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白：我們先從編劇開始談《戀戀風塵》，吳念真加入您和朱天文的編劇後，整個編劇的過程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侯：《戀戀風塵》是（吳念真）以前的戀愛故事，就是家鄉的一個鄰居女孩。因為他初中就上來台北唸書，念延平高中夜間部，一邊做事；那這個女孩子也上來台北了，在裁縫店。念真去當兵，女孩子還給他一千多封寫好自己姓名地址的信封，一元郵票都貼好了。結果就被常常送信的郵差追上，結婚了。我想那女孩太年輕了，太寂寞了。
三個人合作劇本的情形是，（我）先有一些感覺，就找天文聊，聊了之後再進一步結構它。結構出來，情節完整了，天文就把初稿整理出來，這時候才找吳念真。吳念真的台語好，擅長處理對白。三個人合作大致是這樣的形式。
白：關於《戀戀風塵》的原型故事，您是過去聽念真講過，感覺不錯，還是他提了這麼一個案子？
侯：他的故事我們很早就知道了啊。他本名叫吳文欽，「吳念真」的意思就是不要再想這個阿真，取了這個筆名。其實拍這片子，我的想法是可以替他解困，因為感覺他與他的家人對這個事耿耿於念，我自作多情在猜啦！
白：跟吳念真和朱天文的劇本討論和寫作過程，花了多少時間？
侯：那年五月初決定拍這故事，就在「客中座」（茶藝館）討論，五月下旬，天文把分場寫出來，月底導演組就開始勘景籌備，念真按這分場寫劇本——花了四五天吧。六月上旬大家就拿到劇本了。
我本來有拍礦工罷工抗議的戲，用了以前一個新聞報道；因為那礦場的經理借我那地方拍，拍完我感覺人家好意借我地方，卻拍了罷工要求薪資這些事，他並不知道。這樣做有點過頭，所以剪掉沒用。
白：我們談過很多關於火車的內容，但是到了《戀戀風塵》，它的表現有一些變化。不是單純去看火車，而是從火車的角度去看世界。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鏡頭逐漸變成當代台灣電影裡很經典的畫面。
在此，火車不只是城市與農村之間的一個橋樑，也是回到過去的一個時間隧道。同時單從視覺上的角度看，也具有非常獨特的美學——剛好可以跟電影裡的大多數固定鏡頭產生一種互動。這應該是你第一次把攝影機放到火車裡面，往外看。
《戀戀風塵》，吳念真與侯孝賢。
侯：這個地方很特別，因為煤礦是私人蓋的，日據時代的煤礦公司。《咖啡時光》裡一青窈[1]她父親，他們那家族，姓顏，基隆顏家，很早他們就蓋了，很大的煤礦；火車冒著煙從瑞芳到菁桐，「平溪線」，主要是為了煤礦而開的。
以前是很美的，每一個車站都是小小的，連那月台都是用枕木拼成的。那時火車車長會（隨時）停車，路邊房屋會跑出一個歐巴桑，拿了豬肉給他托帶給誰，然後又繼續開——也常常停下來，有人上車也可以上車。後來煤礦沒了，煤礦火車就停了，收歸台鐵。
賴成英有一部片子，張永祥編劇的，叫《悲之秋》，秦漢跟陳秋霞演的，就在那條線，在菁桐拍的[2]。秦漢演那個煤礦工人，後來去打仗，黃昏兩人約著去唱歌——根據一部日本電影改編的。我那時候當賴成英的副導，那一塊區域很過癮，後來我跟陳坤厚合作拍《俏如彩蝶飛飛飛》也有那條線。
白：所以這種鏡頭，不一定是跟故事本身產生一種關係，它有時候是純粹受到地方的啟發。
侯：沒有這地方，你也拍不到這種的啊。火車只掛一節，平常人少時，隧道很多，真像時間的隧道，我常用啊，《南國再見，南國》也用了。
白：前一段時間，我看到大陸拍的一部紀錄片，講到台灣時，他們就用《戀戀風塵》中火車進隧道這個鏡頭，把它當作台灣一種很有代表性的象徵。
侯：喔，真的啊？也許大陸很少有這種。
白：那麼，電影的主要倒敘片段，表現阿遠回到父親在煤礦受傷的一個記憶，也跟火車這鏡頭產生一種聯繫。就是阿遠昏倒的時候，突然回到父親當年在煤礦，回到那樣一個視覺的（衝擊）。
侯：回到他父親以前發生的事，這樣。就是災變嘛。
白：結構上，都有細心的設計吧。
侯：是啊，因為煤礦也是隧道，也是火車——采煤的火車；這都是，從黑暗到光明。後來（他父親）沒事，被救出來。
白：前面講過的，《風櫃來的人》也有非常相似的倒敘鏡頭……
侯：就是父親跟兒子之間。
白：與《童年往事》和《風櫃來的人》一樣，《戀戀風塵》這一部也是離不開父親的影子，和一種父子情結。這一次感覺上父子關係更可悲。《童年往事》和《風櫃來的人》的那兩位缺席的父親有點身不由己，前者是擔心把病傳染給孩子才避開他們，後者因為意外的腦傷便無能為力；《戀戀風塵》中父親也有身體上的缺陷（腿腳傷），但導致更多問題的，是他好酒、好賭和對孩子的不關心。
侯：他父親是「過繼」，台灣話叫「入贅」，第一個小孩基本上要姓（妻家的姓）吳——他父親姓連。李天祿有演，有講到這個；對男性而言，入贅是很不得已的。
白：觀眾會注意到李天祿為兒子準備的枴杖。《戀戀風塵》中，枴杖和手錶不是普通的道具，而是在心理層面上有很深的象徵意義。顏匯增曾經發表論文專門討論這一點[3]，剛好也是兩代父親對兒子表示父愛的一份心意。能夠請您談談電影中的枴杖和手錶嗎？
侯：枴杖和手錶都是念真小時候的記憶。就是他離開家時，（父親）就給他一個打火機，告訴他你自己去闖吧。其實（他父親）對這兒子很矛盾，他是家裡最寵的，因為跟外公同姓，是媽媽這邊的姓，這孩子又最聰明。
你看《多桑》就知道。加上采煤肺部壞掉，他父親一直憂鬱。那時候我還不認識蔡振南[4]，不然就可以找蔡振南來演父親。畢竟是吳念真自己的故事，他拍《多桑》就不一樣了，會更深入。對我來講感受沒有那麼深刻，不像我拍自己（記憶）的深刻。
白：他拍《多桑》，您也當監製，您參與得多嗎，拍攝時您也在現場？
侯：我絕對不會去現場。
白：那您的主要貢獻在哪兒？
侯：我本來建議找辛樹芬回來，但她結婚去了。《悲情城市》她回來；《多桑》要找，（相隔）太久了，已經回不來了，不可能。我對演員有一些意見，會建議他，其他不干預的。片子是他的，他自己去拍，只是幫他搭配組合——工作人員要怎麼搭配，就這樣。
白：整個風格很像您當時拍的電影。
侯：吳念真最怕人家說這個（笑）。所以基本上我不介入。
白：剛才我們提到那手錶，手錶可以具有非常微妙的一層意義——代表時間、歷史，過去和未來。在您後來的《千禧曼波》變成段鈞豪與他父親之間的斷裂點，而《咖啡時光》裡懷表變成陽子和肇之間的一種特別禮物。為什麼在您電影裡，您會給手錶這種特殊的意義？
侯：一種偶然吧。《千禧曼波》裡面的手錶，是一個叫薇其（Vicky）的女孩子的故事，她的男朋友偷了他爸爸的表。
《咖啡時光》因為那時正好有台灣火車開通一百廿卅年的紀念表——清朝開通的——以前車長都有這個表，很重要的。那我看日本電車車長也都有一隻懷表，交班上了車，就把懷表取出，嵌在引擎板上一個凹槽裡。因為剛好碰到台鐵開通紀念賣古董懷表，所以讓陽子買了那表送給肇，肇是電車狂嘛。
我很喜歡坐在第一節車廂，山手線繞東京都心一圈，是循環線，我有時坐山手線，就會到車裡面睡覺，睡一圈；不然就在第一節車廂看車長怎麼操作，所以很清楚那些細節。
白：除了這些比較明顯的例子，本片還有一些很微妙的象徵性的東西。像蕃薯，一來是外公請阿遠送蕃薯給老闆娘（她不接受），一直到電影的最後一場戲，外公才把種蕃薯背後的哲理告訴阿遠。這種處理有深度，處理得很好。
侯：阿公在旁邊種蕃薯，我聽他講得很好玩；他罵人都說「干伊三妹」，很好笑。他常常就是種蕃薯，長孫又是姓他的姓，所以很疼。結束時種蕃薯最好了——他也知道阿雲嫁給別人了，所以才講種蕃薯（的道理）。
白：最後那一段確實很感人。還有一場戲是阿遠的摩托車被偷走，而且他還想偷別人的車，這個有點像意大利新寫實主義的經典《偷自行車的人》（Bicycle Thieves），您是故意想向德·西卡致敬？
侯：沒有啊，這是念真自己的經驗，後來（阿遠）不敢偷嘛。
白：但《戀戀風塵》裡您還向另外一部老電影致敬，李行的《養鴨人家》。有一場戲就是阿遠、阿雲和全村的人戶外看戲，看到一半停電了，是否通過影片中銀幕上的電影（一種「戲中戲」），表現對美好世界的一種反諷？
《戀戀風塵》劇照，阿遠和阿公。
侯：因為我喜歡《養鴨人家》，而且是中影的片子，用中影的方便啊。因為停電，那阿公呢，摸黑摸了一根爆竹，他以為是蠟燭，結果一點，啪！在那裡罵，主要是阿公蠻好玩的。
白：難道您選《養鴨人家》沒有別的一層意思？
侯：主要是喜歡電影裡趕鴨子，滿銀幕鴨子跑出來，然後借這戶外談一些事。譬如有一個一直罵兒子沒有拿錢回來，那是顏正國他媽媽演的一個角色，她很會講台語；那時候回家沒拿錢回來，會被罵得很慘。
白：辛樹芬扮演的阿雲，塑造也非常有趣，又天真又容易相信別人，從火車站遇到騙子，和男人們喝酒的那場戲；又從給阿遠的朋友脫衣服，到跟郵差的戀愛，她的性格是一層一層地表露出來。整個結構上表現得非常好。
侯：其實辛樹芬本人個性是很強硬的，強硬中又很溫柔。現在要把她變成會跟郵差走，有她的弱點啦——也不是說弱點，是個性——所以才會有這種安排。一次一次，現實改變了人的狀態；那時候他去找她，兩人透過（紅樓戲院旁邊）裁縫店的窗子講話（已經有一種距離）。
白：而且郵差第一次出現，那個鏡頭的調度與設計非常精明，就是阿遠和阿雲隔了一個窗子講話，而郵差很有象徵性地出現在他們中間。插在中間的郵差出現，就是阿遠阿雲要分開的預兆。
《戀戀風塵》劇照，飾演阿雲的演員辛樹芬。
侯：阿雲都會跟阿遠投訴，被燙到或者幹嘛。
白：很有趣的是，阿遠與阿雲之間的關係變成一種惡性循環，阿遠越寫信，就越使得她跟這郵差產生聯繫。
侯：離鄉在台北一個人，阿遠又不在，阿雲太年輕了，現實的力量比我們所想像的要大很多。
白：阿遠在當兵時，遇到來自大陸的一家人，也讓人想到《童年往事》裡祖母喜歡走那段「回大陸的路」；雖然這段電影裡的場景都發生在台灣，還是可以感受到被壓抑的一種大陸情結，在隱隱作痛。
侯：是啊，這也是社會新聞。在金門兩邊太近了，超過海域就會被抓；給（俘虜）吃飯，說饅頭是有毒的。兩邊都做洗腦的宣傳。
[1] 一青窈（1976—— ）本名顏窈，日本流行音樂歌手、作詞家和演員。父親顏惠民是日據時期台灣五大家族之一、基隆顏家的後代。
[2] 《悲之秋》的第一個鏡頭也是火車進站。
[3] 見顏匯增：《〈戀戀風塵〉的影像物語》，載於聞天祥編，《書寫台灣電影》，台北：電影資料館，1999。第38——39頁。
[4] 蔡振南（1954—— ），台灣演員、歌手。代表作為《多桑》和《眼淚》。也參與多部侯孝賢電影的演出，包括《悲情城市》《戲夢人生》《好男好女》。另外還發行過十餘張個人專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