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所有文章都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過。
作者手記：1972年，我臨時換崗，從負責報道南亞地區新聞的《紐約時報》駐新德里分社主編職位上調任至西貢分社，協助報道北越突然發動的「東部攻勢」。北越方面從各個方向實施軍事打擊，時間持續了數月，有時甚至已經威脅到西貢政府的統治。但最終，攻勢在美國大規模的轟炸中減弱，轟炸造成北越軍隊的大面積傷亡，並最終迫使其撤離。
西貢軍隊叛逃，逃避北越的攻勢
1972年5月3日
南越，順化——今天數千名慌亂的南越士兵在一片混亂中從廣治省向南沿著1號公路逃跑，像一群失去控制的暴徒。看起來，這些士兵多數都未與前進中的北越人民發生過直接衝突。
但實際上，他們用步槍指著平民搶掠他們的車輛，假裝受傷逃跑，隨身帶上C類口糧而不是彈藥，對拍攝逃跑過程的西方新聞攝影師投擲石塊。政府軍第三步兵師從戰場上逃跑，成為了這場戰爭中最嚴重的一次敗退之一。
沒人阻止他們。他們的長官也都在逃跑。
順化北部的前線只剩下幾千名南越海軍陸戰隊隊員把守。
一個月前，在敵人剛開啟攻擊時，第三步兵師也曾敗退過，但指揮官武文蓋准將成功地將士兵重新聚集起來，並把他們安排在廣治省附近的前線上，一直維持到昨天。
但根據美國顧問所述，今天幾乎整個師團，包括大約一萬名步兵和一千名突擊隊員都陷入一片混亂，甚至在檢查點也沒有任何停頓，本來在檢查點軍警應阻攔他們逃跑，並將他們遣返回戰場的。
正是這支部隊本應保衛廣治省城的，但就在昨天這座省城遭到遺棄，這是南越政府控制的位置最靠北的城鎮。
在北越軍隊和他們下一個更為重要的目標順化城之間，看似已經沒有了太多阻礙，城內已有大批居民打包準備逃往更南邊的地方。
很多逃跑的軍隊甚至在距離廣治城有四十英里的順化都沒有停下腳步，他們繼續著逃亡的腳步，帶上了步槍、火炮、坦克和裝甲車。
省長在今天晚上做了一次電台演說，呼籲順化人民不要慌亂，也不要逃跑，並保證政府會保護他們。在他發表演說的同時，駐紮在順化的美國顧問撥通了西貢方面的電話，要求提供一切空餘的飛機，以便撤離從北部湧進城內的難民。
政府軍士兵攀在所有可用的車輛上，車側、車頂、發動機罩和後備箱上，從廣治沿一號公路向下飛馳，槍口對準任何試圖阻礙他們逃跑的人。
中午的烈日下，他們的車嘟嘟地響著喇叭，閃著前燈，在大道中央一路飛馳而下，把其他車輛都擠到了路邊。士兵們有的乘著卡車和坦克；有的搶奪了大巴和三輪麵包車；有的偷走摩托車，每輛摩托車上坐了四人之多；還有很多人步行，特別是受了傷的士兵。
或許源於內在的羞愧，這些士兵對於人們觀看他們逃跑感到非常憤怒。在第三師團重新積聚在一起之前，完全不能將其看成有戰鬥力的軍隊。
南越海軍陸戰隊是唯一一支在北部前線上打得還不錯的軍隊，他們現在堅守著一號公路沿線上順化與廣治之間的三座大橋，第一座大橋在順化北面三十英里，最後一座大約二十英里。他們試圖拖住敵人前進的腳步。
但沒人期望他們能長時間地守住位置。闖過這幾座大橋之後，順化唯一的重要防衛工事就只有距離城區十七英里的一座大型軍事基地了，這座基地被人們稱作埃文斯營或和邁。這裡是第三師團的新總部，裡面裝滿了軍火，並連續射擊。
在大橋南端的一個名為鳳澤的小村裡，南越海軍陸戰隊一臉苦澀地看著軍隊逃跑。他們沒有發表任何言論，但臉上卻都掛滿了羞恥的神情。
他們的美國顧問們卻不願沉默。「這真是令人噁心。」一位海軍陸戰隊一等兵說。
「真不敢置信，」一位美國海軍陸戰隊少校羅伯特·謝裡丹倚在路旁的一輛吉普車上說，「很難理解。站在這裡看到的這個場景真是奇怪。之前你還看到過在你自己的部隊中的同一類人，打起仗來就非常勇猛，只是因為領導不同。」
「你看到過那些軍隊，」他繼續說著，手指著那條馬路，「但我不責備他們。他們的長官哪裡去了？沒人告訴他們『停』下來，沒有人把他們重新組織起來。」
這位少校說，他手下的越南海軍陸戰隊對這支軍隊的逃跑事件「非常沮喪，非常憤怒」。「他們感到很難為情，因為我站在這裡看著他們撤退。」他又補充說。
昨天晚上，他敘述道，一千名逃跑的突擊隊員在試圖越過最北端的大橋時，被海軍陸戰隊擋住了。他說，阻攔他們逃跑路線的原因是「我們無法判斷他們是不是敵人」。天亮後，他們被允許通過了，因為海軍陸戰隊沒有權利阻攔他們。
今天早上，海軍陸戰隊在上述那座大橋上打了「一場地獄般艱苦的戰鬥」，少校繼續說，我們在炮火和空軍打擊的幫助下，擊潰了十八輛坦克。
少校說，昨天晚上，北越軍隊開始向該地區移動時，他想要聯繫停靠在附近海岸的美軍艦艇，要求海軍提供炮火支援，但南越官員卻阻止這些艦艇開火，很顯然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可能會誤傷逃跑的自家軍隊。
令人費解的是很多步行逃跑的士兵都脫掉了靴子，光著腳一瘸一拐地走著；而另有些用碎布綁住了雙腳。所有人都穿得破爛不堪，身上沾滿了爛泥。即使是那些乘車的人，在穿過鄉下的十英里夜路時也不得不放慢腳步。直到後來抵達海軍陸戰隊把守的第一座大橋後，交通才好了起來。
不管是乘車還是步行，逃跑的士兵都無暇多想，只能一心地逃跑。
一名士兵的屍體躺在埃文斯營門外的路上，灼熱的太陽烘曬著，他可能是一次道路事故的受害者。他的物品散落在身邊。軍隊經過時根本沒人看他一眼。
今天在筆者與其他三位記者、一位翻譯和司機乘一輛破舊的雪鐵龍返回順化的路上，南越士兵揮舞著自動步槍和手槍迫使我們把車停了下來。十五個人衝過來，擠上車，佔滿車頂和後備箱。所有人都被震驚了。
其中有一位是少校，名叫阮文琰，四十五歲，是從廣治逃出的一支炮兵部隊指揮官。他尷尬地一笑，說不知道自己的部隊哪裡去了。
和很多其他逃跑的人一樣，琰少校說，他昨晚離開廣治的時候，並沒有看到任何敵軍，也沒有看到政府軍與敵人交火。儘管最近三天廣治一直在猛烈的炮火轟炸中，但很明顯政府軍在還沒有受到地面攻擊之前就逃跑了。
琰少校說他準備去順化南面五十英里的峴港，與上級部隊匯合。談到這次撤逃，他說：「我們並不感到羞恥。敵人打仗很凶悍，我們只能從前線上撤下來。」
雪鐵龍車向順化進發，司機不斷從窗戶探出頭向前看路，因為擋風玻璃完全被人擋住了。車上的士兵揮舞著手中的武器，威脅著不讓其他人爬上車。
那位迅猛地衝上車的炮兵少校，在車到達順化時變得極度疲弱。他解釋說自己被火箭彈炸傷，而當他下了車後，蹣跚了幾步之後便倒進了一位軍警的懷裡，那位軍警扶著他走到一邊。
另外一位士兵脖子上有一點小傷，但看起來癒合得很好。他進入順化前，打開自己的戰地急救繃帶，要別人幫忙纏到他的脖子上。因為受了傷的士兵有更大的可能不用被運回戰場。
有一部分撤退的部隊今天早上很早就抵達了順化，有了一些放鬆和恢復精力的時間。上午9點，一輛濺滿爛泥的裝甲運兵車叮叮噹噹地駛入酒店大門，在草地上停了下來。十二名士兵和他們的隊長爬了出來，臉上帶著微笑，爬上三層樓梯，來到屋頂一家可以俯瞰香江的飯店，點了豐盛的早餐，有煎蛋卷和法式咖啡。
記者手記：叛逃的士兵在順化橫衝亂撞，播下恐懼的種子
1972年5月8日
南越，順化——一位年輕的美國直升機飛行員被北越地面火力擊落後，被另外一架直升機救出。這位飛行員劃傷嚴重，身體四處淤青，現在還在萬分的震驚中。
「我是在夢中，我是在夢中。」他仍不敢相信發生的一切，反覆地喃喃著，「這不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定是發生在別人身上，那個人又進到我身體裡了。」
他嘴裡說著這些愕然而不願相信的話，同時又幾乎講述了過去一周在北部戰線上發生的一切——一個整編的南越師團被擊潰，數千名士兵棄城而逃，他們喝醉酒後開始大肆搶掠；成千上萬的平民向南部逃去，躲避向前推進的敵軍，順化城只剩下空空的街道和緊張的士兵。
我們在順化城北五英里外的路上發現一個小女孩兒。她的母親被北越的火箭彈炸死，屍體倒在不遠處。火箭彈炸破又灼傷了她的臉和雙臂，她的兩腿也都斷了，但她還是活了下來。
1972，被燃燒彈擊中的小女孩哭喊著向前奔跑
她被帶到順化醫院時，眼睛看起來好像已經完全閉上。但兩天之後，她又睜開了眼。
醫院的主管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是從哪兒來的。他們猜她大約有只有三歲大。
有人給了她一個桔子，想要使她平靜下來。她雙手緊緊地抓住桔子，但卻沒有因此而平靜。
「我想回家，」她不斷地哀哭，「我要和媽媽一起回家。」
她還呼喚著自己的姑姑。或許她是在叫那位坐在兒童床邊的中年婦女——她也是一位受傷的難民——那位婦女一整天都坐在那裡，輕撫著她的額頭，用竹扇給她扇風。
「我想回家。」那個孩子又哭了起來。
「我們明天就回家。」那位婦女說道，安撫著她。
「嗯，嗯，求求你了。」那個無名的孩子低語著，仍然緊緊地握著她的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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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化城北四十英里的廣治城剛剛陷落——這是南越軍隊的重大挫敗，但很多順化城裡的人還沒有收到這個消息。美國使館區的辦公室裡裝飾著各種標語，如「在順化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和「我們沒有問題，只不過形勢有些微妙」，餐廳仍輕柔地飄蕩著《白色聖誕，我思我夢》的樂曲。
當天晚上，已經清醒地認識到現有形勢的美國顧問托馬斯W鮑恩准將看了一部晚場電影《殺戮戰警》。鮑恩准將此前曾建議控制住廣治省，但他的建議卻被南越指揮官忽略了。
我們進入他的活動房裡採訪時，他正在讀一本名為《帝國的悲劇》的書，書是關於抗日戰爭中最後幾天的故事。這位將軍說到廣治的陷落和現在順化受到的威脅時，顯得非常沮喪，他說：「今天可真不是愉快的一天啊。」
◆
眼見廣治即將陷落時，平民在政府軍士兵出逃之前就沿一號公路向順化逃去。有些地方的難民人流密密麻麻地連在一起，隊伍長達三英里甚至更長。夜色漸濃，小雨淅淅瀝瀝地下著，難民們的步伐越發沉重。他們背著行李和孩子，帶著家畜緩慢地前行。小豬尖叫著，母雞咕咕地喋喋不休，人卻都沉默著。
雖然很害怕，但這些農民還是很克制，很鎮定，沒有恐慌。其中一些人以前已經經歷過很多次類似的情況，最近的一次就在幾周前，他們剛從家鄉逃離敵人第一次進攻的時候。後來他們錯以為廣治城已經安全了，就又返了回去。
「我們本想呆在廣治城裡，躲過炸彈就好了，」一位帶著兩個孩子逃亡的婦女說，這已經是她在一個月內的第二次逃亡了，「但是滿城都是爆炸，我們最後只能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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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3月31日敵軍入侵第二天逃走的南越士兵搭上了我們的車。我們問他，返回來是不是要重回部隊繼續戰鬥，他說不是，他回來只是想要回自己的軍餉。我們又問如果他因開小差被逮捕怎麼辦。他說：「我寧願進監獄，也不要去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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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之後，兩名民兵在爬上我們的車逃往順化時，毫不掩飾地坦陳了自己的恐懼。「炮擊嚇死我們了，」其中一個人說，「讓正規部隊去打仗吧。」
車行了幾英里之後，三名正規軍士兵從廣治北面已經陷落的東河逃了出來，他們說正在逃往順化，逃離戰鬥。被問及為什麼逃到廣治城後不停下來幫助守衛城市時，其中一位士兵說：「我們已經經歷了艱苦的戰鬥。廣治不安全。」
遭燃燒彈誤炸燒傷的小女孩被團團圍住，隨後被送往醫院
這三位士兵聯合另外幾位一起搶掠了一輛大巴，他們用步槍作威脅，強迫很多難民下了車，把難民少得可憐的物品扔到車外。一罐罐的大米和青菜散落了一路。大巴加速駛向順化，途經一條標牌，上面寫著：「小心行駛。你的國家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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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們則用一種很不真實的語言描述戰況——大量地使用委婉語。當順化西面大約十五英里處的一座重要火力點巴斯托捏被北越人佔領之後，一位美國顧問堅持稱：「我們的地盤沒有被侵佔，我們只不過是回撤而已。」
他說，權衡多方面考慮，巴斯托捏的失守實際上是件好事，因為這樣我們在順化外圍的防衛線就變得更緊湊，也更利於防守。他是這樣解釋南越共和國軍的行動的：「南越共和國軍像保衛共和國的聖地一樣地去保衛巴斯托捏。事實上，重新給他們補充力量真是件不爽的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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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隊埋伏在一號公路的北越軍隊被暫時打退，戰鬥中士兵們得到了一些喘息的時間。南越軍隊搜尋著死去的敵人留下的物品。有一名士兵從一位北越人的背包裡抽出一方手帕放在鼻子前面嗅了嗅，嘿嘿地笑了起來。
很多信件散落在沙子裡。其中一封是敵軍一位士兵的女朋友寫的，告訴這位士兵她父親過世了，她非常傷心。信中她還說：「但不許你悲傷，因為你在戰場，需要拿出全部的勇氣和熱情打仗。另外，你還沒有權利為我悲傷，你現在還只是我的男朋友，還不是我的丈夫。」
另外一位北越士兵有一封兄弟的來信，他的兄弟也是一名士兵。信上寫著：「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好動身了。我們都希望能為國家做些事情。我們再過幾周就要向南方進發了。這是我第二次上前線。這次我會努力做得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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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海軍陸戰隊是政府軍中唯一一支在北部戰線戰績良好的部隊。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顧問，高大粗獷、鬍子拉碴的金髮少校，帶著他的部隊來到一號公路沿線上的新據點。他豎起大拇指向一位美國記者打招呼，眼中閃爍著光芒。「今天早上我們打了兩仗，」他得意地笑著，「打得他們屁滾尿流。我們打死了四十個人，只損失了三個。真是太棒了。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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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士兵很早以前就採用了美國俚語來作為他們的衡量標準。他們說某件東西是「Number One」（第一），就說明這是最好的；「Number Ten」（第十）就是最差的。但是最近一次敗仗之後，衡量低標準的尺度出現了新變化。
「一切都是『第一』？」一位路人對站在卡車旁的一位南越士兵喊著，而此時另外一些士兵正經過他身旁向後撤退。「呃？」那位南越士兵一臉嘲諷地回答說，『Number One Thousand』（第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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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師團撤退的部隊中有一些遮住了他們的軍銜和徽章。到達順化之後，他們中很多露出醜惡的嘴臉，從商店和貨攤上拿東西也不付錢。他們現在是可恥的逃兵——但還帶著武器。
他們詛咒那些軍官，因為很多軍官是最先逃跑的，在廣治就拋棄了他們。為了表達憤怒之情，他們點燃了中心市場。警察和消防部門都不敢阻攔他們，而這場大火就像塞西爾B戴米爾拍攝的電影中的宏大場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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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由於害怕敵人的攻擊即將來臨，成千上萬的人離開了順化。因為多數市場都在夜裡被摧毀了，所以在這座幾乎住滿了記者的酒店裡，早餐沒有雞蛋，也沒有麵包。酒店的工作人員多數都逃走了，洗衣的服務員也在其中，這種情況在一些相對來說較為挑剔的記者中引起了短暫的慌亂。
租來的車配的司機也已逃走，因此我們只能靠著雙腳來採訪戰事了。
出了順化，交通狀況也是一片混亂。窮人別無選擇，只能步行。但對有些錢的人來說，還是有得討價還價的。開五十英里到峴港，車主要收四萬比索（約合一百美元）。
機場上，越南航空的航班早在三周前就被搶訂一空，但黃牛黨買下了大量的票，趁機向無數慌亂的家庭敲詐了一大筆錢。
還有一位鐘錶匠，他組織船運向峴港大批運送船客，每人收取五千比索（約合十二美元），但那些船經常是會漏水的小船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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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曾被難民擠滿，人口達到三十五萬的城市裡，現在居民已經縮減到只有大約五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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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在街上徘徊著，他是從廣治逃出來的一位坦克指揮官，現在好像有些無法理解眼前發生的一切。當被問及打算去哪兒時，他說：「我也不知道。可能去一家放著輕音樂的咖啡店。我還是個孩子時，經常會在咖啡店裡一連坐上幾個小時，聽著輕柔的音樂。那種感覺真是太好了。」
在順化他根本就找不到還在營業的咖啡店，也不會有什麼輕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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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城市的街道很可怕，從美國使館（記者從這兒可以通過電話將採訪的故事傳到西貢）回酒店的路令人非常緊張。據報道，北越間諜已經潛入城裡，因此人們每走進一處陰影都會感覺如鯁在喉，很不自在。
南越哨兵也同樣緊張，有時他們會朝陰影開槍。走夜路的人吹著口哨唱著歌，每隔三十秒就大喊一聲「bao-chi」（記者）或別的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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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的順化非常安靜。城已經空了。警察和其他一些文職人員都已離開，重新聚集起來的政府軍和不願屈服的平民也都走了。
已經逃到順化的廣治省省長建立起了「流亡政府」，之後向南逃到峴港之後，他又再次宣佈流亡政府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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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武裝部隊在越南的聯絡網更改了他們的通訊呼號。之前他們是這樣說的：「這裡是AFVN（美國武裝部隊越南聯絡網），全天二十四小時為美軍戰士服務，從三角洲到非軍事區，全線服務。」現在北越人已經將他們的邊境推進到非軍事區南三十英里了，因此軍事聯絡網改說，他們全天為戰士服務，但已經完全不提地理邊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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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化大學的一位法語教授在電報局和一位記者聊了起來。他的妻子將他們的三個孩子已經帶去安全的峴港，他正在等著妻子回來一起收拾一下最後的行李。
「你覺得我們還能在順化待多久？」他問，「再過五天還安全嗎？一個周怎麼樣？我必須要聯繫上我的妻子，但我到現在還沒有她的音訊。」
那位記者說，他也沒法知道敵人什麼時候會來襲，但那位心煩意亂的教授還是不停地問他還能剩下多少時間。最後，他放低了聲音，絕望地低聲問：「美國軍隊會回來嗎？海軍陸戰隊還會來幫我們嗎？」
他停了一會兒，又悲傷地說：「如果他們不回來，順化就完了，這個國家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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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街上，一個逃兵想要把他的M-16步槍賣給我。我拒絕他後，他說：「老兄，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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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化的老皇城周圍都是城牆，被人們稱作城堡。設在那裡的軍事基地裡有一座巨大的醫院，為成千上萬的軍隊傷員提供醫療服務。北越軍隊發動攻擊時，他們會怎麼樣呢？有人這樣問一位醫生。那位醫生一臉悲傷地搖搖頭說：「要把他們轉移出去，時間根本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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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順化的一座大橋上執勤的一位年輕警察把家人都送走了。
但他說：「我現在的處境很為難。如果我逃走，政府可能會逮捕我槍斃掉。而如果我留下來，另一方可能會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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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聽起來好像都毫無希望，無法挽回了。但有人問起順化的一位學生，問他認為人民的命運會怎樣，他笑著，低聲回答：「我們會活下來的。我只知道這些。我們會活下來的。」
越南皇太后獨自老去，稱兒子在巴黎很少來信
1972年5月16日
南越，順化——她是越南歷史的一部分，儘管未來可能不再是。
「如果軍隊打進來，我就只能逃走了，因為我無法在他們的統治下生活。」這位瘦小的老人頓了一下，又補充說：「還因為他們會殺了我。」
越南皇室皇太后胡氏今年八十四歲。上一次北越軍隊佔領順化，即1968年陰曆新年期間的一波持續了三周的攻勢中，她都留在這裡。但當時那是一次突然襲擊。這一次，敵人為攻擊這座前越南封建首都做了充分的準備，這一點舉世皆知。
胡氏的獨子保大，流亡在法國，現在已經六十歲了，他是越南最後一位皇帝。1955年，他被吳廷琰廢黜，吳後來成為南越政府的總統。
皇太后本身說話就很輕柔，說起自己的兒子時聲音更低了。她看起來很傷心，因為兒子不常給她寫信。「我有時兩周能收到一封信，有時要兩個月，」她說，「你知道，母親和兒子之間是緊緊聯繫著的。」
她好像很渴望瞭解到關於保大的消息，因此她數次問起訪客最近會不會經過巴黎，還說如果去巴黎的話，可不可以幫她去探訪一下她的兒子。
「他住在巴黎，」她說，「但他總想著越南，特別是順化。」
兒子被廢黜後，皇太后離開了順化皇城裡寬闊的宮殿。她現在住在一座兩層的法國殖民風格的房子裡，住處位於護城河旁，在城裡的一片繁華地帶。
用越南的標準來衡量，這座房子已經很宏偉了，但並不像宮殿。房子佔地兩英畝，周圍椰子和芒果樹密佈。二層陽台上裝飾著塔鈴和銅鑼，莊重而典雅。一條電視天線從房頂探出頭來。當地政府派出大約十二名士兵做這裡的警衛——多半是象徵性地保護皇太后。
皇太后剛接到有來訪者的消息就親切地致以歡迎。「通常這個時間我是不見客的，」她說，「但因為你們下午必須要返回西貢，我也就同意了。」她帶訪客進入了一間起居室，裡面裝滿了很重的木製傢俱，上面鑲嵌著大理石和貝殼。
巨大的傢俱顯得皇太后非常矮小，她這樣一個小小的女人，身體已經逐漸虛弱，趿著金色拖鞋的小腳拖著蹣跚的步子。她灰白的頭髮越來越稀少，已經有些禿了，她的牙齒按著當地的風俗塗成了黑色，她那皺紋下面藏著的肯定是一張美麗的面容。
她周圍環繞著油畫和相片——有保大的，有保大的父親、她的丈夫，上任皇帝啟定的，還有她自己坐在寶座上的。
她身著一件越南傳統的奧黛，金色絲綢長袍上面有皇家專有的龍的圖案設計。這種裝扮效果典雅，但衣服的光彩已經有些消褪了。
當訪客問她，認為南越會怎樣時，她用很平常的語氣回答說：「你有什麼好辦法可以幫助越南和越南人民度過現在這場危機嗎？」
整個採訪過程，她都不斷重複著這一點懇求。「現在的情勢非常危機，」她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遭。很多人被殺害，有平民也有士兵。難道就沒有什麼強大的力量可以結束這場苦痛嗎？」
她不斷強調順化的重要性，強調它的歷史和傳統，還有這裡的王室。「這座城市是越南的臉面，」她說，「如果順化陷落，越南就會在全世界面前丟掉臉面，這個國家也將被推翻。」
她迴避了所有關於西貢政府的政治問題，卻不斷悲傷地抱怨沒有得到應有的補償，因為1968年那次戰爭損壞了他丈夫留給她的幾座大房子中的其中一所。
談起她的日常飲食時（作為一名虔誠的佛教信徒，皇太后每年有一半的時間用素食），她說：「我不能工作，因為我太老而且太虛弱。我每天都念佛禱告。為所有人祈禱，為所有活著的人和自然祈禱。」
她拒絕接受照相，但說如果訪客能從巴黎保大那裡獲得書面許可，並帶回順化，那時就可以照相了。
訪客又問起她那已經十七年未曾相見的兒子，問他是否有計劃回到越南來。「現在不是合適的時候，即使他想回來也不行，」她說，「這取決於人民的意願。必須要人民願意才行。」
她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充滿渴望地說：「我一直都在等著他。」
被擊落的美國飛行員慶祝在北部灣獲救
1972年5月20日
北部灣，美國航空母艦星座號船上——今天，托馬斯R威爾金森駕駛的A-7海盜戰鬥機在北越執行轟炸任務時，被防空火炮擊中，但這位海軍飛行員成功地將戰鬥機開到了海上。他跳傘逃出飛機，後來被一架救援直升機從北部灣救出，當時周圍的水上不斷有敵軍從岸邊發射來的炮彈炸起劇烈的水花。
「真是虎口脫險啊。」幾個小時之後，這位狂喜的戰隊長被直升機載回基地後說。他們的基地航母距離北越海岸線大約有六十英里。
他這一次千鈞一髮的逃生經歷中的恐懼和危險，也是這艘航母以及其他四艘攻擊型航母上的飛行員們時刻擔憂的事情。（這幾艘航母是第七艦隊在越南活動的六十艘艦艇分隊的一部分。）
截止到今天，四十二歲的戰隊長威爾金森已經來越南執勤五次了，在北越上空執行過一百二十五次轟炸任務，每次都「穿過密密麻麻、鋪成一片的高射炮，但我總能溜出來」。
他對著星座號上的一群記者講述著自己的故事。此時他已經換上了熱帶卡其褲，並看過了空軍軍醫。醫生命令他休息二十四小時，給他開了些處方藥，並慶祝他勝利逃出虎口。
威爾金森戰隊長說他的飛機大約在上午9:30被擊中，當時他們的機群正準備開始攻擊西北方向的目標——洞海。他說，炮彈從後面擊中我的飛機，正好打在駕駛艙下面，飛機立刻變成「燃燒的巨人」。
儘管駕駛艙裡全是煙，飛行員已經喘不過氣了，但他還是掉轉了機頭向海裡飛去，大約飛了八英里，飛到了海上距離海岸四英里處時，情況已經完全無法控制，於是他按下了彈出按鈕。「當時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件事，趕緊飛到海上。」他說。
他的降落傘還沒有落入水中，海岸上的機槍就已經開始向他射擊了。入水之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點燃了一支橙色煙霧彈，標誌自己的位置。但他很快就意識到這種做法也為敵人的炮火指明了方向。因此他熄滅了閃光，丟掉了所有隨身物品，脫掉了靴子，把救生衣的氣放掉——使自己盡可能地不顯眼。
炮彈在距離他一百碼的地方落下。「我能看到彈片像雨點兒一樣散落在我身旁。」他說。
與此同時，他的戰友們駕著八九架飛機圍成一隊在上空盤旋，努力地保護他，並扔炸彈炸掉海岸上的機槍。最終，海岸上的槍聲都歸於沉寂，但還有防空炮不斷地向空中盤旋的飛機發炮，直到後來他們從附近的小鷹號航母叫來的救援直升機抵達後才停止。
「時間過得很慢。」威爾金森戰隊長說。
最後，在水中泡了將近半個小時之後，一架載有防空火炮的直升機終於飛來，在水面上三十英尺的地方盤旋著，放下了救生纜。一名傘兵軍醫潛入水中，將救生纜綁到兩人的安全帶上，示意直升機飛走。
不到一個小時，直升機落在星座號的飛行甲板上，威爾金森戰隊長穿著一件別人的軍裝，從直升機上跳了下來。他的臉上亮晶晶地寫滿了喜悅，就像一棵閃光的聖誕樹。他捶了一位甲板乘務人員的肩膀一拳，又擁抱住另一個。
「湯姆，歡迎回來。」艦長的聲音通過船上的公共廣播傳來。
自從北越方面的攻擊開始之後，星座號損失了三架飛機和兩名飛行員。
艦載的七十五架噴氣式轟炸機和戰鬥轟炸機已經成功完成了一千次任務，估計投放炸彈兩千噸。
星座號艦長JD沃德說他今天「非常滿意，非常高興」，因為尼克松總統決定炸毀敵人的港口，並開始大規模轟炸敵人的交通和補給線。據稱該艘航母上的飛機將參與到轟炸港口的任務中，但艦長拒絕對此事予以評論。
沃德艦長說，對港口和交通線路的轟炸「是整場戰爭中最好的一步棋，可以阻斷北越的供給線並最終打敗他們。」
很多飛行員都表達了進一步擴大空戰的樂觀情緒。
「以前我們很多人都感覺這場戰爭毫無勝利的前景，」二十七歲的中尉艾倫·容克爾說，他來自納什維爾州，駕駛一架A-7。「敵軍都住在避難所裡，」他說，「對戰爭的限制意味著我們會有很多不必要的死傷。但現在已經看到了遠方黎明的曙光。」
另外一位飛行員，同樣二十七歲的大衛·加西亞中尉來自加州莫德斯托，駕駛F-4幻影戰機，他描述反戰示威者時說「他們只是想銷毀一切。」
「我覺得自己現在做的事情很有建設性，」他說，「如果戰爭明天就結束，我就能看著鏡子中的自己說，好啦，我完成了我那一部分任務。」
有些飛行員決心要贏得戰爭，而另外一些只是想飛翔，想要享受飛行中的喜悅和興奮，還有擊中給定目標時的那種刺激。
他們決心的另外一個來源是他們都是志願者，本是有其他職業的人。在今天的數次談話中，其中幾個人好像都需要與外人交談來釋放心中一種需求——面對著美國媒體和公眾對轟炸的敵意時，向他們解釋他們要做現在這些事情的原因。
「我確實很享受看到自己能擊中地面上的目標，」西雅圖來的二十四歲F-4戰機飛行員道格拉斯·鮑爾說，「不是人。我不喜歡殺人。雖然有時也會傷到人。但那不是我們的首要目的。傷人不是我所說的滿足感的來源。」
被防空機槍或導彈擊中的危險又怎麼說呢？還有被殺或被俘的可能呢？
「被擊中是件可怕的事情。」鮑爾中尉輕聲說，眼神向下望去。
但停頓了一會兒，這位年輕的飛行員幾乎抽搐著脫口而出：「我不知該如何來講這段生命體驗……我不會把那種感覺稱作興奮……但你看到地對空導彈朝你襲來……大火球挾著尾巴飛來……然後你活著突圍出來。啊，你會感覺振奮。非常振奮。」
西貢荒唐的發佈會——試圖擺脫信任差距
《紐約時報》雜誌，1972年11月12日
西貢——不久前，軍事信息辦公室的一位重要官員對記者說，他之前在華盛頓（他曾在五角大樓擔任信息工作方面的要職）工作時，比現在要困難得多。他解釋說，在華盛頓，不斷有各種消息從國會山「洩露」出來，這些都需要他們迅速做出回應或予以否認，這樣才能趕上第二天的報紙發佈澄清聲明；但是在越南，事情就簡單了許多，因為「這裡沒有競爭時間線。」
幾個月以前，在這位官員還未抵達西貢時，有人問一位將成為他的同事的官員，問這位官員是怎樣一個人。「他有些名聲，」那名同事滿口挖苦地說，「是五角大樓逃避和借口學院的頂尖畢業生。」逃避和尋找借口幾乎可以概括多數美國駐越南官員在面對記者時常常持有的態度——不管在何處，雙方都處於互相提防著共存的狀態，而且互相猜疑、不信任，有時互相之間甚至是徹底的敵意。
最近，當兩位從同一家美國新聞社來的記者要採訪時，一位使館的高級官員動手把其中一名記者推出自己的辦公室，推倒在地上，因為這位記者對使館正在兜售的故事表示不滿。通常美國在越南設立的機構與報社的關係要比上述事例中的好很多，有時關係甚至有些親切而熱烈，但結果通常都是一樣的：這些機構很少會透露消息。一位經驗豐富的美國記者說，這些機構就是「一台巨大的事實掩蓋機」。
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讓人們相信困惑和謊言會隨著一份停火協議的到來戛然而止。與此相反，有各種原因讓人們相信，在愛和兄弟之情遍佈中南半島之前，人們就不會公開坦誠地講述這裡所發生的一切。
我對越南並不是很熟悉。我在這裡的採訪經歷只有兩次，第一次是1970年美國進軍柬埔寨時，我在這裡短暫停留了十天，然後就是最近一次的四個半月時間裡，我採訪了這場戰爭。所以，我也不能主觀地將20世紀60年代時期的戰爭採訪與今日的戰爭採訪對比出什麼不同。然而根據大家所言，好像隨著美國越來越多地對媒體隱藏其行動（比如，在泰國的空軍基地通常都不對媒體開放），在西貢的美國官員行為也更加隱秘，所設的阻撓也就更多了。
從西貢發來的新聞故事幾乎從來不用「謊言」這個詞來描述美國駐越機構的新聞公報和報道，可能是由於雙方需要共存的緣故，因為或許溫和一些的詞彙更容易使觀點得到對方的認同。但對於有一些美國人發佈的故事，確實除了「謊言」找不出另外一個詞來形容了。比如說，從1971年11月8日至1972年3月8日之間，對北越的轟炸襲擊次數明顯增加，美國指揮官解釋說是因為天氣轉好。但後來結果表明，這個解釋完全隱蔽了一個事實：第七空軍指揮官約翰D拉威爾將軍忍受不了對轟炸北越軍隊的限制令，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下令對北越的軍事目標進行打擊，並稱此次行動為「自衛性反應」攻擊。3月8日起襲擊又戛然而止，一直停止到3月30日，即北越此輪對南越的入侵開始的這一天。指揮官對3月8日襲擊停止的解釋是天氣又要變壞了。
發生的一切與天氣根本沒有任何關係。拉威爾將軍的行為被空軍情報專家曝光，他們向分管將軍的參議員報告了這次未經授權的襲擊（在調查期間，針對北越的一切行動都遭到停滯）。拉威爾將軍被召回華盛頓，遭到降職處分並被解除兵權。
這裡每天都會有對事實的扭曲和疏忽，剛才講述的只不過是其中一例。這些做法並不是出於軍事安全的考慮，更多的是為掩蓋事件過程中官方的尷尬。南越政府信息部門發佈的消息更不真實，他們的新聞發言人有時會宣佈並未出現的勝利，而且經常對戰敗隻字不提，不過外國新聞記者一般也未曾想過從越南官員那裡得到關於戰爭的真實消息。人們通常也能理解他們的做法，因為與美國不同，他們除了要擔憂外交政策的失敗之外，還要考慮很多別的事情。
新聞社和政府是敵人的說法早已不新鮮。所有的政府都試圖控制媒體，特別是在出現危機的時候。但我個人卻從未經歷過在越南這段時間裡的灰心經歷。記者時而可以採訪到美國高級官員，如大使埃爾斯沃斯·巴克爾和總指揮，但他們誰都不允許正式筆錄。任何姓名都不能使用。誰都不對個人所說的負責。這就意味著這些人可以將自己的觀點（有時內容令人非常震驚）印發成美國的官方觀點，但如果事實證明他們的分析完全錯誤時，他們也不需要為自己的個人錯誤負責。我們在越南有多少次「轉危為安」？又有多少次已經看到了黎明前黑暗中的曙光？通常這些官員並不認為這種匿名的偽裝是出於利益的考慮，而是因為恐懼，還有可能是出自華盛頓方面的指示。4月末，當托馬斯W鮑恩准將坦誠地正式回應記者，講述了順化北部前線日益惡化的形勢之後，他在西貢的上級立即給了他警示，並要求他保持沉默。西貢的上級很顯然是從華盛頓方面得到了命令。
我在越南認識的記者，儘管非常沮喪，但很少有人真正因美國將軍或使館官員的敵意和猜疑而生氣。他們將這種敵意看作是美國在這裡的政策失敗，和那些由於職業生涯與越南的情勢息息相關因此不能承認實情的人們的無奈。這些人當中有很多在越南已經呆了十年了，他們幾乎沒有其他任何生活，只能努力使美國的政策在這裡順利開展，承認戰敗就等於丟棄了他們存在的根本意義。但新聞社替他們報道了他們的失敗，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對新聞記者充滿不信任和反感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類人中有一個很典型，他是北部前線指導戰事的一位美國將軍。有一天答應進行一次不做記錄的採訪，當時現場有六名西方記者，他立刻就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認為我們這些人都不愛國，因為他猜測——他猜得很對——我們一直在寫一些故事，說戰爭對盟軍一方形勢不利。
「我想把話說明白點兒，」他說，同時舉起手指做著指責的手勢。「我是個主戰派。你們應該知道吧。在這裡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軍事手段。需要有一場軍事勝利才能結束一切。我們必須要向北越人證明，他們無法侵佔奪取我們的領地。」這位將軍又繼續說——北越高級指揮官不像美國人和南越人一樣珍視人命，「他們已經決定今年可以損失一萬人用於進攻，而且可以不管他們的死活。一位北越軍官掌握著手下人的生殺大權。如果士兵拒絕進攻，軍官有權槍斃手下。」說出了這些話使這位將軍多少獲得了一些慰藉。
之後他又重複了一條幾乎已成為標準的盟軍簡報——「北越人被拴在他們的坦克裡。他們還被拴在自己的地堡裡。」但他承認自己從未見過，也沒有熟人見過這種狀況，也沒有照片可以證明北越中有類似的強迫服兵役的情況。如果這是一場受人們歡迎的戰爭，或許將軍們和媒體之間的的關係會更好些，就如二戰中一樣。但多數將軍將戰爭不受歡迎的原因都歸咎於媒體，這使得雙方關係的緩和變得不太可能。
對於一名記者來說，和將軍交談會是一種很令人不安的經歷，因為雙方經常沒有任何溝通，就好像兩個從不同星球來的人第一次相遇。很自然，雙方都認為對方說的話不真實。事實上雙方都錯了：他們各自講的完全是不同的真實。很多軍人仍然不能理解為什麼二戰時和越南戰爭時的戰爭法則有那麼大的區別。他們不明白這場戰爭在國內引起的社會壓力的嚴重性。空軍的王牌不再受歡迎，空軍戰士們也不再是光輝閃耀的年輕英雄，相反，如今他們回國之後會因為轟炸中炸死或致殘平民而成為有陰影受質疑的人物，對於這一點，軍人們仍然無法接受。簡言之，這些人很痛苦。
「二戰時，我們曾徹底摧毀整座城市，一整座城市，」一位空軍將軍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怒氣沖沖地說，「但沒有任何人抗議。現在一枚炸彈擊中目標地區以外的地方，他們就開始滿懷義憤地尖叫高呼起來。簡直是胡扯。」這位將軍——另外一位匿名的美國統治集團人員——在採訪中變得非常不耐煩，經常憤怒地敲打桌子，提高嗓門。我猜他的反應應該不是因我說的話引起的，因為我只說了很少的幾句，這次採訪幾乎是一次個人獨白。只是因為他的沮喪情緒過於嚴重，需要找個人來發洩一下，而我剛好是一名記者，在他眼中看來就是個惡人。
「使人惱怒的那些所謂的軍事錯誤，比如轟炸大壩的事件，實際上根本沒有發生過，」他說，「那是一個天大的謊言。你們讀到的那些內容，我們一件都沒有做。這就是我們引入『智能炸彈』的原因。我仔細地看過了每一張照片。這東西一直都在我的桌子上（揮舞著一個很大的放大鏡）。我從未見過任何一張襲擊到醫院的照片。我很難找到一次誤炸。我覺得你要找到百分之三的炸彈偏離目標都很難。即使炸彈偏離目標也不會偏太遠。」他拒絕談論平民的傷亡，拒絕從人道層面上討論戰爭。有一刻我說，他們的新聞公告用了太多的專業術語，使轟炸變得就像一場乾淨的外科手術，而不是充滿混亂和恐懼的真實戰爭。他變得很禮貌，但之後，他又從「手術般精準的基礎上」討論起了轟炸。我們又在說著兩種不同的真實。
我批評美國駐越南的機構不夠坦誠時，並不是說在西貢的媒體記者沒有任何問題。有一些記者與其讀者有著同樣的奇怪感覺，一種對越南發生的故事似曾相識的感覺，而這點很可能會使一個人的態度變得麻木。根據我和我的一些記者朋友們收到的很多讀者的來信，還有一些剛從美國家中返回的新聞記者所講述的情況，我們可以判斷多數美國人好像很久以前就打定了主意要在戰爭中支持某一方，並因此不想讀到或聽到任何可能與他們的觀點相悖的聲音。這一點並不難理解，但要為已經鎖定想法的人群來寫文章卻很困難，讀他們的來信就更是難上加難了。
比如一封來自緬因州一位年輕的反戰活動家的信中說，他想幫助我的文章中曾經提到過的一位三歲女孤兒。他寫道，「作為一個美國人，我們的政府是主要的發起者」是這場戰爭、也是這一個別事件的罪魁禍首。但他卻忽略了我在故事中清楚地寫著的內容——那位小姑娘的受傷和她母親的被害都是北越軍隊造成的，當時北越軍隊故意向正準備向南逃出被包圍的廣治省的平民開火。再如，我收到了一封來自新澤西州一位醫生的來信，信是這樣開頭的「親愛的西……伯格」，此後的內容全是在指責我，責備我為北越服務。
我想有一些記者確實是帶著自己的成見來到越南的，他們就像寫這些信的人一樣，有了先入為主的判斷，但很慶幸的是，這樣的記者只佔很少數。西貢的記者團和在華盛頓或其他任何首都的記者團一樣，並不是其中每一位成員都有統一的想法或行為。即使不能說是大多數，至少也有很多記者曾在戰地上度過了很長時間，親眼見過戰爭的場面和戰爭的後果。如果過去十年中從越南發回的報道中可以看出官方樂觀的發言與戰地實際情況之間的巨大鴻溝，那是因為每位記者都親自去觀察過，而不是因為他們只會坐在西貢的酒吧裡，編造一些不合情理的故事。
在越南的美國政策支持者編造出的諸多故事中，有一個是這樣的：在西貢的記者都是一個整體，其中的成員都是反戰空想家，全無例外；他們整天都在孜孜不倦地尋找著負面的消息來寫故事。這些人如果能在西貢找到一位同情美國政策的名記者就會非常高興——這些記者是筆者在越南遇到的僅有的理想家。
記錄：一位有些鷹派名聲的英國記者，不僅為倫敦主要的報紙寫文章，還為羅伯特·湯普森爵士撰寫報告。羅伯特爵士就是那位游擊戰專家，從美國政府那裡收到了大筆的咨詢費。羅伯特爵士的報告中，通常會告訴美國人一些所謂黎明前的曙光即將到來之類的大家喜聞樂見的內容。我曾見過這位英國記者為羅伯特爵士寫的一份報告，其中也基本是類似的內容。估計這份報告已經作為專家分析遞交給了尼克松政府。那位記者幾乎從未離開過西貢，他的報告都是根據那些自己從未去過的前線戰場的事態發展而完成的。他問起我對這份報告的看法，我指出了我發現的幾處關於戰爭事實的重大錯誤——這些錯誤使他的結論非常荒謬。但我感覺他根本就沒有打算改任何一個字。
記錄：美國主要出版物管理局的代局長對美國大使館和西貢政府的同情早已眾人皆知，最初他同意局內一名記者準備一篇關於政府虐待政治犯的文章，但之後又在紐約要求這位記者的編輯斃掉這篇文章，因為題材太老套，早就有人詳細報道過了。後來他對那位記者承認了真正的原因，他否掉這篇文章是因為「現在對（總統阮文紹）來說是個敏感時期，我覺得不應該再給他添麻煩了。」
此刻，在越南，受到南越政府和美國指揮部——被稱作美國駐南越軍援司令部——承認的記者有三百五十名，其中包括自由記者和有薪水的全職記者。所有記者中，大約有一百五十名美國人，其餘的人中有一半是第三方國家的記者，另一半是為外國新聞社工作的越南記者。去年春天，在北越剛剛發動攻擊的最初幾個周裡，記者數量要更多。5月下旬記者數量達到四百九十人。記者數量在1968年北越發動新年攻勢時達到峰值，六百四十七人。
我講了這麼多，但有一點從未提過，我在越南寫就的故事並非所有都是真實且有價值的。每一位在越南工作過的記者，在憶起舊時寫的一些故事時，難免都會有些羞愧難言。那時他們在鄉下待的時間還不長，還有點茫然無知，或者當時寫了一些看似有著堅實可靠基礎但實際不是的故事。比如對於7月下旬的一個故事，如果現在重做，我將會做出很多的改進：那篇報道講述的是南越軍隊在打擊西貢和安洛克之間十三號公路上的北越軍隊中取得了巨大進展——這一點在當時是沒有問題的——但在那篇報道中我還暗示這條道路很快將重新開啟，而事實上卻從未重新使用。十三號公路從4月初就被切斷，直到現在仍未通行。
新聞記者還時不時地要忍受來自現實和想像中的壓力。有競爭的壓力，這一點感受最深刻的就是那些國際通訊社了，他們的記者每天都要完成一篇戰地故事，然後等待著編輯根據故事在全球的受眾情況來給予評分。有些記者會有一種強迫症，如果他們接連幾天沒有寫過一個故事，他們就會坐在打字機前，「得在紙上寫點兒什麼。」說不上是對是錯，記者經常會感覺編輯在給他們評級，至少會在數量上會有所評判。
然後還有那些過分誇張的編輯給的壓力。一位為英國一家流行報紙工作的記者去年4月25日從總部收到如下電文：「鑒於越南愈發嚴峻的形勢，編輯希望你將主要精力用於完成關於西貢嚴峻形勢的大新聞。他認為越南現在很像當年柏林的形勢，紅軍從四面八方湧來。這座城市是美元堆起來的，用錢可以買到一切東西，包括導彈和漂亮姑娘。現在所有的基礎設施都將被拆毀了，大衛想要清晰、紙質的彩色圖片，有益於迅速傳播。再重複一遍，一定要是非常嚴峻的新聞，但可以加入憤世嫉俗的內容，以配合國家面臨敗局時的情緒，還要表現出尼克松政府幾乎絕望的兩難情緒。」如果這篇電文不是如此職業而無情，還真是一個笑料。北越的進攻從未使西貢城面臨直接的威脅。我不知道那位記者是否按照指示完成了自己的故事。
另外還有一位意大利記者在8月23日收到一份電文：「Mandaci un pezzo sull』offensiva di Giap l』assedio che stringe Saigon.」——「發回一篇關於武元甲發動進攻，西貢陷入重圍的新聞。」
這些報告描述的都是極端事件，一般很少發生，但編輯發來的電文中帶有「細微」誤導的例子則非常普遍。這就取決於記者——通常不願意冒險與編輯爭吵——是否拒絕書寫此類不足以取信於人的故事了。然而，在越南獲得的可憐信息都是由美國或南越指揮官通過新聞公告或發佈會發出的。比如說有一家通訊社，美國國際合眾社，在4月初根據政府公告報道了重奪廣治城的消息，並且直到將近一周之後才撤下了故事。最終確實重新奪回了廣治城，但那已經是9月的事兒了。我所講的這些片段強調了在越南做報道所遭遇的困難，也是閱讀越南方面新聞的讀者應該瞭解的：很多美國報紙每天如例行公務一樣報道的那些戰鬥故事，都是從每天下午西貢城中心召開的一次發佈會中獲取的，在那裡獲得的信息，其真實性就如匆匆穿過遊樂場的一座奇幻屋時看到的景色一樣浮光掠影。
這些發佈會，一直被稱作「荒唐會」，被安排在一座沒有空調的悶熱禮堂召開，禮堂被稱作新聞中心，是矯飾戰爭的手段的一部分。發佈會每天從下午4:15開始。新聞公告在發佈會之前分發——其中一份由美國駐南越軍援司令完成，美國海軍也會單獨製作一份，在美國駐南越軍援司令公告的基礎上做一些內容延伸（空軍也會單獨製作公告，但只分發到各個新聞社的郵箱裡）；另外還有南越武裝部隊的一份公告，由其下轄的政治戰爭部完成。政治戰爭可能是描述美國和南越官員在發佈會上的表現的最好詞彙了，貫穿這場五分鐘至半個小時的發佈會的始終。首先南越軍事發言人登上講台，如果新聞公告之後有新的動態，他會加以補充，然後接受提問；之後上台的美國駐南越軍援司令發言人也基本採用類似的模式。
他們發佈的消息和回答的問題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信息的遺漏。整場戰爭都未得到報道。9月初，一位美聯社的記者通過其他渠道瞭解到並寫下了一個新聞故事——在西貢北部四十公里處爆發了一場為期兩天的重大軍事衝突，戰鬥中一百八十名北越人被殺，約二百名名南越人死傷。可接連兩天在發佈會上都無人提及這場戰鬥，於是這位記者要求告知消息漏報的原因。
南越發言人在一堆文件中緩慢地翻查著，最後宣佈：「9月1日，週五中午至黃昏，越南共和國陸軍某部在萊克北部十二公里處遭遇不明數量的敵軍，並展開戰鬥，打死敵軍八十三人。越南共和國陸軍方面有七十六人受傷。」面對這樣的報道實在是荒謬可笑——如果有一場戰鬥中七十六人受傷，卻沒有一位死亡，那可就真算得上是一次奇跡了。越南共和國陸軍只不過又是在掩蓋己方的人員傷亡。這種謊言和信息遺漏在戰鬥造成死亡時使用得尤為頻繁。
美國新聞發言人也知道越南共和國陸軍篡改傷亡數據，但他們只是看著，卻對戰爭的真實情況三緘其口。他們所用的語言跟日常英語完全不同，旨在掩飾戰爭的實情。飛機不是「投擲炸彈」，而是「輸送軍火」。凝固汽油彈是禁詞，當一位美國信息官員在提問人直截了當的詢問下，被迫討論這種武器時，他們把它稱作「軟性武器」。新聞公告和對記者的回應，從來都未曾提及人員被殺、房屋被損毀和成千上萬的難民被迫逃難的內容，甚至連任何類似的暗示都沒有。
新聞發言人混淆視聽的工作正變得簡單，因為美國人在戰爭中的任務正漸漸地遠離新聞記者們的視野。地面部隊打擊階段已經過去，空襲幾乎成為美軍唯一的打擊方式，並且幾乎都在秘密中進行，另外在戰場上的就只有一些美國顧問了。10月中旬，估計有八百至九百架噴氣式戰鬥機參與到了空襲中，另有多達兩百架八引擎B-52重載轟炸機。但在這支有一千多架戰機的無敵艦隊中，只有不到五十架還留在南越。其中一些B-52轟炸機來自於基地關島，但其餘的飛機都是從泰國的七個基地或從越南海岸沿線上的航母上飛來。記者可以採訪航母，但他們的行動都受到了嚴格的限制。而設在泰國的基地幾乎對記者完全封閉。經過媒體數年的呼籲，美國駐泰國指揮部和泰國政府（對基地有書面管轄權）終於同意一批記者於8月29日對兩處泰國基地進行為期一天的參觀。結果，在這裡記者受到的限制比在航母上的還要多，這裡的表面工作做得也更加到位。有一些美國空軍士兵被選來參加採訪，但不允許記者和其他任何人交談。
「當時與現在最大的不同在於，當時他們還試圖說服我們。現在他們根本不在乎，只想逼走我們了事。」《紐約時報》駐西貢記者馬爾科姆W布朗恩最近發表了如上看法，他曾於1964年為美聯社工作，並因對越南戰況的採訪獲得了當年的普利策獎。簡言之，新聞記者對空戰的瞭解比官方公告和新聞發佈會透露的內容也多不了太多。比如說，華盛頓五角大樓內的消息人士曾向《紐約時報》記者透露，自3月30日北越的攻擊開始之後，美國的戰鬥轟炸機時常會轟炸距離中國邊境不足二十五英里的北越鐵路——二十五英里是美國設立的禁止飛機轟炸緩衝區，除非得到華盛頓方面的特別許可，不可隨意轟炸。
對於這些襲擊活動，在西貢的美國信息機構都未曾通報過。在最近的四個月中，不管任何新聞公告中有過關於攻擊位置的模糊地理描述，暗示可能有飛機進入二十五英里的緩衝區時，這些行動在某種意義上都遭到了否認。《紐約時報》駐西貢分部詢問美國指揮部信息辦公室此類情況是否屬實時，那裡的官員斷然否認有類似事件發生。8月下旬，這段故事從華盛頓透露出來時，我打電話給信息辦公室，問其中一位新聞發言為什麼沒有報道這次攻擊。我當時反問他道：難道不覺得這會嚴重損害美國駐南越軍援司令的可信度嗎。他表達了遺憾和無奈，最後說：「我又能做什麼？有時他們根本不告訴我們任何事。」
在西貢出現的信任差距，使其他地方出現的此類差距都相形見絀。或許每個根據官方公報完成的故事——比如關於在北部的轟炸事件——都應在文章前面加一段斜體字，告訴讀者，因為盟軍的事實記錄過於貧乏，我們無法判斷他們是否在講述事實，因此我們也無法告知下述故事的可信性有多高。
當然，北越方面的宣傳，即從河內發出的廣播和出版物也不可靠。而且由於北越拒絕外國記者從他們一方對戰爭進行採訪，在報道中不可避免地會遺漏掉一大塊內容。這種媒體採訪的管制很顯然非常符合河內方面的目的——北越軍事行動的神秘好似在他們的頭頂罩上了一頂戰無不勝的光環。北越在沒有空軍支援的情況下，在美國可怕的轟炸中不斷地勇往向前，這也使得他們的神秘得以強化。不管怎樣，河內方面的廣播和新聞公告被認為其可信度還不及美國指揮部的公告，他們的報道都被看作是政治宣傳。
儘管有各種各樣的阻撓，但要找出戰爭真正的發展情況並不是很難。只需要到戰地走一趟就可以了。正是在那裡，經常是冒著生命危險的記者用自己的雙眼和雙耳，用自己的常識描繪出多年來越南戰爭的真實畫面。在新聞事業中，任何一個單一的故事都無法顯現全部的真實。但在一位或許不那麼令人信服的記者針對同一話題完成了五十或一百故事之後，真實的情況就顯現了出來，而讀者如果足夠耐心的話，這時就能得到真實的信息。這就是在越南發生的一切。這片死亡總是近在眼前的戰場上沒有騙子的立足之地，但這也正是為什麼故事在那裡得到「校準」的原因。
「我從不自欺欺人。」我最近一次去北部前線時遇到的一位疲倦的美國海軍顧問如是說。「我們的任務是為南越帶來民主的代理政府。而事實是我們已經失敗了，事實是他們根本就不會有什麼民主政府。」南越炮兵部隊正在炮擊不到一英里之外一座北越部隊控制的村落，但指揮部附近疲憊的士兵懂得遠離戰鬥的時間是多麼寶貴，早已學會了在炮火中睡覺的本領。然而，有一些人還醒著，給家人寫信，玩中國象棋。在一所臨時搭建的小屋裡，一位列兵彈著吉他為兄弟們唱了一首歌，歌中講述了一位南越女孩，因愛人即將離開去往前線而慟哭：「我問你，我問你何時能回來。求求你告訴我，求求你告訴我，告訴我明天或後天你就會回來。」
幾天之後，一位金髮的海軍少校詹姆斯·戴爾在順化的一家美國小商店裡點了一杯酒，努力地想要表現得正常些，但卻怎麼也控制不住。他使勁地克制住淚水，臉痛苦地扭曲著。「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脫口對身旁的一位陌生人說，「我的兄弟死了。丹·金曼。他的直升機被打中了。啊哦，該死。該死。該死。他們在天上打中了他。」他的頭垂到胸前。「什麼也都換不回來丹·金曼，」他低聲說著，幾乎如竊竊私語一般，「什麼都換不來他了。他是一名戰士。一名戰士。你只需要知道這些。」
筆者返回西貢，耐著性子採訪了一位大使館官員，和平常一樣，這位官員也是匿名的。有指控稱南越政府普遍存在虐待政治犯的做法，在對此做出回應時，雖然美國有一百五十名「公共安全」顧問在越南做警察和犯人相關的工作，但這位使館官員卻稱使館沒有聽聞任何相關信息。因為他自己都覺得這話說出來令人難以置信，因此又補充說：「任何悲慘的事情都有可能正在發生，」但他很快又補上了幾句，修飾剛才使館對虐待事件毫不知情的說法，他說被捕的人中有些是反政府激進分子，參與過一些恐怖活動——「他們可不是鄰家乖乖的大學孩子。」
可能這位官員這種特有的道德觀恰好觸及到在越南工作的記者們遇到的問題的癥結。只要參與其中的政府繼續將這些事件定義為正邪之間的鬥爭，那麼媒體與政府之間的衝突仍會繼續下去。因為在越南，沒有好人和壞人之分。這裡只有受害者。
1.美國海軍陸戰隊使用的一種聽裝日用口糧。
2.美國電影導演，拍過很多大製作的歷史電影，比如《十戒》《埃及艷後》《賓虛》。他的電影都力圖營造宏大的場景。
3.北越軍政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