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這幾年您除了拍片以外，還為不少年輕導演的作品出力，當監製、策劃，等等，有一部分是通過三視多媒體公司，另外還參與許多社會上的草根運動，又辦台北之家——「光點」？
侯：光點，是因為龍應台找我——都是別人找我，然後我就捲入了（笑）。
那時候馬英九還是台北市長，把龍應台從德國請回來當文化局長，（那時）還沒有文化局，龍應台是第一任，一手把文化局搞起來了。她長年在德國，真的比較有概念，像老樹保護法，就是她促成在議會通過的[1]。還有古跡保護啦活化使用這些，在她任內做成功了幾個案子。
光點，本來完全是個廢墟，以前美國大使的官邸，斷交撤離後就一直荒在那裡像鬼屋。龍應台就說服台積電他們大企業出錢修復，六千萬吧，他們構想把這地方做成電影沙龍之類，方式是外包給民間團體經營，公開招標，也沒人去標——不知道怎麼弄嘛，龍應台就來找我。
捲入了，我很怕做一半，要做就做徹底。我開始盯工程，譬如汽車庫房改成的小戲院，原先是有窗子的，你說怎麼放映，開玩笑！就改，窗子拆掉用水泥封閉起來，但天花板已蓋好，沒得改了；我把杜篤之找來，從隔音啦、聲光啦、放映間啦，一樣一樣調整。可以說台北之家交屋的時候，我們拿到的是一個硬殼子，細部都不夠，像草坪，也沒鋪設噴灑水管，全部枯死了。這些都要盯，我把它當成拍片一樣在盯。
然後怎麼經營這塊地方——自負盈虧。黃文英組的「台灣電影文化協會」在管這些。剛做戲院時比較亂，因為光是片源就很少了，戲院八十幾個位子，怎麼可能去買片？而我們公司居然自己去買片，虧了兩千多萬（笑）。因為藝術戲院的院線，只有八十幾個位子，門檻太高，怎麼可能做。
之後跟「文建會」談，用小影展（的方式），每一季一個小影展，叫「國民戲院」，各種主題項目組合的策展，這裡放完巡迴到全省幾個縣市的文化中心或藝術戲院放映，片源就有了，慢慢片子也累積多了。現在已經做起來，大家看藝術電影基本上都是在光點，做了七八年其實很多data，像一個很大的片庫，很多人想看奇奇怪怪電影就會來這裡，就變成有一群人。這也不錯。
白：《悲情城市》以後，您開始參加很多政治的活動，其中比較明顯的一個例子是辦「民主學校」[2]。
侯：那個是2004年7月成立的，之前我對政治是不管的。但是講民主學校，就要講「族群平等行動聯盟」——就是2004年大選前，我們朋友中間有一個叫楊索的，她本來是《中國時報》的記者，《中國時報》基金會余范英告訴楊索，選舉期間，族群的撕裂非常嚴重，是不是找一些人聊一聊。
後來天心吶、材俊啦，我啊，夏鑄九啊，好些人都去了，在一起聊。聊了三四次以後，大家就決定說組織一個「族群平等行動聯盟」，準備在選舉期間針對藍綠雙方在操作族群議題上面，提出警告，就這樣成立的。他們推我做召集人，是因為我比較少碰政治，不清楚我是綠是藍哪一邊，也有一個知名度，我自己說賣相比較好，這樣子就變成了一個召集人。
族群衝突幾乎是歷次選舉都發生的，那次又是大選。陳水扁是所謂台灣族群或福佬族群，也就是台灣最大族群的代表，族群議題成為大選主要議題，對他有利，所以他一定操作族群的議題，而且是歷來選舉最嚴重的一次。其實大家心底知道，族群問題在台灣並不是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而是一個操弄出來的政治鬥爭的產物。那時候參加「族盟」的成員，過去都是長期做社會運動的各方面的人，這些人平常各自頭頂一片天，誰理誰啊而且還互相看不順眼、不對盤的，結果都在這個族群平等的最大公約數下聯合，可見當時藍綠陣營對立的肅殺氣氛多嚴重。
我們成立時，幾大報紙都做成頭版頭條，這表示什麼呢，表示大家對政客的激化族群對立忍無可忍，總算有人出來抗衡了。我記得我們每次開記者會，背後的看板大字：反操弄，反撕裂，反歧視……選前就是監督各政黨陣營和候選人的言行，誰在那裡挑撥族群，我們就鳴笛、吹哨、喊停，像一個whistle man，吹哨子的人，說你犯規了，你不可以這樣，這樣是不對的。因為綠營犯規多，我當召集人就被罵是打綠，胡扯我有拿大陸資金拍片，是假中立。
選前我還拍了一個九十分鐘族盟成員的帶子，因為我感覺這群人真的不錯，到了一個階段，可以感覺到大家的默契，彼此之間共識很清楚，互相欣賞對方，很敢說；我就選了一天把燈架好，讓大家說，然後就拍了，拍了族盟的那一夜（紀錄片《那一夜，侯孝賢拍族盟》），效果非常好，海外有人主動拷貝了一萬支到處發。
白：那麼辦民主學校的宗旨是什麼？
侯：選前族盟跑出來說當「吹哨子的人」，大選結果是「319槍擊事件」，陳水扁靠兩顆子彈連任。票數差得太少了，台灣有一半的人憤怒不服，這種不穩的當選基礎，讓扁家開始不遮掩地貪腐，在那裡搬錢、洗錢，為自己鋪後路。
民主學校的創辦人是許信良，選後他非常悲觀，他認為照過去四年民進黨執政的做法，這個社會力，台灣所有的社會力，在族群民族主義的壓迫下，都別想冒頭；那時候民進黨邱義仁他們也相信，這次連任成功，以後就是民進黨永遠執政了。許信良很擔心，台灣再沒有一個政治組織力量可以對抗民進黨，就來辦一個民主學校。那時候「中研院」好幾個院士來當顧問，像第一堂課胡佛[3]就來上憲法，講內閣制。
因為選後我們感覺台灣社會力一下萎縮了。2004年當然沒有「警總」，沒有「文工會」這些，可是族群民族主義滲透到全社會，變得像宗教一樣，是另一種更強勢的、新型的意識形態在控制人；逼得藍營在野黨不敢面對問題，權力更加集中，反對力量根本出不來。那時候就透過民主學校這樣一個場合，集結知識界和社會界的人，繼續發聲和監督，做一個新民主運動，集結社會力來抵抗政治上的意識形態。
白：您還當校長吧！
侯：跟族盟一樣，變成搞真的了。搞真的了就要組織，大家就看我說，你應該當頭，你比較有名聲而且不是政治圈的人；如果許信良出面，文化界、知識界一堆人就不會來了。許信良其實是個夢想家，他比施明德沒有權力慾，不自戀不作態，也不怕摔跤弄得灰頭土臉，那我說當頭就當頭，許信良都不在乎，我在乎啥。
我幹事情就是這樣，我就給它認真，就是做事要做徹底一點。結果我們協會馬上被查賬查一年，我根本不理啊。因為對公共領域的事我非常敏感，當初接台北之家案子的時候，我就跟台灣電影文化協會講——我是協會理事長——我說一定要找一個最好的會計事務所，盯著所有的賬。果然（他們真的來查我們的賬），很厲害。
我假使像他們（政客）就會有問題，但我對物質、錢看得很輕嘛。如果當什麼市長，那些特別費什麼的，一定是有一個戶頭專用，專門是這個特別費，它的用途是什麼，怎麼用的，什麼賬進來，清清楚楚的。我當金馬獎主席，一個月車馬費五萬，我說你們幫我開個戶，刻一個圖章，圖章交給執行長保管，賬戶交給會計部門保管，你們有什麼臨時要動用的錢，周轉或調度怎樣，沒有辦法就從這裡拿。工作人員做得很好，很爭氣，一毛錢都沒動用。
白：那後來民主學校沒有再辦了吧？
侯：我們還是會聚餐，但是你說要推動新民主運動這件事非常困難。因為不是光課堂講而已——講是基本概念，基本信念——還要介入。但介入到什麼程度？再介入就要走政治了。
許信良是做政治的，鄭麗文也是，他倆都從民進黨退黨，一老一少在推新民主運動，政治是他們的專業、志業。所以許信良主張那年年底的「立委」選舉，民主學校一定要有人參加，他認為如果代表在野陣營的泛藍垮掉，台灣就沒有組織的對抗力量了，所以鼓吹我們要參選立委，召喚大家出來投票。那是他政治圈人的做法，我們很難。
但我也差不多一整年在四處遊說人參選，像楊照啊，藍博洲啊，連初安民的太太林鶴宜——當時是台大戲劇研究所所長，她是宜蘭人，我們就遊說她在宜蘭選。朱天心幾乎要下去選了，最後還是說，有幾百幾千個立法委員，可是只有一個寫小說的朱天心嘛！這個道理現在來講，清楚到不能再清楚，但是2004年那時候的氣氛，一堆人都跳下來了。
就有報紙說，民主學校成立是一件可喜可悲的事，可喜的是社會良心不死，還有人願意跳出來，搶救台灣的民主；可悲的是，我們的政治不能讓一批導演、歌手、作家和學者在各自的領域裡發揮所長，逼得這些人要跳進政治的爛泥巴裡，說一個導演去當台灣民主學校校長，不是正好反證了台灣民主的失敗（笑）。所以最後我們只提出推薦名單。
我感覺要純粹（透過）學校散播理念也可以，但不是對所謂的官僚體系，或者政府或者政治人物——對他們，我感覺就是監督，就是抵禦；反而是老百姓，只有靠老百姓慢慢改變，這個地方才有可能會改變。只是老百姓太慢嘛，我們要把老百姓喚起來：喔，原來應該是這樣。不要搞不清楚啊。
白：所以民主學校主要想提高大眾的道德素養，提高老百姓對民主社會的瞭解？
侯：大概是這個意思。那時候唐諾寫了一篇很棒的文章叫《槍聲後的新民主啟蒙》[4]，就是說兩顆子彈打出了我們民主機制，原來是這樣脆弱又粗糙。只要用一些「國族激情」來催眠，然後兩顆天外飛來的子彈，我們的理性當場消失，昨天前天的記憶完全扔到腦後了。但是怎麼辦，這就是我們每天醒來看到的世界嘛，進三步退兩步，歪歪扭扭叫人喪氣，我們又不能換一批更好、更有公民素養的人民，我們的民主還是要靠這些老百姓一次一次投票作成決定，然後大家一起承受這個結果。
唐諾那篇文章說千萬別去神聖化民主，而是去充分地談論它、理解它，甚至質問它。因為民主，本來就是我們人對完美神話和唯一真理的相信破滅之後，產生出來的東西，所以對民主實踐越有經驗的社會，越知道民主的各種限制和缺陷；一個社會對民主的限制和缺陷認識得越深刻，就代表它民主程度越深化。那時候民主學校會說新民主，是這個意思，大家要再啟蒙一次。
白：所以這民主學校，您積極投入只有一兩年，然後它就慢慢的……
侯：民主學校，本來是族群平等行動聯盟，這已經停了。但我們這些人其實都在，有什麼事情大家都會聯絡，只是辦學校的話，要場所與經費，要長年有人主持一直做。
那年8、9月吧，在臉譜出版社當總編輯的謝材俊，就策劃一套「新民主叢書」，講基本民主課程的書，一口氣先出了三本，有《論自由》（約翰·密爾）、《替罪羊》（勒內·吉拉爾）、《現實感》（以賽亞·柏林），是對著2004年台灣的社會氛圍選的三本書。然後是年底「立委」選舉，民主學校推薦了候選人，我幫高金素梅跟蘇盈貴拍了競選廣告，幫藍博洲、雷倩、鄭麗文、許信良做些文宣或站台……
白：您還是以個人身份參加社會活動，像上個月……
侯：（關於）賭博的啦，澎湖反對蓋賭場的來邀我聯署、開記者會什麼的。那些是有時間就會去，沒人理沒選票的、少數族群的，還有原住民。
白：前一段時間，您還穿著小丑的衣服上街遊行……
侯：那是幫人選舉的。就是民主學校徵召推薦的「立委」參選人啊，藍博洲在他老家苗栗選，他叫「行動書房」——把一輛卡車改裝成多功能的宣傳車，可以播放紀錄片，做反戰照片展，也是一輛行動圖書館，在苗栗各鄉鎮跑，蠻另類的打選戰。有一次找我扮成《兒子的大玩偶》裡的三明治人助選，幫我穿小丑服、戴一個紅球鼻子，手上搖著撥浪鼓（笑）。一堆藝文界的人也捐珍藏品義賣，募到差不多一百萬，送給藍博洲當競選費用。
我也知道沒什麼用，但我知道，掐政府他們的痛處。他們拿我沒辦法，我會掐他們的痛處，指名罵，讓他們緊張一下有反應。像台北縣三鶯部落[5]，馬英九選舉前講錯一句話，「我把你們當人看……」他怎麼會這樣講，其實他是想說完全尊重你們，但他講錯了，所以被罵得很慘（笑）。因為三鶯部落住在大漢溪三鶯橋下，是行水區，就是萬一溪水暴漲到一個程度的時候，這一部分高灘地就會淹掉。雖然機會不大，但現在氣候變遷很難說啊，「八八水災」不是一下子就來啦。台灣原住民三十幾萬人，漢人來就佔他們的地，騙、拐、踢走，以前台北淡水河沿岸是一個部落一個部落，全部被漢人弄走。他們以前都在移動，這一塊住不慣或天災，就移動到別處，等於是無人之地，所以他們是最早的；後來趕、趕、趕，就變成漢人的。
台灣經濟起飛以後，他們下來平地打工，做了一輩子這種蓋房子的捆工、模板工和其他勞力，現在老了回不到故鄉，故鄉也沒了。像阿美族喜歡水邊，他們就會在水邊種植、居住，講他們的母語，都是老人；他們的小孩有的也住在台北，但他們就是喜歡這種聚落式的生活方式，跟鮭魚、陸蟹其實是一樣的意思，都是DNA的作用。
那台北縣政府就是拆除。他們被拆了以後沒地方去，又聚集回來，用拆成廢墟裡剩餘的材料自己再搭。這樣從80年代到去年（2008）2月，給拆了七次，台北縣政府一方面引用《水利法》，可以隨時強制拆遷——可是另一個單位又照樣供應水電，部落裡多的時候有五十戶兩百人左右——在縣政府的法律定義下，是一個違建社區。那拆了蓋，蓋了拆，阿美族很會蓋房子的，都快三十年了，以前是每隔幾年拆一次，到去年2月拆，不到一年喔，11月又貼公告要拆。因為以前這塊地方鳥不生蛋、無利可圖嘛，地產開發商不會來，縣政府每次拆除以後也沒有公共工程在規劃，所以三鶯部落才有空間，活了快三十年。
那現在呢，都市一路擴張要來這裡了，先弄些河岸景觀設施什麼的，所以2月拆，11月又來拆，先斷水電，我火了——他媽的。他們找我，我就去了，我去了剃了一個大光頭，在記者會上，我就咬這個。因為上次馬英九講錯話，他知道三鶯部落啊，他就會關切、打電話給台北縣，有這種微妙關係，有時候就會打中。
其實主要是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年輕人叫江一豪，他本來是「苦勞網」[6]特約記者，專門跑勞工弱勢的新聞，因為採訪他們部落就捲進去，組了「三鶯部落自救會」，帶他們族人第一次上街頭，到台北縣政府前面，不分男女、用集體落發的方式抗爭，（縣政府）不理。接著他們又到「行政院」、中正紀念堂廣場落發剃光頭，雖然媒體照樣冷漠沒什麼理，可是一些社運人士跟學生都加入聲援了。最後我也加入到「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上剃光頭，結果成為當天中午各個電子媒體的頭條新聞，那台北縣政府當天下午就宣佈緩拆！到現在快一年了，他們自救會發展得很好，（台北縣長）周錫瑋提出「易地重建」的方案，在找到適當地點之前，部落可以一直住著。
白：您參加這麼多的社運，還有……
侯：這些社運的人，都是「族盟」那時候認識的朋友，他們有事找我，我有時間就會去。像台大城鄉所所長夏鑄九，就在幫新店的溪洲部落，看能不能有一個溪洲阿美文化生活圈這種。政府一定要民間推，它才會動，它現在就要學習面對河濱部落都會原住民的問題。
像簡錫階本來是民進黨的，出來組了一個「公平正義聯盟」，藍綠之外他提泛紫主張，我覺得很好啊，族盟的時候我們也一起。後來他們辦「和平影展」，都在光點放映。還有顧玉玲，她從開始就做工運，有個「工傷協會」（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她一直幫勞工職災的人；她現在是「踢哇」（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組了一個「台灣移工聯盟」（MENT），還設置移民移工的庇護中心。
還有夏曉鵑，民主學校的時候她來上課，她本身在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她帶的是「南洋姐妹會」做新移民運動。一般大家說外籍新娘、大陸新娘，其實正確應該說是新移民女性。她們除了上街頭，我也建議她們可以自己拍片，用另種方式把聲音告訴大家，我們公司可以提供器材啊。
白：這些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活動，會不會斷斷續續開始流入您的創作或影響您的創作？還是盡量把它們跟電影分開來？
侯：我感覺這是一體的。我的電影都有一個核心，這個核心不見得是介入這題目，但都是站在人的角度，所有的人都在移動中留下了足跡。顧玉玲不久前出了一本叫《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有很大的迴響，我看了四遍，還試寫了序場幾場戲。我想只要打動我的，慢慢都會流入電影。
[1] 即2002年10月台灣三讀通過的「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
[2] 民主學校，由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2004年創辦的台灣政治教育組織。侯孝賢擔任校長，政論電視主持人鄭麗文擔任副校長，顧問有「中研院」的四名院士（胡佛、許倬雲、王德威、楊國樞），其他參與者包括許多政治人物（施明德）、大學教授（黃光國）、作家（朱天心）、音樂人（羅大佑）和文化界的精英。2004年辦了幾次記者會、論壇和課程之後，漸漸淡出。
[3] 胡佛，台灣著名學者，「中研院」院士，也是知名政論家。
[4] 發表於2004年5月6——8日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5] 居住在台灣新北市都市邊緣的原住民部落。
[6] 成立於1997年，長期關注台灣社會運動相關訊息的網絡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