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作者手記：該文取自《戰爭之罪：公眾應該知道什麼——現代戰爭之罪惡研究》，羅伊·古特曼和大衛·裡夫編輯（紐約：諾頓出版社，1999）。本章其他文章皆取自《紐約時報》。
過去的三十年裡，柬埔寨一直深陷於戰爭、種族滅絕、奴役、逃難、飢餓和疾病的陰霾，現在又經歷著激烈的內部衝突。這裡發生的一切猶如二戰時歐洲納粹對猶太人的那場大屠殺在亞洲的重演。
柬埔寨與泰國、老撾和越南等國毗鄰，國土面積與密蘇里州相類。1975年，當瘋狂的紅色高棉游擊隊席捲金邊，並開始了極端農業革命最重要的「淨化」運動時，柬埔寨有七百萬到八百萬的人口。四年之後，1979年，紅色高棉被趕回到叢林裡，身後留下纍纍罪行：一百五十萬到兩百萬柬埔寨人喪生在「聞名」於後世的「殺戮場」上。整個國家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慘遭殺戮，這個比例如果放在美國，人數將達到五千萬到六千萬。
有一些學者聲稱，從技術角度上講，柬埔寨發生的一切不能算作種族滅絕，因為在那裡，多數時候是一些高棉人在屠殺另外一些高棉人，與國際法中關於種族滅絕的定義不同，他們並沒有試圖消滅另一個「民族、種族、人種或宗教群體」。
然而，人們在做出此類語義上或法律上區分的同時，卻往往拋棄了常識。畢竟，紅色高棉曾試圖抹除一種文化，企圖摧毀柬埔寨宗教的重要基石——小乘佛教。這也許可以幫助人們理解，為什麼這麼多年來法律在辨查屠殺行為時，其指導意義顯得如此微弱。不管把柬埔寨的大規模屠殺稱作種族滅絕，還是簡單地將其看成對人道主義的侵犯，這個事件的本質都是一樣的——那就是，魔鬼降世。
因此人們可能會把在柬埔寨發生的一切，用來例證法律處理類似犯罪時的弱勢地位。國際法的效力終究是要建立在世界各個民族國家同意遵從和執行的基礎上的。在柬埔寨的案例中，多數民族國家都表示出震驚和駭異，但卻未採取任何行動。更有甚者，雖然1979年越南等入侵並推翻紅色高棉政權，並在金邊建立了親越政府，但此後幾年裡，西方國家仍認定同一批紅色高棉官員為柬埔寨在聯合國的合法代表。華盛頓方面與其同盟一方面譴責紅色高棉的暴行，另一方面卻固守冷戰思維。他們認為，與其將柬埔寨的聯合國席位拱手讓給越南及其後台蘇聯支持的政府，還不如保持現狀。權力政治才是最高法令，而不是法律。
為了給人類歷史留下公正的記錄，讓我們來看看紅色高棉到底都對柬埔寨民眾犯下了何種罪行吧。在抗美戰爭勝利幾個小時之後，紅色高棉就採取了第一次行動，他們劍鋒一轉，把所有城鎮居民都驅趕到遠在鄉郊的勞動營。隊伍途經的村鎮全都清空。事實上柬埔寨已經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強迫勞動集中營，掌控在「最高權利機構」——「安卡」的鐵拳之中，而這一切還算不上恐怖。
紅色高棉大力推行鎖國戰略，外界無法窺探到其中的真情。恐怖即將到來。新統治階級在巴黎留學歸來的「一號大哥」波爾布特的領導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革命，以徹底打破家庭、佛教信仰和鄉村這柬埔寨社會的三大基石。在痛苦不堪的轉移中，人們被驅趕到遠離故土的遠方營地。孩子與父母分離，被安排在青年營中，在那裡他們受到當權者的教育和理念灌輸，要他們檢舉父母和周圍成年人所有違反「安卡」統治的行為。婚姻全由「安卡」來安排。學校關閉，貨幣廢止，工廠倒閉，報紙停刊，收音機被沒收……
佛教寺廟或被搗毀，或被關閉。紅色高棉掌權期過後，原來六萬多的佛教僧人只剩下了大約三萬人；其餘的僧人或被屠殺，或由於過重的勞役、疾病、折磨而致死。穆斯林少數民族占婆人也成為清除的對象。
然而，對宗教的迫害只是個開始。簡單說來，紅色高棉將所有認定為「不純」的柬埔寨人列為潛在清除對象。「不純」的人指所有受過教育的人，在人口聚居區長大的人，受過任何外國文化「污染」的（包括懂得外語的）人，甚至戴眼鏡的人也包含在內。不管任何人，只要被懷疑與病態的農業革命方向有悖，就有可能被清除。所有可疑的柬埔寨人都被打上了「新人」的標籤，與「純淨」的人民區分開來。有時 「新人」還被要求戴上特別的圍巾（很容易令人想起納粹要求猶太人必須佩戴的黃色大衛之星袖章）以作區分，這樣就很容易把他們從人群中挑出來，被挑出來的「新人」往往都會被拉去處決。
紅色高棉當時有一句盡人皆知的口號：「饒你一命沒什麼益處，殺死你也沒什麼損失」。在這句凶殘的魔咒下，至少一百五十萬柬埔寨人慘遭殺害。
1975年4月17日紅色高棉進行抗美戰爭勝利遊行時，我正在金邊，看到了他們冰冷的面孔和一潭死水般的眼神。他們下令全城撤離，要求所有人去往鄉下加入神聖的革命事業，不願離開的人都要被殺掉，游擊隊戰士甚至要求傷員離開擠滿人的醫院。兩百萬滿心恐懼的市民走出首都。在戰爭的最後幾天裡，醫院裡全是傷員，地面因佈滿了血跡而濕滑異常。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處理傷員，只能做些急診手術。消毒手套用完了，醫生只能把雙手在盛消毒液的碗裡浸一下就來到下一個手術台前繼續工作。撤離命令下達時，金邊市的醫院裡有五千到一萬名傷員。他們多數都不能行走，只能靠親屬推著床走出醫院，身邊掛著血袋，沿著大路離開市區，向著「革命」的大地走去。
外國人可以到法國使館區避難。我親眼看著很多柬埔寨朋友被趕出金邊，多數都再也沒見到過。我們活下來的都感覺自己像是背信棄義之人，自己得到保護，卻沒有盡力營救朋友。我們為此感到恥辱，直到現在仍不能釋懷。
兩周之後，紅色高棉政權將我們驅逐出境，他們用兩輛載重卡車把我們運到泰柬邊境。此後柬埔寨就完全陷入封閉狀態。外界看不到裡面發生的事情，屠殺即將開始。
可柬埔寨的悲慘境遇並非是從紅色高棉掌權才開始的。1970年3月，由朗諾將軍領導的親西方派別在華盛頓政府的授意下廢黜了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並將其流放至國外，早在那時起悲劇就開始上演了。西哈努克是一位中立主義者，他多方退讓以迎合美越雙方，使柬埔寨免於捲入越戰。他同意美國在柬埔寨境內秘密地轟炸越南避難所，同時也允許越南使用柬埔寨的港口城市磅遜（又稱作西哈努克城）為避難所運送物資。
西哈努克的下台，預示著朗諾領導下的柬埔寨對越南的宣戰，而理查德·尼克松總統早就希望在金邊有自己的黨羽來取代之前的中立主義者，因此命令美國軍隊從越南推進到柬埔寨邊境，對避難所進行了持續六周的攻擊。然而，總統對朗諾並不是很有信心，因此在未事先通知他的情況下，決定入侵柬埔寨主權領土。直到後來尼克松總統在國家電視台上向全美公眾做出通報之後，襲擊已經展開時，才將入侵決定告知朗諾。
這一事件也標誌著柬埔寨正式地變成了一枚冷戰的棋子，整個事件最具有諷刺意味的轉變在於：1970年紅色高棉還不是重大威脅，只不過是一些魚龍混雜的雜牌游擊隊，總人數最多也不過三千至五千人，五年之後卻擴充為一支擁有七萬至十萬人、橫掃金邊的凶殘力量。不斷擴大的戰事使紅色高棉的地位越來越高，也獲得了充足的人員補給，同時他們也從越南軍隊那裡得到了戰鬥方面的指導和幫助（至少在開始的兩年，雙方還未因嚴重分歧分道揚鑣之時還是如此）。
這五年的戰爭慘絕人寰。幾個世紀前，戰場上的柬埔寨勇士有一個傳統，他們會把敗將的肝切下來，燉熟了吃掉。他們堅信這將使自己獲得力量，還能得到不被敵人殺掉的護身法寶。由於這個以及無數其他的原因，國際社會要求對降敵保持尊重的呼籲在這裡被完全無視。
戰爭初期，在金邊南部的一個城鎮裡，朗諾的軍隊殺掉了兩位越南人士，把兩人燒焦了的身體拼整了一下，頭朝下地懸掛在鎮廣場上隨風搖晃，以此警示任何想要協助敵人的民眾。我在《紐約時報》的同事亨利·卡姆試圖告誡朗諾軍隊的指揮官，說這樣對待死者的屍體有違《日內瓦公約》。那位指揮官覺得這話很好笑，他逕自走開，留下那兩具屍體仍舊扭曲地懸掛著。
隨著越南軍隊向柬埔寨逐步深入，朗諾政府開始掀起了反越運動。恐怖突如其來並逐步加深，很快柬埔寨國內為數二十多萬人的龐大越南居民群落就成為這場群體狂擊的目標，儘管他們在這裡居住數代並早已成為柬埔寨公民。大屠殺開始了。很多住在河邊，靠打漁為生的越南人慘遭屠殺，很快他們的屍體就成打地浮到湄公河上。索斯丹尼·費爾南德斯是一位菲律賓裔的柬埔寨政府軍將軍，後來成為軍隊總司令，他在這時開始利用居住在柬埔寨的越南平民做自己軍隊的盾牌，把他們趕到隊伍前面，迎著越南人的槍口——這種做法也是違背國際法的。費爾南德斯卻表示異議，他說：「這是一種新式的心理戰。」
西貢方面進行了艱苦的抵抗，居住在柬埔寨的越南人最終被安排在學校和其他公共建築裡，受到保護性拘留。他們中有很多最後遷移到南越地區，受到暫時性的保護，等待著狂熱的情緒平靜下來。
B-52轟炸機在進行「地毯式轟炸」
隨著戰爭的深入，政府軍控制的國土一寸寸地減少（至少朗諾政府控制的地區是在減少）。鬥志高昂的紅色高棉佔領的土地越來越多，政府控制的只剩下首都地區、幾條運輸通路和幾座省城。為了保住這幾條供給線路，美軍每天都會對鄉下的紅色高棉目標進行一番轟炸。多數轟炸時使用的都是巨大的8引擎B-52轟炸機，每架轟炸機可以裝載二十五噸炸彈，可造成地毯式的破壞效果，因此經常會傷及無辜平民。成千上萬的難民逃往金邊和省城。戰爭開始時，首都的人口為六十萬人，到1975年戰爭結束時，人口增加到兩百萬。駐金邊的美國大使館和華盛頓政府的基辛格團隊堅稱，難民逃亡只是為了躲避凶殘的紅色高棉。我經常到難民營，那裡人們對紅色高棉和美軍轟炸的抱怨都不絕於耳。有些農民根本沒有逃跑，紅色高棉利用他們對轟炸的憤恨，把他們招入軍中當兵或做搬運工。
這些轟炸說明了戰爭中一個近乎公理的事實：國際法中並未禁止使用的所謂「傳統」武器可以造成與禁用武器一樣恐怖的效果。
在柬埔寨，B-52轟炸機經常三架編隊，每架龐大的轟炸機裝載二十五到三十噸重的炸彈，機群炸彈總裝載量達到七十五到九十噸。B-52轟炸機丟下的炸彈在地面形成破壞網，或者應該稱作「破壞箱子」，可以根據軍隊的密集程度來改變破壞網（一般為一千米寬，兩千米長）的尺寸和形狀。在這些大規模轟炸（有時會把屍體和泥土揚起到一百多英尺高的天上）之後倖存的士兵往往都無法繼續服役，他們有的會留下永久性的傷痕，有的變聾，有的對尖銳的聲音和響動恐懼到極點。1991年海灣戰爭即將結束時，就是這種攻擊摧毀了向巴士拉撤退的伊拉克軍隊——後來這條路被人們稱作「死亡公路」。
1973年，一架B-52轟炸機誤炸了湄公河畔一個政府軍控制的城鎮——乃良，約四百柬埔寨人傷亡，多數是無辜百姓。美國大使館出面道歉，並按浮動比例對受害人家屬給予一定的補償：丟掉一支胳膊或腿的補償幾百美元，丟掉更多的會額外多一些補償，而死者獲得的補償會更多一些。有平民在戰爭中喪生時，軍隊會說這都是無意的，儘管所有人都知道平民傷亡是在所難免的，特別是在大範圍內釋放有殺傷力的武器時。五角大樓把平民傷亡的情況稱作「附帶損害」，這就如人們把凝固汽油彈稱作「軟武器」一樣，都是為了給公眾一個對於戰爭更溫和、純淨的印象。
很巧的是，在越戰和柬埔寨戰爭中，B-52轟炸機扔下的炸彈剛好有凝固汽油彈CBU（集束炸彈）。CBU是一枚重達五百多磅的巨大炸彈，其中載有數百個小彈頭。典型的CBU會在落到離地面很近時像蚌殼一樣張開，如驟雨般地向下面釋放出小炸彈。其中有一種叫做CBU-3，小炸彈的彈頭裝有凝固汽油彈，能使敵軍深陷火海或奪走空氣中的氧氣，使敵軍窒息而死。另外有一種CBU裝有特製箭頭，可撕裂人肉，也可把受害者釘到樹上或地上。有時外行人很難看出這些武器與國際法和國際慣例禁止使用的化學武器之間的區別。兩種武器都會使人產生恐懼感。政府告訴我們，自那次戰爭以後，凝固汽油彈和箭頭因其負面形象，都已從美軍CBU庫存目錄中清除了，但其他種類的CBU仍在使用，比如在1991年對伊拉克的海灣戰爭中就仍有CBU的蹤跡。
事實上，凝固汽油彈仍在作為燃燒彈使用，儘管五角大樓已經給它換了名字，還聲稱已經對其中的化學配方做了變化。新的炸彈被稱作MK-47,取代了之前的MK-44。炸彈中化學成分改變的唯一結果就是使它的燃燒性變得更為劇烈。
還有，該如何看待老式火箭彈呢？它們總被用作威嚇百姓的武器，是不是也都應該禁用呢？在那場長達五年的戰爭中，紅色高棉不斷地向金邊投射呼嘯的火箭彈。它們並未直指軍隊。這些火箭彈做工粗糙，尾部呈扇葉狀，從頭頂飛過時會有破空的鳴哨聲。你會知道火箭彈什麼時候開始垂直下落，因為那時鳴哨聲就會消失。火箭彈從城市周邊人造的木製平台上發射出來，並不指向明確的軍事目標，他們只需要把這些火箭彈投到塞滿難民的城市裡，任何地方都行。這些投落的火箭彈，散在市場裡、校舍中、場院上，濺起殘肢和爛鐵。這一切的目的只是為了讓平民恐慌，而他們成功了。
有時炮彈也可用作威嚇平民的武器。1974年夏天的一個下午，紅色高棉將一台繳獲的美產105mm口徑榴彈炮對準金邊，沿著城市南部掃射。最初，炮彈落在半月弧形的空地上時，爆炸沒有任何效果，而之後炸彈掃到一片叫做薩德姆科爾的聚居區時，死亡開始降臨。炮彈引起了火災，在疾風的吹動下房屋很快就陷入一片火海。不到半小時就有將近兩百人死亡，另有兩百人受傷，基本全是平民。警察用小型卡車把屍體拖走。——周圍沒有任何軍事目標。
不管是在柬埔寨還是在其他的大屠殺場，在任何年代裡，人類屠殺人類的野蠻以及這種野蠻的不可避免，都不是什麼新鮮事。一個永恆不變的教訓是，所有反人類的戰爭、種族屠殺或犯罪都是暴力的，有它們存在的地方，法律和文明行為這些概念就毫無意義可言。
這樣說來，試圖加強國際法的適用性及其強制力是否就毫無希望了呢？不，從來都不會無望的，只要我們相信有進步的空間，不管空間會多麼微小，希望就總是會有的。無論從本性上還是從傳統上講，記者都應秉承這種信念，或至少也應堅持這種原則，努力使壞事不至於變得更壞。也就是為此，才有了這部文集。
等待和平自天堂降臨
1972年11月2日
金邊——「我們是等待著和平自天堂降臨的可憐人。」一位西方國家駐金邊使館的前台接待員一臉愁悶地對來訪者說。他所說的幾乎是全國人的願望。上自總統朗諾，下至人力車伕，柬埔寨人都在等待著，等待著和平協議的簽署，無助地把希望寄托於那些他們所不能掌握的國家和勢力的慈悲之舉。他們希望經過兩年半不期而至的戰爭之後，協議的簽署能為他們富饒美麗的國家帶來和平。
內閣大臣們告訴百姓說北越和南越軍隊就要撤退了，等到那時柬埔寨政府會與當地的紅色高棉消除分歧——「一切都將恢復原狀」，但在這裡的外國觀察家們卻認為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
兩周前公開的印度支那九條和平協議中，只有一條是關於柬埔寨和老撾的。其中並未涉及在這兩個國家停火的內容，也沒有提及要在這些地區實施國際監督。協議中只提出，所有「外國」軍隊都應撤離柬埔寨和老撾。但因為河內方面從未承認有自己的軍隊在這兩個國家駐紮，所以多數在這裡的國際觀察家都認為，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期待這一條款會對北越有約束力。
「政府覺得北越人會逐漸離去，」一位多疑的柬埔寨人說，「這與他們在1970年簽署最後通牒，要求北越人滾出去時的幼稚表現如出一轍。我猜，現在他們又要下發最後通牒了。」
朗諾將軍對紅色高棉下發的第一份最後通牒，是在1970年3月18日，他和同黨廢黜現在流亡在外的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之後不久。這些反叛者們不喜歡西哈努克政府的腐敗，也不喜歡西哈努克親王允許在柬埔寨境內建立北越邊境避難所的縱容態度——他們本可以通過這段邊境向南越發動軍事行動的。
紅色高棉對1970年那次最後通牒的反應是——衝出避難所，向西強力推進，在柬埔寨全國多處發動了襲擊。美國軍隊隨即從南越趕來，力圖摧毀避難所，並消滅行蹤不定的敵人總部——因五角大樓的宣傳而聞名於世的「COSVN」 （南越中央辦公室）。
兩年半後的今天，避難所和供給線路的範圍和發展程度都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COSVN依然存在，而且狀況很好，北越和他們的柬埔寨盟友控制了至少三分之二的柬埔寨國土——有些人估計這一比例高達百分之八十，甚至更多。金邊政府只控制著主要城鎮和人口聚居區——大約占柬埔寨七百萬人口的百分之六十。
美國每年對柬埔寨的援助猛增到三億美元。援助的金額滋生了政府和商業圈的腐敗，引起學生、知識分子和很多受到壓制的政治反對派的不滿。
即使北越軍隊撤離柬埔寨，柬埔寨政府還是要面對國內的反對派，這些反對派經北越的打造，已經成為一支裝備精良、極富侵略性的游擊隊。政府方面極盡努力，想要說服紅色高棉倒向自己一方，但從現有報告來看，成效並不顯著。
奇怪的是，柬埔寨人對美國把他們拖入全面戰爭並不生氣。他們只是祈禱美國能幫助他們走出困境。他們知道，美國為自己安排的任何和平協議，他們都會同意，因為他們別無選擇。
「妥協就是我們的使命，」一位柬埔寨官員稱，「它是無助的代名詞。」
印度支那戰爭中最嚴重的一次誤炸
1973年8月9日
柬埔寨，乃良——週一發生的誤炸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破壞。
鎮中心的大型目標都被炸毀，其中包括一些兩層的鋼筋混凝土建築。戰士和家人居住的木頭茅草屋區也全被夷為平地，原來的住宅區現在變成了垃圾遍佈的空地。
週一晚上，美國大使館描述誤炸造成的傷害時用了「極微」的說法。
「我看到城裡有一些炸彈，不過也算上什麼大災難，」大使館空軍武官大衛HE奧普弗上校在新聞發佈會上稱，「破壞極其微小。」
路透社報道：駐金邊的一位美國大使館發言人稱，週三美國飛機轟炸了金邊至西貢高速路上的一個村莊，這已經是三天內發生的第三次誤炸事件了。在華盛頓，五角大樓方面否認了報道的真實性。
週一的爆炸中有將近四百人傷亡，成為印度支那戰爭中最嚴重的一次誤炸事件，美方稱此次轟炸是由一架裝載二十多噸炸彈的B-52實施的。官方數據顯示有一百三十七人死亡，二百六十八人受傷，多數是士兵和他們的家人。美方最初稱傷亡人數在一百五十人左右，但後來承認了統計上的錯誤。
然而，實際上傷亡人數可能會更高，因為統計中並未包括輕傷人員。另外，有些市民認為還有一部分遺體埋在廢墟中。在城鎮的某些地方，腐肉的氣味仍然很濃重。
在湄公河東岸，距離金邊東南三十八英里的乃良沉浸在凝重而悲傷的氛圍中，人們對遭到同盟的轟炸都迷惑不解。每個人都有親戚或朋友喪生，甚至有整個家庭都被炸死的。
昨天下午，我看到一位士兵在岸堤上不住地抽泣。「我全家人都死了！」他大哭著，捶打著木質長椅，癱倒在那裡，絕望地叫道：「我全家人都死了！照我的相！照我的相！讓美國人看看我的樣子！」
他叫陳凱歐，妻子和十個孩子都在爆炸中遇難，留給他的只剩下八個月大的小兒子。爆炸發生時，這位四十八歲的士兵正在幾英里外的地方站崗執勤，因此逃過一劫。
凌晨4：30，小鎮剛睡去不久，炸彈就從北向南沿著鎮上的中軸線灑落下來。在將近一英里長的線路上，留下了三十多個彈坑，另外有人說在記者去不到的鎮外叢林地區也有彈坑。
有目擊者稱炸彈是在地面以上爆炸的，表明這些炸彈可能屬於殺傷性武器。
鎮中心的市場區大部分都夷為平地，路兩旁很多兩層的混凝土商店和住宅建築也都坍塌不能住人，牆壁和屋頂都成了破磚爛瓦。其他還能勉強使用的建築也都被炸出了巨大的孔洞。
有三分之一的醫院坍毀，剩下的也都嚴重受損，需要整修才能繼續使用。有幾位病人受了傷，另有一些被認定死亡。有一枚炸彈落在醫院的東北角，炸塌了幾堵牆，混凝土、床和櫃子遍地散落。
爆炸發生後幾個小時內就趕到乃良現場的奧普弗上校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只有醫院的東北角有點兒損壞」，還談到牆壁上的一些「結構性裂縫」。
炸彈還襲擊了一片海軍轄區，可區域的後方立著的是一大片簡陋的棚屋。棚屋被炸飛了，兩層混凝土結構的主樓也被炸成一具空殼，剩下幾面仍立著的牆和一些斷壁殘垣。由稻草、木頭和波狀金屬建成的棚屋是海軍士兵和他們家人的居所，現在和折斷的可可樹堆在一起，變成了垃圾。
這片地區的軍火補給站也爆炸了，很多人因此喪生。有一位婦女的頭皮散落在高高的草叢裡。這裡一個血染的枕頭，那裡一個撕碎的圍裙掛在帶刺的鐵絲網上。棕色的地上一片血污。一些沒有爆炸的炸彈殼間有一雙孩子的橡膠涼鞋。
奧普弗上校把士兵居住的這些棚屋叫作「茅草房」，暗指炸掉的東西沒有太多價值。這位使館隨員又接著說爆炸「發生在一個小村莊裡」。事實上，以柬埔寨的標準看來，被炸的地區已經是個很大的城鎮了——在乃良附近，居住著大約一萬人，其中一半住在鎮上。
當有人問及奧普弗上校走過乃良時，看到人們的反應是怎樣的，上校說：「他們很悲傷，但他們懂得這是一場戰爭，在戰爭中，這種事情總會發生的。」
「搞不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一位失去了親人和戰友的二十一歲士兵池薩嵐說，「以前，每次看到飛機飛過我們都很開心，因為我們知道飛機是來幫助我們的。現在我已經喪失了信心。」
另外一位士兵問到：「政府逮到了那個飛行員嗎？」
「為什麼這些會發生在我們身上？」另一位士兵耀基·薩克豪塔說。「我想讓全世界來評判一下，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他沉思良久，又補充道：「現在晚上有飛機飛過時，我很害怕。」
「最開始，爆炸發生後，我想著一定是北越的飛機，」這也是一位士兵的評述，「當時我不敢相信那會是一架美國飛機。現在我信了。」
儘管有幾位士兵和居民稱自己很憤怒，但他們的語調中卻沒有任何的憤恨，也很少有反美的情緒。人們更多的是疑惑、痛苦和迷惑：為什麼這樣的災難會降臨在他們身上？又為什麼這些災難還是由自己的盟友造成的？
「我完全被拋棄了，」海軍少尉費邦杜特赫說，「但我們必須繼續同敵人戰鬥。」
當地居民對爆炸的發生都很迷惑不解，他們不斷地強調周圍沒有任何敵人活動。
炸彈落在一處燃料軍火補給站裡。周圍數英畝的樹木的葉子都被震落，枝幹枯焦，有一些從士兵小屋裡飛出來的白鐵片掛在樹梢上。一條經過佛教高僧開光、可消災辟邪的項鏈碎在地上。
一枚未爆炸的炸彈埋在中心市場附近的主幹道上。人們對它的存在感到緊張不安。「你們美國人打算什麼時候把它帶走？」有個男子問一位來訪者。
孩子們在挨餓——快要餓死了
1975年2月26日
柬埔寨，金邊——長達五年的戰爭引發了物資短缺，物價飛漲，這個曾經豐饒富足的國家開始出現嚴重的營養不良，孩子開始大量死亡。現今，如下場景隨處可見：
三個月大的嬰兒躺在竹籃裡，身體因嚴重的營養不良而瘦弱不堪。他的鼻子裡插著氧氣管，萎縮得像小樹枝一樣的胳膊上插著靜脈輸液管。
他被丟棄在金邊的一個貧民區，後來被一位善良的老人發現，給他取了名字叫拉赫紹，又帶他去最近的醫療機構治療。但是，當醫院知道她沒有錢付醫療費時，立即停止了所有治療，要求孩子出院。之後這位不知所措的婦女帶著他來到世界宣明會（一家國際救援機構）的一個中心，儘管救援中心對孩子輸了氧，還進行了靜脈輸液，但還是太遲了。當天，這位孩子因醫治無效死亡。
在世界宣明會的一處診所裡，有一個兩個月大的女孩兒阿斯蕾，她剛剛由祖母帶過來，已經因飢餓而嚴重脫水。十天前她們捲入了距離金邊幾英里外的一場戰鬥，恐慌中一家人走散了，祖母身邊只剩下了這個孩子。十天來，他們靠著救濟糧和垃圾堆裡撿來的殘羹剩飯倖存了下來。這個孩子以前也有些營養不良，但現在她就像一具可怕的骷髏骨架，眼睛鼓出來，肋骨都突了出來。每隔幾秒鐘，她都會呻吟一聲，身體痛苦地微顫著。三個小時之後，她死去了。
在阿斯蕾旁邊的桌子上躺著一個稍大一些的孩子，他的名字叫努特哈薩倫，十九個月大，瀕臨死亡。他的嘴裡不斷地發出嗚咽呻吟聲。三個月前，他的父親被一枚火箭彈炸死。他二十五歲的母親也忍受著營養不良的折磨（她患了腳氣病，雙腳都已經麻木了），現在站在他身邊，抽泣著。有位醫生試著把一根管子插到這個孩子的嗓子裡，導出阻礙呼吸的黏液。突然，孩子發出細小的哭聲，聽起來像是在喊「Mak」（媽媽），然後頭向下一耷拉，離開了人世。
每天都有大批大批的母親抱著病入膏肓的孩子——浮腫的孩子，身子消瘦如木棍一般的孩子，皮膚鬆弛、滿是褶皺且呈米白色的孩子，咳嗽的孩子，哭泣的孩子，虛弱到沒有任何反應的安靜的孩子——湧進救援診所的大門，絕望地想要衝進去。但是那裡沒有足夠的醫生，沒有足夠的護士，沒有足夠的藥品，也沒有足夠的食物，所以每天來到這兒的五百人中，只有大約兩百個能得到治療，只有那些病得最重的孩子才能得到救治。
「每天早上我的診所都要拒絕三百位病人，」一位來自西方的醫生說， 「你覺得我的感受會是怎樣的？」
有時母親會在診所裡涕泗橫流，只因為診所收納了她們的孩子，使她們如釋重負。
但是，即使那些獲得救治機會的人，仍然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難。這些孩子中多半都需要立即住院，但醫院裡住滿了戰爭中的傷員，幾乎沒有營養不良的孩子們的空位。僅有的床位是在幾個特別兒童中心裡的孩子死去之後才空出來的。
美國緊急從泰國增開了一條空運補給線，因為反對派已經切斷了柬埔寨的主要補給線——湄公河，但現在這些飛機裝載的貨物全是用於軍事援助，多半是彈藥。沒有任何食物。
昨天，美國政府宣佈，從本周起將向金邊空運大米，但此舉只不過是為了補充庫存，保持現有的供給。大米的天價不會改變，許多挨餓的柬埔寨人還會繼續挨餓。
雖然至今還沒有精確的統計數字，但所有在柬埔寨從事援助工作的人都相信，從一手證據看來，至少有數萬兒童有嚴重的營養不良，每天至少有數名孩子餓死——他們多數住在這座擠滿難民的首都城裡或周邊。
然而最苦的還不是這些登記在冊的難民，至少他們有的住在難民營裡，有的可以通過美國財物援助的救援機構獲取食物。最苦的是到處都是的邊緣人，那些收入極低的文職人員、辦公室職員和人力車伕，甚至還有士兵——他們也屬難民，但並未登記，沒有別人施捨的救濟，只能自己掙扎度日。
簡言之，受苦最多的還是平民大眾，在五年多的戰爭期間，他們因為缺錢，只能吃得越來越少。
「他們都在崩潰的邊緣，」世界宣明會醫療顧問佩內洛普J基醫生說，「一年前，營養不良的孩子還不多，而且他們都在三歲以下。現在這個數目很大，而且其中有十一二歲的孩子。」
現今，諸如世界宣明會、關懷協會、天主教救濟會和紅十字會之類的機構都在努力加大救援力度——多數時候利用的都是美國的援助——為柬埔寨的四十萬民眾提供食物、醫療和住宿。但這些還遠遠不夠。最終，全國七百萬人口中有一半都成了戰爭難民。
在這裡最常見的景象莫過於載著村民的牛拉車隊逃離新起的戰鬥現場，揚起漫天的黃塵。很多人已經遷徙了三四次。甚至有些由救援組織新建的難民營地也被紅色高棉燒燬，失去家園的平民又要被迫遷徙。
在戰爭爆發之前，柬埔寨的糧食一直很富足，即使最窮的百姓也從未挨過餓，每個人都有一片地種糧，還有野生的香蕉和水果可以充飢，附近還會有河流或小溪，很容易抓到魚。
現在這個國家的人都成了沒有土地、餓著肚子的流浪者。流浪的貧民住在潮濕、骯髒的環境裡，寄居在搖搖欲墜的棚屋、草房和臨時搭建的披棚裡。鄉下或是已成為一片燒焦的廢地，或被反對派佔領，因此百姓都只得擠在城鎮裡，做著低微的工作，賺的錢總也不夠養家餬口。越來越多的兒童和成人開始乞討。
在金邊政府的分配系統下，每個人可以按政府控制價購買二百七十五克大米。但世界衛生組織稱人一天最少的飲食量是四百五十克。這就意味著那些買不起黑市大米的柬埔寨人（可能有數十萬人）只能挨餓了。
1970年初，戰爭剛開始時，自由市場上大米的價格是每千克六瑞爾。現在已經漲到了三百五十瑞爾。
即使人們能湊夠買米的錢，也沒錢購買魚、牛肉、蔬菜和水果等其他用於均衡營養的食物。
在這種情況下，成人經常會變得虛弱，而孩子的身體則開始衰退。孩子的身體表現出各種典型的營養不良的症狀——誇希奧科病、消瘦症、腳氣病以及由於維生素缺乏而引發的失明。而且在這種虛弱的狀態下，他們還要忍受肺炎、肺結核、痢疾和其他疾病的折磨。幾乎所有來到診所的孩子，除了營養不良之外都有其他疾病。
「不該死去的孩子正在死去，」世界宣明會的一位醫生羅伯特·貝克說。「他們在我們懷中死去。真的很難相信。沒有任何借口可以抵賴這一切。」
白宮對柬埔寨的人道主義救援總是要讓路於軍事援助。很諷刺的是，在這裡，普通士兵的家庭是生活最淒慘的人群之一。他們跟著丈夫和父親遷徙，還經常空著肚子被突然轉移到新的戰場去。軍餉經常遲發。金邊的營養不良救治診所裡出現的孩子中，很多都是士兵的家人——對於一個仰仗著軍隊而存的政府而言，這一切無疑嚴重挫傷了士氣。
孩子們都快要餓死了，但柬埔寨當局仍稱：儘管最近有反對派的進攻，湄公河也遭到封鎖，但柬埔寨的食物供給「足夠」維持到下個月，甚至更久。
一位西方外交官說：「到目前為止，柬埔寨人想出各種方法克服物質上的困難。但他們的力量已經耗盡。或許現在他們已經達到了極限，就要開始崩潰。」
基辛格秘密阻礙和平談判
1975年3月9日
柬埔寨，金邊——根據美國駐柬埔寨大使館的信息，去年，約翰·岡瑟·迪恩大使曾向國務卿基辛格提出建議，希望能努力與柬埔寨反對派領導人建立聯繫，摸清進行和平談判的可能性有多大，但被基辛格斷然拒絕。
消息稱，儘管迪恩先生當時剛到金邊，但實際上已經開始推動和平進程，他建議與喬森潘——可能正是反對運動中的領導人物——建立聯繫。喬森潘是反對派政府的副總理和國防部長，同時還是反對派軍隊的總指揮官。
美國大使館拒絕對此事給予評論。（基辛格先生的助手們說，基辛格仍感覺在反對派軍隊占軍事上風時進行談判是沒有希望取得好的結果的。）
隨著迪恩所推行的活動的公開，有消息稱，昨日柬埔寨司令部解除了兩個主力集團軍指揮將領的職務，任命了兩位更年輕的將領取代他們。很明顯，此舉是受到了美方官員的啟發，旨在向步履維艱的金邊守軍注入新的生命力。
去年4月，迪恩先生提出建議時，喬森潘先生正在東歐和非洲游訪，尋求同盟的支持。迪恩先生根據使館獲取的信息，感覺這是建立聯繫的絕佳機會。熟悉整個過程的人引用大使的話說：「要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
基辛格先生否決了這個提議，據知情人透露，基辛格先生否決的根據是——當時戰況糟糕，如果即刻進行談判的話，美國將處於不利地位。然而，長期的觀察家們指出，從1970年戰爭開始起，金邊政府就從未處於有利的地位。
三天前，（美國）國務院發佈公告，宣稱華盛頓方面進行過無數次與反對派的談判嘗試，但都遭到拒絕，公告中沒有提到迪恩的建議。
此次公告由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菲利普·C·哈比卜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發佈，他列出了自1973年起美國做出的七次努力。
有新聞記者對哈比卜所言的美方努力的嚴肅程度提出了質疑。哈比卜則堅稱國務院一直都很真誠，同時駁斥了最近的一些新聞報道中質疑基辛格先生對談判熱情的說法。
批評者稱，基辛格先生對和平談判缺乏興趣，因為柬埔寨是一個小且不足道的國家，和談對美國是不利的，他不想讓外界認定他們的失敗。另有消息稱基辛格先生不想浪費自己有限的影響力來解決柬埔寨的問題，而且柬埔寨問題的結果不管如何都不會令華盛頓方面滿意。
迪恩事件表明了美國駐柬埔寨使館與華盛頓公告之間的明顯隔閡。
福特總統和基辛格先生一直在努力說服國會增派軍事援助，稱如果沒有這些援助，金邊政府幾周之內就會垮台。若這些援助到位，可能還有機會說服反對派看清形勢，協商解決問題。
根據美國駐柬埔寨使館的內部消息，使館認為根本沒有任何和解的可能性，最好的結果也只是比協商投降稍好些。
大使館的評估是基於兩個月前反對派發起攻勢之後逐漸惡化的情況而做出的，整個外交圈對這一這個結果也基本達成共識。
此刻，這個有兩百萬人口的城市只能靠著美國的空中補給維持下去，因為其他補給線都已被反對派切斷，甚至連空運補給也受到了敵軍炮轟機場的影響。
四十九歲的迪恩大使，在協調老撾問題的和平解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當他來到柬埔寨後，也為能與柬埔寨達成和解做出了同樣的努力，以期打下和平解決問題的基礎。但據與他相熟的人透露，迪恩先生推斷，同樣的要素在柬埔寨並不存在，他能做的最多也只是籌劃柬埔寨權力向反對派的有序更迭。
作者手記：在「基辛格故事」出現在《紐約時報》首頁之後的次日早晨，我接到一個來自美國大使館的不同尋常的電話。約翰·岡瑟·迪恩大使——發電報催促基辛格尋求和平談判但卻未取得效果的那個人——想立即見我。我猜是基辛格在夜裡通過電報嚴厲地斥責了迪恩，這是基辛格在自己的羞恥事件遭到披露後的一貫做法（儘管不是迪恩披露了關於他的故事）。
我走進迪恩的辦公室，看到他靠著沙發躺著，前額上敷著一塊濕布。「看看你都做了些什麼。我整夜沒睡，華盛頓方面發來各種責難，」他脫口而出，面色痛苦，「我已經顏面無存了。你能瞭解我現在經歷的苦痛嗎？」
「我能想像，」我說，「很抱歉聽到他們如此對你。」之後我們尷尬地沉默了很久。他深深地受了傷。我也感覺糟透了，但並不是因為公開了那個故事。那個故事是真實的，而且很重要。這些在我們的會談上，我都說過。他對那個故事也從未有過任何懷疑。
將要離開時，我對他說：「現在我這樣說可能有些不合時宜，但終有一天，你會感謝我寫出了這些故事的。因為你做了正確的事情。」
幾年之後，迪恩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在協助柬埔寨的重建工作時，他突然給我打了電話，邀請我去紐約共進午餐。我們剛坐到桌旁，他就說：「你還記得在金邊，那天早晨你對我說的話嗎？」
「是的，還記得。」我說。
「唔，」他接著說，「現在，我想感謝你當初寫下了那個故事。」
這種事情真的很少會發生在一個記者身上。
腐敗遍佈各個角落
1975年3月16日
金邊——元旦當天凌晨，當反對派在金邊附近發動進攻時，柬埔寨總統，迷信的神秘主義者朗諾將軍正在距離首都大約一百四十英里的暹羅灣磅遜海岸度假。朗諾總統在四年前的一次中風後，腿留下了殘疾。
第二天早上，政府電台並沒有報道首都附近一團糟的前線戰事。新聞中只說，朗諾將軍的病況已經有所好轉，可以在磅遜的海浪中走上五碼的路。
自五年前，朗諾與其支持者推翻西哈努克親王的統治，建立朗諾政權之時起，人們對這個政府的評價就從未變過：不負責任、能力低下，而且腐化嚴重。這些評價也都不乏證據。
在華盛頓，福特政府的官員正飽含激情地訴說——如果拋棄深陷重圍的柬埔寨盟友，將使美國大大地蒙羞。與此同時，在金邊的一家高檔酒店的庭院裡，一個菲律賓樂隊正淺吟低唱，愉悅盛裝華服的用餐者。
樂隊的電吉他電力充足，酒店裝飾著綵燈，燈火通明。因戰爭期間的燃料短缺，金邊的其他地區都陷入一片黑暗，而這裡因為酒店有獨立的發電機卻有電力供應。發電機是信號部隊的機器，安裝在一輛軍用吉普裡，燃料充足，此刻正在外面的街上平穩地運轉著。酒店的主人是一位柬埔寨將軍。
找出一位基本月薪只有大約二十美元的將軍能買下一座如此豪華的酒店的原因，也就解釋了美國給柬埔寨的數億美元援助的去向。
很多柬埔寨人在戰爭中暴富，但富起來的不是難民、村民和城市工人這些平民。平民因飛漲的物價和各種腐敗行為而窮困潦倒，五年來食物越來越緊缺，他們的孩子正因營養不良而瀕臨死亡。
有一位將軍以前經常當著顧客的面，從酒店主人那裡索賄、受賄，作為回報，他允許酒店在宵禁之後繼續營業。正是這位將軍，幾天前收到一項提高軍隊戰鬥力的重要命令——作為重組改革的一部分。
事實上，腐敗已經成為這個政府的標籤之一。在這兒，幾乎可以買到任何東西：免除兵役證明、學校畢業證書和出境需要的簽證，還有剛在柬埔寨開始使用的美國軍事援助的自動步槍。
甚至政府軍的敵人，紅色高棉也利用了這個自由的市場。現在落在金邊機場裡的炮彈中，有一些明顯是從腐化的柬埔寨將領手中買來的。比如說去年，一個月的時間裡有五卡車的105mm榴彈炮在運往金邊政府軍事基地的途中神秘「消失」。
兩年前曾一度出現過這樣的情況，美國援助的資金被用來支付多達十萬名不存在的柬埔寨士兵的工資，這些「幽靈」是一些肆無忌憚的軍隊將領加入到軍人名單中的，工資都落入了這些將領們的腰包。如此，每月他們可以貪污兩百萬美元甚至更多的贓款。
在美國方面的推動下，朗諾政府會定期頒布要求緊縮開支的法令，但都被完全忽略。政府禁止進口奢侈品，但紅酒、奶酪和新的保時捷車卻源源不斷地運進來。主要由美國資金支持而建立起來的「外匯支持基金」每年可獲得三千五百萬美元的資金，旨在幫助柬埔寨政府支付戰爭所急需的重要外國物資，但卻被用作購買進口啤酒和打火機了。
很久以來，美國方面和柬埔寨政府都不否認這裡存在腐敗。他們只是無力地說，他們一直在努力與腐敗作鬥爭。與此同時，從戰爭開始時起，在柬埔寨的美國人每個月要支付五百美元的別墅租住費——這些別墅都是由柬埔寨將軍和其他政府高官所建，建築資金多半來自從美國援助中貪污的贓款。
在這個政府之前的西哈努克政權也有著嚴重的腐敗問題，但長期在此從事外交工作的人指出兩者之間有著巨大的不同：西哈努克親王政府的腐敗是在和平時期，當時的柬埔寨人生活輕鬆而閒適；現在政府的腐敗是在戰亂時期，數百萬民眾生活水深火熱，甚至由於政府賣給敵人軍火，更多人死於非命。
在任何國家，精英與貧民之間的貧富差距都很明顯，而在亞洲卻更為顯著。但是，在今天的柬埔寨，差距大到了怪誕的程度。國會議員住在空調別墅裡，往來有專車司機開著奔馳接送；渾身污穢、飢腸轆轆的難民則受困于飛漲的物價——從戰爭開始至今已經增長了十多倍——蹲在自己路邊的棚戶屋旁，在貧民區的垃圾堆裡翻找著，希望能找到點兒可用、能吃的東西。
醫院裡擁擠不堪，病人一直擠到牆根兒。斷肢的士兵痊癒出院之後，就開始了新的乞丐生活。他們與其他在戰爭中斷肢的成千上萬的士兵和營養不良的孩子一起，成群地站滿了金邊的大道。
戰爭中喪夫的寡婦站在政府辦公室外抽泣，她們跟政府官僚說不上話兒，沒有錢賄賂官員，無法要回本屬於她們的撫恤金。同時，一些軍隊指揮官個人卻收繳了本部在戰爭中死去的士兵的死亡撫恤金。這些錢——一年的軍餉——本應發放給戰死士兵的家屬。
但是，指揮官偽造親屬資料，將小部分撫恤金給假扮者做酬勞，自己則留下了餘下的大半。
「他們不配贏得這場戰爭。」不久前，駐柬埔寨的一位西方外交人員說，「紅色高棉可能也好不到哪裡去，我對他們也沒有什麼好感，但是這裡的政府對待百姓如此殘暴，內部如此腐敗，他們不配統領這裡的人民。」
記者已疲乏，百姓生死仍命懸一線
《紐約時報通訊》，1975年3月—4月
作者手記：《紐約時報通訊》是紐約時報公司內部傳閱的一種時事通訊，每年出版若干期。
金邊，3月21日——做戰爭報道時總會令人有激動的感覺——一種碰到任何好故事時都會有的激動。但是，如果說報道柬埔寨這場戰爭時曾有過激動的感覺，如今那些激動也都早已消失不見了。
這裡的所有人都疲憊不已——柬埔寨人，外國的外交官，甚至我們這些狂熱的記者——甚至我們這些看似應該對所有可用作頭條的大屠殺興奮不已的人，都疲乏了。
記者感覺疲乏是因為這裡多半時候沒有電，沒有空調，你得穿著內衣或圍著莎籠（一種長筒圍裙）或乾脆圍著毛巾來工作。悶熱的屋子裡，任由後背的汗水慢慢地流下來。晚上，得點上蠟燭幹活，或者靠著用電池供電的燈照明——這種電池用上三次就沒電了。沒法睡太多覺，因為得開著窗透氣，還得燒蚊香，更因為每天凌晨2:30左右會有火箭彈爆炸把人震醒，很快凌晨5:30還有一輪爆炸。之後就到了早晨，賓館裡的橙汁用完了，早餐沒得用，由於沒有電，也沒有烤麵包。然後，每天從國外新聞編輯處發來的十幾封電報帶來了新想法。喜悅！
每次自憐自艾時，我都會想：為什麼柬埔寨人會疲乏？因為他們住在醫院裡，胳膊重傷，抑或腿被截斷；出院後，他們加入到殘疾乞丐大軍中——拄著拐，駕著輪椅，有時像蟲子一樣拖著殘疾的身軀走過人行道。因為他們是普通的士兵，被迫不停不歇地打仗，甚至穿越叢林時也沒有靴子保護雙腳；而與此同時，那些腐化的將領們卻每天晚上都從前線返回金邊，在高檔餐廳吃晚飯，睡在空調別墅裡，參加各種奢侈的活動。還因為他們已經五年沒有足夠的食物供給，成人變得很虛弱，孩子們更加飢餓難捱，正成打成打地死去。
有時因採訪需要，我會來到診所。在那裡看著嬰兒活生生地死在眼前，我只得走出診所，轉過身，不想讓柬埔寨人看到我那已經失去控制的面龐。每次我都會想到我的兩個小女兒，想到她們的生活是多麼美好，想到這些孩子遭受的如此噩運，想到這些，感情便再也無法自已。
《紐約時報通訊》中的文章本應講述記者的經歷，講一些發生在他們身上奇怪而有趣的事情，但我在此要講述的是發生在柬埔寨的事情。我知道這很令人沮喪，可我覺得或許每位讀者都應如我一樣沮喪。
距離金邊東南四十英里左右的河邊小鎮乃良陷入了炮火和死亡的包圍中。轟炸極其猛烈。屍體丟在原本跌落的位置，沒人能走出地堡按照佛教傳統去焚化死屍，偶爾有勇敢的人溜到外面幾分鐘，把屍體搜集在一起堆成堆。
昨天在醫院裡，我和一位腦後嵌著彈片的婦女聊了一會兒。她是被一架直升機從乃良救出來的，她說，城裡有很多重傷員，直升機根本就沒有足夠的位置，有些人甚至要求殺死自己，也不願意躺在那兒痛苦地慢慢死去。
前幾天，在金邊北部幾英里的地方，市集裡的一次炮擊炸死了幾位平民。其中有一個四歲大的男孩兒。出事前，他的母親去了相鄰的鎮上，讓祖母照看他。祖母撲在男孩支離破碎的身體上慟哭流涕，她已經近乎歇斯底里。祖父來了後，儘管自己也心碎難當，但還是努力地幫她平靜了下來。他問祖母他們的女兒，即孩子的母親去哪兒了時，祖母回答說她應該很快就回來。這位祖父開始四處搜尋女兒，詢問附近的人女兒的蹤跡。沒有答案，他開始焦慮起來。最後，他顫抖著，開始查看其他幾個在爆炸中死亡的人的屍體，這些屍體和他孫子並排在一起，包在草墊中。掀開第三個草墊時，他看到了死去的女兒。
有時炮彈和火箭彈落在機場上。一周前，在一次轟炸中，一位男子坐在停機坪上的一輛卡車後面，彈片炸掉了他的腳。附近停著的一輛轎車裡，另一位柬埔寨人跳了出來，跑過來要幫他。他的車裡那只用作晚餐的雞也跳了出來，在停機坪上飛掠而過。雞在這裡是很珍貴的東西，價格賣得很高，所以一位機場警衛就開始追那隻雞。他捉到了，臉上露出喜悅的神色。就在那時，一枚火箭落在他的腳下，把他和那隻雞都炸成了灰燼。
今天早晨，我們的特約記者狄潘剛走出家門，準備去上班時，一枚火箭彈衝進一戶鄰居的房裡。有個孩子，一個六歲大的小女孩兒，受了重傷，她的腸胃都懸到了外面。潘開車帶著她飛趕到醫院，一路上，孩子的母親不停地尖叫、哭泣。最終這個孩子還是沒能挺過來。
我總忍不住去回想這些孩子的處境。他們不能繼續上學——只有少數上層家庭的孩子才有機會讀書。為了生存，其他的孩子不得不乞討、偷竊，他們蜷曲在道邊的飯店門口，等待著哪個客人的盤子裡能剩下點兒殘羹冷飯。發現剩飯菜時，他們會一躍而起，一把搶過剩飯，迅速地塞到嘴裡，生怕別的孩子搶走。有時他們還會微笑，露出著名的柬埔寨式笑容。所有的孩子都會笑。但是，就在這裡的孩子笑著的時候，火箭彈落到他們的棚屋裡，有人被炸死，有人被炸傷，餘下的驚恐地尖叫著四散逃跑。而過不了幾天，就有一些孩子眼中的驚恐漸漸散去，他們不再抽泣，說話也恢復了正常。
有一百五十萬人逃到了金邊，他們只想回到自己的村子，雖然村子幾乎都不存在了，早就在戰鬥中變成了瓦礫灰燼。他們想要回去重建家園，耕種自己的稻田。他們想要的只是這些而已。他們不討論政治，也不考慮意識形態。兩派的表現他們都看在眼裡——柬埔寨反對派有時會燒掉他們的村子；金邊政府則腐敗不堪，使他們買不起大米，使他們飽受飢餓煎熬而生病——他們只想回到自己的村子。
每七個柬埔寨人中就有一個在戰爭中死去或受傷——如果這個比例放在美國的話，人數將達到三千萬。七百萬人口中有一半變成了難民——放在美國，則是一億人。
幾周前，我駕車行駛在一條泥路上，一些從戰場上逃出來的難民向我走來。破爛的麻袋裝著他們的家當，有的頂在頭上，有的夾在腋下，有的扛在傴僂的肩上。灰塵在他們周圍打旋，明亮的陽光耍著把戲，在灰塵上照出各種圖案。突然，有那麼一小會兒，從我的角度看去，這些人身上就像開了很多洞，如瑞士乾酪一樣。他們活著，行走著，但身上有很多洞。他們的存在是不完整的。你可以看穿他們的身體。或許這些洞只是我的主觀想像，或是由於疲勞而出現的幻影，亦或是因為我詩情大發，思緒過於激烈，不管怎樣，在我看來，他們身上有很多洞。這時，我搖了搖頭趕走這些幻象，之後那些洞就不見了。狄潘問我怎麼回事兒，我告訴他剛才看到的一幕，他說，其實那沒什麼特別。
在這裡，只有窮人才會被抓去入伍。富人可以買通出路。你可以翻看一下軍隊花名冊，翻上幾天也找不到一個出身於富人家庭的人。有時，當政府想要徵募更多的窮人去當炮灰時，人力車伕和其他一些貧苦人都會藏到城裡各處，藏到別人看不到的地方，遠遠地躲開街道，直到徵募結束才出來。
而最終，我所關注的總還是那些孩子。軍隊裡有很多孩子，十歲和十一二歲的孩子，而且他們幾乎都是自願從軍的——這聽起來好像有些奇怪。有時，他們和父親一起參軍，但更多的時候他們參軍是為了得到酬勞，為了能有飯吃。這些男孩覺得，相比在金邊那些惡臭難忍的貧民窟乞討，參軍反而更好些。
當然，他們中有一些最後還是要乞討——在他們受傷之後，只能靠著枴杖行走或者拖著殘腿在人行道上爬行。
「Aut」是柬埔寨語中的一個詞，意為「沒有」。現在這個詞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
「Aut plung」意為「沒有電力」。有時在醫院裡，人們說「Aut藥品」。在前線，人們說「aut 靴子」。在鄉下，人們說「aut房子」。在有些人家則「aut食物」。
在這種悲慘的境況下，刊物中出現了很多充滿怨恨的幽默話語，比如：如果戰爭再繼續下去，我們就要「aut柬埔寨」了。
首都防衛開始崩潰
1975年4月11日
柬埔寨，金邊——今天，膽小謹慎、佈防稀疏的城市護衛軍隊從多個佈防點撤退，防線出現了巨大的缺口。
政府軍將領瘋狂地努力調派軍隊，想要堵住缺口，但收效甚微。防線上的缺口使反對派行進到距離機場不到三英里的地方，直接威脅著這條金邊與外界的唯一聯繫。
此前，柬埔寨反對派每天都用炮彈和火箭彈對機場進行轟炸。而現在他們距離金邊很近，已經可以使用定位更為精準的迫擊炮。今天早晨，維持金邊政府生存補給的美國空運受到短暫的干擾，一次襲擊的彈幕造成數名柬埔寨貨物搬運工的死傷。
迄今為止，還沒有大批的反對派軍隊直接衝過機場北部的防線缺口，但事實正如今晚從軍隊傳來的悲觀消息所說的那樣：「戰事即在眼前。」
其它的情勢發展使人感覺政府軍的敗退正在加速：
隨著壓力的不斷增大，更多的政府軍部隊離棄了位於城市對面、湄公河岸的防守位置，很多士兵試圖游到安全的地方去。從這些距離金邊不到兩英里遠的河岸發射出的炮彈開始落到首都。
政府軍的傷亡，與此前一周任何時候相比，都增加了至少百分之五十。將近三百名傷員由源源不斷的救護車車流運送到主軍事醫院。傷員中很多看起來筋疲力竭、衣衫襤褸，甚至有些營養不良。
美國駐柬埔寨大使館根據華盛頓方面的指示，強烈地催促仍停留在當地的四十五名外國媒體記者，要求立即減少留在當地的工作人員數量，因為大使館「在必須撤離所有人員時，無法保證所有人員能搭乘美國政府提供的運輸工具離開柬埔寨」。
約翰·岡瑟·迪恩大使向記者們發出呼籲——有時發言極為動情——希望他們響應指示。有些記者，包括美國之音的工作人員——作為美國政府的僱員，他們是唯一需要聽從使館撤離命令的——開始搭乘使館的航班飛往泰國。
柬埔寨政府採取的官方行動很少，但其中有一項是警告外國新聞記者，將會對任何報道具有「煽動性的新聞」——比如有些政府官員表示支持有步驟地投降這種想法——的記者「毫不留情」，並立即驅逐出境。
美國對柬埔寨的軍事援助即將用盡，而估計國會也不會同意增加援助。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美國駐柬埔寨大使館可能正在做籌劃，準備在一周或更短的時間裡完全撤離，此前他們已經疏散了大部分工作人員，包括柬埔寨員工。現在，撤離是這裡唯一的外事任務。
過去幾天裡，美國大使館疏散了這裡多半的美國民航飛行員，他們在柬埔寨為私人國內航線工作，駕駛著嚴重老化的DC-3飛機，在金邊和被隔離的省城之間往返。這些飛行員的撤離，使這些被包圍的城市更加地與世隔絕，在敵人的壓力下，也更為脆弱。
與此同時，軍政府的領導們繼續在私下討論應對危機的方法。所有消息靈通的觀察者都認為只有一種選擇——與反對派和談，達成一種投降方案。
今天早晨，大約兩百名殘疾軍人聚集在老兵部裡，抗議政府未能支付撫恤金。憤怒未能得到滿意的答覆，他們摔壞了幾把椅子，抓起兩袋兒大米，撒到大街上。住在附近陋屋裡的飢餓難民衝了過來，用手撮起大米，塞進自己的衣服和口袋裡。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柬埔寨人都忍饑挨餓、憂慮難捱或身負傷病。有一位陸軍中校，當他率領的軍隊在城市西南邊的高速公路上亂作一團時，他在金邊酒店的泳池邊與家人一起享用了一餐精細而昂貴的午飯。當有人問及昨夜在他所屬部隊負責的地區，政府軍炮兵接連誤炸本方部隊的事件時，這位中校稱這個錯誤「令人遺憾」。但很快他又補充說，在戰爭中，這種事情經常發生。
這次誤炸造成至少二十人喪生，並引發了政府軍內的恐慌，使他們從原有戰線上向後方做出相當大幅度的回撤。前方報道顯示，今天政府軍又重新奪回了全部或多半丟掉的領地，但代價慘重。
關於這次誤炸，有一些互相矛盾的報道。其中一份報道稱，反對派利用野戰無線電機，誘使政府軍炮兵部隊向本方領地開火。但另外一份報道稱，誤炸是由政府軍的混亂造成的。
然而，最大的打擊還是在金邊西面五英里處，反對派對機場北部政府軍防守薄弱的地區猛烈打擊，撕開了一條防線的缺口。反對派首先佔領了距離機場不到三英里的三廊帖吾村，之後又攻下了一座又近了一英里的村子昂塔寇。據稱，那裡一隊毫無經驗的武裝警察被打散之後隨即逃走。
夜晚降臨時，儘管政府軍在努力加緊重建防線，但缺口仍然存在，反對派繼續控制著三廊帖吾。最新的報告沒有說明另外一個村莊由誰控制。如果村莊仍然控制在反對派手中，他們就幾乎能將所有的重武器對準機場，進行大規模且精準的打擊。
如果這個大約有一英里寬的防線缺口不能迅速修復，那就不僅僅是機場關閉那麼簡單了，整條防線都將崩潰，城市也將陷落。
多數跡象顯示，柬埔寨將領仍未能協調一致地調集資源。在幾個指揮部裡，各集團軍將領更多地在忙於指責誰應負責戰事的失敗，而不是集結軍隊守住防線。
「形勢越來越嚴峻了，」一位旅長說，「我們這一側的集團軍處境越來越差。如果他們潰敗，我也無法繼續堅守防線。」
村民對政府軍毫無信心。海灘東面一英里，在一個有一萬人的難民營——金邊地區最大的幾個難民營中的一個——有很多人架起了牛車，正在逃離。
美國使館人員乘海軍陸戰隊直升機撤離
1975年4月13日
柬埔寨，金邊——今天早晨，美國大使館緊急撤出柬埔寨。為撤離活動提供保衛工作的全副武裝的海軍陸戰隊，在最後一批人員準備登機時，遭到了反對派的炮擊。
沒有海軍陸戰隊隊員受傷。他們只是蹲伏下，對落在身後的四五枚炮彈毫不在意，其中有兩枚炮彈距離他們還不到五十碼。
但當時有好奇的柬埔寨兒童成群地聚集過來，圍觀這次撤離。突然的炮擊使一位十幾歲的男孩兒被彈片炸死，另有一個背部受傷。一位美軍醫務兵在乘直升機離開之前衝了過來，給他的傷口上了繃帶，後來，這個孩子被轉移到當地一家醫院。
這次直升機疏散安排在金邊東南部的一座足球場裡，距離大使館只有幾百碼，離約翰·岡瑟·迪恩大使府邸更近。
上午10：15，迪恩先生登上了一架綠色CH-53海軍陸戰隊直升機。和其他使一些館官員不同，迪恩先生在整個撤離過程中都保持著平靜，沒有發脾氣，一直很鎮定。他的右臂下夾著一面折疊好的美國國旗，這面國旗是幾分鐘前從使館旗桿上降下來的，他的左手提著一個灰色的手提箱。
實施撤離的直升機載著數百名海軍陸戰隊隊員，直升機應該是從沖繩航空母艦上飛來的，而這艘航空母艦從2月份開始就一直停泊在暹邏灣。這些海軍陸戰隊隊員站在大使館四周，他們軍裝齊整，全副武裝，配備著從刀子、機關鎗到反坦克武器的各種武器。一位海軍陸戰隊隊員鎮定地站在屋頂上，手中的自動步槍口朝著天，幾架直升機和一架美國偵察機在天上盤旋。
大使館的旋門上了門栓，緊閉著。步行入口的門也同樣關著，門後站著海軍陸戰隊警衛和使館官員，只有獲得授權的人才能通過。
使館官員整日都在闢謠，否認即將撤離的傳言，但在今天拂曉之後不久，他們就開始對撤退的傳聞警覺起來，很顯然，他們已經從華盛頓方面得到消息。早上7：00，甚至更早一些，記者和其他美國人，以及使館負責的外國人就被酒店房間巨大的敲門聲吵醒，敲門人告訴他們立即到使館報道，準備撤離。
後來，在行李問題上又出現了混亂和大聲的爭吵——原來是因為使館以空間不足為由，要求每個人只能帶一個隨身小手提箱，其餘東西都需留在原處，人們非常不滿。在一片慌亂中，磁帶錄音機、裝滿衣服的手提箱、收音機和其他私人物品散落在使館的走廊上。丟棄的物品很快就被柬埔寨僱員搶掠一空。
另外，在部分使館官員的家裡也隨即出現搶掠事件。官員剛離開，當地居民特別是護衛住所的軍警就闖入他們屋裡，把屋子搜了個遍。
上午11：30，在撤離區內，最後一架直升機剛起飛，一群柬埔寨人就衝向附近的一輛美國小卡車，搶空了裡面的背包、鐵鏟、煙霧彈以及其他海軍陸戰隊拋下的設備。
然而，湊在一起來觀看撤離的一小群柬埔寨人，對美國人並沒有明顯的憤怒，也沒有表現出遭到背叛或拋棄的情緒。但是，有一些聽說此次撤離的柬埔寨家庭淚水漣漣，他們試圖到使館區登上一架直升機，但最終卻沒有成功。
上午9：15左右，與美國人有一定關係的柬埔寨官員帶著家人匆匆趕往使館區時，有個人敲響了大使館的門。海軍陸戰隊警衛把門打開一條小縫，縫裡遞進了一張紙條，上面用英語寫著：「你們能帶上我和家人一起離開這個國家嗎？」但是遞紙條的是個陌生人，與使館裡的人沒有任何關係。「遞回去，」一位美國上校說，「把紙條遞回去。」於是紙條又從門縫裡遞了回去。裡面的人都沒見到遞紙條那個人的臉。
一位使館的武官助理得知有一位美國記者決定留下來，便勸說他再考慮一下。當這位記者表示這已經是他的最終決定了時，武官說：「你不需要自衛的武器嗎？」並要把自己的來復槍留給記者。那位記者婉言謝絕，但直到卡車載著武官向直升機開去，已經出了大門時，他還一直要那位記者收下來復槍。
今天，幾乎所有在使館區的人都帶著武器。甚至連一位難民官員也帶著一把手槍。最終結果表明，根本就沒有必要害怕那些驚恐或憤怒的柬埔寨人，嚴密的防衛看起來有些過了頭——直到後來炮彈開始在著陸區爆炸。
轟炸從將近11點時開始，平民已經疏散完畢，只剩下包圍著足球場負責守衛的海軍陸戰隊隊員還未撤離。在海軍陸戰隊隊員準備登上最後的兩架直升機時，第一枚炮彈爆炸了。柬埔寨人四散奔逃，但海軍陸戰隊隊員卻很平靜。「老兄，」一位海軍陸戰隊隊員笑著說，「他們把我搞到這兒來幹嘛？他們是想害死我嗎？」
他甚至都沒有向爆炸的方向看一看。
第二枚炮彈在幾分鐘後落了下來，炸中了一些柬埔寨人。
反對派很明顯是瞄準了海軍陸戰隊開火的，而且很顯然射程也能夠達到。他們開火的地方只有幾英里遠，在城市對面的湄公河東岸。
炮彈看起來像是迫擊炮或是75mm榴彈炮。在最後一架直升機載著最後的海軍陸戰隊隊員離開之前，有一些炮彈落到了著陸區周圍，此時距離海軍陸戰隊抵達只過了不到三個半小時。海軍陸戰隊總共撤離了大約三百人，他們都乘飛機飛往了停靠在暹羅灣的沖繩航母上。
有少數美國人沒有撤離，選擇留了下來，其中包括一些記者和攝影師，另有至少一位聯合國官員。有一些歐洲記者也留了下來，還有一些國際紅十字會的官員、醫生和護士也堅守在這裡。
為留下來的尚伯格和狄潘憂心
《紐約時報通訊》，1975年4月—5月
4月12日，週六，上午7：44，柬埔寨金邊與四十三街通訊中心之間的電報機卡嗒卡嗒地響著。電報敲出西德尼·尚伯格給外訊編輯詹姆斯·格林菲爾德的一條留言：
我已決定留下。我希望你們能支持我的決定，而不是發來一些危言聳聽的電報，這樣只會使本已很困難的境況變得更加困難。狄潘（紐約時報駐柬埔寨記者）和我在一起。這也是他根據自己的判斷做出的決定。他的妻子和四個孩子都已撤走……我需要的是你們的支持而不是質疑。我做決定的時候神志清醒，我也會為報社竭力工作。只要有可能，我將隨時隨地發回信息……請支持我，另請電詹妮絲（他的妻子，現在在新加坡），告訴她我很好，可能很快就能和她再見，說不定還會帶她來這兒，只是這裡沒有空調，不舒服。
如此開啟了一段歷程，引出《紐約時報》多年來最重要的幾個故事之一。尚伯格的冒險決定得到了回報，《時代雜誌》將他的故事稱作「對紅色高棉奪取政權的重要記錄，故事佔了《紐約時報》兩個版面還要多，首次為人們真實貼近地展現了柬埔寨非凡的農民革命。」
紅色高棉迫近
1975年4月15日
柬埔寨，金邊——昨天，紅色高棉軍開進了金邊西部邊緣三英里以內的地方。有位記者發來報道稱，在北部距離金邊不到五英里的五號路沿線上，軍隊在許多工廠裡升起了旗幟。
儘管政府空軍實施了大規模的轟炸，但紅色高棉還是推進到了距離機場不到一英里的位置，離控制民用交通已經不遠。
這位記者開車穿過金邊西兩英里遠的波成東鎮市場，看到了三位紅色高棉軍人打扮的士兵——黑色棉衫、棉褲，紅格子圍巾，胸前斜跨著子彈帶，手裡端著AK-47步槍。他們只是在四處巡視，附近的幾位百姓也沒有驚恐的表現。
有報道稱，下午4點，在距離波成東市場五百碼的地方發生了一場戰鬥。從現場返回的一些柬埔寨記者說，戰鬥很激烈。
這位記者和其他幾位同行人員開車去往機場，看到在路北面半英里左右，一些單引擎轟炸機試圖阻止軍隊的推進。
飛機俯衝很低，試圖把炸彈精準地投向目標。爆炸和黑煙成為了掩幕，掩護著源源不斷的難民人流從側路湧向通往首都的主路，造成了主路擁堵。
戰鬥正在激烈進行時，有一位飛行員突然反戈，將矛頭指向軍政府。他調轉駕駛的戰鬥轟炸機向市內飛去，向位於城中心的指揮部扔下了兩枚二百五十磅重的炸彈之後飛走。據猜測，這架飛機應該著陸在了紅色高棉軍隊的佔領地。
炸彈落在指揮部內的一個軍事運輸辦公室裡，炸死至少七人，另有多人受傷。據相關觀察稱，有六輛救護車出入現場進行救援。沒有任何高級別將領受傷的報道。後來經確認，飛行員是海烏尤薩瓦中尉。
很難對形勢進行總體的評估和描述。截止昨天下午，唯一可以確認的事情就是軍隊還未大量湧入城內。
不斷有吉普車載著官員進出指揮部，國際紅十字會匆匆忙忙地在金邊酒店上架起了無線電天線，以便與日內瓦聯絡，大批法國人和柬埔寨人聚集到法國大使館尋求避難，形勢的嚴峻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紅色高棉軍的目標看起來是要將金邊與機場隔離，切斷金邊政府唯一的外部供給線，之後再進入市區。
隨著夜幕的降臨，戰場變得異常安靜。軍隊仍在城邊不遠處，但從首都市中心聽來，戰鬥的聲響已經平息了下來。就好像雙方都在為下一輪戰鬥修整。
金邊政府從中午起開始施行二十四小時戒嚴，並通過收音機廣播呼籲城裡的兩百萬民眾保持鎮定。
人們仍然可以通過電報和電話與外界聯絡，但位於城西卡姆博的一個發射站受到攻擊之後，工作人員全都逃跑，發射站也就停轉了。戒嚴開始時，人們還在大街上安閒地或踱著步，或坐著車，一派休閒的景象與城西幾英里外機場道路上的飛機的繁忙場景形成鮮明對比。
不僅村民和難民們驚慌地乘著大車向城裡趕去，很多士兵也離開了崗位，跟著人群逃跑，這些士兵全副武裝，帶上了從步槍到收音機所有能帶的東西。
多數難民說自己並沒有看到紅色高棉軍，炮彈和炸彈靠近時他們就逃了出來。有一些未經確認的報道稱事實上已經有紅色高棉的間諜進到了城裡，有些還穿著軍服。
信息部長，佟立煌把一位法國記者召到辦公室，告訴記者說軍事形勢已經有所改善。他說，相比之前幾天，現在的煩擾要更多了。佟立煌先生這些天一直睡在辦公室裡，但表示城內沒有反對派的間諜。
據觀察，攻擊主要從西部和西北部發起。軍用飛機還在繼續飛行，有人看到兩架不知從什麼省會飛來的國內民用飛機在戰鬥進行時著陸。但機場的大門鎖著，並設了鐵絲網路障。
機場裡只能看到為數不多的士兵，機場外圍的防衛也很差。很顯然，所有有戰力的軍隊都趕往北部前線了。
這次轟炸時，武裝部隊指揮官薩蘇薩坎中將正在指揮部中。
兩個小時之後，他通過廣播向公眾通告了這次轟炸，並確認了行兇者。在此之前，廣播一直在播放愛國音樂和通訊，另外還有幾個為柬埔寨新年而特別製作的節目。柬埔寨新年一共三天，從今天開始。
這次廣播中政府方面首次承認不正常事件正在發生。薩蘇薩坎將軍現在領導著三天前美國人撤離之後新組成的軍事集團，他此次只提到指揮部遭到轟炸的消息，但並沒有說明紅色高棉軍離市區有多近。
薩蘇薩坎將軍表示，他和其他國家領導者會「繼續指揮軍政府，直到和平到來」。他還表示，美國人「將繼續援助我們，儘管他們暫時將大使館撤離」。
他說因為機場遭到轟炸，美國人無法帶著補給著陸，但是美國飛機會在金邊和被隔離的波蘿勉、茶膠和貢布等省會城市空投彈藥、燃料和實物。我們在金邊沒有發現任何空投物品。
薩蘇薩坎將軍說：「我們還向其他國家和人道主義組織提出請求，希望他們能幫助提供食物供給。」
在這次簡短的演說最後，他說二十四小時戒嚴規定將從中午開始施行，即在他所做演說結束後的五分鐘。
通常，戒嚴是從晚上9點至第二天早上5點，但三天前，時間提前到了晚上7點。
這次戒嚴並沒有引起恐慌，但隨著城西地區戰事的消息走漏到城裡，更多的人開始慌張起來。
當通訊線路因卡姆博發射站遭襲而中斷後，郵局裡負責國際電話的四位電話接線員坐在安靜的總機前，平靜地織起了衣服。一位美國人走進來想要打個電話時，其中一位接線員停下手中的針織活兒，抬頭看著那個美國人說：「如果你要離開這個國家，要我一起的話，我肯定立即叫上全家人跟你走」。
政府職員面色緊張地聚集在走廊裡，焦急地討論著新聞。外國人要使他們振奮起來的努力也都沒有效果。柬埔寨人以其迷人的笑容而著稱，但今天沒有一個人的臉上有如此表情。
然而，真正困苦不堪的還是從機場沿路而來的難民。他們中有一些是從難民營中出來的，整場戰爭中都在逃離，逃離一個又一個的戰場。
「我已經丟了好幾個孩子，」汶承對一位停下來與他交流的記者說道，「我們在逃跑時把他們弄丟了。我們走散了。」
這位農民四十四歲，他的妻子和六個孩子聚集在他身邊。另外四個孩子走失了。
「我沒有地方可去，」他說，「我們逃難的次數太多了。」
難民匆匆地沿路走去，但並沒有驚慌失措。人流很擁擠，但並沒有暴亂。柬埔寨人對這種苦難早已習以為常了。
他們乘著牛車或騎著自行車，載著豬、雞、床墊、罐子、鍋和成捆的柴火。隊伍中有僧人，有孩子，還有士兵。有一位士兵用兩輪手推車推著家人。
有一個女孩兒，坐在自家牛車拉著的東西頂上，用手指堵住耳朵，想要擋住附近炸彈爆炸的轟響。
很難說政府軍能否守住金邊。政府軍的彈藥主要儲存在比機場更遠的地方，如果紅色高棉切斷市區與機場之間的道路，他們就切斷了政府軍最主要的彈藥補給。
有一則尚未經確認的報道稱，紅色高棉對在波成東市場發現的政府軍士兵說：「不要擔心。我們不會傷害柬埔寨人的。我們是來消滅所有美國人的」。傳遞這一報道的柬埔寨記者稱，消息是從政府軍士兵那裡得到的。
沒人清楚具體有多少美國人留在城裡，但這位記者所知的只有六位，幾乎都是記者或自由職業攝影師。
其他外國人包括十五名國際紅十字會的官員，六位聯合國官員，大約十二名西歐記者和一百五十名左右的法國公民。
除了法國人，幾乎其他所有外國人都住在金邊酒店。紅十字會的代表提請日內瓦總部，希望總部能從紅色高棉的名義領導人——流亡的西哈努克親王那裡得到許可，將金邊酒店列為中立保護區。
紅十字會的團組中有一個蘇格蘭醫療隊，在紅色高棉軍隊推進時仍在進行著手術。外科醫生邁克爾·戴利和麻醉師莫雷·卡邁克爾在比列科密列醫院救治了一些軍事指揮部爆炸中受傷的人。
「我將一直留在手術台上，直到最後一刻。」長著鬍鬚的戴利醫生說。他邊說邊洗淨手，準備下一例手術。一位士兵，躺在浸透血的擔架上，擔架橫放在手術室的瓷磚地面上。
與外界的聯繫還能維持多久尚不明瞭。卡姆博的發射站遭棄用後，一封在金邊市中心郵局內完成的急電通過人們從未見過的應急發報機發出。
新成立的軍政府在內外交困中，不斷地向駐外使館發出海底電報，宣告新的軍政府組成，並告訴使館他們所採取的措施「包括調用全國能源，實施戒嚴令，以維持秩序，保證安全」。
電文最後說到：
「我們寄望於你們，希望你們能說服駐地所在國，使他們認可我們的鬥爭和事業的正義性，要他們相信，我們尋求的唯一目標是通過與高棉軍的談判與磋商，最終達成和平。」
作者手記：在收到這封急電之後不久，紐約總部補發了一條簡短的新聞故事——國防部今天宣稱，自週六起已向柬埔寨上空進行過十七次物資空投，但空投位置並未包括金邊地區。
一位發言人補充稱，空投任務是由C-130運輸機完成，執勤飛機駐紮在泰國，隸屬於一家私營企業——伯德航空公司。發言人拒絕透露空投的具體位置。
金邊城裡怪相叢生
1975年4月15日
柬埔寨，金邊——今天，首都裡充滿了奇怪的景象，前線上的迷茫和恐懼與幾英里外樂而忘憂的冷漠形成鮮明對比。
紅色高棉軍隊就在三英里外的路上行進，而一位司機卻斜倚在路虎車的擋泥板上，一手舉著鏡子，一手拿著鑷子，拔下巴上的雜毛。
政府僱員們嬉笑地走過樓外長滿青草的林蔭道，例行每天早晨的行軍訓練——一項全國性的戰前準備項目。
一位年長的女性法國老師，金邊酒店的傳奇人物，早上慣常地坐在池邊座椅上，一如既往地穿著一件白色連衣裙，肩上披著一件白色圍巾。
她在等自己的學生，那些柬埔寨孩子。唯一不同的是，只有她一個人在水池邊，其他常來這兒的外國人和柬埔寨人都被各種事情攪擾得心煩意亂。孩子們還沒有來，但這位老師依然鎮定地坐在那兒，面容平靜。
不一會兒，一位面容扭曲的乞丐走進了酒店的大廳，他高聲哀嚎著，纏著所有在場的外國人討要財物。人們本已繃緊的神經隨著他的出現變得愈發緊張，因此所有人都多給了他一些錢，讓他趕緊走開。這個乞丐在那五分鐘裡討到的錢，可能比平時一個月討來的還要多。
在前台，接待員聽著收音機，裡面播放著愛國演說，還有軍隊將保護首都不受攻擊的保證。在聽廣播的同時，他們為客人開出賬單，這些客人想準備好隨時離開——如果有可能撤離的話。
政府電台充斥著古怪且不合時宜的節目。在播放新年音樂和民間戲劇節目時，間或插播一段警示，提醒人們在困難時期要遵守法令。
一度，有一位播音員報道稱，政府否認了關於馬德望——一座省城，柬埔寨第二大城市，距離金邊西北大約一百八十英里——受到紅色高棉的攻擊的傳言。播音員並沒有描述傳言的內容，他只是說傳言是假的，所有馬德望的人民「都團結一致，決心繼續鬥爭」。
這個最近幾天已經傳遍四方的傳言說的是，馬德望已經向紅色高棉軍投降了。而這只不過是現在首都風傳的各種傳言中的一個。其中一個傳言說，一隊工人正在清理舊時的皇家宮殿，準備迎接西哈努克親王歸來。另外一個傳言說，總指揮部官員們拒絕接受調往前線的命令。還有傳言說，一些政府軍部隊已經停止戰鬥，正與向前推進的紅色高棉軍商議和解。
紅色高棉軍節節勝利，美國方面支援停止……柬埔寨軍事領袖接到了一封一個美國人的電文，電文寫到：「我為我們國家完全忽略了高棉人民而道歉，我們未曾想到他們會為自由如此勇敢地戰鬥。我深感羞愧。」發出電文的是馬克·貝倫特，他之前是美國駐柬埔寨大使館的助理空軍武官，現在已經退休，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梅泰裡。