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除此以外，十幾年來您也拍很多廣告。廣告的製作和拍攝，會不會對您拍片有所貢獻？還是覺得會分散您的精力，您本來可以把那資源拿來拍您自己的片子？
侯：拍廣告是無意間開始，人家找我拍的。大概是十八年（前），第一部是拍麥斯威爾咖啡，之前這廣告蠻成功的一句話，「好東西要與好朋友分享」，孫越代言，他的聲音語調很有感染力。我接的這個文案，講一位燕京大學的教授來到台灣，懷念以前的咖啡——以前他們在燕京校園裡面喝咖啡，在宿舍談論時事。我感覺這有意思，《聯合報》有很多歷史鏡頭的老照片，就將它結合在一起。
他們拍廣告的，一般不會找我——都是那種文人的（廣告類型），因為對他們來講，那種難拍。後來要我代言麒麟啤酒，我說我絕對不代言，那問我，不然就幫他們拍，我說拍可以啊，可以找吳念真來演。後來有一家威士忌出到一千多萬——一千五百萬——要我代言我都不肯，他們說你的日本好友北野武也代言啊。我絕對不代言商品。最早有那個credit card，美國的American Express，他們不是付酬勞給我，而是透過廣告公司來說：他們拍過很多名人，這攝影師很有名、會從美國來，他們想拍我，當然沒有酬勞，但是他們是這樣，（我就成為）AE卡的名人。我說我基本上對資本主義有點反感，我直接這樣說，很好笑。不然是怎樣，他們以為給我一頂皇冠，我應該感到榮幸嗎？！
白：但是幕後拍廣告，跟當個代言人，您覺得在本質上有很大的差別嗎？
侯：因為幕後是一個技術，影像技術可以賣，個人形象不可以賣——我為什麼要用我這張臉去賣東西？現在的廣告片，都是直接的賣，不只台灣，全世界都這樣。先前的廣告片，有一種人文的味道，那表示台灣有些人還接受這種東西，還有效用。但這種東西已經無效了，現在都直接叫賣的，所以我不拍也拍不來，就是這樣。那我先前拍呢，因為我是拍電影的，拍的跟他們不一樣，所以想要有某種效果的，才會來找我。
早先我幫一個汽車拍廣告，「三菱」他們的概念，車子是家庭的延伸，我說好吧，我幫你們拍。就拍新婚夫妻要結婚、佈置家的一種狀態，最後是車子在跑，連續三個這部車的jump cut——但我拍車，其實拍得很醜，我根本不會像他們那樣拍漂亮車，而且連續跳接——他們一直搞不懂為什麼要這樣子弄，那位日本的創意總監說太過頭了，不需要這樣連續。我說車子就像家庭，重複剪車子，感覺車子是有意識的，是活的！他們聽不懂，但我很硬啊，他們不能改的，拍出來果然（大賣）！他們新推的車叫Lancer，那個總經理林信義，後來當「經濟部長」，跟我一個鞠躬。我說我只提供一個想法，再把這想法發揮出來，主要是你們自己銷配的機制，定價、定位什麼的做得很好。他說不是，很多媽媽帶孩子來，說：「一定要買這個車！」那時候才知道廣告渲染力很強。之後又拍了三個，要再拍我就很煩了，因為都同樣的東西。後來我就說差不多了，就不去開會。
就換「麒麟」，「日本電通」在台灣的頭。那個（負責）人很不錯，他們專業，而且很尊重，說可不可以請我演，我說不演；他說可不可以請我拍，我就拍了廣告。我為什麼會接受，因為他們的構想是探索台灣之美，就是偏僻的、沒有人發現的那種地方，我想這個可以，就拍這個。當時有一種氛圍，廣告片當人文在拍。我找陳明章來配樂，不料那條歌大紅，「有緣無緣，大家來作伙，呼干啦，呼干啦」，大街小巷都聽得見，變成年度語，而且麒麟啤酒一下衝上來，變成進口啤酒裡銷售最好的，把台啤嚇了一大跳（笑）。
至少不拍片的時候，拍廣告這錢可以養我公司。後來就越來越少，因為一直拍些有的沒的，我根本懶得理他們；他們也懶得找我，因為我要的錢比他們一般的都高。最近拍法國的那個雲南茶，我覺得腳本不錯，然後公司太久沒拍片了，開銷很大，我就說好吧，對我來講這只是一個禮拜工作的事情。
白：是您第一次到大陸拍廣告嗎？
侯：算是。在西雙版納，實際拍攝兩天，就是要拍有霧的清晨，主要是找場景，要判斷。找畢安生（Jacques Picoux）來演，他是在台灣的法國人，在台大教書，最早（拍）李天祿那時候，我就認識他了，我電影的法文字幕都是他翻譯。李天祿叫他「畢龜」（台語），因為演布袋戲的一個人駝背叫畢龜。他小我一歲，之前拍Toyota的車子，「鋸車」也是找他——他做拼貼畫很有名，一雙手修長漂亮，就找他來鋸車。因為我一個很熟的廣告創意朋友阿川（林森川），他只想到鋸車，可是不知道怎麼弄，叫我來，我說好吧，讓我幫你想一想吧。
他們的要求是想給觀眾看一部鋸開來的車子。他們把一部車子切開，就像切西瓜一樣，切開給你看。切開車子當然可以，但是那個「說法」到底是什麼？跟朱天文正好聊到卡爾維諾的《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其中有一篇卡爾維諾引一個詩人的話說，「深度是隱藏的，藏在哪裡？藏在表面」，我就把這句話當作廣告語了（笑）。深度是隱藏的，就藏在表面，是文字與文字結構透露出來，跟電影很像，影像之間透露出某種訊息，所以就用這個說法來鋸車。
廣告已經很久沒拍了。後來會接一些公視啦、故宮博物院啦或政府的，但是不多，說穿了還是人文一些的。這次上海世博城市館部分，台北館有參加，市政府他們直接來找，因為鴻海郭台銘說他是台北市民，出錢捐了硬體的建築，裡面有360度的銀幕，找我做關於台北的3D立體影像，我說好吧，為了台北市民在上海世博不要太漏氣，就幫忙。但是很麻煩，非常麻煩，接了台北館這兩個主題，一個是垃圾回收，一個是寬頻上網，剪成《台北的一天》。3D立體實拍是很難拍的，連器材的使用都限制很大，而且台灣還沒有這種技術，他們新進了一種，還是做不到，結果台灣有一個做了很久土法煉鋼的效果反而還好。
最近不是十二月要推出全球聯映的《阿凡達》——就是《鐵達尼號》的導演James Cameron，那個很厲害，但是他是實拍的，他都不敢太「凸」，因為太凸逼到眼前很難看，尤其是拍人。
白：某些人說，電影的未來就是以拍3D立體為主的，至少所有的大片都是3D的。您覺得不太可能吧？
侯：美國現在都立法，不能太凸，太凸會傷害小孩的眼睛。而且那種看多了，也懶得看，因為不過就是個（新奇）玩意兒。只有在動畫，3D動畫還比較可能，香港迪士尼樂園裡那個3D做得很棒，完全不會讓人不舒服。但是香港機場航空中心什麼的戲院那個3D是實拍的，簡直難看到不行，又不好看。
那個東西很難，因為違背了我們的眼睛，那是一個假象，而且在藝術性上是很低的，那個形式會破壞藝術性，老實說，不值一提。最主要是美國佔優勢，他們的3D立體產業一直在擴張，你搞不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