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東城第七十幾街住著一位專業遛狗師，列剋星敦大道141號住著一位貓咪心理專家，第四十六街還住著一位與兩隻裝有假腿的鴿子同居一室的老太太。薩頓公寓的男房客從他18層高的公寓窗戶釣鰻魚；第五大道88號的一位女士受雇於英國心理研究學會，專門對鬼怪和神秘事件進行調查。各種俱樂都遍佈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有怪人俱樂部、傻瓜俱樂部，甚至在市中心的一家旅館裡還有每年一度由妓女舉辦的皮條客聚會。
紐約城裡發生的事也許不會發生在別處。
每天都有人到第五十八街的心理發洩室對靠牆站立的兩個戴面具的假人尖叫和咒罵，假人可能代表他們的老闆、收租人、父母、配偶，或他們沒有勇氣面對的各種暴君。
在卡地亞首飾店，一位女士和一位男士正在精心挑選首飾。男士相中了一個鑽石項鏈，立刻買下，把它戴在這位女士的頸上。女士欣喜若狂，晃動著手裡的鑰匙鏈。男士一把將鑰匙鏈搶過去，然後他們一起離開這家首飾店，消失在第五大道上。
在西城第四十八街608號，你可以用每天250美元的價格租到一頭獅子；在第四十七街410號，你可以用每天35美元的價格租到一具真正的骷髏；位於列剋星敦大道155號的羽毛店向印第安人出售各種珠子，再由他們兜售給遊客；還有一所名為新潮禮儀學校的教師夏洛特·塞維爾經常給人們講授一些行走、站立、坐姿及臥姿方面的課程。
住在默裡山的一位女士讓人從佛羅里達運來條破船，把它放在屋頂上，當鄰居問起她為什麼把一艘舊船放在屋頂上時，她只是回答：「我喜歡看到它。」夏天曾有位男士在他的一居室公寓裡曬船帆，晚上自己卻不得不到旅館過夜。每個陽光明媚的溫暖上午，那位來自瑞典的可愛金髮家庭女教師愛娃·伯格斯托姆都會走出她居住的河邊公寓，步行到富蘭克林·D.羅斯福大道，沿人行道躺下，享受日光浴。她用這種方式結識了許多紐約人。
在紐約，你可能會遇到各種千奇百怪的事情。以酒吧為例，有只供男人找女人的酒吧，有只供女人找男人的酒吧，也有只供男人找長相像女人的男人的酒吧，或只供女人找長相像男人的女人的酒吧。據估計，紐約城裡有5000個妓女，25萬名同性戀。每年感恩節夜晚，在第一百五十五街都有1000個身穿昂貴女裙、腳踏高跟鞋的男士參加菲爾·布萊克舉辦的舞會；布萊克先生的衣櫥裡收藏有幾十件時髦女裙。晚會最精彩的時刻是頒獎儀式，屆時布萊克先生將為一位舉止最像女士的男人頒發「舞會女皇」獎。
紐約城裡到處是名目繁多的各種委員會，有解放愛沙尼亞委員會、和平利用核能委員會、赴美法國人妻子委員會，還有保護我們的兒童的牙齒、保護美國藝術、援助海德堡大學學生、為莫頓·索貝爾[1]爭取公正等各種名目的委員會，以及像美國對外匯款合作委員會這樣的機構。紐約是伏都教權威瑪婭·戴琳所鍾愛的城市，她和丈夫泰吉·艾托及他們養的19隻貓住在莫頓大街61號；她丈夫會39種樂器，並常常在夜深人靜時演奏。紐約也是比利·克萊諾斯克的希望之城。作為一位作曲家，他的大作《西伯利亞的四月》被勝利廣播電台評為「本月的重磅炸彈」。
在紐約，有些人專門受雇來取悅別人，或讓人憎恨。拉裡·漢彌爾頓一年能掙大約3.5萬美元，是一名惡棍搏鬥者，他被人們公認為是布魯克斯公園一角「最野蠻的動物」。對拉裡來講，經常讓別人憎恨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他努力做到了這一點。每週有四個晚上他都是這樣度過的：用手指猛戳英雄搏鬥者的眼睛，使勁扭他們的耳朵，用力撕他們的頭髮。像所有惡棍一樣，拉裡很快就會被英雄打敗。但他被打敗時從未表現得體面一點，他會緊咬嘴唇，向裁判大聲抗議，朝麥迪遜廣場公園的觀眾瞪眼睛，對他們揮舞拳頭，威脅他們。觀眾則向他投擲爛水果、威士忌酒瓶子，偶爾也會用椅子砸他。比賽結束後，有些天真的觀眾還會在競技場外等著再揍他一頓。但他總能奪路而逃，奔向一輛出租車，盡快逃回離百老匯不遠的愛德華國王旅館，為第二天晚上的打鬥養精蓄銳。
紐約是一座滑稽、誘人、極不尋常的城市。賓夕法尼亞州的一位女士定期到這裡來為她的夏季「裸體劇院」招徠顧客；一位人才招聘顧問根據應聘者腦袋的形狀決定對其聘用與否；一位名為「悲傷」的小丑以乞討為生，無家可歸，常常在地鐵裡化妝；前廣告人斯圖亞特·巴特靠清洗領帶發了財，他現在又自稱是「領帶富翁」了。
曼哈頓中心地區有一家專為找不到工作的捉刀作家開辦的學校；西城有一家專為跳肚皮舞舞女開的培訓學校；東城22號碼頭還停泊著一艘名為約翰·W.布朗號的舊船，現在它已被改造成了一家水上學校，300多名學生在這裡接受航海技能及高中科目方面的培訓。
在布魯克林，「大會堂」酒吧的顧客淨是些在建築工地幹活的印第安鋼筋工人。紐約還有些街區專門經營首飾，有個街區主要經營花卉，還有個街區主要經營結婚禮服。
紐約城裡有一家硬麵包圈師工會、一家意大利演員工會以及一家俄羅斯搓澡工工會。但作為唯一一家真正的「血汗工廠」[2]的工會，俄羅斯搓澡工工會似乎正在走向滅亡。大部分工會會員已年近70歲。由於終日在高溫蒸汽的環境中工作，他們大多喪失了聽覺。
在紐約，有些女人喜歡衣衫不整地出現在窗前，有時穿件藍色襯衣，有時穿件白色襯衣，有時根本什麼也不穿，結果引來了無數的窺視者。在炎熱的夏天，住在西城第四大街的一個女人喜歡裸體站在開著門的冰箱前納涼，結果經常被人偷看，直到有一天她收到一位鄰居拍下的自己的裸照。
紐約有許多水上出租艇，可以把人們送到自己錯過了的班輪上。第九大道斯威福特洗衣店的後屋有一個海事訊號接收站，能準確告知每條船的進港時間。輪船進港時，斯威福特洗衣店的工人早已守候在碼頭上，等著收取船員要洗的衣物。
再有，每當紐約城裡的一位拳擊手被擊中嘴巴、牙齒或下巴，伏特·H.雅各布斯醫生就會擔心不已。他不是在為拳擊手擔心，而是在為牙托擔心。雅各布斯是一位專為拳擊手配製牙托的牙醫，對他來說，沒有什麼事情比看到別人打壞他製作的牙托更讓他生氣的了。
紐約城裡還有15個侏儒摔跤師。他們可以同時擠進荷蘭旅館的電梯，可以六個人同睡一張床，還可以八個人同乘一輛房車而不感到擁擠。在紐約，一位職業哭喪者穆西·帕波尼西經常受雇到葬禮上哭喪；內森·哥拉布收藏有48或49顆星的美國國旗，他認為這些國旗在將來的某天一定會成為有價值的收藏品。每年春天，揚基體育場都會有一小群喜歡撿出界球的特別球迷。他們常觀看一些觀眾很少的比賽，這樣在看台上就可以有更大的空間去找回打到看台上的出界球。他們被人們稱為「出界球獵鷹」，其中有些人竟知道如何對付聯盟杯比賽中的每位擊球手！
紐約偶爾也會變成一個大雜燴，到處是令人討厭的景象與意想不到的噪聲。使人不快的事情也許是：在殖民地旅館前居然會有一輛阿爾法·羅密歐轎車與一輛有醫生專用「MD」牌照的小車並排停放。而令人快樂的事情，則來自於第六十一街的中部。一位黑人瘋狂地敲擊鋼琴琴鍵，引得褐石公寓裡的居民都伸出頭來觀看。令人遺憾的是，他必須停止彈奏，把鋼琴搬到滑軌上，推到達德貨車公司的那輛巨大卡車上——因為他首先是個搬運工，其次才是位音樂家。
還有一位模特身穿西蒙妮塔牌禮服，戴著價值1萬美元的首飾，站在沃爾多夫酒店大堂裡的一輛凱迪拉克車前擺弄姿勢。紐約也是這位具有迷人魅力的模特所鍾情的城市。下午4點30分工作結束後，她迅速換上衣服，開著那輛寶馬車，匆匆趕回皇后區的一套三居室公寓，為全家人準備晚餐。
對於在聯合國擦洗玻璃的清潔工來說，紐約是一座骯髒的城市；對於那些每天面對幾百個煙灰缸和毛巾被人順手牽羊卻無可奈何的旅館經理來講，紐約是一座令人沮喪的城市。
1960年9月20日，星期二，赫魯曉夫、卡斯特羅及其他國家首腦訪問聯合國。似乎紐約城裡的每個人看別人都不順眼。烏克蘭人遊行抗議赫魯曉夫的到來；赫魯曉夫則抱怨美國警察粗暴無禮。由於不得不在猶太休息日工作，許多警察都非常憤怒；紐約市猶太長老認為這都是警察局長史蒂芬·肯尼迪造成的，而肯尼迪則認為罪魁禍首是赫魯曉夫。聯合國大廈外，希臘人在聲討阿爾巴尼亞人；虛無主義者在攻擊反戰主義者；英屬圭亞那的學生在譴責英國；一群反卡斯特羅的古巴人在遊行，高呼「打倒共產黨人！」沃爾多夫酒店門外，天主教工作者協會的會員們在向英國銀行協會年會示威；東城第五十五街，一位名叫湯姆·豪克的卡車司機正在聲討全國餅乾公司，要求加薪。全城各地都在鳴響著警笛聲，便衣警察像幽靈一樣站在屋頂。出租車司機一肚子牢騷，對誰都沒好氣兒。
在第四十四街上，家住東城第七十七街25號的塞爾維亞·克勞斯手裡舉著一個牌子，上面寫著：「醒來吧，美國人！細菌戰已開始了。」「我知道有人在我的食物裡放了東西。」她對街上的人群大聲講道：「從1956年起，他們一直想殺掉我，但我知道如何同他們鬥爭。」之後，沒做任何解釋，她便消失在人群中。
紐約城裡有3.8萬名出租車司機和1萬名公共汽車司機，但只有一位是擁有私人司機的司機。這位富有的轎車司機就是羅斯福·桑達斯。他年收入10萬美元，是一位品味高雅的紳士。儘管自己擁有一輛價值2.3萬美元的勞斯萊斯房車，卻從不小瞧那些開賓利的朋友。不論是誰，只要肯出每天150美元的價錢，桑達斯先生都會用自己寬敞的銀色勞斯萊斯房車把他送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外交官是他的常客，模特常跟他合影留念。每天他都會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報，讓他去艾德威爾德碼頭或廣場賓館外等候。
曼哈頓東區每個地方的門童都認識這位先生，出租車司機見了他都按喇叭向他致意。他的勞斯萊斯所到之處往往引來眾多的圍觀者，以致交通阻塞。而無論把車開到哪兒，他都被一群擁有像他一樣夢想的人所包圍。
羅斯福·桑達斯45年前出生在俄亥俄州一個貧窮的家庭，從小就夢想著有一輛自己的房車。他在雜貨店、衣物寄存處、旅館都打過工，一直在攢錢。十年前，他攢夠了錢，買了一輛凱迪拉克車，決定去當一名轎車司機——一名為追求奢華享受的人們提供特別服務的豪華車司機。他的第一位顧客是已故的格特魯德·勞倫斯[3]。她非常喜歡他，常常向她的朋友們吹噓他的高傲與魅力，其他知名人士也開始雇他出席一些重要場合。最終，他擁有了五輛凱迪拉克，開始了豪華轎車出租業務，生意特別興隆。
但他童年的夢想還未實現：他想要一輛定做的勞斯萊斯。三年前，他訂購了一輛，兩年前車到交貨。車上裝有真皮坐椅、兩套獨立的高保真音響以及一個小摔跤手大小的千斤頂。有時夜晚累得不願再開車時，他的司機鮑伯·克拉克就會替他開車，而桑達斯先生就可以在寬敞的後座裡休息了。
紐約福利廣場[4]每天都擠滿一群特別的觀眾。他們無孔不入，總能找到座位，而且都是些揣摩法官思想的能手。這些人被稱為「法庭旁聽迷」。人們每天都能看到他們在法庭裡晃來晃去，挖空心思地打聽陪審團的情況；他們對律師們品頭論足，亂引法學家卡多佐[5]的話，還時常給案子妄下裁決。
「法庭旁聽迷一般都是些無事可做的退休人員，」一位名叫威廉·賀金斯的77歲老法庭迷說，「因此，我們有時間來聽法庭判案。這很有趣，而且有教育意義，它能使我們免招麻煩。只有傻瓜才去看電影。我們每天去法庭，觀看人們真實的表演。」
福利廣場有大約100名法庭旁聽常客，他們相互認識，還一起吃飯，是各種法庭庭審行家，但這些法庭旁聽迷卻極少去同一家法院。
聯邦法庭迷只喜歡聽聯邦訴訟案件，他們不會與那些普通訴訟案件旁聽迷有任何干係；後者一般喜歡聽謀殺、強姦和搶劫案件。
其他庭審常客是那些最高法院旁聽迷；他們甚至把自己進一步分為喜歡旁聽離婚案的、喜歡聽交通事故案的和喜歡聽過失罪案件的幾類。「過去曾有許多喜歡旁聽劫機案的，」一位上歲數的法庭旁聽迷講道，「劫機案過去很受旁聽迷的青睞，但後來聯邦調查局決定不再公開審理劫機案件，這樣的機會也就沒有了。」
除了對某類案件情有獨鍾的旁聽迷外，還有喜歡觀看某一律師或某位法官辦案的其他類型的旁聽迷。他們號稱是因為悉德尼·蘇格曼法官的雄辯、歐文·R.考夫曼的渾厚聲音、托馬斯·F.墨菲的歎惜聲而去旁聽他們出庭的；甚至還有一個米歇爾·J.施魏策爾法官斷案旁聽迷俱樂部，由劉易斯·斯瓦茲當頭。多年來，每逢該法官開庭，法庭都會專門給他留一個位子。
作為一個享有某種特權的階層，法庭旁聽迷——他們偶爾也被稱作「走廊律師」——會毫不猶豫地對各級法院施加影響。據說，他們曾讓愛德·維恩菲爾德法官無可奈何，有時他也不得不關上門窗，將他們拒之門外，儘管維恩菲爾德法官一向以對旁聽者很有禮貌著稱。因此，維恩菲爾德法官也遭到了那些希望能進去暖和一下的法庭旁聽迷的批評。
至於一些法庭旁聽迷晚上會幹些什麼，答案很簡單：去夜間法庭。
白納德·A.楊的辦公室很狹小，位於第五十一街與百老匯大道交匯處，門上寫著14家公司的名字。可以說，楊先生對這14家公司都有一言九鼎的絕對權力——因為他是這些公司的總裁、董事會成員和唯一的成員。楊先生承認，門上寫著14家公司的名字會引起陌生人的好奇，並惹惱郵遞員。「郵遞員會把所有地址不詳的郵件都扔到我的辦公室，」楊先生說，「這樣做一般是正確的。」
楊先生剛剛贏得控制權的一個公司，是鳥類研究基金有限公司。經過艱苦鬥爭，楊先生終於從另外兩個人手裡奪回了全部所有權。這本是一家由楊先生與兩位女士共同創立的公司，那兩位女士都是鳥類愛好者，正好在該公司致力於籠養鳥的保護。
「我們基金會是一個非營利性公司，主要致力於傳播有關家養寵物鳥的照顧、餵養、保護方面的信息，街上的鳥我們不管，它們由奧杜邦學會[6]負責，還有……」楊先生講道。楊先生早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現在50歲，擁有很長的管理非營利性機構的歷史。
楊先生的許多公司壽命都很短暫。每放棄一項事業而開始另一項事業時，他就變更一下公司的名稱。每次變更只需花十美元，請人更換一下公司銘牌。現在辦公室門上的公司銘牌中有一打不是唱片公司，就是音樂公司，還有一家賀卡機構，剩下的一家就是鳥類保護基金了。
「我不知道你會怎麼稱呼我，」楊先生說，「我從哈佛拿了個法學學位，但從未執業過。我是個學士，曾是ΦBK協會的會員，並以拉丁文學位極優榮譽畢業[7]。我製作出版過音樂，但一直喜歡鳥類。就我本人而言，我就是一隻自由的小鳥。我最大的不忿是，每次播放歌曲時詞曲創作者得不到任何報酬；詞曲創作者就像小鳥一樣，他們所得到的只是一點施捨和麵包屑。」
曼哈頓電話號碼簿上列有78萬個名字，其中姓史密斯的3277人，姓布朗的2811人，姓威廉的2446人，姓高更的2073人，但叫麥克·克拉西洛夫斯基的只有一人。任何對最後一個數字有懷疑的人都可以查一下電話號碼簿第894頁的上端，那裡用大號黑體字寫著這樣一則廣告：
只有一個麥克·克拉西洛夫斯基，斯坦林3-1990號。
記住麥克——斯坦林3-1990號。
只有一個麥克·克拉西洛夫斯基，斯坦林3-1990號。
要想清楚地瞭解一下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必須去布魯克林走一趟。在那裡的拉法耶特大道426號，他開了一家大型運輸公司，專門從事重型機械、保險櫃、巨型雕像和小山的搬運。他僱用了43名吊車工和維修工，擁有32台卡車，並且在他那座兩層的辦公樓前貼了一個廣告牌，上面寫著：「我們能在任何時間把任何東西送到任何地方。」
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今年55歲，留著水手頭，圓臉，長胳膊，指甲髒乎乎的，但看上去是一個很健壯的人。
「在拆卸、搬運和裝配物品方面，我能比紐約城裡的任何人都快，不論東西多大，多小，或多複雜。」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謙遜地說道。沒過多久，他就開始講述自己如何把重達幾噸的托馬斯·傑斐遜雕像從阿斯托裡亞搬到華盛頓特區，如何把八噸重的喬治·華盛頓雕像從普羅維登斯搬到佛蒙特山，如何把一台原子對撞機搬到西奈醫院，如何把12噸重的大鐘搬到格裡斯教堂，如何把53英尺高的聖誕樹搬到華爾街，以及在有些懷疑論者認為無法辦到的情況下，如何把四台通用自動計算機通過三層樓高的窗戶搬進雷明頓·蘭德公司大樓內。
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9歲時在布魯克林跟叔叔夏爾·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學做機械搬運生意。他叔叔人很聰明，但不太識字，喜歡在簽名時畫個「×」，朋友們都叫他查理。當時，在哥哥戴維和小侄兒麥克的幫助下，查理叔叔用馬車在城裡運送保險櫃。他們公司的正式名稱是S.克拉西洛夫斯基及其兄弟公司，他們三個人同舟共濟干了約20年。但當戴維決定讓他的另外兩個兒子門羅和哈里加盟時，麥克堅決反對，於1939年退出了該公司，自己開了一家搬運公司。於是，這個故事就開始變得複雜了。
這兩家克拉西洛夫斯基開始互相搶奪顧客，打起了針對對方的廣告戰。被弄得稀里糊塗的顧客極少知道他們是在和哪家克拉西洛夫斯基打交道、講話、吵架或付款。因此，為了在電話號碼簿上澄清這件事，麥克做了如下廣告：
記住麥克，只有一個麥克·克拉西洛夫斯基。
他還把自己的名字拼成KrasiloUsky。這樣，在以字母順序排列的電話號碼簿中，他的名字就會跳到KrasiloVsky兄弟公司之前。
後來，戴維的三兒子米爾頓·克拉西洛夫斯基於1957年也投身到了機械搬運行業。米爾頓是一個聰明小伙子，畢業於布魯克林學院。他決定把自己在電話號碼簿上的名字從Milton改為Mick，並且去掉姓氏中的字母「v」。這樣，他的公司就變成了Mick KrasilOsky——他不僅在電話號碼簿上剛好移到了KrasiloUsky前面，還搶走了麥克的許多顧客。
這一做法激怒了麥克。所以他收購了阿特蘭斯-約克（Atlas-York）保險櫃公司，一下子跳到了電話號碼簿的前頭。
後來，米爾頓的一個表兄收購了「頂峰保險櫃公司」（Acme Safe Co.）。
這樣，麥克又建立起「巧手搬運公司」（Ace Trucking Co.）。
再後來，米爾頓的另一個表弟馬文想出了「AAA Acme Krasilovsky Safe Co.」這個公司名稱。
誰也不知道麥克如何才能成為電話號碼簿中的第一個名字，但他必須做的一切就是跳過第一大道237號的一家名叫「A」的咨詢服務中心。
無論如何，僅在第894頁上，麥克就設法讓他的電話號碼在Krasilovsky Mick，KrasiloUsky Mick和Krasilovsk兄弟公司等名稱下出現了18次，還不算在巧手搬運公司或阿特蘭斯-約克保險櫃公司下出現的幾次。
米爾頓的電話號碼在不同頁碼上出現了13次，KrasiloUsky Milton公司、Krasilovsky Mick公司和Krasilovsky D&S公司（D代表他的父親戴維，S代表被人稱為查理的已故叔叔塞繆爾）。他把自己姓氏的最後四個字每從-vsky改為-osky，但從未使用過-usky。
在布魯克林格林大街的辦公室裡，米爾頓·克拉西洛夫斯基承認：「所有這些愚蠢做法都沒給我們的業務帶來任何好處，顧客現在正把他們的業務交給那些沒有這麼多混亂的地方去做。」
同時，就在克拉西洛夫斯基家族的一半成員在為自己如何能在搬運業中打敗對手而挖空心思時，家族的另一半成員正在徹底地從這項產業中撤出。
麥克的一個兒子當了律師，另一個兒子去維也納學習做公理會牧師，麥克的女兒菲利茲·克拉西洛夫斯基成了紐約市一位很成功的兒童作家。麥克的妻子是格林威治村新型社會研究學校的講師，她更名為哈里葉特·克勞斯。非常巧的是，麥克·克拉西洛夫斯基的哥哥門羅的妻子也把名字改成了哈里葉特·克勞斯。
在很大程度上，戴維的兒子門羅應為克拉西洛夫斯基王朝的最初分裂承擔責任。他現在已把自己的才智轉向了汽車維修業務。他的哥哥哈里失業在家，父親戴維也已退休。
但是麥克·克拉西洛夫斯基對此一點也不感到沮喪，沒有什麼事情能使他心情不快——只要紐約城裡沒有第二個麥克·克拉西洛夫斯基。
亨利·W.杜布拉斯肩掛斗篷，頭戴假髮，在紐約城裡以扮演喬治·華盛頓為生。過去的19年裡，在紐約的各種慈善活動場合以及學校、教堂和俱樂部，杜布拉斯上千次地扮演過華盛頓，成千上萬的人只知道他是「華盛頓先生」。在他位於華盛頓大廈的家裡，他也經常以此身份收到郵件。
有個機構一年僱用杜布拉斯扮演華盛頓40次。有時他會出席基督教文藝獎頒獎大會，有時會去第115或第83公立學校，有時會去共濟會海外戰爭退伍軍人大廈。在百老匯公理會教堂、羅克蘭得州立醫院及城裡各個醫院的兒童病房裡，他曾上百次地背誦華盛頓祈禱詞。在所有這些場合，杜布拉斯先生都莊嚴肅穆，儼然歷史名人。
杜布拉斯先生已是七旬老人，他從來不隱瞞自己的經歷。早年在電台做播音員時，他是一位大家公認的不太成功的動物聲音模仿者。他回憶說，那時他經常失業，最後在市中心的聖保羅小教堂當了一名看門人，那是喬治·華盛頓曾去做禮拜的地方。據杜布拉斯講，突然間，他童年時對華盛頓的敬仰在心中復活了。他開始給朋友們背誦華盛頓的祈禱詞（他在上學時就記住了這些話）。當有人請杜布拉斯在約翰大街教堂舉行的華盛頓誕辰紀念日慶典上表演時，他興奮不已。
「我的生活一下子有了某種神聖的意義，」杜布拉斯先生說，「我背誦這首禱告詞時，會感覺到老喬治靈魂的存在。做完禱告後，禱告者都會塞給我一美元，因為那上面印有喬治的頭像。」
杜布拉斯先生從他的一個演員朋友那兒買來一套殖民時期的制服；有時因為業務繁忙，他常常為趕場而不得不提前取回送到洗衣店的制服。由於扮演華盛頓成了他一年中不間斷的工作——從國旗日到憲法日，再到許多其他節假日，總有人邀請他扮演華盛頓——杜布拉斯先生很少有時間休息。
但是，他總能找到時間去醫院看望那些病人。在那裡，他絞盡腦汁模仿狗叫聲、汽車聲、輪船聲和飛機聲，來逗病人們開心。與過去的廣播聽眾相比，百樂威醫院的孩子們更欣賞他的表演，還送給他一個「陽光醫生」的稱號。他們不知道成千上萬的紐約人還把他看作這個國家的第一任總統。
喬·巴布卡羅是聯合國首席理髮師。他恪守的一條原則是：不爭吵，不嘮叨，不讓人等待，因此他一直能高高興興地與東西方和平相處。世界上的一些知名外交家剛走進理髮店時還情緒激昂，但目睹了他的精湛技藝和神速，並在他的剪子和剃刀的撫慰下，僅僅片刻時間便會心情舒暢，芥蒂無存了。他們甚至從華盛頓打來電話預約理發；而且，一旦他們坐在理發椅上，就幾乎不會指揮他該怎樣理。正如巴布卡羅先生無須告訴他們怎麼去管理聯合國，他也不期望那些人告訴他怎樣理髮。
在聯合國做理髮師12年，他學會了許多東西，但最重要的一點是，理發應因人而異：俄羅斯人的頭髮應該剪到耳朵之上，法國人的頭髮要頭頂長、頸部短，英國人的頭髮應剪成頸部長並保留全部鬢角，而中國人的頭髮則應理成頭頂四周和頸部都短齊。
「有些人會告訴你他們希望理什麼樣的頭，」巴布卡羅說，「但十有八九，他們的指示是錯誤的。我先答應他們，但在剪頭時要運用自己的判斷力。由於剪掉的頭髮總是比客人要求的少，我幾乎不會遇到什麼問題。」
他說下面這些領袖都是他的忠實顧客：特呂格韋·賴伊（「剪一下就行」）、達格·哈馬捨爾德（「頭髮稀，少剪點兒」）、安德魯·W.科迪爾（「兩旁、腦後剪短」）、拉爾夫·J.本奇博士（「都稍剪點兒」）、亨利·卡伯特·洛奇（「耳邊稍剪點兒，但別太短」）。[8]
坐在巴布卡羅理發椅上的人都很少談論政治問題。由於他保持不參與政治的態度，所以有閒空時就特意與英國人聊板球，與美國人聊天氣，與意大利人聊女人。
喬·巴布卡羅以前一直在皇后區幹活。聯合國大廈在成功湖落成時，他申請到那裡工作，並被聘為試用理髮師。從未有人正式把他頭上的「試用」二字去掉，這些年裡，他一直待在秘書處大廈的那間小店裡，盡可能不引人注意。
他有兩個幫手，其中一個就是弟弟格斯。弟弟的頭哥哥理，哥哥的頭弟弟理，但兩個人都喜歡自己剃鬚。
在稱讚喬·巴布卡羅的完美技藝方面，沒有人比得上巴基斯坦前外交部長穆罕穆德·扎夫拉汗。他經常先從華盛頓打電話預約，然後飛到紐約理髮。幾年前，在克什米爾爭端期間，記者們發現這位巴基斯坦發言人溜出了聯合國總部大廈，以為馬上就會有熱點消息，便迅速把電話打到巴基斯坦代表團詢問，結果才知道，穆罕穆德是去理髮店修理鬍鬚，因為只有巴布卡羅才能將他的鬍鬚修得令他滿意。
愛德華·卡莫爾是紐約城裡個子最高的人。他8.2英尺高，體重475磅，食量如牛，住在布朗克斯區。他的手指關節就像高爾夫球一樣大；當他和你握手時，你的手腕就會被他熱乎乎的肉手全部包住；他買一雙鞋得花150美元，買一套專門定做的衣服得花275美元；而且，他只有把身體彎曲成直角，才能睡到一張七英尺的普通床上。看電影時，他或者坐在影院後面，或者坐在能伸開腿的第一排。25年前，他出生在特拉維夫，出生時體重15磅。11歲時身高六英尺，14歲時七英尺，18歲時八英尺。「我從不記得比我父親矮過。」他講道。
這位紐約城裡最高的人的父親是一位保險推銷員，身高5.6英尺，他母親五英尺，但他的曾祖父伊曼紐爾的身高高達7.6英尺，被譽為世界上個子最高的猶太拉比。
愛德華·卡莫爾每年的全部收入很可能不到1萬美元，他的生活來源迄今為止主要來自六個方面：在怪物電影中出演，扮演戲劇小丑，做摔跤手，聲音沉悶地念電台廣告詞，在榮格林兄弟馬戲團扮演「世界上最高的牛仔」，還推銷共同基金。他推銷共同基金的辦公室在第四十二街，離那些侏儒摔跤手下榻的旅館不遠——他見過他們，但從未去過那裡。在他最新的一部電影《不死頭》中，愛德華扮演魔鬼弗蘭肯斯坦的兒子，可這部片子未能獲奧斯卡獎。在影片中，他吞食了一名醫生的手臂，把一個半裸的女孩從椅子上扔了出去，燒死了一匹馬；而且據他講，要不是因為這是部低成本的片子，他還會有更多的把人大卸八塊的表演。
他說：「一年前，一位摔跤經紀人發現了我，他們立刻對我進行包裝，給我取名為埃利澤·哈爾·卡莫爾——來自以色列的世界摔跤冠軍。當『冠軍』前我從未摔過跤。他們讓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在一些摔跤表演中裝成一個真正的瘋子，把比賽主持人的脖子掐住，看著其他摔跤手在我面前四散而逃。我出過幾次場，但從未和人比賽過。就這樣，直到退休前，我還一直保持不敗紀錄。」
3歲半時，愛德華隨父母來到美國。他講道：「我的童年非常艱辛。」他一直是人們捉弄的對象，上學時沉默寡言，放學後獨來獨往。
他講道：「我從未動過別人一指頭，除非別人攻擊我。我知道，如果我喪失理智打了別人，我不會得到法官的一點同情。就這樣，我一生都在忍受別人的戲弄，或是來自醉漢酒鬼，或是來自地鐵青年暴力團伙。他們都是些膽小如鼠的雜種，只有在成群結伙時才敢污辱我。」
1954年從塔夫特高中畢業後，他上了城市學院。在那裡，他參加過戲劇社的表演，為校報撰寫過體育新聞，競選過班裡的副班長，而且還贏得了選舉。他講道：「在紐約城市學院上了兩年後，我以為能到外面的世界找份播音員或演員的工作，所以就退學了。但不論我到什麼地方，人們都問，『你以前幹過什麼？』我曾想在百老匯的《巨人故事》這部戲中飾演主角，這是部關於一位籃球運動員的戲。但我太高了。」
他能在電視劇中找到的唯一角色是那些怪物。迄今為止，他的台詞僅是一連串的怒吼咆哮聲。如果他從生命中能得到什麼安慰的話，那也許就是，他堅信在紐約有人注意你起碼要比沒人注意你好。這位巨人說：「在紐約我感到自己是個名人，感到必須在地鐵裡裝出一副有錢人的派頭，不穿西服、不打領帶我就無法出門。我知道，在紐約，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會被我所吸引，或從我的身旁逃離——就因為我有與眾不同的身材。」
這位紐約巨人臉上露出一種古怪的笑容，他極其聰明，有一種充滿辛辣的幽默感。他開玩笑說：「紐約是一座令人興奮的城市，每天都代表一種新的挑戰——都向胃潰瘍更近了一步。在這座城市裡，你總是在期待某個狗雜種給你打電話——而他卻不打。」
[1] 莫頓·索貝爾（Morton Sobell，1917—），曾任美國通用電氣工程師，於1951年因參與「冷戰」時期最為臭名昭著的間諜案—朱利葉斯與埃塞爾·羅森伯格夫婦（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被認為將原子彈的機密信息交給蘇聯—而被作為共同被告被判處30年監禁。索貝爾在入獄18年後獲釋，但他於2008年向《紐約時報》承認他確實在「二戰」時將軍事機密洩露給了蘇聯。
[2] 血汗工廠，原文是sweatshop，字面意思就是「流汗的商店」。
[3] 格特魯德·勞倫斯（Gertrude Lawrence，1898—1952），英國女歌手、演員，憑音樂劇《國王與我》（The King and I）曾獲1952年托尼獎最佳音樂劇女主角獎。
[4] 福利廣場（Foley Square），位於曼哈頓下城的一處廣場，靠近聯邦法院。
[5] 本傑明·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1870—1938），美國最著名的法學家，1932年由胡佛總統提名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是最高法院第二位猶太人大法官。
[6] 奧杜邦學會（Audubon Society），成立於1886年的非營利性民間環保組織，專注於自然環境的保護。它是世界上同類組織中歷史最悠久的，以美國鳥類學家、博物學家和畫家約翰·奧杜邦的名字命名。
[7] ΦBK協會（Phi Beta Kappa Society），又稱為斐陶斐榮譽學會或美國優秀大學生聯誼會。拉丁文學位榮譽，是許多歐美大學的傳統，用以獎勵特別優秀的畢業生，最常用的分為三類：Summa Cum Laude，最優等；Magna Cum Laude，極優等；Cum Laude，優等。
[8] 特呂格韋·賴伊（Trygve Lie，1896—1968），挪威外交官，首任聯合國秘書長，任期1946年至1952年。達格·哈馬捨爾德（Dag Hammarskjold，1905—1961），瑞典外交家、作家，第二任聯合國秘書長，在前往剛果民主共和國進行停火談判途中飛機失事身亡，1961年獲追授諾貝爾和平獎，是唯一一位在任上逝世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德魯·W.科迪爾（Andrew W.Cordier，1901—1975），聯合國官員，1968年至1970年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拉爾夫·J.本奇（Ralph J.Bunche，1903—1971），美國政治學家、外交家，因1940年代後期在巴勒斯坦的調停工作獲1950年諾貝爾和平獎。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1902—1985），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曾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駐越南共和國（南越）大使、駐聯邦德國大使，以及駐天主教聖座外交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