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爾布特留下的毒藥
1997年10月，《名利場》
波爾布特已經是活在世上殺人最多的魔頭，但這次宣判有些特別。這裡的關鍵人物是宋先，早在他們建立紅色高棉，導演史上最殘暴的游擊運動之前，宋先就已是波爾布特內部小圈子裡的一員了。
1975年，正是宋先帶領軍隊在血腥中攻佔了金邊城，後來又在波爾布特的指示下，迫使這個國家人口的五分之一人口，大約二百萬金邊市民撤離到鄉下。這是高棉農業“革命”的一部分，在四年的時間裡害死了超過一百萬柬埔寨人。宋先是波爾布特政策的首要執行人。70年代後期，他負責監管聲名狼藉的監獄堆屍陵，在那裡有超過一萬名柬埔寨人在虐待下“供認”了自己的政治罪行並被施以死刑。
現在，來到1997年的夏天，在柬埔寨北部和西部的叢林裡進行了二十多年的游擊抵抗之後，紅色高棉組織突然開始破裂。疲於波爾布特的殘忍、強硬路線的要求，過去的一年裡小團體內部出現零分裂，分別向分裂成兩支的金邊政府投誠。政府內的競爭對手洪森和諾羅敦·拉那烈之間的爭鬥開始變得緊張，他們都對聯合國強加的且不穩定的權力共享協議感到了厭煩。
波爾布特發現宋先正與自己的死敵洪森商討協議；他可能還瞭解到，其他一些紅色高棉軍官也正與拉那烈的保皇派進行談判。波爾布特藏身於安隆汶一處森林密佈的飛地中，在金邊北部二百英里處。他現在變得越來越偏執，妄想症也越來越嚴重。7月9日晚上，他召集高級領導人進行了一次會議。
被囚的婦女和她的孩子
宋先沒有出席，波爾布特冷冷地命令他的安保隊長薩仁將軍，去殺死這個“叛徒”和他的家人。午夜之後，薩仁帶領二三十名手下開車來到宋先家中，開槍打中他的右側太陽穴和臉頰。之後，他們開槍殺了宋先的妻子，打中了她的左耳和後背。宋先的十二位家人，包括一名五歲的孩子也都被殺。然後，他們又開卡車碾壓了所有屍體。
幾天之後，在金邊，保皇派公佈了一些血腥的照片，照片中這些屍體像碎布洋娃娃一樣被四處丟棄，頭部流著血。保皇派宣稱，波爾布特手下的所有軍官（他們擔心自己也會成為清洗的目標，正在金邊與政府尋求一場交易）都已經背叛了這位被稱作一號大哥的獨裁者，而波爾布特現在正穿過叢林逃跑。拉那烈親王（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的兒子）宣稱他的助手正與波爾布特的追隨者聯繫。有關雙方交易的傳聞中稱，紅色高棉的官員將獲得特赦，並可獲得柬埔寨政府的職務——如果他們交出波爾布特，並宣誓效忠國家的憲法。一位憤怒的西方外交官這樣總結這項交易提議：“就好像戈林、戈培爾和希姆萊對盟軍說‘免除我們的罪行，帶我們進入主流社會，我們就把希特勒交出來’。”
及至7月，國際新聞記者已經降落到金邊。我在7月30日到達，當時大批媒體剛剛到達不久。這是自1975年以來，我第三次來到柬埔寨。第一次是為《紐約時報》報道金邊的陷落，這段經歷後來成為《戰火屠城》——1984年拍攝的一部電影，關於我和我的同事狄潘經歷的故事——的主要素材。金邊那時還是一座慵懶的殖民首都。等我離開時，柬埔寨已經被地毯式轟炸、政治問題引發的饑荒和大屠殺所嚴重破壞。
1991年，我第二次來訪時，鄉下基本保持了原樣：貧窮而落後。但金邊已經變成了一座醜陋的新興都市，到處都是毒品販子、皮條客和有組織的亞洲犯罪團伙。在聯合國監督下進行的1993年大選帶來了“穩定”和大量的非法錢財。
國際上的新聞機構通常都會忽略柬埔寨的存在，除非那裡有外國人參與的戰爭，或波爾布特出現在公眾的視野裡。這次也毫不例外。數十名外國記者開始密切關注波爾布特的動態。一號大哥會被怎樣拘捕起來呢？是會被隱藏於公共視野之外，還是被關進竹製的籠子示眾呢？故事每天都在變化，因為保皇派隨時都會給出波爾布特行蹤的不同版本。
有報道稱波爾布特患有嚴重的瘧疾和其他病症，手下忠誠的保衛人員正用吊床抬著他穿越叢林。又有傳聞說，他逮捕了幾位同志做人質來掩護自己的逃跑。最終我們瞭解到，他已經投降或是已被自己的部隊抓住了，以前的支持者準備把他交給國際社會，等待對他進行反人類罪的判決。
華盛頓方面稱他們將派出一個軍事小組把波爾波特運出叢林。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請加拿大總理勞埃德·阿克斯沃西在加拿大對其進行了審判。
一個月之後，即7月下旬，這位七十二歲的獨裁者終於現身了，他出現在美國廣播公司的《晚間報道》的一份錄像帶裡。這是近二十年來，波爾布特首次向公眾亮相。他就在那兒，世界上還活著的最臭名昭著的殺人魔頭：身體虛弱，頭髮花白，弓著腰拄著竹拐，眼神冷漠無情。錄像中他在安隆汶的一處露天貨棚裡，五百名柬埔寨農民成排地坐在他前面。他正在因叛國罪和“忤逆罪”受審。然而，這算不上一次審判——這只不過是那些背棄他的軍官們組織的一次公共關係活動。他們想通過懲罰波爾布特來證明他們已經不再是一群流氓，也不再是被國際社會所不屑的賤民。
“今天我們的終極目標是要讓國際社會明白，我們不再是紅色高棉，也不再是波爾布特的擁護者。”一位當地官員對著麥克風大喊，麥克風安在泥地上，由汽車電池供能。
反覆練習過很久的農民們舉起他們緊握的拳頭高聲唱到：“打倒！打倒！打倒！打倒波爾波特和他的反動集團！”
波爾布特穿著綠色的平民衣服和一雙拖鞋，看起來虛弱而挫敗。他一手拄著拐，另一隻手拿著一把籐扇。三名忠心的屬下坐在他身旁，手被綁著，看著人群。他們也在受審，因他們實施了對宋先及其家人的暗殺行動。
波爾布特未作任何辯護，而且一句話也沒有說。對一個已經定了罪的獨裁者來說，這種懲罰明顯過輕：終身軟禁。法庭拒絕將其移交國際法庭，而若移交國際法庭，他將面臨反人類罪的審判。審判結束後，兩名非常順從的年輕士兵扶著他走向了一輛等在外面的車。
然後波爾布特又藏了起來，可能餘生都會如此。因紅色高棉過於神秘和他們極度仇外的情緒，外界可能永遠也無法知道是什麼引出了這次審判，還有更重要的是，這些人此舉背後的動機和陰謀是什麼。“在柬埔寨，”一位在這個國家工作了多年的救援人員說，“總會有一層又一層、各種層次的陰謀和隱秘。”
波爾布特是一個沒有任何意義的假名。他1925年出生時名為桑洛沙，當時柬埔寨還是法國的殖民地。他生於一個名為波列斯布的鄉下農家，在家中九個孩子裡排行第八。1931年，這個男孩兒被送去金邊的親戚家住，在那裡他成為一個廣受歡迎的學生，深愛法國文學。他在佛教學校裡讀了一年書，之後在50年代初獲得一份獎學金，去法國留學。
桑洛沙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加入了法國共產黨，並在同學中遇見了將來共同組織紅色高棉的夥伴。1953年，他返回金邊，過著雙重生活：白天是廣受歡迎的學校老師，晚上則是地下共產黨政治活動的活躍分子。1963年，在柬埔寨統治者不斷加緊的審查下，他逃到了叢林中，改名波爾布特，與他在法國的同事一道建立了紅色高棉。
到1968年時，美國派往南越的兵士超過了五十萬，另外在老撾還進行著一場“秘密”的美國戰爭。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私下裡向兩方讓步，成功地使柬埔寨免於戰火。但美國意識到對越戰爭將面臨失敗，因此需要一位同盟幫助他們實施從越南的撤離計劃。1970年，西哈努克親王在一次軍事政變中被他的國防部長朗諾將軍廢黜，朗諾掌權後立即表達了對美國的親善。
幾周之內，尼克松總統下令，要求已經開進柬埔寨的美國軍隊找出並摧毀被稱作民族解放軍的總部。民族解放軍一直都未能找到，但越南戰爭卻蔓延到了柬埔寨，吞沒了這個國家。
最初，紅色高棉只有不起眼的三千人的游擊隊擴充至一支有大約十萬人，行為殘忍、紀律嚴明的軍隊。1975年他們佔領了首都金邊，並展開了波爾布特病態的試驗。
波爾布特將柬埔寨——他重命名為民主柬埔寨——看成一個完美的農業社會。整個國家變成一個巨大的勞動集中營，面積有密蘇里州大。任何不純的人都將面臨酷刑或死亡。“饒你一命沒什麼益處，殺死你也沒什麼損失”就是紅色高棉的一句口號。
高棉人生活的核心——家庭已經四分五裂，孩子從父母手中被搶走，被灌輸與父母作對的思想。學校關閉，貨幣廢止，工廠倒閉，知識分子受到酷刑，僧人被殺或被送到田里做苦工。波爾布特四年的淨化運動結束後，柬埔寨的人口從原來的七百萬縮減到五百萬。
1979年，越南派軍橫掃柬埔寨，將紅色高棉打回北部和西部的叢林，然後在金邊建立了一個友善的政府。柬埔寨的新外長是二十七歲的洪森，他曾是紅色高棉的一位低級別指揮官，成功地躲開了清洗運動和嚴苛的政策。他在1975年紅色高棉對金邊的最後一輪進攻中受傷，失去了左眼，只能用一隻人造的玻璃球代替。
洪森於兩年後向越南投誠，在1979年越南入侵時返回故土。在紅色高棉時期，他的嚴苛盡人皆知，但並沒有任何證據將他與任何一次屠殺或種族滅絕行動聯繫在一起。而多數分析家都認為，儘管洪森與河內政府保持著很親密的關係，但從未成為越南人的傀儡。事實上，在某些事件上，他還站在越南人的對立面上。
越南入侵之後，波爾布特和西哈努克親王的兒子諾羅敦·拉那烈親王組成了一支鬆散的聯合抵抗部隊，共同對抗洪森的“佔領”。這支隊伍和另外一支紅色高棉之外的組織得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府的支持，為他們提供了武器、補給、情報資料和戰術指導。但由於紅色高棉控制著抵抗聯盟，西方的援助最終流向了紅色高棉。
華盛頓的政策還僵化在冷戰時期。為了懲罰節節勝利的越南人，他們在柬埔寨施行經濟封鎖，並阻礙國際社會承認新政府。作為政策的一部分，美國使洪森政府在聯合國得不到承認。這種結果非常不可思議：一手製造殺戮場的紅色高棉，華盛頓方面曾公開指責的紅色高棉，仍然佔據著柬埔寨在聯合國的席位，他們的旗幟還飄揚在紐約秘書處的大樓外。
1991年，和平談判在巴黎召開。會談的主要力量，包括法國和美國，決定紅色高棉應該作為一方加入到談判中。他們爭辯稱，如果將紅色高棉排除在外，他們就會繼續進行遊擊式抵抗，這個國家將繼續不穩定下去。在很多分析家看來，此舉無異於邀請納粹共同復興二戰德國。紅色高棉不僅是麻煩製造者，他們還非常邪惡。此次談判不僅需要邀請紅色高棉參會，而且在任何文件中還不能提及他們的種族滅絕事件——種族滅絕這個詞禁止使用。最終達成的協議要求各方裁軍，但卻從未有國家遵守。結果，紅色高棉又返回叢林，他們從那裡對政府控制的土地不斷地實施打擊——在波爾布特的命令下。
1993年紅色高棉拒絕參加的大選，使這裡的人民獲得了短暫而誘人的民主體驗。這些人民從1970年開始就在一位自認為神的自私殘暴統治者的統治下，生活在混亂和暴力之中。最終，拉那烈領導的政黨獲勝。這時，反覆無常的洪森指責選票造假，並威脅要採取行動。他覺得在紅色高棉被趕走的十四年裡，是他維持著這個國家（這一點確實是事實），而現在卻要把成果拱手讓給一個嬌生慣養的特權親王。
為了避免內戰，國際社會無奈中同意實施分權計劃，所有職位都安排兩人：兩名總理（洪森和拉那烈），每個內閣部委都有兩名領導人（每方一位），以下職位依次類推。洪森依然控制著關鍵的警察和安全部隊。
很容易預見到，洪森和拉那烈之間的關係迅速惡化，兩人都開始打造個人部隊，有時還會與持不同政見的紅色高棉部隊合作。洪森最先採取行動。及至1997年初，他手下已經有一千五百多名私人士兵，可能是拉那烈手下的兩倍。另外常規軍多數都對他效忠，人數大約有十萬人。拉那烈瘋狂地想要縮小差距，他秘密地與安隆汶（游擊運動最後一個大本營）的紅色高棉中央指揮部高官接觸。此後，3月份，很多人認為是洪森的親信用手榴彈襲擊了對手，炸死十六人，炸傷一百三十人。在此之後，金邊開始瀰漫著軍閥混戰的氣氛。
雨季中的6月17日，天氣悶熱，雙方領導人的警衛隊在首都爆發了一場槍戰。多數的槍戰在拉那烈奢華的官邸附近展開，這裡是一片富人區，美國大使肯尼斯·奎因的官邸也在附近。一枚偏離目標的火箭彈墜入奎因的花園裡，炸壞了玻璃門，把他的家人震下了床。這場衝突中輕武器、B-40火箭彈和曳光彈都上陣了，迫使周邊居民蜷曲躲在屋中長達兩小時。拉那烈手下的兩個人被殺，另有幾個人受傷。
接下來的幾天，雙方都指責對方首先動武。地下的紅色高棉電台宣佈向拉那烈效忠，發表“告全體戰士書”，要求戰士“攻入殘暴的越南敵人和他們的傀儡洪森的老巢。”
6月18日，街戰之後的一天，洪森宣稱，拉那烈必須做出選擇，“是加入紅色高棉還是（留在）政府一方。”一周之後，洪森和他領導的柬埔寨人民黨黨內高級官員又將新的指責指向拉那烈，指控他秘密地向金邊運送非法武器和紅色高棉游擊隊。（洪森未曾提及的是，他自己也招募過紅色高棉的叛軍。）
幾天之後我抵達金邊。不久之後，雙方就在距離金邊西北十五英里的洞裡薩河上的軍港附近展開了一場戰鬥。第二天，大約兩百名洪森的人民黨軍警攔下了一輛載有數名拉那烈高級助手和警衛的車隊，並解除了他們的武裝。拉那烈的內閣首相林屠當時也在車隊中，他說：“他們都用槍指著我們的車。簡直是瘋了。”7月4日，林屠告訴我，親王“在國外”，這點很奇怪。親王此前一天還在國內，所以他肯定是今天飛走的。為什麼？還有為什麼那次旅程沒有對外宣佈？後來我瞭解到，他去了巴黎。
那一天晚上，美國大使館在金寶殿酒店舉行7月4日的國慶晚會。五十五歲的職業外交家奎因大使，和自己的越南妻子麗宋一起站在門口迎接客人。滿屋的綵帶和絃樂使舞廳裡活躍了起來，但空氣中卻充滿了不祥的氣息。
外交官、政治家和記者穿梭在擁擠的房間裡，交流著一些令人焦躁的問題。為什麼到最後一刻，奎因把晚會從自家門外的草坪上移到了保護更好的封閉酒店裡呢？難道叛變的流言是真的？為什麼這裡沒有代表拉那烈的人出席？
奎因站在台上，身邊是他的妻子和洪森的國防部長迪班。然後大使許了國慶日願望，祈求“平安，沒有暴力”，又補充說“和所有的生日願望一樣，我們希望這一個願望能成真。”對有些人來說，他的話裡似乎隱藏著些什麼，好像他知道一些我們不知道的消息似的。
第二天吃早飯時，我的妻子簡給我遞過來一條電話留言，是一位記者朋友給我家裡打的電話。他在留言中說：“機場周圍有坦克，數量異常。附近有軍隊轉移，可聽到槍聲。有消息稱城市周邊有裝甲運兵車活動。”
簡和我一起向我們的車子走去。廣播中，洪森方面通報在首都附近的多處地點有“非法”軍隊出現，政府軍正前往解除他們的武裝。洪森的一位高級助手突然出現。他命令全國士兵和警察“阻止任何未經授權的部隊活動。”
我和翻譯趕往機場，那裡有拉那烈手下的幾處軍事據點。最初道路看起來一切如常，但後來，我們看到高速路旁的壕溝中有洪森手下的士兵蹲伏著，做著戰鬥準備。不過，我們沒有聽到任何戰鬥的聲響，機場仍在對外開放。
我們向南趕往大金歐，這裡是洪森的個人軍事區，距離金邊有十英里。通往洪森個人軍事區的入口有警衛把守，我對他們說要求見總理。（幾天前已經正式遞交了採訪請求。）警衛通過電話請示上級官員之後，他搖了搖頭，說：“現在很緊張。”
正在這時，載滿全副武裝士兵的小型卡車從軍事區裡開出來，匆匆地從我們身邊經過，留下身後的一片紅土。他們扛著肩射式火箭炮、火箭推進式榴彈和自動武器。之後一輛有深色玻璃的白色轎車停了下來。洪森的媒體顧問歐藝籐從車裡出來，大步向我走來，臉繃緊著露出怒色。他斥責我的厚顏無恥。很明顯，他擔心我看到了一些不該看到的事情。
洪森的被稱作“龍潭虎穴”的軍事區，大約有一平方公里，是柬埔寨國內最大的軍事基地之一。根據進入過基地的人講述，裡面有坦克、卡車、裝甲運兵車、一架俄羅斯Mi-26直升機和一些複雜的通訊設備。洪森得意洋洋地炫耀說，自己可以輕鬆地將炮彈播撒到拉那烈在金邊市中心的地盤。
當天下午，洪森稱拉那烈是國家“不可原諒的叛徒”，指責他“非法地與安隆汶的紅色高棉罪魁談判。”他說，如果不阻止的話，這將導致“實施種族滅絕的政權重新掌權，再次大肆殺戮百姓。”他還指責這位親王應該為柬埔寨社會幾乎所有的弊病負責——“比如說毒品交易、文物走私、搶劫行船……武裝搶劫、謀殺、敲詐和綁架……”
（幾天之後，我們瞭解到，洪森在7月4日發現拉那烈的部隊總指揮涅本才將軍與紅色高棉達成一份協議，決定將紅色高棉軍隊納入到保皇派陣營。作為回應，洪森決定在協議宣佈之前阻止拉那烈。）
下午，有報道稱在金邊城周邊的拉那烈大本營有小規模的衝突出現。與此同時，洪森的士兵包圍了其他保皇派的基地，包括拉那烈在金邊城內重兵囤積的基地。美國大使館警告所有美國人要避免“不必要的活動。”
回到金邊，洪森的國防部長迪班召集了各國外交人員，解釋發生的情況。情況還不算太糟糕——必勝客和快樂香草都還能正常供應。
國防部長重複洪森的話，聲明這不是一場政變。他把戰鬥稱作“針對無政府軍隊的清理行動。”日本駐柬埔寨大使由於語言問題，要求部長解釋一下“繪圖行動”（“mapping operation”與“mopping operation清理行動”發音相似）。沒有人笑——他們都是外交家。
“多數在這裡的外國人都是想要幫助柬埔寨的，”奎因在此後不久的一次會議上說，“不應該讓他們深陷危險。”
會議中間，他收到一份報告稱機場已經關閉，洪森正在複製1970年事件的可能性正在增長。1970年，朗諾也是關閉了機場，使身在法國的西哈努克親王無法返回柬埔寨鎮壓政變。我們開往機場時，金邊城裡全是士兵。路障被搭了起來，任何人都不得出入金邊城，所有車輛都遭到檢查。機場確實被關閉了。
我們調轉車頭返回。前面的路空空的——在柬埔寨，這通常是一個危險的信號。突然有幾輛俄制T-54坦克出現，後面跟著幾輛載滿士兵和武器的小型載貨卡車，更不要說滿車的好彩煙和瓶裝水了。士兵們的步槍或軍服上繫著紅色的細布條，作為洪森手下軍隊的標誌，以避免友軍誤傷，因為兩方軍隊的迷彩服是一樣的。
然後，就和剛才突然封鎖道路一樣，道路又突然重新開放。我們的車開到七十公里每小時，以便在道路重新封鎖之前趕回金邊城。這時大規模的爆炸已經開始——火箭彈和迫擊炮，可能還有坦克射擊。當時是下午三點，戰鬥的聲音連續不斷，恐懼蔓延全城。
當天下午CNN（美國有線電視網絡）報道，拉那烈已經成為洪森部隊的囚犯。一個半小時之後，網絡上援引拉那烈助手的話說，拉那烈正在首都指揮。兩種報道都是假的，因為拉那烈正在巴黎。CNN看似在柬埔寨的聲譽並不太好。看過報道的外駐人員說，觀眾應該時時注意考慮“CDF”——CNN折扣係數。
傍晚，在轟炸的間隙，簡和我散了一會兒步，走到莫尼勒大道和毛澤東大道的拐角，這裡是個很重要的路口。有六個男孩兒在遠處開心地看著戰鬥。其中一個孩子興奮地用雙手做出機關鎗掃射的動作，然後他伸手向我們要錢。貧窮從來未曾遠離金邊。一枚炸彈在附近的一座建築後面爆炸了，我們畏縮在當場。但那些孩子只是笑著——他們早就習慣了這些。
儘管炮彈和迫擊炮的火力很猛，但攻擊目標很集中——拉那烈的大本營，而且猛烈的炮火持續時間很短暫：爆發，然後突然停下來。這是一場政變，一種威嚇策略，使對方感到恐懼，然後投降。這不是一場毫無保留的戰爭。攻擊目標中包括拉那烈的國防部長涅本才防衛森嚴的別墅。《柬埔寨日報》的一名記者喬·科克倫短暫接通了他的電話。“現在不方便說話，”這位將軍說，“我很忙。正忙著打仗。”
保皇派的官員們為自身的安全感到擔憂，都在酒店和藏身所躲避著，居民開始從家中撤離。透過我們十三層住所的窗戶，簡和我看著路上逃跑的人：他們有的步行，有的乘車，有的乘摩托車，還有些人推著塞滿物品的手推車。柬埔寨人對類似的情況經驗豐富。
在法國，拉那烈稱洪森的指控是政變的“借口”，並要求他接受懲罰。與此同時，親王的父親，正在接受醫療看護的西哈努克國王，呼籲雙方停火，展開和平談判。洪森的回應很簡練，他說：“太遲了”，並且稱呼拉那烈是chao prey——“叢林裡的盜賊”。紅色高棉電台也很活躍，但太遲了。行動的內部成員喬森潘宣佈了與拉那烈達成的交易結果。喬森潘並沒有提及親王或他的黨派名稱，只是說紅色高棉現在承認柬埔寨憲法，他們的政黨希望可以參加大選，而之前他們一直是抵制大選並試圖阻撓大選進行的。
第二天早上，我們離開洲際酒店，搬到金寶殿大酒店，這裡距離戰鬥更遠一些。酒店已經客滿了，然而我們給了店員一些小費之後，就又有了房間。外面的戰火愈發猛烈，多數在金邊城的西部地區或更遠的地方，一直到機場，大片的黑煙遮蔽了天空。
到晚上，洪森依靠著數量優勢獲得了勝利。拉那烈的士兵在他別墅和黨總部的牆上掛起了白布，表示投降。親王手下的幾位軍事領導人已經逃出了首都，洪森方面已經簽發了追捕他們的逮捕令。很快保皇派都被解除了武裝，洪森手下的士兵劫掠了機場，這是徹底的洗劫——航站樓、休息室和免稅店。“什麼都沒剩，”機場主管說，“沒有燈光。沒有技師。只有士兵。”
戰爭在早上結束。太陽出來了，有那麼一刻，城裡閃耀著光芒。
中午時，搶掠蔓延到金邊城，幾乎全是洪森的士兵做的。在機場路，他們搶掠汽車展覽館、汽車配件商店、倉庫、電子產品商店和一些家庭。在拉那烈親王的別墅裡，士兵拿走了一切可以拿走的東西：一個翡翠花瓶、一台冰箱、一台錄像機、一套高爾夫球桿和一台電視，甚至還有一罐醃牛肉。偶爾會有平民衝進來拿走一些剩下的東西，其餘人站在路邊，面無表情地看著這場暴亂。柬埔寨人從來都不喜歡這支部隊，他們敲詐勒索，幹著土匪的勾當，早已臭名昭著，百姓現在已經完全不相信他們了。
我看著他們，震驚於心中劃過的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眼前的這些士兵和1975年進入金邊城的紅色高棉士兵是那麼相似。除了不同的軍裝——迷彩服和靴子取代了黑色寬褲子和橡膠拖鞋——他們的態度如出一轍：冰冷、凶狠、無情。
當天晚些時候，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大利亞四個國家宣佈，要空運撤回本國公民。可能他們看到了過分誇張的電視報道。一個例子是CNN記者約翰·雷德勒的報道，他在報道中說一些炮火破壞看起來“像被原子彈炸過後的廣島”。後來，一位美國工程師看著大批的人員被轉移，歎著氣說：“這次撤離簡直就是CNN下令執行的。”
同一天7月4日，拉那烈的一位首席顧問何索在被洪森的安全警察抓到之後，開槍打死。此後的幾天，不斷有拉那烈的支持者被捕或被殺。有時他們的眼睛被挖了出來，有時他們的身體被燒掉，避免人們辨認出他們的身份。“他們就是在銷毀證據。”一位人權組織的官員稱。
保皇派官員每天晚上都在不同的地方睡覺。白天，他們想盡各種方法把家人送到國外。人權組織的職員盡可能地去保護更多的人，但他們的能力也僅限於此。“他會一個一個地殺掉他們，”我的一位柬埔寨熟人這樣評論洪森，“他從自己的兄弟波爾布特那兒學得很好。”
這時，開始有人下流地指責奎因大使事先已經知道這次政變，而他卻拒絕幫助拉那烈的支持者，甚至連其中持有美國護照的人都拒絕幫助。“西方使館的表現太丟臉了。”一位經驗豐富的人權組織官員說，“我們求他們打開大門，讓明顯會遭到迫害的目標進去躲一躲，但美國人、澳大利亞人都毫不猶豫地說不行。”這些由過勞、過於緊張的人權工作者提出指控是不公正的。
和很多其他在金邊的外交官一樣，奎因已經連續數月跟蹤著政變的傳聞，並向華盛頓發出警告，稱現在形勢很有可能暴力崩盤。但他強烈否認洩露過秘密，而且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知道政變的時間和政變的方式。
而說到美國大使館拒絕絕望的拉那烈支持者進入使館避難的事件，是因為美國國務院給奎因下了明確指示，除非事先得到華盛頓方面的許可，不得接受任何避難請求，也不得簽發籤證。所以拉那烈的支持者向他尋求保護時，奎因夾在中間很難抉擇。不過最終他還是傾向了那些受到威脅的人。“最後，”他對下屬說，“我們要像正常的人類一樣去做判斷。如果有當時深陷危險的人敲門求助，我們就讓他們進來。我們不能早晨醒來時看到有人死在門口。”
不過最終這種情況幾乎沒有出現。拉那烈的支持者都被使館的車護送到了金寶殿大酒店。後來有一次，奎因接到一位拉那烈手下官員瘋狂的求救，當時那人被困在機場附近。奎因在自己的車子保險槓上插了一面美國旗子，開車去營救那個人，但卻怎麼也找不到。（最後證明那位柬埔寨人已經去了金寶殿大酒店，很安全。）“只要我是大使，”奎因說，“就不會拒絕任何深陷危險和向我求助的人。將來也不會。”
外交方面的消息人士稱奎因對逃亡在外，經常軟弱無力的拉那烈親王已經不抱任何幻想。奎因爭辯道，他自己並非洪森的支持者，但他認為這位總理儘管有反民主的傾向，倒是有可能成為一名高效的領導者。
“奎因知道洪森是個惡棍，但並沒有指責他是個獨裁者。”一位支持大使的外交官說，“他還認為洪森是一個手腕強硬的領導者，可以做出點兒事業。”
至7月8日週二，“法庭以外殺害”的人數上升到四十多人，另有數百名柬埔寨人被逮捕。拉那烈手下的一些士兵遭到虐待，一些人權工作者冒著危險藏匿柬埔寨人，並護送他們去機場。我的一些柬埔寨朋友說，感覺有點兒像波爾布特掌權的日子。“已經開始了，”其中一位說，“人們很小心地說話，小心提防著有沒有人偷聽。人們甚至都不敢把自己的想法告訴鄰居。”
外國人成群地逃走，柬埔寨國內出現了短暫的恐慌。商業航班都被取消，乘飛機離開的人們都是包機，費用是平時的兩倍。最終，城內八千名名外國派駐人員中離開了六千名，多數將來還會回來。但是，柬埔寨人還和往常一樣，聚集在登機口，悲傷地看著外國人飛走。
幾個外國投資的項目被迫停滯，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暫時停止了政府援助。就華盛頓來說，每年的援助大約為四千萬美元。（華盛頓還因“不確定的安全形勢”，將六十一名使館工作人員減少至二十人。）外國每年對柬埔寨的援助合計約有三點五億至四億美元——這個國家預算的一半。巨大的援助資金縮減可能使這個國家的經濟垮掉。
在機場調查搶掠造成的損失時，簡和我跑去跟艾倫·索洛科夫見了面，他是一名住在柬埔寨的自由攝影師。1975年紅色高棉佔領金邊時，索洛科夫是我的同事，並成為我的朋友。（在《戰火屠城》中，由約翰·馬爾科維奇扮演。）他現在需要搭個便車，去查看兩天前他眼見的一場激烈戰鬥中損毀的兩輛坦克。和往常一樣，他毫無停頓地一口氣講完了當時的情景。“兩輛坦克都是洪森的——T-55。兩年前由一艘莫桑比克的船隻運到西哈努克港，船上另外還有八十輛。人們對第一輛坦克開始毫無覺察。他們開上一條小路，剛好進入一輛保皇派坦克的攻擊範圍。洪森方面坦克的司機被打中了臉，整個人都被炸飛。坦克炮台指揮被擊中下身，可能丟掉了雙腿。第二輛坦克在一小時後被擊毀。我不知道傷亡情況怎樣。如果我是那個坦克指揮官的話，我就向右轉十度……”
索洛科夫從車裡出來後，做了個鬼臉，說：“好像舊時的壞日子又回來了，哼？”說著，他大步跑開。
另外一位我70年代就交好的朋友也在城裡：喬恩·斯溫，《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記者。（在影片中由朱利安·桑德斯扮演。）我們在回到柬埔寨的第一天晚上就碰見了，在一家很有氣氛的外國記者俱樂部裡——過去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地方。重逢真是甜美，我們已經八年沒有見面了。不用講，我們聊起了柬埔寨發生的變化，而且都是些不好的變化。我們都覺得這座城市的韻味沒有了，到處都是高大醜陋的玻璃建築。
我們還聊起了波爾布特，正是由於他的原因我們才回到了柬埔寨。斯溫回憶起他過去採訪過這位獨裁者的一個兄弟桑洛涅，住在磅同省的一位農民。桑洛涅已經有十年沒有聽過任何關於他的兄弟波爾布特的消息了。直到1978年，看到他的一張照片之後才知道，原來自己這位兄弟就是可鄙的波爾布特。桑洛涅在接受採訪時仍然很憤怒，因為他的家人和其他所有人一樣，在紅色高棉的統治下遭受了很多苦難。“我的兄弟不配再活下去，”他對斯溫說，“如果他被捕，應該給每一位柬埔寨人一把刮鬍刀片，切他一刀。”
事情結果並非如此。今年夏天，當波爾布特最終在那次擺樣子的公審中出現時，他的個人安全看起來很有保證。事實上，整個審判過程都是精心安排的，甚至連媒體採訪也是預先準備的。唯一一位受邀出席的記者是內特·薩耶爾，他是《遠東經濟評論》的一位撰稿人，多年來一直跟蹤報道波爾布特。（另外還允許他帶一位攝影師。）不過最終薩耶爾沒有獲許問波爾布特任何問題。審判後的一天，薩耶爾將錄像帶賣給了《晚間報道》，據稱賣出了六十五萬美元。
或許最有意思的是我們在這盤錄像帶中未曾看到的內容。很顯然，波爾布特此次受審不是因為兩百萬左右柬埔寨人的死，而只是因為他殺害了宋先及其家人。紅色高棉並沒有真正承認他們的屠殺行為：他們只不過是在清理一位內部領導人，因為他的惡名阻礙了政黨的轉型。他們相信，如果波爾布特離開，他們廢黜洪森的運動就能顯出誠意。
另外審判中還有幾位關鍵人物沒有出現——農謝，又名二號大哥和人稱屠夫的塔莫。他們在柬埔寨的大屠殺中與波爾布特是同謀。這兩人幾乎一手安排了審判，或許他們希望通過對波爾布特的懲罰，能夠緩和公眾的怒氣，並保住自己的性命。在審判現場的一位紅色高棉高級官員說，儘管塔莫和農謝都已經上了歲數，但他們對紅色高棉的一切事務仍然親力親為。
自從這次公審之後，美國和其他國家就敦促洪森逮捕波爾布特，並將他移交國際法庭。他們說，如果洪森能完成此項行動，他將重獲信任，並緩和其暴力政變的印像。這是一種很老套的外交施壓方法，因為如果華盛頓和其他主要力量想要把波爾布特帶上法庭，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波爾布特在泰國避難時——就有很多機會實施“抓捕”行動。
現在的混亂對柬埔寨來說不是一次偶然的悲慘事件。這是三十年的戰爭、瘋狂和槍戰的附屬產物。柬埔寨已經變成無政府狀態，成為不管如何犯罪都可以的罪惡樂土，成為剝削者的聖地，剝削這些世界上最貧窮最脆弱的人民。
在紅色高棉統治下被迫害的兒童
在我停留的一周事件裡，報紙報道了：柬埔寨第二大城市馬德望的警察虐囚；美國遊客在金邊被搶並被槍殺；一位五十三歲的柬埔寨人因組織男童進行性交易被判有罪（他被判的徒刑是四個月）。與此同時，艾滋病正在大範圍傳播——有十萬人被感染。而這個國家原始的醫療系統，對這場流行病毫無辦法。“病態的政治，腐敗的政治，”我的一位柬埔寨朋友說，“正是毀掉一切的根源。”
同時，經濟完全受崇尚機會均等主義的外國公司支配。普通柬埔寨人能找到的最好工作就是做服裝工人，為蒙特哥瑪利·沃特或蓋普生產衣服。服裝行業工作者每月賺四十美元，但要在金邊維持生活，每月至少要賺一百五十美元。
一些亞洲問題專家認為，柬埔寨的未來取決於洪森對哪一方團體和軍事力量的興趣。未來可能還要看這位總理如何遏制住泰國和越南由來已久的擴張慾望。
還不清楚到底怎樣才能使華盛頓和其他重要力量滿意——正是這些國家造出了現在這種無法運轉的制度，而且現在還不斷地對之譴責。這些國家宣稱需要一個自由和開放的社會，
要有獨立的法庭，訓練有素的律師，健康的媒體，並且要關注人權。事實上，在過去幾年裡，這些制度和傳統正在慢慢發展，但它們的未來如何還不確定。（活躍而獨立的小報《柬埔寨日報》就是一個例證，這份報紙由十六名年輕的西方人和他們培訓出來的三十名高棉人共同創辦。）新的領導團體初具雛形，但這時洪森發動的奪權運動又使社會產生了大幅度倒退。
金邊政府的前景也同樣很黯淡。洪森的支持者不夠多，不可能贏得自由的選舉，因此很可能會採取更多的鐵腕政策。一位飽有學識的西方外交官認為，總理可能會接受分權的建議，建立一個多元系統——但必須要允許他控制國家大部分的軍隊和安全部隊。
紅色高棉呢？由於內部叛變、多年的損耗和失去了原本援助，這股力量已經被排斥到了權力鬥爭的邊緣，對金邊也不再是軍事威脅。但他們仍是整個謎團的一部分——即使波爾布特退出人們視野，而且可能病況嚴重。這支游擊隊還控制著大片的柬埔寨領土——大約占國土的百分之十五——作為他們的地盤。只要他們還存在，柬埔寨就仍是一個破碎的國家，並會痛苦地發現，無論如何也無法擺脫波爾布特的陰影。
作者手記：柬埔寨的希特勒——波爾布特於1998年4月在國家北部叢林深處的一個小屋裡過世，死時八十三歲。他被自己一手建立的紅色高棉逮捕，被判終身軟禁。他們在那片叢林裡舉行了一次走過場式的公審，指控波爾布特下令謀殺了自己的左膀右臂宋先（及其全家）——據報宋先當時正與金邊政府進行某種交易。
指控中對死去的將近兩百萬——幾乎是國家人口的四分之一——柬埔寨人隻字未提，這些平民的死亡幾乎都是波爾布特領導下的紅色高棉的責任。受審之後不久他就死去了。有流言說，他可能是被毒死的。他很快就被放到了一堆廢棄輪胎和破傢俱的火堆上火化了。
1979年越南軍隊推翻紅色高棉統治，把他們趕到叢林中之後，多數柬埔寨人想要看到的審判是將他們送上軍事法庭。這個希望遲到了三十年，今天（2009），這樣一次軍事審判在金邊舉行，但卻顯得有些許蒼白。波爾布特領導團體中的五名成員受到了指控。
我在寫這條記錄時（2010年1月8日），還沒有任何一個人被定罪。
在溫和的審判規定下，最重的判決也只不過是終身監禁。根本沒有死刑。
常常被世人忽略的小小國家柬埔寨，這一次又未能得到世人足夠的尊重和關注。
1.柬埔寨國內的匹薩連鎖店。
2.美國著名煙草品牌。
3.美國大型百貨連鎖。
4.美國服裝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