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麥凱恩是如何掩藏華盛頓拋棄美國囚犯的信息的
作者手記：我從90年代開始就一直在寫一些關於失蹤美國戰俘的文章，當時約翰·麥凱恩與約翰·克裡和迪克·切尼聯合掩藏了關於遺棄在印度支那數百名戰俘的大量信息。克裡當時是參議員成立的特別委員會主席，本應負責調查找出相關的真實信息。麥凱恩是特別委員會中最有權勢的人。切尼是國防部部長。
我在此選取的這一長篇調查文章是我所做的大量戰俘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幾篇之一。文中的詳細證據還沒有人駁倒過。隨著巴拉克·奧巴馬被選為總統，這場醜聞已經經歷了八任總統。這個國家的媒體仍然不敢觸碰這個棘手的問題。
2008年9月18日，國家學會網站（nationinsituteorg）
約翰·麥凱恩在政治上的顯赫地位源起於越南戰俘戰爭英雄的形象，但很難讓人理解的是，他卻竭盡全力地向公眾隱藏在越南的美國囚犯信息。這些囚犯和他不同，都沒能返回家鄉。在他的參議員生涯中，麥凱恩秘密地支持並推動了幾項聯邦法令，保證關於這些戰俘的真實消息作為機密文件隱藏起來。因此，這位戰爭英雄，人們按照邏輯想像應該是堅定保護戰俘及其家人權利的先鋒，卻奇怪地成為隱藏證據的支持者，成為要給整個事件畫上句號的人。
同樣令人震驚是主流媒體的態度，他們一直都迴避報道戰俘的故事以及麥凱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即使後來共和黨將麥凱恩服過兵役的背景作為總統競選的關注點，媒體仍對此事件閉口不談。報道過越南戰爭的記者調轉筆頭，開始寫一些其他方向的文章。麥凱恩沒有談起過失蹤的人，而媒體也從未問起過他。
麥凱恩試圖掩蓋的秘密頗具規模，有大量顯示真情的信息：其中有官方文件、電台竊聽、目擊證據、飛行員使用的標注營救符號的衛星照片、由地面指揮部發出的包含了空軍個人編碼的電子信息以及一項由特別部隊執行的營救計劃（直到後來被華盛頓終止兩次），甚至還有兩位國防部部長的宣誓證詞“有軍人被落下了。”這些顯著的證據表明，1973年1月和平協議簽署時，河內釋放了五百九十一名美國士兵，其中就包括海軍戰鬥飛行員約翰S麥凱恩，但還有一大批越南抓到的美國戰俘沒能返回本國，文件顯示可能有數百人。
大量的證據
多年以來，五角大樓一直向戰俘家庭隱瞞著大量信息。而五角大樓針對戰俘和戰爭失蹤人員的行動，在內部的告密者和戰俘家庭的宣傳下，已經受到了公開的羞辱，因他們在信息明顯非常可信的情況下，仍然隱藏文件，堅持“否認”戰俘情報。
來自戰俘家庭和越南老兵的壓力，最終迫使政府於1991年底成立了參議院戰俘及戰爭失蹤人員事務委員會。主席是約翰·克裡。曾經成為戰俘的麥凱恩本人，是這個委員會中最為重要的成員。最終，這個委員會也成為否認機器的一部分。
對五角大樓行動最為尖銳的批判來自於一位內部人士——空軍准將尤金·泰伊，在70年代曾任國防情報局領導。他公開挑戰五角大樓關於沒有任何存活的囚犯存在的觀點，認為證據顯示的情況恰恰相反。麥凱恩是尤金的激烈反對者，而尤金最終被迫退休。
麥凱恩和他在政府裡的同盟壓制或試圖詆毀戰俘情報的證據中，有一份是北越一位高級將軍向河內中央政治局做簡要匯報時的底稿，這份稿件於1993年由一名美國學者在蘇聯的檔案文件中發現。那次匯報是在1973年和平協議簽署前四個月召開的。北越將軍陳文光對中央政治局委員報告說河內方面手中有一千兩百零五名美國戰俘，但他們決定在戰爭結束後繼續控制大批戰俘，以確保從華盛頓方面獲得戰爭賠償。
在巴黎談判的整個過程中，北越一直將戰俘問題與戰爭賠償問題緊密聯繫在一起。他們堅決反對分開處理這兩個問題。最終，1973年2月2日，在致河內總理範文同的一封正式函件中，尼克松提出美國將提供三十二點五億美元，用於“戰後重建”，並“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但他在信的後面另加了一個附件，稱援助將“根據雙方各自的憲法條款”來實施，即國會需要批准此項撥款才可，而尼克松和基辛格很清楚國會根本沒有閒情來做這種事情。不管怎樣，北越方面立刻明白了信中的含糊其辭，對賠償的承諾也心存疑問——而賠償確實也從未到位。因此河內方面仍把持著戰俘，就像1954年法國人在奠邊府被打敗後從越南撤退時他們的做法一樣。那一次，法國為戰俘付了贖金，把他們帶回了國。
1992年的一次秘密發佈會中，CIA（中央情報局）官員告訴我，時間一年一年地過去了，但贖金從未支付，對雙方政府來說要承認從一開始就隱藏著的戰俘問題變得越來越困難。這些戰俘不僅不再是討價還價的籌碼，而且還成為河內政府尋求國際社會認可的一個威脅。中情局官員稱，他們的情報人員強烈建議對仍在世的戰俘——那些未因疾病、苦役或酷刑而死的人——執行死刑。
我所做的研究（下文將詳述）發現，今天可能只有很少的戰俘仍活在世上，而且可能全都已經過世。（位於弗吉尼亞蘭利）中情局總部舉行的這次發佈會是“非官方的”，但通過我自己所做報道的證據也能得到同樣的結論，因此感覺沒有必要再詳細記錄這次會議的內容。）
有一些原因的存在——包括除了戰俘家人和一些老兵團體，沒有其他任何政治選民關注失蹤人員的問題——使得很少有美國人關注戰俘的故事，也很少有人注意過麥凱恩在否認遺棄戰俘事件並使其遠離公眾視野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究其原因是因為麥凱恩並非獨自一人在實施這項隱瞞醜聞的活動。
跳傘後被俘的美國空軍
這位亞利桑那州的參議員，現任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事實上從理查德·尼克鬆開始就一直遵從白宮的領導，因此也聽從了中情局、國防部和國家安全顧問的指示，更不用說服從時任喬治HW布什政府國防部長的迪克·切尼了。他們最大的同謀就是軟弱無力的媒體，特別是華盛頓的媒體。
麥凱恩的角色
麥凱恩早期實施的一項很關鍵的秘密行動牽涉到眾議院啟動的1990年立法。一份名為《實情法案》的簡單文件將使戰俘和戰爭失蹤人員的問題完全公諸於世。其中的關鍵句子如下：“各部門或機構，但凡持有或接收過任何與二戰、朝鮮衝突和越南衝突中美國戰俘或戰爭失蹤人員有關的報告和信息，包括目擊報告，都應保證公眾可通過各信息持有或接收的部門或機構獲取相關記錄。”
在五角大樓的強烈反對下（當然也有麥凱恩的反對），這項法案最終不知所蹤。之後的幾年再次被提出，但又再次消失。幾個月之後，一項被稱作《麥凱恩法案》的措施突然浮出水面。新法案造出一種重重的官僚迷宮，使得只有少數文件公諸於眾——只有不包含戰俘秘密的記錄可以公佈——將《實情法案》的內容完全顛覆了。《麥凱恩法案》於1991年成為一項法律，並一直沿用至今。這項法案的條款完全破壞了信息透明，使五角大樓和其他機構有了隱瞞信息（甚至包括已經發現生還的囚犯）的基礎根據和辯解之詞。那一年年末，參議員情報委員會成立，在那裡克裡和麥凱恩終於開始合作，共同掩藏證據。
麥凱恩還促使修訂了《失蹤服役人員法案》。這項法案在戰俘宣傳者的推動下，於1995年得到很大的加強，新增了刑事處罰的條款，稱：“任何政府官員，故意和執意在文件中隱瞞任何失蹤人員或與失蹤人員的失蹤、下落或現有狀態相關信息者，都將根據18款處以罰款或處於最高不超過1年的監禁，或二者並用。”一年之後，參議院內部討論另一項毫不相關的軍事法案的內部會議中，麥凱恩在五角大樓的命令下，在這項法案之後加入了一條重大的削弱條款，剝掉了這項法案中唯一具有威懾力的條款——刑事處罰，將之改為，“戰地指揮官有責任迅速搜找失蹤人員，並將事故通報五角大樓。”
關於減輕戰地指揮官對戰俘和戰爭失蹤人員的責任，麥凱恩的一份公開備忘錄中說：“這使其中牽涉的工作從戰場轉移到華盛頓。”他寫道，如果原來的法律保持原封不動，“只能為律師創造出新的工作機會，將軍事指揮官變成書記員，除此以外沒有任何效果。”
麥凱恩爭辯稱，如果保留原法案中的刑事處罰條款，會使五角大樓找不到願意處理戰俘和戰爭失蹤人員問題的員工。這種爭論真是很古怪。難道只有允許工作人員隱藏戰俘記錄，他們才“願意工作”嗎？通過閹割法律，麥凱恩使掩藏在生戰俘的政府策略得以實施。
麥凱恩反覆堅持稱，所有證據——文件、目擊證人、衛星照片、兩位國防部長的宣誓證詞、撤銷的營救任務以及從未支付的贖金，都是被用心險惡的陰謀家編織在一起的，企圖製造一場險惡的謠言。他把這稱作“戰爭失蹤人員沉迷者的詭異怒吼。”他經常指責那些企圖探取歸檔文件的人為“騙子”、“恐怖陰謀家”和“蹩腳蘭博”。
曾與麥凱恩一起關在河內華盧監禁所的戰友們對未逃出戰友們的看法卻與他大不相同。退休上校泰德·蓋伊是一名廣受尊敬的前戰俘，也一直是反抗陣營中最頑固的一位。在1999年因白血病去世之前，他在戰爭失蹤人員實時通訊中給這位參議員寫了一封飽含憤怒的公開信——作為麥凱恩連續侮辱戰爭失蹤人員活動的回應。蓋伊寫到：“約翰，你所做的這些侮辱中包括鮑勃·史密斯參議員（新罕布什爾共和黨人，在戰俘問題上非常積極）和其他相關的選舉官員嗎？這些侮辱中包括那些丟了親人，但有大量證據顯示他們的愛人仍然活著的家庭嗎？這其中包括曾經與你一起坐牢的戰俘戰友嗎？”
有一盤麥凱恩戰俘時期因害怕虐待加重而向越南人做的供述磁帶，暫時還不明瞭是否是因為這盤磁帶麥凱恩才會在戰後參議院中有如此行為。那一份供述曾在河內華盧監禁所的大喇叭裡不斷地重複，並在河內全國電台廣播，試圖以此來摧垮其他戰俘的精神。據報道，他供認自己作為一名戰爭罪犯曾轟炸了平民目標。五角大樓有一份供述的副本，但拒絕公佈。另外我認識的所有局外人都未曾見過麥凱恩從戰俘營返回後的未經刪節版的事後報告，這份報告現在是保密文件，但麥凱恩本人可以將其公佈於眾。
所有人都有其脆弱的一點。很多經受不起折磨的人會做出供述，他們經常會說出滔天謊言，以使自己被同志和國家所理解。很少有人會指責他們。但很顯然的是，麥凱恩自己覺得有損自己和軍事家庭的榮譽。他的父親，約翰S麥凱恩二世是一名聲譽極高的海軍少將，當時是美國太平洋戰區的指揮官。他的祖父也是海軍少將。
在他1999年的暢銷自傳《父輩的信念》中，麥凱恩說，他在被捕期間感覺糟糕極了，因為他知道由於父親的高級軍銜和他的宣傳價值，他受的待遇要比戰俘戰友們優厚。其餘華盧監禁所中的囚犯說，越南人把他看作是逮到的一條大魚，並稱呼他“太子”，這一點麥凱恩在自傳中也承認了。
另外在他的回憶錄中，麥凱恩對自己在折磨中未能挺住並給出供述的過去表示了內疚。他寫道：“我感覺自己丟棄了信仰，無法控制內心的絕望”，並透露，自己做過兩次“無力”的自殺嘗試。（此後幾年裡，他說自己曾試圖用襯衫上吊自殺，但遭到警衛的阻撓。）他說自己生活在“恐懼”中，害怕父親發現自己做的供述。他寫道：“直到現在，每當回憶起當時擔憂著父親是否聽聞我的恥辱行為時，我還是會有些畏縮。”
他說回到家後，對父親講了自己的供述，但“從未仔細討論”——而那位海軍少將，在1981年逝世之前，從未表示自己以前聽說過任何相關內容。但他確實聽說過。1999年，在參議員的回憶錄中寫到：“我最近才瞭解到，這盤磁帶……在監獄以外廣播過，並且吸引了我父親的注意力。”
麥凱恩是否因這些記憶而感到困擾呢？他對戰俘信息進行壓抑，是不是因為這些信息浮上水面會重新燃起他內在的羞愧感呢？在這個問題上，我也僅僅是做一些猜疑。
有很多關於麥克恩脾氣火爆的故事。他的脾氣經常一觸即發，因此同事都不願公開討論這個問題。一位曾是老兵的議會議員多年來一直觀察著麥凱恩，他做了簡短的評論，並要求我不要透露他的姓名：“這個人內心不夠平和。”
他在參議院戰俘委員會上的表現顯然很不平靜。他恫嚇帶來未回國戰俘信息的專家目擊證人。與麥凱恩面對面對質並要求他結束信息保密的戰俘家人也曾見識過他的暴躁。麥凱恩曾朝他們大喊大叫，侮辱他們，還把女人訓哭了。多數時候他對這些人的反應是這樣的：你怎麼敢質疑我的愛國感情？1996年，一批戰俘家人在審訊室外等待著向他申訴，其中還有一名坐著輪椅的母親，但他卻把他們晾在那裡不管不問。
不管麥凱恩腦海深處藏著什麼，關於戰俘的故事中有一點卻是很明確的：如果這些戰俘被國家拋棄了，留在國外等死，那美國公眾就應該瞭解這些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