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雖然是陳坤厚的電影，在您創作的生涯中，1983年的《小畢的故事》應該有非凡的意義，因為這是您第一次與著名作家朱天文合作。她也曾在《下海記》一文中，為初次跟您和陳坤厚見面作了回憶。您還記得當時剛開始合作的情況嗎？
侯：那是我在《聯合報》讀到一個徵文比賽開始的。那個徵文叫作「愛的故事」，五千字左右的一小篇，我們讀到朱天文寫的，感覺不錯，就聯絡她，跟她約在明星咖啡館聊，想改編成電影，那時她已經跟朱天心、丁亞民合作寫過電視連續劇《守著陽光守著你》。天文的小說我很早就看過，《女之甦》那篇登在報紙上還是收在副刊的集子上時就看過，她父親的小說我也看過，在我拍電影之前就看得很多。
談過之後她說可以，就找丁亞民他們兩個一起來編，加進一些個人的經驗，她寫前半段，丁亞民寫後半段。
時機很重要。認識她時，我從事電影差不多有十年了，1973年入行，做編劇、副導演，差不多到一個要改變、轉化的階段，恰好就認識她。
白：往後的二十餘年裡一直到現在，朱天文變成您創作上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在合作上她能提供別人無法提供的什麼東西？
侯：以前我都自己寫嘛，寫劇本……但你知道我腦子的結構，基本上是影像的，我想的都是影像。影像已經有了對不對，哇那味道是什麼，調子是什麼，我還要寫，很累耶；但寫出來大家才知道，才可以溝通啊。跟天文合作以後，很快，我講給她聽，她寫很快啊，或者討論，所以從此我書寫的能力就開始減弱了（笑），但我不在意，因為我主要是影像。
因為她從事的是文學，文字的思維是更deep，比影像深，比影像能持續挖掘事物的背後。文字思維的負載度，也比影像大上不知多少倍，這是她對我的最大幫助，不一定是針對劇本的，反而是電影以外各方面的腦力激盪。
就電影本身而言，雖然劇本都是她寫，基本上開頭都要我開始，我一定要先想然後寫。我寫比較簡單的分場然後跟她討論，然後再寫，再寫，一直討論，再整理，整理到最後交給她……因為我們同步嘛，所以她再幫我整個重新整理。我感覺從以前寫到現在，文字這個東西，人家說是想好架構寫出來，不是！都是你在寫的過程中越深，越發現，把整個內在的東西都提出來。
我現在的習慣，寫一個劇本要在咖啡廳待一兩個月，前面一直看書，看看看，其實在想那個故事，或一邊在看其他的小說，好像沒有在想劇本，有一天，砰！開始了！好快，有時候好快。但是唐朝（《刺客聶隱娘》的歷史背景）沒辦法，那太久遠了，光看書就看不完。
所以跟她合作到後來，她常常會說覺得自己像個山谷回音——我發聲，她回音。為什麼？因為我們一直在討論，我有一個對象可以討論，有很多觀點很接近又互相激發。她那時候其實很年輕，她是文學世家，所以她有時會有一種奇怪的直覺。我要拍《風櫃來的人》，跟她聊，我說以前寫劇本很清楚，一邊寫一邊怎麼拍都完成了，但現在每天跟新導演們談些有的沒的，什麼master shot啊，什麼形式和內容啊，我就開始混淆了，不會拍了。結果她建議我去看《從文自傳》，她只是一個直覺。我沒看過這本，因為他們文學世家比較有這種台灣當時叫作禁書的30年代的書。我看了完全不一樣了！馬上找到一個視角來拍，所以這種合作關係就一直下來。
白：跟廖慶松老師一樣，她後來也當監製……
侯：朱天文啊？
白：對啊！在《千禧曼波》裡面不是當監製或製片嗎？
侯：都是掛編劇，掛監製是因為她是電影公司，三三電影的董事，所以掛她。當時為了重組新的公司拍片，看找誰來當負責人，幾個人算名字筆畫，她的名字十四畫說是最適合，就借她的名字來用。因為有時候我的名字掛太多，就掛她的，那都不作準的。我們都亂掛的，真的，我不騙你，我不在乎這個，我們都是亂掛的！
白：《小畢的故事》是您當年的製片公司萬年青攝制的，但本片也和中影合作，與中影合作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他們負責發行嗎？
侯：基本上是資金對半，一人一半。發行我們認為中影有點老，雖然是小野他們，但是我們想交給民間發行。那個老闆叫A嗶斯，「惠比壽」的發音，那個臉笑瞇瞇的財神，日本七福神之一。A嗶斯他們有一個公司，做了很多片子，像《上帝也瘋狂》是他們發行的，第一集很便宜買的，賺很多。這個老闆不看片的，完全是看什麼人的組合，他就買了（笑）！
那個時候電影不景氣，非常低，就是黑社會片最多的時候，很多片子差不多三天就要換。所以這部片沒有什麼檔，過年檔被佔了，前面只有十一天的檔，我們就上這個檔啊，自己剪CF（預告片）在電視上打了。然後這個電視商譏笑《小畢的故事》，他看是「大畢的故事」，小畢的閩南話叫「肖嗶」，嗶就是裂開，他說這不會小小地裂開，這是大裂開——意思是會很慘——結果出乎意料大賣。我那時候剪CF在電視上打，很準。
而且我跟陳坤厚投資萬年青，我把房子賣了，我那時候才分期付款買的，住差不多兩年就賣，賣了九十萬，搬到樓上租房子。我太太也傻傻的答應，要是賠的話就很慘（笑）。陳坤厚就是回台中他們家族標一個會，那會是「谷子會」，就是收割以後有錢誰最需要誰就標，他弄了一百五十萬；我們兩百四十萬，中影就出相對的資金，總共四百八十萬吧。後來片子大賣，還好分回來，我分了一百五十萬等於說賺了六十萬，才在天母買了房子，後來那地方整棟公寓要拆，蓋成現在的新光三越，我又賣了搬到現在的住家。反正自己拿錢拍片就從那裡開始。
白：《小畢的故事》的另一個演員是鈕承澤——日後的「豆導」，跟您第一次合作。後來《風櫃來的人》、《千禧曼波》斷斷續續都用過他。透過您的電影，可以看到他的成長過程。您跟鈕承澤合作是什麼樣的狀態？隨著時間的流逝有什麼樣的變化？
侯：鈕承澤最早是拍王童導演的《假如我是真的》。他父親是戲劇界的，有關係，他那時候正好念表演學校，叫作華岡藝校，初中開始的學校。
庹宗華拍《雲深不知處》的時候是童星，那時候我當副導就認識。《風櫃來的人》還有一個張世[1]，也是他學弟。另一個胖高的是我朋友的侄子，一心想弄電影，我說好啊來——常常很多片都會有這種人，要當電影明星，來了，拍一次就不會再來了，就毀了（笑）。
他們都是華岡藝校同學，比較要好；因為背景在澎湖，會要求講閩南話的，他們是外省人不會說，那時候也無所謂，反正是配音，所以裡面有很多我的聲音（笑），我一下裝鈕承澤聲音，一下裝張世聲音。
白：您前面講過，經常用一個演員，一段時間便不再用，但是後來《千禧曼波》還有。
侯：《小畢的故事》那時候他已經出名啦，完了以後，《風櫃來的人》更是成熟了。拍他們那幾個，《小畢》去念軍校的和《風櫃》去跑船的那個是庹宗華。還有那個被捅肚子的叫魏伯勤，跟鈕承澤兩個後來合夥做錄音，開一家配音的公司叫「藝言堂」。《風櫃來的人》拍完以後，因為題材的關係，大都講台語，有很長一段時間沒用他們，他們各自一直往演員上走；後來鈕承澤也是導演，庹宗華、張世到大陸發展，就再沒有合作。
《千禧曼波》找鈕承澤來演一下下，他變得會很緊張了，因為很早認識他時，我跟他都還糊里糊塗的，現在變成他有自覺要演了。有時候想想蠻殘忍的，他們都是才子，我用完以後，感覺下一部片子不適合就不用了，好像把他壓搾了！
白：《小畢的故事》還有一個資深老演員崔福生，我查了一下，你們合作的電影很多，包括《雙龍谷》、《近水樓台》、《早安台北》、《天涼好個秋》、《就是溜溜的她》、《在那河畔青草青》、《尼羅河女兒》。您跟他合作的片子，比其他演員還要多。
侯：前面那些當然不是我導演，《小畢的故事》、《就是溜溜的她》我感覺他的樣子很過癮，主要是他沒什麼神情也表情不多。對我來講，很怕表情太多、戲太出來的，我喜歡這種，所以跟他合作好幾部。跟他同代的曹健，我們就合作比較少。
有時候就是一種直覺，回到本色。他很像外省老兵，三十歲就演爸爸，演他兒子的二十幾歲，跟他差不到五歲，他就是老相。
白：他甚至還演過《養鴨人家》。拍攝《小畢的故事》，您除了製作方面，其他方面都有參加吧？
侯：我是現場副導，陳坤厚攝影，對演員什麼他會丟給我，他負責拍攝，我有時候回去要改劇本。
白：當時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有好幾部電影，講述像小畢這樣的再婚家庭，像《老莫的第二個春天》、《八番坑口的新娘》等等，大部分都是描繪外省男人娶年輕的本省太太。
侯：我沒有注意，可能是《小畢的故事》引起的，但也不一定。《小畢的故事》是比較早，都是80年代當際，可能是賣座所引起的。《老莫的第二個春天》也賣座啊，李祐寧（導演）的，這種故事台灣一堆，其實很動人。
白：我在想為什麼之前沒有很多這種片子，也許是因為外省人和本省人婚姻生下的孩子，到了80年代才開始長大，才反思這種現象。
侯：我感覺這種（孩子）反而都很優秀。外省人娶了本地人，生下的小孩兩種語言都會，經歷過兩種不同的生活背景，眼光跟別人不一樣，其實天文家也是啊。
白：1985年您跟楊德昌合作《青梅竹馬》，這次天文和楊德昌一起編劇的過程，有什麼不一樣？
侯：討論以後，就楊德昌（負責）了，他會寫成劇本。像我都是會盡量提供想法，然後天文寫成小說，最後交給楊德昌。基本上合作方式是這種，就是導演主導；況且這個故事最初的idea是楊德昌的，連題目最初叫《帶我去吧，月光》都是，根據這個，天文去寫了小說——雖然發展成另一個故事了。他那時候把我當成角色在想，又剛認識蔡琴，她有一種特別的味道，才有這個idea。
白：對這個片子您好像參與很多，除了演員、編劇、製片……
侯：我是跟我丈母娘借三百萬，這筆錢本來想在天母買房子。《小畢的故事》我賺錢了，那時候房子很便宜，就在天母買。我丈母娘是從山西逃難到這邊，他們對房子、土地這種東西很有感覺，意思是說一定要有一個房子，所以看天母剛興起來，就說你們可以買一個店面。有時候聊起來我那個丈母娘，只要聽她的話，可能就一堆房子（笑）。結果那個錢我就先周轉，拿來投資《青梅竹馬》，跟發行《小畢的故事》那家片商合資，老闆劉勝忠和合夥人就是我剛講的A嗶斯，沒想到這片子賠得蠻慘的。
台灣電影以前好像有類似的一些情況，結果都很賠慘，所以導演不能當演員。
白：但是我聽說您差一點就拿到金馬影帝，我看您演這部電影的range非常大，從打鬥的場面到跟蔡琴的一些非常溫暖的戲。您能不能談談當演員的經驗。
侯：會去演戲，是楊德昌找，我好像有點盛情難卻，那時候也真年輕。其實談不上演，只不過我的某些樣子或氣質，正好符合楊德昌這片子的角色設定。
我感覺必須專注當演員，不能又當導演又當演員，除非你是個明星。反而明星你就可以一邊當導演，因為明星是運用自己本身的一種特質在展現，他不須演戲，他只要展現。明星一站出來，觀眾就接受他的特質和架勢。他當導演的話，多半因為找到一個能展現他那種性格的題材來發揮，他只要順他的性格特質去表現，基本上是不需著意演什麼的。
但演員就不是，他得挑戰各種角色，全部投入於表演，自我挖掘，並且在表演上得到最大滿足了，沒什麼慾望去當導演。當導演跟當演員，都要全力以赴，兩個很難兼。我不會想當演員，我還是想去動腦子。明星自己導自己演，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加上他的班底很強，拍的片子出乎你意料之多，而且還拍得很棒。
白：所以您這個角色「死了」以後，您整個演藝就停了，就沒有再復活了吧？
侯：還有。這個片子完了以後，舒琪找我去演一個香港片，叫《老娘夠騷》，片子裡我要吹薩克斯風，演葉德嫻的男朋友，她叫我玻玻，boy boy的意思，我叫她戈戈，girl girl嘍。柯一正也有演。拍一拍有記者報道我沒有工作證，我是以旅遊的簽證進香港的，到期後不發籤證給我，我還沒拍完，就飛馬來西亞再過境香港，利用過境的三天拍完。
有一天拍外景在一個房子裡，進念劇團的榮念曾帶阿城來探班，我從房裡出來，就是那時候認識阿城。舒琪跟阿城、田壯壯都是最早認識的。
白：就是80年代中旬。
侯：《青梅竹馬》之後。
白：香港的合作跟您在台灣不一樣嗎？
侯：我當演員就好，根本不用管。
白：那個時候香港拍片一般特別快，幾天就可以拍完。
侯：舒琪也算是快啊，雖然他拍的不多，但是很快。他們鏡頭就是切割，一個一個很清楚，跟我的拍法不一樣啊，我也沒特別留意。那時候不會感到有什麼不同，因為我拍片的風格是一點一點越來越強烈，拍到後來才有自覺的。
白：《青梅竹馬》跟蔡琴演對手戲，她本來是歌手而不是職業演員，所以她也很容易進入這個角色嗎？
侯：那是楊德昌的責任啊，他對她很有感覺，這個很重要，演員就會有一種信心。
白：重新看了一遍，發現這個演員的陣容除了你們倆，還有吳念真、柯一正等人，好像整個新電影的大家族都有參與，真的可以感覺到當時的合作精神。
侯：而且那些小孩是我鄰居的小孩，還有吳念真的小孩。
白：台北市，您自己拍過幾次吧，像《尼羅河女兒》、《千禧曼波》，但它跟楊德昌的台北有個完全不一樣的呈現。楊德昌的那種冷漠與孤獨，和鏡頭反射的玻璃、空空蕩蕩的大現代屋子，等等。您怎麼看楊德昌電影描繪台北？
侯：看楊德昌的片子就知道他在台北成長。他在美國十幾年，要拍電影，在LA學不到東西就回來，直接拍電影。
他帶回來的眼光，完全看到另一個角度，是我這個老土沒有的。所以《青梅竹馬》那個青年騎摩托車直衝「總統府」，那時候「總統府」還是禁區，那個蠻有意思的。我們原先想，沖「總統府」警察會攔，不能騎摩托車，而且都憲兵、警察看守的，很刺激。
因為楊德昌在美國十年，這個差別太大了，他一眼就看見台灣的社會結構、權力結構、政府集權的這種。我們沖一次，沒有警察攔我們，再拍、再衝一次，照樣沒人理；結果，看報紙才知道那天捉「江南案」（涉案幫派分子），那天晚上開始，全省的流氓都捉，叫「一清專案」。怪不得沒警察，因為全去抓人了，沒人理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得出楊德昌對台灣的角度。
白：片子從頭到尾沒有離開台北，但是美國的影子非常重，從美國的棒球賽到各種例子，都可以看出美國文化的影響。
侯：就是你不能只有美國，你應該要有自己的角度，意思是這樣。
白：同一年，您還參與《最想念的季節》編劇工作。其實很有趣，這也是台北的故事，但處理的方式跟《青梅竹馬》完全不同，這個反差太大了。
侯：這個我寫了開頭幾場的劇本，其實很早。很早這個劇本的idea，是來自一間公寓的錄音間，叫三芳錄音間，在那邊像現在大樓，樓下有一個可能是外省兵退伍下來的，他的名字很好笑叫「畢寶亮」（「嗶啵亮」諧音），就很亮，就從這名字開始。然後就想陳友啊，香港的陳友來演小氣鬼畢寶亮，都市喜劇，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那是很早的故事。
後來陳坤厚要拍這個，就把idea說給天文聽，由她按小說的形式先寫出一個完整的故事來，討論整理完我就沒參加了，就交給他們去執行。因為陳坤厚拍，加上《風櫃來的人》賠錢以後有些債務，我們（就先）幫中影拍了《小爸爸的天空》還債。《小爸爸的天空》那時候我還有在現場，《最想念的季節》就沒了。其實我已經慢慢走到另一個方向了，這種分野，就會造成最後的狀態，因為觀念不一樣了。
白：像《最想念的季節》，這片子在台北還到處都可以買到，但是《青梅竹馬》那麼經典的一部片子都找不到了——等於沒有人發行——很多觀眾看不到。不只是這一部，像《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很多老經典都沒有了。
侯：楊德昌跟中影談那時候，中影還沒有賣給郭台強，就是要拿自己的一些片子回來，到大陸發行，但是來不及，他就去世了。後來他的太太彭鎧立也要做，但沒有簽約也沒有談成，就沒有了。我還幫她去談了一次。
至於《青梅竹馬》主要是我本身，很怪，我拍完就不理，丟在那邊。我公司的人也是懶骨頭，其實很多底片都留的話，像王家衛那樣，很多沒剪到電影裡的底片，是可以整理出來發行的；但我一堆底片，好像剪完就算了。《青梅竹馬》當時沒有賣錄影帶的版權，所以市面上買不到，底片目前在現代沖印廠，保存得不錯，明年會印拷貝，在「光點」重新放映。
白：差不多同一段時間，您還參與《油麻菜籽》的電影編劇，這是台灣新電影的經典之作，也是萬仁拍得最好的一部片子。這是根據廖輝英的小說改編的，您跟廖輝英合作的經驗是怎樣？
侯：主要就是約討論啊，因為她小說本身很完整，跟她討論完以後，就編一下，那時候動作很快，一下就弄完；萬仁就自己去拍，因為跟他的背景很接近。本來找的不是蘇明明，是當時剛出來的一個歌星，很單純、古典，但是唱片公司不放，所以我建議萬仁找蘇明明，而她也棒，很適合。
白：他們倆的range非常大，而且角色隨著電影的發展，整個位置都有所改變，整個性格被扭曲的感覺，表現得相當不錯的。
侯：然後蔡琴唱主題曲。那個片子也賣錢，是張華坤跟劉勝忠的公司合作，屬於張華坤的片子。當時來不及了，要上廣告了，才剪了第一本，第一本剪完六百多英尺，片商劉勝忠來看，他說不錯，我說這個就當廣告了，他說：「什麼？！」（笑）在戲院放廣告，是九十英尺一分鐘，六百多英尺五六分鐘，很好沒什麼問題，大家看了很迷，那片子票房很不錯。
白：有時時間跨度那麼大，角色不太像，但蘇明明跟柯一正都演得相當出色。演阿惠的兒童演員李淑楨也非常好。
侯：她也演過《鼕鼕的假期》，後來台大畢業，現在也在這行業。她很直接啊。她爸爸對她很好，很聰明，很會演。你看像《鼕鼕的假期》要她演很強硬的那種很像，但是再大一些，可能就不行了；不過還好，再大一些時，她就唸書去了。
白：那這部片子除了編劇，您整個製作過程都參與嗎？
侯：我當監製很奇怪，我都不去現場，只有支援需要我會去幫忙——所謂支援，除了錢之外，譬如選擇演員之類的，這個我會幫。
白：但差不多十年之後《少年吔，安啦！》好像參與得特別多。
侯：整個就是我在現場。主要是徐小明拍了五六天，這部片子的製片人是張華坤，他看了毛片覺得拍不到，想放棄算了。但這是他成立城市電影公司的第一部片子，我就想說好啦幫他，其實前面演員的調整都是我弄的。
白：我看很多都是《悲情城市》的班底來的。
侯：我把顏正國找回來演，顏正國已經是個小流氓，脫離電影圈了。場景重新弄，徐小明等於是幫著我一起。那時候能量很足，很快，拍刺青、流氓這些，片子很賣座啊。
白：聽您這樣講，可以說是您合導的——是不是能這樣說呢？
侯：但是我通常都不會這樣講。反正很多時候我在旁邊幫忙，調度場面之類，連那個攝影——因為攝影張惠恭保守，拍很暗的酒吧，光圈按照測量的光度放，我說暗部太暗會看不見，他說光圈已經最開了，我叫他光圈盡量放大讓它over沒關係，印片的時候再回壓，就正好，而且暗部的細節層次都看得見。這些我都清楚，所以很快。
白：《少年吔，安啦！》與您自己片子的一個不同，在於怎麼處理那些暴力的場景。您自己電影都有一種距離，但《少年吔，安啦！》很近，整個感覺有一種衝擊性。能談談這種不同的處方式？
侯：因為不是我的片子，雖然劇本我參加，但我還是尊重導演。他們需要這種衝突的時候，直接也是可以拍，對我來講不難。我自己比較喜歡隱藏一點，但他們要直接。
那時候申請從香港的槍械公司租空包彈，爆破是從菲律賓來的。菲律賓來的這一群，是科波拉在菲律賓拍《現代啟示錄》訓練出來的，當地（配合的業者）跟著都會了，有時候技術的轉移也是很好玩。真的槍械、有聲音，那力量才會出來，以前沒有啊，是槍管放火藥，槍後面接電線從袖子啦褲管啦或哪裡穿出來，連到一個電瓶，一通電引爆火藥就像開槍，還冒煙咧，很假。我們申請槍械進來，每天拍完要交給當地警察局，核對公文，用了多少火藥，多少空包彈——就是沒有彈頭，用蠟封的子彈——都要清清楚楚，第二天再填好公文，然後領出來用。
白：除了這些鏡頭以外，整個電影也表現許多黑社會和吸毒的場面，很大膽。而且更大膽的是政治的一些顯露，像那個議員啊——黑幫老大超哥，就是議員——還有警察的無能，這都表現一種非常黑暗的社會現象。您那時候有充分的自由，拍這樣的社會題材？
侯：已經解嚴啦，連《悲情城市》都拍，還管什麼。這種片子沒拍到這些東西，就沒什麼能量，像一個吸安非他命的鏡頭要拿掉，我說留下；後來張華坤他們很後悔沒有拿掉，變成限制級，不然輔導級的話，他們認為會賣得更好。
白：這部片子是林強、伍佰做台語搖滾，在當時這也應該算一種創新？
侯：音樂都是一些新的。這部片子的音樂是倪重華[2]和他的「真言社」製作，林強之後（加入）的；有現在很紅的伍佰，還叫吳俊霖的時候；還有叫「Baboo」的四人樂團。那是那群年輕人最有爆發力的時候，林強開創的台語搖滾《向前走》大賣之後嘛。《點煙》、《少年吔，安啦！》、《電火柱仔》這些歌真的勁爆，倪重華還說：「這次我們走得最遠，遠離所有流行歌曲的套式。」
白：電影的原聲帶也有您自己唱的歌！
侯：對，那時候爆發力很足，很強，剛好是解嚴後的能量。
[1] 張世（1966—— ），台灣演員，曾以《香蕉天堂》獲1989年金馬獎最佳男配角。其他電影作品包括《風櫃來的人》《國中女生》《五魁》《紅柿子》《風月》等。
[2] 倪重華，台灣資深音樂人，一手創立唱片公司「真言社」，帶起台式搖滾嘻哈流行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