不斷地拍著他的後背。當安德森允諾在他們到葡萄牙後為他們大擺酒席、一醉方休時，他們歡呼雀躍。他們飲酒回憶往昔，談笑風生；他們回憶起那些讓「硬鼻子」墨菲大怒的事情，也回憶起十年前在麥基諾大橋幹活時的快樂時光。聚會一直持續到午夜過後。最後，在與安德森最後告別後，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搖搖晃晃地走出酒吧。
動身去里斯本前，鮑伯·安德森和妻子瑞塔及兩個孩子一起把行李裝上車，踏上了去密歇根州的聖伊格納斯的短暫旅途。
鮑伯·安德森是在聖伊格納斯遇到瑞塔的，他那時正在那裡修建麥基諾大橋。瑞塔的雙親及許多朋友仍然住在那裡，因此他們想去那兒。另一個原因是，鮑伯·安德森想去看一下1955到1957年間他曾在那上面幹活兒的那座大橋。
幾天之後，他獨自一人站在聖伊格納斯河岸上，注視著麥基諾大橋。在這裡，他曾抓著一節斷裂的鋼樑，沿橋纜滑下1800英尺。他還記得自己又怎樣爬上去，人們怎樣說他是大橋上最幸運的修橋工。
在河邊靜靜地行走時，他記起了許多其他的事。十分鐘後，他慢慢地走回來，開著汽車駛往岳母家去見妻子。後來他們一起去尼古拉旅館酒吧喝酒。那裡九年前曾是流動工人的總部，在那兒的男衛生間裡，他曾靠擲骰子贏過1000多美元。
但現在，他已42歲，所有這一切已成為歷史。他非常愛瑞塔，他的第三任妻子。他已習慣與她和兩個孩子過穩定的生活。他們全家都期待著葡萄牙的那個工程——他們從未想過去那裡會發生悲劇。
到了葡萄牙，安德森一家一邊住在里斯本的蒂沃利旅館，一邊在找房子。鮑伯·安德森第一次去塔古斯河大橋是在6月17日，當時工人們正在建造橋塔，大型吊車正在往橋塔上吊50噸重的鋼構件。很顯然安德森當時站在碼頭上，當50噸重的鋼件離地四英尺時，吊臂突然彎折，吊纜猛力戳向他，將他打倒在地，擊碎了他的左肩，打裂了他的顱骨，損傷了他的大腦。當時沒人看到這場事故，大橋公司無法判斷事故發生的原因。鮑伯·安德森日夜昏迷不醒，兩個月後仍在昏迷，不能認出瑞塔，也不能說話。醫生說，他的修橋工生涯完結了。
消息傳到布魯克林的韋拉扎諾大橋時，橋上的每一個人都心情沉重，有的因悲痛而變得沉默寡言，有的則大喊大叫，不停謾罵。約翰·德林和其他修橋工立刻衝下大橋，給遠在葡萄牙的瑞塔打電話，告訴她他們要立刻飛過去幫她處理後事，但她說你們幫不上忙，她母親會從聖伊格納斯趕來，幫她照料孩子。
對那些流動修橋工而言，這件事是紐約世界上最長的懸索橋上激動人心的時光的悲劇性結尾。同伴們都為鮑伯·安德森而感到驕傲，在橋上幹活時他是個勇敢的工人；而到了橋下，他又是個魅力無窮的男人。他們知道，在韋拉扎諾海峽大橋的竣工通車儀式上，他的名字不會被提及，因為安德森，以及其他像他一樣的人，都只是在修橋工這個小圈子裡出名。但在那個由修橋工構成的小小世界裡，他們都是巨人，是從不缺乏勇氣和驕傲的英雄。他們永遠遵守流動修橋工的生活法則，這個法則就是：
哪裡有工程，就往哪裡開；
在那裡待一段時間後又開拔到另一座城市，另一座大橋……
他們把所有地方都連接起來，而他們自己的生活卻永遠是那樣支離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