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2008年您去上海參加一個關於巴讚的研討會，多年來，有人會用巴讚的理論來分析您的電影。當時您跟我說，從未看過巴讚的理論，為了參加那次研討會，就讀了一些。那後來對自己的電影和巴贊之間的關係，有什麼樣的看法？
侯：我那時候不知道巴贊是誰，就問我公司在法國念電影的築悌，我說你幫我找一下片子，因為有一個討論會。她說巴贊沒有片子，他是《電影筆記》創始人，喔這樣子！台灣好像有出一本叫作《電影是什麼》，我看了一下他的評論以後，才知道怪不得他們會找我討論巴贊，因為我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還在這邊，是恐龍沒死還存在的案例。
因為先有理論你是做不到事情的，先做最後才會瞭解，去做了才知道。做有做的客觀條件，台灣一向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電影工業，雖然以前很蓬勃，但我很快不喜歡電影工業裡的操作，包括演員也好，明星也好，我感覺都不夠，尤其拍到自己經驗的時候，知道他們沒有辦法做到——就是演員沒有辦法讓我相信，因為他們會有一種慣性，沒有真正的professional，沒有到那個程度，所以我就會去找一些真實的非演員。
一開始是方便，慢慢就會越有興趣，不要改變他，而是把他擺在現實裡面，讓他有現實感。然後不能告訴他怎麼演，因為選這個人，基本上是在用他的特質，放在現實裡面，製造一個situation讓他進去。包括長鏡頭啊也是這樣子，因為不能用短切鏡頭一直跳嘛，一直跳他被打斷怎麼進入情況，我是為了解決非演員不會演只能來真的而這樣做，結果就好像是在實踐巴讚的理論，那種捕捉現實的鏡頭方式。
那種寫實主義的拍法，我是為了解決非演員的問題而做到的。因為對真實有種迷戀，尤其是拍自己的記憶，所以對現實世界是有一個目光的。
白：2009年創辦「金馬電影學院」，您擔任校長。金馬電影學院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創辦的？是您自己的主意嗎？還是別人提的？
侯：金馬獎想辦，我就跟他們講韓國釜山影展的AFA（亞洲電影學院）是怎麼運作。
學員他們想看我怎麼拍片的，我說這很麻煩，因為拍片不是馬上的事情，導演其實在想事情，是很長的一個過程，很多細節的勾勒，現場也看不出來。不過他們蠻好玩的，都是華人。
白：學員來自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
侯：對，新加坡、澳門，有的是從韓國來的華人、美國的華人，還有緬甸的。我主要講中文，他們聽得懂，用英文很累，弄半天，大家溝通很不方便。
說到緬甸，他們來要拍短片，其中有一個故事在台北（新北市）的緬甸街——中和那邊有一條緬甸街——為什麼會有那區塊，因為1960年代的時候，那一塊最偏僻，地價最便宜，所以很多緬甸華僑來，大多聚集在那邊，叫華興街，招牌很多緬甸的；也有雲南的啊，因為國民黨部隊也有雲南的撤退到緬甸。
但是（學員）來的時間兩星期太短——以後要長，經費要多。除了機票，學員自己出一部分，這邊出住宿啊，所有費用都這邊出。我們招收了十六位學員，分成兩組，各拍一個短片，他們分工合作，從劇本到剪接。我們作一些製片上的支援，或是剪接完，廖慶松帶他們修改，結業時他們觀賞自己拍出來的片子在銀幕上放，都很high。第二屆我的想法是，上一屆有哪些人可以再來的——我感覺不錯可以再來的——他像種子一樣，連三屆都可以來；還有新的（成員）。
然後呢，以後拍短片要用底片拍。因為我發現他們學的都是HD之類，但是用底片拍，感覺不一樣，要讓他們建立對影像的質感，不然他們沒有質感的要求。就是說要有對影像魅力的美感，心中才有一種依據；即使用HD，也會往影像上追求，而不是只在人的表情或戲劇上著力，拍得跟電視劇一樣。
電影其實沒什麼——他們一直在討論，去大陸也在討論本土化怎麼國際化——美學而已嘛，當然是從自己熟悉的、有感情的、有話要說的東西開始拍，拍得好，有表達的能力、美學的形式，藝術有種高度，全世界都通啊，這就是國際化。不然是要去迎合國際嗎，怎麼迎合！
如果學員來的時間長，可能用底片拍，找地方政府合作，現在大家都想promote觀光，那正好啊，他們至少會補助一些旅館費、餐費，再補助一些錢，就更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