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午，在紐約市一條大街的人行道上，人們都會看到一位衣衫襤褸的薩克斯手在演奏。他吹奏曲子時，兩頰鼓得像張滿的帆。他總吹那首《丹尼少年》[1]，吹得那樣淒厲、傷感，不一會兒，大半個街區的人都被感動了，紛紛從窗子裡伸出頭來，把硬幣拋向他腳下。一些硬幣滾落到停在路邊的汽車下，但大多數硬幣都落到了他伸出的手裡。
這位薩克斯手是一位街頭演奏家，名叫喬·蓋卜勒。30年來，他一直在紐約街頭演奏小夜曲，最多時一天能掙到100美元的硬幣，但也有被人潑冷水、被小孩或野狗追逐的時候。他的哥哥卡爾是位吉他手，有時也和他一起出來演出。卡爾身材瘦小，常常帶著一身酒氣。喬每天要走約20英里的路，一周七天都不休息。喬和卡爾在西城貧民窟裡長大，兩人都是只上到小學三年級就輟學了，喬後來還待過幾年感化院。不到十三四歲，他們就已浪跡於沙龍、舞廳，開始為人們演奏樂曲了。
「從那時起，我們一直在紐約城裡的各條街上演奏。卡爾把我們到過的街道都記了下來。這樣，一年裡我們就不會回到同一條街上。曼哈頓東城的人最慷慨大方，但那裡夏天行情不好，富人們都出去度假了。每次去西城波多黎各人居住區，我們都戴上草帽，演奏西班牙樂曲。第四十九街住著一位女士，每次我們演奏《愛爾蘭的微笑》這首曲子時，她都給五美元。」
「你們掙的錢都拿去幹什麼了？」有人問他們。
「花了。」喬回答說。
「你們想過沒有，放棄這種街頭演藝生活找份穩定工作？」
「我們會一直在街頭演奏，直到死的那天。」喬激動地說。
「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卡爾平靜地說。
紐約環衛局「胃口」最大的，要數唯一一輛「死馬運輸車」的那兩位司機了。
紐約城裡平均每週有四匹馬死掉。馬修·迪·安傑洛和菲利浦·托托裡奇的工作就是把它們的屍體運走，他們也運那些動物園、跑馬場或馬廄裡死掉動物的屍體。
迪·安傑洛和托托裡奇平均一年要處理掉200匹馬、50匹小馬駒、10頭羊、200頭公牛、10頭鹿、5隻猴子和1頭大象或猩猩。最近幾年裡，他們還曾被叫去從展望公園吊走一頭兩噸重的犀牛，從鮑厄裡海灣拖出一隻重達1000磅的海龜，從布朗克斯區公園大道和第一百五十街的交匯處拉走一條晚上被人遺棄在那裡的九英尺長的鯊魚。
「我們這差事同軍隊陣亡士兵登記的工作差不多，都是沒人願意幹的活兒。」托托裡奇解釋道。也許除托托裡奇和迪·安傑洛外，沒人願意幹這份工作。但他們倆卻樂意，他們覺得這份工作要比運垃圾有趣，比掃大街走的路少一些。
每天早晨，這兩位紐約動物亡靈的超度者都要趕往第二十二街環衛局附近的東南河70號碼頭邊，等候三聲鈴響。這鈴聲意味著紐約市的某個地方又有一隻動物死了。環衛局的一位職員會拿著地址下來找他們，然後，托托裡奇和迪·安傑洛跳上裝有鋼索和啟動手柄的汽車，駕車慢慢悠悠地駛向事發地點。
「我們必須在羊腐爛生蛆之前趕到那裡，」托托裡奇說，「死羊味兒特別難聞，比死馬的味兒難聞得多。看過死羊你就沒胃口了。晚上吃飯時，我寧願挨餓也不吃羊肉。」
他們把吊鉤套在死羊後腿上，把它拉到卡車上，駛往城外。到位於長島的凡·艾德斯坦動物處理場，他們要經過第五大道和公園大道。儘管車尾冒出的黑煙會讓街上行走的購物者掩面捂鼻，但沒有人注意這輛巨型的清潔車。
這些動物死屍都是紐約市送給凡·艾德斯坦動物處理場的禮物。獸皮可以利用之外，處理場還把死屍的骨頭加工成了膠和肥料，把軀體加工成雞飼料和寵物食品，甚至回收馬掌上的釘子。
儘管沒人能估算出一匹死馬的價值，可凡·艾德斯坦處理場的屠宰工認為，如果論塊比的話，一匹斃倒街頭的小商販馬車上的馬，遠比一匹貝爾蒙特純種賽馬價值高。「我們能從街頭小商販馬車上的一匹老馬身上得到更多的脂肪，從這些脂肪裡能提煉出更多的油脂；賽馬太瘦了。」凡·艾德斯坦公司的一位員工說。
在凡·艾德斯坦動物處理場卸掉東西後，迪·安傑洛和托托裡奇的卡車被噴上了一種有香水味的東西。他們倆深深地吸了一口這種氣味，臉上露著微笑，然後跳上卡車，身上帶著除臭劑推銷員身上特有的那種味道，開車返回70號碼頭。
1960年7月15日星期五，這是紐約城裡很平常的一天。這一天，中央公園新添了七塊嶄新的標誌牌，牌子上寫著「請勿亂扔垃圾」。約翰·T.傑克遜出任雷明頓·蘭德公司負責管理規劃的副總裁，照片被登在《紐約時報》的第26版；紐約希伯來人敬老院宣佈：棉花商所羅門·弗裡德曼把200萬美元的遺產捐贈給了他們；約翰廉價商店從路易絲·塞拉手裡租下了百老匯附近西城第二百三十一街184號的一幢大樓。因未經許可舉行罷工，第五大道巴士公司向麥克·J.奎爾所在的工會提出50萬美元索賠；上午11點15分，77歲的約瑟夫·J.馬裡南洛騎車到達時報廣場，他要了一杯番茄汁，說：「我騎著這輛自行車走了671英里」，令一位睡眼矇矓的服務員驚歎不已；西城第三十八街107至109號的一幢12層大廈內部發生了火災，有毒氣體穿透面罩致使20名消防隊員中毒昏迷；晚上8點，氣溫仍高達79華氏度；埃蓮諾·史泰博在路易松體育館演出《抒情詩人》，觀眾無不稱讚他的精湛演技；一位波蘭清潔女工在華爾街一幢大樓的第37層被電梯關了五分鐘。此外，快到午夜時，一輛載著一男一女的轎車在高速駛過蒂芙尼大街時，一頭扎進了40英尺深的東河。直到7月16日（星期六）深夜，經過一天的反覆尋找，一位敦實的深水潛水員才在河底淤泥中找到了兩人的屍體。他用鉤子鉤住汽車後保險槓，讓岸上的人們把汽車吊出水面。直到這時，人們才再次見到這兩個人。
潛水員巴內·斯威尼真是一個說不盡的人物，他是紐約最棒的落水物品打撈員。25年來，他一直在紐約的深水中摸索，尋找死屍、武器、鑽戒，甚至還找到了一位船長的假牙。他曾受雇打開布朗克斯公園湖中的排水管道，燒掉纏繞在輪船螺旋槳上的纜繩，尋找從碼頭落入水中的貨物。他所看到的紐約，不是一座到處是摩天大樓的城市，而是在自由女神像下深50英尺，在地獄之門[2]橋下深90英尺，在喬治·華盛頓橋下深180英尺的渾濁、冰冷的水下世界。
在巴內·斯威尼通往水下世界的道路上，到處是掛滿籐壺的汽車、腐蝕生銹的摩托車和被人遺棄的輪胎。布朗克斯海軍造船場的河底有一架沉沒的飛機；地獄之門橋底下的河裡沉著一條陸軍工程船，上面還有兩具骷髏；布朗克斯區第五十七街附近的紐約灣中沉著一塊價值6000美元的不銹鋼錠；謝爾特艾蘭附近的河底沉有一個價值2.5萬美元的鑽石戒指。巴內·斯威尼花了一周的時間尋找這枚鑽戒，但卻沒有任何結果，只好被迫放棄打撈行動。在打撈那塊不銹鋼錠時，他怎麼也無法靠前，把鉤子掛上去，每次接近它時，它就沉入爛泥，而且越陷越深。「有的東西潛水員一碰就往下沉，我們用一句話形容這種情況，」巴內說，「這些東西都『到中國去了』。」
巴內眼裡的紐約是到處是爛泥的河床，而且那些爛泥常常漫過他的膝蓋。在水下時，他幾乎看不到前方一英尺遠的東西。當拖船從頭頂駛過時，河底沉垢被攪起，巴內的眼前就會一片漆黑，不得不摸索前進。儘管如此，他對人們的某些行為還是有比較深刻的瞭解，尤其是人們在水下的死亡方式。
據警察調查，那個從蒂芙尼大街碼頭開車投河的男人是要以死來報復他的妻子。巴內講述說：「走近這兩具屍體時，我發現，就在落水前的一剎那，那個男的改變了主意，不想投河自殺了。你可以看到，他在不顧一切地想從車子裡爬出。我注意到，碼頭邊有剎車痕跡，而且他的半個身子已爬出車外。」
與大多數沉到水底時的汽車一樣，那輛轎車也是頂朝下翻著。據巴內講，汽車沉到水底時，之所以頂朝下翻著，是因為沉重的發動機會把汽車頭部先拖到水底；車到水底時，慣性衝力會讓車翻過來，使它頂朝下沉在水底。7月16日晚上，在離蒂芙尼大街不遠的水下同一地點，還有四輛小轎車頂朝下躺在那裡，從車身上面纏著的籐壺的數量可以推斷，它們沉在那兒至少已有八個月了。「我猜蒂芙尼大街附近的這個地方，一定有保險公司。人們總是先把他們的汽車從那兒推到河裡，然後到保險公司去領取保險金。」巴內說。
巴內·斯威尼今年48歲，全副武裝時體重400磅，不穿潛水服時225磅。一般來講，他向顧客收取一天125美元的勞務費，有時也會按打撈上來的物品價值的百分比收費，或按與顧客商量好的「雙倍或分文不取」方式收費。也就是說，如果找到遺失物品，顧客得付他雙倍工資，即每天250美元；如果找不到，就不用付錢。他一年平均工作150天，主要是為警察局、港監局、碼頭裝卸公司或私人工作。他為一位女士找回了從漁船上掉到河裡的一枚價值2萬美元的鑽戒（他收了1000美元）；為裝卸公司找回了幾噸的硫礦石（這些硫礦石是從撞上混凝土碼頭的一條駁船上落入水中的）；還為一位跳水者找回了遺失的假牙。據說這個落入東河的上牙盤價值165美元，巴內為他找了回來，卻分文未取。
由於水下極其冰冷，巴內幹活時特別耗費體力，每天在水下只能待大約一個半小時。他從一條小船上入水下潛，船上有兩個船員看管通氣管。除了泥鰍和骯髒的魚外，巴內所工作的水下紐約幾乎沒什麼生命存在。他通過連接潛水員與水面保障員的對講機，與他的兒子傑克說話。傑克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常來幫他，就像巴內當初常常給他父親做助手一樣。「我父親死於一次潛水事故，心臟病發作。」巴內說，「他本來身體很棒，那麼大歲數照樣下水。我們最後一次把他拉上來時，他已72歲了。」
巴內對傑克能否繼承家族傳統不抱什麼希望。「我不打算送傑克到潛水學校去學潛水。」巴內說。去年夏天，傑克找了兩份兼職，一份是給父親當幫手，一份是在大通曼哈頓銀行[3]做職員。有一天，一群正在大樓工地地基上幹活的工人把一個昂貴的鑽頭掉到了一個寬30英尺、深十英尺的洞裡，他們來找巴內·斯威尼幫忙。巴內太胖了，幹不了這活兒（巴內每天喝八瓶黑啤；用他的話講，啤酒冬天御寒，夏天解暑），而年輕的傑克又太沒經驗，就這樣，他們不得不從巴內競爭對手的公司僱用一位瘦小的潛水員找回這個鑽頭。這是斯威尼家族在紐約城裡少有的幾次沒能實現承諾的時候——他們的承諾是：「拾您所失。」
戴維·阿莫曼是紐約最好的手推車製造匠，他身材短小圓胖，終日待在下東城一間陰暗的地下室裡幹活。他已故的父親和爺爺也都是手推車製造匠，他們精湛的手藝為家族在最挑剔的撿荒者、水果販和熱狗販中贏得令人尊敬的地位。
「我爺爺萊尼在俄國時就開始做木軸手推車了。」阿莫曼先生說，「後來我父親麥克斯在休斯頓大街193號的一間地下室裡做手推車，路過那裡的人們經常說：『嘿，麥克斯，你什麼時候才從地下室裡出來？』我父親的回答總是：『這裡是我開始幹活的地方，也是我一輩子要待的地方。』我父親特別要強，不允許一件殘次品從我們家出去。」在東城第十一街541號他家的地下室裡，阿莫曼靠在一台手推車上，繼續說道，「我和哥哥活幹得不好時，他就會對我媽媽大發脾氣。他總是喊：『再釘一個釘子。』我會對他說：『放心吧，老爸，這些手推車會比你長壽。』」
阿莫曼先生停頓了一下，語氣略帶傷感，但又富有戲劇性地說：「即使你今天走在布利克街上，也會看到有人推著我父親40年前做的手推車——它們至今仍然完好無損。而且，無論你到C大道，甚至到布魯克林的一些大街，都會看到我父親的傑作——它們仍然完好無損地被使用著。」
他說，他製造的手推車至少可以使用40年。幾代小商販都曾依靠這些手推車在大街上兜售商品，養家餬口，度過了生命中的那些艱苦歲月。平常他要花上兩周時間才能做好一輛手推車——自己製作山核桃木車輪。他製作的手推車價格不一。裝備齊全的熱狗車賣350美元，水果車125美元，垃圾車105美元，蔬菜車75美元。
「大蕭條時期我父親做的手推車每台才賣12美元，」阿莫曼先生說，「那時紐約城裡約有8000輛手推車。拉瓜迪亞[4]市長離任後，市政府給小商販們頒發了執照，而且不讓車停在一個地方，必須流動。由於沒有幾個人能推著手推車從早晨7點堅持到晚上6點叫賣不止，許多人乾脆放棄了這種街頭小販兒的買賣，改做別的行當了。」
阿莫曼先生靠這門手藝並沒能掙到很多錢，但像他的先輩一樣，他為能製造出城裡最好的手推車而感到自豪。他唯一的遺憾是，他的兒子們對製造手推車這一傳統行當根本沒有興趣。對此，他只好聽之任之。
在紐約的某些地方，吸一口空氣差不多就值一美元，當時一平方英尺的土地能賣到700美元，而一個位於第三十四街的熱狗攤用100萬美元都買不到。在紐約，有些旅館似乎並不像其他旅館那樣現代，卻更值錢。事實上，在城裡的不同地方，都有一些被房地產商們視為價值連城的旅館、寫字樓、地皮和空間——並不是大家都這樣認為，而是因為華爾街上有那麼一位矯健的小老頭兒說它們值這麼多錢。
這位小老頭兒就是高登·I.凱樂。在評估地皮、空間或建築，尤其是高層建築方面，他被大多數房地產商和投機商視為最具權威的人士。他真正的職業是摩天大樓估價師。那些銀行家、建築商和保險人員付他一小筆錢，雇他站在路邊人行道上觀察摩天大樓。他常常被人們錯當成遊客，但他總能以一種當鋪掌櫃所特有的敏銳眼力，給大樓評估出價值。據威廉·澤肯多夫講：「凱樂的評估從來沒有錯過。」
凱樂先生在最近的一次權威性評估報告中宣佈，計劃於1962年在大中央車站修建的59層高的泛美大廈的價值將是102層高的帝國大廈的兩倍多——他在1951年給帝國大廈評定的價值是4500萬美元。他只用了一個週末的時間研究泛美大廈的數據和平面圖就得出了上述結論，並據此向業主埃德溫·S.沃爾夫森及他的幾位美國合夥人收取了5萬美元的佣金。凱樂做出這一評估靠的是他40年的經驗。40年來，他一直兢兢業業，從未因自己的任何失誤動搖人們對他那一向正確的判斷力的信心。
其實幹這一行當的估價師也根本承擔不起誤評的後果。銀行保險公司在進行房地產買賣和抵押時，全依靠他們給房地產的價值做出準確的評估。紐約所有的大銀行和保險公司都聘用凱樂先生給它們做評估。根據他的評估，它們向一位顧客貸出了高達6000萬美元的貸款。據說曼哈頓20層以上的大樓中有70%都是由凱樂做的估價，它們包括帝國大廈、克萊斯勒大廈，幾十座寫字樓、旅館，以及像卡內基大廈、布魯克林的布什碼頭、薩克斯第五大道、大都會俱樂部、格羅辛格大廈、紐約證交所、克利夫蘭電焊廠、尼克伯克村，還有已故的威廉·伍德沃德在巴爾迪摩附近的布萊爾種馬場等各種各樣的房地產。
早年他在紐約給收租人當跑腿兒，後來又做房地產中介，直至最後成為克魯克香克公司總裁和紐約房地產委員會主席，所有這一切都為63歲的高登·I.（吉米）凱樂積累了房地產方面的豐富經驗，並使他可以自豪地宣佈：「我對曼哈頓的每一英尺土地都瞭如指掌，無論你說到哪個街區，我都能告訴你那裡有哪些建築。」
凱樂還知道十年前每英尺土地的價值和十年後每英尺土地的價值。他知道，第五大道的一座寫字樓四周的空氣和陽光也都被投了保，因為業主每年花3.5萬美元買下了旁邊一座建築頂上的「空氣使用權」，這就保證在這座低樓的位置上不能再建任何遮擋視野和光線的摩天大樓——租房者都情願為這種開擴的視野和充足的陽光付大價錢。他知道，華爾街1號的地皮，即現在歐文信託公司的位置，曾以每平方英尺700美元的高價出售，他說這是曼哈頓最值錢的地產。他還說，曼哈頓最繁忙的街角是第三十四街與百老匯大道交匯處的尼迪克快餐店所在的那個地方——那裡每天有30萬人經過。
手頭擁有了這些數據，腦子裡又裝著豐富的房地產知識，儘管泛美大廈還沒有建成，凱樂先生就已能評估出它的價值了。這座大樓平面圖顯示，泛美大廈擁有紐約市最大的可出租面積——2400萬平方英尺，有70部直梯、21部扶梯，以及供5000人工作的地方。由於他曾經給大中央地區的街區做過多次評估，對他來講，給這座還未建成的摩天大樓估價是件十分簡單的事情。
不過，為已建成的大廈進行評估時，凱樂先生總是從房頂走到地下室，上上下下認真地看一遍。從行動和外表來看，他很像一個大廈驗收員。他身材短小，走路時雙肩向後，下顎突出，永遠緊鎖眉頭。他的鼻子像一件曲線優美的儀器，隨時準備嗅出任何問題。他那雙淡藍色的眼睛，在勘測一座摩天大樓時，都是按順時針方向轉個不停。他工作方式直截了當，言語不多，但切中要害。
一次，他站在曼哈頓中部的一家酒店的主宴會廳，向酒店經理問道：「這個宴會廳能放多少座位？」
「244個。」這位經理回答道。
「由鐵路系統供暖？」
「是的，蒸汽供暖。」
「我想看看客房。」凱樂先生說。
「好的，先生。」
「你們這兒連自動扶梯都沒有嗎？」凱樂先生在直梯裡問道。
「沒有，先生。」這位經理說著，把他領到一間客房。
「這是最便宜的嗎？」
「是的。」
「人們都不喜歡嗎？」凱樂問道。
「是的，先生，不知為什麼。」經理回答。
「采光不好。」凱樂回答。
經理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凱樂認真地記下了這些。
「你們這兒住得滿嗎？」凱樂問道。
「我們現在的入住率是78%，」這位經理說，「夏天的入住率只有55%或60%。」
凱樂的眼睛掃過傢俱，觀察窗外，查看浴室的瓷磚貼面，後來目光落到了地板上。
「所有的地毯都是這樣的嗎？」他挑起眼角問道。
「我敢肯定，並非如此。」這位經理回答道。
從房間出來時，凱樂伸手沿著牆壁摸了一下，看牆上貼的壁紙是廉價還是昂貴。然後他們又進了1701房間。
「房間還很新，卻沒有電視。」凱樂說。
「這是每天八美元的單人間。」經理回答道。
「該刷刷漆了。」凱樂說。
「房間裡的櫃子很不錯。」經理說。
接著凱樂又做了些筆記，然後用手指摸了一下門後，看有沒有灰塵。與酒店經理道別才過五分鐘，凱樂就爬上樓頂去查看，然後又與那些電梯司機聊天。那些電梯司機是很好的信息來源，尤其是在他給公寓樓或寫字樓做評估時。電梯司機對各種最新傳言，比如說有多少房間空著，房客是否是有錢人，管理員是否認真負責，以及他們所能聽到的其他信息都瞭如指掌，因為人們談論這些事兒時都不避諱他們。
在樓頂上，凱樂認真檢驗油氈、防雨板、砌牆，用手指甲戳磚間灰縫，看灰漿硬度夠不夠，是否磨損，是否防水。「如果漏雨，」他說，「住戶肯定會經常找麻煩的。」接著，他又檢查了樓頂的空調系統。他用拳頭敲打，並做了許多記錄。
「親自檢查這些大樓是非常重要的。」他說，「這會形成一些直觀印象，能發現大樓的缺點及潛在的不利因素；先由業主或管理者陪同到樓內各個地方轉轉，然後再一個人四處看看。
「業主們通常領我把整個地方轉一遍，但他們太急於討好我了。一旦發現他們向我隱瞞了不利於他們的某些情況，我就會更加仔細地進行調查，更加認真地查看大樓的各個方面。當然，有時候他們向我提供的物業管理費或租金收入不正確，或是在數字前面加上了『估計』二字。『估計』根本不能說明什麼問題。我對空間的價值瞭如指掌。」他還強調說，「我還瞭解每個地方的租金水平。」
凱樂離開樓頂，開始下樓。途中他還親自查看了每個房間和辦公室。他越往下走，樓層就越不值錢；高樓的較高樓層，有時每平方英尺值6.5美元，一般總比底下的樓層貴，因為高處的空氣和采光都會好一些。
「現在人人都願意買陽光充足、空氣好的房子。」凱樂先生講道。
兩小時後，他到了地下室。在大樓管理員嚴厲目光的監視下，他檢查了管道和供暖系統。等完成這一切之後，他再次站在了大街上。他穿過公園大道——這裡的租金每平方英尺200至250美元，然後走到第五大道——這裡的租金每平方英尺300美元。他說第五大道的價值要比公園大道高，因為公園大道下的地鐵軌道佔去了地下室空間，而且在公園大道上的許多公寓裡常常會聽到大中央車站火車的隆隆聲。
一小時後，凱樂先生回到他位於華爾街48號的辦公室，開始認真研究桌上的那些數據圖表。此刻電話鈴響個不停。有長途，有市話，都是銀行家和大樓業主找凱樂先生去看這個大樓，評那個建築的。此時，威廉·澤肯多夫正在韋布-納普大廈舒適的頂層辦公室裡對他的秘書大喊大叫，讓他馬上接通凱樂的電話。華爾街的接線員說：
「凱樂先生電話占線。」
「時間長嗎？」澤肯多夫問道。
「不知道。」接線員答道。
「問他一下還要用多長時間。」澤肯多夫說。
一分鐘後，凱樂先生的電話接通了。
「你好！」
「是吉米嗎？」
「是的，比爾。」
「你今天的腦子什麼樣？」
「一天不如一天了，比爾。」
「那麼，吉米，你一定在報紙上看到了阿斯特酒店的事……我想請你到那兒看看……」
「比爾，我非常願意效勞，但我明天約了幾位房地產商……」
「讓他們見鬼去吧！」澤肯多夫說。
「只能等我處理完再去了。」凱樂毫不讓步地說。
「好吧，你這個傢伙！」澤肯多夫的語氣開始緩和下來。
「你明天在嗎？」
「為什麼不呢？」澤肯多夫說。
「明天見。」凱樂說。
（掛斷電話）
凱樂與房地產大亨們的對話一般都像這樣，非常隨便。一旦凱樂公佈了他的評估數據，他們一般都不會對他提出質疑。儘管偶爾會有一兩個人抱怨，樓價不止如此（尤其是在他們出手時），或樓價不值（在他們想買樓時），但是凱樂從不會讓步。「幹這行就不能有功利想法，」他說，「你不能按別人要求你的那樣去做，我能為我所簽字的所有評估報告提供依據，對我所做出的每一項估價我都願意出庭做證。」
凱樂先生對房地產的敏銳判斷，很大部分是來自他過去做收租人的經歷。退伍後不久，以及從位於康涅狄格州米德爾敦市的衛斯理大學畢業後，他一直在幹這項工作。他先是給聯合雪茄公司收租——那是當時紐約城裡最大的房地產商。「他們擁有城裡許多好位置的房產，」凱樂回憶道，「有兩年多的時間我都是在黑暗的出租房和滿是塵土的閣樓間裡爬上爬下，兜裡裝滿收來的租金。付最低租金的人們常常把錢藏在牛奶瓶裡。有一次，當我從一個發怒的房客那兒收完房租下樓時，他還踢了我一腳。這件事讓我永生難忘，我那時還是個孩子。但是，那些年的生活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我毫無意識的情況下，它教我懂得了空間的價值。」
1921年，他放棄了收租工作，自己開了一家經營全面業務的房地產中介與評估公司。30年代初，他受雇於紐約州銀行監管局，為全州銀行持有的房地產進行評估。1936年，他加盟克魯克香克公司，兩年後當上了這家公司的總裁。他為摩天大樓估價時收費不等，每幢樓收費一般在1.5萬至2萬美元之間，勘查評估時間通常不會超過一周。1951年，在帝國大廈出售之前，他花了兩周的時間，從頭到腳對這座大廈進行了勘查，收取了2.5萬美元的費用。他為泛美大廈進行估價所收到的5萬美元評估費被認為是估價界最高的收費；這個評估價格之所以更讓人吃驚，是因為在他估價時，大樓還根本沒有建成。
凱樂先生吸了一口手裡的煙頭，說道：「我從事的是一種高度專業化、收入頗豐的職業。」
一位胖女人，一手拎著梅西百貨的購物袋，一手領著她的兒子，站在尼迪克快餐店櫃檯前，不耐煩地等著。她低頭看著兒子，問道：「馬文，想吃什麼？」
「漢堡。」兒子回答道。
「吃熱狗吧。」母親說。
「我要漢堡。」兒子叫喊著。
砰，她用錢包扇了兒子的頭一下，兒子大哭。母親又說道：「就吃熱狗。」
馬文只能吃熱狗了。
尼迪克快餐店裡的顧客並沒人注意到這件事，他們都在忙著往嘴裡塞東西；再者，這類事情在第三十四街與百老匯大街交匯處的尼迪克快餐店每天都發生——這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熱狗店。
正如凱樂先生所指出的，每天有30萬人從這個街角經過，其中有8000人在尼迪克快餐店中逗留四分鐘，平均每日吃掉700個漢堡，5000個熱狗，喝掉1000杯咖啡和5500杯橙汁。尼迪克快餐店的營業面積只有1000平方英尺，正好擠在R.H.梅西百貨的一角。「我們經常說梅西百貨在尼迪克的隔壁。」尼迪克的總裁路易斯·H.菲利普講道。
從1947年起，這個熱狗店就在那個街角營業，出售十美分的橙汁、20美分的熱狗和40美分的漢堡。這個店每年的總收入估計有40萬美元。從早到晚，收銀機響個不停，法蘭克福香腸在烤肉機上滾動，橙汁不停地流入杯中，空氣中瀰漫著烤豬肉的味道，到處都是嘈雜緊張的氣氛，耳邊還不時傳來顧客與店員間短促的對話。
「小姐，要什麼？」女服務員問道。
「漢堡。」顧客說。
「漢堡！」女服務員對廚師喊道。
「好了！」廚師向女服務員喊道。
「杯子！」洗碗工對女服務員喊道。
與這家店相比，尼迪克的其他84家連鎖店——其中有59家在曼哈頓——的生意就顯得清淡多了。
「我們必須讓第三十四街尼迪克快餐店的客人在四分鐘之內用完餐，否則我們就得賠錢，」菲利普先生說。他是從櫃檯職員一直幹到總裁這個位置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沒有凳子的原因。假如我們店裡有了凳子，顧客就會在這裡耽擱較長的時間，或抽支煙。夏天早上10點半，我們停止供應咖啡，因為顧客喝咖啡占的時間太長。有一位經理曾提出在菜單中加入水果沙拉和奶酪三明治，可是這樣的話，顧客得用14分鐘才能把它們吃完，時間太長了，太長了，我否定了這個建議。」
據估計，如果顧客在第三十四街的尼迪克快餐店中抽一隻煙，快餐店會損失約兩塊的營業收入。尼迪克每年要為這個街角小快餐店付9.5萬美元的租金，再加上員工工資和其他開銷，它每天必須賣出幾千隻熱狗和上千杯橙汁，收支才能持平。所有這些食品都要通過一個61英尺長的櫃檯出售，而且最多只能同時接待32位顧客。櫃檯後面，尼迪克的26位職工挨得緊緊地站立著，收錢，翻動漢堡，出熱狗，把橙汁倒入冷凝器——這種人人皆知的飲料是由20%的橙汁加水、檸檬和糖製成的。
菲利普先生每隔一會兒就視察一下員工們的工作。他被同行視為快餐業的佼佼者。他隨時準備向他的朋友遞上一張促銷卡片，卡片上面寫著：「一根法蘭克福腸，一杯飲料。（免費）——L.H.菲利普。」
「所有員工都知道我是從一個每週只掙18美元的烤熱狗的店員幹起來的，」菲利普先生抽著雪茄說道，「當時我在第二十七街與百老匯大街交匯處的街角烤熱狗，經歷過許多磨難。我沒有親人，沒有朋友，什麼都沒有，處處小心謹慎行事。就尼迪克如何提高服務速度，我提出了許多建議。例如，我想出了用兩夸脫容器裝濃縮橙汁的主意——這樣我們就不用錫皮罐了，既解決了儲存問題，又可避免員工開罐時割破手指。我還想出了用紙盒裝熱狗的主意，還有許多其他主意——現在一下子想不起來了。我要告訴你的是，如果我在15或20年前就當上這裡的總裁的話，那麼今天紐約就不會有像『果仁餅』這樣的快餐店了。」
大多數搞快餐業的人沒有注意到，這家尼迪克熱狗店實際上佔據的是一幢古老、狹長的五層大樓。尼迪克熱狗店只啟用了其中的兩層——二層是員工更衣室和經理托馬斯·F.麥吉的小辦公室，上面三層完全空著，沒有使用。這幢樓一直是史密斯家族與斯特勞斯家族爭奪的焦點。史密斯家族擁有這幢大樓，並把它租給了尼迪克快餐店；而斯特勞斯家族是梅西百貨的擁有者。這兩大家族的矛盾可以追溯到兩個世紀前，當時，雜貨商羅伯林·S.史密斯在西城第十四街梅西百貨旁邊開了一家百貨店。那時兩家商店間的競爭沒什麼規矩可言；史密斯有時會在店門上掛個牌子，上面寫著「附樓」或「正門」之類的字，結果許多本想去梅西百貨的顧客就被誤導到了史密斯公司。
當梅西百貨決定遷址到市中心的第三十四街時，史密斯先生以及其他第十四街的商人們都認識到，這個地方的許多客流要被帶走。此時，梅西公司正在暗地買下第三十四街街區的臨街鋪面的全部地皮，準備建造一座超級商城。然而，梅西公司卻漏掉了一個地方，那就是街角的那小塊地方。那塊地的所有者阿爾弗雷德·杜安·潘爾神父當時正在西班牙旅行，回國前他拒絕了梅西公司25萬美元的出價。他一回到美國，史密斯先生就找到了他，出價37.5萬美元購買那塊街角地皮。對史密斯先生這樣做的確切動機現在仍有爭議——梅西百貨認為這是一個惡意行為；而史密斯先生的繼承人卻說，這完全是一種緊跟潮流的做法。最終潘爾神父接受了史密斯先生37.5萬美元的出價，而斯特勞斯家族則不願出這個價格。斯特勞斯家族開始在這小塊地的四周建造一座大型商城。史密斯先生買到的那塊地太小了，根本無法建一座紡織品商店。所以他把這座曾屬於潘爾神父的樓房租給了各種各樣的房客。1947年，尼迪克快餐公司看中了這個地方，把一樓改裝成了一個非常賺錢的快餐店。
除了向尼迪克快餐公司收取店面租金外，由於梅西百貨的巨型廣告牌佔用了這幢五層樓的上面三層，因此，史密斯先生的繼承人還可以從梅西百貨那裡收取一筆數目不小的費用。
「我們從那塊地上掙了錢，」史密斯家族公司的總會計師羅伯特·史密斯·凱力普說，「它仍然是我們祖父的一塊豐碑。同時，我一直在想，將來某天我們或許會把上面那個巨型廣告牌租給金貝爾斯百貨。」他繼續說著，臉上露出要傳承史密斯-斯特勞斯家族「友誼」的狡黠微笑，「所以，如果哪天你抬頭望去，看到那兒有一塊金貝爾斯百貨的招牌，千萬別吃驚。」
每天清晨，一位身材弱小、繫著蝴蝶領結的紳士匆匆趕往城市的貨場。他眉頭緊鎖，用一種吹毛求疵的品茶家所特有的感覺，去嗅聞一車車的乾草，一聞就是幾個小時。約翰·穆拉爾漢被譽為美國頂級的馬草料鑒賞家。最奇怪的是，他在第四十二街中心地帶賣了45年乾草，而鄰居們對此卻幾乎一無所知。
令穆拉爾漢先生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有人會認為草料商住在麥迪遜大街是件怪事兒。「我的辦公室在第四十二街和麥迪遜大街的交匯處，因為那裡交通方便。」他說，「你看，從這兒我可以很容易地乘火車、地鐵或出租車，到布魯克林、哈德孫河邊碼頭以及任何一個用駁船或火車可以運來乾草的地方。」
乾草運到時，穆拉爾漢先生湊上前去，嗅聞草味。「用不著打開車門，我就能知道裡面草料的好壞。」他說。他每週從密歇根、俄亥俄和上紐約進約500噸的乾草，在對這些乾草嗅聞認可之後，再賣給紐約及全國的零售商，之後，這些乾草被買去餵那些賽馬、警用馬及各種各樣的種馬。
穆拉爾漢先生的父親早年就賣草料給布朗克斯的養馬者。事實上，1923年的紐約城有28位草料商，他們都屬於全國草料商協會，現在就只剩下穆拉爾漢先生一個人了。在他位於東城第四十二街50號的辦公室裡，他的手邊一直保存著一袋發臭的乾草；他每天都要聞一下這袋草所散發的難聞氣味，使自己的鼻子能夠分辨出臭乾草的味道。有客人來訪時，他也會讓客人聞一聞這袋草，彷彿是一種招待禮節。當你在這種味道下掩鼻退縮時，他就會長篇大論地抨擊那些生產這種「垃圾」草料的農場主——他的嗓門和麥迪遜大街上其他任何推銷員的大嗓門沒什麼兩樣。
在紐約，有相當數目的人都文過身。文身師是一些歷史久遠的藝人，他們對人的興趣可能只有皮膚那麼淺，但他們的作品卻通常和人的生命一樣長。紐約有六七位職業文身師。從考帕卡巴那合唱隊到紐約網球俱樂部浴室，到處都可以看到他們的大作。
斯坦利·莫斯科維茲，這位全國知名的文身師，是包厘街的一個文身師世家的後代。據他估計，紐約文身的人有30萬。如此眾多的顧客，使紐約市的那六七個職業文身師一年四季都忙碌在街頭、小巷和河邊。
文身院裡常見的顧客是那些18到25歲、身體健壯、願意花錢讓電動文身機在身上刺上十分鐘的年輕人。電動文身機有八個小針，每分鐘刺3000次，花費三至五美元。它的聲音像牙醫用的牙鑽所發出的聲音，外形像鋼筆，文身時浸在水中。有色墨水沉澱在皮下約1/64英吋處。文身的感覺因人而異，有人覺得「像蚊蟲叮咬一樣」，有人覺得「像受酷刑似的」。男人大多喜歡在胸上或臂上文身。海員們喜歡文些錨、帆船、女友的名字及半裸女人像；士兵們喜歡文美國國旗、鷹、黑豹、番號、女友的名字及半裸的女人等。
人們為什麼喜歡文身，這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心理學家對此有不同說法。有的說純粹是為了裝飾，有的說純粹是出於性需要，還有的說是某些人偏愛原始圖案。有的男孩文身是為了顯示男子漢氣概；有的女孩文身是為了反叛傳統的淑女形象，就像日本北部阿伊努部落的婦女曾文上假鬍鬚一樣。有的人文身是出於實用，用來遮蔽傷疤、胎記等；還有的人文上血型或社會保險號碼。有的人承認，他們文身，要麼是一時逞強，要麼是團伙要求；還有人是為了證明他們能忍受痛苦，或是因為家長明令禁止而故意為之。
當前，紐約城裡文身族的偶像是迪克·海蘭和傑克·達拉古拉。迪克·海蘭的臉上、掌上和嘴唇內側都文滿了星星；傑克·達拉古拉的前額上文有一個展翅的雄鷹，雙頰文有飛鷹，眼耳鼻四周到處文滿星星。
傑克·達拉古拉小時候就夢想長大後能成為一幅馬賽克畫。他接受過244次文身。他說：「人們都認為我瘋了，但我並不為文身而感到羞恥。我走過大街時，有人會大聲尖叫，問我：『你為什麼這樣做？』我告訴他們：『我想成為世界上最漂亮的文身人。』人們都覺得我瘋了。」
剛過凌晨2點，一列陰森的地鐵列車慢慢地駛入大中央車站的地鐵站。車的座位上和過道中空無一人，燈光像東城高級俱樂部那樣昏暗。這是一列垃圾車，這列平板車上坐著30名午夜後乘車駛過黑暗隧道清理各種垃圾的清運工中的六名。
每天夜裡，在車輪碾過成千上萬個拋棄在鐵軌上的空可樂杯和無數的糖紙時，垃圾清運工把從垃圾筒裡收來的八噸垃圾倒到七節垃圾車上。
這些清運工到每個垃圾點收垃圾需要五分鐘。有時花的時間多些，因為總有強行上車的醉鬼，清運工不得不費力地把他們推下去。那些醉鬼搖搖擺擺地離開列車，靠在自動口香糖售貨機上。列車慢慢地駛去，空飲料罐的碰撞聲迴盪在寂靜的隧道中。
「我們一年四季都得清理站台地板上的口香糖，」一位清潔工人說，「口香糖全粘在站台地面上了。夏天我們從車站的冷飲亭附近能拾到許多喝了半杯的橙汁杯，冬天我們拾到更多的是可樂杯。女人們常把面巾紙扔在地鐵座椅後，以為沒人會注意到。兩年前我們還在西城第七十六街發現了一具人體骷髏，沒人知道它是怎麼到那兒的。」
雖然許多垃圾工人都是合格的列車售票員，但他們都說自己更喜歡與之整夜相伴的垃圾車。「我們喜歡垃圾勝過喜歡人。」他們當中的一位解釋道。
一天早晨，在埃塞爾·巴裡莫大劇院，四位頭髮花白的女清潔工像稻田里幹活的農婦一樣，彎腰擦拭著那些票價六塊九的座椅。這時，喬·梅爾齊納急促的腳步聲出現了，他等著大幕拉起後觀看百老匯最鮮為人知的演出——燈光排練。
作為著名的舞台布景設計師和燈光專家，梅爾齊納先生在沒有觀眾的精綵排練中扮演主角。此時演員們還沒來，他們可能還在睡覺，因為太早了，才上午11點。他的觀眾除那四個清潔女工外，只有舞台雜務和電氣師。在他們中間，梅爾齊納先生顯得特別突出，因為他是唯一系領帶的人。
「打擾了，各位女士。」梅爾齊納脫掉大衣，坐在第十四排的座位上說，「我們現在要關掉燈了。」
「噢，沒什麼。」其中一位回答道。女清潔工們停下手裡的活，慢慢地走到前排，坐在鋪著地毯的台階上，一邊聊天，一邊觀看。燈光熄滅後，大幕拉起，表演開始了。
藍光、綠光和溫暖的黃光從不同角度射向舞台。整個景物都籠罩在一種藍色的背景之中，光線朦朧地照射到梅爾齊納設計的那間寄宿公寓；接著，慢慢地，一束暖光緩緩地射向一間擺著桌椅的房間，最後聚焦在桌上零亂堆放的書籍上。
在一個十瓦的檯燈下，隱約能看到梅爾齊納的面孔。檯燈插在他面前的一個移動桌子上。桌上有一個箱形的雙向對話器，這樣梅爾齊納可以和總電氣師喬治·哥哈特通話。喬治被圍在後台照明設備、梯子及各種複雜纏繞的電纜中，控制著數不清的燈光開關。
當燈光射向寄宿公寓時，梅爾齊納瞇著眼睛看了一會兒，然後語氣平和地說：「不太好，喬治，再試一遍吧！」
喬治說：「沒問題。」大幕又落了下來，第一幕的燈光又走了兩遍、三遍……直到梅爾齊納滿意。燈光綵排一幕幕地繼續，直到整劇完成。沒有演員的表演，沒有音樂的伴奏，也沒有觀眾的掌聲，只有燈光在舞台上來回跳動。燈光綵排整整持續了三個小時，直到一切都完美無誤為止。
再過24小時，就是這場戲的首演之夜了，也是梅爾齊納和大多數受雇佈置場景和燈光的木匠及舞台技師辛勤勞動告一段落的夜晚。梅爾齊納將詳細的燈光解釋認真地標在台詞本上，發給劇組後台工作人員。這樣，每天晚上，他們就會一遍一遍地準確操作——就像熟練的鋼琴師彈琴一樣，有條不紊，如行雲流水一般。
每天紐約城裡都有七位戴著銀質徽章、有文化品位的偵探在四周打探，尋找這座城市裡最愛讀書的罪犯——那些盜書賊。這七位偵探是紐約公立圖書館為了找回每年讀者偷走的幾千冊圖書而僱用的。這些持書不還者有的是由於健忘，有的是由於馬虎，有的是由於喜歡拿別人的東西，還有的是由於吸毒。
每天有1.3萬人從這個圖書館系統借書，平均500人不按期還書，大約有25人超期兩至三個月。這25人當中大多數是癮君子，他們用偽造的借書卡借書，然後把書賣給二手書販，好換錢買毒品。
當一本書超期30天時，圖書館就會通知那七位偵探。他們的頭兒叫約翰·T.墨菲，是名老練的偵探。他們立刻著手查找借閱者的最後一個住址，而這個地址往往會把偵探們帶到紐約城最奇特或最遙遠的地方，甚至城外的某個地方。在過去幾年裡，墨菲和他的手下曾追查到了神出鬼沒的安德烈·波倫貝亞努的行蹤。這個傢伙從逃跑到與社會名流甘布爾·本尼迪克特結婚，一直都未還一本叫《上帝之國與我的世界》的書。兩年前追查六本丟失的書時，偵探們還查到了已故的朱利安·A.弗蘭克的身上，這個人當時被懷疑攜帶炸彈上了在北卡羅來納爆炸的那架飛機，機上當時有70名乘客。也許還有弗蘭克先生所借的六本太空旅行與探險方面的書籍。
雖然那些借書故意超期30天以上不還者可能會被判刑，但墨菲拿回書，收取了每天五美分的罰金並禁止這些傢伙再從圖書館借書之後，也就不再追究了。許多人交的罰款會高達幾百美元。不久前，墨菲的手下在布魯克林抓住了一個偷走了1200本書的女士。儘管她使用了許多假名，通過對照借書卡上的筆跡以及注意到她總是借輕鬆的言情小說，他們最終抓住了她。偵探們把這位女士的筆跡特點通知了所有館員，並告訴他們她喜歡借言情小說，因此，抓住她只是早晚的事兒。這位女士一被抓住就被送進了精神病院。原來她是一位慾壑難填的偷竊狂——同時她也一定是紐約城裡最愛讀書的小偷。
在一種想預知未來的瘋狂慾望控制下，紐約城裡的200名算命師可謂挖空心思，想盡了辦法。他們有的用水晶球，有的用塔羅紙牌，有的看星盤，有的玩占卜牌，還有的給人看手相、足相和面相。
今天，在紐約城裡很難找到一個不故弄玄虛的地方。曼哈頓中城到處都是印度先知，解夢之書在哈勒姆被視為珍寶；在東城，人們心甘情願出大價錢去聆聽有關他們最愛的人（他們自己）的故事；有些高檔餐廳還把這些江湖術士奉若神明。從布朗克斯到海灣邊，到處都有試圖為別人解決所有問題的星象學家、相士和巫師。
在紐約，求卦算命者當中近80%是女性，她們向算命師詢問的都是愛情、婚姻、健康和財富方面的事——就以這個順序。男性顧客首先對金錢問題感興趣，然後才是愛情。算命師每次收費兩美元。由於算命師一般都想討好顧客，他們總是預測在六個月至一年內每個人都會有好事。一位算命師講：「有的女人也會問我『我丈夫是不是出軌了』、『這個男人對我好是不是圖我的錢財』以及『我上哪兒能找到好男人』之類的問題。如果我真知道到哪兒能找到好男人的話，我自己早嫁了，也不至於落到今天孤身一人的地步。」
因為人們總是記住那些實現了的預言，忘記其他沒有實現的預言，所以很多人都對算命師心懷敬畏，因此這類人早晚會成為吉卜賽騙術遊戲的受害者。吉卜賽人今天仍然依靠一種最古老的騙術行騙。這種把戲是這樣的：一位算命師告訴顧客，他的錢上有邪氣，必須讓算命師為它驅邪。那位顧客把錢拿來後，算命師把它包起來，告訴顧客包裹在24小時內不能打開，這就給這個竊賊提供了足夠的逃跑時間。等顧客發現他的一疊鈔票被換成一堆廢紙時，算命師早就溜之大吉了。
女警常常裝扮成受愛情折磨、癡情的天真少女，去找這些算命師算命，等待他們重演這種騙人的把戲。「只有當場抓住這些算命師騙人錢財，我們才能以擾亂公共秩序罪逮捕他們，」紐約市的一位女警解釋道，「如果他們只是說我們如何好、別人不能欣賞我們之類的話，那我們什麼都不能做。不管怎麼講，與紐約城裡的算命師玩貓抓老鼠遊戲是一項很刺激的活動。吉卜賽人從報紙上把女警們的照片剪下來，複印後分發給部落裡的所有吉卜賽人。這表明我們和許多吉卜賽人很熟，關係也不錯。」
在紐約的各個街區執行任務時，女警常常要扮演多種角色。福爾哈伯小姐說道：「如果去某些街區的脫衣舞廳，我們可能會打扮成妓女的模樣；如果到市中心的休斯頓大街執行任務，我們通常穿便服和平底鞋；如果到果園大街或下東城，我們穿得越邋遢越好。在第四十幾街的第八大道上執勤時，我們拿著食品購物袋進茶室，或許還會帶上某人的孩子，這樣人們就會以為我們就住在那裡。再到東城執行任務時，我們穿得要講究點兒，還要戴上帽子和手套。」
儘管吉卜賽算命師多次預言會有一位「深膚色的英俊男子」追求她，可福爾哈伯小姐仍然過著快樂的單身生活。在西城八十幾街最近的一次降神會上，她打扮成孕婦的模樣去臥底。「那是個週日。晚上6點鐘，大約有50個人——都是些好人——坐在一套高級公寓裡的折疊椅上，聆聽一位很糟糕的鋼琴師演奏聖歌。」福爾哈伯小姐說，「這是一次集體降神會，這種儀式在紐約很常見，很容易打入。只要翻翻週六《紐約時報》宗教版，你就會發現『精神主義者聚會』之類的廣告。不管怎樣，巫婆不一會兒就來了。她是一個滿頭白髮的弱小老太太，穿著晚禮服。人們在她身邊圍成了一圈，她就開始說，『我肚子裡有震動——這是為一個身上懷有新生命的女士震動的——有誰懷孕了嗎？』」
福爾哈伯小姐說：「顯而易見，我穿著妊娠服。但衣服底下鼓出的東西只是皮帶和裝著點32口徑手槍的槍套。後來巫婆讓人們傳遞一個盤子，每個人往上面放一美元或五美元的鈔票。燈光暗了下來，這時她慢慢進入恍惚狀態，開始代人說話。她首先變成了某人的『比爾叔叔』，後來又成了某人的母親；但真正讓我討厭的是，不論她是什麼鬼魂，說出的話總犯同樣的語法錯誤。」
由於那些能與鬼魂溝通的巫婆終有一天自己也會加入鬼魂之列，因而他們需要訓練些接班人。這樣，在紐約曼哈頓西城七十幾街和八十幾街以及布魯克林，到處都是些為巫婆舉辦的「進修班」。在這些地方，老巫婆向那些未來的巫婆傳授這個行當的一些絕招兒。巫婆間有時也會像梅西百貨與金貝爾斯百貨那樣，為搶奪生意而挖空心思相互競爭；有時偶爾還會出現價格戰：為了打敗另一個巫婆，一個巫婆乾脆來個大減價，十美元的課程只收五美元。
看相者和看水晶球算命的人——警察很少在曼哈頓發現水晶球，但在科尼島上見到過它們——也和巫婆及其他相士爭搶生意，有時競爭會變得相當激烈。紐約女警們說，有些吉卜賽人常向當局告發其他吉卜賽人的不當行為。這顯然是吉卜賽人想把競爭控制在合理限度內的一種辦法。
儘管當今科學高度發達，吉卜賽人和巫婆仍然是紐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只要有妻子懷疑丈夫，未婚女子想知道「我上哪兒才能找到一個好男人」，這些人就會繼續靠預言為自己招財進寶，帶來榮華富貴。
說到尋找好男人，許多紐約人會光顧曼哈頓公開做廣告的八位婚姻介紹人。他們能提供各種類型的男人：什麼前途無量的銀行職員，什麼破落貴族，還有什麼家境富裕、剛在社會上嶄露頭角的青年人等等，應有盡有。儘管紐約這八位婚姻介紹人中有五位也還沒有結婚，但這並未影響他們受歡迎的程度。
只要花100美元的登記費，介紹人就會向顧客源源不斷地提供約會對象的資料。顧客約會之後，介紹人會去瞭解雙方是否滿意。如果他們相互看不上，那麼介紹人會再為男顧客提供新的女候選人，為女顧客提供新的男候選人。只要顧客受得了，介紹人會一直為他們安排約會，直至找到理想的伴侶。如果介紹成功，促成了婚姻，那麼每人另付100美元。一旦婚姻破裂，概不退款。
山姆·保林在梅西百貨對面開了一家婚姻介紹所，他說：「噢，你會對紐約城裡的介紹人居然收到那麼多的徵婚書感到吃驚的。有一次，我這兒來了一位健壯的得州人，他想找一位非常胖的女人。我翻了檔案，找到一位家住布朗克斯區的女士，這位女士體重225磅，45歲，離異。我給她打電話時，她問我：『山姆，你告訴他我有點胖了嗎？』我說：『是的。』於是我安排她第二天在我的辦公室與那個得州人會面。他們初次見面我就感覺到他們已經一見鍾情了。當他們一起離開時，我發現她已拉上了他的手。我再次見到這位女士時，她已身穿貂皮大衣，戴著鑽石首飾，開上凱迪拉克了。當然，她還和過去一樣胖。」
保林先生就是在32年前經由婚姻介紹人，即他的父親，認識他現在的妻子的。據他講，儘管許多女士喜歡職業男士，但大多數女顧客覺得找一個穩重、普通、現實、能夠養家餬口的男人就夠了，不想找藝術家、演員或類似職業的人。他說：「我這兒曾有過一位演員徵婚，他住在豪華的羔羊俱樂部附近，在《紅男綠女》這部戲中給山姆·萊文[5]當過替身。這個人條件不錯，但沒有人願意嫁給他。女人不喜歡打零工、偶爾演演戲的男人，她們情願找個管道工或木匠也不願找個演員。」
他繼續講道：「女人擇偶的另一件趣事是，她們更看重身高而怎麼不在乎年齡。如果讓一位女人在比她大20歲和比她矮的兩個男人中選擇的話，她情願嫁給前者。還有，大多數男人想找漂亮迷人的女人，也有些男人想找富有的女人，少數男人——非常少——想找聰明的女人。」
如果有男士想找「性格拘謹」的女士，保林先生也能滿足他們。他有一套專門檔案，裡面有200個不吸煙的和400個不喝酒的女士。如果有男士想找德國出生的金髮碧眼女士，東城第五十九街的一位婚姻介紹人安東尼·瓦格納可以為他們提供一堆候選人。此外，他手頭還有幾個窮困潦倒的歐洲男爵、肥胖的公主及十幾位大公的檔案。在東城第七十九街李·摩根科學介紹服務中心，有許多聰明成功的女性的照片、資料和電話號碼，這些女士把精力全放在事業上了，正如她們自己所說，讓美好婚姻的機會從身旁溜走了。
有的介紹人聲稱，他們擁有多達1萬名未婚人士的檔案。第四十二街的一位介紹人蘭若·雷恩就因在過去十年裡促成了8000樁婚姻而享譽同行。婚姻介紹人一般在分類目錄中做廣告，也在報紙上登廣告，還給喪偶者寄送宣傳品，以獲得客戶。他們聲稱在為顧客提供介紹對像之前，核查過顧客的身份材料及個人情況。這些婚姻介紹人對生活似乎都普遍持有一種懷疑主義的態度，這也是為什麼他們當中一多半的人都不能給自己找到合適的結婚對象的原因吧。第四十二街的一位介紹人艾倫·喬伊說，儘管光顧她那裡的男顧客中每六個人中就有一個向她表露愛慕之心，但到目前為止，她還沒有遇見合適的。她說，如有合適的，她會考慮的。
她還說：「很難用一句話歸納。我理想中的男人要外表英俊、聰明、非常善解人意；他應該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受過良好的教育。我想找的不是能給我月亮的男人，而是想給我月亮的男人。」
她講這番話時，若有所思地看著遠方，雙手緊握，眼中似乎浮現出許多婚姻介紹所裡掛著的標語：「只要相愛，永遠不晚。」
當他們用一個兩噸重的鐵球撞擊牆體、砸碎大街地面、破壞別人所創造出來的東西時，這些紐約人的攻擊性得到了發洩。不論多大、多厚或多結實，沒有任何東西能經得住這些破壞分子的摧損；在這些擺動鐵球能手的猛擊下，沒有什麼是堅不可摧的。
紐約城裡至少有40人有資格擺動這種鐵球，但他們當中只有五六個稱得上專業老手。他們目光敏銳，擺錘準確，可以在100英尺之外把牆上的磚一塊一塊地敲掉；他們能把擺錘拋到同樣遠的地方，讓它擊中一枚十美分的硬幣；他們可以像玩彈子球那樣輕鬆地操縱球錘自如擺動，讓球錘撞擊一堵牆體後，彈擊到另一堵牆上，然後再讓它彈回，在回擺中打倒一座煙囪。有時他們用全力拋錘擊牆，而有時他們卻輕輕地用它一點點地磕掉混凝土。有時建築承包商不得不停下正在進行的拆除工作，花上幾星期的時間等待，乞求這六個擺錘老手裡的某一位能有空兒來幫他們干一項工作。有時，承包商們要花每週超過300美元的高價雇他們把東西擊碎。
在過去的30年裡，這六個人摧毀了紐約城裡數不清的建築，他們的壯舉和面孔為幾百位喜歡觀看他們幹活的「街頭監工」所熟悉。本尼·紐伯格，一位身材瘦長的傳奇式的拆房工，今年61歲，他摧毀了「墳墓」拘留所；吉姆·艾裡特，一位臂上長滿汗毛的英國人，今年66歲，他拆掉了紐約競技場劇院；麥克·卡圖曼，52歲，他摧毀了埃貝斯廣場；馬特·薩利文，62歲，他拆除了聯合國圖書館；拉夫·普仁西坡，54歲，他拆毀了農產品交易所大樓；吉爾·舒爾茨，39歲，他在新建時代-生活大廈時，拆除了原有建築及周圍幾英畝的貧民窟。有一次，在布魯克林，舒爾茨一錘打在一棟破舊的五層公寓樓上，大樓不堪一擊，頃刻之間便坍塌倒地了。
貧民窟是最容易拆除的，而牆體厚實的堡壘、監獄、銀行、教堂則最難拆除。紐伯格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才拆掉「墳墓」拘留所。這座拘留所曾關押過50萬名罪犯。它建造得像一座中世紀城堡，結構異常堅固。
較難拆除的私宅之一是位於河邊大道與第七十二街交匯處的原施瓦伯豪宅，它的牆是由兩英尺厚的花崗岩砌成的。建房時查爾斯·施瓦伯想讓它牢固永久；但妻子死後，他厭倦了這座擁有75間房的豪宅，搬進了一家旅館。吉姆·艾裡特花了近六個月的時間才把這座豪宅的塔樓和厚牆拆毀。在遇到堅固的牆體和拆除難度較大的活兒時，這些控制球錘的拆房工會覺得更刺激；對他們來說，這已變成了一種虐待狂似的體育運動。當一錘撞去，牆體開始裂紋，地板塌陷，整個樓房像雪崩一樣在煙塵中倒塌時，他們和那些「街頭監工」一樣，從內心中會產生一種快感和刺激。
儘管他們一小時能掙4.9美元，並且已成為這項事業的藝術大師，但作為被別人花錢雇來拆毀建築的人，他們卻永遠失去了一個機會——一件工藝精湛的作品驕傲地說：「這是我的傑作。」
[1] 《丹尼少年》（「Danny Boy」），英格蘭作曲家弗雷德裡克·威德裡（Frederic Weatherly，1848—1929）寫的民歌。這首歌常被愛爾蘭裔美國人、愛爾蘭裔加拿大人當作非官方的頌歌，也常用於葬禮中。
[2] 地獄之門（Hell Gate），紐約市東河中一處狹窄的潮汐海峽。這個名稱是荷蘭語Hellegat（明亮的海峽、無阻障的入口）的訛誤，但也延用至今。
[3] 大通曼哈頓銀行（Chase Manhattan Bank），2000年後改名為「大通銀行」，是JP摩根大通的商業銀行部分。其前身由大通國民銀行與曼哈頓銀行於1955年合併而成。
[4] 菲奧雷洛·亨利·拉瓜迪亞（Fiorello Henry LaGuardia，1882—1947），意大利裔美國政治家，共和黨人，1934年至1945年任紐約市市長。
[5] 山姆·萊文（Sam Levene，1905—1980），美國話劇、電影演員。《紅男綠女》（Gugs and Dolls）是一部百老匯熱門音樂劇，曾獲1951年的普利策戲劇獎，直至現在仍在上演。1955年該劇被改編為電影，由馬龍·白蘭度和弗蘭克·辛納屈主演。萊文在本劇中飾演男二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