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裡，在橋邊的約尼酒吧，工人們除了這件事外，似乎再沒有什麼別的話題了。「聽說德林的事兒了嗎？」
「是的，可憐的傢伙。」
「他被發配到惠特尼·米勒手下幹活。」
「這簡直是恥辱！」
「但惠特尼·米勒也是個很棒的鐵器工，」有人打斷說，「你得承認這點。」
「是的，我承認。但是，如果你在事故中死了，他不會掉一滴眼淚。」
「我不這樣認為。」
「我卻這樣認為。我是說，他甚至不會去參加你的葬禮。他就是那樣一個人。」
但是，那天夜裡，在布魯克林的另一家酒吧裡，儘管到處也是橋上幹活的人們，卻沒有一點沮喪——沒人對惠特尼·米勒不滿，也沒人為德林打抱不平。這間酒吧叫小茅屋，位於北郭瓦納斯區奈文斯街75號，離約尼酒吧只有幾英里遠。小茅屋是印第安人的地盤兒。在修橋工人中，他們是最瀟灑、最無牽掛的。他們在橋上和別人一樣拚命幹活，但從大橋上下來後，就把橋上的一切都拋在腦後了。他們總是去小茅屋，讓自己沉醉在香煙、啤酒和點歌機播放的音樂中。
這是他們的另一個家，是一個收取郵件、進行聚會的地方。每到週末，這些印第安人都會開車向北走400英里，到加拿大看望住在卡納瓦加居留地的妻兒，卡納瓦加離蒙特利爾八英里，在聖·勞倫斯河南岸。除了週末，每天夜裡他們都聚集在小茅屋，喝加拿大啤酒。有時一人能喝20瓶，直到酩酊大醉。
酒吧牆上畫著印第安酋長，還掛著一幅印第安人運動員吉姆·桑普的照片。門口上面掛著一個牌子，上面寫著：「世界上最棒的修橋工都從此門走出。」
這家酒吧是伊林·威裡斯和曼紐·威裡斯夫婦開的。伊林是一位體型健美、友善的印第安女孩，出生在卡納瓦加居留地的一個鐵件裝配工家庭。她的丈夫曼紐是個西班牙人，留著朝上翹的鬍子，是個玩牌老手，長得像薩爾瓦多·達利。他出生於加裡西亞，在商船隊裡幹了幾年後，放棄船員生活，定居紐約，還在一些不怎麼樣的餐館裡端過盤子洗過碗。
「二戰」時他曾是美國陸軍的一員，參加過著名的諾曼底登陸，並通過打撲克掙了許多錢。靠這種方式他攢了幾千美元。復員後，他先在布魯克林當了幾年酒保，後來買下了一家自己的酒吧，並娶了伊林。他給自己的酒吧取名為「小茅屋」。
700多名印第安人住在離小茅屋不到十個街區的範圍內，他們幾乎都是鐵器工人。他們的父親和爺爺也都是鐵器工人。這事得從1886年的卡納瓦加居留地說起。當時多米尼大橋公司開始在聖勞倫斯河修建一座懸臂橋，大橋是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修建的，橋的一部分修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為此，鐵路公司與酋長們達成交易，盡可能多地僱用印第安人。在這之前，卡納瓦加人——混血的莫霍克人的一支——已拒絕了教士們想把他們轉化為農民的種種努力。他們有的靠給法國皮貨商當水手為生，有的靠給木材商划筏子為生，有的到巡迴馬戲團裡去當演員；只要是能讓他們待在戶外四處奔走且有些剌激的工作，他們都願意幹。
大橋公司到這裡後，僱用了印第安人幫助地面上工作的鐵器工人來回運送螺栓，但沒讓他們到橋上冒險。然而，鐵器工人稍不留神，印第安人就漫不經心地爬上了空中的狹窄鋼樑，似乎他們天生就是幹這個的。據一位官員講，在高空中，印第安人就像山羊一樣靈巧。印第安人渴望學習修橋技術，這活兒既能帶來高工資，又能到處旅行。沒用一兩年，幾個印第安人就成了鉚工和連接工。在這之後的20年裡，就有幾十名卡納瓦加人在加拿大各地的大橋上幹活。
1907年8月27日，在修建聖勞倫斯河上的魁北克大橋時，橋跨倒塌。86名工人，其中有許多是卡納瓦加印第安人，都掉了下去，造成了75人死亡的慘案。對這次塌橋事故進行調查的工程師中就有O.H.阿曼，他當時才27歲。調查人員得出結論：導致這座大橋倒塌的原因是設計人員對像這樣的大橋的應力計算有問題。
人們以為，魁北克橋事故一定會使印第安人從修橋業中退出，但結果完全相反。這次事故給修橋工的工作渲染了一種危險刺激的色彩，而這一點印第安人以前從未注意到。結果，更多的印第安人被吸引到了大橋上。
二三十年代紐約市區大規模興建橋樑和摩天大樓時，印第安人大批地從加拿大向南湧入紐約，參加了許多工程的建設，其中包括：帝國大廈、RCA大廈、喬治·華盛頓大橋、珀拉斯凱過街橋、華爾道夫-阿斯托裡亞酒店、三區大橋、貝永大橋和亨利·哈德孫大橋。紐約的活兒一個接一個，干也幹不完，於是印第安人就開始在布魯克林的北郭瓦納斯租公寓住，這是一個四通八達的地方。
現在，週五（發薪日）的夜晚，在小茅屋酒吧裡，那些1907年死於魁北克大橋的印第安人的孫子們，那些修建喬治·華盛頓大橋和帝國大廈的印第安人的兒子們，也就是那些今天在世界上最大的大橋上幹活的人們，他們現在想的不是大橋或事故，他們喝著加拿大啤酒，聽著音樂，他們想的最多的是回家。
「唉！這些印第安人是些瘋子，」曼紐·威裡斯坐在酒吧一角，望著擁擠的人們說，「他們離開居留地所幹的不是建橋就是喝酒。」
「曼尼，印第安人喝得不比別的工人多。」伊林大聲反駁道。像往常一樣，她總是替那些印第安人說話。
「鬼才相信他們不多喝呢！」他說，「用不了半個小時，這裡一半的人都會喝到飽，再坐上他們的汽車，回加拿大去。」
他們每個週五晚上都這樣。據他講，當他們凌晨2點到達居留地時，都會按喇叭，把大家都吵醒。不一會兒，家家點燈，所有人都一起喝酒，徹夜慶祝——獵手回家，而且還帶回了獵物。
然後，週日晚上，據曼紐·威裡斯講，他們都起程返回紐約，一路上車開得飛快，死於車禍的印第安人要遠遠多於從大橋上失足掉下去的。他說話時，印第安人仍在喝酒，酒吧裡到處是十美元、20美元的鈔票。傍晚6點30分，一個印第安人對另一個喊：「快點！丹尼，快喝！該走了。」丹尼·蒙圖那天夜裡要開車拉另外兩個印第安人回居留地，他一口喝下杯中的酒，向伊林與曼紐揮手告別，準備踏上400英里的回家路程。
蒙圖是一個26歲的英俊小伙子，他長著藍眼睛，頭髮金黃色，稜角分明的臉盤有點不太像印第安人。他娶了一位漂亮的印第安女人，有一個2歲的兒子。丹尼·蒙圖每週都開車回家去看他們，他為兒子取名馬克，這是他父親的名字。他的父親也是一位鐵器工，在一次車禍中受傷，沒多久就去世了。丹尼的爺爺在1907年的魁北克塌橋事故中掉了下去，受傷而死。他的外公也是鐵器工，在魁北克大橋發生事故那天喝醉了酒，無法爬上大橋，因此倖免於遇難，後來卻死於車禍。
儘管如此，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丹尼·蒙圖從未對自己將來成為一位鐵器工人產生過任何動搖。有什麼工作能比幹這活兒帶來更多的金錢和地位呢？不當鐵器工就得去當農民，就得在凌晨2點被那些回家的鐵器工的喇叭聲吵醒。
這樣，居留地上的2000名男人中，個別幾個做了農民、職員、加油站工，極少的幾個做了律師、醫生，卻有多達1700人當上了鐵器工。他們別無選擇。當他們小時候被那些回家的汽車喇叭聲從嬰兒床上吵醒時，這一切早已命中注定了。全家燈火通明，母親把他們弄醒，抱到樓下見他們的父親。父親們微笑著，他們兜裡揣著錢，身上帶著酒味，個個興奮不已；他們根本無暇管教孩子，只知道把大把大把的鈔票拿給孩子們玩。所有印第安孩子都是手裡拿著錢長大的。他們喜歡摸著錢的感覺，後來也就養成了喜歡錢的習慣。他們想要快速的車，快速的生活，快速地在週末往返於家與大橋工地之間。
「這種生活很不錯。」丹尼·蒙圖解釋道。他駕車駛上紐約亨利·哈德孫大道，穿過喬治·華盛頓橋，「你能看到你的傑作從地上的小洞到一座高樓或大橋的全過程。」
他停了一下，然後透過側面車窗看著紐約的天際線說：「你知道，我給這座城市起了個名字。我不知道以前別人這樣叫過沒有，我把它稱為『到處是人造高山』的城市。我們都參與了它的建造，這給你一種自豪感——你是這種大山的締造者……」
「沒錯，丹尼，我的老夥計。」戴爾·斯泰西說。他坐在蒙圖旁邊，腳下踩著半箱啤酒和冰塊，他也是印第安人，有點兒醉了。斯泰西是位矮小、壯實、有著古銅色皮膚的年輕人。他頭上戴頂草帽，帽上插著一根紅色羽毛。他用自己的牙咬開啤酒瓶蓋兒。
「有時，」蒙圖繼續說，「我想多在家裡待些時間，多陪陪妻子和孩子……」
「但我們不能這樣，丹尼老夥計，」斯泰西興奮地打斷他，「我們給她們建造大山，丹尼老夥計，讓女人們待在家裡吧，這樣她們就會想念我們，而不會在我們身旁嘮叨，對吧？」斯泰西喝完一瓶啤酒，又用牙咬打開了第二瓶。第三個印第安人坐在後座裡，喝多了酒，已靜靜地睡著了。
蒙圖把車開到紐約出城車道上，開始加速，車上的速度表有時會跳到每小時90到100英里。他在「小茅屋」時喝了三四杯酒，現在右手還拿著斯泰西遞給他的啤酒。他似乎很清醒，精神高度集中。高速公路上沒有其他車輛，每隔一會兒，他就瞧一瞧後視鏡，看有沒有警察跟上。
蒙圖在途中只停了一次。在紐約州的梅頓快餐店前停了十分鐘，去買咖啡。在那裡他碰到麥克·塔貝爾及其他幾個趕回加拿大的印第安工人。夜裡11點，他駕車駛過紐約州的瓦倫堡鎮。約一個小時後，他下了高速公路，拐上九號公路，一條兩車道的小路。斯泰西叫喊著：「只剩40英里了，丹尼夥計！」
現在，沒有測速雷達，沒有過往車輛，丹尼·蒙圖的大別克在以每小時120英里的速度風馳電掣般地行駛著，駛過路旁的樹木，駛過那些黑暗的路面。似乎隨時會有一輛大卡車出現在擋風玻璃前，就像電影中所演的那樣，常常會有卡車突然出現的鏡頭。
但是，那天晚上，丹尼·蒙圖沒有遇到一輛卡車。凌晨1點35分，他突然把車猛地拐上了一條土路，然後駛過一座月光下輪廓清晰的漆黑的大橋。這座橋坐落在聖路易斯河上，是加拿大鐵路公司於1886年建的大橋，也是最早的印第安人鐵器工人建設的那座大橋。隨著刺耳的剎車聲，蒙圖把車停在了一座白色房子前面。
「我們到家了，你們這些幸運的印第安人。」他大聲叫喊著。一直在後座睡覺的那個印第安人醒來眨了眨眼。這時，白房子裡的燈亮了起來。這是蒙圖家，所有人都下車進去喝杯酒；一會兒，丹尼的妻子洛蘭下了樓，還有他的兒子馬克。房子外面，別的車的喇叭也響了起來，別的房子的燈也亮了起來，他們歡笑嬉戲，一直鬧到凌晨4點，才一個接一個地走出了房子。屋裡留下的印第安人開始睡覺，直到週六下午才起來。他們很有可能被那些各種各樣收費者不停的敲門聲吵醒；有送奶員、洗衣工、送報紙的、水暖工、賣吸塵器的、百科全書推銷員、收垃圾的、賣保險的，等等。這些人都等到星期六下午才來，因為那時鐵器工在家，而且心情最好。他們從他身上拿走了他帶回的大部分錢。
居留地本身是一個清靜的地方。一條兩車道的柏油路從中穿過，向前蜿蜓曲折八英里，到聖勞倫斯河的對岸。路的兩邊是幾百所白房子，大多數房子都有前廊，廊上一般都有印第安老人坐在那裡，這些老人靠在搖椅上，抽著煙，靜靜地看著過往的汽車和沿聖勞倫斯水道飄動的船隻，船上站著的水手不時會向路上行走的印第安女人招手。
許多年輕的印第安女人都很漂亮。她們到蒙特利爾的商店裡買衣服，星期五下午在那裡做頭髮。她們衣著家居都與普通人一樣，沒有一點顯示出她們是印第安人——沒有圖騰柱，沒有牆上的印第安飾物。有些印第安人家裡沒有自來水，衛生間在房後，但所有家裡似乎都有電視。週六下午，在這兒聽到的唯一的聲音是從路邊的羅馬天主教堂裡傳來的陣陣鐘聲——大多數印第安人都是天主教徒——以及偶爾能聽到的慶祝婚禮的印第安人車隊的鳴笛聲。僅有的上面有印第安人符號的兩塊路標是「理查·莫豪克快餐店」及路另一邊前面不遠的「戳火酋長博物館」（Chief Poking Fire Indian Muesum）。快餐店的牌子掛在那兒主要為了招徠那些每天乘一輛黃色公共汽車從這裡經過的遊客。然而，快餐店的內部與別的地方並沒有什麼兩樣，包廂裡圍坐著一群群少女少男，男孩子剪著鴨尾頭，嘴裡叼著香煙，女孩子身穿緊身牛仔衣，留著馬尾辮，他們都伴著點歌機中播放出的震耳欲聾的搖滾樂，在那裡盡情扭動。
在「戳火酋長博物館」情況則完全不同。這裡只對遊客開放。酋長和他的家人穿戴齊備，一天幾次為遊客表演。這樣，那些拿著16mm相機不停拍照的遊客們就有了顯示他們曾參觀過印第安人居留地的證據了。
卡納瓦加鎮的印第安鎮長叫約翰·拉薩爾。他認為自己可能是個猶太印第安混血兒。他是繼承他的哥哥馬太當鎮長的，而馬太又是繼承他們的父親當鎮長的。拉薩爾在路旁開了一家加油站，與「戳火酋長博物館」同在馬路一側，他們也經營家用液化氣。
多少年來，拉薩爾家族一直受當地印第安人的擁戴。這主要是因為幾代拉薩爾鎮長的競選講演中，都有「印第安人有權利做他們想做的任何事情」這句話。當地的印第安人擁護拉薩爾家族的人當鎮長的另一個原因是，拉薩爾家族的人都譴責在汽車上掛牌照。印第安人討厭車上掛牌照，都喜歡把牌照摘掉，大概這樣他們就可以逃掉許多超速駕車的罰單了（許多印第安人對罰單置之不理，說它沒有法律效力，因為當初與美國政府簽訂協議時沒有這條）。
星期六下午，印第安男人起床後（如果他們真的起床的話），如果天不太冷，他們就去打曲棍球。夏天，他們可能會整個下午都開著自己的摩托艇在聖勞倫斯河道上兜風、釣魚，或待在家裡看電視。星期日早晨，吃過傳統的牛排、玉米麵餅的早餐後，他們一般整個上午都在家裡逛來逛去，下午出去會朋友。
最後，在晚上8點到10點間，滿載著鐵器工人們的巨型轎車開始隆隆駛過居留地中的那條柏油路，駛向通往紐約的高速公路的各條道路。
對於那些印第安女人來講，週日夜晚都是悲傷的夜晚。對開車趕回紐約的男人們來講，回程似乎是來時路程的兩倍。對於許多人來講，喝酒是他們忍受回紐約的漫長路程的唯一辦法。當然，酒也會要人的命。
就這樣，在這個星期天晚上，丹尼·蒙圖吻別妻子，擁抱過兒子後，開車去接他的另外兩個同伴，一起趕路回紐約。
「小心點兒！」洛蘭站在屋外的門廊裡喊道。
「沒事兒。」他回答道。
星期一一整天，她和其他印第安女人一樣，都有人無心地在等著電話。她希望沒有電話打來。當某個星期一早晨沒有電話打來時，女人們會幸福不已。到週三時，這種幸福就變成了一種對馬上到來的團聚的幸福期待——週五深夜的汽車鳴笛聲，凱迪拉克、別克、奧茲莫的轟鳴聲，這些聲音把她們的丈夫帶回家……當然，也會在將來的某一天帶走她們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