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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男好女》

(1995)

白:《戲夢人生》之後,您好像計劃要拍一部《從前從前有個浦島太郎》的電影(發想自朱天心同名短篇小說),聽說跟萬仁後來拍的那個《超級大國民》有很相似的一個故事,就是白色恐怖(期間)一個人坐牢,後來放出來,重新面對社會。怎麼從這個案子轉到後來的《好男好女》呢?

侯:「浦島太郎」很早了,那時候有想法並沒有實際做。《好男好女》跟那想法已經隔很久了。《好男好女》是白色恐怖第一案。蔣碧玉與鍾浩東,鍾浩東是鍾理和的哥哥,他是同父異母的哥哥只大一歲。他戰爭前就從東京輟學回來,跟幾個念醫的年輕人想組一個醫療隊,去大陸參加抗日。

《好男好女》我的感覺是,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意志,以前的革命不都是跟愛情在一起嗎,他們的故事也是這樣;所以就拍這樣的故事,他們一共五人,兩對夫妻,另外一個人叫李南鋒,拍他們一起回去參加抗日的過程。然後就去搜集這五個人的資料,那時候蔣碧玉還在,有訪問過。台灣調查局裡的鑒識科,CSI有沒有,刑事案件調查找證據的,就是(這五人)其中一個叫蕭道應的後來做了法醫,他所建立的。

(他們)本來是去參加祖國抗日,跟國民黨體系是一起的,後來感覺國民黨太爛,在那邊就加入共產黨了,回來變成地下黨;所以鍾浩東回來,當基隆中學的校長,出了《光明報》,就是一個地下報。這是白色恐怖的第一個案子,(國民黨)抓了他們,暫時不敢動,因為局勢不明,而且剛開始也不想殺台灣本地的;但是這人太硬,非常堅毅,沒辦法。

而韓戰之後就白色恐怖——因為局勢穩定了,冷戰已經進入美國的保護範圍了。我主要是拍歷史三部曲的這一段,就是二戰之後過來的這一段。

白:最早是看藍博洲的小說所以才……

侯:藍博洲的小說在《悲情城市》時就已經看了。

白:但這次除了參考他的書,您還請藍博洲本人演一個角色?

侯:對,他演蕭道應。也跟蔣碧玉談過,但還沒拍完蔣碧玉就去世了。

後來我也分出一部分的錢,差不多三百萬台幣,給藍博洲和關曉榮去拍16厘米的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當初兩對夫妻生的第一個小孩,都留在廣東那邊托給人家,80年代末開放探親後(他們)有回去找,紀錄片也追蹤了這一段。

白:當年蔣碧玉對您要拍片子的計劃,有什麼想法?

侯:沒有,她還沒看片就去世了。對這個還好,因為我拍了《悲情城市》又拍了《戲夢人生》,他們老一輩的心胸都很大。我倒是想現在拍蕭道應,建立台灣CSI的那位,因為他太太現在快九十有了,好像寫了一本回憶錄。

白:我覺得《好男好女》的旁白很有意思。一開始旁白配著梁靜的當代部分,但旁白漸漸地開始出現在蔣碧玉的那些片段,第一次梁靜還說:「我感覺我快要變成蔣碧玉了。」這種很委婉地把電影的不同時空聯繫在一起。

侯:那完全是直覺。在剪接的時候,我感覺這片子因為有些限制,有些場景很難,所以我才利用一個形式,用了一個現在式和一個過去式,現在式中還有拍片——我不用真正拍(歷史場景),真正拍的只一小部分,而是借了一個地方排戲,用每天在排戲的方式來表現。但我感覺,處理這個還不夠成熟。

白:所以您把40年代那個蔣碧玉的片段,不是當成客觀的歷史,而是梁靜在演那個角色。

侯:是,就是她要演這個角色嘛,所以一直在看小津的電影做功課,為了融入那個時代。因為梁靜這個演員之前荒唐過一段時間,她的秘密日記又被人偷了,所以在一種狀態裡,很困頓。

我感覺《好男好女》的意思是什麼:每個時代意志不一樣,氛圍也不同,但是人的處境和掙扎都有動人處,都是「好男好女」,意思是這樣。

白:《好男好女》有三個不同的時空,然後各個時空的顏色和色調都有點不同,您怎麼塑造整個顏色的策略?

侯:這是印片的時候(決定的)吧,主要是印片時候的調色。現在對這個完全沒印象了,只知道不管是梁靜的想像,或是實際演戲的,凡是去大陸的部分,都用黑白的。

白:好像有一點點顏色。

侯:對,單色啦。然後「當代」裡的「現在」跟「過去」也不太一樣,「過去」有一種五光十色的頹廢,主要是場景和整個tone有一點不同。梁靜想像的那一部分,基本上都是用單色的。

白:這些都是後製作調整的,本來就有這樣的構想嗎?還是……

侯:本來只有在場景佈置上才這樣,因為生活不同了嘛,場景上自然不一樣——小屋子裡那個吊球啦,有的沒的,跟她的黑道男友,高捷演的那個。

白:《好男好女》以前,伊能靜主要是位當紅的歌手,而且這應該是她主演的第一部片子,讓她演三個不同時代的角色,跨那麼大的歷史時空,有什麼樣的挑戰?您怎麼讓她熟悉,又怎麼讓她融入這個角色?

侯:以前最早想找她,是因為《悲情城市》,後來她去日本戀愛了;沒辦法,戀愛了她不拍耶!所以這個女孩子也蠻奇特的,有一種她的特性。

那時候找她呢,第一個她會講日本話,第二個我感覺她能量很強。譬如說她想從唱歌轉到表演的那種主動性很強烈,所以從劇本開始,她就很投入,然後也跟美術黃文英討論造型什麼。黃文英那時候從美國回來,她在匹茲堡大學、卡內基梅隆大學,念了兩個碩士,都第一名畢業的,很厲害。她曾經在百老匯,想回來做,回來後跟伊能靜一直在聊。

我剛才不是說,黑澤明的演員都是場景好了,就要穿好戲服在那邊等,以進入角色狀態嗎;我跟你說伊能靜投入的狀況,(劇組)在定裝,定裝都是一天兩天,她衣服一穿上去馬上進入那狀態——那拍劇照的都拍得發抖——就很投入。

我看這樣子太投入了,所以一開始拍就拍最重的,戲中戲,就是她(蔣碧玉)先生鍾浩東死亡了,她燒紙錢的那場戲,就拍那個最重的;她哭一哭就厥過去了,沒辦法收的。我一看這太重了,但是很好;這樣下去就比較知道,後面不能這樣,如果這樣沒辦法演的。不是她演的問題,而是結構上你不能到那種程度,有時候是要收的。所以我剪就會看,夠了,不要那麼過,那麼over;如果那麼over你後面拿什麼接,接不起來。那時候感覺她的投入,蠻好玩的。

《好男好女》劇照,高捷(右)與伊能靜。

本來第三部仍是跟年代合作的,但是他們感覺伊能靜有什麼,為什麼要找伊能靜,有一種質疑。我就不跟他們合作,就從日本找錢,所以《好男好女》是跟松竹[1]合作的第一部片,拍出來以後,伊能靜還入圍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白:松竹投資的話,請伊能靜主演應該也是配合日本的市場,因為伊能靜在日本都有出日文的唱片。

侯:我其實不太管市場。

白:但製片人應該管。

侯:製片人管,所以他(年代)就不投資啦!我就好啊,不投資就算啦,我就跟松竹合作。對松竹來講,這種投資不是很大,他們投了八十萬美金,總共才三千多萬台幣,但是那時候錢好用啊。我申請輔導金有一千萬台幣,我都花得光光的。

白:您過去的電影處理男女關係,都是比較單純的,但是到這一部就非常直接,而且伊能靜對慾望和性愛的表現比較大膽。這就是時代的不同嗎?能不能談一談這種不同的處理方式?

另外伊能靜與高捷的床戲,都靠著一種表演的成分,就是要照著鏡子相互撫摸,化妝,或用那種迪斯科的裝飾之類的,跟演蔣碧玉一樣,她都是一直演戲、作秀。

侯:台灣那個時候很流行這些,大麻啊,或是這種。解嚴以後經濟越來越好,回來的華僑都說「台灣發了!」就是那個時候,以前不出現的東西都通通出現了;我都笑說「大麻時代」,不管是解放或者是幹嘛,各方面的解放,人跟以前的人不太一樣了,有他們自己的一種自主性,跟以前制度下被壓抑的狀態不一樣。主要是這個,我弄一個「當代」,去拍也差不多十年前的80年代的某種狀態。

同時伊能靜又演一個革命的純心女子,半個世紀前的女子的那種質地,那部分我感覺比較差。她沒有辦法演那部分,這個責任在我,不在她。假使當代梁靜和40年代的蔣碧玉的反差非常準確,那就會很棒;假使類似一個辛樹芬(的演員)演那位參加抗日的(蔣碧玉),那種樣子她就會不得了,她一定會得獎。

白:我看了您過去的一個訪問,就講《好男好女》是您比較不滿意的一部。您現在還這麼認為嗎?

侯:那個時候想用一個複雜的形式來表達,但是掌握得不好。複雜形式是沒關係的,但不要被它綁住,主要還是演員嘛。我覺得不滿意的是蔣碧玉這一段,「現在」、「過去」的90、80年代都OK,她演得很好。

我不是說她整個投入嗎,有一場最後結束前,她被電話鈴聲叫醒起來接,有點confused,現實和過去的事混淆著講。她在睡覺,我讓她先睡,然後我說電話響你要醒來,醒來以後,你要開這個燈這樣;我就說睡吧到時候會有鈴聲,你就起來演。她就真的睡著了,電話啷啷啷很久,就醒來了,忘了開燈,所以很黑,但是那聲音表情非常厲害,完全投入,很過癮一次OK。雖然忘了開燈,幾乎看不見臉,也幾乎看不見傳真機一直吐出來的一大疊紙張,一般會NG重來,但我知道重來是拍不到那種聲音了,所以黑就讓它黑,就一次OK。

她拍當代部分很棒,當代的「現在」和「過去」兩段都很棒,就是拍蔣碧玉比較沒辦法,我感覺這是一種質地的問題。

白:那個也是回大陸拍嗎?

侯:在大陸廣東。他們那時候在廣東,丘念台救了他們。他們參加的是東區服務隊,不是在第一前線打仗,而是在服務,幫助老百姓或是救援,因為他們都是醫生和護士,那個野戰醫院的景,都搭的啊!

白:拍了幾天?

侯:拍了沒多久,以前拍片很快啊。因為我帶了一個美術去,會搭景的木工,他是中影的老木工;我要搭一個醫院說用竹子搭,他就跟當地的人談好,只花了一萬塊人民幣,當時台幣八萬,搭完以後竹子給那個人。那個人還客串演翻譯,因為講汕頭話——也是閩南話的一種,有點像——但是演鍾浩東的林強他們五個人完全聽不懂,很好笑,所以我拍他們被一一盤問審訊卻語言隔閡的那表情就夠了。

白:有一場戲拍蔣碧玉在監獄裡,那場就很有意思。它展現的氣氛也非常陰暗、沉重,剛好跟《戀戀風塵》中那場台灣軍人收大陸難民的戲,對照看可以產生很有趣的對比。這場戲之前,有做什麼樣的準備?

侯:沒有,這是事實,他們本來就碰到這樣的遭遇。因為當地單位懷疑他們來幹嘛的,語言不通,講不清楚,加上私心——只要抓到一個所謂日諜或者共產黨,就有多少獎金。

後來無意間讓丘念台知道——就丘逢甲(清代著名的台籍詩人、教育家)的兒子,在台灣出生,在閩、粵抗日——他聽說有台灣來的人,才保了他們。不然他們五個是要送去砍頭的!

[1] 松竹株式會社,日本五大電影公司之一。1895年創辦傳統劇場,1932年轉為電影製片公司。出過包括小津安二郎、溝口健二、成瀨巳喜男等著名導演的作品,也與侯孝賢合作多部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