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大橋就像打仗一樣，橋上使用的語言也像軍營中使用的語言，修橋工都是按照類似軍隊的序列組織起來的。處於最底層的類似於陸軍新兵的修橋工，是那些學徒工，他們被稱為「廢物」。他們提著螺栓桶在人行天橋上爬上爬下，觀察學習技藝，傳遞工具，偶爾也被指派到橋下去取咖啡和水之類的東西，即使這樣也很少能得到別人的幾句感謝話。用不了兩三年，多數的新手就會變成羽翼豐滿的建橋工，能夠掌握加熱、傳接或固定鉚釘的工作，以及被提升做焊接或裝接鋼構件的工作。但只有最後一項工作，裝接鋼構件，才是他們所嚮往的。那些鋼件裝接工，高高地站在橋上，他們掉下的汗水需要幾分鐘的時間才會落到地上。當吊車吊上新的鋼件時，裝接工伸出手來，抓住它，把它牽引到位，用錘子敲入螺栓，把它臨時固定在已經安裝到位的鋼件上，等待鉚接工完成剩餘的工作。
裝接鋼樑很像空中雜技表演，只不過在這裡，每次表演工人們都需要搭建一個新的空中舞台，那正是這項工作的危險之處。這項工作的危險之處還在於，年輕的裝接工有時會故意炫耀，並喜歡在老裝接工面前露一手，他們有時在纜索上故意大幅度地擺動，或站在未裝接好的鋼樑上，或大風天在狹長的鋼樑上快步行走而不按要求跨坐在上面移動。當然有時他們也會因為膽大而喪命。
一旦鋼樑裝接到位，鉚焊組就進入，進行永久性鉚焊。鉚焊組的工人們四人一組，他們動作敏捷，幹起活來令人賞心悅目，扔遞鉚釘的動作像投球那樣優美。他們一天要鉚入1000多個鉚釘，每個人都和同伴配合默契，有些人已經搭幫幹活好多年了。一組鉚接工有一名鉚釘加熱工，他的工作就是整天在橋上蹲在一個火爐邊，把鉚釘加熱到變紅——但不能太紅使它們彎曲或破裂；鉚釘加熱工必須像一個好廚師，想像自己是在烤香腸，而不是焊鉚釘，因為鉚焊組的另外三個人是非常挑剔的。
趁鉚釘加熱得不太紅時，加熱工用鐵掀非常準確地把它拋給50、60或70英尺之外的接釘工。接釘工用金屬手套在空中把它接住，然後傳遞給被稱為「裝釘工」的第三個工人。裝釘工就站在接釘工的旁邊，他用一個以小種馬的生殖器命名的圓筒形長工具，把鉚釘送到指定的鉚釘孔，抓住鉚釘，等候第四個人（鉚接工）從另一側過來，用鉚槍打擊鉚釘的前端，直到鉚釘的軟尖被砸平，鉚釘全部被送入鉚釘孔。鉚釘冷卻後，就和大橋橋體永遠結成一體了。
每一組工人，不論是鉚焊組、裝接組或升吊組，都由一個被稱為「監工」的工頭直接領導。有一天夜裡，在布魯克林的一間酒吧，一名叫麥克·塔貝爾的印第安監工被兩名偷聽到他的職業的便衣警察逮捕了。塔貝爾在法院待了三天，損失了175美元的工資，最後才讓法院相信了他不是一個毒品販子，只是一個大橋監工。[1]
就像軍隊裡常常代理上士責任的下士一樣，這位監工總是努力讓他的手下幹活幹得更好更快，因為他知道這座大橋的其他監工也都在這樣做。他們都知道橋樑建設公司的官員們每天都記錄每個班組的工作量，官員們知道哪個班組升吊的鋼樑數量最多，哪個班組鉚焊的鉚釘最棒，哪個班組繞纏的鋼纜最好。而且，如果監工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人，期望有朝一日被提升到橋上更好的崗位的話，那麼唯一的方式就是讓他手下的工人賣力幹活。
但是，如果他督促得太嚴厲，導致事故或死亡事件發生，那麼橋樑建設公司就會找他的麻煩。儘管橋樑建設公司鼓勵班組之間競爭，因為它想讓大橋盡早完工，想看到橋上車水馬龍和收費站嘩嘩流入的錢，但它不願讓任何事故或死亡事件干擾施工進度，或被報道後降低公司在保險公司的安全記錄。這樣，監工就處於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他不走運，班組裡有人死亡，那麼他就要負責，自己被降為普通工人，另一位工人會被提升為監工；但如果他很幸運的話，他的班組會幹得又快又好，那麼有朝一日他就會成為橋上的助理監工——一位「巡視」工頭。
一般在四五百工人幹活的大橋上有四位巡視工頭，他們每人負責懸跨上的一段：一位巡視工頭負責懸纜拉樁與橋塔之間的那段，另一位負責從橋塔到橋跨中心的那段，第三位負責從橋跨中心到另一個橋塔的那段，第四位負責從橋塔到另一個懸纜拉樁的那段。他們整天幹的就是爬上爬下，像鬥雞一樣昂首挺胸，用懷疑的眼光四下打量，查看監工是否在監督工人幹活，新手是否在賣力幹活，年輕的接裝工是否在鋼纜上玩雜技。
巡視工頭最關心的事情是給老闆留下良好印象，他的頂頭上司就是大橋監工，他相當於軍隊裡的上士。大橋監工一般是個最厲害、嗓門最大、最能罵人也是最好的建橋工，他總是讓所有的人都知道這一點。通常，他一天當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大橋懸纜拉樁邊的岸邊搭建的工棚裡，與工程師、設計師及橋樑建設公司的其他白領官員碰頭會面，商討事情，由巡視工頭在橋上代表他們處理事情，並向他們匯報。每天大橋監工都要到橋上看兩三次。當他上橋巡視時，整個氣氛似乎都凝固了，所有工人都在埋頭幹活，那些新手被嚇得連大氣都不敢出。
被挑選監督韋拉扎諾海峽大橋橋跨施工與鋼纜安裝的大橋監工是約翰·墨菲，59歲，身高六英尺，脾氣暴躁，人們背後稱他為「硬鼻子」或「導火索」。
墨菲肩寬胸挺，有著堅硬瘦長的鼻子和下巴，眼睛淡藍色，頭髮稀少。但他最明顯的特徵是紅臉盤。他的臉特別紅，如果他臉紅（這種情況很少發生）的話，也沒有人能注意得到。這張硬朗的紅臉盤，是他在美國各地建造100多座大橋與摩天大樓時在高空中風吹日曬40年的結果，給人一種時刻會大發雷霆的外表。實際情況通常也是如此。
像許多大橋建設者一樣，他也出生在一個沒有什麼高大建築的小鎮裡。就他而言，他出生在雷克斯頓——加拿大新不倫瑞克一個僅300人的小村子裡。1919年，一場流感襲擊了整個雷克斯頓。當時墨菲才16歲，病魔奪去了他父親、叔叔及兩個表弟的生命，留下他養活五個年幼的弟弟妹妹。於是，他去緬因州幹起了水上運輸木材的工作，等到這種工作不怎麼興旺時，他又流落到賓夕法尼亞，學會了修建大橋。由於他年輕膽大，不久就成了出名的鋼樑裝配工。1930年至1931年間，他在喬治·華盛頓大橋上幹活，被公認為橋上最好的裝配工之一。從那以後，他轉戰南北，一個工地接一個工地地幹，一直幹到阿拉斯加的塔納諾河大橋，然後回到東部，在其他橋樑和建築工地上幹活。
1959年，他當上了負責曼哈頓中城59層的摩天大樓泛美大廈的監工，之後又被美國橋樑公司任命負責韋拉扎諾大橋工程。美國橋樑公司是美國鋼鐵公司的一個分支機構，美國鋼鐵公司贏得了這座大橋主跨與鋼纜的合同。
當「硬鼻子」墨菲於1962年初春到大橋施工現場時，大橋的基礎已經建成，兩座693英尺高的塔樓正在施工。當然，基礎是大橋建設中最重要的部分，它施工時間長，內容單調，現場往往混亂不堪。
兩個橋塔的基礎都是由J.裡奇·斯蒂爾斯公司與弗雷德裡克·斯納爾公司施工的，儘管這不是一件喜歡高空作業的冒險者們所鍾愛的那種優美工作，但它仍然是難度最大、最具挑戰性的工作，因為沉入峽灣水中工作的兩個氣壓沉箱是當時能建造出的最大的，它們長229英尺，寬129英尺，每個倉上有66個圓形挖泥孔，每個孔的直徑為17英尺，而且從遠處看去，混凝土製成的氣壓沉箱就像一塊巨型的瑞士奶酪。
建造支持大橋基礎底座的氣壓沉箱（底座又承載著史泰登島一側的橋塔的基礎）需要4.7萬立方碼的混凝土。在它被沉穩放置到水下105英尺處堅固的沙石上之前，8.15萬立方碼的泥土和沙石需要由起重機挖斗從氣壓沉箱上的挖泥孔中挖起並提升到岸上，布魯克林一側橋塔的氣壓沉箱需要沉入海平面下170英尺，由8.3萬立方碼的混凝土製成，需經它挖出14.36萬立方碼的泥土和沙石。
大橋兩端的基礎把大橋牢牢地固定在史泰登島和布魯克林之間，它們都是十層樓高的混凝土塊，每個都呈長方形，基礎的內部都是跨越大橋的橫拉鋼纜股線的端頭。由阿瑟·A.約翰遜公司和彼得·基威特家族公司承建的鋼纜錨碇要承受大橋四根鋼纜總共2.4億磅的拉力。
單單四個基礎的施工就花了兩年多的時間。這種夜以繼日施工的苦差事，那些旁觀者根本無興趣觀看。實際上，在基礎施工期間的1961年3月29日，兩百多名史泰登島居民還舉行了示威活動。他們在遞交裡士滿縣地區檢查官的抗議書中聲稱，晚6點至早6點的基礎施工干擾了一英里範圍內1000人的睡眠。在布魯克林一端進行引橋工程建設時，灣脊地區到處是吊車與推土機，那裡的人們仍然憎恨摩西。有些人指責他營私舞弊，在未招標的情況下把一個價值2000萬美元的合同承包給他女婿所在的一家建築公司，但所有與這項業務有關的人立刻否認其中有任何違規行為。
當「硬鼻子」墨菲到來時，情況已有所好轉，大橋終於露出了水面，人們終於看到了在整夜機械噪聲中某種可見的結果。到了下午，一些無事可做的布魯克林老人就站在岸邊，觀看紅色的橋塔一天天地爬高。
橋塔的構件都是在構件廠裡完成的，再由船運到大橋施工現場。哈里斯建築鋼材公司製造布魯克林一側的橋塔，而貝瑟漢姆鋼材公司製造史泰登島一側的橋塔——都是嚴格按照阿曼的設計規格製造的。橋塔構件運到大橋施工現場後，被泊靠在橋塔附近的浮吊吊起，在每隻塔腳的最下三層被吊裝到位後，橋塔現在已有120英尺高了，這時浮吊將被「爬吊」取代——這是些每個都有100多噸的升吊能力的吊車，它們都停靠在固定在塔腳四周的軌道上。橋塔升高時，「爬吊」也跟著升高，直到最後橋塔到達693英尺的頂點。
儘管橋塔施工存在一定的危險，但它與建造一座高層建築或巨型燈塔沒有什麼真正的不同。在橋塔三四層建成後，再往上就完全一樣了。橋樑建造中真正的藝術和戲劇性是從橋塔建成後開始的，到了那時，工人們必須從橋塔向外延伸，開始撐開鋼纜，把橫跨大海的弧跨連接起來。
這就是墨菲的事了。1962年5月的一個早晨，他坐在哈里斯公司的一條船上，從水上悠閒地看著已蓋到十層的史泰登島橋塔，並對同船的一位工程師講：「每次看到大橋建設到這個階段，我就會情不自禁地想到我們將會遇到的所有問題——為完成它，我們將經歷所有錯誤、咒罵、血汗還有死亡。」
這位工程師點了點頭。放眼望去，遠處吊車上的纜繩繃得緊緊的，它們正緊張地在空中吊運巨大的鋼製構件。
[1] 「監工」的原文為pusher，在口語中也有毒品、贓物等的非法推銷者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