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這些狗娘養的！」這位意大利老制鞋匠站在布魯克林的一家房地產公司的門廊裡，怒視著屋子裡辦公桌後面坐著的人們，憤怒地叫喊著。「你們這些狗娘養的！」由於沒有人抬頭理會他，他又接著罵道。
一個男子從他的辦公桌後面跳出來，大聲叫道，「嘿！你在罵誰？」
「就罵你們！」這位制鞋匠說。他那衣冠不整瘦小的身子搖搖晃晃地靠在門上，彷彿喝醉了似的；他的黑色小眼血紅，充滿憤怒，「你們搶走了我的商店……你們什麼補償也沒給我，你們……」
「聽著！」這位房地產商迅速地走到制鞋匠跟前，狠狠地盯著他說：「少在這裡胡說八道，我要報警了！」
他抓起身旁的電話，開始撥號。制鞋匠看著他，似乎一點也不害怕。他無奈地聳了聳肩，慢慢地轉過身，一言不發地從門口走出，沿著大街緩緩離去。
房地產商放下電話，看著制鞋匠離去，他沒有去追，也不想再找他的麻煩了——不想找他或任何在這裡吵鬧的人們的麻煩；這些人最近在這裡一直大吵大鬧，罵人，寫抗議書，威脅辦公室裡的工作人員，就彷彿建造韋拉扎諾海峽大橋和修造連接大橋的引橋工程是房地產商們的主意。這段引橋公路將延伸到布魯克林的灣脊地區，那裡住著7000人，聳立著800座建築，包括一家制鞋店。引橋公路將把阻礙它前進的一切夷為平地，最後將它們變成一條狹長平坦的混凝土大道。
不，這不是他們的主意！建造大橋和與之相連的引橋公路是羅伯特·摩西[1]和他所在的三區橋樑隧道管理局的主意。但大多數謾罵卻落在了受雇於管理局的那些房地產商身上。正是他們，而不是摩西，必須每天面對這些被迫拆遷的人說：「放棄你們的家園吧！我們必須在這裡建造一座大橋。」
一些人，尤其是老人，感到特別恐懼；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懇求管理局的代表，向上帝祈禱，希望不要拆毀他們的房子，因為這裡是他們的兒女出生、丈夫故去的地方。其他人的驚恐中夾雜著憤怒，不斷聲明，這是他們的家園，他們的避難城堡，他們要與之共存亡。
有些人能平靜地對待這件事，默默無言地等待被列入失蹤人口名單，就像等待死亡一樣，等待著搬運車的到來。靠管理局給他們發的那筆補償費，他們搬到了佛羅里達、亞利桑那或布魯克林的另一個家。他們對去哪裡安家似乎並不怎麼關心，因為現在他們都年過古稀，好像在哪裡安家都一樣。
那位老制鞋匠已是快70歲的人了。他回到了意大利南部，回到了他的出生地，科森扎。在那裡他還有些農田要出售。22歲時他離開科森扎前往美國。現在，1959年的科森扎和過去沒什麼兩樣。山羊和驢子仍舊在狹窄的山路上爬行，農婦們用她們的頭頂著陶器，幾個男人袖上紮著黑布，或領子上戴著黑絲帶，表明他們在為死者戴孝。依舊是白色的石頭房掩映在蔥綠的山坡上——這是他們世代生息的地方。
制鞋匠回來後，得到許多親友的問候，有些人的名字他已忘記了。他們像歡迎榮歸故里的英雄一樣歡迎他的到來。但在這之後，他們開始向他述說自己的不幸、貧窮以及自己的所有問題。他當然也知道下一步會是怎樣，因此，他馬上向人們講訴了他自己的各種困難，一點不漏地全講了，告訴他們自己如何幾個月付不出他在布魯克林的鞋店的租金，管理局如何一分錢不給地把他攆出來，以及他為何現在回到了他起家的意大利。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要建造這座大橋，這座美國人打算用制鞋匠的親友們從未聽說過的一位意大利探險家的名字命名的大橋。這個人就是吉奧范尼·拉·韋拉扎諾，他在1524年為法國人探險時發現了紐約灣。制鞋匠滔滔不絕地講著，指手畫腳地闡述自己的觀點，他想讓人們知道他不是個心腸軟的人——一兩天後，他就開始四處為他的那塊農田去找買主了。
在史泰登島一側，人們對建造大橋的反對完全不像布魯克林那樣強烈。布魯克林受建橋影響的人是史泰登島的兩倍還多。實際上，史泰登島上一直有許多人夢想能有座大橋，把這個區域與紐約市的其他城區緊密地連接起來。史泰登島一直是紐約市五個區中最偏僻、最不為人們重視的城區，五英里的海水把它與曼哈頓隔開，乘渡輪也得用半個小時才能到那裡。
儘管紐約人和遊客們都喜歡乘史泰登島渡船——「每英里一美元的豪華渡輪」，但沒有人會對渡輪停靠的那一邊感興趣。那裡有什麼可看的？即使是在1958年，54平方公里的島上還有60%的土地是未開發的荒地。島上22.5萬居民大多數生活在獨門獨戶的房子裡。這是紐約五個城區中最乏味的地方；如果一個紐約的警察與上司發生了矛盾，那麼往往他會被發配到史泰登島去工作。
這座島嶼最早呈現這種農村景像是在300年前英國人佔領的時期。當時，英國人鼓勵發展農業，不鼓勵發展製造業，那就是許多史泰登島人想讓它保持的樣子——安靜，遙遠。但是，在1958年的最後一天，經過多年的辯論和疑惑，修建韋拉扎諾海峽大橋的方案最終被敲定下來，那些懷念傳統生活的人的想法失去了市場。但是，聽到這個消息時，史泰登島上更多的居民欣喜若狂。他們想要一種變化了的生活，他們已厭倦了過去那種偏僻狹隘的農村生活，希望現在大橋能帶來一輪高速發展。一夜之間，他們夢想成真了。
建造大橋的計劃剛一宣佈，就引來了島上的土地熱，房地產的價格扶搖直上。一小塊1958年才值1200美元的地到1959年已升值到6000美元，而早晨還值10萬美元的一大片房地產往往當天下午就會以20萬美元的價格賣出，未交交易稅的不動產會被市政當局迅速收回。來自巴西、意大利、瑞典的大型外國公司紛至沓來，希望能夠分得一杯羹食。史泰登島上的幾乎每個地方都被規劃了新建築。儘管有許多對建築承包商偷工減料的投訴和起訴（曾有位工長因恥於老闆命令他干劣質工程，不得不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才離開建築工地），但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止史泰登島上的這場建設開發熱，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影響大橋在人們心中的無窮魅力。
1959年上半年，早在開工建設前的幾個月，這座大橋已成了人們希望的象徵。
「我們現在正走在擺脫與世隔絕的道路上。」區長阿爾伯特·V.馬尼斯頓克宣佈。別的官員也承認，無論大橋帶來什麼，都不會對史泰登島有什麼真正的傷害。史泰登島上有什麼可以被傷害的呢？「在史泰登島的全部歷史中，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一位名叫羅伯特·裡根的居民說道，他是歌劇演唱家埃琳·法瑞爾的丈夫。他提到過去人們曾嘗試過修建一座史泰登島歌劇院，成立一支半職業化的橄欖球隊，一支籃球隊，修建賽狗場和拳擊場，修建小型賽車場，成立交響樂團等等。所有這些想法都失敗了。「唯一能拯救這座島嶼的事情，」他說，「就是大量的新居民。」
然而，在布魯克林那邊，情況卻完全不同。那裡根本不需要或不想要新的居民。那裡的灣脊地區早已是一個繁榮的幾乎全部由白人組成的中產階級社區，那裡的人們已對現實很滿足。灣脊地區坐落在布魯克林西部，位於上紐約灣和下紐約灣的脊岸上，俯視峽灣水道——一個接連兩個海灣的一英里寬的潮汐海峽——和從此進出紐約的所有大船。這裡最早的定居者是成千上萬的斯堪的那維亞人，其中大多數是丹麥人。他們之所以喜歡灣脊地區，是因為這裡離海不遠，海風和煦。到了19世紀末，這裡變成了布魯克林最炙手可熱的地區之一。
到1959年，情況就大不一樣了。除了接近海岸的地方，其他地方已不像過去那樣人口構成單一了。沿海地區兩邊到處是高大的樹木、修剪整齊的草坪及堅固的住宅，查爾斯·阿特拉斯就住在這裡。除了居住著少數黑人，灣脊地區的其他地方和布魯克林的其他居民區幾乎沒什麼兩樣。白人大多數是天主教徒，有自己的大教堂，有的教區教眾超過1.2萬人。教堂由那些愛爾蘭蕾絲窗簾商和發跡的意大利商人所供養，他們大多是共和黨人，當地的政治事務通常也由他們操縱。瑞典人與丹麥人的數量仍很大，還有許多敘利亞小店主和一些沒有搬走的老意大利移民（制鞋匠的朋友們）。但真正決定了灣脊地區生活方式的是那些年輕的第二、第三代意大利移民和愛爾蘭移民。那些還沒有富到買得起海邊別墅的人，住在街道旁一排排擁擠的棕色小磚房裡，每天都為路邊的停車位相互爭搶。他們在擁擠繁忙的人行道上購物，那裡的樓房上層是公寓，下層是小商店。街頭還有許多小旅館，有可以夜晚去吃上一頓美餐的漢密爾頓餐廳[2]。假如他們穿夾克戴領帶的話，還有小巷裡燈光昏暗的晚餐俱樂部和嘴裡叼著煙卷、獨自坐在酒吧吧檯高腳凳上的那些曲線優美且有著淺黃色頭髮的陪酒女郎。
所以，在1959年，灣脊地區又恢復了過去的和諧。儘管它已不再時髦，卻顯得十分整潔。這裡的大多數人不想要什麼變化，不想要新的居民，不想要更多的車流人流，當然了，因此也就不想要這座大橋。當有消息說這裡要建橋時，當地的政客們驚呆了。一些婦女開始偷偷地哭泣，許多人拒絕相信這是真的。他們以前就聽過這樣的傳說，並指出早在1888年就有人提出建一條地下鐵路隧道連接布魯克林和史泰登島。1923年，紐約市長約翰·海蘭甚至為通往史泰登島的火車汽車兩用隧道的破土動工儀式剪過彩。而所有這一切的結果是紐約市損失了近50萬美元的投資，在某個地方的地下留下了一個哪裡都不通的廢棄小洞。
據他們講，在峽灣地區修建大橋已經說了20年了，每次都是紙上談兵。1950年有人議論說在布魯克林和史泰登島之間修一座大橋是件好事，但如果發生戰爭，蘇聯人將它炸掉了怎麼辦？停在紐約港裡的美國海軍軍艦是否會被港口塌下的大橋困住？一年之後，好多人議論布魯克林和史泰登島之間修建隧道，後來更多的人又開始議論建橋的事兒。就這樣，人們在一直不停地爭論這件事。所以，在1959年，他們仍然在說，也許這只是談論而已，不會有什麼實際行動，因而也就無須擔心。
這些人沒有意識到的是，在1957年左右，這種議論發生了些變化，爭論也變得更加激烈，羅伯特·摩西的信心也更加堅定了。紐約市消防局局長在1957年對通往史泰登島的大橋馬上會變為現實充滿信心，他迅速向市政規劃委員會遞交了在史泰登島上修建一座大型消防車站的申請書，要求撥款37.95萬美元的建設費及25萬美元的設備費。他們也沒注意到，頗具影響力的布魯克林政客約瑟夫·T.薩科當時已預見到大橋一定會在1958年開工，他在市政府的大廳對羅伯特·摩西進行了孤注一擲的攻擊，但為時已晚；薩科高喊摩西的權力太大了，他只聽工程師們的話，而不聽從人民的意願。他們同樣沒有發現，在他們都認為修橋只是一紙空文時，一群圍著圖板的工程師已悄無聲息地用墨水標出了建造大橋引橋需拆除的布魯克林的一大塊地方。其中令一位工程師感到遺憾的是，他的規劃竟需要拆除自己岳母住的房子。當他把這個消息告訴她時，他岳母尖叫，哭喊，要求他更改規劃方案，工程師告訴她自己對此無能為力，大橋建設已成定局。後來他的岳母在悲憤中去世，至死都不肯原諒他。
修建大橋已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了，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遭到那裡的人們的憎恨。他們並不把它看作一種進步的標誌，而是把它看作一種毀滅的象徵：那是一個馬上要浮出水面、毀掉800座建築物、迫使7000名灣脊地區居民背井離鄉的巨大海怪。這些人真可謂各種各樣：家庭主婦、酒保、拖船船長、醫生、律師、皮條客、滴酒不沾者、酒鬼、秘書、退休輕量級拳擊手、前「戰地愚人」演唱組女歌手、一個有17個孩子（以及兩條狗和一隻貓）的家庭、一位剛花了1.5萬美元安裝了新椅子的牙醫、一位素食者、一位銀行職員、一位小學助理校長以及兩位偷情者——一位41歲的離婚男子和一位住在街對面、婚姻不幸的已婚女子。每天下午，他們都會在男人的公寓裡會面、做愛，考慮將來該怎樣，思考是否能把這一切告訴女人的丈夫，是否能拋棄她的孩子。現在，突然間，這座大橋馬上就要出現在這兩個情人中間了，就要毀掉他們所居住的街區以及下午他們在一起的平靜時光；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辦，在1959年。
那些憤怒的人所能做的就是參加「拯救灣脊地區」委員會，與摩西鬥爭到底，直到推土機剷平他們的家園。他們寫請願書，發表講演，大聲疾呼：「誰要這座大橋？」新聞記者拍下他們的照片，採訪了他們，並報道了他們群情激昂的請求。羅伯特·摩西被激怒了。
他給一家報紙寫了很多信，指責記者歪曲事實、說謊話，只報道建橋會毀掉人們家園，而不報道這一工程的好處。布魯克林的大多數人在1959年都不能理解建橋的好處，因此下定決心不搬家。但是，在堅持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後，他們最終還是妥協了。他們一家接一家地搬走了，不久，這些房子裡的燈光永遠熄滅了。接著，搬家車開了進來，推土機衝了上來，牆體坍塌，屋頂塌陷，一切都被埋葬在煙塵裡——這是隔壁那個不願搬走的釘子戶最不願意看到的景象，不久他也要搬走了。然後又是一家，然後則是另外一家。每個街區、每棟樓就是這樣被拆除的，最後就連最堅定的釘子戶也屈服了。因為整個街區被拆光，一個人獨自待在殘垣斷壁中，心裡會有某種奇怪的恐懼：害怕自己會被拋棄在一個死去的街區；害怕一群年輕的流浪漢在廢墟中四處遊蕩，摘窗子，撬門，爬圍攔，偷燈具，砍樹木，拾破照片或被遺棄的情書；害怕那些睡在破爛空公寓房間或大廳裡的瘋子；害怕人們常說的會從打破的水槽和下水道中爬上來的老鼠。因為照人們的話講，布魯克林灣脊地區的老鼠也得挪窩。
堅持到最後的人當中有一個長著淡褐色眼睛，有著褐色皮膚的離了婚的漂亮女人，名字叫佛羅倫絲·埃貝爾，42歲。她是在那對戀人，那個牙醫，還有那個前「戰地愚人」演唱組的女孩貝絲·葛羅斯·登普西離開後才搬走的。那個女歌手的包裹裡裝有350頂羽毛帽和幾個舊剪報簿。她是在那個小瘋老頭死後搬走的，那位瘋老頭被發現獨自待在空無一人的公寓裡。不知是什麼原因，瘋老頭兒從未聽到過下面的推土機聲，不知道這裡就要建設一座大橋。
她是在退休拳擊手弗雷迪·弗裡德利克森之後搬走的，他在以前的拳擊賽中只輸過兩場；她是在有17個孩子的約翰·G.赫伯特夫婦之後搬走的。無論如何，佛羅倫絲·坎貝爾的搬家與赫伯特一家的搬家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無法相提並論。赫伯特一家運了12次才把他們所有的傢俱、自行車、雪橇、盤子和狗搬到一英里之外的新家，共用了六個小時。他們最後搬完東西時，赫伯特先生，海軍造船廠的一個工人，發現家裡的貓不見了。所以第二天一早，他就派他的兩個兒子回去找，結果在屋外廊簷下找到了那隻貓，還發現了一把舊斧頭。在後來的一個小時裡，他們用那把斧子毀壞了舊家裡能夠毀壞的所有東西。他們砸碎了窗戶、牆壁和地板，砸碎了舊臥室、廚房、書架和曬台欄杆，曬台是他們過去夏日夜晚經常圍坐的地方。他們漫無目的地砸著，在輪番揮動斧子時，只感到一些野性的發作和破壞的快感。可是越砸越感到悲傷、瘋狂，最後累得實在砸不下去了，就從砸爛的曬台上找回那隻貓，永遠離開了自己的舊居。
對佛羅倫絲·坎貝爾來講，就是以發生謀殺案為條件來威脅她也無法讓她馬上拋棄舊居。從離婚之日起她就和小兒子住在一套每月租金60美元的公寓裡，她很難再找到一套這樣便宜的房子了。安置辦人員對她已失去了耐心，因為她總是嫌貴，拒絕接受他們為她找的房子。現在，人家不再管她了，她只能在曼哈頓的白廳俱樂部幹了一天的會計工作下班後，獨自一人去找房子了。
一天早晨，她在公寓裡聞到一種奇異的味道。她猜想可能是前一天兒子放學後去釣魚，把釣到的東西藏起來了，可兒子卻說沒有。第二天晚上，氣味更難聞了，她給警察打了電話。警察不久就發現，住在一樓的那位老人，即這座房子中唯一的另外一位住戶，三天前用獵槍子彈打死了自己的妻子。警察到來時，他正一言不發地呆坐在屍體旁，腳下到處是空威士忌酒瓶。
「女士，求求您了！」警察對佛羅倫絲·坎貝爾說，「從這兒搬走吧，好嗎？」
她答應馬上搬走，但仍未找到合適的公寓。她沒有親友處可住，附近也沒有什麼朋友，因為他們早已搬走了。每次在她找房回來時，都已是午夜時刻，門廳裡一片漆黑——有人已偷走了那裡的燈泡。有時她會踩到樓下大門外人行道上睡著的一個喝醉酒的瘋子。
在警察勸告她趕快搬走之後，晚上她常被門外拖著腳走路和拳頭敲擊牆壁的聲音驚醒。她的兒子住在隔壁臥室，也跳了起來，抓起藏在櫃子裡的一把獵槍，衝進了走廊。但是，外面漆黑一片，燈泡又被偷走了。他摔了一跤，佛羅倫絲·坎貝爾尖叫了起來。
在那些日子裡，一個陌生人曾從台階逃到屋頂上。當時她報了警。警察很快就趕到了，但在屋頂上沒找到人。警察又一次警告她趕快搬走，她哭著點頭說馬上就搬。第二天，她緊張得要命，沒去上班，到附近的一家酒吧要了一杯酒，並對酒保講述了前一天夜裡發生的事。令人興奮的是，酒保告訴她，這個街區有套每月租金68美元的公寓要出租。她立刻跑到那個地方，租下了那套公寓——可是房東不明白，她租到這套房子後為什麼會大哭不止。
[1] 羅伯特·摩西（Robert Moses，1888—1981），美國城市規劃師、建築師。他一生設計建造了250萬英畝的國家公園，416英里的公園大道，12座橋樑，兩座大壩，568個操場，以及許多重要的公共建築，是20世紀中期紐約市區、長島等地區的主要締造者。
[2] 漢密爾頓餐廳（Hamilton House），建於1919年的老牌餐廳，自1970年代起逐漸衰落，變為了低收入人群聚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