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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被遺忘之城

第八大道是一條令人悲傷、厭惡的街道。霓虹燈一閃一閃地照在酒保的頭頂上,映著叼著煙卷的妓女、水手們的帽子和啤酒瓶子。酒瓶偶爾會砸在自動點歌機上,把警察招來:「好了,好了,散開!」這是一條遍佈當鋪、廉價旅館及紅著眼睛也討不到多少錢的乞丐的街道。街上到處瀰漫著服裝中心的喧嚷、港務局公共汽車的煙塵、賓西法尼亞火車站的蒸汽,還有十幾家比薩店發出的刺鼻大蒜味。

第八大道從西城第十二街邊的一家廢棄公共澡堂開始,穿過曼哈頓中城,一直延伸到鬥獸場酒吧。大道兩旁到處是一排排破舊的公寓樓,樓外的消防鐵梯不是生滿銹斑,就是被火燒黑。那些不想待在這個地方的人唯一的想法,就是逃出第八大道,逃離這種不安定的生活。這裡簡直是個大雜燴:既有生活放縱的罪人,又有執著的宗教狂熱分子;既有25美分的啤酒,又有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行的邁克爾·托德[1]聚會。黑暗與光明混雜交匯,各種意想不到的事兒在這裡都會發生:消防隊院裡居然著起了大火;去年6月的一次軍事表演中,一個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從85英尺高的地方掉下來把自己摔死,引起下面1萬名觀眾的歡呼吶喊,就好像這也是表演的一部分。諸如此類的事都發生在第八大道。

就在第八大道上,一群流氓襲擊了一位叫克裡弗德·約翰遜的碼頭工人,把他的玻璃假眼打到下水溝裡;一名叫拉菲爾·多洛斯的惡棍,因為一輛公共汽車擦身駛過而勃然大怒,攔住一輛出租車,追上那輛公共汽車後跳上去把司機捅死了。

那年9月,曼哈頓到處是抗議赫魯曉夫、卡斯特羅和鐵托出席聯合國大會的示威活動,一名9歲女孩兒在第八大道的埃爾·普拉多餐廳被一顆流彈擊中身亡。

年年都有馬戲團到第八大道表演,年年都會有一頭獅子或一頭公牛從籠子裡跑出來,在街上四處狂奔,讓馬戲團的老闆大出風頭。這裡每個月都有警察被派來在騷亂的人群中維持秩序:有譴責原子彈的,有要求漲工資的,還有為爭奪安東尼·羅卡[2]的照片而大打出手的。

只要看一看站在外面的是些什麼人,你就可以猜出花園裡在幹什麼了。每當羅卡比賽時,第八大道入口處就擠滿了波多黎各人。你會聽到拳賽播音員用西班牙語喊道:「朋友們,別再往場內扔東西啦!」一到晚上有拳擊比賽時,售票處前就會站滿穿著黑西服、白襯衣的一群小個子的下注老手,他們一支接一支地抽著雪茄;賽馬比賽前則可以看到身穿燕尾服、頭戴禮帽的紳士和那些經常上《城鄉》(Town & Country)雜誌封面的那種青春健美的金髮女郎;舉行籃球賽的晚上,你會發現花園外淨是些高個子留短髮的水手以及身穿運動衣的年輕人;而在馬戲開演前,第八大道則是另一番景象:每個大人都帶著三四個孩子,擠來擠去,尼迪克快餐店中又會多一些侏儒和牛仔。

第八大道到處是打折雜貨店。有些店裡的電話髒兮兮的,以至於你不願意讓它接近你的耳朵。這條街實在太亂了,亂得人們不敢在街上逗留。從劇院出來的人們三步並作兩步走進餐廳,上下班的人們急急忙忙趕往賓州火車站,盡量不去注意街上的乞丐、同性戀及第四十二街上的那位傳教士。這位傳教士每天都站在那裡,揮動著胳膊,叫喊著:「罪人們!罪人們!《聖經》教導我們不流血就不能贖罪。」一個臉上長著麻子、留著油膩膩的長髮的男孩喊道:「先生,你在放屁!」聽了他的話,傳教士滿臉沮喪地說:「孩子,你需要被拯救。」一會兒,走來一位身材高大、體型發胖的愛爾蘭警察,對圍觀人群說:「靠邊,別站在馬路上!」一些人離傳教士遠了些,大多數人繼續往前走,不過不像那些匆匆趕往港務局汽車站上下班的人那樣快。在港務局汽車站,每週都有乘客把幾十件雨傘、大衣、皮箱丟在車站的1300個存物櫃裡。無人認領的雨傘和隨身物品堆得像座小山,以致港務局每年不得不在第四十一街車站的地下室舉辦一次遺棄物品拍賣會。拍賣會把許多喜歡買便宜貨的人和那群被稱為「四十大盜」的路德洛大街上的撿破爛兒者吸引到第八大道,還有同性戀哈里、普凱普絲的愛迪和便宜貨大王查理,據說便宜貨大王查理在布魯克林的舊貨店裡藏有世界上數目最多的單只手套。

在煙霧瀰漫的地下室裡,拍賣師高高地站在競買者中間,用他那令人厭惡的男中音喊道,「好了,現在開始。我這兒有件毛皮披風,我想它不是貂皮的……」

「是狼皮的。」同性戀哈里說。

「讓我摸摸。」一位女士說道。

「14美元!」便宜貨大王查理叫價。

「16美元!」賴皮哈里喊道。

「讓我摸摸!」那位女士抗議道。

拍賣師根本不理她的茬兒。他手頭需要拍賣的東西太多了,根本不可能在一個業餘競買者身上浪費太多的時間。這種做法也很受舊貨商們的歡迎,他們也不喜歡業餘競買者瞎摻和,因為那些人往往把價格抬得太高,使他們無利可圖。

「遺棄在公共汽車站存物櫃中最貴重的東西是一疊價值5萬美元的股票紅利券,」港務局行李部主任約翰·M.海拉汗說,「我們沒有把這些東西拍賣,而是轉給了採購與行政服務部。據我所知,這東西還在那兒。聽說是一位從布魯克林格林角來的一位性格古怪的百萬富翁把它們忘在這裡的,然後他就走得無影無蹤了,再沒人知道他的下落。」

他講話時,遠處的車流仍然在第八大道上隆隆駛過。阿賓登廣場上,孩子們仍然對著那個廢棄的公共澡堂扔彈力球。他們根本沒有注意到下班回來的碼頭裝卸工,懷裡抱滿食品的意大利婦女,還有那個站在街角長著纖細手指、警覺眼睛,臉上被人用剃刀劃下道道傷疤的波多黎各男孩。再向北幾個街區,在拉·愛迪爾市場,收銀機一直響個不停,蒂馬提諾市場的魚腥味幾乎在整個希臘街區都能聞到,而那裡卻另有一番景象:薩伊德港口酒店,卡絲塔南特響板音樂,還有一頭秀髮、扭動著頸項的曲線優美的肚皮舞舞女。

在第三十九街,服裝中心的外勤人員在卡車間和人們頭頂上推動衣架;在第四十三街的一家理髮師學校裡,五個學徒在為顧客剪髮,每位只收45美分,他們面前立著一個牌子,上面寫著:「請轉告其他人,在這裡我們可以把您的頭髮染成您喜歡的任何顏色:銀黃色、淺金黃色、金黃色或各種紅色、棕色以及黑色,並且絕對為顧客保密。」

在上四十九街和五十九街還有更多的廉價旅店、食品店及臉部皮膚被破壞的人們。第八大道上的這兩條街上到處是不知名的拳擊手和為他們服務的酒館,俾斯·麥基——前拳擊手,現女性按摩師——常到比爾·杜恩酒館喝酒;那些被人打斷鼻樑的人都在街對面的米奇·沃克酒館喝酒。第五十五街的一家名叫「中立角」的酒館裡擺著幾百位拳擊手的照片。現在這些拳擊手都發胖了,而且也被人們遺忘了。

「中立角」酒館吧檯後面站著一位體格健壯的年輕人,他曾是一位拳擊手,現在發福了,名叫托尼·賈尼羅。牆上有許多賈尼羅比賽時的照片——他用拳頭擊打對手的肋骨,把對手打出拳台護繩,然後驕傲地站在拳台的中立角,看著裁判在被擊敗的半昏迷的對手身邊數點。這些照片都是酒吧老闆弗朗斯·雅各布掛在那兒的,他曾是賈尼羅的經紀人,並認為賈尼羅會成為世界冠軍,只要他能克服自己的弱點——過分追求女人。但賈尼羅沒能做到,他發狂地追逐女人,喝威士忌,25歲就被拳壇淘汰了。賈尼羅退休後,雅各布斯買下了「中立角」酒館,給了賈尼羅一份酒保的工作。

今天,在「中立角」酒館,這位前拳擊手在擦拭啤酒杯,那位經紀人還在斥責他,大聲地對他發號施令(顧客們也都能聽到)。

「蘇格蘭威士忌和女人——就是這兩樣東西毀了托尼·賈尼羅。唉!我過去常常看住托尼,沒出什麼事兒。我夜裡常把床搬到門前,以防他溜出去,但他還是出去了,不是嗎?托尼,你難道不是偷著跑出去的嗎?」

賈尼羅仍然擦著玻璃杯,慢慢地轉向他的前經紀人,平靜地說:「我對我幹過的事情從不後悔。我遺憾的是那些我沒幹過的事兒。」

在這裡喝酒的人並沒有仔細聽這段對話,因為他們以前都聽過這個故事,而且已聽過幾百次了。1945年到1951年間,賈尼羅正在通往冠軍寶座的道路上跋涉,假如他要是訓練得再刻苦些,不那麼桀驁不馴,也許早就成功了。

在這家淺棕色的酒吧,透過瀰漫的雪茄煙,人們常聽到的就是這些話。就像洗衣房中的洗衣婦一樣不遵守規矩,經紀人和教練們也總是這樣歎惜他們訓練的拳擊手是如何破壞訓練規則的。

「經歷了120場拳擊比賽,你的臉卻沒被打壞,這是怎麼回事?」一位顧客問賈尼羅。

「我的皮膚是那種不易劃破型的,」賈尼羅說,「以我弟弟費蘭迪為例,他也是個拳擊手,如果你擊中他的肘部,他的眼睛會發青;他就長著那種皮膚,擊中了肘部,眼睛卻會變黑。」

「怎麼有那麼多的女人追求你?」

「在紐約,只要你有錢,就會有女人圍著你,對吧?吸引女人的東西是金錢。」賈尼羅說道。

「你當時掙了多少錢?」

「差不多有50萬美金。我打過120場比賽,只輸了13場。與格雷科、格拉茲阿諾及比約·傑克的比賽我都贏得了高額的獎金。我是個窮孩子,出生在揚斯敦,剛到紐約時才16歲,19歲就在花園廣場參加拳擊賽了。當時有一大群無賴總是纏著我,在我住的旅館大吃大喝,把賬記在我頭上。有時我自己買西服,還得給他們每人買一套……」

從「中立角」酒館的窗戶向外看第八大道,難以想像這條破落的街道在一百多年前曾經相當繁華,馬車列隊排在第八大道與第五十八街中間的漢夫邁耶豪宅門外。

現在的哥倫布跑馬場周圍曾經有許多最著名的農場。第八大道上的那些豪宅都有寬敞的草坪、美麗的花園和誘人的果園,一直向西延伸到哈德孫河。這些農場由馬太·迪克曼、雅各布·豪爾、伊薩克·范瑞安、詹姆斯·斯迪爾德和塞穆·范·諾頓等家族擁有。第五十三街與第八大道中間是格裡特·哈潑·斯泰克將軍的住宅,他在1812年的戰爭中曾指揮第八十二旅第五團參加了布盧明代爾高地保衛戰。當時,紐約最時髦的地方是大劇院。1869年,吉姆·費斯克為一位名叫朱塞·曼斯菲爾德的女演員買下了它。這個女演員美麗聰明,被人們稱為「第二十三街的克利奧帕特拉[3]」。費斯克讓人把這裡裝上了華麗的紅木大門、水晶燭台和帶有金釘的木椅。他死後,這個地方就衰落了。到1938年,大劇院裡已有了電影院、爆米花機和保齡球館;球館的球童已被小費養出了一副勢利的嘴臉。

第八大道真正的衰落是在本世紀初。當時,東城開始興建住宅區,西城的那些過去的舊住房變成了出租公寓。1925年,為了修建地鐵,第八大道下面挖了幾個隧道。1927年7月的一天,施工隊在第四十四街以上的那段第八大道上挖出了六副棺材——這些棺材都是用名貴木材製作的,上面釘滿銅釘。這塊墓地曾是約翰·雅各布·阿斯特於1803年購買的梅德塞夫-伊登農場的一部分。工人們迅速清理了埋有棺墓的地區,鋪上了地鐵,安裝了口香糖自動販賣機。今天的第四十二街地鐵站就坐落在過去的梅德塞夫-伊登農場附近。在地鐵站裡,到處都是彈子機和穿著窄腿不翻邊褲子的男孩們,他們扭動著屁股,打著響指。1960年夏天,當大劇院阻擋了一個新的住宅樓建設項目時,拆遷人員便開了進去。

就這樣,第八大道的最後一幢優雅建築也不復存在了。

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在廣場大廈外面,弗洛伊德·菲利普慢慢地爬上一輛維多利亞式馬車,準備開始新一天的工作。在他幾十年的馬車伕生涯裡,他用爛了12輛馬車,用死了20匹馬,戴破了100頂絲質禮帽。菲利普先生今年八十有餘,從1901年起就在紐約城裡當馬車伕。他早已習慣於過去的生活,就像他習慣於抓緊韁繩一樣。

天不太熱時,他不坐在馬車上,而是和那伙都戴著絲質禮帽的馬車伕一起站在廣場外面。他們中有本·波特,喜歡給馬喂蘋果;有布萊德威·傑克,曾做過出租車司機;還有其他的馬車伕,他們只要看到遊客眼裡的一點兒意思,就會不失時機地上前問道:「坐馬車嗎?」

在紐約城裡,趕馬車的人見多識廣。菲利普先生拉過像恩裡科·卡魯索、約翰·D.洛克菲勒和阿諾德·羅特施泰因[4]這樣的要命的大人物。「羅特施泰因還欠我兩美元呢!」菲利普先生吸著從別人那裡要來的雪茄,說道,「噢,那時我拉著他和他的金髮碧眼女友在城裡到處跑。」那時候公園大道是條土路,綠野酒店那個地方當時還是個羊圈,蒂芙尼商店還在第十五街。有一次,我拉重量級拳擊冠軍鮑伯·菲茨西門斯到百老匯的傑克餐廳吃飯,到那兒時,他對我說:『進來吧,孩子,一起喝杯酒。』」這時,本·波特湊了過來,說:「我曾有匹經常嘶叫的好馬,叫墨菲。一天夜裡,警察叫住了我,要給我開罰單,說我的馬擾亂了夜晚的安靜。他問我的馬叫什麼名字,我告訴他叫『墨菲』。一聽這個,這位高大的愛爾蘭警察停住手,對我說,『媽的,我不能給叫這個名字的任何東西開罰單。』」

「過去就是那樣,」菲利普說,「過去我們戴的絲綢禮帽質量非常好。可現在,我們的禮帽都特別廉價。下雨時,這些便宜帽子一點也不管用。有個傢伙拿著廉價禮帽問我們,『你們想出多少錢買這種帽子?』我回答:『兩美元。』絕不多給一分錢。」

大多數馬車伕一生都是在紐約中央公園轉悠,拉些知名的或不知名的遊客。他們總是喜歡回憶過去的日子:「那時候馬車可以在全城的任何地方跑——不像現在這樣,只能在中央公園裡跑。說真的,沒有馬蹄聲的陪伴,我就無法活下去,我寧願在馬車上度過餘生。」

紐約城裡每個黑暗的衣櫃裡都放著玩具洋娃娃。她們穿著落伍的衣服,梳著過時的髮型,臉上的顏料已被磨光,鼻子也被捏扁了;她們曾被小女孩們天天抱著。那些昔日的小女孩都已變成了老奶奶。偶爾你會在廢物堆裡看到這樣的洋娃娃,或在古玩店櫥窗裡一把生銹的刀劍旁看到她們頭朝下斜靠著——她們完全被主人遺忘了。這些主人都生活在今天喧囂的生活中。和這些曾經漂亮、討人喜愛的小人兒一樣,有些洋娃娃的主人也有著同樣的悲慘命運。

紐約城裡有過許多無聲電影明星,還有不多的幾個認識他們的影迷。有時在百老匯,會有位老者突然轉身,盯著一位過路人驚叫道:

「嗨,你一定是妮塔·納爾迪[5]!」旁邊的行人因老人突然止步而撞上了他,便叫道:

「嘿,先生!走路看著點兒。」

「對不起。」

「先生,給幾個硬幣吧!」一位乞丐叫道。

行人毫不理會,匆匆從乞丐和那位發現妮塔·納爾迪的老人身旁走過。

這時納爾迪小姐便迅速地轉過街角,回到她住的旅館。在那裡,很少有人知道她曾與瓦倫蒂諾一起演過電影,曾經是無聲電影銀幕上那些來自異域的、柔情和邪惡的化身。

不論你走在紐約的什麼地方,你都可能遇到那些曾在紐約紅極一時的人物。

在斯拉夫特飯店裡,坐著一位大家都沒有認出的客人,她就是格特魯德·埃德爾[6]。1926年,曾有200萬人為埃德爾小姐上街歡呼,很可能今天在座的客人中就有當時的其中一員。那年她成功地橫渡了英吉利海峽。為此,百老匯舉行了盛大遊行儀式,為她慶祝。柯立芝總統當時稱她為「美國最優秀的女子」。有許多人向她求婚,還有人寫了一首名叫《告訴我,朱迪,誰會成為那個幸運兒》的歌。

埃德爾小姐現在已經50多歲了,身體發福,體重175磅,很少游泳了。她現在常戴一副助聽器,也未結過婚。

「我曾有過一次戀愛經歷,」她回憶道,「1929年,我差點兒和那個青年結婚。他六英尺高,像個運動員。儘管這一切聽上去似乎很愚蠢,但都是事實。有一次,我對他說:『我的聽力很差,這可能很難讓一個男人接受』,當然,我以為他會說『親愛的,我不在乎你的聽力不好,我愛你』這類的話;出乎意料的是,他說:『我想你是對的,朱迪,一個男人確實很難接受這種事。』我無論如何也擺脫不掉這件事對我的困擾。」

距離這裡九個街區遠的一家煙霧瀰漫的酒館裡,一位滿頭白髮的瘦長老人正在想盡辦法讓人們記起他。他給人們買飲料,向他們遞名片,名片上寫道:「比利·雷伊——最後一位健在的赤拳拳擊手。」雷伊先生現在90多歲,過去曾威震拳壇。本世紀初,拳擊手套開始流行時,他退出了拳壇;他說拳擊變得太斯文了。現在,他坐在「中立角」酒館的高腳凳上,托尼·賈尼羅又給他倒了一杯酒。比利·雷伊瞇縫著雙眼,沉浸在一個老紐約人特有的享受中——回憶過去。

「過去,第八十幾街上理個發才花十美分,」他嘟囔著,「……過去,因為抽煙,佛羅倫薩·彭斯被取消羊頭灣田徑隊的參賽資格……唉!我過去喜歡到第十四街聽麥琪·克裡恩唱那首『把他們放倒,麥克·科洛斯凱!』的歌,有人說史蒂夫·布蘭迪不是從布魯克林大橋跳下去的……他們都騙人……我看到他跳了下去……當時我在場。

「我能整天坐在這兒給你們講過去的事情。……澤西·吉米,全國著名的小偷。包厘街有家酒館,有時你會看到死人坐在酒吧裡。夜裡幹完活兒,他們會把死人帶回來,扶他們坐在酒吧檯前,開始喝酒……喝完酒,酒保會問:『誰付錢?』他們會指一指吧檯前坐的那個死人……然後徑直走出酒館。」

紐約不是老年人待的好地方。城市彷彿從他們身旁繞了過去,他們無法跟上城市發展的步伐。第九大道的果醬店老闆娘瑪麗·阿姆斯特朗很少離開她居住的街區。每次出去,她都會對城市的變化感到震驚。有時她會指著某個地方說:「唉,瞧他們把那裡搞成了什麼樣子,瞧他們在那裡幹了什麼。」其實那裡的樣子已有25年之久了。已故專欄作家麥金太爾[7]是最早讓她出名的人。1937年,他從當時流行的一首歌裡給她取了個「紐約小老太太」的稱號。他把她描寫成「戴著眼鏡,梳著1890年流行的髮髻,像一個籬笆中的鸕茲似的在醬架中間跑來跑去」。他還說,「凱瑟琳·康奈爾[8]為了買她做的羅甘莓醬,專程大老遠地跑到這裡;布洛克·彭伯頓[9]的太太也來買朗姆酒泡的草莓。」這篇專欄文章發表後,阿姆斯特朗小姐讓人做了個牌匾,上面寫著「小老太太果醬店」。

紐約是一個健忘的地方。這位女士現在已經82歲了。她的果醬店仍在第九大道174號,但由於交通不便,現在只有少數康涅狄格和新澤西州的老朋友光顧了,他們離不開她做的番茄醬和檸檬黃油。

在紐約,有些老人死的時候和他們活著時一樣,都是孤身一人。紐約報紙經常登一些這樣的消息:某個老人在滿是灰塵的黑暗房子裡死去,很長時間後才被人發現。一次,一個大家認識的窮人死了,警察發現在他家的床墊中竟藏有幾千美元。這條消息使整個街區都震驚了。1960年4月1日,整個東布朗斯都被驚呆了。在東城一百六十三街831號,人們發現那位過去常在大街上拾垃圾的默默無聞的怪老太太,在她公寓中的一堆破布中死去,留下了近10萬美元的遺產。

海倫·凱伊常讀斯賓諾莎。30年代,人們常看到她在布朗克斯拾破布,收汽水瓶,給野貓餵食。她總是衣衫襤褸,頭髮凌亂。人們謠傳她家裡藏著幾十頂她從未穿戴過的插著羽毛的昂貴帽子和過時的漂亮衣服。鄰居們都說她上過大學,但誰也不知道她上的是哪所大學;有人說她會說七種語言,但她怎麼學會的,誰都不清楚。人們只知道她已故的丈夫是位醫生,或許是位牙醫。人們看到她每天都在垃圾桶那兒忙來忙去,然而,人們對這位被稱為「破布老太太」的七旬老人知之甚少。

布朗克斯警察局找不到她的親友,卻在這間每月租金僅為46元的公寓裡的一堆破布中,發現了總額超過4.6萬美元的八個存折、124股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股票以及其他公司的股票。

4月的一個陽光和煦的上午,「破布老太太」的公寓窗戶終於被打開了——「這是20年裡的第一次。」大樓管理員說。三個工人拿掃帚掃出了大堆廢紙、舊大衣和空汽水瓶。

「我一直勸她對自己別太摳門,」樓下商店幹活的制帽工莉莉安·理查曼說,「我常常勸她搬到中心廣場去住。」

這個無親友認領的「破布老太太」被送到了雅各布醫院的停屍間,布朗克斯公共管理局暫時替她保管那筆錢財,等候州法院的裁決;她的公寓後來被整修一新,租金也提高了,現在住著一個波多黎各家庭。

這就是紐約城裡的真實生活。那裡每天都有250人死亡,每天都有無數活著的人在尋找出租房。這是一個巨大的、無情的、被分割的城市。在這裡,早報29版上登的是死人的照片,31版上登的是訂婚男女的照片,而頭版上卻滿是那些現在主宰著世界,盡情享受著奢華人生,但終有一天會出現在第29版上的人們的故事。

「先生,給點零錢吧!」

伸著手乞討的老人曾有過智慧的面容和明亮的藍眼睛。他現在怎麼了?他怎麼會流落到包厘街上?——這裡是紐約城裡唯一一個生活水平沒有提高的地方。

每天下午,你都會看到他和幾百個像他一樣的人站在酒館門外。他們滿臉鬍鬚,衣衫邋遢,一副落魄相。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看上去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尊嚴和希望。每到聖誕節,他們中有許多人會通過為美國志願者協會扮演街頭聖誕老人掙點兒錢。美國志願者協會是一個為他們提供住所和食品的組織。這個組織每天發給他們四美元,把他們送到市裡的繁華地帶,讓他們穿上聖誕老人的衣服,站在街頭拐角處搖鈴,用煙囪形狀的紅色箱子收取人們的捐款。第五大道和麥迪遜大道上,千百萬個採購聖誕禮物的人從這些聖誕老人身邊經過,卻從不知道華麗的外衣和假鬍鬚下的這些人都是些酗酒者。他們正努力改過自新,開始新的生活——也許脫下這身行頭後就開始。

這些在街頭扮演聖誕老人的人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去年,有一位洛克希德公司的工程師,因為酗酒丟掉了工作;還有一位是《電視船長》這部電視劇中的一個演員;還有一位是哈佛大學的教師。一天晚上,他抓到自己的妻子與別人通姦,開槍打死了他們,自己也進了監獄。出獄後,他沒找到工作,成了包厘街上的一名酒鬼。四年後的一天,他走進了志願者協會,尋求他們的幫助。

包厘街上的許多流浪漢都到類似的機構尋求幫助,但他們當中更多的人落到這種地步後,就一直過著這種生活,沒有其他地方可去。這些流浪漢中的一些人講,他們是自願流落到包厘街上的。一位長滿鬍鬚的快活老頭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他稱自己為「傻瓜——博學的流浪漢之王」。

幾乎每個夏日的夜晚,你都會看到「傻瓜」手裡拿著啤酒瓶,嘴裡冒著泡沫,在「山姆包厘傻瓜」酒館裡大聲喧嘩。他穿著四五件襯衣,粗布工作服下面是一件游泳衣,背包裡還捲著一件雨衣。他的許多襯衣上面都印有號碼或球隊名稱。

下午,他一般去科尼島游泳,曬太陽。在那裡,會有些意大利和猶太老太太給他一些三明治和水果。他夜裡在棧橋上睡覺;如果天太冷,他會花上70美分到包厘街上的廉價旅館過夜。

他是一位外表古怪但快活的老人,人們都願意邀請他共進晚餐,聽他說笑。到了夜晚,有些外籍軍團的士兵會邀請他參加通宵聚會,之後再塞給他幾美元的酬勞。由於遊客們都喜歡在「山姆包厘傻瓜」酒館與這位白鬍子老頭兒合影留念,酒館的老闆認為他是個招徠顧客的招牌,所以免費向他供應啤酒。

「畢竟,」他說,「我不是一個普通的流浪漢——我是一個古典的、充滿活力的、與眾不同的流浪漢。」

「傻瓜」的真名叫佛裡德利克·阿洛修斯·克拉克,1892年左右出生於麻省的普羅溫斯敦。他十幾歲就出海當水手,後來跟巡迴演藝班幹了幾年,先是打雜,然後當擲球表演的靶子,最後成了荒誕劇中扮演魔鬼的藝術家和「弗吉尼亞的八朵玫瑰」舞蹈團的業餘按摩師。

「傻瓜」結過三次婚,每次婚姻都很短暫,不幸福。他眨了一下眼說,還是不結婚的同居關係最好。當問到他是否有子女時,他的回答總是:「每當我從孤兒院經過時,我都會隔著牆往院內扔些硬幣,希望我的孩子能拾到。」

他幾乎與見過面的所有人交朋友,索要他們的家庭地址,並在晚飯時突然出現在他們的家中。就這樣靠著1914年參加墨西哥邊境爭端所得的微薄養老金,他努力過著自己所希望的最好生活。

「傻瓜」說,紐約是一個流浪漢的天堂,但他卻不願死在這裡,與那些無人認領的死人和窮人一起被埋在波特墓地——「那裡有能裝下150個松木箱子的大坑,每個大坑中只立一塊石頭,你連一塊屬於自己的墓碑都沒有。」

有時「傻瓜」會覺得特別孤獨、傷感,於是便在包厘街猛灌一通烈酒,然後號啕大哭。隨後幾個星期,他就在山姆酒館消失了。過後,人們會在臭水溝裡找到他,滿身泥土,鼻青臉腫。因為他一喝多就變得特別煩人,咒罵那些身材魁梧的人,結果總是被人家打成這個樣子。幾天之後,等他清醒過來,他又會變成從前的「傻瓜」——酒館裡那個快樂的喝著啤酒的聰明流浪漢;又會與別人勾臂搭背,大聲說笑,與顧客們合影留念,並告訴他們:「五年前我是個流浪漢,現在看我!」之後,在歌聲和頻頻的碰杯聲中,你會聽到他在叫喊:「我不是一個普通的流浪漢——我是一個古典的、充滿活力的……」

波特荒灘位於長島海域附近的哈特島上。海鷗在海島上飛翔,海水輕輕拍打著白色的沙灘。島上沒有一塊平整的土地,到處雜草叢生。島上寂靜無聲,偶爾能聽到的聲音,只有典獄長的汽車的啟動和熄滅聲,還有從城裡駛來的紅色大輪渡離靠岸時發出的汽笛聲,還有囚犯慢慢挪動腳步的聲音,以及他們用掃帚清掃人行道上的落葉時發出的沙沙聲。

哈特島的一端生活著大約1200名犯人,另一端就是波特墓地。墓地有33英畝,佔整個小島面積的三分之一。每週都有200具屍體及醫院拋棄的截肢裝在木箱中埋在這裡。渡船用八分鐘的時間駛過兩島中間的海峽。渡船一靠岸,25名犯人就會卸下這些木箱,挖掩埋木箱的深坑;每週二、四這兩天都要在每個坑裡埋入150個並排放置的棺材。然後在上面立一塊石頭,作為標誌。石頭上沒有死者的名字,只有一個數字。1868年,波特墓地被首次用於安葬無人認領的死屍。到目前為止,已有50萬具屍體被葬在這裡。典獄長辦公室的檔案櫃裡有這些死屍的名字。第一個被埋葬在波特墓地的人是路易沙·范·史萊克,他當時死在一家老人福利院,死後無人認領。

那些棺材在大坑裡一待就是15到20年,後來,由於需要更多的地方埋葬源源不斷地運來的新棺材,大坑又被重新挖開。這時,那些舊棺材已腐爛變質,不復存在。如果某具屍骨還沒有腐爛掉,犯人們就會把它收集起來,放到另一個松木箱子中,重新埋葬在那個大坑裡。這樣,那個大坑就有地方再裝下149個新棺材了。

就這樣年復一年,無人認領的死屍就這樣被埋葬在波特墓地。照小說家威廉·斯泰倫的話講,那些死者在地下也得不到安寧,他們要死上兩次,甚至三次。

這就是紐約城裡多年延續的做法。乞丐死後,他們的屍體被運到城市停屍所,等待認領。如果幾周之後無人認領的話,就被拉去埋葬。不是被葬在他們所選擇的城市裡,而是葬在這個遙遠的小島上。這樣,活著的人就沒有機會看到這些人的墳墓,也就不會產生什麼不快的想法。在離時報廣場30英里外的地方,他們變成了糞土,遠離川流不息的人群及那個女性按摩師;遠離手推車製造師、法庭旁聽迷、門童、侏儒摔跤手、有私人司機的司機、清潔女工、電話接線員、地鐵廣播員、影迷及那些愛喝啤酒的流浪漢;遠離那位經常說「要是人們能自己查一下電話該多好」的接線員;遠離那位不厭其煩地喊著「下車時請注意腳下」的地鐵廣播員;遠離那個驚喜地叫喊「嘿,你就是妮塔·納爾迪」的無聲電影迷;遠離那位到死都試圖讓除掘墓人外的所有人相信「我不是一個普通的流浪漢,我是一個古典的、充滿活力的、與眾不同的愛喝啤酒的流浪漢」的人。


[1] 邁克爾·托德(Mike Todd,1909—1958),美國戲劇、電影製作人,因《環遊地球八十天》獲第29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獎。他也是著名影星伊麗莎白·泰勒的第三任丈夫。

[2] 安東尼·羅卡(Antonino Rocca,1927—1977),意大利裔美國摔跤手,在摔跤迷中十分受歡迎。

[3] 克利奧帕特拉(Cleopatra,公元前69年—公元前30年),世稱「埃及艷後」,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

[4] 恩裡科·卡魯索(Enrico Caruso,1873—1921),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著名的男高音,被譽為「一代歌王」。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1839—1937),美國實業家、慈善家,因革新了石油工業和塑造了慈善事業的現代結構而聞名。1870年創立標準石油,在全盛裡斯壟斷了全美90%的石油市場,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億萬富翁與全球首富。阿諾德·羅特施泰因(Arnold Rothstein,1882—1928),美國著名商人、詐騙犯、賭徒,綽號「大腦」,是紐約猶太犯罪集團的頭目,曾組織參與了一系列賭球案,以操縱1919年美國世界職業棒球錦標賽最為有名。

[5] 妮塔·納爾迪(Nita Naldi,1894—1961),美國電影明星,主要活躍於默片時代,代表作有《化身博士》《十誡》等。

[6] 格特魯德·埃德爾(Gertrude Ederle,1905—2003),美國游泳運動員,奧運會冠軍,首位橫渡英吉利海峽的美國女性。

[7] 奧斯卡·奧德·麥金太爾(Oscar Odd McIntyre,1884—1938),紐約專欄作家,活躍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他的專欄《紐約日常》(「New York Day by Day」)曾在50餘家報紙雜誌上刊載。

[8] 凱瑟琳·康奈爾(Katherine Cornell,1893—1974),美國戲劇演員,作家、製作人,人稱「劇院第一夫人」。

[9] 布洛克·彭伯頓(Brock Pemberton,1885—1950),美國知名戲劇製作人、導演,托尼獎的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