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在灣脊區豪華的殖民大道周圍的第八十六街125號，人們發現了隱藏在黑色窗簾、遮陽棚和白牆後的一座妓院。有些人對此早有懷疑，所以聽到這個消息也沒怎麼震驚。
一些人自然而然地開始把這事兒推到那些修橋者身上。他們回憶說，曾看到大橋後面的岸邊常有些風騷女子的身影。《布魯克林觀察者報》最先在3月20日對此事進行了報道，但在警察掌握了充分證據後，這份報紙報道說，嫖客當中竟然有一些是在灣脊地區有頭臉的人物，但沒有把這些嫖客的名字登出來。這一下引起了轟動。《觀察者報》講，這是這份報紙辦了32年來第一次刊登此類報道。不僅每份報紙都賣了個精光，而且連報社都沒能留下一份存檔的。最後，報社不得不急忙宣佈，它將以十美分的報刊平常出售價格，回收保存完好的3月20日版的報紙。
在逮捕了一位自稱是「房地產中間商」的36歲的金髮女郎及自稱是「保姆」和「女主人」的其他兩位金髮女郎後，警察發現這所房子的廚房已被裝修成一座春宮秘室，牆上到處是些不堪入目的畫，屋頂裝滿了鏡子。
聽到這個消息後，灣脊地區許多令人尊敬的老住戶都感到非常震驚。人們又開始回憶過去的美好日子。一些人惶恐地盯著幾乎完工的大橋，預言說大橋會帶來許多壞事：居民區會有更多的車流，還會有更多更廉價的公寓樓（裡面可能擠滿了黑人），給這個一直到處都是兩戶合住一座二層小樓的街區帶來更多的商販。
從開始在灣脊地區修橋到現在已有五年了，儘管抗議者都已平靜下來，大橋引橋通過地區的800座建築已被全部拆除，但許多人仍然不忘舊事，對大橋恨之入骨。
愛德華·J.斯威尼牧師的教區在聖艾佛萊姆街，由於修橋拆遷，他的1.2萬名教徒遷走了2000人，因而大大減少了他在週日收到的捐款。人們一提起大橋，他就咬牙切齒。牙醫亨利·阿門在過去五年裡重了40磅，他搬到了離他的舊診所一英里遠的一家新診所；儘管新診所的生意特別好，他仍然牢騷滿腹：「我堅決反對被迫搬家。」
從另一方面看，1964年灣脊地區的憤怒有點兒要趕上1959年的陣勢了。當時，到處都飄揚著「拯救灣脊地區」的旗幟，人們尖叫「我們不需要大橋」。殯葬師約瑟夫·V.塞沙說他將失去2500名客戶。反對建橋的人來自各行各業，有家庭主婦、酒保、拖船領航員、醫生、律師、一個有17個孩子（兩條狗和一隻貓）的家庭、一位退役拳擊師、一位曾經參加過「戰地愚人」演唱組的女孩、兩個偷情者以及幾百名其他接到搬家通知後有所反應的人。
總之，這7000人花了18個月才搬走。現在是1964年，儘管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已在灣脊地區重新安家落戶，卻都失去了與老鄰居的聯繫。除了對過去的記憶外，他們已再無共同之處了。「唉！那是令人悲傷的日子，」貝絲·葛羅斯·登普西回憶道。這位前「戰地愚人」樂隊的歌手，現在住在離舊居四個街區遠的地方。
「拆遷工人開進街區時，窗台上的花盆上到處是塵土，從早到晚你都能看到他們在摧毀街上的那些漂亮房子。
「吊車就像巨獸、大鱷，撞倒樓房，撞下房頂的天花板和瓦片；頃刻之間，一切都化為灰塵。建築坍塌時發出各種奇怪的聲音，狗嚇得亂咬亂叫。
「當時，我住在一座高級公寓裡——有位藝術家也住那兒，那地方像一個愛爾蘭城堡。起重機撞上它時，發出的聲音特別恐怖，令我終生難忘。我還記得他們拆毀我家街對面的那座殖民地時代的老房子時的情景。這座房子前面有柱子，還有前廊，房子裡住著一對老人，他們的雙胞胎女兒，還有孩子們的叔叔傑克。傑克的腳跛了，他經常修理籬笆牆。整座房子都有一種高貴感，看著起重機把它毀掉真是一件痛心的事。」
那個有雙胞胎女兒的夫婦現住在紐約州北部。登普西夫人說。她不知道孩子們的跛腳叔叔的情況怎樣。她又補充說，她舊家後面的高級公寓裡住的那位藝術家和搬家前認識的鄰居都已去世。
登普西和1964年住在灣脊地區的人都認為，大橋是他們舊鄰居死亡的罪魁禍首。他們講，失去家園所帶來的壓力以及對前途的迷茫是許多人在1959年後死去的直接原因。一位婦女指出，她丈夫以前從未得過什麼病，有一天突然心臟病發作，在一次「拯救灣脊」集會之後死去。還有一位女人認為大橋是她視力衰退的原因。她說過去她從不戴眼鏡，聽到大橋要毀掉她的家的消息時，她一下子什麼也看不清了。
大多數擁有自己房子的老人，尤其是那些靠養老金或固定收入生活的人，都說搬遷會給他們帶來很大的經濟負擔，因為他們的拆遷費不夠在類似街區買到一所面積相當的房子。
毫無疑問，只有極少數的人對搬遷拍手稱讚，並認為那些對建橋憂心忡忡的人是杞人憂天。卡羅·L.克裡斯森夫婦從灣脊地區搬到了新澤西州的特納夫萊，搬進了一個周圍有四分之一英畝花園的郊區房子。她說：「這裡比布魯克林好多了。在布魯克林時人們互不來往，從不和別人多說一句話。這裡情況完全不一樣。我來這兒後常去鄉村俱樂部跳舞。我女兒現在17歲了。她曾有一年多的時間沒有朋友，現在卻交了許多朋友，在這裡生活得特別快樂。」
那位曾擔心會失去幾千名顧客的殯葬師約瑟夫·塞沙五年後在灣脊地區的生意也相當不錯；那對情人——那個離婚男人及那個住在他家街對面的不幸已婚婦女也已分手，各奔東西了（女的搬到了長島，男的搬到了曼哈頓），人們把兩個人的分手也歸罪於大橋。「這只是一段過去了的幻想。」談及那次戀情時，那個女人說道。現在，她對她的新家、丈夫和孩子還算滿意。她的那位情人，那位46歲的保險公司經理，又遇到他辦公室裡的一位女人，她還沒結婚，30多歲。每天晚上，他們都在公園大道南段的一家燈光暗淡的雞尾酒吧約會。
儘管樓下發生了謀殺事件，佛羅倫絲·坎貝爾，那位帶著小兒子生活的離婚婦女，還是堅持住在她的舊房子裡，直到1960年。她現在認為，是大橋給她的生活帶來了轉機。在她搬到一個新街區後，通過朋友介紹，她認識了一個商船水手。一年後他們結了婚，現在住在海岸大道上的一套舒適的房子裡。
那位五年前在建橋部門拆毀他的小店時大聲叫罵、傷心地回到了意大利南部科森扎的老鞋匠，現在又回到了布魯克林，在另一家鞋店裡幹上了活兒。他回到意大利後，變得焦慮不安，而且難以忍受在那些朋友中生活。
大橋興建前，約翰·G.赫伯特夫婦有17個孩子。他們全家過去住在灣脊區第六十四街與第七大道交匯處街角的一幢嘈雜的舊樓裡，現在搬到了第五十二街上的一棟有九個房間的房子。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現在住得要比過去租住的房子好多了。
他們遷入的新居比舊居多了兩個房間，但面積並沒有大多少，而且新居還在一個擠滿房子的街區的中間。赫伯特家的孩子們懷念舊房子周圍雜草叢生的院子及院中的樹木。
赫伯特先生是海軍造船廠的一名工人。他身材矮小，體形健壯，藍眼睛，水手頭，頭髮已有些發白。有時為了逃避家中的喧嘩吵鬧，他喝得酩酊大醉；有客人來時，他就拍著他們的肩膀，給他們倒杯酒，大聲地說：「來，來，放鬆一下！脫了大衣，坐下，喝杯酒，放鬆一下！」赫伯特夫人悲傷地搖了搖頭，對客人們歎惜道：「唉！你們不住在這裡，真幸運！」這時，赫伯特先生又喝下了一杯酒，他又會拍著客人的肩膀，嘮叨著：「來，來，放鬆一下，再喝一杯！」
赫伯特家有兩個男孩，尤金20歲，羅伊19歲，他們對這種場面十分敏感。他們都懷念五年前未搬遷時的幸福美好的日子。他們現在認為，像他們的父親常講的那樣，他們最終會徹底從這座城市搬走，搬到農村去。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並非如他們預想的。由於買不起別的房子，他們只能搬到現在住的這所房子，孩子們有點兒受騙的感覺，他們仍舊懷念舊家，渴望有一天能擁有像舊家一樣的房子。1964年早春的一天，他們故地重遊，回到了他們過去住的那個街區，回到了離新家一英里半遠的舊家所在的地方。
現在那裡已被夷為平地，到處是鋼筋混凝土；街面已被埋葬在通往大橋收費站的高架公路下了，公路再有三個月才能竣工，所以上面沒有任何車輛。公路上很安靜，安靜得都有點兒嚇人。尤金在空曠的高架公路中間漫步，他突然在一個地方停下，說：「大概就在這兒，羅伊，我們舊家就在這兒。」
「是的，我想你是對的，」羅伊答道，「因為那兒是我們過去常爬的那根電線桿……」
「這兒是我們家前廊的位置……」
「是的，你記不記得我們是怎麼開著收音機，在夏日的夜晚坐在那兒？記不記得晚上我和維拉一起在那裡蕩鞦韆？」
「老弟！我還記得那個維拉，她長得真漂亮！」
「記得週五晚上我們常常坐在台階上，等爸爸帶著半加侖的冰激凌從海軍造船廠下班歸來？」
「記得！他從不讓我們失望，是嗎？」
「是的。我還記得我們等他時所唱的那首歌……你還記得嗎？」
「記得！」羅伊回答道。然後，他們一齊唱起了熟悉的童年兒歌。
你叫喊，我叫喊。
我們都要
冰激凌。
你叫喊，我叫喊。
我們都要
冰激凌。
他們互相望著，有點尷尬，相對無言。然後，他們從舊家所在的那個地方離去，穿過空曠的公路。在他們慢慢轉身時，他們又看到了那些過去的景象。那裡是他們滑滑板車的人行道，他們可以看到記憶中的那些水泥裂縫；那裡是沒有被公路破壞的一些房子；那裡是萊夫·愛裡克森公園，他們小的時候常到那裡玩，並曾在草坪上挖了個洞，把各種東西埋了進去——童子軍匕首、鐵環、玩具、新籃球——他們不想讓兄弟姐妹發現的任何東西。
他們在草地上想尋找那個用鋼板蓋上的洞，但沒有找到。然後，他們穿過大街到了這個街區剩下的幾座為數不多的房子前。他們看到，一位老婦人正把一個拖把伸出窗外抖動，尤金和她打了個招呼：「你好！約翰遜夫人，我們是赫伯特家的孩子。您還記得嗎？我們過去住在街對面。」
「噢！記得，」她微笑地回答，「差一點沒認出你們。你們現在怎麼樣？」
「很好。我們現在搬到了第五十二街。」
「噢！」她柔聲問道，「你媽媽怎麼樣？」
「很好，約翰遜夫人。」
「那麼，替我向她問好。」這位婦女微笑著說道。然後，她把拖把從窗外拿了回來，關上窗戶。
這兩個男孩在這個幾乎搬空的街區繼續往前走，走過週六下午靜靜地躺在那裡的黃色推土機和混凝土攪拌機，走過馬上就要被鋪上瀝青路面的那條長長的土路，走過那些他們曾生活過的昔日繁華地帶。
「羅伊，還記得那條狗嗎？它的叫聲簡直把我們嚇破膽。」
「記得！」
「記得這兒有家糖果店嗎？」
「記得，是哈里糖果店。我們過去常常從他那兒偷糖卻不被發現。」
「還記得？……」
「嘿！」羅伊說，「我不知道維拉是不是還住在這裡？」
「我們去找個電話亭，查一查她家的電話號碼。」他們走了三個街區才找到一家最近的路邊電話亭。羅伊在電話號碼簿裡查號，他叫道：「嘿，在這兒——SHore 5-8486。」
他投入十美分硬幣，撥號，等候，想著他該如何開始對話。但一秒鐘後他意識到根本無需再想這件事了，因為電話裡只有嘟嘟聲和接線員冰冷清晰的聲音：「對不起，您撥打的電話無法接通……這是錄音應答……」
羅伊拿起退出的硬幣，放入口袋中。然後，他和哥哥默默地走到街角，開始等公共汽車。但汽車一直沒來。此時，他們一句話沒說，又開始往他們位於第五十二街的新家走。回家的路不長，才一英里，然而1959年，在他們還是孩子時，全家用了16個小時才把所有傢俱搬完。那時，到位於新的街區的新家的路就像是一次漫長的海上長途旅行，充滿著各種危險。
現在，在他們回家的路上，他們可以看到新舊家之間的路並不遠；不論好壞，搬家並沒有改變他們生活中的什麼——彷彿他們根本沒有搬家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