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您1947年出生在廣東梅縣——剛好也是楊德昌的故鄉——您的父母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離開大陸來到台灣？
侯：其實我在大學時期，有整理過我的童年記憶——因為那時候有看書——沒有想要拍，但就是一直在日記本裡想一些自己的事情，就記錄。但是真正要拍《童年往事》的時候就問我姐姐。因為我姐姐大我七歲——她來（台灣）的時候差不多就是七八歲——所以她很多記憶比較清楚，可以問她。我才知道我父親是在1947年的時候，台灣「二二八」[1]之後——應該是我出生四個月的時候——他就來台灣。
為什麼會來台灣呢？因為戰爭結束後他是廣東梅縣的教育局長，他是學教育的，中山大學教育系畢業的——後來戰爭就加入國民黨的政戰系統，他有一些官職，基本上都是在戰爭期間。1947年，廣東有一個省運會在廣州，他帶學生去參加運動會，碰到他在中山大學的老同學李薈。然後李薈要來台中當市長，就問我父親要不要當他的主任秘書，我父親講說，「好，試試看」，李薈就要他來。
我父親（覺得）來台灣不錯，因為有日本殖民的建設，二戰轟炸台灣的（地方）並不多，我姐姐記得我爸還寫信說這裡有自來水，就托人把我全家——我爺爺已經去世了——我奶奶、我母親的舅舅，我姐姐、哥哥、我，這五個人接來台灣。就在台中做了一年吧！我父親不習慣政治因為他是學教育的，他在汕頭辦過報紙，不喜歡政治。可能就調到花蓮。聽我姐姐說是爸爸的一個同學，在當花蓮縣長，所以又去那邊當主任秘書。（後來）就回教育部，搬回新竹，父親在台北上班，是當督學，全省的學校都可以去跑。因為在北部，身體就不好了，就會氣喘。他本來以為過幾年就可以回去大陸，但是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回不去了。就一直留在台灣。
白：因為年紀太小，您個人對大陸應該沒有什麼親身記憶吧？但小時候對大陸有沒有什麼想像或眷戀？
侯：懂事了以後，有些記憶根本記不得了，也不知道了，然後（父親）就調到高雄縣政府當合作社主任。那邊比較炎熱，因為是夏天，對身體比較好，但他的肺病沒有比較好，所以長年住院。從小父親就一直坐在那個位置，不是寫字就是看書，不是看書就是去上班。後來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在台南療養院，所以家裡並沒有講到什麼。
白：在《童年往事》裡，奶奶經常講到那條「回大陸的路」，您自己對大陸有什麼樣的一種想像？
侯：那時我還小啊！人的意識對現實已經分不清了以後，奶奶以為走過那個地方就可以到了，到那邊走走走就可以到她的梅江橋，灣下村，「回老家了」重複好幾次。帶我去，都帶我到鳳山旁邊有個地方叫赤山（台語），就是往北門那邊走，每次都走到別人家的番石榴園。可能我奶奶去了好幾次了，都很熟，待一待吃吃番石榴不就回來了嗎。我那時候調皮搗蛋，對這完全無感。
有一次我一個姑婆來，等於是我爺爺的妹妹，他們很早移民南非，來了很多人，我爸有很多西裝都是那時帶來的，姑婆也待過一陣子，我很小也沒什麼記憶。有時候會通信，南非寄來的郵票很漂亮，我們都會剪下來泡水然後貼在窗上，像《童年往事》這樣，接到南非輾轉過來的信，講家裡面的一些狀況，就是「三反」、「五反」的時候啊，「大煉鋼」啊，有一點點這種印象。
白：50年代的台灣是個相當艱苦的時代，當時你們家裡的經濟狀況——尤其是您父母過世以後——是怎麼樣？父親走了以後，你們這幾個孩子是怎麼過的？
侯：我父親是在高雄縣政府，一個月六百二十塊要養八個人——我祖母我父親我舅舅，我姐姐我哥哥我，兩個弟弟——我舅舅那時候已經獨立了，出去做事了，所以八個人。我爸爸（留）二十塊，我姐姐跟我講那是剃頭用的；其他六百塊就給我媽媽，我媽媽就是會來衡量啊。所以我那時候會多報一歲嘛！我身份證是1946年，屬狗的，但我很清楚我是屬豬的，我姐姐說我不是屬狗；因為來（台灣）的時候，報戶口，多報一歲，可以早一點領到糧食。（那時候的制度是）大口、小口、中口，幾歲到幾歲大口，幾歲到幾歲中口，這樣。我們不吃糧食，麵粉就會拿到市場去換別的東西啊！連蘿蔔的葉頭都會醃來吃，蠻辛苦的。
以前小時候根本沒有零用錢的，都是我洗碗很勤奮，我媽媽才說給我一毛錢。父親在我差不多十三歲念初中一年級的時候去世，其實我父親有很多同學在台灣（幫忙），我母親就到鳳山國小當護士——她以前是高小畢業，是可以當老師的，我父親去世以後她就去鳳山國小，在衛生室當護士（相當於護理教師）。但有時候要靠一些標會啊（應急）。
那我姐姐哥哥就沒辦法（念大學）。我姐姐成績非常好，本來在台北念北一女，後來搬到高雄念省立鳳山中學。我哥哥是念省鳳而我也是，他們初中畢業後都去念師範學校：我姐姐念高雄女師、我哥哥念屏東師範，全部生活費用都由公家負責，但是畢業以後要教幾年書。
白：後來他們一直在教育界工作嗎？
侯：我姐姐一直教書到退休。我哥哥也是當到教務主任又當到副校長退休，去年中風，處理太慢，有一部分記憶不見了，我看他樣子就知道他記不得我了，不過還好啦！
白：您小時候有什麼樣的愛好？
侯：我小時候是我們家最野的。在新竹的時候我念了半學期的小學一年級，因為我身份證報的是1946年，所以我很早就入學了。記得幾個事，我有一個大的鐵彈珠，（鍍）銀的，很寶貝。我家巷子後面是木材場，完了有一天彈珠「啪啦」掉到那個木材縫裡拿不出來了，記得很清楚。
我在《風櫃來的人》有用到這個畫面：跟著巷口一個男的在走去鄉下的路上，他用一個竹竿把蛇打死了，後來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去看，結果蛇只剩下一層皮。
還有一個印象是偷錢，我念一年級，偷了我媽媽五塊錢去買糖果，糖果很便宜才四毛多——出不到五塊錢。（花剩的錢）藏在日本式房子底下，那是墊高的，旁邊有一個鐵，我把它藏在裡面，我媽媽一看就知道，就去把錢取出來，把我打一頓。大概就是這樣，在新竹的印象。
到鳳山以後呢，因為我們家是在鳳山縣衙裡，一堆老的區，就是縣政府的宿舍，一排老的房子，我們家旁邊就是城隍廟。城隍廟是很本土的，我來不久就跟我同學去城隍廟了，他家住在那邊，就買了一些彈珠跟他們打，每天都在城隍廟跟他們混。
每天都很喜歡賭博嘛！打泥巴啊！在那裡練，洞很大，對方就把它給補滿，把人家泥巴都贏來。橡皮筋，用彈的。每一個陀螺，去木匠那裡刨出來，然後放在那邊給人家批，玩到最後就直接用丟的，打陀螺。圓圓的叫尪仔標，就是圓圓的牌，後來有熔鑄的塑料各種圖形的，那種叫尪仔仙。那時候我們什麼都賭，最後就是賭錢。還有賭「擲錢」，就是畫一條線，五六個人玩，每一個人賭兩塊，把那個銅錢丟過去看誰最靠近那條線。丟過那條線的，如果跟別人的錢連在一起，那錢就是你的。其他的就是最靠近那條線的，什麼都是你的。每天贏一些錢就去買蘋果吃（笑），有一陣子常常吃。什麼都賭，很厲害。
過年呢就是（待在）城隍廟，「搖三六」賭骰子，你押一二三四六，通常是三個骰子用一個碗蓋起來，一個碟一個碗蓋起來，當莊家的只能跟你搖一下，前面是先給你看的，譬如說三顆紅的一個給蓋起來的，你要多搖沒人要賭。過年都在那裡賭。
差不多中午我弟來叫我吃飯的時候，我的錢都輸光光。壓歲錢耶！然後我就去跟我祖母混，我祖母很疼我，因為算命的說我長大以後會當官——想想也對，當導演也算官吧！所以就比較疼我，給我一些錢。我哥哥是不跟他們混的，很認真唸書的那種。我那些朋友的哥哥們是一起的，他們的叔叔爸爸們是一起的，台灣話叫角頭，就是地方上的一些人常常聚集這樣，外面有事他們會對付，差不多到我們這一代的時候，經濟慢慢穩定就開始有流氓——其實也不是流氓。
[1] 二二八事件（1947），起因於台北專賣局取締四十歲寡婦林江邁非法販賣私煙，引爆一連串的暴力事件，數日內便擴及全島，台灣人與新近移居的大陸人之間持續衝突，導致台灣本島的知識分子和政治領袖大量被捕、遭到屠殺。有關此事件的更多資料請參見賴澤涵、馬若孟、魏萼著，羅珞珈譯，《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台北：時報文化，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