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潘的一生
1980年1月20日，《紐約時報》雜誌
我從1975年4月開始尋找我的朋友狄潘。紅色高棉軍隊命令柬埔寨人從自己的城市裡撤離時，我沒能保護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消失在柬埔寨的內陸，那裡後來成為死亡集中營，數百萬人在那裡喪生。狄潘在我們被抓的那天救了我的命，而我卻沒能像他保護我一樣去保證他的安全，這個陰影一直伴隨了我四年半。
後來，1979年10月3日，狄潘越過了柬泰邊境，也穿過了自由的邊界。這是一個關於戰爭和友誼的故事，講述一個破敗國家經受的苦難和一個男人的求生慾望。
1975年7月——自從4月20日我和潘被迫分離後幾個月的時候——一位認識潘的美國外交官寫給我一封安慰信。這位曾在金邊工作過的外交官深知從柬埔寨這樣一個國家中安全逃離的概率有多小。這個國家正在變成一個充滿恐懼，到處都是清洗運動的「殺戮場」。但他寫到：「我相信，從進化論上來講，潘會是個倖存者，我認為他抓住一個合適機會溜過邊境線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
潘確實是倖存者。剛剛溜過邊境線進入泰國時，他瘦弱不堪，牙齒正在變壞，雙手因營養不良而不停地顫抖——但他並沒有被壓垮。
潘的力氣漸漸恢復了，他想讓世人知道這裡發生過的並且還在繼續發生著的一切。他想講述柬埔寨出現的這些令人無法想像的數據：1975年，總共七百萬的人口中，大約有二百萬甚至更多的人死於屠殺、飢餓或疾病。
第一次遇見潘，是在1972年，當時紅色高棉與美國支持的朗諾政府之間的戰爭已經開始兩年。那一年中有幾個月我為《紐約時報》在南越採訪報道河內政府的一次大規模襲擊，之後來到了柬埔寨。潘曾為我們西貢分社的總編克雷格·惠特尼工作過一段時間，克雷格偶爾會去金邊，在那裡潘是他的助手。那年九月的一天，當我乘坐的飛機在波成東機場著陸時，潘早已收到我的電報，正在機場等著接我。
他的筆記本裡記滿了上次《紐約時報》來訪之後發生的事情。他已經在金邊酒店為我預訂了一間帶有陽台的寬敞房間，我的記者證和發送電報許可證明也都備好了，而且他還列出了一張很有價值的建議單，告訴我應該去看些什麼，應該去採訪哪些人。我立馬就感覺與他很投緣。
很難描述友誼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因為很多時候它的成長是基於看似矛盾的源頭——互相之間的需要，相互間的依賴，眾多共同的經歷，甚至來源於地位不等的人之間的相處，如一個人為另一個人服務。
我們之間的聯繫通過這些方式得以發展。其他一些記者和電視台的工作人員也會爭搶潘為他們工作，但越來越多的時候，他會禮貌地拒絕他們，只為我一個人工作。到1973年中，他對報社的價值已經非常明顯。在我的催促下，對外編輯部將潘收為正式的特約通訊員，每月可以拿到固定的薪水，這使得他完全不必再為其他記者幫忙，很多記者也因此公開表達了他們的失望之情。
潘和我很早就認識到，我們兩人對戰爭的看法非常相似。我們都不關心地方政治或國際政治，也不關心什麼軍事戰略。我之所以被這裡發生的故事吸引，是因為在我的感覺中，柬埔寨作為一個國家被其他的力量推入戰爭的漩渦中，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被無情地充當了戰爭的犧牲品，這個國家所經受的苦痛很大程度上被世界忘記了，因為人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臨近的越南身上。促使我和潘關注柬埔寨的是這個國家裡的人——很多十歲左右的孤兒穿著軍裝，扛著幾乎跟他們一樣高的步槍；斷肢的人躺在污穢之中，擠滿了醫院；不多的營養不良理療診所裡，骨瘦如柴的嬰兒發出刺耳的呻吟，咳著痰，在你眼前死去；睡眠不足、沒有薪水的士兵在前線冒著猛烈的炮火，依靠著脖子上戴的「魔法」辟邪符來保佑平安；而與此同時，他們的將軍在距離戰場數英里的後方，剛剛用完豐盛的午餐，正在午休。然後還有那些難民。白宮的政策制定者們只建議給予價值幾百萬美元的救援物資，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提供將近十億美元的軍事援助，這樣的政策是以柬埔寨的難民問題並不嚴重為基礎制定的。然而潘把我帶到擠滿了人且食物嚴重不足的難民營，還帶我到離金邊不遠的土路上，在那裡，如織的村民拋開了自己的家和稻田，踏上逃離戰爭的道路。
然而，我們並不總因戰爭而沮喪，沮喪的對立面就是興奮——活下來的快樂和獲得大故事的興奮。潘和我一起報道了很多大故事，比如1973年，一架美國B-52轟炸機因為一位機組人員的失誤，激活了電腦控制的歸航系統，在距離金邊東南三十八英里、人口密集的湄公河畔城鎮乃良扔下了二十多噸的炸彈，大約有一百五十人被炸死，另有二百五十多人受傷。倍感羞辱的美國使館淡化了損失的嚴重程度（「我看到城裡有一些炸彈，不過也算上什麼大災難。」大使館空軍武官說），之後就試圖阻止記者去現場。第一天他們得逞了，我們沒能登上直升機和河上巡邏艇；但是第二天，好勝心和我一樣很強的潘通過賄賂和甜言蜜語，成功地使我們兩個人偷偷登上了一艘巡邏船。我們最先帶回了這個完整的悲劇故事。
但最開始我們被乃良的軍隊囚禁在一個屋子裡，過了一晚——我們一直認為是美國人下的命令。我們和一些倖存者在那個屋子裡待了一晚。他們整夜未眠，聽著飛機的聲音，滿心恐懼，害怕還會有另外一架「友方的」飛機播撒下死亡。
我們乘另一艘巡邏船經河返回的路上，船員對趕緊把我們送回金邊並不太感興趣，他們也不管我們著急趕在晚上電報局關門前及時將文件發回本部，相比之下，他們更關心的是搜集河岸上紅色高棉的機關鎗和火箭發射器藏匿點。每當他們感覺看到些什麼時，不管是漂浮的木頭還是別的什麼東西，他們都會調轉船頭向河邊開去，用口徑零點五英吋的機關鎗掃射一通。
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我們肯定來不及發電報，因此在我狂亂的指令下，潘對那幾位船員說，如果他們能先不管那些軍事目標，全速開向金邊，他將付給他們雙倍的賄賂。他們完全無法理解我們的動機，一定覺得我們是瘋了，但由於他們的薪水實在少得太可憐，所以還是按照我們的要求做了。
正是這樣的日日夜夜，將潘和我拉近在一起。
◆
這段過往的經歷，是我做記者時寫下的所有故事中最難記錄的一段，這是我內心的故事，全都傾倒出來是多麼的困難。敘述潘和我的這一段經歷，需要的不是浪漫的記憶，而是內心的坦白和直率。我的內心暴露了出來，異常脆弱。我很緊張，想像著他讀到這些會怎麼想。我寫著這些內容時，右肩胛骨因緊張而陣痛，就像1975年4月裡的那段時間一樣，當時美國使館剛撤離，金邊即將陷落。我們每天都在金邊市內和周邊慌亂地四處奔走，想要弄清到底發生了什麼，推測軍隊到底有多遠。我們晚上都是在電報局度過的——我打字，而潘則催促電報發報員加緊工作，盡快將文件發出。我們的兩位司機，希阿和薩倫也在那裡，不斷給我換濕毛巾，送來一杯杯的淡茶，使我能保持著清醒。城內的電力已經中斷，也沒有空調可用。在我快要撐不住的時候，薩倫就會用一種柬埔寨傳統的按摩法給我按摩肩膀，扯我的耳朵，使我重新清醒過來。
現在，在我周圍散亂的文件中就有一張薩倫的照片，照片中的他光著上身，流著汗，正在扯我的耳朵。看著這張照片，我的心情一點都不輕鬆。薩倫已經死了。1977年，紅色高棉不明來由地決定要殺掉他們村子裡所有的男人。後來，薩倫的妻子在暹粒省碰到了潘，她說紅色高棉把薩倫的雙手綁在身後，拖他出去，薩倫驚恐地大哭，祈求他們發發慈悲。
我在腦海中搜尋稍微快樂一點的時光。還記得1974年，我們一起去馬德望遊玩，我和潘邊吃著美味的魚，邊抽著大麻——那是他第一次抽，之後我們又嬉鬧著穿過小鎮漆黑的街道，還在檢查站裡對著天上的月亮高聲吼叫，嚇到了那裡的士兵。我還記得1973年底，當時異常煩躁，急需休息一下喘口氣，於是我們飛到磅遜的一處海邊度假區，在海灘上玩了三天。我看著潘在水中，嘿嘿笑著，順著岩石摸索可愛的螃蟹。
但當我回想那些戰爭歲月時，殘酷的回憶蜂擁襲來，支離破碎的記憶，沒有次序，喧嚷著一齊湧進腦海。
1973年，國務卿基辛格一位傲慢的部下托馬斯·O恩德斯接任埃默裡·斯旺克的職位，成為駐金邊代理大使。埃默裡·斯旺克早已厭倦了這場毫無意義的戰爭，拒絕繼續負責美國在柬埔寨的大規模轟炸，而基辛格也因此降了他的職，把他打入了國務院的冷宮。恩德斯毫不掩飾自己對柬埔寨人無法打敗紅色高棉軍隊的鄙視，對轟炸也毫不忌諱。根據參與者所述，他在大使館召開了轟炸佈置早會，並精神愉悅地確定了地毯式轟炸目標，轟炸將由大型B-52轟炸機完成。
恩德斯在金邊還有另外一個名聲，一些聽者認為他的言論冷酷而且充滿種族歧視傾向。在雞尾酒會上、外交晚餐上以及媒體發佈會上，他都會用反問的語氣說：為什麼柬埔寨人不會像西方人一樣珍視人的生命。如果他們真正珍視生命的話，他假定說，他們就會憤怒地起來反抗那些每天在首都發射火箭彈殺死無辜平民的恐怖分子，他們就會衝向農村，沉重地打擊紅色高棉軍隊。
年輕的紅色高棉士兵
潘聽說過恩德斯的言論，但未置評論。最終我實在忍無可忍，就問潘，如果這位外交官問起他這個問題「相比其他民族，高棉人對所愛之人的死是不是不那麼關心？」他會如何回答 。
潘垂下頭，過了幾分鐘。然後，他輕聲說道：「不是這樣的。你自己也看到那些人們所承受的傷痛。可能唯一的不同就是，柬埔寨人的悲傷不會在臉上停留太久，我們的傷痕刻在心上，經久不平。」
1975年，紅色高棉的火箭彈開始射往潘一家人住的區域。有一天早晨他上班遲到了。他解釋說，正當他準備從家裡出發時，一枚火箭彈衝進一戶鄰居的房裡。一個六歲大的小女孩兒受了重傷，她的腸胃都懸到了外面。潘開車帶著她飛奔到醫院，一路上，孩子的母親尖叫著、哭泣著。最終這個孩子還是沒能挺過來。
1975年，我們在湄公河畔的乃良做採訪時看到的情景也是戰爭的百態之一。當時，這個具有戰略意義的河港被紅色高棉軍隊包圍著，他們不斷地用火箭彈和迫擊炮轟炸這片地區。三萬難民受困於此。食物短缺。重傷員過多，而投放藥品的直升機又太少，有些傷員要求趕緊殺了自己，也不願躺在那兒痛苦地慢慢死去。潘和我在1月14日乘直升機抵達，我們著陸的草地上全是死屍和垂死之人。每隔十五分鐘左右，就有一枚炮彈呼嘯著落下，炸死或炸傷大約六名平民。在那所很小的軍事醫療所內，浸滿血的地面上，一個十一歲大的男孩兒剛剛死去。混亂中，沒人去蓋上他的身體，甚至沒人合上他大睜的雙眼。
返回金邊時，我急於將拍攝到的膠卷髮到西貢，從那裡可以通過無線電傳真將照片傳到紐約。今天只增加了一趟航班，是美國使館的飛機，再過半個小時就要起飛。我跑向機場大樓，懇請使館允許用這架飛機傳送我拍的膠卷，同時派潘帶著膠捲到停機坪上等著，萬一飛機提前起飛，他能想辦法說些好話，把膠卷帶上飛機。我帶著使館的許可返回時，潘卻消失了。停機坪上的美國人——穿著平民衣服的軍隊人員，負責監督美國軍用物資往金邊的運輸——都不告訴我潘到底怎麼了。飛機起飛前五分鐘，我發現潘在幾百碼以外的一個倉庫後面向我招手。
他告訴我，一位美軍上校用了一些關於安全的理由，命令他離開機場。華盛頓方面主張在這裡不應指手畫腳，認為柬埔寨人應該自己來處理自己的戰爭，然而這裡一位美國軍官卻命令一位柬埔寨人離開柬埔寨機場。
「美國人現在是這裡的國王，」潘沮喪地說，「這裡已是他們的土地，不再是我們的了。」
我要求美國使館對此做出解釋，並要求他們向潘道歉。但他們未做任何回應。
我們的生活就這樣繼續著——緊張的經歷一次接著一次，用正常生活的標準來看這很不正常，但在一個危機不斷的國家中，這一切卻極為自然。我們努力減輕緊張情緒——為了精神不致崩潰，我們必須這麼做，必須拋開那些血腥的畫面——我們吃好吃的，我們經常太過響亮地大笑，有時晚上我們會暢飲，還抽大麻。中央市場裡有很多賣大麻的，價格也很便宜。（潘抽了一次大麻，就戒掉了。）
我駐紮在新加坡，去柬埔寨出差越來越頻繁，停留的時間也越來越長。我已經成為了戰爭的一部分，這對我的妻子詹妮絲和兩個年幼的女兒傑西卡和麗貝卡產生了不好的影響，我和她們的關係出現了裂痕。
有一次，在柬埔寨停留了三個月之後，我回到新加坡，發現當時只有五歲大的傑西卡非常害羞，總是跟我保持著距離。我把她帶出來，問她出了什麼事。「沒有什麼，爸爸。」她很不舒服地說著，努力地搜尋著不至於冒犯我的表達，「我愛你。但總也留不住你。我剛瞭解了你一些，你就又離開了。」
但我還是不停地回到金邊去，對那些故事的迷戀填滿了我的生命。潘也深陷其中，部分是因為我，但也有一些他個人的原因。戰爭剛開始時，他並沒有做新聞記者的經驗，但隨著在這方面的技巧和興趣的增長，他開始從新聞中找到了一條揭示本國人民苦難的道路。
1942年9月27日，潘出生在暹粒鎮上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家裡有三個兄弟和兩個姐妹。他出生的小鎮位於這個國家的西北部，距離著名的吳哥窟很近。潘在那裡一直讀到高中，在學校裡學習法語，在家中自學英語。1960年高中畢業之後，他找到一份翻譯的工作，為當時駐紮在柬埔寨的美國聯合軍事援助團翻譯柬埔寨當地語言高棉語。1965年，柬埔寨與華盛頓斷絕關係，指責美國軍隊從南越向柬埔寨邊境鄉村發動了襲擊。美國人離開後，潘又找到一份工作，為當時正在拍攝《吉姆老爺》的英國劇組做翻譯。
其後，他在柬埔寨最著名的一家旅遊酒店吳哥奧爾森酒店中做接待，酒店就坐落在吳哥窟正門的對面。1970年戰爭開始時旅遊業就停滯了，於是潘帶著妻子瑟摩恩，還有他們的孩子一起來到金邊，為一些外國記者做嚮導和翻譯。
隨著戰爭的持續和形勢的惡化，我對潘催促得越來越緊。有事情催促著我，於是我就催促潘。我總是逼迫他再快一些，再多做一些，再多採訪幾個人。比如，金邊電報線路時常中斷，每次中斷時，我就會派他去電報局，勸騙賄賂接線員，讓接線員為我們開特例，重新開始發報。每次發出故事的進度受到阻礙時，我的嗓門就會高起來，要求他去解決問題，儘管我也知道，在柬埔寨這樣一個通訊系統極為原始的國家裡，他經常什麼也做不了。
他幾乎從不抱怨，也不抗議。他說他從未生過我的氣，不過我相信有時他很想舉起椅子扔到我頭上。但他堅持說理解我那些無力的行為都只不過是想要教會他如何成為一名成功的記者。「我從來都沒有生氣，」他說，「因為我瞭解你的內心。我還明白你是個希望所有事情都成功的男人。」
潘從那時起就是個很容易適應的人。他還試圖給我加上英雄的特質，使我的形象更加高大——或許和我現在對他的描寫一樣。
然而，有那麼一天，他的確表現出了不耐煩。我們採訪了總理英丹先生。總理先生說的高棉語，潘只翻譯出了字面意思，而我希望能發現話語間可以表現總理意圖的細微處。潘先譯出一個意思，接著又換了一種表達，之後我們就開始了一次緊張的爭辯。我要求潘告訴我，他對英丹話中的真正含義是怎麼理解的，我想要知道完全真實的想法。最後他憤憤地回應說：「我不能告訴你完全真實的想法——我只能告訴你八成，」他突然停頓了一下，「剩下的兩成我要留給自己。」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瞭解我的性情。其他一些新聞行業的柬埔寨助理和金邊酒店的僱員也都熟知我容易情緒衝動，都把我稱作「Ankalimir」。Ankalimir是高棉遠古傳說中的一個魔鬼，他四處遊走，遇到煩擾自己的人就切掉他們的手指，直到後來切到第一百個人——他的母親。他的母親沒有手指。他的母親說他一直都是個壞人，是時候改過自新了。他真的改過自新了。他的改變極為徹底，最後成為佛陀的一位得道弟子。
一位柬埔寨朋友解釋說，我就是那樣一個人，最初弄出很多兇惡的嘈雜聲，但心底卻是個好人。我很喜歡故事的結尾，接受了這個綽號，把他看作是戰友對我的讚揚，雖然聽起來有點兒批評的意味。
1975年4月12日，美國大使館撤離的那一天早晨，酒店裡的所有美國人，多半是新聞記者，都提前離開了房間。酒店的僱員們以為所有美國人都乘坐海軍的直升機離開了金邊，那時紅色高棉離金邊越來越近，他們感覺像被拋棄了一般，悲傷異常。然而，我們中有一些決定留了下來。我是第一個走回酒店的，當時是中午。看到我，接待員和房間服務員都振作了起來，興奮地跳著，其中一個人叫起來：「Ankalimir還在這兒。」或許這些和藹可親的人們因我的出現又重新鼓起了勇氣，好似我帶來了某種特別的訊息，使他們感覺即使紅色高棉攻破了金邊城，他們也是安全的。
在我的腦海中，撤離那天的記憶清晰又混沌。但有一個人我記得非常清楚，《紐約時報》香港分社的主管喬·雷利偉德，他在最後幾個周來到金邊協助我們的採訪工作。那天早晨7點鐘，他敲響了我的房門。
他告訴我一切都結束了，使館的人都在準備撤離，我們必須在8：30之前帶上行李到那兒集合，9：30使館大門就要關閉。第一個湧入我腦中的想法是打包行李的時間完全不夠，這個想法真是毫無理性可言。我的第二個想法也同樣很荒唐，我希望這只是一次撤離演習，因為實際上我並不想離開。
最終我理清了思路。我必須與潘聊聊。之前一天我們一直工作到凌晨3點鐘，他很可能還在睡覺。首先，我匆匆跑到使館，確認一下是否真的要撤離。確認了之後，我又跑回酒店，給潘發了一條短信，同時以防萬一，我也把行李打了包。這或許意味著，在我與潘面對面談過之前，我都不會做出最終決定。
潘來了之後，我迅速地將撤離的情況跟他說了一遍，問他是否想離開。我們早就知道會有這麼一天，因此之前已經經過數次討論並最終達成一致意見：如果感覺沒有直接危險，我們就留下來。儘管留給我們的時間很少，但他的面色依然平靜。他知道我想留下來，而且他認為眼前也不會有什麼危險，因此現在沒有什麼理由離開。他說自己也想留下來報道這些故事。我們互相強化了彼此的衝動和慾望。他和我一樣，都想看到故事的結尾。
但潘補充道，由於在他的住所周邊不斷有火箭彈落下，他想讓妻子和孩子們撤走。我已經提前與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使館高級官員羅伯特·基利打過招呼，他也同意在使館撤離那天，我可以帶任何柬埔寨朋友一起去。我讓潘趕緊回家，用他那輛破舊的綠色雷諾車帶一家人過來，我則在使館等他們。使館現在被全副武裝的海軍陸戰隊包圍保護著。
空中的直升機就像蜂群一樣，不斷地在附近的著陸點降落、起飛，將撤離人員送往暹羅灣裡停泊的美國海軍沖繩航母上，之後航母將駛向泰國。外國人、柬埔寨人和使館官員組成的人流陸續抵達使館，穿過一扇特製的金屬門，然後爬上平板卡車，駛往著陸點。他們的脖子上都掛著一個棕色的標籤，上面寫著他們的名字。他們中有一些眼中含著淚水，但多數都隱藏著自己的感情。有一些沒有授權的柬埔寨人也試圖進入使館，但都被趕走。一位慌亂的柬埔寨男子從門縫裡遞進一張紙條，上面用英語寫著：「你們能帶上我和家人一起離開這個國家嗎？」但是他在使館沒有任何關係。「遞回去，」一位美國上校說，「把紙條遞回去。」紙條從又從門縫裡遞了回去。裡面的人都沒見到遞紙條那個人的臉。
9:20，距離撤離結束只有十分鐘時，潘開著車帶著家人趕來。他的妻子和四個孩子都登上了最後一輛卡車，這時一位也要登上同一輛卡車的軍隊武官試圖說服我們和他一起走。當他意識到這是我們的最終決定時，武官拿出自己的自動步槍，說：「你不需要自衛的武器嗎？」我對他說非常感激，但我非常笨，恐怕用槍會打到自己的腳趾。直到卡車開出使館的後門，他仍在不停地要求我收下那把步槍。
11:13，最後一架直升機起飛了。設在一座足球場裡的登陸點的塵土都已落定。天空也安靜了。
突然之間，整座城市變換了一種新的奇怪氛圍——一種空曠感，不可思議地出現在這個擠滿二百五十萬難民的首都裡。美國人曾是留在金邊的最後一股力量。現在，整座城市就像只剩下了我們，所有一切都要靠我們自己。我們彼此都不願承認這一點，但氣氛已經有些怪異。我們對留下來的西方人愈發親近，他們中有七百多名法國殖民者，十數位記者，多半來自法國和瑞典，另有十數位國際救援組織的官員。這些人中另外還有五名美國人，有自由職業攝影師，還有一名酗酒的飛機機師，他因醉酒錯過了撤離的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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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五天，直到紅色高棉到來前發生的事情，多半都在當時的《紐約時報》上有報道。潘和我每天都開著租來的兩輛奔馳，在金邊城內和周邊迅速地搜尋著，努力地想要採訪到每一處前線陣地，每一所醫院，每一位可能採訪到的政府官員，然後將這一切拼接在一起，將愈發混亂的情勢盡可能組成一幅清晰的畫面。
那些日子漫長、瘋狂，汗水四流。我們的生命都懸於一線，生活只能限於基本的需求。我們隨身帶著必需品，打字機和打字用紙放在車上，必須的生存小物件兒（護照、錢、換洗的襯衫和內褲、相機、攝像機、備用筆記本、肥皂和牙刷等）都扛在肩上，潘把這些東西裝在旅行背包裡，我的則放在一個藍色泛美航空背包中。
儘管酒店的房間我還留著，但我們幾乎不在那兒停留。晚上我們基本都在電報局裡，寫故事，或者努力去寫。在卡姆博這個城郊地區的主發射塔被佔領了，唯一的發報機是一台古老的「奇妙機器」，經常會過熱，還總死機。我們每天晚上只能睡幾個小時，睡在電報局地板的草墊上。幾乎沒有時間洗澡換衣服，不過因為大家都一樣渾身臭味兒，誰也不會冒犯了誰。
我們也沒有空考慮紅色高棉佔領首都之後會發生什麼。我們留下的決定是建立在一個信念的基礎上——回頭看時，這個信念或許更像是一個虔誠的願望和期待——他們獲得勝利之後就能得到想要的，我們經常描寫的恐怖活動就將結束，暴力行為將終止。我們希望這個信念能成真，畢竟交戰雙方都是高棉人，他們會找到一條和解的道路的。很多政府高官留了下來，也將性命賭在這個信念上。但後來他們中被抓的都被執行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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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紅色高棉開始了最後一輪攻擊，他們衝向機場——金邊城的最後一道防線。
首都裡的人們仍然對外面的真實情況幾乎全不知情，雖然一切距離他們都那麼近。一些留下來的法國人仍在酒店的游泳池旁邊下棋，堅信作為自殖民時期就居住在此的老居民，他們的生活不會被打擾。在附近的一條街道上，一位司機斜倚在路虎車的保險槓上，一手舉著鏡子，一手拿著鑷子，正在拔下巴上的雜毛。政府的僱員們嬉笑著走過樓外長滿青草的林蔭道，例行每天早晨的行軍訓練，這是一項全國性的軍備項目。兩天過去了，政府新聞社沒有任何關於美國人撤離的報道，卻花費大量篇幅報道演員約瑟芬·貝剋死亡的消息。政府廣播報道新任命了一位國家工業、礦業和旅遊業部長。酒店的餐廳裡還供應美味的雛雞肉，但有一位美國老顧客還是在抱怨，因為酒店沒有冰了，他沒法喝加冰的百事可樂。
這些離奇的景像在4月17日都結束了，那天是個星期四，新的統治者挺進了這座充滿焦慮的城市。4月16日晚上，金邊的陷落已經明顯近在眼前。戰鬥中的炮火遍佈了城市的各個角落，把天空照出一片橙色。最後一批政府軍飛機——單引擎螺旋槳飛機，向下俯衝到樹梢——投下最後的幾枚炸彈，試圖阻止紅色高棉的推進，但卻沒有什麼效果。成千上萬的難民蜂擁至首都的中心，拉著他們的牛車，載著很少的物品，緊張而害怕。脫逃的政府軍士兵也混跡其中。
潘轉向我說：「結束了，都結束了。」我們互相看著彼此，第一次在對方的臉上看到對未來的迷茫。
金邊陷落的那個晚上，我們整夜都在電報局寫故事，時不時有炮彈在幾百碼外的地方爆炸。線路在4月17日早上6點之前中斷，當時我的故事仍有兩頁沒有發出去。我很煩躁，暴躁地對著電報局的早班主管抗議，糾纏著要他著手恢復線路。但是很快我就意識到自己的愚蠢，感到無地自容。那位主管接到電話，有一枚炮彈在金邊南部他們家中爆炸，他的一個兒子被炸死，妻子受了重傷。他的同事們都在安慰他，他則努力控制著情緒，嘴唇緊緊地閉著。他打好領帶，穿上夾克，趕去他奄奄一息的妻子住的醫院，一句話也沒說。
我們離開電報局，開車顛簸到城北角。太陽正在升起，但我的心情卻無法舒暢。士兵和難民從崩潰的北部防線緩慢地撤下來。撤退的路線上火燒一片。
我們到達酒店時，從住的三層陽台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撤退的隊伍，還能聽到交火的聲音。士兵都撕掉了軍服，換上了普通百姓的衣服。早上6:30，我在筆記本上寫下：「都城即將陷落。」
潘正聽著政府電台的播報，電台裡播放著軍隊音樂，完全聽不出任何金邊即將陷落的跡象。此前一天，隆波烈總理通過紅十字會的無線電發射器向紅色高棉一方發出了一份投降請求，請求紅色高棉保證不對為政府方面工作的個人和組織進行報復。作為紅色高棉名義首領的諾瓦克·西哈努克親王在流亡地收到請求後，立即予以拒絕。前一天晚上，政府電台直到停播也未提及這次投降請求，廣播只是說軍事形勢「越來越嚴峻」，並引用政府軍領導人們的話說士兵們「決心戰鬥到最後一刻」。
潘的耳朵緊貼在收音機上聽著，而已經兩天沒有洗澡的我決定沖個澡，換換衣服了。「如果我們今天得面對金邊城的新統治者，」我開玩笑地說，「最好還是打扮得精神點兒。」他被我逗樂了，我在美國人撤離時的第一個想法是打包行李的時間不夠了，而現在這個做法和當時的想法一樣地毫無理智。我刮了臉，沖了澡，感覺重生了一半。上午7:20，關於紅色高棉的消息突然出現在廣播節目中，宣佈：「我們已經準備好迎接你們啦。」
憂慮的金邊市民準備著歡迎活動，他們用床單做成白旗，掛在窗戶上、房頂以及洞裡薩河和湄公河上的政府炮艦上。酒店外大街上，裝甲運兵車內的機務人員在車前燈處插上了黃蟬花花束。
最初進城的紅色高棉軍隊看起來友善而歡愉。他們穿著乾淨的寬大黑色軍服，看起來一點兒也不邪惡，也不嚇人。很快我們就意識到，他們並不是真正的紅色高棉——我們最終也沒弄清他們是誰，或許是一些受誤導的學生，想要分享「革命」，或許是政府絕望時耍的把戲，想要混淆顛覆紅色高棉的成果——只過了幾個小時，他們和領頭人都被解除了武裝，並被逮捕起來。真正的紅色高棉接手，並開始了慘無人道的行動，把城市居民都趕到了鄉下。這些士兵多半只有十幾歲，很令人震驚。他們一般都很瘦削，像機器人一樣，非常殘忍，身上的武器像樹上的果子一樣多——掛滿了手榴彈、手槍、步槍、火箭炮。
紅色高棉最初取得勝利的幾個小時裡非常混亂，我們最初認為兩軍將和解的想法看似也很有可能，潘、我和一直與我們同行的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喬·斯溫決定改路到電報局碰碰運氣。電報發射器仍然不能用，我們沒能發送出任何文章，有一位電報發報員呵呵地朝著我們笑：「這就是和平！這就是和平！」
上午10:40，我們在外面與一位紅色高棉士兵進行了第一次交談。他說自己二十五歲了，參加這場「運動」已經五年，之前還讀過十年書。他騎著一輛自行車，寬鬆的黑色軍服外面套著一件綠色政府軍兵服。綠色的政府軍軍服上的銘牌已經撕掉了。他戴著一頂八角帽，拖著一雙淋浴用拖鞋，脖子上掛著一隻廉價的小型雙向望遠鏡。和我們後來遇見的很多士兵一樣，他拒絕告訴我們他的名字和軍銜。我們猜他應該是個文官或軍士。
紅色高棉會不會實施報復，殺掉很多人呢？我讓潘用高棉語問他。「那些有過腐敗行為的人肯定要受到懲罰。」他說。
潘努力使他放鬆下來，有那麼一會兒還真使這個外星來客露出一抹微笑。這是在他們控制下的兩個周以來，我從紅色高棉人臉上看到的為數不多的幾次笑容之一。我遞給他幾支香煙和橙子。他拒絕了，說他們不允許接受禮物。我問他能不能送別人禮物：比如說那頂八角帽，能不能給我留作紀念？他冷漠地拒絕了我，笑容也消失了，然後就蹬著車子離開了。
我們在一家餐館吃了百事可樂早飯，飯館的法國老闆非常高興能有人陪陪，但飯館裡一點兒別的吃的也沒有，於是我們走回了酒店。當時感覺出去轉轉應該還算安全，於是接著我們開車來到最大的民用醫院比列科密列，瞭解一下傷亡情況。美國自由攝影師艾倫·索科洛夫和我們一道同行。只有很少幾位醫生在執勤。走廊的地板上的傷員血流不止，性命垂危。一個紅色高棉士兵，身上結滿了血痂，一位護士給他輸了血，但他還是因嚴重的腦部和胃部創傷即將死去。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輕聲呻吟著：「水，水。」幾碼外的地方，醫院的衛工用拖把拖著地板上的血。他們在三具正在慢慢變僵的身體周圍仔細地拖著。
我們不忍再站在那裡看著這些場景，於是就離開了。但當我們進到車裡，準備離開院區時，迎面遭遇了一隊正向醫院開進的全副武裝的軍隊。我本能地向潘看去，等待他來指引下一步動作。我們以前也遇到過很難辦的情況，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臉上露出恐懼的神色。他結結巴巴地對我說，一切聽他們指示。我也在發抖，我想我們這次是死定了。但潘平穩了自己的情緒，開始向紅色高棉士兵求情。他的雙手放在頭上，努力地想要說服那些士兵，讓他們相信我們不是敵人，而只是來報道軍隊勝利的外國新聞記者。
士兵們拿走了我們所有的東西，車、相機、打字機、收音機還有背包，之後又把我們推搡到一輛裝甲運兵車裡，那輛運兵車是從政府軍手上繳獲的，屬於輕型坦克，內部可以裝運士兵。
我們三名記者和司機薩倫都被推到裝甲運兵車裡，只有潘留在外面。我們聽到他在外面不斷地用高棉語說著什麼。我們很自然地認為他正在努力逃跑，爭辯著不想被推進這輛運兵車。我當時的思路非常混亂，但我記得一直在企盼著，老天啊，潘趕快進來吧。或許這樣還有些生存的機會，但如果你繼續爭辯，他們就會把你拖到街上直接開槍打死。
最終，他爬了進來，後門和艙門猛地關上了，裝甲車開始隆隆地向前開去。車內寂靜一片，幾分鐘之後，薩倫轉向我，用法語問我是否知道潘在車外做了些什麼。我說不知道，因為他們都是用高棉語交流的。薩倫告訴我說，潘根本就沒有想要逃跑，他做的恰恰是相反的事情——努力地想要進到裝甲車裡。紅色高棉軍隊讓他離開，他們不想抓他，他們只想抓美國人和「大人物」。潘知道，如果沒有他在的話，我們沒有任何機會逃跑，因此他才爭辯著不要跟我們分開，才不惜冒著生命危險來換取救我們的機會。
裝甲車駛過金邊時，裡面變得像烤箱一般。我們看著彼此驚恐的面容，身上汗如雨下。裝甲車突然停了下來。兩個柬埔寨人被推了進來。他們都穿著平民衣服，但潘認出他們是脫掉了軍服的軍官，想要逃開檢查。其中一個很結實的男人，唇上方有一小簇鬍子，穿著T恤衫和牛仔褲，他想要伸手將錢包硬塞到我後面的褲兜裡。他用法語輕聲解釋說，他是一位官員，必須要隱藏身份。我告訴他，把東西藏到我身上沒有任何用處，因為我們的處境都是一樣的。潘把錢包拿過來，塞到我們屁股下面的一個粗麻布包裡。這位官員的同伴，一位稍矮、瘦削的男子，留著平頭，穿著一件印花襯衫和一條棕色褲子，脖子上用金鏈子掛了一個象牙佛。他把佛像塞到嘴裡，開始祈禱——一種柬埔寨佛教儀式，可召喚好運，抵抗即將來臨的危險。他的做法感染了我，我從口袋裡取出女兒傑西卡兩周前給我的一支絲綢黃玫瑰。兩周前當時已經知道金邊的陷落迫近，我忙裡偷閒地和家人在曼谷休了五天的假，就是那時她給了我這支玫瑰。我把金屬絲做的花莖切掉，一直隨身帶著這朵花兒，把它當成我的護身符。在汗水的浸泡下，這朵花兒已經變成髒兮兮的一團。我的右手握成拳頭，把花兒緊緊地攥在手裡，祈求著好運。
我抬頭看了看喬·斯溫，看到他眼中透出的神情，我的眼神也一定如他一樣——確信我們即將被處死。為了保持尊嚴，抹去臉上驚駭的表情，我舉起那朵玫瑰說：「看啊，喬，我帶著傑西卡送的好運玫瑰呢。我們不會有什麼事兒的。」他勉強擠出一絲笑臉，我知道他一定覺得我瘋了。
與此同時，潘仍在不斷地哀求裝甲車司機，告訴他，我們不是士兵，也不是政客或別的對紅色高棉懷有惡意的人。他堅持說：這裡沒有美國人，他們都是法國人，是新聞記者。我們之間不管說什麼都用法語。索科洛夫不會說法語，於是我們雙手交叉搭在嘴唇上，做了封口的動作，讓他知道應該閉上嘴。
過了四十分鐘，裝甲車突然停了下來，後門叮噹地打開。他們命令我們出去。我們起身爬過艙門時，看到兩名紅色高棉士兵端著步槍，槍口正對著我們。他們身後有一道沙子河堤，斜向下通向洞裡薩河。索科洛夫和我眼神相交一瞬，都充滿恐懼。我們都想著同樣的事情——他們要在這裡下手了，然後把我們的屍體沿斜坡推到河裡。
但直到我們像殭屍一樣爬出裝甲車，也沒有聽到一點槍聲。潘對著一個看起來像是官員的士兵，又繼續開始哀求。整整一個小時，他不停地繼續著——哀求、獻媚、乞求他們能饒我們一命。這位官員派出一名情報員，騎著摩托車到城中心的幾處指揮部請示。潘仍在不停地遊說。我們繼續等待著，心情低到冰點，但仍努力保持著希望。最終，情報員回來了，一番交談之後，奇跡發生了。他們放下了步槍，並允許我們喝了一點兒水。我看了看潘，他謹慎地回以微笑。他辦到了，我心想，他成功了。
奇怪的是，在得救的喜悅中，我最先想到的是我那些放在航空旅行包裡的筆記本，這些筆記本在我們被抓時沒收了。我覺得自己真是傻透了，這種時候還會想那幾頁紙。但這種損失的失落感勢不可擋——那些筆記本裡記錄了過去三個月裡我全部的想法和觀察的一切。
仍然有人看守著我們，但一切都放鬆了下來。現在他們允許我們挪到一座距離大橋很近的混凝土建築的陰影下，那座大橋在戰爭中早已被工兵炸毀。我們看著喜氣洋洋的士兵從身邊經過，帶著滿卡車搶掠的衣服、紅酒、白酒、香煙和軟飲料。他們把一部分戰利品分發給大橋邊上的士兵。我們還看到從金邊向外轉移的平民難民，人流源源不斷——這是我們第一次親眼獲得證據，證明紅色高棉將整個金邊城超過兩百萬的人口都驅趕到鄉下，去加入他們的「農民革命」。難民邁著沉重的步伐行走在路上，士兵則搶走他們身上的手錶和收音機。
俘虜我們的這些人給了我們一些軟飲料。他們中有一個還想耍弄我。他遞出一瓶蘇打橙汁，我伸手去接時，他突然把手抽了回去。最後我用高棉語說：「非常感謝。」——讓他明白我是他的俘虜，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之後他才把那一瓶飲料遞給我，還扮著鬼臉。
下午3:30，我們獲得釋放。一輛吉普車突然駛來，我們的物品有很大一部分都在裡面，包括我那件航空行李袋。我心懷羞怯地問潘，看他能不能把我那只包拿回來。
對於這個要求，他沒有一絲異常的表現，立即開始和高棉人交涉。幾分鐘之後，一位紅色高棉士兵胡亂地在包裡摸索了一番，就把包遞給了我。裡面除了裝著我的筆記本之外，還有一個裝有九千美元的腰帶和我的美國護照，如果他們有心看看我的護照的話，我的身份就露餡了。我們租用的那輛1967年產梅賽德斯奔馳車和我的照相機以及其他一些值錢的物件都被他們沒收為戰利品。
離開時，我回頭看了看。和我們同樣被俘在裝甲車裡的兩個人還在監視下。那個稍矮的男子嘴裡仍然含著佛像，一刻不停地祈禱著。在我們看來，毫無疑問他們是要被執行死刑的。
很久以後，我問起潘當時的非凡舉動，問他為什麼本可以逃跑，卻還要與紅色高棉士兵爭辯，把自己也關進裝甲車裡。他用平靜的語調解釋說：「你不會說高棉語，我不能讓你一個人留在那兒等死，卻沒有人能跟高棉軍人談判，努力讓他們理解我們。即使我被殺了，我也要先試著和他們講一些話。因為你我是一起的。當然我也很害怕，因為最開始時我以為他們要殺了我們，但我內心的聲音告訴我要這樣試一下。我瞭解你，懂得你的內心所想。換做你，也會為我這麼做的。」
那一天剩下的時間裡我們都處於精神亢奮中，就像一生都濃縮到了幾個小時裡。我們看到身邊的朋友走向死亡，一些家庭乞求茫然無助的我們能對他們施以援手，路上擠滿了被趕出城市的流浪平民。人群中有一些是從醫院裡出來的重傷員，他們仍躺在病床上，身上還掛著輸血的瓶子。
我們獲釋後就向信息部趕去，因為此前紅色高棉的電台廣播要求戰敗政府的所有高官都到那裡報到。我們發現有大約五十名犯人站在大樓外，周圍由警惕的紅色高棉軍隊把守。在我們想靠近他們的首領，希望進行採訪時，這些軍隊也開始對我們有所戒備。囚犯中有內閣總理和將軍，包括朗諾將軍幾周前就被流放的弟弟朗農准將。朗農是公認的柬埔寨最腐敗的人之一，這時他正吸著煙斗，竭力裝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他很平靜地對我們說：「我不知道他們會對我怎麼樣。」
一位紅色高棉官員——看起來應該是一位將軍，儘管和其他高棉軍人一樣沒有佩戴任何軍銜——在用擴音喇叭對著人群喊話，告訴大家他們會公平處理一切。他要求囚犯配合他們的工作，他說：「不會有任何的報復。」囚犯緊鎖的面容說明他們並不相信這位官員的話。（這一批政府高官是否全部被殺不得而知，但朗農被執行死刑的消息很快就得到了確認。）
三位柬埔寨婦女突然走進緊張的現場。他們徑直走向領頭人，說她們是柬埔寨紅十字會的官員，想要幫忙。她們都是一些具有高貴品質的中年婦女，致力於行善助人。但她們好像不太明白發生了什麼。那位領頭人笑著感謝了她們的到來，之後她們就離開了，如來時一樣突然。
然後，那位看起來最多不過三十五歲的紅色高棉領導人轉過身，和我們以及幾位此前加入我們一行的法國記者交談。他很禮貌，話也不多。潘做翻譯。當我們問及是否可以通過電報將我們寫的故事傳回報社發表時，他說：「我們會用合理的方式解決所有問題的。」他還主動要求「轉達我們對美國人民的感謝之情，他們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從一開始就在支持我們。」
他向潘建議，在信息部的這些外國記者都去登一下記。潘感覺這樣會帶來麻煩，很禮貌地拒絕了他的建議，並招呼我們趕緊離開。我們盡可能地保持著微笑，偷偷地溜走了。
正當這時，前政府總理隆波烈乘坐著他妻子開的車子，出現在信息部。他是個很有勇氣的人，本來是可以和美國人一起撤離的，但卻選擇留下來試圖完成權力的和平更迭。他最終失敗了，現在看起來一臉愁容。他的眼睛紅腫著，盯著地面。他是紅色高棉特別列明應受死刑的七名「叛徒」之一，深知自己將要面對怎樣的處境。我想趕緊脫身，但又覺得必須對他說些什麼，潘也明白我的心情。我拉住隆波烈的雙手，告訴他我很敬佩他，敬佩他為這個國家所做的英勇事跡。
潘也拉住他的雙手。我感覺自己真是沒有人性，竟然不能為他做些事情，只能說幾句無關痛癢的話。隆波烈努力地想做出些回應，卻說不出來，最終咕噥出一句「謝謝」。這時，我們也必須要離開他了。
我們正走在回酒店的路上，一輛灰色的梅賽德斯向我們駛來，停在我們身旁。司機從車裡跳出來，手裡拿著幾張紙向我們走來，他身形消瘦，邊走邊結結巴巴地說著話。來者是昂科敖，一位文質彬彬的中年人，曾在大學教過書，有時會為我翻譯一些文件。過去的一周裡，我曾請他監測政府電台廣播的動態。他一大家子人都擠在車上，和所有其他人一樣，他們也在紅色高棉的撤離命令下準備離開金邊。在這樣的混亂中，在自己的家人身處險境之時，很難想像昂科敖竟然還在繼續工作以完成自己的任務。
我看了看他遞來的幾張紙頁，上面是他翻譯的戰敗政府的最後一份廣播，已經在中午前後發佈了。政府發言人開始宣讀一條消息，稱雙方已經開始對話時，與他同在廣播間裡的一位紅色高棉官員打斷了他，嚴厲地說：「我們來這裡不是為了對話的。我們是來佔領金邊的，不是為了談判。」
昂科敖和我互致道別，像舉行一種儀式。我付給他勞務費，送上無力的祝福，希望他能好運。他也祝我健康，之後開車向西北，踏上了五號公路。又有一位朋友恐怕再也見不到了。
下午5：20整，我們抵達了金邊酒店。酒店一片狼藉。紅色高棉軍隊坐在門外的一輛卡車上，火箭彈發射器正對著酒店，空氣中瀰漫著不詳的預兆。我向一位站在酒店門前台階上的瑞典紅十字會官員跑去，他是眼前可見的唯一一位外國人。「發生了什麼？」我問。他透過單片眼鏡瞅著我，平靜地說：「他們給我們半小時撤離酒店。沒有任何理由。」「他們什麼時候下的命令？」我緊張地問。「二十五分鐘前。」他回答說。
因此這座擠滿人的酒店——紅十字會曾試圖將其變成受保護的國際區域——已經不再是一座避難所。我們只得採取應急方案，像其他留在金邊的外國人一樣到大約半英里外的法國使館尋求庇護。
我用五分鐘的時間收拾了那些原本對我來說可有可無的寬鬆衣服，因為喬·斯溫可能會用得上，他的酒店房間鑰匙和其他物品一起都已被紅色高棉收繳。在我的房間裡，更為重要的東西是，有一整碗櫃的口糧，有罐頭肉，很多罐水果、果汁和沙丁魚，我們早有預見地準備在現在這種情況下使用。我在臥室裡邊把收拾好的衣服扔進手提箱，邊喊索科洛夫把碗櫃裡的口糧都裝上。他打包了一些東西——一聽摩爾燉牛肉、一罐立頓冰茶粉和一聽薄餅——對剩下的東西卻都視而不見，其中包括一個水果蛋糕和一大罐粗粒花生醬。此後的日子裡，我們常常會餓著肚子，因此也常常會和善地責備他的這次失誤。
我們一路跑出酒店時，其他人都已撤走。紅十字會在酒店的庭院裡丟棄了幾輛汽車，車鑰匙都拔走了。我們帶的東西太多了，就把衣物放在其中一輛豐田貨車後，將車放空擋，開始推著這輛車向位於莫尼翁大道的法國大使館走去。寬闊的大路上擠滿了難民，他們彎著腰背著行李包，向未知的前方走去。他們的眼神中充滿悲傷，因為他們知道自己這樣嬌弱的城裡人，根本經不起如此長途跋涉的折磨，很多人會死在路上。
在如浪的人潮中，人們弄丟了鞋子和拖鞋，各式各樣的鞋子撒遍街道。輪胎癟掉的車子被遺棄在馬路中央。最後幾場戰鬥中留下的黑煙瀰漫了整座城市。從莫尼翁大道背面，有一隊部隊剛剛到來，他們全副武裝，排成一隊。我們經過時，雙方互相看著，都像看到星外來客一般。
法國使館裡一片混亂。大門緊緊關著，還上了鎖，以防外面的難民衝進來。但是成打的人還是進來了，其中也包括柬埔寨人——他們把孩子遞過尖頭的鐵柵欄，然後把隨身帶的物品扔過去，最後自己再爬過去。我們也是這樣進去的。
進到使館區，立刻有法國官員按人種將我們分離開來。西方人可以進入到使館的四座樓房內。（最終大約有八百人聚集到使館區。）柬埔寨人和其他亞洲人只能在外面的草地上露宿。我準備帶著潘和兩位司機希阿和薩倫及其家人進入到樓裡時，在接待大廳有一位帶著看門狗的法國使館官員阻止了我，但最終我們還是趁著夜色將他們帶了進來。大約晚上9點，有一條消息傳遍了使館區，消息稱紅色高棉命令所有柬埔寨人離開使館，到農村去。在使館大樓外的五百名柬埔寨人整夜都處在焦慮中，也不敢睡覺，隨時準備逃跑或藏起來。幾天後，這條消息成為現實，柬埔寨人真被趕了出去。
紅色高棉與我們一方（使館官員、聯合國代表和其他國際組織成員）之間開始展開對話，但即使是很簡單的要求——從使館外運來食物，空運撤離使館區裡的所有人——也都遭到了乾脆的拒絕。紅色高棉的態度很明確，在他們看來，我們以及我們的要求不僅不重要而且不合理。他們還稱，金邊城裡的人「必須」撤離，「與你們無關」。更令人不安的是，儘管法國已經承認了他們的政府，但他們仍不顧國際上將使館看作外國領土的慣例，隨意進出使館區，帶走他們認為是「高級軍官」的敵人。這裡根本不能成為收容所，人們無法受到保護。他們還帶走了一位柬埔寨將軍，前總理施裡馬達。他在綿密的細雨中走出使館大門，走入紅色高棉的關押之中。「我並不害怕，」他被押到平板垃圾卡車上時說，他的背直挺，頭昂得高高，「我已準備好為我的作為負責。」很快他就被執行了死刑。
通過使館小小的前門觀察到的紅色高棉革命，我們可以對他們的「農民革命」窺到一瞥。毫無疑問，紅色高棉完全顛倒了柬埔寨社會的秩序。他們拋棄了所有屬於前任政府的東西，摒棄了主導城鎮的消費社會文化，重新塑造了柬埔寨的農業形象。與我們交談過的一些紅色高棉士兵說到摧毀殖民者的遺跡時，他們使用了「淨化人民」和「回到農村，回歸農民」之類的短語。
「他們頭腦中完全沒有人道主義精神的概念，」紅十字會的一位外科醫生莫雷·卡邁克爾在描述他工作那所醫院遭到清空的事情時說，「他們把所有人都扔出了醫院，斷腿的、重症的和正在輸血的病人都未能倖免。這些病人多數都將死去。簡直太可怕了。」
4月18日，在使館的第二天，法國人要我們準備好第二天上交護照，這樣他們就能將使館區內的人進行分類。這意味著我們所擔心的事情是真的：和我們一起來的柬埔寨人無法受到保護。我和司機希阿、薩倫討論過現實的情形。他們認為自己應該現在離開，那樣總比後來跟著數百人的柬埔寨人群一起離開要更有機會一些。於是我給了他們一些百元的美鈔，每人一千美元，以備賄賂時使用。離別的時刻迫近，我們都不忍看到對方。下午2：25，希阿和薩倫帶著他們的家人，裝了幾包食物和其他必需品，從法國門衛偷偷為他們打開的後門悄悄溜走了，向北逃離了這座城市。
對於潘，我們還寄有最後一線希望：喬·斯溫恰巧有兩張英國護照。多出的那張護照也寫著斯溫的名字，但我們覺得可以做點手腳，把名字巧妙地改成潘的，這樣他就有外國身份了。艾倫·索洛科夫用一支鉛筆、一把剃刀和一些膠水開始了這項工作。斯溫的中間名有連字符，因此我們擦掉「喬」「斯溫」和那條連字符之後，潘就有了一個新名字。但這是個上層英國人才有的名字，叫安克提爾·布魯爾，名字很拗口，潘用了好幾個小時才練熟了名字的發音，用得像自己的名字一樣。我們用潘的照片做了替換，第二天，即7月19日，我們將這本護照夾在我們的護照中間一起遞交給法國人。一天後，法國人找到斯溫，告訴他這種把戲根本行不通，他們說紅色高棉也會很容易看出這是偽造的，而這樣一來很可能危及整個使館區。法國人說，他們會當場殺死潘，很有可能也會把我們殺掉。他們堅持要讓潘離開。
我沒有立刻將這一切告訴潘。我需要時間想想別的辦法。同時我也在聚集勇氣。我的腦子一片空白。我和斯溫還有其他人一起商量，但誰也想不出能把他藏起來的辦法。最終，我把消息告訴了他。
我問他是否能理解——我們已經嘗試過所有辦法，但還是沒有頭緒。他說能，他能理解。但我卻想不通，無法直面這麼可怕的現實。他救了我的命，而現在我卻不能保護他。我恨我自己。
早上潘和我之間這次交談並沒有使我的良心和責任感有所疏解。我們交談之間，使館的工作人員在使館區四處走動，告訴所有柬埔寨人必須離開。「我們很想幫助你們，」一位法國官員說，「但是沒有辦法。如果你們留在這裡，會有麻煩的。你們最好離開這裡。現在走時機還好，因為不久之後紅色高棉就會來使館搜查。」
潘把所有重要物品都塞進一個小包裡。他銷毀了一切可以把他與外國人聯繫起來的證據，將自己偽裝成工人階級的普通一員。使館裡所有其他的柬埔寨記者，多數都是自由攝影師，他們也都是這麼做的，只有不多的幾位留下了相機。有一些柬埔寨記者身邊還帶著家人。
我們把所有的「私人」食物、香煙和柬埔寨錢幣都給了他們。我還給了潘兩千六百美元，用作賄賂時用。4月20日上午10：15，潘他們一行一共二十一人聚集在使館的前門，他們的物品放在一輛破舊得推著才能上路的豐田貨車後。
我張開雙臂抱住潘，想要說點什麼有意義的話。但我一句話也說不出，潘也和我一樣。
我看著他走出大門，在視線中消失，之後我頭頂著使館大樓，用拳頭捶打著牆壁。
喬·斯溫走過來安慰我。「你也是無能為力啊，」他說，「你完全無能為力。你等著看，一切都不會有問題的。他一定能找到邊境逃走的。你瞭解他是多麼足智多謀。」
此後的年月裡，當時的場景，潘走過大門那一刻的場景，成為我眼前不斷重複的噩夢。有時我會驚醒，想著一些當時可以用作保護他，使他留在我身邊的策略。我是個倖存者，但卻總不知該如何面對倖存下來這件事。
潘離開的那天晚上，法國使館副領事讓·狄埃克來到我們的駐區，簡要地介紹了最近一次與紅色高棉的談判情況。他是個正派的人，二戰時曾當過戰俘，忍受了很多殘忍的刑罰。現在他被身上的重擔壓得喘不過氣，人們期待著他去拯救生命，但這些訴求他卻無力響應。他先跟我們閒聊了一番，告訴我們他與紅色高棉的談判仍沒有任何進展，漸漸地他的情感開始顯露出來。從使館區驅趕柬埔寨人使他非常懊悔而心痛。「我們不是警察，」他說，「但我們卻得驅逐他們。他們在這裡可能會被槍打死，而且還會危及到有牽連的人。」他的眼中湧滿了淚水，聲音顫抖而細微，充滿痛苦，我們得伸長耳朵才能聽清。「說這些真令人痛苦。我們做了這種事情，我們真不配做人。」他再也說不下去了，迅速地從屋裡走了出去，沒有再看任何一個人一眼。那一刻，我感覺和讓·狄埃克貼得很近。
第二天，4月21日，使館裡餘下的大約有幾百柬埔寨人都被迫離開，這個時刻充滿悲傷。柬埔寨丈夫和歐洲妻子被迫分離。使館區一片哭聲。
路易賽特·普瑞艾特女士是位比利時人，他的丈夫是位柬埔寨籍工程師，也要被迫離開。她用手帕捂著臉哭泣，她的丈夫溫柔地抱緊她。「堅強，親愛的。要堅強，親愛的。」他輕聲低語著。她完全無法自控，嬌小的身子在哭泣中顫抖著，她的兩個很小的女兒看著她，懵懂無知。
黃沙林是我的一位柬埔寨朋友，他曾在前政府的通訊系統裡擔任重要職務，現在他正要把自己七個月大的兒子送給一位法國人來照管。他給了我一些錢，讓我存進銀行留給孩子用。「你覺得他們會懲罰像我這樣的人嗎？」他問。我不敢對他說我的真實想法。「我想不會，」我說，「你又不是士兵，也不是政客。」我們兩個人都知道事實不會是這樣的，他的面色依然陰沉著。送走孩子這件事和對於未來的無望使他的妻子變得歇斯底里。她抓住我的胳膊，乞求著：「我的第一個孩子，唯一的一個孩子！我們再也見不到他了。救救我們，救救我們！幫我們要一份證明文件吧先生，您可以做到的。」我這時完全不敢直視他們的眼睛。
九天後，4月30日，使館內的最後一次撤離開始了，一共兩輛卡車負責運送。拂曉時，頭一輛運送卡車開往柬泰邊界，車上載著使館區裡的五百名外國人（使館共有外國人八百名）。我也坐在其中。我們凌晨2點起床收拾行李，一個小時後，當我離開使館向卡車走去時，看到休息大廳裡有個遺棄的塑料大箱子。那個箱子足夠讓潘藏到裡面，我可以開幾個孔給他透氣。我僵在那裡，深吸著氣，盯著那個箱子。過了一會兒，有人叫我讓我快點兒，要不就錯過護送隊了，我木木地走了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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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半之後，在經歷了一段季風雨水浸泡的旅程後，我們到達了邊境。一路上撤離的人群不斷因食物而發生小規模的爭吵，路上我們還看到面色冷漠的紅色高棉工作隊在警衛的監視下用雙手建公路、修大壩，不由地產生了敬畏和恐懼之情。我穿過那座搖搖欲墜的邊境小橋之後，第一個歡迎我的是蔡博雷，他是美聯社的一位柬埔寨籍記者，4月12日，他和家人乘坐一架通訊社撤離班機離開了金邊。我們走向前互相擁抱時，他問我潘到哪裡去了。「他沒能來。」說出這幾個字之後，我就泣不成聲了。雷看著我，明白了一切，也跟我一起哭了起來。
我來到曼谷，開始為《紐約時報》書寫關於金邊陷落和我們被俘事件的長篇紀錄。之後我和妻子孩子一起返回了新加坡。我又接到一份新的國外任務，妻子和孩子也已收拾好了行李準備回到美國的家中。但我還沒有準備好重新面對「正常」的生活，用了很久重新整理了心緒才出發。
我們還沒有到美國，就已經7月中旬了。妻子感覺到我的失落情緒，於是決定和我一起留在洛杉磯（也是她的家人所在的城市），等著我做出下一步的決定。一周之後，我出發趕往紐約去見編輯。我首先在舊金山停了一下，去探望潘的妻子瑟摩恩和他們的四個孩子。在《紐約時報》和一家與其合作的難民救援機構的幫助下，他們在這座有很多亞洲人的城市定居了下來。他們的生活費由《紐約時報》和我共同負擔。
自從4月份從金邊撤離起，已年屆三十歲的瑟摩恩自然而然地對自己的未來產生了恐懼和迷茫。她現在在一個陌生的國家裡，除了高棉語什麼都不會說。在翻譯的幫助下，我試圖通過電話和書信來向她保證一切，但沒有潘在身邊，她還是茫然無方向。我在一封信中告訴她：「他要抵達邊境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但「我知道不久之後他就會出來。」我去了她們的第一所房子，鐵道旁的一座狹窄小屋。在那裡拜訪時就發現，這種美好的樂觀態度是個錯誤。
幾個孩子看到我很興奮，瑟摩恩卻心煩意亂，但努力地不表現出來。我們並排坐在沙發上，這時她突然控制不住，跑進了浴室。過了很久她才出來，眼睛通紅，手裡拿著一條濕毛巾。我求她告訴我有什麼問題——儘管我本來就知道是什麼原因。她猶豫了很長時間，最後才說了出來，她的話就像判決一樣落在我身上：「我本以為你來的時候會帶回潘的。」說著她又哭了起來。這時我給她講了我們在使館避難的全過程，告訴她為什麼潘和其他柬埔寨人沒有被允許留下來。
此後的幾天，我不停地和瑟摩恩聊天，事實上也是在與自己交談——要堅強，要保持著生存的信念，要相信潘的勇氣、智慧和決心會幫助他度過難關。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們跟蹤了許多由成功逃跑者帶來的關於屠殺和饑荒的消息，那些消息使我們兩個人的信念出現過多次動搖。我們也沒有別的途徑來瞭解信息：柬埔寨停止了一切與外界的常規聯繫，沒有郵件，沒有電話，也沒有電報，外人完全無法與他們的政府溝通，按照法律也不可能順利入境。
我自己編造出一些情境來使我們相信：潘之所以沒有越過泰國邊境是因為他和父母在一起，而兩位老人已是年老力衰，無法進行如此艱險的逃亡嘗試；或者只是由於潘的謹慎機敏，這也正是潘一貫的特點，在成功的機會不是非常高的時候，他是不會著手翻越邊境的。後者，結果被證實就是真實的情況。
在紐約，我終於說出注定要說的話——我想要離職一段時間，寫一本關於柬埔寨的書。《紐約時報》的所有工作人員都能理解我的想法，因此同意了我的要求。我回到洛杉磯的家中，心情舒緩了很多，有時甚至還會有些振奮。但我始終無法將潘從腦海中推走，每當想起他時，我的思緒就會阻塞，書就無法再寫下去了。
這時我會轉而寫信，寫給所有能想到的人，尋找潘或搜尋一些和他哪怕只有一丁點關係的新聞。我寫信給泰國政府，寫給美國駐曼谷和新加坡的大使館，寫給個人難民，寫給在泰柬邊境附近工作的救援人員，寫給國際紅十字會，寫給世界衛生組織，寫給聯合國難民署，寫給東南亞的記者們和其他一些朋友，還寫給一些情報官員和其他在邊境執行任務的人，我想他們可能會通過某些特殊方式，甚至超越法律界限的方法來幫助我。
我給其中一些人寫過很多次信，儘管我知道他們能幫助潘逃離柬埔寨的可能性極其微小。我印了五十張傳單，每頁傳單上有兩張潘的照片，之後在泰國與柬埔寨的邊境上發放。這些事情填滿了我的日子，有時會使我感覺自己在做些有用的事。在我看來，只要我能堅持這樣做下去，潘就不會消失，也不會死去。
一位在泰國工作，也加入了搜救潘的活動的救援機構官員寫信回復我，講述了他自己的挫敗經歷，還有其他一些將柬埔寨朋友落在身後的西方人身上的故事。「每個從柬埔寨走出來的人，」他很沮喪地說，「都因此前發生的一切，經歷過一段近乎心理崩潰的階段。」
和寫信一樣，我也打了很多電話，一次又一次地撥通官方和非官方聯繫人的電話。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不敢面對面地見任何人，甚至連我的家人都不行。我常常把自己藏在房間的角落裡，在沒有什麼信可寫，也沒有電話可打的時候，我就會把當地報紙的每一頁都讀遍，或者看電視。
我甚至不敢去拜訪潘的家人，我無法再次承受瑟摩恩的失望「我本以為你來的時候會帶回潘的」。
因此一直以來我都是通過電話和寫信與她保持聯繫。我還經常給負責照管他們一家人的救援機構寫信，討論瑟摩恩的適應問題。她是個堅強的女人，過去是，現在還是，但她因為潘而日夜焦慮，和我一樣也睡不好覺。她常常夢到潘。有時是好夢，但多半時候都是噩夢。她總是會回想起金邊陷落之前發生的一次小事故。一幅潘的畫像，不知什麼原因突然從他們的臥室牆上摔了下來，相框嵌著的玻璃都摔碎了，她為此痛哭不止，把這幅畫像的摔落看成是與潘分離的預兆。每次回想起這件事，她都會啜泣。
兩位新朋友威廉和特魯迪·德波莎的出現使瑟摩恩和孩子，還有我都得到了新的生命支撐。威廉是一位房產商，曾率領一隊勘測人員在越南工作過。特魯迪是位企業主管，1975年在越南和柬埔寨志願參加過難民救援工作。除了從法律意義上之外，他們兩人事實上收養了瑟摩恩和她的孩子，帶著他們去超市，坐公車，帶他們走過美國錯綜複雜的官僚機構。在學校發成績單時，他們還成為孩子們的代理父母，當時最小的一個孩子提托內爾各科學習成績都不錯，但行為舉止的成績卻不好，常會得到「U」——這一項裡，淘氣的孩子一般會拿「U」，代表「Unsatisfactory」（不合格）。他的老師解釋說，他是個好學生，但在課堂上總是不停地說話。
瑟摩恩正在學英語，但學起來比孩子們要困難很多，那些孩子在特別學習班裡學得都很好。她當時選擇在舊金山安家是因為這裡已經有一小批柬埔寨人定居，這個決定真是很明智。作為東方人向美國移民的門戶，數代的積累之後，舊金山已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社會服務系統，以幫助像她一樣的移民。然而，她的適應過程因負責她的那位社工而變得複雜了許多，那位社工一直認為瑟摩恩之前居住的環境非常艱苦，屬於社會救濟階層。德波莎和我不斷勸說那位婦女，告訴她瑟摩恩的經濟狀況良好，很有保證。但不管我們說什麼，也不管我們怎麼做，她的態度都沒有絲毫的改變。
有一天，瑟摩恩的房東——那位社工的一位朋友——要非禮她，還對瑟摩恩說，如果她能給他點兒「好處」，他就不收房租了。瑟摩恩把他趕出了屋子。後來瑟摩恩向那位社工抱怨此事時，那位社工卻說，作為一個「難民婦女」，就應該預見到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這樣的複雜關係持續了幾年之後，瑟摩恩漸漸積蓄了足夠的自信，英文能力和獨立生存的的能力也都已足夠應對各種問題，她與那位社工也斷絕了一切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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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2月，金邊陷落後十個月，我們收到一封信，使我們的期待第一次有了堅實的基礎。這封信來自沃倫·霍菲克，一位在泰國做難民救援工作的朋友。在信中，他說一位和潘是高中同學的難民帶來消息稱，幾個月前看到潘在暹粒省，駕著一輛牛車，為所在工作隊的人們收割稻米。那個人準確地描述了關於潘的大量細節，我不得不相信。暹粒是潘的家鄉，他離開法國使館時也正是朝那個方向去的。我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瑟摩恩，但也告誡她，潘逃出來可能還需要很長時間。
霍菲克在信中說，他自己也面臨著同樣的煩惱——要告訴柬埔寨朋友，他們那些尚在國內的親人可能很久之後才能逃出來。「試著想一些溫和的方法，讓她接受這個現實。」他寫道，又加上了一句很諷刺的感傷，「向他們解釋說美國奇跡的時代已經結束，你也無能為力是多麼殘酷啊。」
霍菲克與抵抗團隊的一些成員關係很好，這個團隊會定時派出武裝隊伍到柬埔寨搜集信息，騷擾紅色高棉，有時也會營救一些人員。我提出會給他們一定的報酬，希望他們能找到潘，把他帶出來。沃倫負責安排了一切。游擊隊繼續著他們的突襲，但從未找到過潘。此後只有一條類似的消息稱見過潘。一年後，1977年的春天，我從兩個信息來源分別得到消息說，有人看到潘在柬埔寨中部，離暹粒很遠的磅同省出現。他們還說，消息顯示他在一些反抗活動中很活躍。
這些消息都不太講得通——為什麼他會遷往遠離邊境的內陸呢？為什麼沒有接受過任何軍事訓練的他會突然拿起武器呢？但這些信息來源一直以來都很可靠，我緊緊握住這些消息，就像抓住了救生設備。在紅色高棉接管政權兩年之後，柬埔寨死於屠殺和疾病的人已有成千上萬，如果現在他還活著，那我就有機會再次見到他。
去年10月，潘逃出來之後，我問他那些消息是不是真的。他說第一條是真的：1975年下半年他確實在暹粒駕過牛車。第二條消息有誤：他從未去過磅同省。但他有一位兄長去過那裡，那位兄長的名字和他很類似，叫狄浦。1979年初，越南軍隊佔領柬埔寨，推翻紅色高棉政權之後，潘才知道他的長兄浦的遭遇。
浦曾在朗諾軍中任上校。1975年，他與妻子和五個孩子逃往磅同。直到1977年末，兩年多的時間裡，他一直很好地隱藏了自己的軍人身份，但之後還是有人告了他的密。紅色高棉殺害了他們全家。潘得到的一條消息說，浦一家七口都被活活地餵了鱷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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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春天，我回到《紐約時報》工作，做都市版的助理編輯。同一個周，1975年的普利策獎獲獎名單宣佈，我因對柬埔寨的報道獲得了外國報道類的大獎。我代表潘和我自己，接受了這個獎項。
此後一年，我的家人也來到紐約，和我住到了一起。儘管這本書零零碎碎地寫了一些，但遠沒有完成。不管怎樣，我都覺得應該回到現實世界。
我仍繼續寫信、打電話尋找著潘，但工作繁忙使我無暇沮喪。
瑟摩恩時不時地會打來電話，憂心忡忡。關於柬埔寨大規模屠殺的新聞會不斷地重新喚起她的疑慮，她會一遍遍地問我，潘離開法國使館時所說的一切。「他準備越過邊境嗎？他是怎麼叮囑我和孩子的？」其實她真正想問我卻害怕說出口的是，我是不是覺得潘還活著。我則不停地說，我相信他最後一定會安全地逃出來的，說這些話為了安慰她，也是在撫慰自己的內心。1978年初，瑟摩恩在柬埔寨社區的一位女性朋友建議她應該考慮一下再婚，至少是為了孩子也要考慮一下。那位婦女提到一位富有的柬埔寨鰥夫正在找妻子。瑟摩恩立即拒絕了她的提議，她要等待潘回來。
奇跡發生在1979年4月8日上午9點剛過一會兒的時候。我正在刮鬍子，電話鈴聲突然響起。來電的是我們巴黎分社的安德裡亞斯·弗洛恩德。「西德尼，我有個好消息。」他說。然後他告訴我，一位駐地在巴黎的東德記者跟隨一批蘇聯陣營的記者穿越了柬埔寨，經過暹粒省時，那位記者碰到了潘，並從潘那兒給我帶來了一條口信。口信一共有八個詞，是用英文寫下來的——這是我聽到的最美妙的八個詞：「狄潘倖存，暹粒吳哥。」我真想穿過電話親吻安德裡亞斯，將來某一天，我一定要當面親吻他。
之後我打通了那位東德人格哈德·裡奧的電話，他是《新德國》雜誌社的記者。我就像個瘋子一樣，想要弄清關於潘的一切細節。他用與我的興奮判若天壤的平靜語調說，2月15日，他在吳哥窟的寺廟群附近遇到了潘。潘把裡奧拉到沒有人能聽到他們談話的地方，用法語讓裡奧幫忙給我帶一條口信。「這條消息會讓他開心起來的。」裡奧引用潘的話說。潘還對裡奧講了自己的大概情況，告訴裡奧自己曾為《紐約時報》工作過，告訴裡奧紅色高棉到來之前，他就把妻子和孩子撤離了柬埔寨，還告訴裡奧，他是靠著偽裝成普通的工人，才躲過了紅色高棉的清洗。
這一切都發生在1979年1月，當時越南軍隊剛佔領柬埔寨之後不久，推翻了紅色高棉政府，並建立了自己的代理政權。數十位蘇聯陣營的記者在越南人和莫斯科同盟的保護下來到柬埔寨。裡奧對延遲兩個月才傳來消息表示歉意，但他解釋說，探訪柬埔寨之後，他又回到越南做了報道，剛剛才回到巴黎。
他說潘看起來「健康狀況還不錯」。更重要的是，潘還讓裡奧給我帶了一張他的照片。那張照片裡的潘穿著寬鬆黑色衣褲，站在幾座不大的吳哥窟廟前。從拿到這張照片起，我就給它加了個相框，一直放在我的辦公桌上。
有一張他的照片放在眼前滿足了心裡的期待，但這些並不能切實地減輕我的恐懼。從所有的難民處得到的消息都可以明確的看出，在柬埔寨，今天的生存並不能保證明天的繼續存活。
然而儘管不斷有各種令人沮喪的消息傳來，我和瑟摩恩也都在離潘遙遠的地方長夜難眠，但我們都無法想像，或者可能是不願意去想像，潘在柬埔寨所經歷的苦痛、荒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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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20日，潘一行人離開法國使館，向西北踏上了混亂的遷移之路，那時他還懷著一線期望，認為在紅色高棉統治下的生活應該尚可維持。但只過了不到一天的時間，他就有了不同的認識。紅色高棉士兵把人當牲畜一樣待；他們砍破了車的輪胎，逼迫人們步行；他們使用一些從未聽聞的思想理論詞語；他們就看起來就像外星人一樣不可理喻。及至第四天，他們抵達距離金邊二十英里的河邊小鎮普裡克坎當時，潘確定了自己的計劃。
他扔掉了自己慣常穿著的西式休閒衣著，套上一套工人衣服隱匿身份——是一套低等出租車司機的衣服，髒襯衫、短褲、拖鞋和一條柬埔寨的傳統圍巾。他還剪短了頭髮，扔掉了我給他的兩千六百美元，因為在新建立的柬埔寨，錢沒有任何用處，而且可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敢說，他們對人民撒謊了，想讓大家都配合。」他說，「他們告訴我們說，只不過是去農村待幾天，因為美國人要來轟炸金邊。」
「如果你說出了事實，或者稍微爭論一下，他們就會殺了你。」——這就是潘生存下來的箴言。「他們說所有人民都屬於同一個階級了，我們都是工人階級和農民。」因此他時刻壓抑著自己的思想，注意著自己的用詞，盡量使用粗鄙簡單的言語，以此來掩蓋自己受過的教育和記者背景。他盡可能少說話，學會溫柔地逢迎。「我努力讓自己變成一個沉默的人，就像一個佛教僧侶。」他假裝對政治毫不關注。「我不關心他們會不會把我當成傻子。」他說。內在的克制是他得以生存的依靠。「我必須從各方面加以克制，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克制」這個詞不停地出現在他的複述中。
並不是所有的柬埔寨人——甚至包括與西方人一起工作過的記者——能像潘一樣機敏。在普裡克坎當，潘遇到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攝影師索芬。當時他平靜地坐在路邊，身旁還有他的兩位妻子、四個孩子和弟妹。「索芬很高興，」潘回憶說，「士兵盤問他時，
年輕時候的狄潘
索芬告訴了他們自己的身份，還把自己的攝像機和拍的片子給他們看。他堅信高棉士兵會讓他做新政府的攝影師。」
潘很謹慎地與索芬交流了幾句，告訴索芬自己對紅色高棉心存疑慮，之後就迅速恢復了假扮的底層百姓身份，匆匆離開了。不久之後，有朋友告訴潘說，索芬和他全家人都被施以了死刑。
潘一路上遇到的第一個重要關卡是在距離金邊大約四十英里的叫做「包」的地方。在那裡，紅色高棉嚴密地搜查了每一個人。「他們說話聲音很輕柔。」潘回憶說，「『告訴我們你的真實身份，』他們說，『我們不會懲罰你的。』多數人相信了他們。在「包」，他們用這種方法抓住了很多大官和軍事官員。」
潘告訴了他們自己的新身份，編造了一個平民出租司機的故事，而紅色高棉也沒有產生猜疑。「他們問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到哪裡去了，我告訴他們，在混亂中我們一家人走散了。」
潘領到一張身份證，繼續前行。不到一個月，他抵達了丹德村，距離暹粒城東大約二十英里。他在那裡停了下來，一住就是兩年半—— 「因為村民們告訴我說，遠處的紅色高棉更加凶殘。」
丹德的紅色高棉也並不和藹。潘親眼見識過很多次毆打事件，他們用厚木板和農具打人，很多人被打死。「他們不會當著我們的面殺人，」他回憶說，「他們在夜裡把人拖出去，用木棍和鋤頭把他們敲死，以便節約子彈。」生命全在他們的股掌之間，紅色高棉不需要太多理由就可以殺人，最簡單的理由可以是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牽手，某人未經許可逃工。「任何他們不喜歡的人都會被指認作老師、學生或前朗諾政府的士兵，然後一切就都結束了。」
饑荒很快降臨了丹德，同樣也蔓延在整個國家。戰爭影響了所有的農活，下一季的收成太少，來得也太晚。潘認為1975年一年內，柬埔寨七百萬人口中有大約有百分之十死於飢餓，老人和孩子死去的尤其多。
早先，潘偷偷地用自己的結婚戒指換了一些米，但這些米也沒有維持太長時間。最終，丹德的大米定額減少到每人每天一匙。絕望的村民吃蝸牛、蛇、昆蟲、老鼠、蠍子、樹皮、樹葉、花朵和香蕉樹樹幹，有時他們還會吮吸水牛的皮。還有消息傳到潘待的村子說，西面的地區饑荒更加嚴重，有些人挖出地下剛受死刑埋下的屍體，把肉煮了吃。
及至1975年10月，潘——當時在一個種植管理稻田的工作組幹活——已經變得極度虛弱，只有靠著木杖支撐才能站立。他的腿抬不高，邁不過稻田周圍及膝高的路堤，所以他只得低下身子俯臥到路堤上，然後滾過去。他的臉因營養不良而腫脹，牙齒開始鬆動。他害怕自己可能就要死了，所以他冒了一次險，非常致命的一次冒險。
在收穫季節的一個晚上，他從自己住的易燃木頭和稻草搭成的小屋溜了出來，爬進附近的一處稻田，開始撿拾稻穗，塞進自己的口袋。突然，從黑暗中站起兩名警衛。潘想逃跑，但雙腿因無力而摔倒。他哀求著，說自己實在餓得不行，只偷了一點兒米。他們叫來十二個村民委員會的成員，一共十男兩女，十二個人一起用砍竹子的帶刃長農具打他。他蜷曲在地上，他們就踢打他，大喊著：「你是敵人。你偷集體的大米。」「我以為他們要砍掉我的頭呢。」他說。
他們暫停了毆打，把他的雙手緊緊地綁在身後，帶他來到一個更為偏僻的地方。「我們殺了他吧，」領頭的人說。但另外一位紅色高棉幹部很喜歡潘，因為他工作做得不錯，他開口要大家留情。誰也沒有下最終決定，而潘被綁著，渾身都被打腫了，血不住地流著。那一夜他都跪在外面，等待著自己的命運。開始下雨了。「我祈禱著，祈禱佛祖能保佑我的生命，」他說，「如果上天有靈，我就能得救。」
等到早晨，那位勸說要留他一命的人說服了其他人。潘被帶到整個公社六百多人面前遊街示眾，並因他的「罪行」遭到大肆的批評。他被迫發誓，再也不會破壞公社的規定。他做的宣誓是這樣的：「如果我破壞規定，我就把生命獻給你們，任由你們發落。」
獲釋之後，他又冒了一個險。遵從佛教的習俗，他將頭髮剃光，以感激佛祖的拯救。紅色高棉是禁止任何宗教行為的。所有佛像都被毀壞，僧人或者被殺，或者像普通勞工一樣在田地裡工作。潘的行為可能會給他招致又一項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