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前面講述的情形，《童年往事》就有描繪。這個階段您好像成天賭博打架，但這一段時間有沒有一些比較崇拜的偶像？什麼時候對電影開始產生興趣？
侯：我從小看電影，城隍廟是清朝就有的，所以才叫作縣衙裡，那邊是南部七縣市戲劇比賽的地方，歌仔戲、布袋戲、皮影戲一比賽就是一兩個月。我們從小在那邊鑽來鑽去，旁邊又是戲院，鳳山那時候有四家，大山戲院、鳳山戲院、東南亞戲院，還有一個叫南台戲院。南台後來不太演電影，都演一些布袋戲歌仔戲什麼的。大山戲院會演布袋戲，後來就是演電影。看電影的方式很多，小學的時候常常在門口等，電影最後剩下差不多五分鐘時，戲院門會打開，是一種宣傳方式，台灣話叫「撿戲尾」，就是「撿戲的尾巴」，小孩都會去那邊看。
對電影感興趣是很早，不過那時候不算「對電影感興趣」。家裡比較窮，不會給我們錢買電影票；我們沒票就會混進去，叫大人帶，看到大人在買票，就「阿伯、阿伯帶我進去呀」地叫，他們有時會帶我進去。類似這樣，所以三家戲院只要換片我就進去看。
那時候日本很多武士片，包括《丹下佐膳》，還有很多三船敏郎演的電影，《蜘蛛巢城》……看了很多，《大龍卷》是三船敏郎演的，還有《宮本武藏》、《佐佐木小次郎》。也看了很多神怪的片子像《三日月童子》，這是我跟一位同學一起看的，那時候是初中二年級。《三日月童子》有一個骷髏面具代表邪惡，百鳥珠代表正派這邊的，常常會（冒出）一陣煙然後不見了。
還有《裡見八犬傳》——這個重拍好幾次——我們那時候看，是最早的。我看了好幾次，有仁、義、禮、智、忠、信、孝、悌，八顆珠，每一個珠都在一個勇士身上，出生就帶在身上——原來是一隻義犬保護公主的，死掉以後就化成八顆珠。還有恐龍片，《摩斯拉》，也是日本的。有些日本片印象很深，尤其是鬼片。有部電影是巖下志麻[1]演的，山本週五郎的小說改編的吧，《五瓣之椿》，巖下志麻才十六七歲。那部電影我年輕時候印象蠻深的。
日本片比較多，美國片也看啊，還有香港片，但是沒有日本片紅。還有日本的黑社會片，最早是小林旭、石原裕次郎，以前都是崇拜的明星，男的女的一堆。那時候比較崇拜的是日本片，到高中的時候，就慢慢的沒有人看——看得太多嘛。
那時候的心態是「你不讓我進去看，我就偏要進去看」，跟真正的電影沒什麼關係。從來沒想到後來會幹電影，從來沒有想到。
後來包括美國片，我們騎單車到高雄去看007，一定會去看，那時候第二集。還有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的《荒野大鏢客》（A Fistful of Dollars），回來以後我們幾個叼著煙騎過來騎過去。還有彼得·奧圖（Peter O』Toole）的，反正很多片啦！美國片是蒙哥馬利·克裡夫特（Montgomery Clift）演的《亂世忠魂》（From Here to Eternity），他演喇叭手，瘦皮猴弗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被那個士官長肥貓打死了，他報仇把肥貓打死，好像是在夏威夷群島拍的。喇叭手他吹號，印象很深。
白：通常是對這些明星感興趣，還是他們演的角色？
侯：主要是角色。武俠或者是英雄的，包括彼得·奧圖，很怪，就是他幫一群人革命成功了，他到一個房間找煙屁股抽，那個印象很深。邵氏的很多武打片也看，王羽的片子是後來的，那時候是《大醉俠》啊！我小時候看武俠沒那麼多，後來才很多。包括王羽的那些武俠片！
白：您還記得您這一生所看的第一部電影嗎？
侯：記不得了。但我依然還記得我們全家去看的，和我哥哥、兩個弟弟，叫《科學怪人》，可能是我看到的第一部美國電影，看完以後我那個弟弟嚇得一直在叫（笑），小弟一直在叫「媽」，還整天聽他叫「科學怪人」！這是印象中比較深的。還有一個（印象）比較深的，我完全記不得叫什麼片子——但做夢都會夢到的——就是有一扇門會作響，然後不知什麼東東就進來，也是一個科學怪片。反而科學片我看得很恐怖，鬼片也很恐怖！日本的《四谷怪談》啊！沒有任何目的看了一大堆片。
「你不讓我進去看，我就偏要進去看」，高雄中山堂電影排片表。
白：您自己作品中，處理過不少黑幫元素，但一直到最近，才開始籌備第一部武俠片《刺客聶隱娘》，之前沒有想過要拍嗎？小時候看的武俠小說也多嗎？
侯：武俠以前就想拍，那是因為小時候看了很多武俠小說，看得實在太多。從小學五六年級開始在租書攤看，常常在那邊看。初中在那邊等新書，等不到，會去看旁邊的文藝小說。所以文藝小說也看了一大堆，那種言情的，禹其民、金杏枝、郭良蕙、華嚴、孟瑤，都是一些愛情文藝的。後來的瓊瑤，全部看光光。
黑社會小說那時候台灣不多，職業兇手、賭博，《賭國仇城》等等，大概就是這些。翻譯的也看，初中的時候我會去借《魯賓遜漂流記》，我很喜歡，所以（會去看）續集《魯賓遜家庭漂流記》，還有《人猿泰山》、《基度山恩仇記》，《金銀島》，初中會去學校圖書館借。
很怪，還有傳統的線裝書，黃黃的，《濟公傳》啦，《三國》啦！有的沒的一堆，我常常隨便拿一本就看，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他家堆滿了（這類書），這是要泡在水裡面攪成漿，然後把麻袋剁碎也是煮爛，摻纖維在裡面的意思，跟漿混在一起壓成一塊一塊，然後抹白灰——我有一個同學家是做這個，所以他床上一堆。包括看電影，看這個，包括打架，其實為什麼我後來（電影裡常出現）的元素，是因為我的成長期都是這些。
武俠片很難拍嘛！那時候條件不好，你看輕功怎麼拍？因為很難拍，只拍了一個腳（跳上跳下），我感覺沒什麼意思。
幫派拍得比較多，是因為年輕人嚮往，這是一個（原因）。當兵之前我是留校察看的——而且單獨打、群打都打過——狀態比較像《童年往事》，是去那邊打撞球，跟士官俱樂部老士官衝突，出來把他玻璃窗砸得稀爛。做這個事警察來捉我，我跳後牆跑掉了，後來我哥去幫我蓋手印。我不怕警察，可能是因為這些經歷的關係。反正就是很聰明這樣，說我是要保送軍校，可能就沒有處分。在城隍廟，同一輩的人龍虎這一些，看了我會有一種能量，好像位置不同了，自己會感受到，就是打一次厲害的，（地位）就往上升。很好玩。
但是我命定是不可能的，因為後來回想，我所有的打架都是為了別人。有一個小個兒叫阿雄常一起看電影的，讀三信（職業學校），一有事要報仇就來找我，拉我去談判。對方好大個兒，他小個兒兩手合成拳突然從底下往上朝大個兒的下巴猛一磕，嘩——血就從嘴巴冒出來了。
有一次十五郎那邊死對頭在抽香腸的攤子，阿雄來找我，跟章源仔三個人就跑去香腸攤挑釁衝突攪和，在那邊打，打完以後沒想到對方帶刀把章源仔的太陽穴劃破，血是噴的！那我是沒有被他劃到，然後雙方大哥輩在那邊談判。都是這樣。
再過來就是吸強力膠的，比較嚴重的就是十五郎那邊會吸「四號」（白粉）。我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在那邊混——《風櫃來的人》就是用他的名字「錦和」——因為那邊比我們厲害，他從小打上來，大哥們在旁邊看；後來吸四號死掉的。我在龍虎有個很要好的小弟——外省人，爸爸是圖書館館長——也是（吸）四號死掉。章源仔在外面赤山被獵槍打死。
我後來不是回去拍紀錄片（法國導演Olivier Assayas的《侯孝賢談侯孝賢》）嗎？可是這些老朋友，我們一個都不敢拍！（笑）因為飯桌上都在講什麼番石榴、手榴彈。他們請我們吃飯嘛，執行製片徐小明說那錢我們要不要付？「不要了，他們請我吃飯應該的。」很好玩！
白：小時候有沒有非常難忘、甚至改變您後來人生道路的經驗？
侯：它不是一件事，而是一個氛圍。這個氛圍是在我家裡面，從小父親不跟我講話，是怕傳染，因為他有肺結核；後來聽我姐姐講才知道。唯一一次我在院子一邊看書一邊唱歌，被我爸爸用手指骨，客家話叫「骨戳」，敲了一下。大部分就是罰跪洗碗也沒什麼！
我一有機會就往外跑，原因是什麼？是因為我媽媽脖子上有一個疤，很長的疤。後來聽我姐姐講是自殺、割喉，沒死；還有一次是去海邊。她到台灣來——沒有娘家，沒有親人——我爸爸是梅縣的教育局長，大陸親戚到台灣來，都會先到我家落腳，我爸爸會介紹他們能做的職業，所以負擔很重而且有一些酸言酸語，聽我姐姐講她壓力很大，自殺過兩次。
有一次跟阿薩亞斯（Assayas）見面，在加拿大多倫多影展我看到他的一個片子，跟他說「你的片子看起來很sad，很悲傷」，他說：「我的片子哪有你的片子悲傷！」對喔，其實小時候的生活，不自覺地有一個直覺，就是世界觀，從家庭延伸出去的。我從小喜歡往外逃，因為家裡有一種氣氛，感覺母親很愁苦。
《風櫃來的人》不是有母親丟菜刀嗎，那是我小時候的經驗，榻榻米房間，她在廚房做菜，炒炒，就這樣刀子向我丟過來，嘩！一塊白色的肉，沒有血，因為小腿肚這邊血管很少，白白的。這記憶忘了，直到我念大學的時候這記憶才找回來。所以在那種氛圍之下，我一天到晚爬樹什麼都來，是一種逃避；從小對人的世界已經有一種主觀了，悲傷的，所以我的片子後面都有一種蒼涼，或者悲情。
白：《童年往事》有描述一段初戀，這故事好像也來自您的經驗，這段戀情似乎改變了您的人生道路，而使得您日後走上讀書的路？
侯：城隍廟後面有一條巷子，有一戶人家，她父親在銀行上班，那時候我高二，那女孩初二，有點像日本明星巖下志麻——就是小津安二郎最後一部片子《秋刀魚之味》裡的女兒。我高二在追她，每天在火車站等她放學，她是念屏商（技術學校），從火車站一路跟，跟了很多很多次，沒講話。後來寫了紙條包石頭丟到他們家，被她媽媽說「你現在好好唸書」。
那時候本來要保送軍校，我姐姐叫我去的；因為爸爸媽媽去世了，我哥哥姐姐都念師範公費，所以我就去參加保送軍校。唯一條件就是教官告訴我，你面試的時候，要說你念的是甲組（理工），因為軍校不收文（組）的。
我準備不考大學了，高三畢業，騎單車給她一張紙條，沒想到她回頭跟我說了一句話：「等你考上大學再說！」我就不去軍校了。那時候面試問我念什麼科，我說念文的，就不合格啦！不合格就考大學，考兩次都考不上——我高中沒畢業，是用同等學力去考。這個是改變我去讀軍校的一個命運。
另外一個我感覺比較重要的是，我去服兵役的時候，很自覺地想要跟這個生活切掉。非常自覺要把在城隍廟的生活完全切斷，我就去當兵了。以前我把我父親的西裝手錶、帕克鋼筆啊，都拿去當鋪當錢！當票全部撕掉，不贖回了。我為了賭博，所以我哥哥的存折經常都空的，被我拿去偷領。就把這種生活切斷。
還有——《童年往事》有演——就是我媽媽去世時留了一個借據，你知道標會，就是互助（會）嘛。因為我媽媽是最後一會，存到最後，是會頭要收了錢給她但沒有給，只給了一個借據。我那時候不是正在混嗎，就騎了摩托車去黃埔新村附近要錢。一進去看，比我們家還窮，就是一個行軍床，回來我就跟哥哥說不要了。我哥哥就寫了一封信，如果你們沒錢沒關係，假使你們有一天有錢（再還）。這是在我高二，母親去世，我哥哥畢業就當小學老師；我們怎麼來的這種觀念，其實就是父親無形中的影響，很怪。說不上來是什麼，可能我看了非常多雜書，非常多戲劇和電影，我不知道這是怎麼來的，這個東西最重要的是，不會往另外一條路去了，這比愛情什麼都重要，所以我自覺完全斬斷。
白：除了《童年往事》以外，您的成長經驗和小時候接觸的人，有沒有為日後的電影作品提供了創作上的點子或是靈感？
侯：《風櫃來的人》，是一部分，後來我當憲兵，在北投。我拍了幾部電影跟黑幫有關聯，假使我沒有干電影的話，我一定是一個大流氓。你曉得，不是真正的流氓，而是武俠小說的影響——就是俠義，跟流氓有點像，好一點就（是）俠客。這種俠義的情意結（complex），我的電影裡面有很多這樣的東西。
其他的就是《童年往事》追女孩子，扔那個石頭信。然後《最好的時光》是當兵前撞球，寫一封信給那女的計分員，後來她走了。我想算了，去當兵了。沒想到那女孩還看了那封信，我還去找她。後來我退伍七天就上台北了。我退伍之後，警察局說要捉我，因為有那個記錄嘛，說要捉我去管訓，我馬上就跑了。
我上台北考上藝專的時候，又寫一封信給她，她還回信說記得我，她很熱情的。後來我再寫一封信，她的未婚夫回了一封信（笑），叫我不要打擾，我就算了，很好笑的。
白：您小時候大概不會想去當導演，您那時候有什麼理想，或對未來有什麼樣的打算？
侯：完全沒有。是什麼時候開始想的呢，就是當兵的時候。因為當兵是一個成人儀式。你就要想，你退伍要幹嘛？我當憲兵，在陽明山，有竹子湖有海芋，那個區塊有一個排部，很多人在那邊服兵役，我北投憲兵隊也服過。
放假常常去看電影，我有時候一天看四場。我記得在竹子湖那時候，《十字路口》（Up the Junction），英國片嘛。泰晤士河兩岸，這邊是有錢人，那邊是工廠區；那個工廠區男的，戀愛就約女的出去玩，被抓，因為偷了一部車。有錢區女的去監牢看他，因為很愛他，問他完全不需要車，為什麼偷，他說不為什麼，因為我需要。（這部電影）完全講階級，有點社會主義。
我那時候看了這部片子很感動，因為沒（回部隊的）車了，要走山路回到山上；回來我就在日記上寫，要花十年的時間進入電影這個行業。那一刻決定的。
因為你想，我退伍什麼都不會，我就想考電影，那時候一邊在通用電子當裝配員；台灣那種跟美國合作，就是所謂的代工嘛——台灣代工就是那時候開始，學得最快也最早的。後來是換了，做半導體。退伍七天上台北就做這個事，一個月八百塊。一邊準備考大學，第一個（志願）就是藝專的影劇科，（申請的）五個都是電影的，第一個就考上了。
白：像您剛才講的，對很多人來說當兵是個成人儀式，對您來講，那一段時間是什麼樣的經驗，有沒有學到什麼比較寶貴的道理，或是只覺得浪費了兩年罷了？
侯：我感覺當兵沒什麼耶。因為我很會唱歌，在隊上我可以看歌本，簡譜Do Re Mi，就可以唱了，所以那時候是教充員兵唱歌，寫在黑板上教他們唱。所以很吃香，其他就是站衛兵沒什麼特別。但是跟人相處，等於進入另一個社會。當兵退伍，我的腦子很清楚，我們要進社會——但社會就在你旁邊，沒有另外什麼社會，隨時隨地都在；當兵就是，隨時會有衝突。
然後出社會八個月，不是做salesman嗎，也是衝突啊，兩個人碰我的機器——我在這邊表演我的電子計算機，他表演他的，輪到我時他碰我機器，同行之間是不可以的——我當場開罵。那個先生說不要這樣，我不理，收一收在門口等他們兩個，結果他們從後門溜了。
《十字路口》（Up the Junction），「我那時候看了這部片子很感動……要花十年的時間進入電影這個行業，那一刻決定的。」
進入電影圈也是這種，隨時有人要跟你嗆堵啦！馬上就很清楚，很自覺的，馬上就站得很穩；沒辦法，你不能退的，打架經驗有這個好處。
白：後來您考上藝專，您整個讀書的狀態是怎麼樣？收穫大嗎？
侯：進藝專啊，因為影劇科是戲劇與影視合在一起的，那時候老師沒什麼，只有大二的時候有一個老師叫曾連榮——只教我們一年——他是日本留學回來的。他會討論一些電影，講一些最基本的imaginary line（假想線），然後怎麼打破imaginary line的三個方法之類的。我不知道為什麼聽得清清楚楚的，大三時教我同班同學怎麼樣當場記，你知道嗎，（笑）我還沒實際做過耶！
比較好玩的是我一年級時候，就跑去圖書館借了一本英文的電影教科書——不厚，薄薄的——我英文很爛，只有看它的序。那個序只有一頁半，看到最後一句寫：「這本書全部看清楚明白了，你還不能成為一個導演，因為導演是一個天才。」如果看這本書不能成為一個導演，那我看這幹嘛！就還了。
我那時候學校沒有什麼教電影的，很少，基本上都是教戲劇，化妝啊，表演啊。
白：重點放在實踐而非理論的吧。
侯：實踐的只有二年級開始排戲，一年級也有啦。不知道那是念什麼化妝，根本沒用，每天都不知道在幹嘛。然後我每天上班啊！我騎摩托車——我姐姐跟哥哥給我一點錢，買了一台摩托車。那時候我已經當初級技術員，一個月一千三百塊，六百塊可以繳房租，三百塊吃飯，我還有五百塊。每天要趕回去上小夜班，從六點到十一點，在通用電子公司加工出口區。一年級就這樣子。
然後我喜歡看小說。台灣那時候有《年度短篇小說選》，一九六幾年就開始了，那時候是隱地（主編的），書評書目社出的。我那時候看，喜歡的作者我就把他們的書找出來看。那時候很迷存在主義，因為台大有一個王尚義寫了一本《野鴿子的黃昏》，就把存在主義，《非理性的人》、尼采啊，看了一些，看到頭都昏了。後來覺得這跟我的生活沒關係，我感覺算了，就不看了。
二年級時，我感覺大學生應該是躺在操場每天做夢，不應該打工的。我要我哥哥寄六百塊給我，三百塊住宿，三百塊吃飯，我就不去通用電子公司了，只有暑假會去我姐夫的水泥廠打工。
白：您剛講到藝專的閱歷，除了存在主義，還有隱地主編的小說選，您應該也是那時候看六十年代最流行的那些小說的，像黃春明、白先勇……
侯：全都看，黃春明那些台灣的生活和記憶，我感覺不錯就會翻出來看。陳映真[2]的，印象很強，《將軍族》啊，看了很激憤。我高二被退學，去入黨，高三畢業就把國民黨的黨證燒了，我一輩子都不會想做公務員，因為對這種體系，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反感。
高中看了很多雜書，《教父》（The Godfather）連載在《讀者文摘》時候都看過。後來陳映真的小說不知道為什麼跟我就接上來了，就會對政府和行政單位尤其是國家有一種反感。那時候跟吳念真和天文本來想拍他的《山路》、《鈴鐺花》，陳映真說何必呢，你搞不好要被關！那是在解嚴之前。
[1] 巖下志麻（1941— ），日本著名的演技派明星，生於演藝世家，中學即參加電視劇演出。電影作品有《切腹》《古都》《秋刀魚之味》《沉默》《槍聖權三》《寫樂的感官世界》等。
[2] 陳映真（1937— ），原名陳永善，台灣作家、鄉土文學代表。代表作包括《將軍族》《鈴鐺花》《趙南棟》《上班族的一日》《山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